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首次長途遊歷之後，我對於把從「首都汽車」租來的車開到什麼地方，一點也不擔心。我經常在週末租用捷達或桑塔納轎車，在北方地區進行短途出遊，先後到過清東陵、承德皇家避暑山莊等地。有幾次，我租來一輛捷達轎車，沿著剛修好的高速公路，一直開到了海邊。從北京開到北戴河的海濱度假勝地，用時不到兩個小時，路上的車流量也很少。在中國，城裡人已經開始大規模買車，但還沒怎麼形成駕車遠遊的習慣，因為公路的通行費很高，駕駛員們的經驗也還欠缺。公路上空蕩蕩的，修得也很好：四車道，路肩寬大，沿路的景觀絕佳。
開幾個小時的車，也不會碰到警察。很奇怪，因為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警察是非常重要的。作為記者的我，曾被扣留過好幾次。跟來自美國中西部的任何人一樣，我一走上空無一車的路段，就會本能地留心警察的出現。然而，中國還沒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高速公路巡邏機制，我看到的那些為數不多的警察也只是路過而已。他們一般閃著頂燈，也許是從美國電影裡學來的吧，可他們既不是在巡邏，也不是在趕路。實際上，警車差不多算得上是高速公路上開得最慢的車輛之一。起初，一想到要超越警燈閃爍的車輛，總覺得有些難為情，可要不了多久，我就學會了像其他人那樣視而不見。唯一會擔心的，是那些大貨車駕駛員。警察通常把車停在收費站周圍，對超載的車輛進行罰款。如果是小轎車，絲毫沒有人會對你加以留意——在中國，現在正是在高速公路上駕車行駛的黃金時期。
唯一的問題是其他的駕駛員。不過，即便在混雜的道路交通中，人們還是會作出一定程度的預測。某些車型可以眼某些性格類型相配，到了路上，我得學著加以分析。最大的風險常常來自車輛譜系的兩個極端。如果某人開著梅賽德斯或者頂級別克轎車，那他可能屬於第一撥成功的商人行列，這幫人開起車來毫無畏懼之心。我對那些廉價到底的轎車、破舊的夏利車和長安車也得時刻提防，因為駕駛這些車輛的算得上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在鄉下，車窗遮得嚴嚴實實的黑色桑塔納也是麻煩事。那一般是領導坐的車，所在地的政府要麼沒錢，要麼沒本事用公款買奧迪轎車。在小鎮上，桑塔納行駛起來像是一個市井無賴：喇叭摁得震天響，從右側超車，對行人毫不相讓。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宮員大多乘坐黑色的奧迪A6、A8，遇到這種車，也要盡量避讓，如果你騎的是自行車，更應該避讓。我對奧拓都市貝貝這樣的微型車也感到害怕，原因卻有所不同。它們一般是中下階層購買的第一輛車，這些人既沒有駕駛經驗，開起車來又猶豫不決。對切諾基吉普車來說，還沒有形成跟City Special相對應的認識套路。這正是美國汽車公司的問題所在，這個牌子的汽車在中國的新經濟環境中一直沒能佔到一席之地。美國的汽車製造廠商總覺得中國的形勢非常複雜，難以開展業務。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它們總是抓不住機會，而美國汽車公司不過是一個新鮮的實例而已。
從某種意義上說，自從修建長城以來，對外貿易一直進行得非常艱難。回顧過去，漢人眼北方遊牧部落的聯繫最為緊密，其中的經驗讓中國歷朝帝國確信，外來者沒有什麼東西拿得出手。這樣的世界觀一直持續到19世紀，被鴉片貿易打得支離破碎。在中國的南方，英國商人為這種毒品建立起的市場空前繁榮，到最後，清政府只好打算用武力來結束這樣的貿易活動，於是爆發了鴉片戰爭，從1839年持續到1842年。很快，西方的技術優勢表露無遺：清政府輸給了英國的戰船，被迫將香港拱手相讓，開放通商口岸。緊隨其後的幾十年間，英國人和其他列強以武力的方式擴大了在中國的地盤。對這個曾經認為不需要外來物品的文明古國，加入現代貿易的行列，肯定痛苦非常。
20世紀初，很多中國人對外來物品仍然持一種深深的懷疑態度。最初，汽車被指責為帝國主義的另一種侵略工具，隨著人們認識到這種新式交通工具帶來的種種好處，大家的態度才慢慢開始有所轉變。20世紀20年代，美國紅十字會發起的築路運動大獲成功，知識分子們對美國品牌的歡迎勝過英國，後者的形象依然為鴉片戰爭的歷史所玷污著。1924年，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先生，給亨利·福特先生寫去了一封信，對他的公司大加讚賞，並邀請他前來亞洲發展。「吾以為，君在華夏可做同類事，然規模更大，意義更甚，」孫中山這樣寫道。福特公司的回函是一封內容可為任何人閱讀的通函——很顯然，亨利沒有收到孫先生的信。儘管讓中國碰了釘子，儘管中國人開車靠左側行駛，福特公司還是迅速佔領了中國市場。到20世紀30年代末，中國境內的福特汽車經銷商達到了二十多家，公司甚至開始考慮在上海開建一條生產線。
日本人的入侵，給這些計劃畫上了休止符，不過，戰爭也創造了另外的機會。20世紀40年代初，美國軍隊向中國的西南地區運送吉普車和大卡車，以支援中華民國，卻遭遇了大量的交通事故。車輛是按照右側行駛的習慣設計的，美國駕駛員需要適應中國的道路行駛習慣，於是麻煩不斷。美國將軍魏德邁提出了一項十分簡單的解決方案：中國全境轉向美國的駕駛模式。對美國的支持仰仗甚多的蔣介石很快就同意了這一方案。1945年12月31日，日本人早已投降之後，該轉變方案正式實施。
從那時的情形來看，美國的汽車製造商似乎在中國已經穩坐釣魚台，可隨後的革命還是改變了整個事態。毛澤東跟蘇聯人結為同盟，美國人則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強制實施了貿易封鎖。不過，共產黨領導下的計劃經濟也不會催生私家車消費者。實際上，一直沒有形成轎車市場，中國的工廠大都只生產客車和卡車。鄧小平主政後，中國的汽車工業遇到的最基本的挑戰，跟改革初期所遇到的挑戰性質相同：人們怎樣才能學會那些全新的事物？從政府的角度看，向外國汽車製造商學習至關重要，可是沒有人願意把一個產業的利潤和控制權交給一個外來者。結果，鄧小平請到幾家外國的汽車製造商來華開店，但同時要接受嚴格的監管。為了在中國造出轎車，外國公司首先要找一個國有公司作為合作夥伴，而且外方所有權不能超過百分之五十。
美國汽車公司欣然接受了這一機遇。1979年1月，也就是吉米·卡特總統正式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候，美國汽車公司已經派出一個代表團，起草了一份合作協議。接下來的十年間，他們才感受到了作為領頭羊的遺憾。其他公司，如豐田汽車，在中國境外伺機而動，美國汽車公司卻一頭紮了進去，隨後便迷失了方向。合資公司的結構十分糟糕：存在著兩套管理制度，各有各的文化理念、生產目標和價值觀念。美國汽車公司的經歷一時聲名狼藉，竟引發美國記者孟傑幕的靈感，寫下了《北京吉普》這本書。書中講述的，是相互之間一次又一次的誤解，書中的章節有「無路可走」、「拉鋸戰」、「傾訴委屈」等。就連書後的索引也傳達出雙方緊張而又沮喪的心理——從「absenteeisrn」（經常曠工）開始，到「xenophobia」（對外國人或外國事物的恐懼和憎恨）結束，彷彿是一份按照字母表排列的證言，證實了80年代巨大的文化差異：
Beatrice公司，236——238頁
Bechtel公司，65頁，105頁，299頁
辦公室裡擺放的床，127頁
北京汽車工業公司（BAIC），91頁，254頁，263頁
北京吉普成了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它代表著改革初期困擾合資企業的種種問題。在那十來年的時間裡，中國人還在琢磨怎樣做生意，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才算是真正起步了。美國汽車公司一直沒能恢復元氣，它的經歷成為了經典案例——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點。切諾基大吉普車所代表的，是他們曾經做出過的最糟糕的考量之一。他們在1985年開始製造中國版本的切諾基吉普車，因為那時還太早，根本沒有想到生產運動轎車。而主要的汽車消費者還是那些商界人士，以及喜歡小轎車的政府部門。等到私家車消費者終於開始出現的時候，美國汽車公司打算去掉切諾基的四輪驅動模式，以便將生產目標對準新興的城市消費者。他們在車門上塗了一條很有動感的線條，畫上一些紫色紋飾，並貼上一個十分城市化的名稱：City Special[1]。這樣做出來的車價錢便宜不少，可也更無用，更無特色。沒過多久，中國出現了一個有錢人的階層，他們喜歡戶外運動。然而，在他們看來，切諾基已經不再時髦，用處不大。喜歡炫耀的城市冒險一族更願意開豐田的陸地巡洋艦或者三菱的帕傑羅。我之所以開City Special，唯一的原因是我別無他選——在「首都汽車」的停車場上，我能找到的就只有這款車。
跟美國汽車公司不一樣，在中國的其他外國公司從那幾年艱苦的歲月中熬了過來，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為止，有些公司開始賺取巨額利潤了。這個產業有著嚴格的監管制度，因此限制了相互之間的競爭，從而使價格維持在虛高的狀態。跟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汽車消費者落後了幾代人，這使得外國汽車製造商可以把海外一些已經過時淘汰的製造技術拿到中國市場來。20世紀90年代，大眾公司在賓夕法尼亞州韋斯特莫蘭有一條原本用來生產大眾FOX車型的報廢生產線。公司將其主要設備搬遷到了中國的東北，生產出的轎車叫作捷達，後來超過桑塔納轎車，成為全國最暢銷的乘用車。利潤也十分驚人：在2001年和2002年，以單台轎車計算，大眾和通用汽車兩家公司在中國市場的獲利，超過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在中國，別克公司每賣出一輛君威車，獲得的利潤會是美國市場上同一車型的兩倍。邁克爾·杜恩是專門研究中國汽車市場的分析專家，他告訴我，在那一時期，他曾經就中國市場的獲利問題問過通用汽車公司的一位經理。「我們賺的錢，比上帝還多，」通用公司的經理這樣回答。
不過，整個體系已經成熟，是應該有些變化了。如果某家中國公司能夠採取某種方式利用外國技術，而又可以不跟合作夥伴發生糾纏，他們會創造出一種更加高效的管理模式。在這麼一個低端市場裡，機會是相當多的，因為價格不菲的合資產品還沒有瞄準新興的中產階級。20世紀90年代末，安徽省的蕪湖市政府決定成立一家汽車製造廠。他們僱請的工程師名叫尹同躍，他之前曾是大眾公司的明星人物。在大眾公司把韋斯特莫蘭報廢的FOX生產線搬遷到中國東北的過程中，尹同躍令自己聲名大振。
在蕪湖這個新的工作崗位上，尹同躍很快就將他的上述國際經驗進行了充分利用。他首先去了英格蘭，從已經過時的福特發動機公司買來一些設備。然後，他又去了西班牙。在那裡，他從曾經生產過圖雷多轎車、當時正在苦苦掙扎的大眾分公司手裡獲取了生產圖紙。圖雷多轎車的生產平台——基本框架和主要部件——與捷達轎車相同。偷偷地，尹同躍把英國的福特發動機公司搬回了蕪湖，跟西班牙的生產圖紙融合在一起，建起了一條組裝線。當時國家有嚴格的制度，禁止新的汽車生產廠家進入市場。於是，蕪湖的官員們只能簡單地把這家公司叫作「汽車配件」廠。這個廠在1999年5月做出了它的第一台發動機。七個月之後，它製造出了一輛汽車。這台汽車的發動機是福特設計的，車身照著西班牙圖紙在大眾平台上做成，很多配件則是正宗的捷達配件。蕪湖人只不過找到大眾汽車的特約供應商，然後跟他們偷偷地做買賣。大眾公司為此十分生氣，這同樣也惹惱了中央政府的人。
然而，在改革年代，每個人都知道這條基本的準則：事後求諒解，比事前求許可要容易多了。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裡，蕪湖的領導們跟中央政府進行協商。最終，也就是2001年，他們生產的汽車獲准在全國範圍內銷售。（據報道，他們用錢解決了跟大眾公司的問題，後者決定不訴諸法律。）他們給自己的公司取名奇瑞，這兩個字在漢語裡的含意是好運當頭。名字的讀音眼英語單詞cheery有點接近，但他們用Chery這個詞翻譯了公司的名字。奇瑞的領導們說，名字裡之所以去掉一個英文字母e，表明奇瑞公司永遠追求幸福吉祥的理想狀態。他們生產的汽車十分廉價，導致全國範圍內的汽車降價。因此，差不多是在頃刻之間，他們改變了市場格局。沒過多久，奇瑞公佈了他們的終極目標：要成為向美國市場出口汽車的第一家中國汽車公司。
自從在中國開始開車以來，我一直十分好奇，很想知道那些轎車是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於是，有一年，我去了蕪湖，跟幾個工程師一起參加了奇瑞公司的汽車道路檢測。他們要檢測的原型車有兩種：T-11和B-14，兩種車型都還沒有正式的型號名稱。這兩種車型處於高度保密狀態——也們在車身的邊角貼上了塑料包裝紙，以防專拍工業照的攝影師偷偷拍照。B-14是CRV轎車，T-11則是一款小型的運動型轎車，外觀跟豐田的RAV4極為相似。這一點，已經成為奇瑞公司的專長：他們生產的轎車疑似市場上的主導車型，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T-11車型沒打算針對美國的汽車消費者——奇瑞的質量還達不到美國的質量標準——不過這款車型被認為是朝著那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這兩款車專為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設計，這部分人對戶外運動頗有興趣。當年美國汽車公司生產出City Special時，這些人還不存在。
其中有個名叫約翰·丁克爾的美國工程人員，被奇瑞公司請來做顧問，他的專長是汽車的道路測試。「只有遇到壞事時，你才會發現車輛的好壞，」開著一輛T-11原型車駛出奇瑞廠門的時候，他這樣解釋道。我坐在前排座位上，充當翻譯，後排坐著三位年輕的中國工程師。他們全都沒有系安全帶。
