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十幾年前，一個大雪天，我坐火車，從東京去北海道，黃昏裡，越是接近札幌，雪就下得越大，就好像，我們的火車在駛向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國家不在大地上，不在我們容身的星球上，它僅僅只存在於雪中；稍後，月亮升起來了，照在雪地裡，發出幽藍之光，給這無邊無際的白又增添了無邊無際的藍，當此之時，如果我們不是在駛向一個傳說中的太虛國度，那麼，連我自己都不相信。
有一對年老的夫婦，就坐在我的對面，跟我一樣，也深深被窗外所見震驚了，老婦人的臉緊緊貼著窗玻璃朝外看，看著看著，眼睛裡便湧出了淚來，良久之後，她對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對我說：“這景色真是讓人害羞，覺得自己是多餘的，多餘得連話都不好意思說出來了。”
我一直記著這句話，記了十幾年，但是，卻也愛恨交織。它提醒我，當造化、奇境和難以想像的機緣在眼前展開之時，不要喧嚷，不要佔據，要做的，是安靜地注視，是沉默；不要在沉默中爆發，而要在沉默中繼續沉默。多年下來，我的記憶裡著實儲存了不少羞於說話之時：聖彼得堡的芭蕾舞，呼倫貝爾的玫瑰花，又或玉門關外的海市蜃樓，它們都讓我感受到言語的無用，隨之而來的，是深深的羞愧。
害羞是什麼？有人說，那其實是被加重了的謹慎和緘默。可是，人為什麼要害羞呢？其中緣由，至今莫衷一是，美國人傑羅姆·卡格恩找了滿世界的人做實驗，最終還是無法確定害羞的真正緣由，或者說他已經找到了答案：任何存在都可以導致害羞。害羞竟然無解，難怪它席捲、裹脅了如此多的人群，“甚至害羞還沒有來，我的身體就有了激烈的反應，心臟狂跳，胃裡就像藏著一隻蝴蝶般緊張不安”，傑羅姆·卡格恩的患者如是說。
不不，我說的並不是這種害羞，這是病，是必然，就像不害羞的人也可能患上感冒和肝炎；我要說的，其實是偶然——不單單看自己的體內發生了什麼，而是去看身體之外發生了什麼：明月正在破碎，花朵被露水打濕，抑或雪山瞬間傾塌，窮人偷偷地數錢。所有這些，它們以細碎而偶然的面目呈現，卻與挫敗無關，與屈辱無關，如若害羞出現和發生，那其實是我們認同和臣服了偶然，偶然的美和死亡，偶然的衛星升空和仙女下凡，它們證明的，卻是千條萬條律法的必然：必然去愛，必然去怕，必然震驚，必然恐懼。
所以，我說的害羞，不是要強制我們蜷縮在皮囊之內，而是作為一段偈語，一聲呼召，讓我們去迎接啟示：世界何其大，我們何其小；我們站在這裡，沒有死去，沒有更加徒勞，即是領受過了天大的恩典。
就像有一年，我去了越南，那一日黃昏之際，在河內街頭，我目睹過一場法事：其時，足有上百個僧人陸續抵達，坐滿了一整條長街，綠樹之下，袈裟層層疊疊，奪目的夕光映照過來，打在僧人們的臉上，打在被微風吹拂的袈裟上，就像此地不是河內，而是釋迦牟尼說法的祇園精舍；隨後，吟誦開始了，這清音梵唱先是微弱，再轉為莊嚴，轉為獅子吼，最後又回到了微弱，當它們結束的時候，一切都靜止了，飛鳥也都紛紛停落在屋頂，在場的人足足有二十分鐘全都默不作聲，就好像釋迦牟尼剛剛來過，又才剛剛離開，但就在這短暫的聚散之間，地上的可憐人接受了他的垂憐。
