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在我們身後塌落消散，留下幾條線索，讓我們試圖藉以修復。絕望的任務。歷史由當下塑造。
帶著親愛的駱駝和小狗走過大半個澳大利亞，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如果我專注心力的話，可以追溯回某個特定地點的閃亮瞬間，回想起我對動物們的感情和走進那片超凡景貌中的喜悅，以及當一些潛在致命的小錯發生，讓我認清那片大地的中立態度時，心中慌亂的恐懼。但它們很快消失不見。
我在抵達印度洋——旅程的終點——兩年後，寫出這本書。在地球彼岸一處簡陋的小公寓裡，非凡的回憶壯舉發生了，讓完整的九個月——2000公里路途中的每一處營地——變得清澈（或者當時在我看來如此）。但書一旦出版後，記憶就開始褪色，就好像書偷走了記憶。真正的旅途，我在旅行時是誰，全部塌落了，只留下一個名叫Tracks（《我獨自穿越沙漠，領悟了安全感和自由》）的相似品，以及幾張年輕女人的照片，我很難認同她就是我。
照片都很精彩，但自我見到的那一刻起，它們就讓我不自在。我能初步理解，它們代表主觀能動的缺失，還有，那趟旅行——我的旅行，最終會被它的重構品納入。我是對的。它先是被我自己的書挾持了，然後是瑞克的照片，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一部幾乎與「真實發生的事情」毫無瓜葛的電影挾持。
所以我還能給這本瘋瘋癲癲的書補充什麼呢？一本從來無意去寫的書，一本早在我把自己當成作家之前寫的書，然而自出版之後，它就從來沒有絕版過。那三十載中，我有幾次機會去磨掉一些粗糲的稜角，但我一直決定不那麼做，無論它的風格多麼粗俗，它是用神韻、信心以及追求真理的激情寫就的——為了給我自己的行為撐腰：保留它吧。瑞克·斯莫蘭的幾張照片也收錄在這個版本裡。我現在無條件地熱愛它們。它們或許排擠了真實記憶，但它們不是很美好嗎？畢竟，那也是他的旅行。
我最經常被問到的問題是「為什麼」。或許更中肯的問題是，為什麼沒有更多的人試圖擺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限制呢？如果《我獨自穿越沙漠，領悟了安全感和自由》這本書有什麼寓意，那就是，一個人應該意識到，對順從的要求看似自然，其實只是因為熟悉。無論哪裡有遵從的壓力（一個人的遵從經常有益於另一個人的權力），哪裡就有抵抗的需要。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人們應該放下他們正在做的事，奔向更狂野的地方，肯定不是讓他們倣傚我的做法。我是說，一個人應該在最普遍的情況下，選擇冒險。心智的冒險，或者用一個更古典的詞——精神。
從我的角度看，那個問題要麼根本沒有答案，要麼就是答案太複雜，有太多方面，以至於長篇大論也沒有意義。我希望行動本身勝於解說。誰不想進入那片優美的沙漠呢？而且帶著駱駝是穿越它最明智的辦法（我負擔不起卡車）。但即使我試圖給出一個簡單的回答，我也不再是那個對自己的生命做出決定的人了。我和她關係親密，甚至偶爾為她感到驕傲，但她不是我。
那麼她是誰？要回答那個問題，你得對她那個時代有些瞭解——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什麼似乎都有可能，發達世界的狀況正被它的年輕一代徹底審視。
我們很幸運地只經歷了戰後繁榮。我們不為錢發愁。我們在其他方面擔心未來——核彈，冷戰和它的各種熱點地區，生態崩潰。我們分租房屋，學習有彈性並節儉地生活。我們形成親密的友誼，似乎有生物紐帶的韌性，它們的本意正是去複製生物紐帶。你可以選擇不去參與政治，但你無法迴避政治。它在你呼吸的空氣裡。而且政治曾經關乎正義。它曾是高尚的氣節，與職業政客卑劣的權力鬥爭無關。
我們反對戰後核心小家庭的封閉，它對安全和安保的關注，尤其是它對女人應該留在家庭領域的設想。我們想去理解塑造社會的政治力量，想去理解廣大的世界都在挨餓時，我們為何得以享受物質幸福的不公，理解階級、種族、性別間權力和機會的失衡。但對我這樣的人來說，或許最重要的是，沒有什麼和自由一樣重要。自己做決定、做自己的自由。這種志向免不了涉及冒險，同時釋放了學習、發現和轉化的機會。
我的描述當然是老生常談，現實的變數更大，也複雜得多（我們被寵壞了，也自私），但沒有人可以遠離他們時代的陳規而活。我到愛麗絲泉去，至少部分是因為被那個時代的承諾、追求和正義感的勢頭驅使。