工廠門外，有一輛大型貨運卡車，上面裝載著一層層的奇瑞轎車。丁克爾駕駛的T-11超過了這輛大卡車，來到一個空曠路段後，他進行了一系列項目的測試：加速、剎車、轉向，等等。「一個輪子存在轉速差，需要加上一個滑差。」他把車速提到一百五十公里，在奇瑞公司所處的工業園區巡遊而過，道路兩旁比肩接踵的廠房在車窗外一閃而過：一輛滿載磚頭的拖拉機，一家新建的空調製造廠的大門，排供建築工人棲身的臨時工棚。一個小男孩站在路邊，正在對著草叢撒尿，他轉頭朝我們張望時，我們的車子飛馳而過。丁克爾突然踩下剎車，一輛公共汽車猛然鳴笛。我轉過身去，看了看坐在後座上的三個工程師。
「要是讓警察逮著了怎麼辦？」我問道，「他沒有中國這兒的駕駛證。」
「這周圍不會有警察的，」他們其中一個人回答道，「就算有，他們也應該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這三個人都二十歲出頭，穿著藍色的連體工作服，他們專心致志地觀察著，希望能夠從美國的道路測試員身上學到一些竅門。丁克爾又進行了一系列其他項目的測試，快速換擋、突然剎車、快速變換車道等等。後排那三個人則緊緊撐著車廂頂板。我們的車從一輛滿載建築材料的大卡車旁邊快速超過，隨後，其中一個工程師要我轉述一點要求「我們能不能找一個車輛不多的地方？」
他建議我們往北行駛，蕪湖市正在那邊修建一個新的工業區。那一帶的建築工人還在不停地勞動，丁克爾開著車在一堆堆建築材料之間躲閃穿行。他繞過一輛土方車，在一堆堆磚頭之間穿行著。一輛建築工地上的大卡車橫過我們的車道，向左拐彎，沒有發出任何信號。「在美國，這種行為就叫白癡，」丁克爾咕噥著，我沒有翻譯他的上述評論。他駕著車駛過一個建到一半的住宅區，樓房的輪廓在薄薄的晨霧中若隱若現。他說：「告訴他們，從二擋換到三擋，從四擋換到五擋的時候，變速箱有點卡。」
丁克爾已經六十歲，目前居住在奧蘭治縣。我問他出生在什麼地方，他回了句「這關你什麼事？」，意即他是長島人。這個人很機敏，頗有幽默感，身材瘦削——體重僅有一百二十多斤。他告訴我，他畢業於密歇根大學，20世紀60年代晚期，從這所大學的有害物質排放實驗室走出來的學生中，他是唯一個駕駛過馬自達COSMO車型的人。他一直對當一名工程師沒什麼特別的興趣。我問他，最開始的時候，是怎麼選擇那樣的道路的，他回答我說「我的輔導員不太聰明。」丁克爾於1962年高中畢業，當時的太空競賽白熱化，正是美國工業大發展的年代。那時候的人普遍認為，一個人只要數學成績好，理所當然應該當工程師。丁克爾在克萊斯勒有過短暫的工作經歷，隨後改行做了新聞記者。他在《道路與試車場》雜誌干了二十年，其中有兩年時間是做總編輯。「我干汽車測試這行有三十個年頭了，」他說，「事實上，每一種上路行駛過的汽車，我都開過。」他告訴我，蕪湖那些空蕩蕩的街道讓他想起了曾經在加利福尼亞呆過的那些日子，也就是他們在奧蘭治縣的豌豆地裡試車的歲月。
蕪湖坐落在長江兩岸，距上海車程五小時，是中國南方經濟騰飛的新先鋒之一。我們在這個城市的工業區駕車行駛的時候，它正處於建設初期，條條道路已經修好了路肩和人行道，道路標誌也已經安裝到位，但街上看不見什麼行人。多數工廠都修建了高高的圍牆和氣派的大門，裡面的廠房才建到一半，幾乎都在等著安裝機器設備。不知為什麼，這樣的場景讓我想起了我在北方駕車穿越的那些小村莊。在類似破胡和殺胡這樣的地方，到處都包圍著堅固的防禦工事，可大多數居民已經離它而去。在這個開發區，情形十分相似：高高的圍牆，氣派的廠門，無數的建築，卻看不見什麼人影。如果你是從北方的小村莊直接來到這樣的新興工業區，會禁不住想知道，這些人究竟到哪兒去了？但這正是一個處在變革中的國家的特點：拋棄舊事物，建立新事物。人們總在不斷的運動中——或坐火車，或坐公共汽車，或坐輪船。他們站在鄉下的公路邊，拍動手下那只看不見的大狗，等著搭上開往南方的順風車。半年之後，蕪湖市的這個工業區即將完工，然後，年輕人將成群結隊來到這裡。
坐著T-11轎車，我們來到了一處正在修建的環島路段。在約翰·丁克爾看來，這個地方頗有點像個防滑墊。他把車速提到六十多公里，我們的車駛過了一個土堆，幾袋水泥，以及一個即將用來搭建腳手架的竹子堆。丁克爾駕著車轉過一個彎道，輪胎跟路面摩擦得吱吱作響，坐在車裡的幾個人一次次被甩得東倒西歪。車窗外不停地閃過一個個建材堆：土堆、水泥、竹子，土堆、水泥、竹子。T-11的後座上，三位中國工程師被甩得擠到了車子的一邊。他們還是沒有繫上安全帶。
坐在中間的，名叫齊海波（音譯），二十二歲。本來也可以坐進馬自達COSMO車型駕駛座的他，還帶著一袋零食。他從小在長城外的內蒙古鄂爾多斯沙漠裡長大，他的老家就在政府試圖通過種植柳樹扶持當地牧民的那個地方。齊海被是漢族人，他告訴我，他的祖父原本是從陝西省遷移到鄂爾多斯的（「也許因為饑荒或是戰爭」）。在沙漠裡，他的祖父當起了農民，靠種植小麥、向日葵以及玉米，過著食不果腹的日子。齊海波的父親上過五年小學，他母親讀的書更少，只上過一年級就輟學了。20世紀80年代，他們一家人轉而種植西瓜，可也只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齊海波甚至還記得他們第一次用上電的那一天。他的父母鼓勵他，要集中精力學習。在當地學校裡，他一直是班裡成績最好的學生。他自己心裡也很清楚，總有一天，他會翻過長城，奔向南方，再不打算回到那裡。
高中畢業後，他考取了武漢工業學院，這是湖北省一所相當不錯的大學。他一直對工程技術沒有什麼特別的愛好，可是跟丁克爾一樣，他也正好身處於國家的關鍵時期。「我本想考一所好點的大學，」齊海波說，「我聽說計算機和電子學是目前最熱門的職業，於是，我在高考的時候選擇了這些專業。」在武漢工業學院，齊海波被安排進入專事運輸汽車製造的工程系學習，因為它所針對的，是中國發展最快速的運輸市場。到高年級的時候，他參加了一個求職會，遇到了奇瑞公司的招聘小組。「他們說可以給我一個工作機會，學校的人都在說，這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一家發展很快的公司。第二天，我就跟他們簽了合同。我想，年輕人在這裡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根據奇瑞公司的標準，齊海波不算太年輕——公司員工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齊海波每週工作六天，每個月的薪水是一千多塊，住在奇瑞公司的宿舍裡。他們四個工程師共用一間宿舍，走廊邊上有一排浴室，跟所有人共同使用。齊海波本來也想擁有自己的居住空間，可是這兒的條件比他知道的鄂爾多斯沙漠好多了。他期望在奇瑞公司有一個長遠的未來。「它不是合資企業，我也喜歡這一點，」他說，「這是中國自己的汽車製造廠。」
做完道路測試之後，我問齊海波，他從丁克爾那兒學到了什麼東西。他說，T-11車型在急轉彎的過程中，外側輪胎有些打滑，說明它的主動軸長度有點小問題。車速過快時，B-14車型的後部有飄浮的感覺。齊海波尤其佩服丁克爾開車的技術。這位主管汽車質量控制和道路測試的年輕工程師，剛好在一個月前才拿到了駕照。
在中國駕車行駛，常令我產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覺。這個國家所具有的那麼多活力，全來自那些非常年輕的、剛剛進城務工的「候鳥」，以及滿臉稚嫩的大學畢業生們，而類似於奇瑞的新興公司則不斷地改變著國家的經濟面貌。在路上的，多是三四十歲的人們——任何比這年長的人都會遇到法律上的種種限制。根據法律，申領大貨車或者大客車駕駛證的年齡不得超過五十歲，超過七十歲則不能駕駛乘用轎車。對中國的交通而言，只有年輕人才有足夠的韌勁。一旦開始手握方向盤，時間似乎就眼著加速前進。我領到駕照後才開始認識到，修建道路的速度有多快，新車型層出不窮，總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在空曠的路段，大家拼了命似的往前奔跑，也正是這個原因——你會有種感覺，一群人正跟在後面，緊追不捨。
我喜歡從「首都汽車」租車，原因卻恰恰相反——這家租賃公司給人一種「慢」的感覺。當時它仍舊是國有性質，屬於舊時的公有經濟體制，它的公司文化跟奇瑞這樣的公司恍若隔世。在「首都汽車」那裡上班的，多是中年人，坐在那裡，要麼抽煙，要麼看報紙。儘管率先進入到這個前景看好的市場裡，那些人卻幾乎沒採取任何措施，以充分發揮公司在行業中的領先優勢。後來，「安飛士」和別的租賃公司在北京開了分店，但我寓所附近的「首都汽車」分店卻沒有對這些新的競爭形勢作出任何反應。他們既沒有提升所租車輛的檔次，也沒有優化租車過程。他們依舊沒有淘汰切諾基吉普車，一直沒有人租用這台車，它躺在停車場上生悶氣，有如退役的賽馬，記錄太差，不適合繁衍。「首都汽車」從未改進過他們的加油規定，甚至懶得去強化執行那些最基本的租賃條款。它們的服務用語滿意度一直穩穩地維持在百分之九十八的水平上。可我還是經常會回到他們那兒——我無法想像從別的公司租車會是怎麼一回事兒。
完成北方自駕游六個月之後，我又來到「首都汽車」，為租用City Special繳存了一筆費用。機師讓我看了備胎，查看了油表，繞著City Special的車身巡視了一圈。沒有新增加的擦痕，從去年秋天我把它還回來之後，便沒有挪動過位置。回到辦公室，王先生笑瞇瞇地在一堆文件上簽字畫押，順便祝我好運。他沒有問我要去哪裡。這個人的善良和禮貌，讓人無話可說，竟像是一種謹慎——在他看來，從「首都汽車」租車用於做什麼事情，完全是我的私事。
這次出行，我打算徑直開到青藏高原邊上。最西邊的那些城牆位於甘肅省海拔較高的大沙漠，分佈在絲綢之路沿線，我希望能夠在一個月之內到達那裡。我計劃在四月末開始這趟旅行，因為那時的天氣應該相當不錯。我在City Special的後備廂裡儲滿了可口可樂、佳得樂、奧利奧餅乾，還有德芙巧克力。在北京，我捎上了一個搭順風車的外國人：麥克·高提格。他是我做美中友好志願者時結識的朋友，他來看能不能順路搭車到內蒙古的首府城市呼和浩特。我想，我們倆同坐一輛車的時間最多也就一天左右，然後就可以沿著長城的路線，恢復我去年所進行的旅程。
啟程的那天早晨，一場暴風雪從西伯利亞橫掃過來，冰冷的雨點，敲打著首都。城區道路的交通受阻，慢得像在爬行，我們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才逃離了那座城市。然後，我朝著西北開上了110國道。這是一條破舊的兩車道公路，過不了多久也許就會被廢棄不用，因為另外有一條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新路的兩旁停著好些推土機和水泥攪拌機，無人理會——你知道，天氣不好的時候，中國的建築工人是要停工的。當時，天空中只是下著雨，但我能夠清楚地看到前方會遇到什麼——前方的路上，已經結冰。一路上行駛的，多是解放牌大卡車，載著貨物自內蒙古一路南行，一排排箱子上覆蓋著積雪。這些卡車在大草原上頂著側風艱難前行，駛到這裡時，那些結了冰的貨物全都向右側歪著，好像是在風浪起伏的大海上航行的船隻。
在河北省境內，開始出現「奇石」廣告牌。那些地方無人居住，低矮的岩石山巒，使農耕變得令人十分惱火。唯一的顏色，是豎立在路邊的紅色標牌。每一塊標牌上都有幾個大字，標示著「奇石」這個東西——一塊塊標牌被北風撕著、扯著。空氣越來越冰冷，冰雪的碎片顆粒開始敲打著擋風玻璃。駛過了好幾塊標牌，我們才開始說起話來。
「我們這是到哪裡了？」高提格忍不住問了我一句。
「不知道，」我回答說，「我以前沒走過這條路。」
那些用水泥和白瓷磚建成的商店，修得極為簡陋，門前豎著些標牌。
「奇石」這個詞可以用來指稱任何跟某種東西形似的石塊。在風景區，很多人癡迷這玩意。在黃山，你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形成的東西，被冠上「仙人下棋」、「犀牛望月」這樣的名字。收集者收購的那些小石頭，有時會被雕刻成一定的形狀，或是具有令人不可思議的大家所熟悉的礦物紋樣。對中國人的這種癡迷，我從來沒弄明白過。在河北省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裡，突然冒出這麼多商店，讓我頗感神奇。誰在購買這樣的玩意？駛過了二十多塊標牌之後，我終於把車停了下來。
在商店裡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十分奇特的商品陳列方式。裡面燈光昏暗，陳列台完全佔據了店內空間，狹窄的通道讓人僅能勉強擠過去。一個店員站在通道邊上，臉上帶著微笑。我從那些陳列台邊上擠過去，高提格緊跟在我身後。突然，傳來一陣巨大的嘩啦聲。
我轉過身來。高提格僵直地站在那裡——綠色的碎片在水泥地板上撒了一地。「怎麼回事？」我問道。
「他把東西碰倒了！」那店員一邊抓著高提格大衣的衣襟，一邊說，「你的大衣把它掃倒了。」
高提格和我直瞪著那一地的碎片。過了好一陣，我才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
「玉石，」那人回答說，「一艘玉船。」
我終於認出了那些碎片：帆上摔掉的一角，纜繩的殘片。中國商人的辦公室裡經常擺放有這種船模，喻示好運當頭，那幾個字說的是：一帆風順。物件完全摔碎了——看上去很像是工廠裡生產的廉價人造玉石。地上散落著五六十塊碎片。
「沒事，」店員爽朗地說，「隨便看看。也許你還想買點其他東西呢。」
我們挪到屋子的中央，完全置身於一排排的陳列台之間，好像圍欄裡的困獸。高提格的手在發抖。「真是你碰倒的嗎？」我問他。
「不知道，」他說，「我一點都沒察覺到，不過我也不太肯定。我一走過，它就倒了。」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做生意的店員，自己的商品被摔碎了，反應竟是那樣的平靜。就在這時，另一個人從旁邊的房間走了出來，手裡拿著掃把。他把那帆船的碎片掃成一堆，堆在地板上，隨後就走了。無聲無息地，又走出來幾個人，三個人站到了大門的邊上。我以前曾經聽說，有些古董店老闆會故意把花瓶摔碎，然後怪罪於顧客。現在，我在想，他們是不是在用同樣的伎倆進行路邊敲詐。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在中國開車的，有那麼多新手，他們有的是鈔票可花。
「我們怎麼辦？」高提格問我。
「不知道，」我對他說，「也許只有買點東西才行。」
商店裡，有些奇石看上去很像食物。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這樣的主題一般比較大眾化。我也認出了人們最喜歡的幾樣物件：一棵石雕的白菜、一塊石雕的臘肉。另有一些石頭，經過了打磨，露出了神奇的礦物紋理，不過我當時十分緊張，所有的東西看上去都一個樣。我隨便挑了一塊小石頭，問了問價格。
