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很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曠，尤其在大西北的草原上，通往喜馬拉雅的公路上，車輛稀少，只有漫天的北風和沙塵。即便在沿海那些發展迅猛的城鎮裡，也到處是空曠之路。它們連接著一個個正在建設中的工業區，以及規劃中的公寓住宅區。它們在一片片梯田之間蜿蜒伸展著，而這些地方不久就將成為城市的郊區。它們連接著一個個村莊，二十多年前，這裡的村民們只能步行出門。正是想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掉的空地——連接著故地的新路，以及即將被改變的景觀——最終激起了我的願望，在中國申領駕照。
到2001年夏季為止，即我向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申請時，我在中國已經居住了五年。之前的那段時間，我出門旅行都是迫於無奈地坐汽車、飛機、輪船或是火車。穿州過省，踏縣過鎮時，我都在沉沉昏睡中。但如果是駕車出行，一路上人都會腦清目明。這樣的情形到處可見：僅在北京，每天差不多就有一千人拿到駕照，他們因此成為中國汽車工業大發展的先鋒隊。這些人多來自新興的中產階級。在他們看來，汽車代表著出行方便、家境寬裕，還有一點趕時髦。可對我來說，它代表著冒險和遊歷。就連機動車駕駛員理論考試裡面的一些試題都說明，這個行當裡根本沒有想當然的事情：
223題 駕駛機動車經過積水路段時，你應該：
A)加速通過，以免發動機進水。
B)停車，檢查積水，確認積水較淺時，緩慢通過。
C)在路人的帶領下通過。
282題 駕駛機動車通過鐵路道口時，你應該：
A)加速通過。
B)僅在看見火車即將駛來時，才可以加速通過。
C)減速，確認安全後通過。
中國人申領駕照時，按規定要進行體檢、筆試、參加技能課程訓練，隨後是為期兩天的駕駛能力考試。但對於已經持有國外駕照的人，這套程序有所減免。我參加外國人駕駛能力考試的那天上午，十分悶熱，灰濛濛的天空像一塊濕漉漉的綢布籠罩著京城。考官四十多歲的樣子，戴著一雙白色的駕駛員專用棉質手套，幾根手指被紅塔山香煙熏得焦黃。我坐進車裡時，他點燃了一根香煙。那是一輛大眾桑塔納轎車，也是全國最常見的乘用轎車。我摸著方向盤，手心沁出的汗液使方向盤變得溜滑。
“發動汽車。”考官吩咐道，我轉動了汽車鑰匙，“往前開。”
為了新駕駛員的考試，周圍幾條街道都專門進行了封閉隔離，形成一個好似等待新生命降生的社區：街上看不見任何機動車，自行車杳無蹤跡，一個行人也沒有。甚至連店舖，或者沿街隨意擺放的攤位也沒有。看不見負重超載的人力三輪車緩緩前行，也看不見改裝的電動三輪車呼嘯而過，更看不見出租車飛馳搶客。所有車輛無不在轉彎時閃燈示意，所有行人無不在跨下路肩時左右張望。在北京，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平和寧靜的街道。其後的幾個月裡，有時我甚至有些後悔，後悔沒有盡情體會那一刻的平和寧靜。但是，只開了五十碼，考官又說話了。
“靠邊，”他吩咐道，“可以熄火了。”
考官開始填寫表格，只見他那支鋼筆如行雲流水在紙上翻飛。那支紅塔山香煙只抽了不到四分之一。最後，他對我說：“車開得不錯。”
駕照上登記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偉。有效期六年。為了防止偽造，駕照上面印製了全息圖：一個人站在古式的馬車上。那人穿著飄逸的長袍，宛如道家的大思想家老子，一隻手臂高高舉起，直指遠方。就在那一年，稍後，我開始駕車周遊中國。
在為這次旅行做準備工作時，一個北京司機向我推薦了《中國汽車司機地圖冊》。這本地圖冊由“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整個地圖冊把中國劃分成一百五十八個小方格，其中包括了一張台灣的公路圖——因為政治的原因，大陸出版的任何地圖都會把它包括進去，儘管不會有“中國地圖”的用戶開車去台北。當然，更不可能有中國的駕駛員開車前往中國南海中部的南沙群島。目前，有五個國家為這塊領土正爭得不可開交。南沙群島上沒有百姓居住，不過，中國人民認為自己對它擁有主權，並且對此深信不疑。《中國汽車司機地圖冊》因此用一頁紙的篇幅，畫出這個島鏈。只有地圖，沒有道路，全書僅此一處。