原住民的土地權益最近被立法通過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理想主義者從城裡來到愛麗絲泉，實施那套法律，或者建立旨在授權給原住民的組織。我沒有直接參與這項社會運動（我忙著訓練駱駝和打造鞍座），但我肯定是旅行者中的一個，傾向於「左翼」思想，這更多的是因為我不喜歡另一邊，而非我多熱心地認同這一邊。儘管我當時還不是個作家，但已經有了作家的敏感度。作家的任務是從獨立的視角觀看世界，並且說出你看到的真相。那在當時的愛麗絲泉不是一件易事（從來都不是一件易事）。存在一個「正確的」政治見解，如果你不是100%支持那個見解，就有人指控你為對方提供燃料。我在那種道德壓力下感到的不適一直伴隨了我一輩子，讓我永遠謹防固定意識形態的盲目性。
從那以後，幾種相互衝突的政治觀點在原住民社區內部出現，那只會是好事。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已經對原住民正式道歉。那對他們會有多大的好處，誰說得清呢？
現在還能不能用同樣的方式這樣旅行？不，絕對不能了。那裡會有更多的人用更多的方法監視你，有更多的繁文縟節阻止你，更多禁區，更多柵欄，更多車輛，更多管制。不管你多麼努力嘗試，新的通信科技會讓迷路變得不可能。我出發的時候，仍有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穿越那片鄉野，躲開任何雷達，對你自己的生命負全部責任。
同樣，隱私的概念變了，現在對它的保護慾望幾乎成了讓人起疑的理由。我的決定背後的動機，極度個人、私密，收了一家雜誌社的錢都感覺像是自我背叛。我懷疑現在那會被認為是反常。
20世紀70年代早期，團體旅遊和買部四驅車開車到鄉間旅遊開始成了時尚。當時這就讓我震驚，坐在那些車裡的人大多數時間都被封閉起來，他們加速駛過所處的環境，都沒有真正去看，去聯結。他們的車裡裝有雙向無線對講機，他們有防曬霜、空調、特別的叢林服裝、冰箱。他們似乎有滿車的東西，這些東西把他們和身處的地方隔絕開來。因為當你理解了那片鄉野，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帶最少的裝備漫遊其中。
我想卸下負擔，減少不必要的東西。從字面意義上說，這個過程是不斷留下任何與我的需要無關的東西，隱喻性地說，或者從形而上學的意義講，是擺脫我的精神包袱。
這本書的核心，我認為，在某個片刻，是減負為另一種意識的浮現提供了空間。某種程度上，我懷疑自己一直沒有恢復過來。它與放棄邊界有關（最初很嚇人），以及與我周圍的一切融合的知覺。我盡力避免神秘主義的語言，平心靜氣地描述這一現象。
當然，我與我的環境非常和諧，對事物的相互聯繫有意識——那個網絡，或者網，我們都是它的一個部分。與一位原住民的老人埃迪先生一起旅行，讓我調適好，去接受那個變化，同時，我希望我這樣想不算冒昧，即新的心境或許跟傳統原住民與地方聯繫的方式有所相似。正當其餘的世界開始理解這門如此精深學問的價值時，它卻變得稀有了，這真是歷史上的一個諷刺。歐洲人的澳大利亞只存在了兩百年，但在那段時間裡，我們的鄉野遭受了巨大的破壞。
沙漠系統對未經訓練的眼睛依舊原始，它已經被牛群糟蹋，被外來物種折磨得失常。一波又一波的滅絕已然發生，那個進程仍在加速。我有親自體驗，寫過這件事：在乾旱期間穿越吉布森的沙漠地區，發現它生機勃勃，有大量食物供我的動物吃。接著，一個月之後，到達第一個田園柵欄時，卻發現真正的沙漠開始了——一個沙坑裡滿是要死不死的小公牛，除了有毒的松節油灌木，沒有地被植物。那條邊界柵欄標誌著整個旅行中最沮喪的過渡線。
但我怎麼會知道，僅僅三十年，我那麼瞭解的景貌會改頭換面到讓我覺得回去會很難、很痛苦的地步？
有時，我坐在沙岡上看落日，沙子裡會有精細潦草的小小路跡，是蜥蜴、袋鼬和特定昆蟲留下的。會有眼斑巨蜥的拖痕，蛇的漂亮凹坑，袋鼠的長尾壓痕，鴯鹋的三爪腳印。晚上，那些傻氣好奇的鳥兒會進入我的營地，澳洲野狗會在附近嚎叫，整夜都有小袋鼠的砰砰聲和本地小生物的窸窣蹦跳聲。現在，這些動物大多很罕見，或者消失了。它們的路跡被駱駝的爪墊、貓的足跡、狐狸腳印和兔子洞替代。不管你往哪兒看，這些新的圖案和標記都遍佈大地，就像菌絲的網。在其他地區，從非洲引進的深綠色水牛草已經佔地為王，扼制下面的一切，改變了澳洲內陸的獨特色板。
有時我覺得這些變化太鬧心，以至於我完全不想再去沙漠。其他時候，我覺得所謂鄉愁，愁的就是一種無論怎樣都不能再現的經歷，就是人和思維的方式，而他們最合適的位置是曾經。這片沙漠屬於另一個「現在」，去比較，很傻。
正如《我獨自穿越沙漠，領悟了安全感和自由》裡那個年輕女人明智地說過的：「駱駝之旅不會開始，也不會結束，它只會改變形式。」
羅賓·戴維森，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