「兩千塊，」店員回答說。他看到我猶豫了一下，這個價格差不多是二百五十美元。因此，他馬上又說道：「不過可以便宜點。」
「你看，」高提格用英語對我說道，「這兒的其他東西如果掉到地上，肯定不會摔壞。」
他說得對——從這些展品堅實的硬度來說，這事兒實在奇怪。這房間的東西，全是石頭做的，怎麼偏偏入口處會跑出個玉石做的帆船呢？作為最後一根稻草，我期待著高提格的身形可以避免引起暴力衝突。他身高接近一米九，體格魁梧，留著一頭短髮，長著日耳曼人特有的鷹鉤鼻，讓中國人覺得十分注目。可事實上，我從沒有碰到過比他還紳士的人，於是，我們倆怯怯地向大門走去。那幾個人依舊站在大門邊上。
「很抱歉，」我告訴他，「我們沒打算買東西。」
「怎麼辦？」店員輕聲說道。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指著地上那一堆帆船碎片說。「這個你們看怎麼辦？」
高提格和我低聲交談著，我們決定先給五十元試試看。高提格從錢包裡拿出五十塊錢——如果換成美元，差不多是六美元。他把錢遞給店員，那店員一言不發地收下了。返回停車場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肯定會有一隻手拍在我的肩上。我發動City Special，打轉方向，掉頭開上了110國道。車子都開到了張家口，我的手還在發抖。在一個大貨車停靠點，我們停車吃午飯。我大口大口地喝茶，才使緊張的心情平復下來。得知我們是美國人，服務員立刻激動不已。
「我們老闆到過美國！」她說，「我這就去叫她！」
餐館老闆娘五十多歲，頭髮染得跟擦過黑鞋油似的。她來到我們的桌子邊上，十分誇張地遞上一張名片。名片的一面印著中文，另一面印著英文：
美利堅合眾源公司
中國辦事處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燙金印著美國的總統徽章，粗劣不堪。這個徽章跟美國的正宗原版大致相像，只是張家口的這只鷹肥了許多：它的雙翅顯得胖乎乎的，頸子有點粗大，雙腿肥得像兩根鼓槌。就算把盾牌和箭頭都丟掉，我依然懷疑這只鷹能不能飛起來。名片的一個角上印著幾個小字：
傑羅德·R·福特
名譽主席
「這是家什麼公司呀？」我問道。
「在張家口這裡，我們是做餐飲服務的，」金女士說。她還告訴我，她的女兒在弗吉尼亞州羅恩奧克市也開了一家餐館。我指著角上的那個名字，問她「你知道那個人是誰嗎？」
「福特，」金女士自豪地回答道，「他當過美國總統！」
「他跟你們公司有什麼關係嗎？」
「只是個名譽頭銜，」金女士這樣回答道。她擺了擺手，彷彿在說：沒必要讓福特知道我們在張家口開的這個不起眼的大貨車停靠站！她給我們的午飯打了點折，還叫我們隨時再來。又過了幾個小時，快要走到內蒙古交界處了，我在路邊停車時，City Special陷進了雪地裡。我們找了好久才從當地找來一個農民，開著拖拉機，把我們拉了出來。到此，我開始考慮這樣一個問題，還要不要回到長城所在的位置。雪下得更大了，事情更奇了。夜幕降臨時，我們在集寧找了一家叫作烏蘭察布的賓館住了下來。這家賓館的接待大廳真大，竟然設置了一條保齡球道。我們在前台登記的時候，耳邊不時傳來保齡球和瓶柱的撞擊聲。
次日一早，我們就出發了，打算走到呼和浩特。在110國道的人口處，當地政府在路邊豎立了一塊牌子，上面的數字可以更換，很像波士頓芬威體育場上的記分牌：
到本月為止
該路段
已發生交通事故65起，死亡31人。
雪已經停了，可氣溫低得讓人無法忍受。從集寧到呼和浩特的路上，除了空曠的草原，什麼也看不見——冰雪覆蓋的低矮群山，在呼嘯的北風裡蜷成一團。我們的車從一輛輛解放牌大卡車旁邊開過，它們停在路上，絲毫無法動彈，也許是因為油箱裡的水分太多，輸油管被凍住了。開了二十多公里，我們爬上一座小山，看見幾百輛車排成一條線，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線上——吉普車、捷達車、桑塔納轎車、解放牌大卡車。一輛車都動彈不得，所有的車都在使勁地摁喇叭：喇叭聲組成的管樂聲，和著呼嘯的北風齊鳴。我根本沒有想過，在這麼人跡罕至的地方，也會形成這樣大規模的交通擁堵。
我們把City Special停靠下來，步行走到交通擁堵的點上，駕駛員們向我們講述了堵塞發生的原委。開始的時候，是幾輛大卡車的油管被凍住了。大卡車只好停了下來，別的車就想超過去。可這條路只有兩條車道，就在超車的時候，遇到對面駛來一輛小轎車，那個駕駛員不肯退讓。雙方就這麼對峙著，使勁地摁著喇叭，後面的車輛越排越多，到最後，前後左右都動不了了。路肩上的應急通道很快就被那些想擠過去的駕駛員們堵死了。有幾位開切諾基吉普車的，仗著後輪驅動系統，直接從草原上過去，可走出去不到五十米就陷住了。穿著平底皮鞋的駕駛員們跳進積雪裡，徒手挖掘，試圖把一輛輛City Special刨出來。風雪十分冰冷，就連站在那裡都冷得讓人受不了。與此同時，卡車駕駛員們鑽到車子底下，在路上燃起一堆火，烘烤被凍住的輸油管。這樣的場景，有種別樣的美：荒涼的蒙古大草原覆蓋著冰雪，一望無際的黑色桑塔納轎車，藍色的解放牌大卡車底下閃爍著橘黃色的火焰。
「你可以上那兒，去給那些大卡車拍張照片，」高提格對我說。
「你去，」我說，「我是不會靠近那些傢伙的。」
終於，在這個地圖上未做任何標注的內蒙古草原，我們跨過了那道模糊的界線——一道區分「奇」和「愚」的界線。根本看不見警察或交警的身影，我和高提格對著火光的方向看了一陣，然後掉頭離去。這一次，《中國地圖》派上了用場——我大致翻了翻，很快找到了一條返回呼和浩特的路線。抵達呼和浩特的時候，City Special覺得應該用它自己的方式慶賀一下，於是就壞掉了。車子根本沒辦法發動，於是，我給遠在「首都汽車」的王先生打去了電話。「沒問題！」他說，「我們來接你。」
「哦，我看不行，」我對他說。
「你在哪兒？」他問我。
「在呼和浩特。」
「在哪兒？」
「在呼和浩特。就是內蒙古的首府。」
「哇！」他大叫起來。「又開到呼和浩特去了！不錯嘛！」
跟往常一樣，他把這事立馬搞定了。他讓我找一個修車師傅，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把發票開好。高提格原本打算坐火車離開呼和浩特，可為了弄好City Special，他又跟我多呆了一陣。我們推著車打著了火，然後開到一家修車廠，工人幫我們更換了點火裝置，花了不到一百塊錢。擺弄引擎的過程中，那個機械師一直不停地吸著三五牌香煙。在我們駛過110國道後，點上這麼一支香煙，不過如同七月四日國慶日裡的一點焰火，不會釀成任何危害。
City Special恢復正常工作了，天氣也好了起來，我也終於又看見長城了。這一帶的城牆很多——在我所走過的地方中，內蒙古把長城這個詞的獨特之處掩飾得最為徹底。上一次遊覽過程中，我沿著南部邊界的明代城牆前行。這一次，我往北開了三百多公里，見到了另外一道障礙物。這段城牆有八百多年的歷史，可追溯至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時期。不過，這裡的城牆歷經風雨，已經消失在了茫茫大草原上，僅留下一段雜草掩蓋的土坎，寬約九米，高約九十厘米，像箭鏃一樣伸向遠方。如果沒有當地人的指點，我肯定找不到這裡來。那人坐在我車上，領著我穿過了一大片草地才來到這裡。他叫我停車，我們鑽出City Special後，我才發現把車停在了遺址之上。「不要緊，」那個人說，「它們存在的目的，就是不想人們跑得太遠。」往西又走了一百多公里，包頭城外，我在一段城牆面前停下了車，這段城牆可追溯到止於公元前221年的戰國時期。那是我見過的最古老的一段城牆——歷經兩千兩百多年，仍然屹立在那裡，有一人多高，從幾公里之外也能看得見。
在這片毫無任何特色的土地上，這一道道城牆多少顯得有些像堂吉訶德一樣不合時宜，因為過去那些王朝的種種符號早已湮滅在茫茫大草原上。就連那些現在才修造的建築物看上去也不過是應景之作，尤其在北方，牧民們搭建的棚屋背靠西北，以抵禦凜冽的寒風入侵。這些棚屋十分低矮，前面圍著一圈用泥磚砌成的弧形固牆，以擋住從戈壁沙漠刮過來的沙礫。除了牧民，很少有人居住在這一帶，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商店。一天下午，我整整開了一百六十多公里，而唯一表明存在商業活動的只是一間拱形茅屋，門前的牌子上印著內蒙古特有的兩合一名稱：修車/診所。
內蒙古最大的城市是包頭，在廣袤的大草原上，突然出現這麼大一個地方，竟有種夢幻般的感覺。這個城市的人口超過一百萬，而且還在迅速增長，主要靠的是中央政府前不久啟動的西部大開發所提供的資金支持。政府試圖讓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跟沿海形成平衡態勢。可是，從幾個主要方面來看，在西部投錢並不成功：因為這裡缺乏必要的資源，在對外貿易方面沒有優勢。不過，資金已經流進了幾個既定的城市，我駕車從包頭市中心穿過時發現，那個城市正處於一種虛假的繁榮狀態。城市設計者已經改變了這座城市，到處都在修路，到處都要繞道而行，到處都堵滿了車輛。在整座城市裡，人們試圖用稻草人嚇跑鳥兒的方式來管理交通上出現的新局面，所以，政府有關部門豎立了大量的交警塑像。這樣的塑像放置在各大十字路口和轉盤路段，呈敬禮姿勢站立在一個個底座上。人們給這樣的交警塑上了全套制服，繫著領帶，頂著大蓋帽，戴著自手套。每個雕像上面甚至還能看到標示了號碼的身份牌。在包頭，我沒有見過真人警察。
在這個城市的南面，我跨過了黃河，再次進入到鄂爾多斯沙漠。這兒地勢平坦，可荒無人煙，一條乾涸的河床，被沖刷得色彩盡失，偶爾可見交警的塑像矗立在公路邊上。這些塑像，甚至有些令人恐怖：狂風吹拂著，沙塵覆蓋著，周圍的沙漠更加說明它毫無意義。可是，他們的姿勢依然筆直挺立，敬禮的手臂一直舉著，很有奧茲曼迪亞斯壯士的派頭——兵馬俑一樣的警察啊。行駛了一個小時後，我來到一座收費亭前，碰上了一起意外交通事故的尾聲部分，那是我在中國看到的交通事故中最慘烈的一次。很明顯，出事的大卡車當時速度極快，而且駕駛員把角度對得也太精準了，開著卡車斜著插進了收費亭。這樣的場景，讓我想起中國人做的一件玉雕，在玉石雕刻的雞蛋裡嵌著一條蟠龍。你禁不住想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旅程中的大半部分，我都是沿著小路行駛，可是現在，我駛上了210國道，往成吉思汗陵的方向而去。在內蒙古大草原上駕車行駛，其謎團之一，是看不見任何標誌，表明歷史上最偉大的帝國曾經統治過這片草原。雖說城牆隨處可見，但那全是修來抵禦遊牧民族的，蒙古人本身沒有留下任何東西。他們從來就不是偉大的建築家，連發源地也差點謙卑到無以復加。1162年，也就是成吉思汗出生的那一年，蒙古還是一個沒有文化、以遊牧為主的社會，社會結構以家族和部落為聯結紐帶。這位偉大的領袖人物克服了這些不足，逐漸掌握了權力。他統一了各部落，他創造了制度。在成吉思汗的軍隊裡，以十為建制單位，長官發佈命令的時候，採用統一的詩詞和歌謠，以便於那些不識字的士兵們記憶。蒙古人沒有陸軍，沒有艦隊，沒有修建防禦工事，也沒有運送給養的列車。他們有的，只是受過嚴格訓練的騎兵。平均算下來，每個士兵擁有五匹戰馬。往前推進的時候，兵士們在大草原上分散開來，確保全部戰馬都能吃上草料，他們還要一路從母馬身上擠奶。通常情況下，他們往前推進的速度極快，在短短二十五年的時間裡，蒙古人拿下的土地和人口，超過了羅馬帝國在四個世紀裡的總和。
在《成吉思汗和現代世界的形成》一書中，歷史學家傑克·維澤福德講述了蒙古人的戰略思想，以及他們對其他文化的影響。蒙古人身上的某些性格特點簡直不可思議——在所有令人生畏的評語中，他們竟然暈血。他們不屑於近身格鬥，弓箭才是他們最擅長的武器。在戰鬥中，他們喜歡跟對手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精於圍城之戰，竟把一座座修有圍牆的城池困成了廢城。外交是他們的另一手王牌。成吉思汗禁止搞刑訊拷打，不允許燒殺搶掠，認為這樣做只會適得其反，他確立了外交豁免權的觀念。在被攻佔的土地上，他給予宗教信仰的自由。他的一項重要本領還在於廣納人才，他願意接受任何有一技之長的人才。中原漢人帶來圍城的戰術，波斯人傳過來天文學知識，蒙文字母則取自於畏兀兒人。德國礦工可以前來中原做工，漢人也可以到波斯當醫生。出入成吉思汗宮廷的，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景教等的信眾或教徒。到122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時候，他的帝國所轄的疆域面積是歷史上最大的國家的兩倍。他的孫子忽必烈汗，完成了對中國的統一大業，於1279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第一個由非漢人統治中原的朝代，其領土範圍北起西伯利亞，南至越南北部。
不過，它也極其短命。蒙古人的崛起，主要依賴於成吉思汗的遠見卓識，其後便再也沒有產生過他那麼英明的領袖人物。不到百年，漢人推翻了元朝統治者，建立起明王朝，把蒙古人又趕回了北方地區。他們一旦離去，就什麼也沒有留下來。跟其他帝國不一樣，蒙古人沒有發展出大的宗教派別，沒有推廣過統一的書寫形式，也沒有固定的政治體制。他們沒有進行過技術革新，修建橋樑是他們為數不多的專長之一，因為他們總在不斷地遷徙過程中。遷徙成了他們流傳最久遠的遺產——在他們短暫的擴張結束之後，新型的貿易方式和文化交流依然持續著。
蒙古人很少寫東西，因此我們無法知道，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當今的文獻報道，多來自於曾經被他們打敗過的那些人——歷史由輸家記述，這也是為數不多的例子。蒙古人垮台後，對他們的後代步步緊逼的，是明朝統治者。明朝人則時不時也要面對成吉思汗後人發起的進犯。明朝時期，一些漢人軍官對這樣的遭遇進行過記述。其中一個人名叫尹耕，他在負責邊疆事務的兵部服役。美國歷史學家石彬倫翻譯過尹耕的文獻，他的文字十分生動詳細，好像今天依然屹立在長城的城牆上。跟16世紀中葉的絕大多數漢人一樣，他也把北方人單純地稱作「蠻夷之族」。「蠻夷之女身材豐腴，」尹耕這樣寫道，「因為她們吃的是肉和奶酪，穿的是獸皮，她們的肌肉因此柔軟白皙。她們喜歡私通——不管是白天黑夜，或者有沒有別人看見。」根據尹耕的記載，蒙古男人有著類似的愛好。（「蠻夷之少年喜歡誘拐女人，把她們放到馬背上，與之發生性行為。」）他還記述，蒙古人身上有一股膻味——像羊肉那樣的膻味——而且具有很多獸類特徵。（「所有蠻夷之家都釀酒，所有人都喜歡喝酒。蠻夷之人飲酒如牛，吸飲過程中甚至呼吸如常。」）為了避免讓讀者獲得蒙古人只對性和飲酒有興趣的印象，尹耕還描述了蒙古人另外的娛樂消遣。（「蠻夷之人喜歡用劍刺殺嬰孩，以作消遣。」）
