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
基貝拉——非洲最大的城市貧民窟，內羅畢一塊2.5平方公里內容納近百萬人的巨大有機生命體。早在19世紀初，這片地方由英國殖民政府撥給英皇非洲步槍隊的努比亞退役軍人，他們用自己的語言「基貝拉」為這裡命名，意思是「森林」。
身處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的眼皮子底下，基貝拉榮登「世界上被研究得最深入的貧民窟」寶座，各種NGO也在這裡設立據點：卡羅來納基貝拉（Carolina for Kibera），這個由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學生建立的組織在基貝拉最有聲望，「肯尼亞的兒子」奧巴馬還是參議員時曾訪問過他們的青年中心。其他各種名稱的組織也比比皆是：「基貝拉貧民窟基金」「永恆的園丁」「基貝拉計劃」「基貝拉英國」等。
《是非洲》一書裡對基貝拉的描述是：
「……最危險的時候是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五以後，那時人們上個月賺的錢差不多用光，無業者藉著酒勁，在夜裡搶劫當地居民，或者強姦女孩子；16至25歲的女孩子裡，有一半人曾有身孕，很多是意外懷孕或者強姦所致。」
「一旦入夜，基貝拉就開始露出它猙獰的面目。晚上九點以後，這裡的居民們不敢外出，因為搶劫無處不在。不能出門，許多人在夜晚需要上廁所時便使用一種『飛行廁所』——將排泄物裝進塑料袋，扔出窗外。」
2012年有整整一個月，我在基貝拉的Hot Sun電影學校做紀錄片拍攝的志願工作。
從我的住處坐十分鐘馬他突，在奧林匹克路口跳下，順著唯一的主街走下去，很容易就找到了Hot Sun。沒有人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沒有人上來翻我的口袋，大家都在有條不紊地過自己的生活。我甚至沒有身處基貝拉的異樣感覺。路那麼寬闊，商店那麼繁榮，甚至連我想買很久的橡皮筋都很容易找到了，價格便宜得讓人吃驚。
我可以在這裡活下去，我心想。
討人厭的觀光客
貧民窟遊覽——讓人汗顏的全球旅遊業新利基市場。《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上映之後，在印度孟買達拉維貧民窟運營徒步游的「真實」旅行社營業額提高了25%。本地的維多利亞遊獵公司（Victoria Safaris）也在基貝拉開展「有組織的貧民窟遊覽」。徒步游的模式通常是由旅行社僱用當地人做導遊，為好奇的發達地區觀光客提供半日的徒步導遊，帶領整潔、文明、優越的他們像觀看動物園裡便溺的動物一般，對貧民窟居民混亂、不潔、低劣的居住環境指指點點，帶回一些讓人驚恐的照片，比如眼角里擠滿蒼蠅的孩子、躺在垃圾堆裡的狗的屍體或醉漢的凶悍眼神，以供向家人和朋友吹噓一番。
一項關於貧民窟組織游的民意調查顯示，本地居民抗拒外國觀光客的原因有三：一、自己的生活在觀光客的目光下暴露無遺，覺得羞恥；二、觀光客與居民之間沒有互動，觀光動機不明，居民感受到難以言說的敵意；三、觀光客既不積極促進本地社區發展，又不帶動刺激消費，無一是處。
我自認不是討人厭的觀光客。因為：一、我從不對當地居民虎視眈眈，更不會擅闖民宅，窺探他人隱私；二、我積極與本地居民友好互動，用我的三句半斯瓦希里禮貌用語——Jambo（你好）、Habari yako（你好嗎）、Mzuri sana（我很好）、Asante（謝謝）——俘獲各種店主、換拉鏈的裁縫、在市場裡賣牛下水的屠宰鋪老闆娘、開馬他突的司機等眾多人的心；三、每頓午飯我都在基貝拉的餐館裡吃，並在炎熱的下午幫襯隔壁小賣店，明知他家可樂比超市賣得還貴10先令仍堅持購買。並且，我還熱情支持當地手工業及婦女自助項目——比如去本地理髮店編辮子。
「肯尼亞女人在自己身上最大的花銷就是頭髮。」有人曾經告訴我，「每個女人一個月至少都要花上千先令換個新髮型。」最神奇的是一種叫作「太陽鳥」的髮型，假髮像豪豬一樣萬箭齊發，頂在頭上十分出彩。
由於當地人的髮型特質，纖維假髮是做髮型的必備品——即使像我這樣的長髮，也被要求提前備好三把假髮髮束。我把心儀的街拍照片給美發師看，她一下就明白了，就是玉米田。我的諸多擔憂比如編發疼不疼，能不能睡覺，能不能洗頭，洗完頭怎麼弄乾，頭皮會不會癢，可以維持多久，不想要的時候怎麼拆掉都被耐心的大姐一一撫慰，答案是：玉米田一點兒都不疼，拉線才痛不欲生；可以睡覺，可以洗頭，洗完可以吹乾；頭皮癢的話就噴一種專用頭皮保護劑，也可以輕輕抓撓或者拍頭止癢；通常可以維持一個月，不想要的時候自己就可以拆掉。
三個小時後，我頂著兩倍大的辮子頭走出美發店，只覺得臉皮緊繃，說話都有困難，對女明星打完肉毒桿菌的皮笑肉不笑有了深刻的瞭解。的確一點兒都不疼，只是晚上睡覺時十分不安心，只敢保持一種文靜的姿勢，以防辮子頭被蹭成一團亂毛。到了第四天，我就已經對發癢的頭皮忍無可忍，各種拍打抓撓齊齊上陣。第七天，我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把它拆掉。
如果想不掏錢就對本地社區做出貢獻，理髮店的老闆表示，她願意出2000先令買下我的一頭長髮。
預期
艾薩是電影學校的一個學生，家住基貝拉，有個資助他的神父哥哥。大夏天裡，他戴著邋裡邋遢的毛線帽，裡面藏著亂糟糟的從來不洗的辮子頭，鼓鼓囊囊的長線襪裡藏著小包的粉末。瘦骨嶙峋的他總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樣子，我怎麼也想不到這個孱弱的人已經35歲了。沒有人和他接近。
他趁沒人時湊近我，說：「Trix，中午你給我買午餐。」——祈使句。第一次我出於憐憫，請他去小餐館吃了一次小魚乾加烏咖喱。於是之後的每個中午，他都會湊過來，不帶表情地要求我給他買午餐。直到我終於受不了，問他：「為什麼我要給你買午餐呢？」35歲的男人，這樣放下自尊，每天向我乞要一頓飯。
「因為你是穆宗古。你能飛來肯尼亞，一定有錢。」
「預期」是肯尼亞文化中最可怕的東西，另一個學生卡納莉向我解釋。曾在德國生活一年的她，每個月都被家人預期大筆大筆地匯回外幣，儘管她本身也只是窮學生，寄居於當時的德國男友籬下。「預期壓得你透不過氣來。」她說，「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在外國的人一定有錢。」
