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都是日本的舊都，公元794年，桓武天皇遷都至此，廢平城京、長岡京，據傳統堪輿學選定平安京，「此國山河襟帶，自然作城」。京都盆地有東山、北山、西山三面合圍，高野川、賀茂川、桂川朝南流去，確可稱「山河襟帶」。又仿長安城裡坊制，將城市劃分作橫平豎直的格局。柯南劇場版《迷宮的十字路口》有一首關於京都地名的歌謠，由北到南，將京都十條主幹道串起來唱了個遍：「丸竹夷二押御池，姐三六角蛸錦，四綾佛高松萬五……」也就是丸太町路、竹屋町路、夷川路等等。古代平安京分左右（東西）二京，右（西）京曰長安，左（東）京曰洛陽。右京地勢低窪，水患繁興，日漸衰落，於是城市中心也逐漸移往左京。「洛陽」這一古稱在京都也留存至今。城內叫「洛中」，城外為「洛外」，如今還能見到「洛陽女子學校」「洛南小學」等名稱。縱橫的棋盤間，隨處散落著歷史悠久的寺廟、神社、老鋪，動輒幾百年歷史，但京都幾經兵燹火患，這些建築多數度重建。
京都有古諺云：「都人官居五位。」意思是天子腳下的百姓抵得上五品官員。京都人有許多可矜傲的東西，悠久的歷史，受自然恩惠的風土，平安貴族流傳的文化，文雅動聽的方言——外地人難免側目，攢了許多京都人排外的故事。明治維新後，1869年國都東遷，京都遂與奈良同為舊都。從此「上京」的「京」成為東京，標準語也以關東語為本。各大企業、老字號紛紛向東都擴展勢力，香店、筆鋪、漬物店、和果子店……舊書店也不例外。
說起來，京都是日本圖書業的濫觴之地。印刷技術普及之前，書籍流通只有抄寫一途。平安時代（794-1185）中後期，漸有木版印刷的佛教經典流傳。而這些印刷物只流行於寺廟、貴族間，並未流布民間，當時貴族階層所用的文學書籍亦僅止於手抄卷本而已。
平安時代至鐮倉時代（約1185-1333）以後，新舊宗派的寺院開始有各自印刷的經典，也產生了各種版本。如春日版，即奈良法相宗興福寺的出版物，多卷子本與經折裝，以寬治二年（1088）所刊《成唯識論》最為古老。鐮倉時代，春日版大量流布，被供奉入各地寺院與神社，得以妥善保存。又如叡山版，是天台宗延歷寺所出，今有《法華文句》。其餘還有淨土教版、高野版、泉湧寺版、南都版、東大寺版等等。
鐮倉時代，儒學書籍日益多見。鐮倉後期，受宋元時代禪學書籍出版興旺之影響，以鐮倉五山、京都五山為中心，出現了寺廟開版印行的刊本，即所謂「五山版」。其與此前的寺院出版物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以復刻、仿刻宋元版為主。佛教書籍之外，還刊行了中國流入的大量類書、詩文集，亦不乏日本本土著作。到南北朝時代（1336-1392），天龍寺、臨川寺的出版事業迎來高潮，也有不少來自中國的刻工，相當活躍。
應仁之亂（1467-1477）後，京都佛教書籍的刊行略呈衰勢，寺院出版活動日漸式微，而地方實力雄厚的大名仍保有較強的出版實力。直到戰國時代的兵火平息，京都才又成為出版的中心。
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3），日本出版史有兩大事件。其一為吉利支丹版的出現，其二為大量朝鮮本的傳入。吉利支丹版即天主教傳教士為傳教與學習日語而以西洋活字印刷術出版的書籍，如《天草版平家物語》《日葡辭典》等。因德川幕府的禁教活動，鮮少傳世，即便片紙零楮，也有很高價值。室町幕府時期，漸有朝鮮版經貿易、外交等途流入日本。但大量朝鮮銅活字與銅活字本流入，還要等到明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發起壬辰倭亂與丁酉倭亂（日本稱為「文祿·慶長之役」）時的掠奪。文祿二年（1593），豐臣秀吉將擄回的銅活字獻給後陽成天皇。同年，後陽成天皇下令開版銅活字本《古文孝經》（今已不存）。慶長二年（1597），又印行《錦繡段》《勸學文》。《勸學文》跋云：「此法出朝鮮，甚無不便，因茲模寫此書。」此後至慶長八年（1603），印刷有大量書籍，即敕版慶長本，版本價值很高，亦可反映當時公家貴族學問興趣之所在。