到了尹耕的時代，蒙古人已經不再是成吉思汗當政下的統一體，不過，他們還是一群精明強悍的襲擾者。他們馳騁馬背，以小隊為單位，趁著夜色來襲。他們順著山脊潛行，因為害怕遇到埋伏。他們以狼煙為信號進行聯繫。他們還發明了草原版的微型信用體系——根據這一體系，貧苦的蒙古人可以向富裕的蒙古人租借馬匹，從事襲擾活動，之後與馬匹主人按一定比例瓜分戰利品。蒙古人一般不會在漢人的地盤上逗留太久，他們擅長進行穿插進攻，掠奪物品，一旦得手，立馬回撤。（北京及其他地方的城牆上，兩側均修建有垛口和射箭孔，就是因為守城士兵要對襲擾成功後正在回撤的蒙古人進行打擊。）蒙古人喜歡從漢人手裡劫掠的物品，包括牲畜、日用品，甚至是人。他們把劫掠來的漢人——不分男女——放在馬背上，馱回到大草原，並強令他們組建家庭。然後，他們把男人（有時候也有女人）派回去充當間諜——男人可以被派到南方收集軍事情報，女人和孩子則由蒙古人留作人質。
有時候，這些俘虜很好地適應了北方的生活，似乎樂意呆在那邊。這是一種實用至上主義，時至今日，依然時時可見——中國人一旦背井離鄉，會學著適應新的生活環境，無論是改革開放年代南下的人們，還是明朝時期北上的人們，均是如此。石彬倫翻譯了一段16世紀初期的文獻，這段文獻記載了一隊遊牧部落和守城士兵的會面過程。跟遊牧部落一起的，有一個漢人男子，原本住在寧夏的某個小鎮上，這個男子對於他們那隊人馬想要刺探軍情的用意毫不隱晦。明朝人是這樣報告的：
一日晨，五蒙古人走進烽火台，對守城士兵喊道：「蒙古首領派我來此，查看你們那邊為何牛車運行不止。」守城士兵應道：「上司調集數千人運送穀物，欲攻打河套內的韃子。」蒙古人又說道：「吾等人數眾多，爾等休想攻克我方。我乃韋州[漢]人，前來贈弓，以表誠心。」那士兵駁斥道：「哦，如果你是韋州人氏，何不就此降服，回歸故里？」那人答道：「韋州事難，莫若草原舒坦。何須返家？」說著，他把弓箭交給守城的士兵，可守城士兵沒有回贈弓箭。那「蒙古人」策馬逃離。
許多像尹耕這樣的軍官寫過不少東西，教人如何區分變節者。他們的頭髮一般偏短，這一點跟蒙古人很有些相像，而且有明顯的疤痕。他們身上有一股膻味。如果問他們當朝皇帝的年號是什麼，常常答不上來，因為他們沒有時間概念。他們可能把中原說成是「南朝」。在一次戰鬥中，漢人俘獲了一個曾被蒙古人綁架的漢人，名叫蒲凝。一個軍官對他做了這樣的描述「蒲凝跟蠻夷在一起生活了很長時間，吃的是肉和奶酪，因此他的身架十分結實，面如雄獅。」這位軍官繼續寫道。「他長得很胖，蓄著短髮，走著鴨子步。」在古代中國，漢人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文化的民族，一個人如果跟蠻夷在一起生活，會慢慢地失去他的「漢人特性」。
然而，對於蒙古人來說，政治合法性卻是嚴格地按照先天條件確定的。王位傳承僅限於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這個譜系之外的任何人都很難獲得晉陞地位的機會。其中一個廣為採用的方案，便是想方設法從漢人那裡得到賜物和封號。石彬倫研究過幾起案例，在長城兩邊的雙方交戰的過程中，有人把這一策略發揮到了極致。16世紀40年代，俺答汗十分能幹，已升至頭領地位，後來建立了呼和浩特這座城市。可是，他在譜系中的地位限制了他的晉陞——他排行老二，其父排行老三。於是在1550年，為了聚集財富，提升他在自己同胞中的地位，俺答汗率領數十萬蒙古大軍，向北京城的東北邊發動突然襲擊。當時，明朝的防禦工事主要是用石頭壘成的城牆，蒙古大軍輕而易舉就攻破了它。蒙古軍隊的劫掠行為持續了半個月之久，殺戮和俘獲的漢人多達數千人。之後，明朝開始大規模地在都城周邊用灰漿修建城牆，以提高工事的防禦能力。
俺答汗的長子，叫作辛愛黃台吉，採取了另外的策略，以應對家族譜系的缺憾。他從顯耀的蒙古人家族中迎娶的女人多達十多個，以期鞏固同盟關係。不過，他遇到了財力不足的麻煩，他對此問題的解決之道極盡簡單：把那些女人遣返回家。這些被休了的女人們，攜家帶口又缺錢，打算投靠漢人的衛戍部隊，以得到援助。1576年，在類似的懇求遭到拒絕後，一群蒙古人組成突襲隊，在整個防禦體系最偏遠的地方找到一個缺口，並由此攻打進來。這一地區道路崎嶇，明王朝覺得根本無需在此修建任何城牆，可蒙古人偏偏從這裡攻了進來，殺了二十九個漢人。明朝的回應，則是掀起又一次的築牆運動。這一次，他們使用了方磚，這樣一來，在哪怕最陡峭的坡地上也能修築城牆。
現在，在北京城外，有些懸崖峭壁上依然可見道道方磚城牆。遊客們經常會想:在這樣的地方，真有必要修建防禦工事嗎？可是事實上，蒙古人非常擅長在這樣偏僻的地方進攻。有時候，一個首領在成吉思汗家族譜系中的地位可能是非常關鍵的因素。如果他的等級較低，就可能引發一系列事件，橫掃南方，與明朝發生暴力衝突。石彬倫把1576年的那一次偶發事件稱作「蒙古怨女突襲事件」——遭遇挫敗的女眷最終促成在北京周圍修建起令人眼花繚亂的磚石城牆。
成吉思汗陵的停車場上停滿了黑色的桑塔納轎車，車窗遮得嚴嚴實實。每當看到這一幕，我的心就會往下沉——彷彿看到一群烏鴉停在了寂靜的樹林裡。在中國的農村，桑塔納通常是領導的坐騎，如果他們成群結隊出現在旅遊點，一般說明公款旅遊十分盛行。我到達成吉思汗陵的時候，中午剛過，許多領導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他們跌跌撞撞地從桑塔納裡鑽出來，在停車場上又吼又笑。我跟隨三個搖搖晃晃的男子，跨上台階，來到陵墓入口處。在這裡，他們一行人跟服務人員爭執了起來。服務員是個蒙古人，他根據三十五元的收費標準，要他們購票。這點錢若是換成美元，不到五美元。
「你看，這——樣行——不？」其中一個領導嘟囔著說，「三個人一百元。」
「三張票應該是一百零五元，」這個蒙古服務員回答道。
「給個特價嘛，」領導說，「打個折，就一百元。」
「不行。三十五元一個人。一百零五元。」
「你看，這——樣行——不？」領導又說，「我給一百。」
「一百零五元。」
「一百元。」
每個人說話都是這樣慢吞吞的，就這樣毫無意義地爭執了整整五分鐘之久。在中國，國營旅遊景點的門票是不講價的，我不明白，那位服務員為什麼竟能如此耐心。後來，我才發覺，他也喝醉了。他倚靠在辦公桌上，整個售票亭都瀰漫著一股酒精的氣味。進了大門，有三座蒙古包一樣的建築，頂上裝飾著燒製的瓷磚，橙色夾雜著深藍色。到處都能看到喝醉的領導們的身影：他們或跌跌撞撞地穿過走廊，跨下台階，或在陽光下坐下來，雙頰排紅，雙手抱頭，或站在展板跟前，搖晃著身子想讀出那些印著的有關成吉思汗和元朝的文字。
沿著鄂爾多斯沙漠南部邊沿的一條小路，我開了近五百公里路程。我那《中國地圖》上標得清清楚楚，長城就在附近，可從路上什麼也看不見。有時候，我開上一個小時的車。一輛車也碰不到。我打開收音機，聽到的全是蒙古語。偶爾，一陣大風刮過，在柏油馬路上掀起一陣陣小型沙塵暴，沙粒像液體一樣，一波一波地流動著。開到陝西邊界的時候，我又看到兩個搭車人在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見的大狗。其中一個是老者，我把車停下來的時候，只聽他大聲吼道：「去靖邊多少錢？」
我告訴他，我剛好順路去那個方向。靖邊是靠近長城的一個小鎮，那兩個漢字的意思是「平定邊疆」。
「不要錢？」他十分驚訝地問道。他問我從什麼地方來，我說從北京來。他好像有點耳背——他每次大聲說話的時候，都要把身體湊過來。「能不能裝上這些袋子呢？」他大聲問道。
「當然可以，」我問道，「裡面裝的是什麼？」
「鹽巴！從我女兒的農場上弄來的！」
我打開City Special的後備廂，幫著這位老者把那些口袋放進去——每個袋子大概四十多斤重。裡面裝的，正是這段時間來我很少吃到的東西。現在，我的吉普車後備廂儲滿了可口可樂、佳得樂、奧利奧餅乾、德芙巧克力，還有鄂爾多斯鹽。這位老者打算把這些鹽巴拿到靖邊去出售。他一上車，就高聲大氣地問了我另外一個問題。「你認不認識韓河流？」
「誰？」
「韓河流！你認不認識他嘛？」
「不認識，」我懵懵懂懂地回答道，「誰是韓河流？」
「他是我們村的，」那老者又大聲說道，「他到北京打工去了！我在想，你可能見過他！」
我告訴他，我會留心韓河流的。這位老者戴一頂破舊的帽子，穿著藍色的粗棉布衣服，牙齒快掉光了，下巴上蓄著一蟠山羊鬍。跟他一起的旅伴，卻是我在北方見過的最漂亮的女子。她二十來歲的樣子，頭髮染成了淡紅色，塗著鮮艷的口紅，雙眉之間長著一顆小小的美人痣。她穿著一件紅色的絲綢外套，腰部收緊，胸襟上繡著幾朵金色的花兒。她個子嬌小，有一個小鳥般的名字——王燕。在這個窮山惡水之地，她顯得完全格格不入，真像個異類，被大風吹離了航道，隨後登上了City Special。她拘謹地坐在前座上，後背甚至不敢挨著椅背。
「他是我爺爺，」她說，「我們一起住在靖邊。」
後座上老者把身子向前傾過來。「你是不是真的不收錢？」他高聲問道，「到靖邊一般是五塊。多了我們給不起。」
我們向南行駛著，從種在沙地裡的一排排柳樹邊上開過去。王燕很害羞——她目不斜視，直直地盯著前方的道路，回答我問題的時候，聲音十分溫柔。她剛回農場的家看了她的父母，幾年前，她來到了靖邊，那是離她家最近的城鎮。最近，她的爺爺眼著她來到了這個小鎮。「我們村所有的年輕人都出去了，」她說，「沒人願意呆在那個地方。我也沒有打算回去。」她在靖邊的一家美容院打工。對那些沒有讀過多少書的進城務工女性而言，幹什麼工作完全憑長相而定。長得端莊的女孩子，多半會在理髮店或者餐館找到活，長相一般的，就只能當服務員，或者進工廠當工人。對長得好看的女子來說，找工作要容易得多，不過，也可能會遇到陷阱。多數髮廊是做一些常規的服務——美發、化妝、洗頭，以及簡單的按摩——但也有一些起著娼妓前台的雙重作用。在我看來，王燕的家人把她爺爺送來跟她一起住，可能就是為了防止她遇到麻煩。
二十多分鐘後，老者又傾過來了。「你是中國人嗎？」
「不，我是美國人。」
「我說嘛，你就不是中國人。」他大笑著說，「你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外國人呢！」
在靖邊，我把他們帶到了美容院。美容院的名字叫作「建華」——「建設中華」——我幫著把鹽袋子拿了進去。裡邊有四個年輕的男子和女子正在幹活，他們跟王燕十分熱情地打了招呼。那幾個男子頗有小鎮時髦者的樣子，蓄著長髮，穿著綴有拉鏈的皮衣。時辰還早，顧客沒到，他們在影碟機裡放上了一張麥當娜的碟子。牆上，有一整面大鏡子，這幾個人挪開美容椅，練習起舞步來。他們從鏡子裡觀察著自己的動作，一遍一遍地反覆練習，想要走對步子。店堂的另一頭，王燕湊在另一面鏡子跟前，整理著一路上凌亂了的頭髮和妝容。她的爺爺靠在門邊，孤零零地站著。進了美容院後，他一直沉默不語，只是注視著那幾個年輕人，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在擺滿了鏡子的房間裡，只有他沒有盯著自己看。
在中國北方，我開著車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這些村莊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對於城鎮，要預測未來不算太難，至少從發展這個角度來說是這樣——它們的未來軌跡已經在新修建的一條條鋼筋水泥路上明擺著。可是，在鄉下，幾乎不敢想像，一代人的時間——也就是二十來年——之後，誰還會住在那些地方。我在各個村莊停車的時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殘疾人，還有就是年齡很小的小傢伙。那些人進城務工後，把孩子留在家裡，由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撫養。打工者們在城市裡仍舊沒有安頓的感覺，儘管城鎮照例總要發生變化。將來，他們可能會想辦法把家安在離上班比較近一點的地方。對北方的很多村莊來說，那麼多小孩子仍舊需要在農村長大，他們可能是在這些地方住過的最後一代人。
從靖邊往西走了一個小時的車程後，我把車停下來，參觀了安寺村附近的一段長城。在明朝時候，這個地方曾經是一處重要的防禦點。人們告訴我，在安寺附近，有一段廢墟，十分有氣魄。安寺這個地名的意思正是「安寧的寺廟」，我把車在村子裡停好後，只看到一個大人。那是一個殘疾人，拄著一副做工非常粗糙的枴杖，正在看管著一大群孩子。在中國的農村，到處都有這樣的經典場景：很小的小孩子，圍著一個走都走不動的大人，又蹦又跳。
那位老人告訴我，長城離得不遠，但他說不清楚究竟在哪個方向上。末了，他指了指最大的那個孩子。「把他帶上，」他說，「他認得路。」
一眨眼的工夫，那個孩子鑽進了City Special。他還沒來得及關上車門，另外四個孩子便跟著魚貫而入。他們迅速地關上車門，把一個九歲的女孩留在了車外，她站在地上，頭上紮著小辮，帶著失望的眼神，微蹙著眉頭。我看著那位老人，希望他把後面的幾個小孩子叫下車，可他一言不發。他臉上略帶著一絲迷茫的表情，那是在歷經了戰爭、革命、饑荒，到了現在的垂暮之年仍要奉命照看小孩的人身上常有的那種表情。
「好吧，」我對他們說，「你們都上來了，她也可以上來呀。」
其中一個孩子歎了口氣，打開了車門，女孩爬上車來。我們沿著一條鬆軟的土路往西開過去，我得時不時地加大油門，從一片片流沙上碾壓過去。聽到後面的幾個小孩子在竊竊私語，我才意識到，我還沒跟那位老人講過有關我自己的一丁點東西。他們不知道我來自什麼地方，要幹什麼，我只是讓他們給我帶路，找到廢墟。於是，我停下車來，轉頭回去看著那幾個孩子。
「我從北京開車過來，」我告訴他們，「我住在那裡。不過，我是美國人。我正要到很多地方參觀長城，所以我就來了你們這兒。」
那幾個孩子聽得十分認真。前座上坐著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另外三個孩子坐在後座上。最大的那個男孩子十二歲，他膝蓋上還坐了一個兩歲大的小女孩。六個小傢伙表情極為認真，尤其是那個小女孩——胖乎乎的小臉上露出一絲憂鬱的表情。我覺得，應該給他們分點巧克力才合適。於是，我打開三條德芙巧克力，分到他們手裡。然後，我們朝著長城的方向繼續前行。一時間，我把自己當成了誘拐孩子的花衣魔笛子——據我所知，這些孩子代表著安寺村的全部未來。