工作一周，每天我都會在學校看到許多莫名其妙的人進進出出，一來坐上一整天，他們既不是教員，也不是學生，有時只是借用電腦查郵件，或者更新一下「臉書」（facebook）的狀態，或者只是坐在太陽地裡聊天，一聊就是幾個小時。
「我開始也不知道他們都是來做什麼的。」卡納莉說，「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往屆學生，有的因為打架鬥毆、缺席課程或者不交項目作業，被除名或延期畢業。他們學藝不精，所以拿不到項目，也找不到工作，和學習電影課程之前一樣，他們只是在基貝拉遊蕩，成為無所事事者（idler）。」
基貝拉最可怕的無所事事者是那些常年謀不到差事的人，他們蹲在空地旁，無休無止地閒聊，用廉價的私釀酒把自己灌得爛醉，可能他們的妻子就在幾米開外擺著地攤賣小魚乾，孩子們光著腳在水溝邊玩耍。無所事事者是基貝拉兒童性侵犯的最集中犯罪人群。
關於貧窮
志願進入第二周，我才有機會走進真正的基貝拉。如果沒有熟門熟路的人帶領，在基貝拉錯綜複雜的巷子裡很容易迷路。我這才知道，原來真正的基貝拉與奧林匹克寬闊平整的街道是兩個世界。
穆德莉是首批畢業的學生之一，目前在基貝拉電視台做記者，她邀請我參與手頭上的紀錄片採訪，主題是採集居民對在基貝拉活動的NGO的工作意見。我的出現——「只是為了讓紀錄片更國際化一些。」她開玩笑地說，「你只要簡介一下自己，說說為什麼來基貝拉就好。」
從政府興建的奧林匹克小學旁的一條路一直往下走，走到烏干達鐵路的軌道旁。以此為界，鐵軌的那一邊，才是真正的基貝拉龐大棚戶區。第一眼見到它，你一定會被強烈震撼——並不是因為它的貧困或其他，而是一片茫茫的銹紅色屋頂無邊無際地趴在鐵軌20米以下的凹地裡，似乎在沉默如謎地呼吸。鐵軌旁的泥路上「種」滿各色塑料袋、破布料，它們被千人踩、萬人踏後，半個身體被深深埋進土裡，只露出頭隨風飄揚，那些新丟棄的塑料袋則靜靜地覆蓋在最上層，等著被經年累月的腳步踩進土裡。這些塑料袋一路流瀉，鋪滿整面向下延伸的斜坡，形成了垃圾牆，背著麻布袋的男孩子們光著腳在牆體裡翻找。
我隨著穆德莉衝下斜坡，一陣混濁的氣味慢慢包圍上來，是混雜人的排泄物、腐朽的死水、動物的毛皮等各種物質的複雜氣味，我雖然可以步履輕快地跳過一坨坨仍清晰可辨的糞便，踢開擦過屁股的報紙，繞過瘦得只剩肋骨的野狗，但我迴避不了這種氣味。這才是基貝拉，用它的方式宣告地盤。
穆德莉選定一座小橋作為拍攝地，背景就是用泥巴和牛糞糊的一片片房子，牆面裂縫清晰可見，有的用鐵皮遮擋外部，有的則赤裸裸地露出木條脊骨；衣服晾在竹籬笆上，雞在水溝裡走，河裡填滿垃圾，小孩子們光著腳在河道裡玩耍，膽大些的爬上來大喊「你好嗎」「你好嗎」……我覺得感官都被填滿，所見之處無不刺激眼球，嗅到的是人類活動到極致時無力處理的殘餘，聽到的是孩子們絲毫不懈怠的歡喜喊聲，嘴裡卻是被堵在喉間的生澀。那些被本地人認為「心太軟（loose heart）」的人，恐怕下一刻就要吐出來。
基貝拉就是你想像的樣子，它沒有更好或更糟。
攝像機已經架好，反光板把微弱的光線打在我慘白的臉上，穆德莉問，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是Trix，來自中國。一個星期前我來到基貝拉，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棚戶區。我讀過關於這裡的文章，知道媒體對貧困和暴力的渲染，但我沒有預期會看到怎樣的場景。我的動機？像大多數觀光客一樣，出於好奇，也想知道以自己的能力可以做些什麼。幾天前我在鐵軌旁走路，一個女人背上背個嬰兒，頭上頂著一個底已經裂開的大盆，裡面的西紅柿一個一個掉出來。我在後面撿起她的西紅柿，告訴她盆底裂了，把蔬菜給我，我來幫她拿。她只是冷冷地說，我不需要你這樣幫助我，如果你真的有心幫忙，就用錢來幫助我，給我錢讓我開一個小店，讓我可以不用頂著盆去賣蔬菜。我怔在那裡不知應該怎麼做，她把西紅柿重新放進盆裡，走開。我今天想起這件事，覺得她是對的，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你看到了暴力場面嗎？
沒有。我承認一些媒體為了刺激讀者或觀眾漸漸麻木的神經，常用的手段是極力渲染極端畫面。白天的基貝拉很平和，我一個人自由走動都沒有問題，最大的麻煩是擔心迷路。最晚我在這裡待到過七點半，仍是一個人乘坐馬他突返回住處，沒有遇到過人身威脅。
能不能談談你眼中青少年的失業問題？
這不是只有基貝拉才需要面臨的問題。整個基貝拉的青少年失業率為80%，這是建立在肯尼亞全國失業率普遍較高的前提下的。僱用環節存在貪污索賄也不是肯尼亞特有的困境，即使在發達國家也屢見不鮮。人口增長，適齡人群的過度膨脹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或者科技的進步取消低技能工種，都會造成絕對失業。可我有一件事不明白。在上國旅行的一個月期間，我見到遊牧民族在條件極其艱難的情況下，仍安分地留在自己的牧區，與動物相依相守；也見過農耕民族，他們守著一畝三分地，種玉米，種甘蔗，養些雞鴨，也有牛羊，雖然生活水平不算很高，但至少一家人住在一起，有瓦遮頭，環境也舒心怡人。雖然他們掙得不多，但開銷也不大。在內羅畢，哪怕是喝口水、上個廁所都要收錢。基貝拉的大多數人口是盧奧族，傳統的領地在西部省，那裡是風景宜人、土地肥沃的地方。在我看來，留守家鄉是比跑到大城市裡打零工、在基貝拉住棚屋更好的選擇，為何還有絡繹不絕的人要擠進大城市過這樣的日子呢？
如果你有足夠的財力和權力，會為基貝拉做些什麼？
等我有了足夠財力和權力，或許就忘記要為基貝拉做些什麼了。通往財力和權力的路徑那麼漫長艱難，很容易丟失原始的初衷。基貝拉最迫切需要的，可能不僅僅是更多的廁所、下水管道、電力和診所，在免費排便、擰轉即有的自來水、源源不絕派發的抗逆轉錄病毒藥品之外，提升意識這件事或許更加重要，否則資源只會被誤用或濫用。剛才一路走過來，我不知踩到多少個「飛行廁所」。雖然讀過關於這種「塑料袋廁所」的描述，但前一個星期我從沒有真正見到，本以為它們早已經被其他方法取代，直到走到鐵軌上才知道，它們無處不在。如果你知道，今晚丟出去的排泄物明天會被自家在外玩耍的孩子踩在腳上，又被手摸進嘴裡，感染大腸桿菌和其他疾病，還會若無其事地往外扔嗎？正是因為住客都不把基貝拉當作家，都抱著總有一日我會離開的心態，把它當作候車室，當作城市生活第一步的起跳板，所以整體環境才越來越糟，反之威脅的又是住客本身的健康，這讓我想到被自身脂肪煎熬的培根。