江戶時代（1603-1867）之前的大部分時間中,京都牢牢佔據出版中心的位置，那時候的圖書，也多由寺院或官家所刻，非商業經營性質。江戶初期，仍是京都獨大，中期以後，江戶、大阪與京都競爭激烈，而在佛教、美術工藝等書籍方面，依然難追京都。直到皇權復古、明治遷都，京都出版業才真正衰頹，難追昔日隆盛。
江戶時代的出版物極為豐富，其中，佛教類圖書約佔半數，其次是儒學書籍與漢詩文集，這些被視為最正統的書籍，呼作「物之本」。繪本、御伽草紙、好色本、女訓書、料理書、旅行書等老少婦孺咸宜的趣味書，呼作「草紙」。此外，還有開本較小便於攜帶的「小草紙」，以及「一枚摺」，即「瓦版」，多見於祭典等活動，類似新聞速報。
幕府初期，並不禁行好色本（艷情作品），書肆可公然售賣，書籍目錄亦不避諱著者姓名。享保七年（1722），政府以好色本壞亂風俗、不利人心教化而一應禁行。寬政三年（1791），幕府整頓社會風氣，實行抑商重農之策。學問方面獨崇朱子學，禁陽明學，同時禁用奢侈品，禁浴場男女混浴，禁私娼藝妓，整肅出版物，艷情書刊被重教化、講義氣的物語故事取代。這些變動對不同領域的作家命運產生不小的影響——比如曾經極有人氣的流行作家山東京傳因作品多涉風月情愛，被處以刑罰，作品刻版也盡遭焚燬，而趕上時代風潮，專寫俠義小說的曲亭馬琴則一時炙手可熱。
二
京都的書店，在近世初期即已出現，最早只售賣由大阪界港傳入的漢籍（唐本）。而後，寺院或個人開始經營私刻書籍，手抄本、舊書也漸成為書店經營的內容。慶長年間（1596-1615），京都出現了日本最早的出版從業者——本屋新七。他在慶長十四年（1609）刊行古活字版《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是日本最早標注書店名的出版物。
寬永年間（1624-1645），京都湧現大量書肆，兼有印刷、出版、販賣職能。京都出版的全盛時期在元祿年間（1688-1704）。據《元祿太平記》（1702年版）載，京都有本屋七十二間，其中有林、村上、野田、善本、八尾、風月、秋田、上村、中野、武村十家最為著名，有「十哲」的美稱。其中，村上即村上平樂寺勘兵衛店，代代經營法華宗書籍，也出版醫書、啟蒙書。明治以後第十一代主人將祖業讓給別家，後更名平樂寺書店，仍繼續出版佛教書籍，常用的《東方年表》即出自這家書店。
據寬文五年（1665）版淺井了意編纂的京都地方志《京雀》載，寺町通自古為書店聚集的區域。配圖描畫生動，店前有一段延伸的木台，供客人等待。旁有木製「出箱」，盛裝書本，上有「物之本」字樣。廊下是寫著「本」二字的暖簾，屋內可見堆疊的書籍——大概可以想像江戶時期京都書店的情形。每日早晨，書店開門，將出箱、招牌搬到門前，掛上寫有「本屋」或「書肆」的暖簾，招牌上寫明「古本買賣」「儒書、佛書、和本、唐本」等字樣。往來路人或張望，或在店門口翻書，或有熟客到店內小坐——且看今日寺町通老店竹苞樓的風景，大概可以想像幾百年前的情狀。據東京有三百餘年歷史的淺倉屋書店第十一代主人回憶，從前熟客到店裡買書，會請到二樓小坐。若是大客戶，則會請他親自到倉庫內看書，還有筵席招待。有些書店還兼營藥房，賣些常見散劑，客人買了書，還會順便給家裡女眷買付藥。這是江戶舊書店的風情，亦可作參考。