在琢磨了這本地圖冊之後，我決定往西走。從地圖上看，東部和南部顯得密密麻麻，到處都是星羅棋布的城市，以及縱橫交錯的路網。鄧小平在1978年提出以發展市場經濟為目的的改革開放政策，自那以來，沿海地區的發展非常快。全國上下都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我開車周遊中國的時候，大約有九千萬人離開了農村，他們大多數去了東南沿海地區，慣常的農村生活正讓位於工業城鎮的快速發展。可在北部和西部，很多地方仍舊以農業為主，因此在地圖上看來仍留有發展空間，也因此吸引著我。翻到西部地區的頁面時，道路逐漸稀少，城鎮也逐漸稀少。有些頁面差不多一半的紙面上全是散開的小點，用來表示一片片的沙漠。不過，西部省份涵蓋的範圍要廣得多——僅藏北那一頁就代表著整個中國十五分之一的陸地面積。在地圖上看，這一塊跟台灣大小差不多。《中國地圖》中找不到比例尺，有時用極小的數字標出城鎮之間的公里數，至於別的數字，只能任使用者自己推測了。
多數情況下，道路也沒有被標示出來。高速公路用粗大的紫色線條繪製，猶如大動脈；國道用紅色線條繪製，猶如連接在較大城市之間的靜脈血管。省道用更細的紅色線條繪製，繪製縣鄉道路的線條愈加細小——彷彿是在偏遠山區汩汩流淌的毛細血管。我很喜歡沿著這樣的小路開車，但是沒有哪條道路標出了名稱。北京地區的那一頁上面畫出了七條高速公路，十條國道，一百多條更小的道路，但僅有國道進行了數字編號。就毛細血管一樣細小的縣鄉道路，我問過一個北京司機。
“他們不會給小路起名字”，他說。
“那麼，你怎麼知道自己到了哪兒呢？”
“有時候，會有一些標誌，標出下一個城鎮的名稱，”他說，“如果沒有標誌，你可以把車停下來，問問別人，怎樣才能到你要去的地方。”
駕駛員考試題也涉及到這個問題：
352題 如果別的駕駛員停車向你問路，你應該：
A)不告訴對方。
B)耐心細緻地予以回答。
C)給他指一條錯誤的道路。
《中國地圖》裡無名無姓的道路密如蛛網，多如牛毛，要找出一條確切的道路橫穿西部，可能性幾乎為零。不過另一個符號┌┐┌┐┌┐┌┐┌┐┌┐倒不那麼令人迷惑。這個標誌出現在東北部的海濱城市山海關，自東向西橫貫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省、陝西省，以及內蒙古自治區。即便進入滿地黃沙的寧夏和甘肅，這個標誌也十分清晰，彷彿是利落地插入天河的飄帶。《中國地圖》裡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這一部分：甚至在我很小的時候，我也能認出，那就是長城。在我的童年時期，無論何時，只要我看見中國的地圖，就會默念：沿著這道城牆，穿越整個國家，多麼神奇啊！
有一段時間，中國人甚至做過這樣的考慮：把長城改造成一條公路。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注意到，汽車正在改變著美國的地理格局。一些在美國受過教育的城市設計者們，支持各個城市把原來具有防禦功能的城牆拆掉，並把拆下來的材料用於修建適合於汽車行駛的環城公路。到1931年，先後有二十多個城市採用了這樣的策略，其中就有南方的廣州市，他們拆掉的建築物具有八百年以上的歷史。不可避免的是，現代人把注意力投向了長城。1923年，上海的《申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長城築路之廢物利用”，其作者雷勝(音譯)對政府剛提出的一項使類似建築物現代化的議案表示支持。在雷勝看來，這種做法是“一次難得的良機”。他寫道：“長城起自山海關，終於玉門關，蜿蜒數千里，且為直線。改造成馬路後，它將連接北京、山西、陝西，以及甘肅各地，使經商更易……”這項議案喧鬧一時——1931年，頗具影響力的《學生雜誌》都對它表示了支持。其中一篇文章寫道，有了取自長城的磚石，“所需資金甚少，可以達到填補交通設施之大不足，自東向西，由沿海至內地……”
沒有人對這項計劃採取過行動，無疑是因為長城穿越的地區太偏遠太貧瘠。可是，七十年之後，這條線路引起了我這個駕駛員的好奇。自東向西，由沿海至內地——我一直嚮往著，在中國進行一次這樣的陸路之旅。在我的《中國汽車司機地圖冊》裡，┌┐┌┐┌┐┌┐┌┐┌┐這個標誌是一條條平行線，時不時地被細小的道路——通常是細如毛細血管的那一類——攔腰切斷。在有些地方，這樣的小路沿著廢墟延綿數公里。帶有垛口的標誌仍舊喚起我兒時同樣的反應：沿著這道城牆，穿越整個國家，多麼神奇啊！順著這道城牆，我可以穿過中國的一個個小鎮，一路走到青藏高原的邊上。一旦有了這個想法，我就不會動搖，儘管朋友們警告我，不要單獨長距離地開車。不過，這其實也在考試題中出現過：