意識又要怎樣提升呢？
我在基貝拉見到很多幼兒園、小學、教堂（天主教和新教都有），還有巨大的清真寺。表面看起來，教育和宗教都在努力地做這件事，但都走入了歧途。從教育中孩子學會競爭，學會努力佔有稀缺資源，比如名額，比如學位，比如資助人；從宗教中大人學會放棄，對自身責任的放棄，一切都交給耶穌和阿拉，自己只需渾噩度日。
城市真是人類活動產生的奇怪後果。最珍貴的生存空間反而被無情犧牲，人們擠在一起呼吸渾濁空氣，排出更多渾濁空氣以供他人呼吸。各種報告一致預測，貧民窟是未來城市的普遍聚集模式，這樣看來，人類的文明在倒退。整個宇宙在持續分裂擴大的時候，人類卻在向越來越有限的生存空間壓縮，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關係被割裂，這是違反進化規律的表現。
我聽說最新的政府計劃是，在五至十年內把基貝拉的居民全部遷徙到新的住宅區，這一片地將被徹底棄置。那麼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人湧入內羅畢。或許更好的方法是鼓勵人們留在傳統地域，讓分散的生活更加宜居。
在你看來，貧窮是什麼？穆德莉推開一直躍躍欲試想擠上前來的孩子們，追問我。
貧窮是富裕的相對。在美國，買不起車就是窮；在中國，月收入達不到最低工資線就是窮；聯合國說，每天的收入在一美元以下就是絕對的窮。桑布魯人沒有銀行賬戶，他們需要錢的時候就賣頭牛，可他們卻不覺得自己窮。我也在困惑，貧窮究竟是什麼？我在我的國家算窮人，因為我沒有固定收入，沒房沒車；但我在肯尼亞總被以為是富人，因為我是坐飛機來的穆宗古。人類已經可以上月球，可以下深海，可是人類還不能消除貧窮，只可能是因為，一些人不希望貧窮被消除。有人依賴貧窮存活，有人依賴貧窮產生的戰爭存活，有人需要借助分化變得富裕，於是貧窮變得不可缺少。如果每個人都只取必需，不過量佔有，同時在積極創造、體驗樂趣，世上的資源是否仍然不夠？人類之所以消除不了貧窮是因為不想。
好了。謝謝你接受採訪。
異食癖
基貝拉的棚戶區內也有小街，兩旁也有店舖和擺攤的小販，油鍋裡吱啦作響的是在煎非洲鯽魚，炒花生米用報紙捲成一條條地賣。我被賣石頭的吸引，讀過《是非洲》，猜測這就是可以吃的石頭——沒錯，就是它，賣石頭的女人叫它「瑪崴」。
其實，啃石頭吃土似乎對人體健康不會有什麼影響，兩歲左右的幼兒逮著機會就會把各種泥土往嘴裡抓，他們一定知道大人不瞭解的秘密。在西非和中非國家，懷孕的女人通過吃「石頭」——其實是蒙脫石或高嶺土來減輕妊娠噁心症狀，解毒，獲取礦物元素如鐵、錳、磷、銅、鎂、鉀等，並為胎兒補充鈣質。在罪惡的販奴年代，非洲人民被運到美洲之後沒有適合的黏土食用，女人們在懷孕期間為了滿足精神上的需求，嘗試各種形似的替代品，比如洗衣粉、灰燼、粉筆和塗片，這些東西當然沒有黏土富含的礦物質，只會引起腸道疾病。你可以想像西方奴隸主對於語言不通的下人一臉鄙視的場景，奴隸主稱他們的行為為不能自控的「異食癖（pica）」。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西方科學家從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美冠鸚鵡著手研究，相繼發表《吃土有益於健康》《為何食土癖被無情踐踏》等文章，美國南部的健康食品店也開始售賣加工處理後的黏土製品。我猜，維多利亞時期的奴隸中一定也有描述白人各種古怪行徑的詞語，比如「叉子手」之類，只不過由於自身處於劣勢地位，也就失去了文化的話語權。
這讓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事，是從畢淑敏的《藍色天堂》中看來的。
現如今各種旅遊手冊對高棉王朝吳哥窟的發現都以法國生物學家亨利·穆奧的版本為定論，稱其在尋找熱帶動物時，無意中在原始森林中發現吳哥遺跡，並著書《暹羅柬埔寨老撾諸王國旅行記》，把奇跡介紹給了全世界。但暹粒本地人就奇了怪了，說，我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裡，誰都知道有一座大廟宇在密林中，那裡有我們祖先的亡靈和我們的歷史，它一直都在，怎麼變成了是法國人發現的呢？為什麼我們知道就不算知道，他們知道才算是知道呢？
引申到吃土的非洲人的情況，他們完全可以說：「為什麼我們吃土就是異食癖，就是不可自控，他們研究出來後再吃土就不是怪癖，就是健康飲食呢？」
雖然賣石頭女人所說的「石頭很甜」我不能苟同，但我堅決捍衛每個人吃石頭的權利。十先令買了六塊石頭，我塞了五塊給穆德莉。我自己的那小塊，屢屢在準備丟到草叢裡時被路人期盼的眼神阻止。奇怪的是，男人們對吃石頭的行為避之唯恐不及，同行的基貝拉男性朋友連嘗嘗都不肯，似乎這舉動極為有損男子氣概。我猜這和中國男人不會抓著一把瓜子邊嗑邊話家常一個意思。
去死的權利
在肯尼亞如果跳樓不死，會被群毆還要坐牢六年。
電影學校的兩個學生在激烈討論最近的一次判例，法律對自殺未遂者的嚴懲程度又上了一個新的台階。法官的理由是，如果你真心要死，請把它作為一個私人行為完整無誤地完成，不要在公開場合滋擾民眾，擾亂社會治安；而民眾們認為，我們都這麼辛辛苦苦掙扎活著，任勞任怨，誰沒有遭過罪，你又憑什麼去死？還要浪費人力和資源來救你，這是違反上帝的旨意。
這真是我聽到的最勵志的法律了。在查閱肯尼亞刑法典後，我確信了自殺未遂的犯罪性質——第226條以一句話闡明：「任何自殺未遂的人都犯有行為不端之罪。」世界上對公民素質有高標準嚴要求的國家還包括新加坡，「自殺未遂坐牢一年」；印度刑法典第309條也列明，「任何自殺未遂或犯下類似過錯的人，會被判處長至一年的監禁，或罰款，或二者兼有」。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的一份報告，韓國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每10萬人中有31.7人自殺，印度和新加坡分列第43和44位，每10萬人中約有10人自殺，肯尼亞不在榜單的前107個國家中。