住吉具慶繪《洛中洛外圖卷》（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中元祿年間京都書店的風景，店門口是過路賣花人
寬文五年（1665）版京都地方志《京雀》中所繪寺町通書店情形
江戶時代的出版商叫做「版元」，版元有自己的屋號、店面，很多直接寫著「某某書肆」的招牌，相當於中國明清時代的書坊。其時出版商與書店是合二為一的，從製作版木到印刷、發售,是連貫一系的工作。而且，店裡不僅出售自家的出版物，還有別家出版的新書及各種古舊書籍。書肆擁有版木，即擁有版權，只要通過書店聯合會（本屋仲間）獲得幕府町奉行所的許可，便可以出版、發行圖書。一些擁有版木的寺廟、私塾，也會委託書肆印行書籍。比如伊籐仁齋開創的古義堂便擁有大量藏版，請書肆發行圖書之際，可按發行數量收取費用。如古義堂藏版、享保庚子(1720)新刊、京兆文泉堂發行本《孟子古義》卷末有「古義堂藏板」之印，註明「每部有圖章記號，無是者皆屬贗本」「享保庚子新刊,京兆文泉堂發行」。
古代城市同類經營者集中在同一地域，日本稱為「同業者町」。京都二條的藥屋、夷川的傢俱屋、六條的數珠屋、西陣的吳服屋、東京神田神保町的古本屋街，又如過去北京的琉璃廠、隆福寺街，皆屬「同業者町」。據《京雀》載，當時書店多分佈在寺町御靈神社以南到五條、西堀川三條以南、一條堀川等區域。又據貞享二年（1685）刊刻的京都觀光旅遊書《京羽二重》載，書店多聚於寺町通。此時京都代表性書店多聚於寺町通、二條通、六條通、堀川附近。寺町通一帶多有禪宗、天台宗寺院，專售佛教書籍的書肆自然很多。二條通臨近乃公卿家、宮人、士家階層所居之地，故多儒書、國學書。六條通有東西二本願寺，佛書書肆亦頗繁榮。有關京都書店與寺廟的關係，與籐井文政堂主人聊天時，曾聽到這樣詳細精彩的一段：「江戶時籐井家並非專營佛教書。那時的書店，一般都有兼具出版、發售兩種責任。讀者有什麼需求，就去印什麼書，然後拿到店裡賣。跟現在做暢銷書是一個想法。京都寺廟多，老和尚教年輕僧人唸經，就需要教科書，也就是各種經典。平常行動坐臥該有何規矩，如何為檀家舉辦葬禮，各宗派都有前代師傅寫下的總結，也需整理出版。明治初年雖有廢佛毀釋、神佛分離的運動，但寺廟並沒有徹底衰敗，畢竟佛教在日本浸淫日久，勢力盤根錯節。與德川幕府世代交好的東西本願寺面對時局，轉向明治政府低頭效忠，東本願寺還響應政府號召派出大批僧侶遠赴北海道墾荒。脫亞入歐之際，許多人出國留學，回來後用哲學研究方法看待佛教，寫了很多書，我們也出版過。在我看來，明治以後佛教的發展，相對江戶時代成果更大，因為研究者更有學問，佛教也近代化了。受此恩惠，當時京都的書店很興旺。到明治二十年（1887）左右，我家就專營佛教書了。佛經主要有木版、珂羅版兩種。明治末大正初，流行銅凸版印刷，木版師傅幾乎絕跡。我家也不再出版木刻本。只有貝葉書院家的木版印刷技術至今未廢，是京都唯一的一家。」
天明八年（1788）正月晦日，鴨川東側民家遇火，因強風而瞬間蔓及五條、寺町通。黃昏時，連二條城也在大火中。這場大火是京都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火災，兩日後方止，史稱「天明大火」。當時京都市街八成以上化為灰燼，損失甚於應仁之亂。三條通一帶集中的書商也大遭毀滅。重建過程中，有些書商捨棄原址，遷居寺町，比如錢屋四郎。四郎家初代名春重，生於享保八年（1723），幼年於堀川通的書肆錢屋儀兵衛店內當學徒。寬延四年（1751）在姊小路通的寺町西口開店，獲准用主家錢屋之名，加入書林協會。二代店主春行遭遇天明大火，版木盡毀。文化二年（1805）遷居寺町御池下，即今本能寺前。同在姊小路通遭遇火災的鳩居堂也搬到寺町通，離錢屋相距不遠。錢屋四郎從此改店號曰竹苞樓，營業至今，與鳩居堂做了兩百多年的老鄰居。