袈裟，綠樹，梵唱，夕光，還有羞愧得說不出話：此時言語是有用的嗎？乃至我們去看去聽的感官，難道不應該被取消嗎？應當讓這奇境和狂跳的心孤立地存在，像海市蜃樓一般地存在，如此，當我們回憶起來，才要一遍遍地去確認它的真實，確認我有過羞於說話之時。如果你沒有忘記，那麼，這些羞於說話之時，不管是寥落還是繁多，它們就是散落在你一場生涯裡的紀念碑。
是紀念碑，不是一口口的井，如若是井，你就有可能跌落下去，那便是執迷，乃至是喧嘩，害羞不值得供奉，值得供奉的僅僅是你的害羞之物，它們的衣襟裡沒有藏著刀劍，也就不存在奔你而去的役使和閹割：梵·高害羞，在星空底下乞靈，求神饒恕他的罪，一轉身便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卡夫卡，這個害羞到怯懦的保險經紀人，一邊迷戀刨花的香氣，錘子的敲打聲，說是這些才能令他感到安全，但是，當一次次的婚約逼近，他的拒絕也是幾近凶殘。這自然是極端的例證。再說今日，《生命之樹》的導演特倫斯·馬利克，說起這個人，他一生裡可謂遍佈著羞於說話的時刻，因為害羞，他幾乎不肯站在任何頒獎台上，可是，當他在拍攝這部堪稱傑出的電影時，害羞卻變成了驚人的偏執和專注，火山的爆發，星雲的漂移，潮浪的湧動，都被他繡花般記錄了下來，若非如此，便惡狼般不肯放過自己。
我一直記得這一幕：香港電影《蝴蝶》裡，名叫小葉的女孩子和名叫阿蝶的成熟女人並肩前行，空氣裡流動著情慾，因為青春總是容易叫人有恃無恐，小葉的挑逗幾乎算得上蠻橫，使得阿蝶的羞怯愈加突出，甚至引來了小葉的嘲笑，但是畫面一轉之後，在浴缸裡，當真實的魚水之歡上演，小葉就發現自己上當了，卻原來，她才是被挑逗的那一個——害羞不光只是手足無措，它也可能是一幅掛在牆上的卷軸畫，掀開它，牆壁要“轟隆隆”作響，一個遼闊的、嶄新的洞府就在眼前。
此處的害羞，不是看輕自己，而是格外看重了自己以外的東西；此處的不說話，其實是要叫話語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能夠匹配得上被它描述的物事，猶如我們的一生：不是一味地去戰勝，也不是一經碰觸便潰逃遠遁，而是不斷地想出法子，使之恰如其分；如果此時是恰如其分的，那就請此時變作行船，送我們去往他處，去迎接其他時刻的恰如其分。
無情對面是山河：羞於說話的人，往往最安靜，也最無情，他既然可以忍受最枯燥的安靜，自然也能接受必須穿越眾多枯燥的無情：革命時的呼號，受冤時的哭訴，你們只管來，我都受得起，我都發得出聲，切莫說這小小的情慾，無非是幾聲歡好時的叫喊。
可是，天分四季，月有陰晴，一枚硬幣有正反兩面，人這一世，越是在反對什麼，你就越是被反對的東西限制得更深，反之亦如此：但凡物事，你越是增添愛慾，它便越是成為你的救命稻草，但，活在凡俗的日常裡，更多時候，我們要的只是一飯一蔬，而不是救命稻草，稻草多了，造化多了，都會壓垮自己。
《慾望號街車》的作者田納西·威廉斯如此回憶他的害羞生涯之起初：“上中學，幾何課上，我走神了，往窗外看，正好看見一個迷人的姑娘，我盯著她看，沒想到，她也在盯著我看，頓時，我的臉開始發燙，而且越來越燙，從此以後，只要有人盯著我看，不管男的女的，我的臉就開始發紅，發燙。”