一個人對自己生命的掌控權究竟有多少？古老的年代，肯尼亞土著可以僅憑決心去死的意志就讓靈魂離開軀殼，他們大叫一聲「我死了」，就死了。他們想走就走，沒有外力可以阻擋他們。
肯式食物
我不知道肯尼亞有沒有國果，但如果讓我來評選，牛油果當之無愧。
在伊西奧洛的保羅那裡第一次嘗到牛油果——不要說我是土包子，雖然中國被列為世界第九大牛油果出產地，每年的產量有85000噸，但我就是沒在任何超市見過。那麼多牛油果究竟都去哪兒了？是做成洗面奶了嗎？還是被賣到日本料理店和軟殼蟹一起捲進壽司消失了？總之，第一次正兒八經吃到完完整整的牛油果時，我恨不得一口吐到保羅的手上。這種黏糊糊、軟塌塌的東西寡淡無味，還有肥肉的口感，怎麼能吃！保羅安慰我說，撒些鹽上去會好吃很多。
在我回到內羅畢之後，發現牛油果在肯尼亞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基貝拉賣10先令一個，食量小的人一頓飯吃個牛油果就飽了；吃烤肉時配菜裡也有牛油果，和番茄、黃瓜、洋蔥、辣椒拌在一起叫作蔬菜沙拉；水果攤還會當場做水果沙拉，80先令一大碗，紅、白、黃、橙、綠五色俱全——西瓜、香蕉、菠蘿、木瓜和牛油果，坐在路邊捧著碗就吃。
肯尼亞的代表性食物都有一個特點：頂餓。牛油果、烤玉米、烤肉、烏咖喱，無一例外，都是吃一頓頂半天的食物。尤其是烏咖喱，一路都有人一邊讚賞我作為穆宗古能入鄉隨俗吃當地主食，一邊善意地提醒我，用不了多久你就會變得和我們的女人一樣壯。
三個月後我從食物不足、大部分人仍需要國際糧食援助的肯尼亞回國，重了五斤，肯式食物功不可沒。
「哈蘭比」
某個本地人告訴過我，肯尼亞的國旗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國旗。「最美麗」這樣主觀的評價，只能是見仁見智。但肯尼亞國旗確實很酷：黑、紅、綠三色以白條相間，中間是一塊馬賽人的盾牌和一對交叉的長矛。黑色代表著黑皮膚的肯尼亞人，紅色代表他們的自由是用血換來的（聽起來並不陌生），綠色則代表農業和大自然，白色是獨立後加上去的，代表統一與和平。
國旗的前身是盾章，肯尼亞盾章的核心是兩頭手持長矛的肯尼亞獅，捍衛著四色的自由之盾，盾中間是一隻握斧頭正步走的大公雞。之所以選擇大公雞，據說是因為大公雞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不向後退的動物——動物學家們可以大膽跳出來質疑——另外，全世界公認大公雞的職責是報曉司晨，所以這只特別的公雞象徵著肯尼亞一心向前，努力工作，堅持不懈，迎接新的一天的美好願望。盾章上很敷衍的背景是肯尼亞山——非洲第二高山，第一高山是正在融化的乞力馬扎羅山；底部略顯幼稚的小花小草則分別是肯尼亞的主要農作物：玉米、除蟲菊、劍麻、菠蘿、咖啡和茶。
我說了這麼多其實只是想引出盾章上的單詞：harambee（哈蘭比）。
「哈蘭比」是斯瓦希里語中「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的意思，在1963年肯尼亞獨立時，被第一任總統喬莫·肯雅塔定為國家格言。如果你認為「哈蘭比」和我們的「為人民服務」一樣空泛而縹緲，只在軍訓時被領導慰問「同志們辛苦了」時作為唯一的標準答案，那麼你就和我一樣錯了。「哈蘭比」滲透進每一個肯尼亞人的血液裡，他們無論走到哪裡，走得多遠，都永遠記得這句話。
這是維尼、喬斯奇和克萊倫斯的故事。他們三個都是Hot Sun的歷屆畢業生，分別是21歲、27歲和23歲，現在都在擔任教員職務。
「一年前，我們租下了恩貢山腳下的一套房子。」維尼告訴我，「家裡的每一件電器，都是我們三個住在一起之後攢錢買下的。」
維尼的父母都已不在人世，七年前，他隨著阿姨一家來到內羅畢，在基貝拉落腳。四個兄弟姐妹現在仍住在尼安薩省，和他祖父的兄弟的妻子住在一起。「我讀完高中後做過搬運工，每天要在建築工地待八九個小時。」維尼看上去很瘦小，比我還要矮一點兒，我之前根本不相信他的肩膀可以擔擔抬抬。
「我是第五屆學生，擅長寫劇本。兩個月前的貧民窟劇本創作比賽就是我發起的，現在肯尼亞電影委員會要我交一份報告準備演講。我想，我們三個的組合，是他倆選擇了我，也是我選擇了他們。」
「喬斯奇是第一屆學生，他畢業之後被學校留下做Hot Sun基金的負責工作，因為他的溝通能力很強，也有社會關係網。做電影這一行，不僅僅是看你是誰，還要看你認識誰。他最近剛和一個德國導演完成一部短片，他會成為一名優秀的製作人。」
我在他們家裡見過那部短片的海報，喬斯奇的名字被印在聯合製作人一欄，旁邊還有一張韓國混血男星丹尼爾·海尼在Hot Sun與維尼合影的寶麗來照片。
「克萊倫斯是第二屆最好的學生，是最優秀的攝影師和剪輯師。你應該還沒有見過他吧？他這段時間一直都在全國各地到處跑，我們找到的所有項目都交給他來執行，所以他幾乎不沾家。他很安靜，幾乎沒什麼話，但是工作起來就像個瘋子一樣，可以在剪輯室裡一坐就是幾天，不吃不喝，甚至連覺都不睡。基貝拉電視台也是他在負責，拍一些紀錄短片放在公開網站上，會有媒體找我們買資料。最近，他的一部環保紀錄片被某電影節提名最佳剪輯獎。」
我其實見過克萊倫斯一面，他有一次在Hot Sun匆匆閃過，我記得這個顴骨上有塊擦傷的男生。當時我隨口問是怎麼回事，他笑了笑，露出缺了一顆後牙的俊朗笑容。他手上戴著黑黃綠底色的串珠手環，上面用白色字母拼著他的名字，同樣的名字手環喬斯奇和維尼也各有一條。
「我們三個都是家裡的頂樑柱。我是家中的長子。喬斯奇雖然是次子，但是要擔負家裡的責任。克萊倫斯是獨子，但是他有三個同母異父的妹妹，不僅要負擔她們的高中學費，還要照顧媽媽。他就是媽媽唯一可以依靠的男人。」
「每個月我們的房租是8000先令，加上水電、交通和伙食，三個人的開銷在2萬先令左右。只有每個人都拚命工作，才能收支平衡。我們的銀行賬戶都是一起用的，我知道他們每個人現在有多少錢，他們也知道我的。我的家務更多一些，每天給他們兩個做飯，我喜歡在廚房做好吃的東西；還會給他們擦鞋子，我們三個人有接近50雙鞋。在家的時候，克萊倫斯負責打掃衛生，喬斯奇會在週末洗衣服。」
「我們一定會越來越好的。你看到，我們現在有一個製作人、一個攝影師和剪輯師、一個編劇。獨立製片公司最核心的三個人我們都已經有了，另外有四個朋友會和我們一起，負責音效、燈光之類的工作。獨立製片公司是每個電影人的夢想，但前提是你要有自己的設備：攝像機，燈光設備，音響設備，專業的剪輯軟件。在肯尼亞，這些設備都是租不如買，因為幾次租用的價格就超過一次購買的成本，而且購買後還可以租給別人。我們正在為這個夢想努力。」