347題 如果別的駕駛員對你進行善意的提醒，你應該：
A)胸襟開闊地仔細聽取。
B)毫不聽取。
C)聽取，但不予理睬。
在北京，我租了一輛轎車，向著渤海邊上的山海關——長城的起點——一路駛去。以那裡為起點，我開車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豐收的季節。時值中秋，地裡的莊稼已經收割過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裡，其他的農作物散放在公路上——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紅辣椒。農民們把這些作物仔細地碼放在柏油馬路的一側，因為柏油馬路是最好的曬場和分揀場。對於殼類作物，則一捆捆地擺放在道路中間，確保路過的車輛從上面碾壓而過。這樣做是違法的——很難想像還有別的做法，既公然違背交通安全法規，又違背食品衛生法規。不過，在中國的農村地區，沒有人去計較這種行為，因為用別人的輪胎完成脫粒工作是最簡便的方法。
不過，剛開始的時候，對於從食物上碾壓而過，我頗感為難。旅途的第一天，每駛近鋪曬著農作物的路段時，我就急踩剎車，搖下車窗問道：“我開過去沒有問題吧？”農民們有些急不可耐地大聲喊道：“開，開，開！”於是，我就開過去了，只聽見小米、高粱、小麥在我的車輪下辟啪爆開。第二天，我再也不問他們。第三天，我一看見穀物堆，就加速行駛。駛近鋪著農作物的路段時，我就踩下油門——辟啪！卡嚓！從後視鏡裡，我看見人們拿著耙子掃帚，衝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時節作出的貢獻——開著車子忙脫粒。
河北的山巒十分陡峭，岩石裸露，我開車駛過的幾個村子，名字同樣粗獷：牛心山，雙峰村，山神廟。長城俯瞰著這些紅磚碧瓦的小鎮，在高高的田野之上橫過山脊。轉過一座座山丘時，我總會瞥上一眼。這些建築物主要是16世紀的明朝人修建的，他們的做工可真細緻——石砌的基座，灰磚砌成的牆體，依舊牢牢地附著在山脊上。城牆有時會向下斜入山谷，在這樣低窪的地勢裡，只會被人們像收割田里的莊稼那樣不留茬子。磚砌的牆面如今蕩然無存：殘留的只有基座和夯土築成的內牆結構，滿是不平的坑窪，以及剝落的殘渣。這樣裸露的牆體橫過山谷的地面，再順坡而上爬到一定高度後，灰磚才又重現身影。在谷地的兩側，留下一條水平方向的破壞痕跡，似乎在表明曾有一股洪流橫掃河北大地。不過，這股洪流是人類。而留下的那條水跡宣示著一種動機，它的高度，精確地顯示著人們願意爬到多高去取用免費的灰磚。
在營房村，我停下車來察看其中一段光禿禿的城牆，一個叫王國安(音譯)的農民在路上遇到了我。“我小的時候，外形好看多了，”他說，“‘文革’中毀了很多。”
他說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那場政治運動。在那場運動中，毛澤東支持中國人民向傳統的和“封建的”事物發起進攻。長城的好些段落就是在這個時期遭到毀壞的，王國安還記得，營房村的有些村民拆毀當地的防禦工事，把其中的材料用於別的建設項目。
他帶著我去他家後院，那裡堆放的一摞摞舊城牆磚足有一米多高。“這些都是從長城上取下來的，”他說，“根據灰漿你就看得出來——過去他們就用這種灰漿。這是從村裡一個很高大的城台上取下來的。”
我問是否還有人在摧殘那個防禦工事，他搖了搖頭。“政府再也不讓干了，”他說，“這些牆磚最先是在四十年前取下來的。先用來蓋房子，房子最近塌了。如果要修點別的什麼，還用得著。”
在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一切都是潛在的資源。河北的大小跟華盛頓州差不多，但人口是它的十一倍——總共有六千八百萬之多。山坡被開墾成梯級台地，用來種莊稼；公路用來晾曬農作物；路過的車輛則充當脫粒機的雙重角色。如果有取得到的牆磚，當然要利用，有時候還得用過一次再一次。體格健壯的人也有兩種日子要過——在農田里勞作一段時間，然後湧入城市，跟隨建築隊做活，修築道路，或者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勞作。在一張名片上，我看見過列出最多的工種數是二十七種。那是在山西，就在跟河北交界的邊上，一場葬禮上，我遇到了這個人。