這一帶位於鄂爾多斯沙漠的南部，海拔高度差不多有一千五百米，沙丘已經推進到了城鎮的邊上。長城在一座座沙丘之間蜿蜒穿行，高度僅有三米，用夯土築成。「你沿著這些長城，走上一年也到不了北京！」鑽出City Special的時候，其中一個男孩子這麼說道。孩子們蹦蹦跳跳著繞過一個沙丘，我走在他們身後，一層層細沙，在我們腳下流淌。這一段長城連接著一個防禦工事——外形是方的，也用夯土築成。每一個角上都有一個角樓，中間是一個巨大的烽火台。烽火台看上去很像金字塔，基座上有一個小孔，像是通往法老陵寢的入口。一個接一個，幾個孩子爬了進去。
跟在他們身後，我用手和膝蓋著地，爬了進去。地道拐向左邊，白色的牆壁消失在遠處的黑暗中。我摸索著前行，從一堆塵土上爬過，隨後出現了一絲亮光。開口處是一個通風井——其實就是一道豎直的煙囪，有十五米高。在明代，士兵們需要在這個位置放上一架梯子，可這些孩子們用腳蹬著磚縫，搖搖擺擺就爬上去了。一陣沙土掉下來，我用手擋住了眼睛。「不要爬那麼高！」我大聲喊道，「危險！」
「沒事兒！」其中一個孩子回答道，「我們以前爬過！」
我爬出地道，跟那個女孩會合了，她留在外面，照看著那個小女孩。等到我鑽出地道的時候，那幾個孩子已經爬到了頂上，正在叫嚷著慶祝他們的勝利。等他們從頂上下來之後，我才注意到，其中一個孩子的手臂上貼著一塊髒兮兮的創可貼。他跟我說，他在學校玩蛙跳的時候，摔斷了手臂。最小的那個七歲男孩，額頭上有一道淤青，看著很彆扭，也是一次不小心造成的。如果這就是最後一代鄉下人，那麼他們至少是主力。其中有三兄弟，長得很相像，留著短髮。在北京，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小孩子——那是在首都，每一個小孩基本上是家中的獨子，一生下來就受盡呵護與寵愛。
回到安寺村的時候，拄枴杖的那位老人正在耐心地等著我們。我瞭解到，他是那三兄弟的爺爺。他還告訴我，尤其在他們那個地方，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得並不嚴格。「人們只要交了罰款，就可以多生，」他笑著說。他還是一點都不關心我是誰，我要做什麼。在北方的農村，人們很少起疑心，他們邀請我進去喝茶或者吃飯，基本上很常見。對於農村生活的艱辛，我並未心存幻想，我在美中友好志願者協會當志願者的日子裡就學會了，不能把貧窮想得太美。不過，在駕車穿越這些即將消失的村鎮的過程中，我還是感受到了些許酸楚。那是我瞥見的最後一線生機——最後的小鎮，最後的鄉村少年，也許還有最後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鄉下人特有的誠實與信任，不會隨著遷居入城而繼續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遲疑的歡迎，贏得孩子們的信任，這樣的地方並不多見。駕車離開安寺村的時候，我有些傷心。
沿著長城，我行駛了一周的時間，最後到達了鄂爾多斯沙漠的最邊緣。一段土牆往西北方向延伸過去，進入了騰格裡沙漠。騰格裡沙漠以其沙子的細膩而著稱，那些沙丘的形狀十分優美，頂部為圓弧形，很像撒哈拉沙漠裡的阿拉伯花飾。這是一片沙地，只有沙子，全是沙子：在騰格裡沙漠的中心區域，連牧民都不願意居住。每天傍晚，我都會停下車來，在沙丘上支起帳篷。在沙地上睡覺，比任何地方都好，至少在平靜的夜晚如此。我很幸運，當時正是春天時節。夜空十分明朗，在月光下，一座座沙丘泛著森森白光。
只要經過城鎮，不論大小，我總要停下車來，吃頓飯，洗個頭。這是些被人遺忘的偏僻之地，偏僻得只能吃點中國經濟大發展留下來的殘羹冷炙。我看到有些摩托車，在後擋泥板上面貼著一張計算機上使用的光盤，作為很好的反光材料。在一個叫作興伍營的地方，人們得爬上長城才能收到手機信號。興伍營的意思是「興旺發達的軍營」，因為明朝曾經在這一帶修建過巨大的防禦工事。目前，這個村莊非常偏僻，十分貧窮。不過，人們依然在充分利用長城。他們站在城牆上，手機緊貼著面頰，儼然數字時代的哨兵。如果長城變成了手機零件，那會意味著什麼呢？或是電腦光盤因為反光而發揮了最大的作用呢？在這樣的地方，所有的東西都糾結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進步，哪是即興之作。
在鹽池鎮，我洗了洗頭，然後沿街溜躂起來。這也是一個十分乾燥、被人遺忘的地方，離長城不到十公里的距離。我正走著，一輛摩托車慢慢地開了過去，那人隨後撞上路肩，一頭栽倒在滿是塵土的地上。幾個人圍了過來，可那人根本沒有動彈。「他喝醉了，」其中一個人說道。他們站在那裡看著，那個人終於醒了過來——可他實在醉得太厲害，連話都不能說。有人把他扶了起來，那醉漢想要坐回到車上。「不要開車了，」一個路人小聲地對他說，同時把他拉了回來，可那人掙扎著硬要過去。不一會兒，他周圍聚集了三十幾個人。
中國人聚集圍觀的過程，常常出人意料，無法揣測，尤其在鹽池這樣偏遠的地方更是如此。哪怕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只要發生在大街上，也可能引起大家的圍觀。多數圍觀者是被動的，至少在一開始的時候是這樣的——他們不過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不過，隨著聚集的人越來越多，人群開始擴大的時候，它就可能形成了一定的勢頭。圍觀者可能因為看法各異，從而動武，也可能在轉瞬之間轉過來針對某一特定的個體。事情發展的結局，往往很難預料，因為這得大大仰仗於人群中是否會出現一個能夠起主導作用的人物。一個能說會道的人，可以把整個事件顛來倒去，使圍觀者付諸行動。
在鹽池，如果某個果敢的人站出來，批評騎摩托車的那個人不應該喝那麼多酒，或者厲聲警告他不要惹事，其他人很可能就會眼風而行。可在圍觀的這一群人中間，最強勢的碰巧是騎摩托車的那個人自己，他想著要坐上摩托車。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經都把他往摩托車上拽——他一言不發，沒有別人的扶持他根本站立不穩，可仍舊十分生氣地把每一個拉他的人使勁地推開。過了一會兒，他那股強勁好像贏得了圍觀人群的尊敬，大家竟不再堅持反對什麼。到最後，他們乾脆幫忙了。一個人扶著他坐到了摩托車上，另外有人幫著發動了摩托車。還有個人在後面推了一把。那人搖搖晃晃著突然來了個原地掉頭——圍觀人群全都屏住了呼吸——可他竟然把握住平衡，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圍觀人群等待了半分鐘的樣子，仔細地聽著，臉上露出急切的表情。然而，僅此而已——沒有碰撞聲。終於，人群散去，愉快地交談著，往別處踱步而去，去鹽池別的地方繼續找樂子吧。
沙漠是一個十分鮮明的場景：在這個模糊的背景映襯下，所有的一切都顯得輪廓分明。一天下午，沿著內蒙古和寧夏交界處穿越一片沙丘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個孤獨的身影，正行走在道路邊上。我停下車來，大聲問他：「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那個人反問道。
兩個問題都是明知故問，這條路上，連續五六十公里沒有一個岔道。我問他，要不要搭車，他聳聳肩，坐上車來。他二十五歲的樣子，上唇撇著一撮淺淺的鬍鬚，像是某位書法家寫錯的一個筆畫。他穿戴整齊，穿一件領尖帶有紐扣的藍色襯衫。他說他住在自治區的首府城市銀川。我問他是不是一路上遇到了什麼麻煩。
「沒有，」他說，「我每個月都要來這個地方，就來走走。每天有三趟車從這條路上經過。九點三十，十二點三十，兩點三十。我坐早班車到這裡下了車，然後散散步。一般情況下，我會坐後面的隨便哪班車回到銀川。」
他說話有點奇怪，好像在痙攣似的——在時斷時續的話語中，他快速地堆砌著詞語，好像要用什麼東西盡量填滿圍繞在我們四周的所有空間。他沒有告訴我他的全名是什麼，只說他姓甄。不過，當問他為什麼來到騰格裡沙漠時，他倒完完整整地回答了我。
「我曾經在部隊當兵，」甄先生說，「我是90年代當兵的，駐紮在陝西省的秦嶺山區。我們每天都身處荒野，我現在會時不時地懷念那樣的日子。不知道該怎麼說，反正那是一段非常快樂的時光。當然，那個時候很苦，但是，做那樣的工作很光榮，很有榮譽感。跟我個人沒有關係——每一件事情都是中隊的事情。集體比個人更重要嘛。我喜歡的，正是這一點。我們彼此瞭解，彼此依靠，到最後，你這個個體本身反而顯得不那麼重要了。所以，我每個月都到這個地方來。空蕩蕩的沙漠讓我找回了過去的那種感覺。」
甄先生坦誠地告訴我，他不喜歡美國——他尤其批評美國在1999年時參與北約對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的轟炸。服完兵役後，政府給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到銀川一家糧食公司上班。他沒有結婚，也不打算結婚。
「金錢是原因之一，」他說，「如果沒有錢，結婚就是件麻煩事。不過，主要的原因，還是我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經常扎堆，而婚姻會打破這種紐帶。目前，我有很多好朋友，我們經常聚在一起吃飯、喝酒、聊天。有點像我當兵那個時候的日子。可一旦結了婚，這些事兒就做不成了。你得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家庭上。那種聚合感就沒有了，我可不想搞成那個樣子哦。」
我問他，除了在騰格裡沙漠散步，還有沒有別的什麼愛好。
「其實，我喜歡開車，」他告訴我，「那是我的最愛啊。我好想早點拿到駕照哦。」
他在駕校的學習課程快結束了，拿到駕照後，他想開開出租車。如果有條件，他也想自己買一輛車。不過，只要有機會，他還是會找幾個朋友一起練車。他問我什麼時候學會開車的——跟很多美國人一樣，我十六歲開始開車，這讓他吃驚不已。在中國，開車的年齡不得低於十八歲，不過，財力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等人們到了可以學車、可以考慮買車的時候，都已經三十多歲了。
「開這種吉普車跟開桑塔納是不是大不一樣？」他問道。
「沒什麼差別，」我告訴他，「都有五個擋位，基本上一樣。很好開的。只要你會開桑塔納，開這種吉普車就沒問題。」
「我還從來沒開過吉普車，」他說，「我好想試一試。」那一刻，他沉默了，眼睛看著窗外的沙漠一閃而過。在我們的左面，長城消失在一片沙丘之間。甄先生終於說道：「讓我開一小段，行不行？」
我把車靠邊停下來，然後下了車，從City Special的前頭繞了過來。甄先生移過去，坐到了駕駛座上。他指著那些踏板。「這是油門，對嗎？」他問道。「這兩個就是剎車和離合，對不對？」我不知道，我怎麼會答應讓他來開車。也許是因為連日的長距離沙漠行車、空曠的道路和空曠的環境吧，一切都顯得有點不真實了。我繫上了安全帶。這是我第一次坐在City Special的副駕駛座上。
他發動了引擎，讓發動機在空擋上空轉了一會兒，隨後才起步行車。他把上身前傾出去，透過擋風破璃細細察看路況，抓著方向盤的指關節一片慘白。只要有車駛來，他就要急劇減速。在半小時的時間內，這種情形發生了五六次。除此之外，由於道路空曠，車子倒也能夠筆直行駛。四面八方都是荒地。等到甄先生感覺有點適應之後，他把車速提到了六十多公里，寫錯的那一撇鬍鬚下，洋溢著一絲幸福的微笑。一路上沒有彎道，可他還是試了試轉向燈，想要看看是否正常。左、右、左、右。他打開了車燈。他動了一下雨刮器。他摁了一下喇叭，再摁一下，空曠的道路吞沒了喇叭聲。
那天稍晚些，我在一個卡車停靠點放下甄先生之後，「被地圖」進了一片沙地。在我的地圖上，長城依舊清晰地標示了出來，一條垛口樣的折線利落地蜿蜒向西，穿過一片沙漠，但這一帶的道路卻十分難得見到。廢墟北邊，一條毛細血管樣的無名小路伸向遠方，我試著開了過去。路面澆鑄過水泥，偶爾有幾個路段被風吹來的沙子淹沒了路面。每開一陣，我就得加大車速，才能駛過那糟糕的沙土路面。終於，City Special撞上一個沙堆，停了下來，輪子完全陷進了沙子，連輪轂罩都看不見了。我試著把沙子刨開，可完全不管用。我正打算把輪胎的氣放掉一些，以增加附著力，一輛四輪驅動的吉普車開了過來。那人幫我把車拖了出來，我只好往回走——看來，從那條路走下去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天色漸晚，我走到了一個沒有任何標示的十字路口。周圍連個問路的人都沒有，我只好憑藉著指南針的指示，往南行進。開了四十多公里後，路邊出現了一塊紀念碑。沙子已經淹沒到紀念碑的基座部分，不過那些銘文依舊清晰可辨：
1991年8月
工廠全體員工永遠不會忘記你
這塊紀念碑上找不到任何詳情介紹，顯得十分奇怪。什麼工廠？哪些工人？不會忘記誰？又往前走了幾公里，我把車開上了一條土路。沿著土路走了幾分鐘之後，我在一個沙丘上支起了帳篷。我享用了一頓跟在鄂爾多斯沙漠裡一樣的晚餐——幾塊奧利奧餅乾，幾塊德芙巧克力，還有一瓶佳得樂。夜空一片沉寂，敞開著帳篷的門簾，我躺下來，看著頭頂的滿天星斗，慢慢入睡了。
一路上，我已經習慣於在我說不上地名的地方酣然入睡。第二天一早，我才弄清所處的位置，為了預防City Special在路上壞掉，我一般要儲存足夠的飲水。在多數地方，手機信號的覆蓋情況良好——中國的通訊系統下轄好幾家國有大公司，他們在各處修建的基站達到了全方位覆蓋程度，令人稱奇。政府還掌控著能源產業，即使在十分偏遠的地方，也能找得到加油站。我油箱裡的油從未見過底，因為油價管控，價格也十分便宜：2002年春，跟全國各地一樣，我加油的價格是每升二點五元。到處都看不見自助加油站。在我駕車從內蒙古到青藏高原的橫穿西部之旅中，City Special的油箱蓋幾乎沒有被男人碰過。加油一般是女人們幹的活兒，至少在西部是這樣，在這些地方，看管加油站的一般是剛剛從農家走出來的年輕姑娘。這些流動務工人員只有十幾歲，穿著嶄新的工作服，頭髮梳理得十分整齊，描著淡妝——她們是小鎮上見過些世面的人，在成功大道上邁出了第一步。