明治維新後，新政府突然遷往東京，素與出版界關係密切的公家、名士也多隨往，以佛書為中心的出版活動停滯不前。歷史悠久的傳統書店因無法適應新時代而陸續關張，一些敢於創新的店主不得不遠遷東京，幸好發展大多不錯，譬如文求堂。
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大學建校，首開理工科。三十二年（1899）設法科、醫科，三十九年（1906）設文科。京都高等工藝學校、京都繪畫專門學校、京都府立醫學專門學校、同志社、立命館等也相繼開校。最初大學周邊鮮少舊書店，後來慢慢興起，終成規模，京都出版業、舊書店藉此迎來轉機。
大正末年，丸太町的書肆街約有二十五間書店。數量上雖超過寺町，但都創業於明治三十年（1897）之後。京都傳統書店主要經營佛書、和書、美術書三大類，而當時丸太町只有一間關於美術、建築的書店，其餘均以周邊大學師生為對象，經營學術、教輔書。寺町通書肆亦有發展，新開的有芸草堂、匯文堂等，此時仍可稱京都最高水準的書店街。據日本經濟學家脅村義太郎回憶，大正七年（1918）到大正十年（1921），他在第三高等學校（現在的京都大學前身之一）讀書時，丸太町東側，即岡崎、吉田學生街一帶，一家書店也沒有。出町柳附近以東、田中地區以及北部的下鴨地區，亦無一家書店。大正年間，田中、下鴨一帶住了許多學者，但他們若欲購書，最近也得走到丸太町。
三
上世紀20年代中期，進入昭和時代以後，京都市內大學機構擴充，交通發展，對書店街的發展又產生不小影響。如市內開通熊野神社以北至京大西北角、百萬遍區域的路面電車，京大農學部前至銀閣寺前，以及百萬遍至今出川、丸太町鋪設了電車軌道，白川通、百萬遍區域也逐漸有了書店的身影。但昭和初年，經濟蕭條，京都不少古本屋無力招聘店員，無法繼續營業，頗有倒閉關張、書籍流散者。
京大出身的日本史學家林屋辰三郎在隨筆集《歷史·京都·藝能》中回憶道：「昭和十年（1935）左右，我的學生時代，京都的古本屋也屬同業者町。從北白川附近的住處出發，首先是銀閣寺道到百萬遍這一段，由南到北呈之字形的第一區。接著熊野神社到寺町，丸太町通兩側是最為密集的第二區。再去往寺町通一帶，即丸太町往南到五條為止的區域。如此逛下來，大抵已能滿足古書之用。」
二戰期間，京都雖未遭空襲，但還是深受戰爭影響。許多店主、店員都被徵召出兵，留下家眷艱難照料生意，不少店舖不得不關張。戰爭後期，為躲避空襲而強制避難，又有許多書店倒閉。戰後，大量讀者來到京都買書，許多外地書商也紛紛到此搜書，京都市民紛紛出售自家藏書換取柴米度日。不少寺廟在農地改革中喪失領地，財產管理混亂，遂將自古以來的藏書、書畫、古文書倒賣給舊書店，藉此維持生計。其中，也有不少被當做廢紙化為紙漿。
京都八阪神社西樓門（明治時期）
八阪神社西樓門外的四條通（明治時期）
20世紀初的京都書店
20世紀初的京都紙筆墨店
戰後百廢待興，京都的舊書業漸漸恢復發展。數十年來，舊書店漸由原先相對集中的狀態散往市內各處。不過，書店與書店之間的地理距離並不甚遠，雖從某片區逛到下一個片區也要費些工夫，但彼此並不孤立隔絕。