在這一帶，即便是葬禮，也呈現出熙熙攘攘的景象。開車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會因大大小小的儀式而停下車來。儀式就在公路上舉行，跟脫粒一樣，是大家的事情。通常情況下，葬禮過後就是吃飯，有些人會邀請我加入他們的宴席行列。開車穿越河北和山西的途中，我一路上碰到一個個的葬禮，事實上，有人靠這個行當吃飯——無盡的自駕旅途中，每停車一次，就代表著某個人的人生終點。在新榮，我碰到了一個名叫魏福(音譯)的人和他的老婆，他們的專長就是在葬禮上演出傳統晉劇。他們開著一輛破舊的北京牌卡車，為了演出方便，卡車的車廂進行了改裝。在新榮，他們把卡車停在一條主路上，拉起手剎，去掉車廂攔板，支起一個雨棚，架起兩隻大大的百威音箱。不到半小時，他們搭起了舞台，數百人在大街上聚集在了他們周圍。那是一場長達七天的法事，比一般的法事要光鮮，因為死者曾經是整個新榮最大的一家店舖的老闆。店舖名叫欣源商店，他的家人把死者的棺木安放在商店的入口處。哪怕是死了，他仍舊在好好地打理著他的生意——街上的人群磕碰著擠進商店，買上一些零食，邊聽晉劇，邊吃零食。
隔了一天，我遇上了另一場葬禮，死者剛剛入土。那裡是農村，位於一個開闊的平原上，一個大大的烽火台標誌性地聳立著。附近沒有任何城市——在中國，法律規定人死後多數要火葬，僅在偏僻的農村地區允許土葬。烽火台邊上，二十多個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披著白色麻布，腰間用一根紅繩繫著。遠處，是一大塊政府的宣傳標語：“保護耕地，就是保護我們的生命線。”
在場唯一一個沒有披麻戴孝的人招呼了我。這是個矮胖的男子，時年六十九歲，穿著一身藍布衣裝，戴一頂藍帽子，圓月般的臉上閃著汗珠。我跟戲班子老闆魏福拉家常的當兒，這個男子衝我笑了笑，那是我自頭一天的葬禮以來看到過的最燦爛的笑容。在中國的葬禮上，至少有一個人總是樂呵呵的。
“過來，過來！”這個矮胖男子拉著我的手臂叫道，“我們差不多要搞完了！”
他遞給我一張壓膜的名片。名片的正面印著像商人一樣握在一起的兩隻手，寫著這些文字：
張寶龍
風水先生
紅白事務
從頭到尾一條龍服務
就傳統而言，風水先生專門測算建築物和地形之間的關係，試圖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間構建和諧。古時候，諸如此類的信念對軍事和政治的影響極大。在北京的西北邊上，明朝人修築長城時，特意避開一段三十多公里的山脊，因為這段山脊靠近帝王陵寢。從戰略的角度看，這裡非常適合修築防禦工事。但是，風水先生認為這段山脊是一條龍脈。任何建築，如果破壞了龍脈，都可能給明朝帶來災難。就這樣，這段山脊空了出來。當朝皇帝不惜更多的麻煩，把城牆向北挪了挪，那兒的地形不利於防守，需要修築更多的防禦工事。
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他們向許許多多的文化傳統發起攻擊，斥之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風水推理。鄧小平發起的改革政策，提出建立更寬鬆的環境。即便在那之後，有些行當仍舊一直沒有得到恢復——例如，在今天的中國，道教徒極為稀少。但是，人們對風水的信奉已經被證明具有很強的反彈性，主要是因為這個行當有利可圖。風水好，就是運程好。所以，人們願意花錢僱請風水專家。張寶龍(音譯)就是新興的風水先生之一——他論起市場經濟時的精明，跟他論地理風水時的精明不差分毫。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個不同的服務項目，從“選擇配偶”到“選擇墳地”——這就是“從頭到尾一條龍服務”。他可以“上”房梁，選礦址，還可以醫治“疑難雜症”。他做過棺材(“自己備木材”)，還幫人抬過婚轎。在名片上，第二十一項服務是“遷墳”——在經歷著建築業大發展的國家裡，這個活兒很受歡迎。
“這個地方是我選的！”張寶龍驕傲地說道，同時用手指了指剛掘出來的一個土堆。在墳前，弔喪者依次叩頭：每個人都雙膝下跪，燒上一沓紙錢，一邊以頭磕地，一邊嚎啕大哭。似乎沒有人在意我的出現。在北方，我瞭解到，葬禮一般是喜好來客的。還有一個原因是，這裡的人很少見過外國人。不過，我還是壓低聲音問道：“今天葬誰？”