「我自己？我要把我的弟弟妹妹都接過來，要買一棟大房子，所有人都可以住在一起。是的，總有一天我們三個人會分開。但至少最近的這幾年，我們一定會在一起。分別的時刻會在合適的時候來到。」
私刑
第二周的星期四，基貝拉爆發了一場示威遊行，當時我們正在吃午餐，忽然被一波波異常的吆喝聲驚擾，外面的街道上滿是頭戴樹葉揮著枝條的女人，她們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後面跟著的是孔武有力的男人，一邊敲鼓一邊用擴音喇叭大喊。我們低頭繼續吃飯。等我們回到街道上，發現所有的攤檔都收了，沒有一家店舖在營業。遠處奧林匹克天主教堂門前的十字路上黑煙滾滾，幾隻橡膠輪胎正被堆成一堆焚燒。
起因是一個小偷。上午有人在市場抓到小偷，準備用私刑處理，輪胎都被拖來了，警察及時趕到現場把小偷從憤怒的人群中拖走，現在小偷躲在警察局裡。民眾們的石塊絡繹不絕地砸在警局的窗戶上，要求把小偷交還給他們。
私刑，我對這個詞並不陌生。摩托車司機加百利給我講過卡卡梅加一次聳人聽聞的私刑，就發生在2006年。藍肩旅館所在的村子和北部的一個村莊本來一直相安無事，但是那一年莫名其妙發生很多起偷牛案件。時間總是夜裡，每天清晨都有村戶大呼丟了牛。開始是一兩頭地丟，然後十幾頭二十頭地丟。辛辛苦苦養大的牛被人偷走，村民都恨得咬牙切齒。雖然報了案，但警察根本和小偷是蛇鼠一窩。村民沒有辦法，只能組織自治聯防隊，晚上連夜蹲守抓賊。終於在一個晚上，他們等到那個團伙，就是北村的一幫人。「他們抓住一個胖子，可能因為他跑得最慢。」說到這裡，加百利停頓了一下，似乎是在迴避什麼痛苦的內容，「然後當晚他們就把那個胖子肢解了，屍體殘片被扔在北邊那個村子的村口。從此再也沒有人來偷過牛，也沒有警察來過問這件事。」
「無論是多麼小的偷竊，即使只有幾十先令，小偷被民眾抓到之後都會被套上輪胎燒死。有時候你都不知道那些輪胎都是從哪裡來的，總是有人滾著輪胎就過來了。所以如果警察能及時趕到，對小偷來說是最幸運的事情。」加百利當時對我說。
2013年伊始就有數起私刑事件：
1月2日，基貝拉的卡蘭加區幾個青少年被民眾抓住，被懷疑與最近的幾起街頭搶劫案有關，其中兩名20歲出頭的男孩當場被投石致死；另一名男孩是七年級學生，送醫院後也已死亡。
1月4日，一個名叫約瑟夫的男人在梅魯的北伊曼提被民眾殺死，死法不明，罪名是：偷了一隻雞。
1月6日，一個名叫喬瑟夫的男人在東部省的首府恩布被民眾打死，屍體之後被焚燒，罪名是：偷了一個收音機。
因為不相信警察，也不相信司法系統，所以民眾自己成立治安自衛委員會，成本只是一些石塊、兩個舊輪胎和一點兒煤油。因為太多人失業，太多人有憤怒，許多人的情緒一點即燃，隨時準備著燒死另一個同類來洩憤。這也造成一些社會邊緣者，比如同性戀和殘疾人，盡量不聲張自己的權益，以免引來大眾的注意，激起無名公憤。
民眾用私刑處理嫌疑人在肯尼亞時有發生，媒體都已經懶得報道，因為「法不責眾」。
M-Pesa
早上我在吃早餐，旅館的女傭瑪芮面有難色地坐在我的身邊，她不好意思地問我，能不能從我的狩獵通信（Safaricom）手機話費裡轉10先令給她，我為終於可以使用這項傑出的電子轉賬服務興奮不已。
在肯尼亞，無處不在的除了馬他突，就是白底綠字的M-Pesa招牌，即使在北部沒有馬他突的地方，M-Pesa招牌也堅挺地出現在湖邊，出現在沙漠裡，出現在圖爾卡納人的草棚旁。第一次知道這種東西是因為大喜，他總是去M-Pesa店舖裡取錢。羅揚加拉尼沒有銀行，M-Pesa就是他的提款機。他告訴我，肯尼亞任何一個使用狩獵通信的用戶都可以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手續費在任何一個M-Pesa代理點存入任意數量的錢（最少100先令），零時差到賬，然後在肯尼亞任何其他地方把這筆錢拿出來，或者把錢轉給另一個M-Pesa用戶。一個人的M-Pesa賬戶裡最多可以放10萬先令（相當於人民幣1.8萬元左右），錢更多的人或許應該有能力開個銀行賬戶了。但對於絕大多數沒有銀行賬戶的肯尼亞人來說，這項服務極其方便、快捷、便宜，而且沒有他們最為顧慮的貪污環節滲入其中。
我雖有耳聞，卻一直沒有和M-Pesa打過交道，直到9月30日，我在馬裡戈特收到狩獵通信發來的最後通牒，警告我必須馬上帶著護照去M-Pesa代理點登記個人信息，否則我的手機網絡就會停止。於是我在填妥一張冗長的表格後，終於拿到一個類似於非洲某國家名稱的個人識別碼，成為一個正式的M-Pesa人。
瑪芮所說的10先令話費轉賬，是M-Pesa最初設置的功能，即狩獵通信用戶之間可以零手續費互轉話費，我作為科技操作恐懼人第一次使用這種神奇的東西，在M-Pesa界面中摸索了半天，終於成功地轉賬20先令給瑪芮，她十分高興。
東非最會賺錢的公司狩獵通信精明地把專營店設在機場出口最明顯的位置，讓下了飛機的旅客第一時間被籠絡，成為它千萬用戶群體中的又一個零頭。它在2007年推出M-Pesa平台，現在是發展中國家最成功的手機支付系統，也領先許多發達國家。截至2011年年末，肯尼亞的人口是4300萬，M-Pesa的註冊用戶就有1700萬，九成的人知道M-Pesa，八成的人使用過M-Pesa。2012年9月30日的強制註冊後，相信它的註冊用戶數字又有了大幅提升。在它2008年擁有200萬用戶的時候，一天的轉賬金額是1億先令，現在有1700萬用戶交叉轉賬，這個數字應該呈幾何倍數增長了。狩獵通信把這項業務也開展到了坦桑尼亞，並且在那裡發展了900萬用戶，正在推廣的地區還包括南非、印度和埃及。做國際推廣的好處就是，在外工作的肯尼亞人可以通過M-Pesa更方便地把錢匯回偏遠地區的家裡，並且基於與西聯匯款的合作，費用比傳統方式便宜60%以上。除了最常見的匯款，任何有錢出現的場合幾乎都有M-Pesa的身影，你可以用它來借債或還錢、付房屋水電費、繳學費、給小孩零花錢、在酒吧裡喝酒、訂比薩和買炸雞、湊婚禮的份子錢和捐贈「哈蘭比」的社區基金，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無謂的見面。
比如三天前，我在一個朋友家裡掉了1000先令，雖然他數次約我見面還錢，但有了M-Pesa後，一切變得更簡單。他只需輕輕一點，錢就立刻到了我的名下，隨之而來的還有他的身份證號碼、姓名、手機號碼、匯款日期、匯款時間和我的最新餘額。科技時代，何須親自奔走？有M-Pesa萬事無憂。
