年輕時讀到《五柳先生傳》，一下子便被吸引了。「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好讀書不求甚解」，也覺新奇灑脫。這和先賢韓愈講的「術業有專攻」，和老師們聒噪的「精讀慎思」，怎麼瞧都帶點彆扭的味兒。這點迷惘困惑一直縈繞了幾十年，以至於一直以為陶淵明老先生是在自嘲，是隨便的一句調侃。後來漸漸地步人中年，心中眼中浮翳漸去，才曉得那是一種境界，一種讀書治學的方法。
說到自己讀書治學，想了想，其實是沒有什麼章法的。「文革」時在部隊鍛煉，有條件偷偷讀到《二十四史》，但每天不停地看「本紀」、「世家」、「列傳」之類，有點「千篇一律」的感覺。那固然比「三忠於」、「四無限」之類的事兒有意思，但還是不能滿足，只好見書就讀。從《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到《奇門遁甲》，從《儒法鬥爭史》到《基督山伯爵》，今天讀《皮克威克外傳》，明天又是《宋元學案》；忽而讀到《第二次握手》，倏然又讀《辭海》、《詩經》、《楚辭選》等等什麼的。看見什麼讀什麼，摸到什麼讀什麼。為名為利研讀治學的心思不但沒有，連想想也自覺渺茫而且「有罪」。
當時讀到的書都是戰友、朋友暗地傳借的，有的有個封皮兒，有的沒有，既無頭也無尾，爛得像用久了的尿布片子。讀到最後，只記得幾個片斷情節，著述人是誰、何時出版、定價幾何，統統都懵懂。然而，就是這般瘟頭瘟腦地讀了去，居然也得了不少的文史哲知識。後來，條件好了，有條件系統地連綴貫串一下，也就成了有用的知識。寫《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原始積累就在這個時期。當時真的沒什麼目的，有點像一隻飢餓的羊，到了一片草地，見什麼草都拚命吃。有一個詞現在很少用了，那叫「羊狠」。
所以我認為，讀書也好，治學也好，是不宜給自己劃定一個框子的，相反應該隨緣。倘使你要當馮友蘭，要當任繼愈，當孟森，當戴逸，當周遠廉、馮其庸這樣的，那也是非有興趣不可。博之外非要下功夫「求其甚解」。這些先生的文章道德都建立在嚴謹的邏輯思維上，精金美玉般琢磨鑽研，苦心孤詣地構架。那是他們講究讀書治學的「博」與「專」使然。但若是二月河之輩，雖也講個興趣，但似乎就不妨粗放些了。即使有點「豬八戒吃人參果」，一吞而下，快何如之？而且人參果的營養也未見流失。
所以要根據你自身的條件來辦，這就是我想說的「緣」。讀書本身就比打麻將有意思，是其樂無窮的事。讀書不求甚解也其樂無窮；讀書偶得甚解，則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於初涉學堂的青少年，更不宜畫地為牢。套一句《山門》裡的詞兒——「哪裡討，煙蓑雨笠卷單行；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如此便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