加油站的姑娘們幹活認真，彬彬有禮，十分友善。可如果要讓她們指指路，你簡直不能抱任何希望。這個問題很普遍——一路上，我得花大量的時間，向別人打聽可靠的信息。有時候，他們的口音也非常難懂，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沒有幾個中國人出門旅行過。開過車的人就更少了。對於公路，他們知之甚少，哪怕就在家門附近，他們描述起怎麼去某個地方的時候也是一團糟。最好的辦法，是向他們提出「是」或者「不是」之類的問題：「這條路是到中衛的嗎？」如果一個駕駛員只剩下翻開地圖向人請教這一招，那簡直就是糟糕透頂的一件事。這無異於把謎題交到一個小孩子的手上——人們把地圖拿在手裡東翻西翻，在頁面上尋找合適的線路，臉上的表情先是迷惑，接著就是陶醉。一路上，我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問路的時候把《中國地圖》藏起來。
鄉下人對於地圖沒什麼認識，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對於讀過書的中國人來說，也是如此。即便是一個有著數年駕駛經驗的專業駕駛員，也可能會因為一張簡簡單單的地圖而弄得暈頭轉向。儘管中國人有著極其悠久的古代製圖歷史，地圖卻沒能成為他們現代文明的元素之一。已知的最早的地圖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紀。那是印製在絲綢上的一些文獻資料，從湖南省的一個古墓中被發掘出來。那些地圖文獻跟古希臘、古羅馬的地圖屬於同一時期，而中國人繪製的那些圖標已經體現了非常先進的技術水平。這些東西曾是為了軍事目的和政府使用而製作出來的，因此極為抽像，並且採用鳥瞰的方式繪製。比例尺的運用相當精道。人們用以表示地面主要特徵的符號十分連貫，顯示出了越到下游河道越寬敞的特點——對於那些需要在某個地點讓軍隊渡河作戰的人來說，這個細節尤為關鍵。到了公元3世紀，一個叫作裴秀的官吏擬定出很多規則，用以指導地形的測繪和地圖的編制。對於製圖，中國人具有很好的技術底子。
中國早期的地圖繪製得相當不錯。然而，採用的基本原則卻只考慮實用性，不大在乎科學性。在古希臘，製圖學是從天文學裡面分支出來的，人們因此借用了星象尋蹤的主要原則。在此基礎上，西方人提出了經度和緯度的概念，古代中國的地圖裡面卻找不到它們的蹤影。若干世紀以來，中國人甚至忽略了裴秀提出的規則，到了後來，他們做出的地圖描述性大大超過分析性。他們的地圖，主要依靠語言文字，不太看重各種符號的使用。為了強調曾經發生過什麼極為有趣的事情，連地形都可以來用變形的方式進行繪製。例如，明朝的長城地圖，在一座陡峭的卡通樣陡坡上，一個個巨大的烽火台隱約可見，而周圍環境看不見任何細節，也沒有什麼比例尺。這樣的製圖說明，跟中國人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做法相比，還倒退了一步。
至於為什麼把地圖繪製成這個樣子，有幾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於當時的政府在勘察和貿易方面興趣不大。中國古代的皇帝們很少鼓勵遠征考察行為，官吏們更是有蔑視商人階層的古老傳統。與之相反，歐洲和阿拉伯國家在製圖技術上的巨大進步跟貿易活動緊密聯繫在一起。公元13世紀，隨著指南針的傳入——最先也是中國人的發明項目——為商人們畫出相當精緻的地中海地圖創造了條件。兩百多年後，葡萄牙商人試圖開闢南邊的商業道路，他們繪製了相當精確的非洲海岸地圖。這一項目有賴於政府和商人雙方才能完成——葡萄牙的數位王子協調過商人的勘探過程，最後才繪製出了非洲的海岸線地圖。
然而，中國的製圖史上卻沒有類似的重大突破，因為它的發展動因迥然相異。在古代中國，地圖主要是為了滿足軍事上的需要，而軍隊對於繪製詳細的內陸地圖和海岸線地圖沒有多大的興趣。發生戰事的地區，主要在西部和北方，也就是修築長城的那些地方，而這些地方極為廣袤，基本上沒有特別之處。對駐紮在這些地區的軍隊來說，某些具體的地點比周圍環境更加重要。因此，中國的地圖一般要突出主要的關隘和重要的堡壘。後來，無論什麼地圖，不但要描繪出某個地區的地形，還要標出地圖繪製者最感興趣的東西。在葡萄牙人試圖打開東非黃金貿易線路的同一世紀裡，明王朝卻在忙於抵禦北方的遊牧部落。這樣大相逕庭的目標當然會形成人們對於同一個世界的不同視圖。
在中國，地圖演變成了政府和軍隊的一種工具，卻沒有形成個人使用地圖的傳統。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地圖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渺小。翻開小學的地理課本，你會發現，裡面以文字描述居多。這也許會鼓勵學生們用文字描述他們的生活環境，可他們幾乎沒有勾勒過任何地圖。像新經濟形勢下的許多實用技能一樣，讀地圖還沒有進入課程設置的範圍。有的人儘管上了好幾年的學堂，可還是沒有學會使用地圖。通常情況下，只有他們開始自己開車的時候，才會跟這東西第一次較起真來。即便某個中國人對於詳盡至極的地圖有點興趣，可要找到這樣的地圖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政府對於這樣的地圖總是持一種非常謹慎的態度。目前，還是有這樣的傾向，即將地圖繪製跟軍事目的聯繫起來。尤其對於西部地區，要想找到西藏、新疆這樣的地方的詳細地圖更是不太可能。即使在不太敏感的地區，對地貌地圖也進行了分類管理，市場上基本看不到。為了完成我的自駕游，我也懶得帶上GPS。如果沒有精確的地圖，這樣的設備可能毫無用處。不過，我的主要顧慮，還是擔心這樣會讓別人以為我是到偏遠的西部地區從事測繪勾當的外國人。
所以，我只能依賴《中國地圖》，這也算是市面上能夠買到的最好的東西了。這家國營公司成立於共產黨執掌政權之後不久的1954年，幾十年來，《中國地圖》繼續秉承為政府和軍事服務這一傳統目標。公司總部坐落在北京的天安門附近，我曾順道對它做過一次拜訪。那個地方讓人想起老派的「單位」這個概念：燈光昏暗的走廊，大大的會議室，很多人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公司目前有四百八十多名員工，不過這個數字已經夠多了，因為在我跟他們的副總編會晤的過程中，一直有人在走廊上打乒乓球。副總編名叫徐根才，他跟我熱情地打過招呼後，一位助手給我們斟上了茶水。我們並肩而坐，中間擺著茶杯，這跟當初毛澤東會見尼克松的情形頗為相似。不過，我們很顯然錯過了外面大廳裡一場重要的比賽——我能聽到擊球的啪啪聲，時不時夾雜著壓抑住的喝彩聲。
徐總編告訴我，中國發展變化的速度，是《中國地圖》所要面臨的最大挑戰。他們每三個月就要更新一次北京的城區地圖，因為到處都在修建新的建築，汽車大發展也催生了以前從不曾有過的自由市場。20世紀90年代，《中國地圖》只出過五個版本的駕駛員專用道路簡圖。而現在，他們已經出版了二十多個版本。他們的市場目標已經從政府和軍事上轉移出去，不過他們對個體消費者的觀念仍舊是另類的。「我們出版了很多類型的地圖，因為經濟的發展，人們需要這樣的東西。」徐根才說道。他逐字逐句揭示了這句話——公司正打算出版的地圖，是人們購買某樣東西的時候用得著的。「我們出版餐館地圖，如果你要在北京吃飯，所有地點都找得到。」徐根才解釋道，「我們還出版特別版的旅遊地圖，不光標出著名的博物館，還會標出酒吧一條街和秀水街市場這樣的地方。」
我提到，以前的秀水街是一個頗有名氣的服裝市場，最近被拆掉，遷了新址。
「明白我的意思了嗎？」徐根才說，「我們也得跟著改。」
他十分自豪地展示了其他的專業地圖。《小店物語——北京小店地圖》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購物廣場和購物商店。《北京學校地圖》列出了首都地區的所有教育機構。《中國城市房產地圖》專為投資者設計，列出了全國的樓價預估值。如果你需要尋找某種很快就要過時的東西，《中國城市房產地圖》倒是值得一睹。還有一本《北京求醫問藥地圖冊》——這正是疑難雜症患者的夢想，上面標出了好幾百家醫院、診所、藥店的地理位置。在我看來，花了那麼多年的時間滿足政府和軍事需要之後，《中國地圖》還是沒怎麼抓住這樣的概念——為私人和個體推出一種具有開放特點的工具。在他們看來，人們需要辨識方向。僅僅給他們最好的北京地圖冊，讓他們自己去判定，需要尋找餐館、藥店、還是只管六個月的房產價格，這還不夠。我們並肩而坐一個多小時後，會談結束。徐根才和我同時站起來握手道別，似在為我們的高峰外交活動畫上句號。他祝我旅行順利，還叫我隨時再來。走廊上，我離開的時候，乒乓球比賽依然熱烈地進行著。
離開騰格裡沙漠，我向西進入了甘肅省境內。那條道路沒有命名，修得太小，夠不上國道的檔次。不過，在政府新近掀起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對這條路進行了澆築。卡車司機己經開始在使用那條道路，沿線可以看到很多標語牌「交警祝你旅途平安」；「絲綢之路換新貌，交通警察保平安」。不過，還是很少看見執法者。這裡又用上了翻版的兵馬俑警察策略——間接的警察工作吧。在紅水村外，一輛卡車壞掉了，停靠在路邊。卡車邊上站著三個人，正在拍著手下那只看不見的大狗，心情十分焦急。小轎車、大卡車從旁邊一閃而過，正如駕駛員試題中的一道試題：
344題 如果遇到交通事故，有人需要幫助，你應該：
A）繼續行車。
B）停車，盡可能提供幫助，並聯繫警察。
C）停車，如果有報酬，才幫忙。
我把車停下來，那幾個人說他們的油泵出故障了。那是一輛解放牌大卡車，牌子是巨能王。他們已經把手下那只看不見的大狗拍打了一個半小時，才遇到我停下了車。他們問我，能不能把其中一個人順便捎帶到最近的安遠鎮，那兒有個火車站，我答應了他們的請求。他們把壞掉的油泵裝進一個粗麻布口袋，扔進了City Special的後備廂。
這位卡車司機名叫李長傑（音譯），是個南方人，老家在江蘇省的一個小村莊。妻子仍在家務農，他則跑出來做起了生意。他個子矮小，滿臉憔悴，但目光敏銳——面露飢渴。之前是農民，在新經濟形勢下取得成功的人臉上常有這樣的飢渴。1993年，李長傑從親戚那裡借錢買了一輛二手車，跑起了營運大貨車。時間一天天過去，他逐漸更新了自己的營運工具。去年，他花二十五萬多元購買了這台巨能王。在中國，這是很大一筆錢，而李長傑對這個車的油泵惱怒不已。
「我查過了，全省沒有一家公司有存貨，」他說，「我得一路跑回徐州去更換。因為沒有可靠的方式能夠把它盡快發過來，我只好親自去更換。去的時候要坐兩天的火車，回來又得要兩天。你是個作家——你知道你該寫些什麼吧？你應該寫寫解放牌卡車，配件太難找了。簡直可笑。你還可以寫一寫中國生產的這些東西，質量太差。這個國家生產的什麼東西都不經用。」
我向來喜歡跟中國的大卡車司機聊天，他們是這個國家裡最純粹的企業家。他們通常擁有自己的大卡車——通常是合夥購買的。一般情況下，他們結伴出車，一人開車，一人睡覺。在中國的專業汽車駕駛員大軍中，他們的技術是最嫻熟的。出租車司機往往太霸道，因為風險很低：城市中的車輛移動太慢，人們對擦刮事故不太在意。長途公共汽車駕駛員則最糟糕：公共汽車不是他們購買的，薪水則主要靠車票提成。這就給了他們超速的誘因，在以口號標語和交警塑像為主要公路巡邏方式的地方，尤其如此。無論我什麼時候讀到關於嚴重交通事故的報道，那總跟長途公共汽車有關。
然而，卡車司機很少讓我如此神經兮兮。卡車多數會超載，因此跑不快。他們一般不會冒險行車，因為卡車是他們自己的。他們總是走熟悉的固定線路，還會根據天氣情況做出靈活的調整。跟他們聊天也很有趣。一次，我在山東省的一個卡車住宿點住了一夜，問過那些駕駛員，車上裝的是什麼。有兩個人駕駛的那輛車剛剛卸下了有色金屬，現在裝著竹枝掃把。另外兩個人駕駛的那輛車剛卸下彩色電視機，又裝上了加工過的小麥。別的車或是卸下化學材料，裝上了散熱器；或是卸下網球鞋，裝上了發電機。他們是新經濟體制下的煉金術士，在中國道路系統沿線的每一次神秘交易現場，他們都是中心人物。一輛卡車剛剛卸下計算機控制的麻將設備，又裝上了小學生教科書；另一輛車運過來一車皮鞋，然後又運回去一車回收塑料。
還是那次旅行過程中，在天津附近的一段高速公路上，我跟在一輛車門沒鎖好的貨車後面行駛。那上面裝著從國外進口的廢紙，運到中國來循環處理。車門甩開後，印刷品在路面上撒落一地。幾百本小冊子像垂死的小鳥一樣掉落到地上。我把車停在一邊，撿拾起一本。上面印著英語：武威奇財務公司長達十四頁的抵押貸款申請書，地點位於肯塔基州達特福德市。我後來眼武威奇公司進行了聯繫，他們絲毫不明白，那麼多申請書怎麼會出現在天津的高速公路上。不過，在發展中國家購買的產品基本上都是這樣：產品也許已經在中國的某條道路上度過了一些時日，某天又會回到那個地方進行循環處理。
在甘肅省，李師傅的巨能王卡車壞掉的時候，正裝載著原棉。新疆到江蘇是他行走的標準路線，距離超過三千公里。在西北這一段，他走的那條路線叫作絲綢之路，穿過了甘肅省境內的河西走廊，以及新疆中部的綠洲城市。他一般把原棉向東運到某個工業城鎮，然後裝上成衣——這是他主要的煉金術，「都是些廉價服裝，」他說，「就是出口到中亞貧困國家的那種。」他一年能掙到五萬多塊，這樣的收入在中國是很可觀的。這一次，另有兩個人跟他一起出車，其中一個是學徒。在接下來的四天時間裡，那兩個人得一直坐在巨能王卡車上，等著李師傅回來。除了警察的罰款，盜賊是卡車司機們最大的擔憂。「不管你裝的什麼，甚至你的車輛還在行駛當中，那些人都會跳到車上.盜竊貨物，」他說，「河南那個地方最讓人惱火。在河南，如果遇上盜賊，即使叫了警察，他們也懶得過來。我最討厭在河南開車。」
在安遠火車站，李師傅下了車，卸下了他的油泵。洶泵漏出的油流到了City Special後備廂的地板上，他不住地道歉。我跟「首都汽車」的王先生通了電話，然後對他說「沒問題！」之後，我開車進入了河西走廊。這個狹長地塊的邊界十分分明：東邊是沙漠，西邊有高山。不過，在這個走廊的中心區域，因為有從西邊山脈融化的雪水，土地肥沃，因此適合人類居住。在古時候，這個地方是天然的商貿通道。一個個商隊從這一地區穿越而過，有些商品由此經過，最後到達了中東和歐洲。在19世紀，西方的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開始把這條通道稱為絲綢之路。實際上，它是由好幾條道路交織而成的，連接著許許多多的目的地，承載著各式各樣的商品物資。但是，這個名稱慢慢生效了。這跟長城十分相似：本是外國人使用的一個簡稱，就像一個歷史品牌，吸引著人們的想像力。跟長城一樣，外國人提出的這個概念傳回了中國。現在，這個詞語已為每一個中國人所熟識：絲綢之路。