——實在是悲傷的事，到了這個地步，害羞已經不僅是害羞，它是病，是逆風執炬，必有燒手之患。我也是。“這景色真是讓人害羞，覺得自己是多餘的，多餘得連話都不好意思說出來了。”十幾年下來，當初那個老婦人的話，我一直都記得，而且記得越來越牢，到最後，它就變成了怪物電影裡的猛獸：我先是飼養它，又再被它反噬。我越是想扎根於更多的羞於說話之時，那種純粹而劇烈的害羞便在我身上黏附得越緊：說話的聲音，翻動書頁的聲音，乃至碰杯的聲音，都要小，都要輕，不如此便不能放心，日漸加劇之後，它便成了病，病一發作，就叫人緊張難安。
幾年來，我一直都在寫劇本，實話說吧，寫劇本這樁事情並未給我帶來什麼痛苦，唯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每一次的劇本討論會，每逢此時，我就如坐針氈，說到底，不過是十幾年前聽過的那句話又在作祟，時至今日，它已深入了我的骨髓：什麼是寫作？它就是寫，沉默地寫，不見天日地寫，它怎麼可以被說出呢？但我不說，自然有人會說，說橋段，說轉折，我一邊聽，一邊心驚肉跳；輪到我說了，我幾乎已經心如刀絞，之前的全部生涯都變作一片即將崩塌的堤岸，我每說一句話，一塊裂土就離開了堤岸，搶先落入水中。往往說到後來，巨大的虛無感降臨，我便覺得我自己是個叛徒，我不僅背叛了此前有過的羞於說話之時，也背叛了寫作，背叛了寫作中的困難、神秘、不可捉摸和一切不能被說出的東西。
我還沒有去寫，就先說出來了，這使我看上去好似一隻油滑的寄生蟲。
這便是人活於世的諸多悲哀之一種：想嫁給皇帝的人勉強做了壓寨夫人；練了十年長跑的人只能奔跑在送信的路上；其間還要夾雜多少明珠暗投，指鹿為馬，直把杭州作汴州。或早或晚，我們要活成最厭惡的那個自己，既然結局已定，我們越往前走一步，便越是在背棄自己的路上更往前了一步，而得救還遙不可及，我們仍須丟棄害羞，去爭吵，去斥責，去辯論，去滔滔不絕，唯有經過了這些，安靜下來，想起自己如何度過了無數虛妄裡的困頓和奔走，這才害羞，這才說不出話來；事實上，時代變了，你我也變了：世間照樣存在叫我們羞於說話的物事，但它們不再是雪和玫瑰花，也不再是袈裟和海市蜃樓，它們漸漸變作了我們日日製造又想日日掙脫的妄念與不堪。
我未能甘心。多少滔滔不絕的間隙，我還是想念札幌郊外的那場雪。《五燈會元》裡記錄過這麼一段——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東海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秤錘落井。”好吧，我既無法重回到十幾年前，暫且就不再將那羞於說話之時看作中心，看作一段行路的終點，而是看作浮漚，隨緣任運，無所掛礙，隨處漂流，時有時滅。說不定，到了最後，那些沉默、震驚和拜服反而會像秤錘般結結實實地落入了井中，就像十幾年前的那列火車，它沒有停，穿過太虛國度之後也沒有停，一直開進了我此刻的生活，只要我還能發現、遭逢和流連羞於說話的時刻，我就可以拿它們作為車票，不斷朝前走，一直不下車。
譬如幾年前在祁連山下。半夜裡，道路塌方，數百輛車全都堵在了一起，我下了車，在山路上閒逛的時候，突然看見了一群哭泣的羔羊。卻原來，賣羊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趕進城裡，怕時間來不及，於是，便尋了一塊空地開始了屠宰。天上的星辰伸手可及，青草的香氣在曠野上飄蕩，香氣裡，又夾雜著血腥的氣息，數十張被剝掉的羊皮就攤放在公路邊，也攤放在待宰的羔羊面前，它們除了流淚，甚至都不敢不踏過血污，走向屠宰場的中心，但它們全都在流淚，月光寒亮奪目，我看得真真切切。