選舉與人性
到了肯尼亞後你發現，政治已經取代了牛，成為這個國家最受歡迎的話題。電視節目裡除了神秘兮兮的美國人在告訴你主又怎麼彰顯神跡外，播放最多的就是各個級別候選人的競選活動，他們在辯論節目中或語重心長或聲淚俱下或手舞足蹈或撕心裂肺地發表見解，看這種節目對於一個聽不懂斯瓦希里語的外國人來說是十分有趣的活動，雖然他們在節目開始都一本正經地說英語，但隨著攻擊的猛烈度增加，就變成斯瓦希里語的嘶吼競賽，似乎誰的聲音大誰就勝券在握。更神奇的是，幾乎每個平頭百姓都能對政治格局發表一點兒意見，從圖爾卡納青年到基貝拉的商戶，沒有人不知道自己選區的國會議員是誰，這位議員現在又在面臨對手怎樣的競選壓力，對於回國後才知道本國主席已換人的我來說，肯尼亞人民的政治覺悟實在很高。
我在基貝拉期間，常常聽到人們提起2013年3月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總有人哀歎一聲——希望不要像上次那樣。
上一次，也就是2007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那是一場巨大的政治、經濟以及人道主義危機，差點讓肯尼亞變成又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失敗國家」。請容我簡述那次危機：
一個76歲的、經歷過兩次中風的老人齊貝吉先生，說好只當一任總統就下台，但是五年任期之後又想留任，於是和他當年的一個副手——62歲的後生、人稱「阿廣伯」的奧廷加——同台競爭2007年的總統位置。所有的民意調查都顯示阿廣伯比齊大爺要受歡迎，即使在最後一天12月29日，阿廣伯的票數仍然遙遙領先於齊大爺。但是12月30日唱票前，選舉委員會驅散了所有的公眾媒體，在一間小房間裡悄悄公佈齊大爺比阿廣伯多了23萬2千票，齊大爺連任總統。齊大爺當天晚上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宣誓就職。
於是支持阿廣伯的人不答應了，暴動發生。阿廣伯是盧奧族出身，他幾乎團結了基庫尤人以外的所有力量，比如卡倫金、盧希亞和沿海地區的穆斯林。因此，所有沒有老老實實待在中部省這樣傳統根據地的基庫尤人，都遭到了圍追捕殺。基貝拉作為阿廣伯所屬的選區，暴動十分嚴重。
阿廣伯堅持，齊大爺必須下台，因為他操縱選舉，數票舞弊，給自己加了30萬張票。選舉委員會的主席也跳出來說，我是被逼的，我也不知道到底誰贏了。兩方僵持不下，阿廣伯說，你不下台我就鬧。齊大爺說，你鬧，你鬧我就把你關到監獄裡。阿廣伯說，關就關，我又不是沒有被關過（阿廣伯在第二任總統莫伊在位期間被囚禁過好幾次）。後來鬧大了，美國人來了，非盟主席來了，最後安南也來了。在安南的斡旋下，兩人達成協議，同意權力共享，建立聯合政府，給阿廣伯創造一個總理的職位，讓他可以監督政府，並且國會席位一人一半。
暴動一共持續了兩個月零一天，800到1500人死亡，約25萬人流離失所。雙方都指責對方進行「種族屠殺」或「種族清洗」。
我在Hot Sun完成的影片《凝聚至上》裡看到了真實的記錄資料：人們舉著砍刀在街上盲目地亂走，地上屍橫遍野，房屋被燒燬，留下片片廢墟……只是五年前的事情。
我問學生，他們怎麼知道誰是不是基庫尤人呢？
「很簡單，一排人背對著暴徒站好，暴徒開始說盧奧族或者卡倫金族的語言，聽不懂的人就是基庫尤人，就被砍死。」
於是你很不合時宜地想到那句「學好一門外語很重要」。其實誰不知道呢，街坊鄰里之間相處多年，對誰都知根知底，但是一夜之間就要砍刀相向，是人性無法理解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一瞬間把人性丟在腦後，在集體無意識中被獸性統治，向朝夕相處的鄰居砍去。
我清楚地記得另一件事，那時「9·11」事件剛過去不久，我還在讀高中。一次的作文是讓我們就這一事件做評論，一些人說，美國人到處管三管四，在中東指手畫腳，遭到報復是活該，那些人死有餘辜；另一些人說，美國人應該不忘雪恥，讓阿富汗人知道美國人的厲害，讓他們付出更大的代價（美國也正是這麼做的）。只有一篇文章與眾不同，文章說，人性是相同的，死去的人不只是美國人，首先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類；阿富汗人也不是和美國對立的人，他們和美國人一樣，也是人類。
全人類有不同的外形，但是擁有同一個靈魂。
十幾年的時間，我不能說自己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全人類又在進化過程中進步了多少？人類總覺得自己是全宇宙中有特權的一環，是進化鏈的終端，恐龍、劍齒虎、渡渡鳥什麼的滅絕都是應該的，因為它們不符合進化的自然規律。但為什麼人類就這麼有把握自己就是終點呢？
從猴子進化成人類用了九百萬年，但從人性掉回獸性只要一瞬間。雖然我們總把「全人類」掛在嘴邊，但涉及具體的利益時，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種信仰肯讓步一丁點兒。只要看一看有多少塊島嶼有爭議，多少片海域有爭端，又有多少條國界線用虛線標記——奇怪的是，地球上本是沒有國界線的；只要看一看，有多少討伐以「正義」為名，有多少人因為被另一群人稱為「異教徒」而被消滅，又有多少個民族不止一次被血洗，就會發現：只要一點點壓力，一些人就會暴露還沒有完全脫落的尾巴。
如果沒有了國家的劃分、民族的隔閡、宗教的藩籬，人類的生活會不會變得一團糟？無從知曉。但有一個有趣的事實：美國和加拿大之間共享八千多公里的國界線，完全不設防。
顏色
深黑色、深藍色、棕色、巧克力色這幾種我看起來幾乎無異的膚色在我的基貝拉朋友眼中涇渭分明。一次一個外來訪客來找喬斯奇，我去通報時他在樓上的辦公室正忙，他問：「他是什麼顏色的？是黑色還是棕色？」我被問得莫名其妙。他又提示我：「是像我這樣的巧克力色還是像昂迪瓦那樣的深黑色？」我搖搖頭，真的分不出來，在我看來他們是一樣顏色的，但顯然不是。又有一次，朋友指著路上的一個人說：「瞧，那人是深藍色的。」我大吃一驚，急切地想看看「藍皮人」，結果就是一個普通的男人。但她說：「不是的，你仔細看看，他的膚色從深處透出藍色。」天哪！到底是我眼睛有問題還是他們異常敏感？