在昭和時代，新書店與舊書店的概念區分依然較為模糊，很多新書店同時經營舊書。直到現在，「古本屋」與「古書店」也沒有嚴格界限。一般來說，將古籍、珍本稱為「古書」，比新品便宜的普通書籍叫做「古本」。京都專營古書的，有眾星堂、志滿家，都在寺町區域。不少店都兼營二者，如紫陽書院、朋友書店。另外還有一種舊書店用語，將專門書、絕版書一類難得的舊書稱為「黑色本」，將新出的並不那麼難得的小說、漫畫稱為「白色本」。平成（元年為1989年）以來，出版形式、圖書載體、購買模式均呈多樣化，傳統古本屋生意確不如前。90年代開始流行「新古書店」，即回收新刊漫畫、教科書、光碟，再以極低的價格出售，風靡日本的Book Off即屬此類。
現在，京都的古舊書店若以年代區分，大略有三類：其一，從江戶時代繼承家業的傳統古本店。如下京區寺町五條以北的籐井文政堂，寺町三條、本能寺對面的佐佐木竹苞書樓。其二，明治時期或昭和初年創立的書店，創建之初一開風氣，百餘年來歷盡風霜。關張者有之，更換字號者有之，風燭殘年者有之，煥發新生命者亦有之。如匯文堂、臨川書店、菊雄書店、其中堂、福田屋書店、萩書房、思文閣、竹岡書店、富山房等。其三，創業年齡較短者。此類風格最為多樣，有不少一改傳統舊書店的格局、氛圍，獨樹一幟。如朋友書店、中井書房、紫陽書院、善行堂、山崎書店等，包括一些尚未加入古書協會的年輕書店，如町家古本。
創業於上世紀20年代的浮世繪、版畫、繪卷專營店大書堂，地處寺町通京極商店街，頗受外國人喜愛。店主是一對很有風度的兄弟。店內琳琅滿目，惹人流連
若以各自主營圖書類別區分，大略有四類：其一，綜合類。如書砦梁山泊、中井書房、萩書房、菊雄書店、富山房、福田屋等。其二，與中國相關者。如朋友書店、匯文堂、紫陽書院。其中漢籍的個人收藏以紫陽書院店主為最，引進中國圖書則以朋友書店最為迅速、專業。東海書店、高畑書店、中文出版社曾也引領京都中文書籍一時風氣，可惜因經營等問題皆已無門市，惟故友偶爾聯繫店主，詢問舊藏，或可覓得一二。其三，專營版畫者。如大書堂、赤尾照文堂、繪草子等。其四，佛書類。如其中堂、籐井文政堂、三密堂、文榮堂、谷書店等。
若以地域區分，主要有五類：其一，河原町、寺町通一帶。其二，百萬遍京大圈。其三，同志社大學附近。其四，美術館、丸太町通周邊。其五，一乘寺近旁。以前二者分佈最密，後三者略稀疏。不過一乘寺雖屬洛北，卻為京都新興文藝聚集地，是故此處舊書店雖然新且少，實力亦不容小覷。
早在元祿、享保年間（1688-1735），京都各家書店（出版商）已形成官方默認的聯合會，即「本屋仲間」，又云「書林仲間」。幕府通過書店聯合會規範出版業，監管禁書，防止惡性競爭。政府不定期公佈禁書目錄，由各地書商翻刻周知。這種做法在昭和年間的舊書店聯合會雜誌《日本古書通信》中仍可見到。幕府對同業聯盟的管理幾經變更，天保改革(1830-1843)時曾一度下令取消全國各大商人、職人聯合會。其時，書店若要出版圖書，則需直接取得町奉行所的許可。到嘉永六年（1853），京都本屋仲間再度恢復。1931年，東京成立了古書籍商同業公會（「東京古書籍商組合」），次年結成全國古書籍商聯盟。1947年，全國「古書籍商組合連合會」成立。1996年開設網站「日本古本屋」，類似孔夫子舊書網，如今有兩千餘家舊書店加盟。京都也有「古書籍商業協同組合」，歷史已近百年，有加盟店一百餘家。通過京都古書協會的網頁可搜索市內舊書店圖書，不過京都舊書店的觀念似要比東京、大阪保守許多，有網店的店家已很難得，能在網上放出自家書目的更是鳳毛麟角。因此在京都，依然能找到逛舊書店的感覺——非得到店裡親自過目才有所得。
京都舊書店中，還有一批熱心者組成京都古書研究會，目前有二十家，如井上書店、赤尾照文堂、三密堂、其中堂、紫陽書院、萩書房、津田書店等。1978年8月，研究會發行季刊《京古本屋往來》，每份六十日元。英美文學研究者、隨筆作家、和紙研究家壽岳文章（1900-1992）作刊首語《新風喲，吹吧——〈京古本屋往來〉創刊之際》，譯介如下：