張寶龍好像沒有聽到我的問題，所有的心思都在那土堆上。“東西走向，”他指了指那個土堆，接著說，“頭朝西，腳朝東。我栽的那棵樹是白楊。男人栽白楊，女人栽柳樹，目的是讓鬼魂知道哪兒是墳頭。這是塊好地，有這麼幾個因素。比如，烽火台的那個位置十分重要。你看，這個地方好，因為地勢高，那條小溪的水向東流。上面有烽火台，可以守護墳墓。葬在這個位置的人，會有很多有錢的後人，他們當官、參軍、讀書都很有出息。”
男人們磕完了頭，輪到女人們磕了。一個接一個，她們以頭磕地，她們的嚎哭更加響亮，響徹山谷。
“我的父親和祖父都是風水先生，”張寶龍接著說，“我們一家都是做這個的。家裡的每個人都很長壽！我父親活到九十五歲，母親活到九十八歲。我的祖父活到九十九才過世！”
哭號聲又升高了一個調子。我在琢磨，換個時間談論長壽也許更合適，但是張寶龍一直沒有收聲。“我有三兒三女，”他說，“幾個兒子也是風水先生！有一個女兒”——出於穩妥，既為現世也為來生，他笑了笑說——“是護士！”
河北、山西一帶的天氣相當不錯——涼爽而清新的早晨，太陽明晃晃地照射著那些梯狀台地。我總是起得很早，但從來沒有什麼日程或計劃。我盡量沿著看得見長城的路線行駛，哪兒遇到令我感興趣的事情，就停下來。找到合適的路線後，又再上路。有好多天，日行不到兩百公里。鄉下的道路快不起來，因為某段街道上總會發生點什麼——幫助農作物脫粒，避讓穿越公路的羊群，參加某人的葬禮。道路本身的狀況也絲毫無法預測。《中國地圖》上，一條細小的紅線可能表示一條嶄新的柏油路，但也可能就是一條土路，甚至是一條乾枯的河床。通常的情形則是，道路正在翻修。從1998年開始，政府對鄉村道路的建設加大了資金注入，部分原因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風暴，到我駕車旅行時，這一工程仍舊在進行中。
在現代中國，修建道路通常是應對貧困或者金融危機的一項策略。首次大規模的公路建設運動始於1920年，當時的一場旱災在華北地區造成了嚴重的饑荒。要把糧食送到忍饑挨餓的人們手中，十分困難——因為自封建帝國開始，中國的道路交通系統都是為馬拉車而設計的。美國的紅十字會主持了一個項目，修建適合於大卡車和小汽車行駛的現代道路系統。到1920年10月，他們開始在山東境內修建公路。他們在當地僱傭了一些農民，其中好些人都幾近挨餓的狀態，因而一條條新修建的道路使得運送救濟物資的大卡車可以到達需要的地方。在山東境內領導修建工程的美國工程師奧利弗·托德估計，通過新修建的道路直接或間接地向五十多萬人運送去了食物和燃料。
最終，紅十字會在北方四個省區修建了道路，他們的建設工作取得圓滿成功，中國政府僱傭了托德。他在中國干了十八年，負責監督全國範圍內的公路建設工程。僅在1928年的一條道路修建工程中，他手下就掌控著二十萬個勞動力——比同一時期美國政府修築道路僱傭的全部勞動力還多。在中國，乘用轎車的數量一直維持在低水平——到1922年，北京大約有一千五百輛——不過，人們的熱情很高。中國的一些城市舉辦過汽車展，上海的《申報》也曾經出版過每週一期的“汽車專刊”。到1935年，中國狀態甚好的泥土公路里程達到八萬公里。這似乎表明，迎來全國性的汽車大發展，只是時間問題。
可是後來，這樣的大發展被推遲了半個多世紀。1937年，日本人侵略華北地區，這場戰爭嚴重損毀了中國新興的汽車市場。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下，人們不可能購買小轎車。中國農村地區的公路系統變得衰弱不堪，直到改革開放時期的到來，政府才能夠大規模地改造這些基礎設施。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提供了動力，這跟過去的饑荒多少有些相像。當時的政府想要抵消經濟上的風險和威脅，也看到了其中難得的機遇，終於可以激發起推遲了多年的汽車大發展。歷史得以重複：那是中國汽車先鋒隊的第二輪浪潮，而這才只是個開始。2001年，也就是我領取駕照的那年，中國的人口數量超過了十二億，但乘用轎車的數量不到一千萬輛。得到的比例是一百二十八人擁有一輛轎車，相當於美國1911年的水平。