我在一本日本人寫的《向老天借膽的旅程——世界貧民窟絕對體驗》中讀到過，即使是在非洲的色情行業，對於膚色的等級劃分都十分嚴格：身材嬌小淺色皮膚的女人要價最高（巧克力色為佳），其次是身材魁梧兼淺色皮膚，再次是身材嬌小兼深色皮膚，最次是身材魁梧又是深色皮膚的女人。最神奇的是，在我們的眼中，生父是肯尼亞盧奧族裔的奧巴馬是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但在雜誌上我讀到的見解是，奧巴馬不是一位單純的「黑人總統」，而是一位「淺色皮膚」的非裔美籍總統。
蘇丹人被認為是最黑的，不止一個肯尼亞人向我表示過對蘇丹人膚色的見解，認為他們明明很黑，還喜歡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塗脂抹粉。肯尼亞的大多數人是棕色的，一些人稱自己是淺些的巧克力色。馬賽人以黑皮膚為美，認為淺色皮膚是受到了「惡魔的詛咒」，有白化病的小孩則是直接丟掉喂鷹。尼日利亞人則全民熱衷漂白（八成女人長期使用皮膚漂白產品），作為非洲電影工業最發達的地區，大銀幕和小螢幕上的明星幾乎沒有「本色」出演的。其餘「尚白」的非洲國家還包括南非、塞內加爾和馬裡。
且不說近幾年才興起的「日曬色」——那些人根本不見太陽，在機器裡躺上幾個小時，就製造出全身的小麥色——媒體潛移默化中灌輸給大眾的還是：白=富=美。非裔美籍明星其實在日漸變白，拿出瑞哈娜幾年前的照片就能看出差異；本身已是淺棕色皮膚的碧昂斯為歐萊雅做代言人時仍要經過後期修色，把她的皮膚調得更亮白些；像邁克爾·傑克遜（願他安息）那樣全身換膚的極端例子雖然少見，但也讓你不得不思考：變白真的這麼重要嗎？與亞洲地區偏愛的美白產品不同，非洲地區的許多漂白產品對身體有致命傷害，包括損害腎臟、破壞神經系統、皮疹、皮膚留疤以及對細菌和真菌感染的免疫力降低。但是顯然，付出的成本比起得到的收益是可以接受的，不然全球的皮膚漂白市場不會有100億美元這麼龐大。
你突然很驚恐地想到，會不會全世界的人都被偷偷洗腦了，覺得只有白皮膚的「高加索」特徵才是最高貴、最聰明、最美麗的呢？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情？不然為什麼世界各地的人，無論是黑皮膚的、棕皮膚的、巧克力皮膚的，還是紅皮膚的、黃皮膚的，都認為白一點兒更好呢？什麼時候開始，我們都不能接受一個原色的自己了？
好在還有像昂迪瓦這樣的深黑色小伙，一臉不屑地看著我沒抹勻的防曬霜說：「Trix，我可從來不需要把錢花在這種東西上，這是你們穆宗古幹的事情。」
STARA
Hot Sun派我和昂迪瓦一同去基貝拉北部的STARA小學拍攝紀錄片時，沒有提到那三個字母：VVU（Virusi Vya Ukimwi）——斯瓦希里語中的HIV。
STARA營救中心暨學校是一家私立機構，stara在阿拉伯語中是「和平」的意思。採訪時校長告訴我們，這所學校最早是艾滋病病人的互助組織。被確診為艾滋病病毒陽性的父母把小孩放在這裡，自己則擔任學校的護工。全校一共有520名學生，從3歲的托兒班到18歲的八年級一應俱全，現在學生中70%是孤兒，其他學生也是由艾滋病病毒呈陽性的監護人照顧，依靠學校分發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生存，今年已經有4個監護人去世。學校給400個學生做過檢測，其中有48個艾滋病病毒呈陽性，但出於保護的目的，沒有向其他學生公開，擔心歧視。學校在承擔教育任務之前，更重要的是對艾滋病受害兒童的救助，讓他們有一處安身之地。
我們的拍攝任務是找到一個名叫露西的女孩，為她製作一條宣傳短片爭取瑞士資助人。
16歲的露西在讀七年級，相當於我們的初一，上學的年齡偏晚，這在基貝拉的女孩中很常見。她讀到三年級時輟學，在一戶人家裡做了兩年的女傭，重新回到學校後跳級讀五年級。
「我的父母都死了，是跟著姨媽過的。姨媽是艾滋病病毒陽性，她有14個小孩，所以我要照顧很多弟弟妹妹。姨媽說讓我去做女傭貼補家用，我就去打工。但是所有的錢我一分都沒有拿到，都被姨媽直接拿走。後來校長知道了我的事情，去我家和姨媽談了好幾次，姨媽才繼續讓我上學。」露西的語調很平靜，眼睛卻不時閃爍，朝下看著互相磨蹭的腳尖。
校長告訴我們：「露西的姨媽身體狀況很不好，一直依靠我們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存活。她自己沒有工作，14個小孩中最大的已經和露西年齡差不多，小的還要抱在懷裡。幾平米的房子，所有人都睡在一起，不同的男人會搬來和他們一起住。你可以想像露西成長的環境。姨媽並沒有把露西視同己出，兩個大些的兒子還會打露西。姨媽經常把露西趕出家門，告訴她不帶回食物和水就不要回來。」
「露西能有什麼辦法賺錢？她去幫工做女傭的時候，姨媽直接從僱主那裡拿她的工錢，她自己一分錢都拿不到。我把她帶回來之後，露西告訴我，有時深夜裡姨媽也會把她趕出來。基貝拉的晚上有多危險，一個女孩在街上碰到的最壞情況又會有多糟！有時她突然不來上學，我去街上找她，發現她就站在路邊等。你知道她在等什麼？她如果不能把食物帶回家，只能拿自己的身體來換錢。」
「如果她一直在那個環境裡待下去，用不了多久她就會懷孕。可能是姨媽帶回來的陌生男人，也可能是她為了乞討食物站街時碰到的男人。這是基貝拉女孩真實面對的問題。所以現在我把她接到我家，不讓她再回姨媽的那個家。」
「讓我說的話，基貝拉的女孩面對的挑戰比男孩更大。我們從2007年開始設立了專門針對女孩的康復咨詢項目，對她們的一些心理問題進行指導，包括告訴她們怎麼在性行為中自我保護。這些高年級的女孩其實很多都已經進入青春期，她們之中已經有人有這方面的困擾。我們給買不起衛生巾的女孩提供衛生用品，有時她們會因為只能用棉布而不敢來上學。我們做的事情是，盡量降低這些還在上學的女孩早婚早孕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
「但露西沒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我們已經為她驗過好幾次。但姨媽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一直堅持說露西是艾滋病感染者，因為她有一些症狀，比如咳嗽總是不好，也會發熱。但她確實沒有感染。」