在甘肅，這兩個概念沿著312國道交織在一起。現代公路從走廊中心穿過，沿著它往西北方向行駛，右手邊開始出現一段段明長城。這些長城是用夯土築成的屏障，大約有一人那麼高，延綿數公里。偶爾，在這些土牆形成的包圍圈裡坐落著一個小村子。在某處，我駛離國道，沿一條土路前行幾公里走到了盡頭，這個地方名叫峽口。村莊坐落在一圈圍牆之內，當地村民仍舊在發揮著它的用途。在一處防禦工事邊上，有一排排綿羊圈，那些畜生正在用蹄子刨著明朝留下來的歷史遺跡。在村子邊上，沒有用上自來水的家庭徑直在屏障上掘出一個廁所來。關於長城的偉大概念就只說這麼多吧：在峽口，這一切都一文不值。
古時候，這個地方曾經是一個軍事前哨。時至今日，這個行政區域仍舊被叫作「老兵鎮」。一度，它的作用就是保護那些從此地經過的商隊。「在我很小的時候，駱駝隊還從這兒經過，」一個老人告訴我，「我還記得，他們要去的地方是新疆。」他的同伴點了點頭。「一個客商有十匹駱駝或者更多，全都身負重物，」另一個人說道，「有漢人，也有維吾爾人，不過漢人居多。解放後，過路的駱駝就不怎麼多了。從那之後，人們開始用卡車了。」
太陽底下，在一個古舊的烽火台腳下，五六個人坐在一起，抽著金城香煙。曾經，這一建築物肯定十分漂亮：有兩層樓那麼高，每一層都有一個四方形的屋頂和彩漆屋簷。上面有一條標語，字寫得不錯：「憑電力，控天地。」這兒是村子中心的一個十字路口，駱駝隊曾經從此經過。現在，每當天氣好轉的時候，村裡的老鄉們喜歡聚在烽火台下。不過，烽火台年久失修，油漆剝落，木頭製作的屋頂蛀出了空洞，基座上的方磚已被取走，用在了建築工程上。老人們告訴我，入口處曾經有兩隻威武的鐵獅子，不過在毛澤東發起的工業大躍進運動中，被融化成了鐵渣子。「文革」中，鐵鍾被當成了廢物。「過去，只要吹風，大鐘就要鳴響，」一個老人回憶道，「一共有八個，都掛在幾個角上——一樓掛了四個，二樓掛了四個。」
他們談論著其他已經不復存在的建築，回憶著峽口一帶曾有過的地名和方位。其中多數是宗教盛行時代留下來的寺廟，在「文化大革命」打倒迷信的運動中已經被毀壞了。「如果要生孩子，就到送子娘娘廟上去，」一個人說道，「老年人一般愛去三聖顯靈道觀。讀書人參加宮廷考試之前，先要去文殊菩薩廟拜一拜。農民們如果需要祈雨，會去龍王廟拜祭。」
現在，這些地方不過是留在人們記憶中的地名而已。就連烽火台廢墟旁的十字路口都已經毫無意義了，因為現代的絲綢之路已經遠離峽口村。新建的312國道從村子西邊三公里遠的地方經過，算是這個小村遭受的最後一次挫折，因為遊客再也不會來這個地方拜訪了。這裡的人口已經減少到了四百，比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半還少。大家都說，年輕人中學一畢業就走了。我問，有什麼地方能夠讓我睡一夜，他們立馬把我指引到了學校——那恐怕是村子裡唯一保存完好的一幢建築。
天氣日漸陰冷，風也很大，不太適合支帳篷，天黑之前趕到下一個村鎮的時間又不夠。在峽口學校，老師們對我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他們說，偶爾有人在參觀過長城廢墟後，到他們那裡借宿。老師們拿出一張輕便床，安排我睡在四年級的教室。跟中國鄉下的大多數小學校一樣，這間教室很乾淨，基本上沒有什麼裝飾，裡面空無一物，讓我覺得它就像是一個旅行者之家。我不過是路過而已，學生們也是如此。到最後，新建的絲綢之路會把他們統統帶走。牆壁上張貼著周恩來總理、卡爾·馬克思、革命將領朱德的語錄——這些話語激勵著孩子們到南方的工廠尋找出路：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一個人有知識，才能變得三頭六臂
人和機器一樣，經常運動才能不生銹
《中國地圖》上，甘肅的這一帶有很多地名跟軍事有關：龍頭堡、老兵柵欄、豐盛堡。峽口以西，有一大堆地名跟馬匹有關：馬蹄廟、大馬營、軍馬營一、軍馬營二、軍馬營三。所有這些地方距離長城都非常近，就在青藏高原附近的一個斜坡上，我打算折向那個地方看看。
跟河西走廊東部邊沿的多數地方一樣，峽口村十分乾燥，滿是灰塵。那是靠近沙漠的地方，不過，隨著我往西行駛，地形有所改變。我爬行到海拔兩千一百多米的高度時，基本上是荒蕪的灌木地。一個小時後，我來到了一個草木繁盛的高地，海拔高度有三千兩百多米。這些地方有融雪的滋潤。在遠處，我看見了喜馬拉雅山那白皚皚的群峰之巔。一剎那，茫茫大漠的枯燥乏味變成了繽紛的五彩世界：春日的天空一片湛藍，寬闊的草地一片蔥綠。空曠的草地上，牲畜們在啃食嫩草，溪流從水田邊上匆匆流過。這是一片大農場——寬廣無邊，喜迎賓客，恰似蒙大拿州的高原。
在軍馬營一，牛仔們正在把幾百頭牲畜趕進一個圍欄裡。那些馬匹個頭矮小，膘肥體壯，四肢穩健，四蹄踏過，如雷貫耳，仿若千軍萬馬從人們眼前行進而過。牛仔們穿著軍人制服：窄邊帽，迷彩服，勞動衣，軍用靴。我鑽出City Special，一個人策馬而至，靈巧地下了馬，向我介紹了他的軍銜——王佳藝班長。
「這個品種叫作山丹馬，」我問起馬種時，他向我這樣介紹道，「個頭不高，跑得不快，但耐力出名的好。拉東西很不錯。」
山丹是附近的一個城鎮，王班長介紹說，早在兩千多年前，也就是漢代，當地人開始為軍隊飼養馬匹。那個時候，帝國的主要對手是匈奴，世世代代以來，這個遊牧民族一直威脅著中原漢人。要打贏他們，只有靠騎兵。因此，歷代帝王們在河西走廊的這一帶都建立了飼養基地。在過去，人們把這個地方稱作御馬營，幾百年來，一直保持著這樣的傳統叫法。共產黨執政後，把這些地名進行了編號，可還是飼養山丹馬。在西部崎嶇不平的地方，這種馬匹用處很大。在中國的偏遠地區，如新疆，國界巡邏仍採用騎馬的方式。當地人告訴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支援阿富汗反抗前蘇聯入侵，向阿富汗提供了大批山丹馬。
不過，即使在這樣偏僻的地區，他們對於改革開放的巨大變化也無法免疫。那裡地名雖然還叫作軍馬營一，照看的還是兩千多匹馬，然而王班長告訴我，他們也正處於私有化的過程中。「嚴格地說，我們不再歸軍隊管轄，」他說，「幾年前，部隊就不再需要我們這裡的馬了。目前的馬匹夠用了。我們現在把馬賣給其他公司，尤其是那些搞旅遊的公司。有些領導說，我們也要開始搞旅遊了。」那極有可能是軍馬營一的未來命運——某一天，它會發展為城市遊客的農場。同時，這個地方依然有些軍隊的感覺，每個人都穿著制服，沒有多少平民生活的跡象。我到達場部的時候，那位主任十分緊張，要求查看我的護照和記者證。接下來，他似乎不知所措，讓我趕緊開著City Special離開那個地方。
最近幾周，隨著我深入西部，我已經感覺到，當地政府對於外國人非常小心謹慎。在一個收費站，一個警察把我攔下來，把City Special徹底地檢查了一遍——他甚至打開引擎蓋，記下了發動機序列號。他沒有告訴我，為什麼那麼擔心。不過我明白，這一地區有軍事設施。民族緊張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因為甘肅省是藏人的一大家園。
我知道，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停下來。參觀過軍馬營一之後，我決定離開這個縣，以免驚動警察。我往北行駛，快到午夜，才到了一個叫作高台的小地方。這個地方沿著312國道伸展開去，一溜狹長的地段上，到處都是汽車維修店、廉價餐館以及卡車司機旅館。在一個低窪地段，我找到了一家旅館，十幾元錢一張床。他們沒有需要向警察上報的登記表，我要做的，就是用現款付清床位費。一個房間四張床，對著國道那一面有一扇窗戶，牆上有一張荷蘭風車磨坊的畫報。
兩位四川卡車司機已經佔了兩張床，他們來自內江。我在美中友好志願者組織服務的時候，就知道那個地方。他們的解放牌大卡車裝載的是兒童服裝，即將出口到哈薩克斯坦。他們停在這裡，是要對車輛進行修理——又一輛巨能王在甘肅省境內被打趴下了。我一進去，那兩個卡車司機立馬興奮起來。
「你是不是來看另一個老外的？」其中一個人問道。
「什麼另一個老外？」
「那個俄羅斯女人。」
「我不認識什麼俄羅斯人，」我說道，「我是美國人。」
「哦，我還以為你認識她呢。她就在樓上上班。」
「她在樓上幹什麼？ 」
那個人的同伴笑了笑，回答道：「她是個妓女。」
哦，我的老天，我自言自語道。在甘肅的卡車司機旅館，如果還有什麼比這個四張床的房間還令人沮喪的話，那就是我知道了樓上有一個耍把戲的俄羅斯女人。
「要不要上去看看她？」那個人問道。
「算了，」我說，「我累了。我開了五個小時，一直沒有休息過。」
「走嘛，去看看！她也是個老外，你們兩個還可以聊一聊塞！ 」
我敢保證，她身上肯定有故事——也許是後蘇聯版的「嘉莉妹妹」，始於符拉迪沃斯托克，止於河西走廊，真是可憐之極。可我不願意聽這樣的故事，也不願意看見那位女子，那兩個四川卡車司機只好作罷。在這張十幾元錢的床上，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僅僅是睡覺而已。
進了甘肅省，我車上的佳得樂喝光了。在寧夏境內的時候，我吃光了最後一塊德芙巧克力，可樂早就沒有了。在那些小鎮上，根本就找不到這樣的外國產品。蘇打水沒有了，我找到了「非常可樂」這個替代品。「非常可樂」有一句口號——「中國人自己的可樂！ 」——那既是自誇，也是警告。幾周以來，我在咖啡和糖所形成的興奮之巔向西行駛，到了河西走廊，疲勞和倦怠把我又拽回了地面。早上起來，我常常睡眼惺忪，衣衫不整；到了晚上，我又總是強打精神才能睜開雙眼。我滿身污垢——哪怕最周到的洗頭服務也洗不乾淨。City Special的啟動器已經更換過，但車裡面滿是沙子，巨能王的油泵在地墊上留下了一大攤污漬。搭車人乘坐的時候，後背遠離座位，我不能責怪他們——這輛車正在變成一堆廢鐵。
車窗外，長城依舊，氣勢雄偉。我越往前走，這樣的建築就越震撼著我，既為它們的美麗，也為它們的堅守。它們那變色龍一般的品質極為出色——這些城牆沿著地形的輪廓線蜿蜒向前，附著在山脊之上，帶上了土壤的顏色，因為年久，因為取材自本土。在河北，那些城牆跟當地的山巒一樣陡峭而粗糙。在有些地方，你身處半山，卻無法看清哪是岩石，哪是明長城。在黃土高原，山巒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佈滿台地的壕溝深渠。跟那塊滿目瘡痍的大地上的其他東西一樣，長城同樣變得稜角分明。在鄂爾多斯沙漠邊沿，那些屏障物看上去彷彿是一堆堆沙子。在河西走廊這兒，明城牆宛如一條色彩黯淡的蛇，在春日的陽光下伸展開去。如果這些建築物在修建之初破壞了環境，那麼隨著歲月流逝，它的邊角已經磨平，看上去跟周圍融為一體，幾成天然了。實在奇怪得很，人類曾經以為從月球上可以看見長城——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哪個人造建築物，跟周圍環境如此精妙細微地融合在一起。在有些地段，即使你就站在那個東西上面，也可能懵然不知。
長城的意義也頗有變色龍的性質，對它的闡釋曾經隨著時間和觀念的不同而不斷改變。20世紀初期，革命家和民族主義者孫中山先生讚美它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建築成就。毛澤東把它描繪成近代史上全民抵禦外辱的先驅。對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最偉大的作家魯迅而言，那段城牆代表了中國文化裡所有的糟柏。魯迅把長城說成是「奇跡和詛咒」。他寫道：「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人佔領了中國的北方地區。侵略者的士兵倚靠著長城拍下照片，為的是讓人信服，他們佔領了這片土地。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和弗蘭茲·卡夫卡都根據長城編寫過故事。在外國作家看來，長城一般象徵著對外國人的恐懼，而中國人則覺得那是偉大文明的證據。由政府主辦的《今日中國》甚至把它說成是多民族團結的象徵——「與其說是屏障，不如說是河流」。長城的象徵意義是一種流體，它表示什麼東西都行，哪怕說成是蒙古人和漢人的合作也沒有問題。
在學術界，歷史學家們通常把長城說成是防禦失敗後修建的工程結構。美國學者亞瑟·瓦爾德隆考察了某一時期的明代長城，在書中做出如下總結：「即便在修建之初，從軍事角度看來也毫無用處。」不過，他的研究僅僅局限於某一時期的某一部分長城，此外再無學者對它的歷史做過真正有深度的追尋和研究。目前，對於長城真正有意義的研究是由學術圈外的人進行的。他們的背景極為廣泛，既有我在山西遇到的鄉村歷史學家老陳，也有研究生畢業的外國人。不過，這類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一般來說，他們都是男性，體格健壯。就傳統而言，中國的知識分子少有這樣的品質，然而這種品質對於探尋長城來說卻是必不可少的。長城還吸引著一些偏執的人。獨立的研究者必須是具有頑強意志的旅行家，需要充足的資源才能支撐自己的研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新的經濟形勢下，這是個很好的歷史課題。政府顧不上，學術界忽略了，長城研究這個領域全靠那些自由的個體:歷史就如同自由市場。
最終，他們幾乎都走上了通往北京的道路。1984年，一個名叫董耀會的公用事業外線工辭去工作，跟另外兩個同伴一起，花了十六個月的時間，不辭艱辛，徒步考察了橫跨全中國的長城全線。在根據這一經歷寫成一本書之後，他來到了首都，並被錄取進入古漢語課程的學習。後來，他促成成立了中國長城學會，該機構目前出版兩種刊物，大力宣傳對長城進行保護。另一個無師自通的專家是程大林。他最先是在一所體育學院讀書，畢業之後，做了一個攝影師。他所在的新聞機構經常派他到長城上去攝影，因為他身體強壯，適於攀登。就他自己而言，他研究了明代歷史，後來出版了八本書，既有圖片，又有理論研究。英國地質學者和馬拉松運動員威廉·林賽一時興起，於1986年來到中國，花了九個月時間，沿著長城跑步或徒步行走，從甘肅出發，一直走到了大海之濱。後來，他定居在北京，出版了四本跟長城有關的書籍，成立了國際長城之友協會，旨在開展對長城的保護工作。
在中國最有名的學術機構北京大學，對長城進行高端研究的是一位警察，名叫洪峰（音譯）。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洪峰上過體校——他是個短跑運動員，同時也是跳遠運動員——可他喜歡看歷史書籍。由於差一點點資格沒被大學錄取，他成為了一名警察，後來分配的工作單位是北京大學。閒暇時間裡，他到圖書館研究明代文獻資料，徒步到最偏遠的長城地段進行考察。他在一個專為長城發燒友成立的網站上發表文章，有些還屬於重要發現。（例如，洪峰發現了一些明代文獻資料，可以說明在修建北京附近長城的過程中，風水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在跟洪峰會面的時候，他告訴我，儘管就在北京大學工作，他卻一直沒跟那些教授們討論過他的研究課題。「考古和歷史系的學者們對長城不怎麼感興趣，」他說。