為了自駕出遊，我從北京一家叫作“首都汽車”的公司租用了一輛中國產的切諾基吉普車。租車是一個新興的行當——哪怕就是五年前，也沒有人想過可以租一輛車，出去度度週末。可現在，這行業已經發展起來了，我住家附近的“首都汽車”分店大概有五十輛車，多是中國生產的大眾桑塔納，或者捷達轎車。這兩種都是小型汽車，根據與曾經在美國銷售過的大眾FOX類似的基本車型改造而成。住在北京的時候，我經常從“首都汽車”租用捷達轎車用於週末度假。要租車，得先辦一套手續。首先，付款，每天差不多兩百塊錢，並填寫一摞表格。接下來，一位主管技工打開後備廂，確認裡面有一個備胎，一個千斤頂。最後，我們繞著車輛走一圈，並在一張汽車示意圖上記下擦刮的痕跡。這個過程只需一會兒的工夫即可完成——北京人開車很不溫柔，哪扇車門開關有響聲，保險槓上有劃痕，我都有責任把它們在圖紙上標出來。記錄完車輛先前留下的磕碰印記，技工把汽車發動起來，讓我查看油量。有時候大概有半箱油，有時候可能只有四分之一。有那麼一兩次，他查看過油表後，肯定地說：“一半差一點點。”我的責任，就是還回車輛時，油箱裡必須留有同樣數量的燃油，而每個星期的數量則各不相同。一天，我打定主意，要為這初具雛形的行當作出我自己的貢獻。
“你看，”我告訴他，“你們應該把要租出去的車子的油箱加滿，然後要求顧客還車的時候也把油箱加滿。美國的租車公司就是這樣的。比這簡單多了。”
“在我們這裡行不通，”經常給我辦手續的王先生說。在“首都汽車”接待辦公室的三個人中，王先生態度最為和善。這幾個人好像在比賽抽煙似的，濃濃的煙霧中，他們身後牆上貼著的牌子若隱若現：
顧客滿意率：90%
服務效率：97%
服務用語合格率：98%
服務態度滿意率：99%
“那樣做，在美國可以，但在這裡不行，”王先生接著說，“在中國，車輛還回來的時候，油箱裡根本沒油。”
“你可以多收點錢，用來加滿油箱嘛，”我解釋說，“把這作為一項制度。如果人們不遵守，就多收他的錢，大家就會遵照執行了。”
“中國人是不會這麼做的！”
“他們肯定會這麼做，”我說。
“你不瞭解中國人！”王先生哈哈笑著說，其他人跟著點頭表示贊同。作為老外，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話，也算是給我們的討論畫上了句號。中國人曾經發明了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地動儀、弩、雨傘等。他們曾經在15世紀遠洋航行到非洲，他們修築了長城，他們過去十多年裡發展經濟的速度在發展中國家聞所未聞。他們還車的時候，可以做到油箱裡的油量剛好是一半差一點點，可是很明顯，要把油箱加滿卻遠不是從文化角度來討論可能性這麼簡單。這樣的對話我們進行過幾次，可最後我撇下了這個話題。跟王先生這樣和善的人發生爭執，幾乎做不到。
如果我還回來的車有什麼損傷，他似乎會特別開心。在美國，我從來沒有發生過事故，可在北京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在首都第一次出門閒逛時，對街上行人之間的身體接觸印象頗深——我不斷地被人撞著、推著、擠著。在一個人口為一千三百萬的城市裡，你得學會對這種身體上的擦碰有一定的預見性。領到駕照之後，我就認識到，開車上路也是一樣。頭幾次，我開的捷達車發生了刮蹭，心頭十分難受。後來又發生過四五次類似的刮蹭，也就習以為常了。我撞別人的車，別人也撞我的。如果發生了刮蹭，我們就把車停在大街上解決問題。在中國，每個人都這麼做。
有一次，在雍和宮附近，一個駕駛員開著車從後面撞上了我租來的車。我下車看了看擦刮的痕跡，對方駕駛員連個開場白都沒有，開口就說道：“一百塊。”這相當於十二美元。在北京，對那樣一個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來說，這點錢是賠付的起點。王先生接到我打過去的電話，聽了事故發生的情形，同樣立馬就答覆我：“要兩百塊。”我又回過頭來跟那個駕駛員討價還價，理論了四五分鐘的樣子，他最後答應賠給我一百五十塊。王先生很滿意。他明白，不可能你要多少，人家就給多少。他更明白，交通事故不見得全是壞事——發生類似的小刮蹭其實是一筆不錯的買賣。這類交易從來沒有被記錄過，所以我猜測，“首都汽車”裡面的幾個人也許自己截留了那些賠款。
還有一次，我在北京北郊的鄉下開車，撞上了一隻狗。那狗突然從一所房子後面竄出來，猛地衝到我的車子前面。我趕緊打方向，可還是沒來得及。這樣的問題很平常——中國的狗，跟鄉下的人一樣，對周圍出現的汽車還不太習慣。我還車的時候，王先生發現了右側大燈的塑料罩子已經被撞破，似乎十分開心。他問我撞上了什麼東西。