終究有一隻羊發出了哀鳴，其後，暫且還擁有性命的羊羔們全都一起哀鳴起來，而月光照樣寒亮，青草的香氣照樣飄蕩，此時讓人羞怯的，不是美景，而是生死。但，在生死的交限，我，羔羊，乃至殺羊的人，卻都是無能的，我們既不能叫月光黯淡，以匹配死亡，也不能叫血腥之氣消散，以抵禦哀傷；不僅如此，就算離開這裡，我還要在更多的地方，長街和小巷，窮途和末路，我還要在更多的地方變得更加無能，一如那群羔羊，哀鳴不能使它們離開死亡，反而讓它們離死亡越來越近：我，我們，竟然置身在如此乖戾的一場生涯裡。不自禁地，我又想起了那句話：“這景色真是讓人害羞，覺得自己是多餘的，多餘得連話都不好意思說出來了。”
——只是這一回，要再說一次：讓人害羞的，說不出話的，不再是美景，而是生死，是面向生死的無能。無能的羔羊和屠宰，無能的月光和青草。無能的八千里路和十年生死兩茫茫。
又譬如更早一些時候。汶川地震之後，我們一行幾人，買了足足三輛車的食物和藥品，穿州過省，去往了距離汶川幾十公里之外的另一座小縣城。可是，當我們躲過了一路的餘震、塌方和隨時從山頂崩塌的碎石，終於趕到目的地的時候，竟然找不到可以交接的人，我接連去了好幾次官員們辦公的地方，但是，每次都被推說人手不夠，沒有人幫助卸貨，即使卸了貨，也要自己負責看管，而另外一邊，卻不斷有受了災的人來到我們的車輛邊求取藥品，如此，我的心裡便生出了怨怒，橫豎不管，開始就地卸貨，再給那些陸續湧來的人群發放藥品。
沒想到的是，來了一位官員，不光橫加阻攔，還要喝退求藥的人們，說是賑災貨物非得要統一發放不可。到了這個地步，我就再也無法忍住橫衝直撞的怨怒了，我拽住他，跟他動了手，對方當然也不會善罷甘休，叫來幾個人，追著我往四處裡跑，越是往前跑，我就越是怒火中燒，終於停下了步子，從地上撿起一根木棍，準備迎過去，我偏要看看，接下來到底會發生什麼。
終究沒有。我不僅沒有跟他們繼續毆打，而且還迅速地、滿面堆笑地跑回去，向那個官員認了錯，然後，一刻也不停地，摟緊了他的肩膀，叫他再不要出聲，他似乎也被這突至的親密嚇了一跳，懵懂裡，竟然變得順從，之後，再順著我的指引，跟我一起看十步之外的景象：一個孩子正在捕捉螢火蟲。月光下，蟋蟀在輕輕地鳴唱，灌木叢隨風起伏，一個孩子的手正在離螢火蟲越來越近。但是，這個頭上纏著繃帶的孩子卻只有一隻手。如果盯著他看一會兒，甚至能看清楚他的鼻青臉腫，這自然都是地震帶來的結果，除此之外，地震還帶走了他的另外一隻手。現在，這僅剩的一隻手正在從夜空裡伸出去，越過了草尖，越過了露水，又越過了灌木，正在離那微小的光亮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當此之時，言語是有用的嗎？悲傷和怨怒是有用的嗎？無論你是誰，親愛的，讓我們沉默下來，不說話，去看，去聽，去見證一隻抓住光亮的手，看完了，聽完了，我們還要再將此刻所見告訴別人，只因為，此刻所見既是慣常與微小，也是一切事物的總和，它們是這樣三種東西：天上降下了災難，地下橫生了屈辱，但在半空之中，到底存在一絲微弱的光亮。
——親愛的，如果它們都不能讓你羞於說話，那麼，你就是可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