研究工作做得最徹底的，要數石彬倫。眼其他人一樣，他也喜歡運動——在達特茅斯的時候，他加入了大學划船隊，也加入了越野滑雪隊。1990年，他來到中國，打算在北京大學攻讀歷史學碩士學位。在這裡，他用中文寫了一篇關於西漢時期某位哲學家的論文。之後，石彬倫決定放棄在學術領域進行職業發展，轉而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成為了常駐中國的顧問。幾年之間，他把徒步考察長城當成了一種業餘愛好。沒過多久，他辭去了那份工作，決定潛心從事全職研究。他的目標十分遠大：計劃徒步走遍北京地區的每一段明長城，決心讀完那個朝代出版的所有關於長城防禦體系的歷史文獻。他做研究工作所需要的資金，全靠自己通過開講座和到長城當導遊來獲取。
跟其他外國學者不一樣，石彬倫已經找到一些證據，證明明長城實際上起到了防禦工事的作用。1555年，數千蒙古人向北京西北邊一個叫作水頭的村子發起進攻。明王朝剛剛改進了水頭村的那一段城牆，十分堅固，抵擋住了這一次襲擾。歲月長河中，這樣成功的防禦實例還有很多。在16世紀後半期的一份報告中，一位中國官吏對一次大捷之後的情景進行了描述：
那一天，我們把砍下的韃虜人頭掛在柱子上。兵士占宇從上面割下一片肉來，走到他的同伴跟前，說道：「這是襲擾者應得的下場。」另一個兵士趙翩從那死人的頸部割下兩片肉，生吃掉了，同時還對他的同伴大聲講道：「我討厭騷擾百姓、找我們當兵人麻煩的人，我要吃他的肉！」作為他們的上司，我很高興我的手下這麼勇敢和忠心。
世界上，沒有哪個人對明長城的瞭解有石彬倫那麼透徹。一次，我問他，這樣的建築物說明了中國的什麼。「開講座的時候，老有人問我這個問題，」他說道，「這說明中國的什麼呢，中國是它的建造者呀？我的答案基本上是這樣的：什麼也說明不了。他們很有些失望。這個東西不過說明中國人曾經做了些什麼而已。那只是他們進行自衛的一種方式。」
石彬倫討厭把長城賦予象徵意義，並加以利用。在他看來，長城已經變成了一個極其簡單的隱喻，人們更願意對它進行闡釋，勝於對它進行調查研究。他認為，把某一個具體的建築結構用來解釋類似中華文明這麼複雜的東西，是十分不公平的。「我怎麼看它呢？那一帶是邊疆地區，經常容易受到攻擊，」他說道，「他們只好修建了這樣的邊境防禦體系。人們把它跟外交、貿易以及對蒙古領土的侵擾等聯繫起來。」
對明朝人來說，修建那些城牆不過是他們當時有些複雜的軍事策略之一。可到了今天，人們很容易脫離當時的具體情境來看待這些防禦工事。它們依舊震撼人心，每一名遊客都可以沿著廢墟走上幾步。然而，要找到並讀懂明王朝的檔案，以及其他有關對外政策的詳細資料，比這困難得多。
石彬倫繼續說道「人們常說，值嗎？我可不認為當時的人會這麼想問題。沒有哪一個城邦國家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放棄這塊土地吧』或者『我們可以犧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的性命。』賬不是這樣算的。每一個王朝都會設法保全自己。」
沿著明長城，我往西北方向行駛到了嘉峪關。這個城堡位於河西走廊的盡頭，然後我繼續行駛，到了敦煌。敦煌以其洞窟裡的佛教藝術以及附近那一個個巨大的沙丘而聞名遐邇。可我還要繼續駕車前行——一路上花費了那麼多時間，我可不甘於在這樣的旅遊點閒逛。我進發到一個叫作肅北的地方，在一個檢查站，警察攔住了我。路障設置在一個人跡罕至的十字路口，非常靠近青海省界。
「駕駛證，」一個警察非常嚴厲地叫道，同時他朝車子裡面看了看，「哇，你從哪裡來？」
「北京。」我回答道。
「你不是從北京來的！」
「我是美國人，但我住在北京。」
「看看這個！」他笑著對另外兩名警察叫嚷道，「這傢伙是個老外！」
三個人在City Special周圍擠成一堆。他們看上去不過是些娃娃而已——幾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瘦得皮包骨頭，穿著的警察制服明顯肥大。第一個警察查看了我的證件，大聲說道「看起來像是咱們中國的駕照！」
「就是中國的駕照，」我說道，「如果只有美國駕照，我也不敢把車開到這裡來。」
「你還有美國駕照？」
我遞了過去，幾個警察傳閱著——無疑，這是甘肅省境內檢查過的第一本密蘇里駕照。「來這裡幹什麼？」一個警察問道。
「就是開著車轉一轉。旅遊。」
「怎麼學的中文？」
「我在這裡住了好多年了。」
「你一定是個間諜！」他說道。另外兩個警察大笑著，跟著幫腔：「他是個間諜！他開著車亂轉，又會講中文——一定是個間諜！間諜！間諜！」
幾個警察笑得前仰後合，把駕照還給了我。好一陣，我才問了句：「我可以走了嗎？」
「可以！當然可以！」駕車離開的時候，我看了看後視鏡，那幾個人在路邊推推搡搡，一邊彼此拍打著，一邊哈哈大笑：「間諜！間諜！」
一個多小時後，我到達了肅北。除了蒙古族和哈薩克族牧民的白色帳篷，一路上什麼東西也沒有。肅北縣城也不過是在峽谷裡有一排低矮的建築物而已。在一個公共廁所附近，我停了下來。等走出來的時候，有一個人正在等著我。他只說了一個詞「身份證。」
那人個子矮小，皮膚黝黑，上唇長著幾根稀疏的鬍鬚——憑我的猜測，他是個蒙古人。他的要求令我吃了一驚，在我遲疑的當兒，他亮出了一塊牌子：公安。他查看了我的護照，然後裝進了他自己的口袋裡。「這個地區不對外國人開放，」他說道。
「抱歉，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沒有人跟我說過。」
「有沒有跟你說過並不要緊。這裡沒有開放。」
「我只是來旅遊的，」我說道，「我馬上就走。我不想給你們添麻煩。」
「你已經惹麻煩了，」他說道，「我們到所裡去吧。」
我把City Special停在路邊，跟他走了。我的心在往下沉，轎車會不會被扣留——我知道，曾經有外國人開車非法進入到管制區域，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不過，在中國遭到扣押後，很難預料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在這裡，一切全看你是在什麼地方，又是誰處理這樣的事情。
到了所裡面，一個女警官已經在等著我們了，他們讓我在一張桌子前面坐了下來。那個男警察說他們最近扣留了一名外國人。「他是坐公共汽車來的，」他說道。
「後來怎麼樣了？」我問道。
「依法進行了處罰。」
「怎麼處罰的？」
那個警察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他們兩個人在一個文件櫃裡翻找著，抽出一摞紙。他們的動作很麻利，似乎這已經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我決定再求他們一次，讓他們對我慈悲為懷。「國道下來的岔路口有幾個警察，」我說道，「他們檢查了我所有的證件。他們都沒有眼我說肅北不對外開放，他們說我可以來。」
「他們當然說可以啦！」那個蒙古族警察反駁道。「那些傢伙知道個啥？他們不過是交警！一文不值！」
對此，我很難加以辯駁。警察開始對我進行問話：蒙古族警察向我提問，女警察做記錄。今天從什麼地方來？這是你的護照嗎？居留證呢？這是你目前在北京的住址嗎？你在那裡住了多久？文化程度？租車有收據嗎？租金是多少？汽車租賃公司在哪裡？昨晚在什麼地方住宿？費用是多少？登記了嗎？你的工作單位是什麼？這樣寫對嗎？你有博士學位嗎？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總喜歡回到我的教育程度這個問題上來。這令我有些不解——教育程度跟溜躂到青藏高原的某個未開放縣城到底有什麼聯繫呢？後來我才豁然開朗，他們不過是在填寫表格而已。上面有好多空格，有些空格涉及相同的問題。有時，我不得不把同一個問題回答上兩三次。提問十分具體，十分詳細，使得詢問的效果並不太好。兩位警察好像沒有絲毫疑心，他們也沒有向我提出什麼開放性的問題，比如我計劃要去什麼地方，離家這麼久，都做了些什麼等。他們對City Special都懶得看一眼。那純粹是填一堆表格而已，末了，他們直起身來，似乎大大地鬆了口氣。
「你違反了我們國家關於外國人的法律，」那女警察對我宣佈。她取出一本規章制度讀本，指著第四十六條。「我們得處罰你。」
「怎麼處罰？」
「罰款，」那男警察說道，然後兩個人同時笑了笑。那種笑，是中國人的笑，它掩蓋了窘迫。我自己也笑了笑。
「根據法律，我們可以罰你五百，」她說道，「不過，你是初犯，我們只罰你一百。」
那相當於十二美元。「謝謝，」我對他們說道，同時把錢放到了桌子上。他們一看到錢，立馬緊張起來，兩個人誰也不敢去碰那張鈔票。「我得把我們的上司叫來，」那個女警察說道，並走出了房間。幾分鐘後，她又回來了：「我們不收現金。」
「為什麼不收現金？」
「因為怕貪污。如果我們收了現金，沒有人能夠證明有多少錢。所以，你得把錢匯給我們。」
時不時地，共產黨內部會掀起反腐敗運動。不過，始終沒有多大變化。然而，在甘肅省這個被人遺忘的地方，警察們卻十分認真。那個女警察領著我到了外面，跨過街道來到中國農業銀行。當時是星期天，於是她聯繫了銀行的經理，專門給我們開放了櫃檯。我填寫了一張表格，地址是那個派出所，寫下了那個女警察的名字，把錢遞了過去。銀行經理說：「星期二就可以到賬了。」對這樣的效率，他似乎十分滿意——只需要兩天時間，那筆錢就會到達站在我旁邊的這個女警察的手裡。她似乎也很滿意。到了街上，她跟我握了握手，並祝我一路平安。我發動City Special，掉了個頭，回到了檢查站。那幾個交通警察還在那兒，穿著肥大的制服呆站著。我從他們身邊開過的時候，他們高興得哇哇大叫。
沿著一條小路，我行駛了五十多公里，進入到戈壁沙漠。在《中國地圖》上，這一片區域留下的空白最多，一整頁的版面大概只標出了十來個地名。其中有個地方叫作玉門關，漢朝時期，人們在這裡修建了軍事建築。澆築的道路通到這裡就走到頭了。
一條崎嶇的土路繼續往沙漠裡延伸進去。現在，我的地圖用不上了，因為上面根本沒有任何標示。City Special在岩石滿佈的淺丘上顛簸不已。走了十五六公里，我來到了河倉城遺址，這條土路也到了盡頭。在古時候，這裡是一座有軍隊把守的糧倉，修建於兩千多年前，專為在此駐紮的漢朝軍隊提供糧草和給養。在這周圍的沙漠地帶，帝國的西部邊緣，漢人沒有修建長城，只修建了堡壘。這裡的地勢十分平坦，一片荒蕪，四五公里之外，我看到了另外的堡壘。沿著長城這條線，我走到了盡頭——連綿不斷的城牆像一條溪流，流到這裡，變成了一個個堡壘，如同水龍頭上剛剛關閉時滴落的幾滴水珠。
河倉城一個人也沒有。政府計劃把通到這裡的道路鋪設成水泥路面，只是工程還沒有開工，因此這地方仍舊一片孤寂。這座古老的糧倉十分雄偉，有六十多米長，圍牆高達三米多，在一片灌木叢中拔地而起。有用夯土築成的支柱，牆壁上有可以看見天空的小孔。在泥土搭砌的牆上，我發現了夾雜其間的稻草，那是修建時使用的原材料。這一帶極為乾燥，裡面的稻草看上去仍然新鮮如初，實際上它已經在這裡沉睡了兩千多年。跟這一地區的其他城堡一樣，匈牙利裔英國籍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奧裡爾·斯坦因在20世紀早期對這個糧倉進行了考證。他曾兩次來到這裡，帶著沙漠駝隊在此停留了數月之久。第二次來的時候，他實際上追蹤到了自己第一次所走過的路線。在其中一個地段，他偶然發現了兩排腳印，一排腳印是人留下的，另一排是一條狗留下的，而他也弄明白了那是他自己留下的腳印——七年前，他帶著他那條忠實的狗達希二世從那裡走過。他寫道，時間在這片長期滴雨未下、沒有流沙，也沒有遭到侵蝕的土地上好像已經失去了破壞能力。
在城堡的牆根，我支起了帳篷。遠處有一條小溪，小溪兩岸是一片沼澤地，恰似一條綠色的綵帶，鑲嵌在這一片焦乾的土地上。天空中卻一刻也沒有閒下來——蔚藍色的蒼穹中散佈著幾朵流雲。半夜時分，呼呼的北風把我吹醒了。那風從戈壁灘上吹過來，一直灌進這座廢墟裡面。我躺在那裡，聽著那首曾經撩動漢朝兵士心扉的風之歌。
離開河倉城，我開始往回走。沿著215國道往南走，可以走出甘肅省，我沿著這條路走到了甘肅和青海的交界處。在邊界上，在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地方，有一處隘口。過了這個隘口，我就進入了青藏高原。堡壘不見了，烽火台不見了，長城不見了——那一切都被留在了後頭。
這條道路剛剛修好，兩車道，兩邊全是高高的岩石和泥土。時不時地，一兩條標語打破了單調的路面：「危險！此坡容易打瞌睡！」有一個地方，政府部門在道路邊上吊掛了一輛小轎車。車被撞得面目全非：前半部幾乎被撞扁了，只剩下一扇車門，靠幾塊鐵皮吊著。車子的後半部分塗著幾個字「四人死亡。」這一整部廢舊小轎車豎立在幾根離地四米多高的小柱子上，恰似小孩子用來待客的冰棍的翻版——汽車冰棍，叫人看了毛骨悚然。
在接下來的一個彎道處，有一塊標語說明，此處己有五十三人死亡。標示牌上列出了幾種速度，好像是菜單上的一個個選項：
時速40公里最安全
時速80公里很危險
時速100公里進醫院
一路上，我看到兩輛壞掉的大卡車。兩輛車的司機站在巨能王邊上等待同伴的返回，均拒絕搭車。其中一個卡車司機已經等待了兩天時間。他問我，是否有食品和飲水，我從後備廂裡取出最後兩瓶水和最後的一點奧利奧餅乾給了他。除此之外，一路上空無一物。西邊，聳立著五六千米高的皚皚雪山。
接下來那一段兩百多公里長的路上，我基本上沒有看見人類居住的印跡。沒有加油站，沒有商店，大地一片荒涼，沒有人會自找麻煩在這裡刻寫宣傳標語。我好不容易遇到的第一個城鎮，不久前剛剛被夷為平地。那座小鎮看上去像是一處軍事設施，成排成排的房子修建得十分整齊。曾經一度，這裡一定駐紮過好幾百人。而現在，它被廢棄了——道道斷牆矗立在高原之上，恍若那失落的帝國殘留的蹤跡。不遠處，公路上分岔出兩條土路來，一條向東，一條向西，指路牌上的地名念起來充滿軍事意味。向左，通往「建設」。向右，通往「統一」。深吸一口氣，我徑直往前駛去。
[1] 意為專供城市使用。——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