“一條狗，”我回答道。
“狗沒問題吧？”他問我。
“有問題，”我說，“死了。”
王先生似乎更開心了。“你把它吃了？”
“不是那個類型的狗，”我說，“是那種很小很小的狗。”
“哦，有時如果駕駛員撞死了狗，”王先生說，“會把死狗扔在尾廂，拖回家去，煮著吃了。”我不清楚，他是否在開玩笑，因為他自己也養了一條狗。不過在中國，這不一定跟飲食禁忌有關係。作為對燈罩的賠償，他收了我一百多塊錢——跟一次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賠償標準差不多。
他們從來不問我把切諾基開去過什麼地方。租車合同有具體的規定，禁止駕駛員把車輛駛離北京地區，不過我打算不理會這一條規定——在我把車子還回租賃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們根本就不會發現。在中國，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邊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後原諒比事前許可要簡單得多。停車場裡最大的車輛就是越野車，切諾基7250型的，他們給我的特價是每天兩百多塊錢。車身是白色的，鑲邊上有紫色圖案，車門上印著一排英文字“City Special”。這一排英文說得很精確——這種車輛在粗糙的路面上一無是處，因為它是後輪驅動。我敢肯定，在我旅程中的某個點上，這輛車要麼會陷進泥漿裡，要麼會陷進沙地或者雪堆裡。可是，現在完全沒必要擔心這樣的事情，因為“首都汽車”提供不了更好的車型。再說，如果真在西部某個地方遇到了麻煩事，我還可以找風水先生張寶龍幫忙。在他的名片上，印著“拖移車輛”這項業務——項目編號是二十二，介於“遷墳”和“敲鑼打鼓”之間。
一路向西，我開著車逐漸拔高。到山西北部，海拔高度已經超過一千二百多米。這一帶十分乾燥，地表呈現出一片灰色，點綴其間的小山包呈棕紅色，繞山而行的溪谷把這些小山包切割得坑坑窪窪。一座座山巒的亮色彷彿被溪流帶走了，順著山坡流淌，再匯聚到農民們正在收割燕麥的田地裡。只有這樣的山谷裡才透著生機：綠油油的禾苗，黑黢黢的灌溉水管，和農村地區的老年人依舊常穿的淺藍色棉布衣服。然而，這樣的地方有一種質樸而簡單的美感。呈現出這樣開闊的景象，竟是頭一次，它在預示，再過去就是中亞地區的茫茫大草原。
走進任何一個溝谷地帶，烽火台的遺址隨處可見。這些烽火台用夯土築成，夯土的顏色跟小山包的顏色一樣是灰暗的棕紅色，有六米多高。有些村莊甚至四周都圍著這樣古老的防禦工事。往北大約三十多公里，就是內蒙古，在我的地圖冊上，這一帶的省界用我非常熟悉的符號┌┐┌┐┌┐┌┐┌┐┌┐標出。
在穿過省界前的最後一個村子裡，我把車停了下來。這個地方叫作寧魯堡，這一帶很多城鎮的名字均含有“堡壘”的“堡”這個字，因為這些地方曾經是明代的衛戍要地。在寧魯的場鎮中心位置，依舊矗立著一座古代堡壘，村子周圍圍著一段段夯土牆。村子裡僅有一百二十口人，在古代軍事要塞的映襯下，現代村民簡陋的住房顯得十分矮小。
在有文物古跡的村子裡停留時，我總會問有沒有人瞭解當地的歷史。在寧魯，村子廣場上一群上了年紀的人立馬接過話頭。“找老陳說說看，”一個人回答說，另一個人則蹣跚著要去找他。五分鐘後，陳振(音譯)來了。老陳五十三歲，常年的日曬給他留下滿臉皺紋，頭上留著剪得極短的花白頭髮。身上穿著一條深色的警褲，草綠色的襯衫上釘著幾顆軍裝上常見的黃色紐扣，外面套一件軍人常穿的藍色制服，肩部綴著肩章帶，袖口繡了幾道條紋。在中國的農村，人們經常穿著淘汰的軍裝或警服，因為這類廉價的服裝非常實用。不過，這類服裝總是被胡亂搭配，或者尺碼不對，老陳的襯衣袖子長到了他的手指尖。跟寧魯傳承了這些夯土牆一樣，老陳似乎是承接了前人的一身衣著——從寬大的制服，到風化變脆的防禦工事，這一切都彷彿是已然南逃的敗軍留下的廢棄之物。
老陳筆直地站在那裡，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紹。我說我從北京來，對長城感興趣，我問他對這個村子的歷史是否瞭解。老陳聽得很認真，過了一會，他清了清嗓子。“跟我來吧，”他說，“我這兒有些資料。”