大正時代，中學優等生的我每月只有一回空暇去丸太町通的古本屋散步，乃是無上的樂趣。禮拜天也不閉店。上午九點左右，乘電車到寺町丸太町通下來往東，鴨川橋畔南側有書店。主人很沉默，對書極熟悉。如今回想起來，我日後治英國文學，也與當年在這間店裡的耳濡目染不無關聯。
當時，總是在這間舊書店悠然閒逛。買兩三冊英文書，穿過橋，將道路南側的舊書店一間一間逛過去。回到熊野神社前，已近正午，腹中飢餓。午後在道路北側的舊書店，由東向西繼續逛，這一邊好書店很多。逛書店實在是體力活，一天下來十分疲倦。若在秋冬，黃昏時，橋畔已沉浸在濃重暮色中。
還記得曾於竹苞樓修業的羽田竹仙堂、享有盛譽的其中堂、貝葉書院。
往昔京都古本屋那不可思議令人心動的感覺，如今還在麼？若有，就在過去的基礎上加深。若無，那就再尋回罷。我是何等的期待，期待那新風吹來，望諸君共勉。
1.《京古本屋往來》創刊號（1978年8月） 2.3.《京古本屋往來》創刊號裡的京都古書店分佈圖
這本雜誌內容豐富，圖文並茂，有舊書店介紹、書業掌故、新進書目等內容，也常請當時京都的知名學者、文人撰文，已成為瞭解京都舊書業史的重要資料。
1992年10月15日，《京古本屋往來》發行第五十號，有個很有趣的活動，讓舊書店店主們展望十一年後，即該雜誌第一百號時的未來。菊雄書店當時剛剛成立公司，只有五位社員，希望十一年後可以擴大生意規模——如今他們早做到了。福田屋書店的主人希望自己的趣味可以不僅局限於美術——小林隆雄先生愛好將棋、陶器，他的兒子正熱心學習版本、古文字學，他們也做到了。山崎書店希望未來能一直專注美術書——確實如此。萩書房年輕的二代主人希望能有一棟大房子，一家人將書店、書庫合併於一——也有未實現的夢想。翻閱故紙時看到這些，對照今日，或笑或歎，很感慨。
2003年，《京古本屋往來》一百號發行，至此休刊。2008年秋，京都古書研究會的新刊物《出帆》面世，一年一刊，已出到第四期，內容比《京古本屋往來》單薄不少。
而今買書，大半網購，然而逛舊書店的趣味，還是無法取代，每到店裡，都忍不住買幾本。只有這樣，才是完成了「逛書店」的過程，也不致對店主太抱歉。與店主的交誼也令我難忘，他們往往有滿懷閒話與八卦，只要時機適宜，言語契合，就會講很久。而我只需細細聽取，即可消磨大半日辰光。比如喜歡聽匯文堂女主人談論昔日京都學派諸賢舊事；常與福田屋的小林隆雄先生聊些生活瑣事；紫陽書院的鐮倉夫婦，各有所長，極為熱心；中井書房的主人謙虛熱心，自號「藏書一代」，不求將店傳諸後世，只求盡心盡力，總能在他那裡淘到驚喜的書；善行堂主人博學有趣，聽他談昭和時代的小說、詩歌，再合適不過；山崎書店主人擅長繪畫，特立獨行，待人又極溫和；富山房書店的母女皆溫柔親切；臨川書店每個月的古本即賣會最令人牽掛……
昭和五十年（1975）三月十日《洛味》有宮崎市定先生一篇《古本屋盛衰記》，文辭真切，貿然譯出，作為本篇收束：
我考上京大時是大正末年，因此那之後五十餘年，約半世紀以來，都在京都生活。其間雖親身體會種種變化，而與我關係最密者，其一為古本屋。不過我囊中羞澀，並不能買太昂貴的，因此不是很吃得開，只是靜觀其變遷而已。
我以為，大正末年，京都古本屋似有兩大系統。一是以寺町為中心、有淵源的老店，其中恐怕不少是從江戶時代延續而來吧。因此主售和本、漢籍、美術書籍等等，半為古董，級別甚高。顧客亦為特殊的內行、收藏家，是我等清貧學生很難接近的存在。好容易得一冊一年一出的目錄集，朝裡望一望，又見諸如不可光問價不買東西、久留無益等語。與之相反，可以輕鬆進入的是東丸太町通的古本屋，恐怕是京大建校以來專為學生而開的吧。當時市內電車只到熊野神社為止，所以書店大多集中面臨在電車沿線。