「我們這裡有一個男孩是病毒感染者，已經有固定資助人，現在他在讀中學二年級。一年100美元，這些孩子就能繼續讀中學。100美元在不同人眼裡的價值完全不一樣。如果孩子看不到繼續上學的希望，我們建立這個學校又有什麼用呢？」
「學校面臨的挑戰很多，最大的挑戰是食物。世界糧食計劃署曾經贊助我們一些食物，給這些學生提供上課日的午飯，這是很多孩子一天當中唯一能吃到的一頓飯。但是週末怎麼辦呢？於是我們又加設週六的一餐，讓他們週末也可以來學校吃飯。但是你也看到，每天他們能吃到的就是玉米，沒有改變，這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營養不良的問題。兩年前我們開始了一個沼氣生態項目，在離學校一公里處修建一座私有的公廁，收取的費用拿來補助學校，那塊地則拿來種菜和水果，大多是甘藍、香蕉和菠菜，收穫以後就可以供應學生週末和節假日的食物。」
「我們缺的東西還包括食堂，現在學生都蹲在地上吃午餐。需要課桌椅、學校的外牆、文具、女生的衛生用品……還希望有一個職業訓練中心，可以培訓那些不能繼續上中學的學生。當然，我們也歡迎更多的志願者來加入我們，和我們一同做家訪，瞭解學生的背景，還要帶新來的學生去醫院做檢查。經費計劃書這一塊，志願者也可以幫助我們。」
「你可以幫我把這些信息帶回中國嗎？」
TOMS布鞋
在STARA學校的學生腳上，相同的是似乎從沒脫下過的已經沒了鬆緊帶的棕黃色長襪，不同的是各自不合腳的黑色鞋子：大頭黑皮鞋，看不出顏色的繫帶布鞋，高筒膠鞋……但你不難發現，大部分學生穿的是TOMS。
你對這個牌子並不陌生，因為淘寶價38.8元就能買到一雙中國製造的TOMS帆布鞋，收到的包裝上寫著：一對一（One for One）。來肯尼亞之前，我買了這麼一雙鮮黃色的阿根廷農民鞋，十分輕便好穿，只是上國之行結束後已經糟蹋得不成樣子，連腳指頭都拱出來。它被留在卡卡梅加。
TOMS的承諾是：你每買一雙鞋，就有一雙新鞋免費送給發展中國家的兒童。你從來沒有相信過這個承諾，認為它不過是商業廣告的一個噱頭，誰知道它的那些鞋子都送到哪裡去了。
可是它們真的被送來了肯尼亞。
TOMS不是一個叫湯姆的大叔開的賣鞋公司，它是「tomorrow（明天）」的縮寫，來源是最初的概念——「shoes for tomorrow（明日之鞋）」。2006年，一個叫麥考斯奇的30歲的美國人在阿根廷度假，其間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郊區做了一天的志願者，負責把一雙雙二手鞋交到當地農村滿地亂跑的光腳孩子手上。就在那時他有了一個頓悟：為什麼不開一家公司，持續地把新鞋送給有需要的孩子呢？同年他就創建了TOMS（真是一個雷厲風行的年輕人），並把手頭上經營的在線駕駛培訓公司賣掉，把50萬美元（可能還包括上一個全紀錄片的有線電視網和上上個戶外廣告牌公司賺到的利潤）全部用於TOMS的投資。可能也正是因為沒有外部債權人和股東的指手畫腳，麥考斯奇才能放手經營一家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並同時做著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事情。2006年，第一批免費鞋子送到阿根廷，共有1萬雙；2007年11月，南非收到5萬雙鞋；2009年4月，TOMS在阿根廷、埃塞俄比亞、南非和美國一共派發14萬雙鞋；2012年，全世界40個國家一共派發了100萬雙鞋。自TOMS成立至今，已經有200萬雙鞋送到沒有鞋的兒童手上。
麥考斯奇說，他開始對於國家的選擇是根據土壤對人的威脅度來衡量的，比如埃塞俄比亞的土壤由於含硅量很大，會破壞光腳走路的婦女和兒童的淋巴系統，引起一種叫作「像皮病」的病症。我想起伊西奧洛被沙蚤啃食的兩姐妹。
我問學生們多久能拿到一雙新鞋子，他們說沒有確切時間，但是一年會有兩雙，穿壞了可以跟老師說，領一雙新鞋。TOMS布鞋使用可回收的材料製成，一雙正品的價格在400元人民幣左右，38.8元的淘寶店想必不會兌現「一對一」的承諾。
就目前來看，TOMS在做一件「三贏」的事情——公司、受助者和購買者，如果有一天世界上不再有兒童需要TOMS的免費布鞋，它的使命也就完成。
30天基貝拉生活小感
我對自己的定義已經十分模糊，不是一個尋找身份認同、有著強烈鄉愁的旅行者，也不是一個有著較白膚色、有豐厚家財、在非洲逃避管束和享受自由的富二代。朋友都把我當作自己群體的一分子，卻不知道我已經漸漸地把肯尼亞融為身份的一部分。我隻身走過大多數連本地人都沒有走過的肯尼亞土地，接受過素昧平生的人為我提供的蔭庇，喝著阿依達的儲桶大罐裡過濾又煮開的水，嚼著羅納德前女友們端來的熱騰騰的烏咖喱，赤著腳和馬丁一起疏通積了落葉的下水道，為邁克爾的舊外套跑遍整個基貝拉找一條拉鏈。因為付出過，所以無法再將對方貶低到塵埃裡去。我只能把它的好壞都一併吞下，即使嘗到其中的苦澀，也視之為甜味必不可少的部分。
或許，讓我「文明世界」的朋友們厭惡或嚮往的都是「黑暗大陸」仍存有的獸性。但獸性沒有錯，獸性狂野而原始，人不過是由獸性向更高層過渡的階梯。我們在動物的眼中看到平靜與當下，卻不知它們因為意識的禁錮，而無法有更大的自由。但仍保有獸性的人是可貴的，他們直接而敏銳，殘忍但適度，他們遵從自然的法則，與周圍的一切保持統一的步調，比擁有所謂「孤島般」人性的人要可愛得多。他們至少還沒有走錯方向，至少還有豐富的可能性。
凱倫在《走出非洲》裡說，她與當地人之間的關係介乎無力與痛心之間。她似乎可以用任何方式對待當地人，而不用擔心傷害他們的情感。他們不會因為她做了很多而心懷感激，也不會因為她無所作為而對她持有惡意。他們不評判她，也不會對她失望，只當她是一陣風，或一種氣候，坦然接受她的全部。如果他們愛她，那定會像愛上帝一般地愛，不在於她為他們做了些什麼，甚至與她做了什麼完全無關，只為她這個人本身。
我在基貝拉的日子裡，似乎每天只是虛度年華、碌碌無為，但我絲毫不因此而悔恨或羞恥，我感知到的比我做到的多得多。如果我真因為什麼而感到遺憾的話，那定是因為直至最後，我仍覺得沒有被Hot Sun徹底接納，甚至沒有被任何一個人毫無保留地接納。我於他們或許仍是一陣風，或一種氣候，像那些來度夏的候鳥一樣倏忽飛走，也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他們並不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