當時的大學無論國立私立，如今看來規模都很小，因此學生數也不多。隨著各處設施逐漸擴張，各處也誕生了古本屋的群體。北部大谷大學，往下同志社大學、立命館大學，一直往南以龍谷大學為中心，周圍漸有三四家或六七家古本屋，直到今日。伴隨市內電車今出川線的開通，以百萬遍為中心，四方也有了新店，如今也許是規模最大的一處，比以前東丸太町更盛。
相似的變化在寺町也有。到大正末年，市內電車有東環線，二條以北穿過寺町通，以南穿過木屋町通，該線路廢止後，開通了河原町線，寺町就成了背街小巷。因此就有店遷到河原町，或者開新店。
未必是說只要越熱鬧的地方就越適合開書店，比如四條通就沒有孕育古本屋。四條西洞院有一家很大的店，不知什麼時候也關張了。往新京極四條出口有一家店，一時看來似乎相當熱鬧，卻也未長久，也許僅靠顧客多是做不成生意的吧。可見所謂的地理條件是很難講的。概言之，幾乎不必擔心古本屋之間的惡性競爭，反而孤立無援才是很危險的。
近來古書展銷會專利用百貨商店，但過去百貨店裡並沒有開辦會場。據我所知，離京都賓館不遠,是昭和圖書館的展銷會。聽說之前是在六盛俱樂部舉行，這我不大清楚。近來痛感出入展銷會的人們風度儀態變得甚壞。過去的人們，若說是對書感興趣，就會很懂得作為讀書人的禮儀與謙恭。出入安靜，溫柔地取書閱讀。即使是商品，書籍也和市場上那些茄子南瓜判然有別。
近來的書，已完全變成商品和盈利對象。要買書，並不是為了讀書而愛書，卻是將其當成投資對像來珍重。因而客人泥沙俱下，完全適用於搶購這樣的詞。那些撥開人群、橫衝直撞的，毫無讀書人該有的樣子。所以展銷會頭一日，剛開始最好不要趕著去。到快結束的時候，人影變得稀疏後再去，悠然閒逛才好。這時也有不可思議者，能見到那些搜尋有關烹飪、縫紉書籍的主婦，真是少見。
最近顧客風度差，可能是會場狹窄、人流密集之過吧。昭和圖書館那會兒，好幾十疊的大屋子，四面平列兩排書架，內外皆可邊走邊看。看書時，因為下面是榻榻米，所以可以坐下看。空間有餘裕，也不致手伸到別人面前取書。
東京的規模，總是比京都大了好幾倍。前些日去日本橋的東急百貨店看古書展，會場軒敞，所陳列的書，皆可散步其間，閱覽書名。一冊一冊書像卡片一樣擺放著，必須打開才能看到內容，誰都沒有翻過就被舊書店主人帶回去的書也很多吧。另外，神保町、赤門前古本屋街的盛況，也值我等京都人羨望。
古本屋是該街區文化程度的表徵。這放諸四海亦通用，歐洲的話，無論怎麼說，巴黎好像是發源地。因為古本屋負擔著非常重要的文化使命。每日從印刷廠出來的大量新刊書籍，大部分被當做消費品，又回到造紙廠。其中，只有可作為長久財富的優秀書籍才能二度三度回到古本屋的店裡。總之，新書是否能有傳之後世的長久生命力，首先要經過古本屋的篩選。當然，這其中也有讀者的需要，讀者無論如何也是影子般的存在，而直接作出判斷的當然是古本屋。如果不通過這裡成為古本，也不能重現市場。這正是新書和舊書的根本性區別。新書書店只需要從相關公司半機械性地接受書籍，排在店內就可，並不需要多大的鑒別能力就能買賣，而古本屋則非如此。可以說，這是需要廣博深厚之學識的專門職業。
但這手續還有一則前提，即讀者要買新書。如果讀者有眼光，多多買進即使作為舊書也能有市場的新書，再將之賣成舊書，古本業亦因此繁榮。一開始就只當成消費品來購買的新書，讀完後棄置，也就不能回流到舊書店了。
所以，主體無論如何也是讀者。印刷文化不論盛衰，都取決於讀者的態度。好書被售賣也好，流往古本屋也罷，皆由讀者而定。再換句話說，給閱讀好書的人們以金錢和時間，是最重要的文化振興策略。人們將之視為消費品用之即棄，那麼也很難孕育出什麼文化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