我跟著他走過一段土路，來到一排土坯房前。走到最大的一幢房子前，老陳打開了大門，用磚石搭建的北方傳統土炕佔了屋子裡一多半的地方。冬天的時候，在炕的下面燒柴禾可以取暖。不過，在寧魯，當時還是秋天，老陳對於燃料也很節省。房間裡很冷，他給我倒了一杯茶，正好用來暖手。他打開了櫃子上的一個抽屜，取出用薄薄的宣紙訂成的一個簿子。帶著些許自豪，他把這個簿子遞到我的手裡。簿子的封面是手寫的標題：
寧魯堡年鑒
研究形成於1992年1月22日
我翻到第一頁，上面是老陳工整的筆跡：“城牆建於嘉靖22年(公元1543年)，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鋪貼窯制土磚。”隨後我把整部書大致翻了翻，有幾十個頁碼，幾百個表示日期的數據。裡面也有地圖，其中一頁的標題是“長城”，藍色的粗線條和藍色的圓圈交織在一起。
“這一帶有三十三個烽火台，”老陳指著這些圓圈解釋道。“這些是明朝留下來的，明代的城牆沿著內蒙古的邊界修建。從這裡經過的，也有其他朝代修建的城牆。”
他打開另外一個抽屜，拿出一些灰色的陶器殘片。他遞給我的時候，我的手心裡感覺到那硬硬的陶器殘片涼絲絲的。“你覺得這是什麼朝代留下來的？”他問道。
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他的臉上有點失望的樣子。
“哎，如果你還回來，也許可以帶個考古學家來，”他說，“我知道有個地方，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東西，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朝代的。”他告訴我，有些尋寶人曾經在這個地區找到過保存完好的陶器和銅器文物。“好的都賣了，”他說，“沒人管。”
所謂研究，其實是他的業餘愛好——他曾是個農民，過去當過黨支部書記，算是共產黨設在村裡的最高官銜了。現在他退休在家，不過種了兩畝地，種植土豆。他還養了五頭羊。他告訴我，他的年收入大概是一千多塊錢。他只讀到六年級，不過完全通過自學瞭解了很多歷史知識。退休後，老陳經常跑到二十多公里遠的左雲縣檔案館去。他查到了一些關於當地防禦工事的資料，然後對那一帶做了些調查，試圖把歷史遺跡和歷史記載聯繫起來。他也走訪過寧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有些人還記得跟日本人打過的那場仗，那正是明代要塞上面的灰磚被大家取回家修房子的那個年代。我問他為什麼要進行這樣的研究。“因為沒有人做過，”他說，“如果沒有人做這樣的研究，今後就沒有人瞭解這些歷史。”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老陳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大學的哪個學者以長城作為專門的研究領域。中國的歷史學家一般把注意力放在文本研究上，他們做的研究，通常是那些可依據某個朝代或某個政府的史料記載進行查詢的政治制度。在田野考察方面，考古學家則喜歡發掘古墓。就長城而言，它跟這兩大傳統都不沾邊：它既不在地下，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成文記錄，研究者需要把田野考察和文獻閱讀結合起來。即使某個學者對這個話題有些許興趣，他也會面臨這樣的麻煩——如何定義自己的研究主題，因為中國北方的長城多達數百段。在過去，這個地方給中原帝國惹下的麻煩最多。中原帝國在其他幾個方位上都有天然形成的疆界：向東有大海，向南有叢林，向西有喜馬拉雅山，唯獨北方大草原是個廣袤的大豁口。在古代，這一地區居住的是遊牧部落，專門襲擊周圍相對定居的鄰邦城池。作為策應，漢人通常會修築起一道道的城牆——據史料記載，最早的防禦工事修築於公元前656年。其後的兩千多年時間裡，許多朝代都修建了類似的防禦工事。不過，修築的方式有所不同，用於描述這些防禦工事的術語也各不相同。先先後後用過的詞語有十多個，我們現在把它們都理解為“長城”。
其中有兩個朝代，尤以修建長城聞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在他的統治下，主持修建了接近五千公里的夯土和卵石防禦線。他所統治的秦朝，因為強征勞工修建這一工程而聲名狼藉，當時流傳的歌謠和傳說遠遠超越了那些歷經世紀風雨已然頹廢的夯土牆本身。不過，秦朝修建的城牆主要留存在百姓的想像之中，明朝修建的城牆卻靠材料留存至今。1368年，明朝建立政權。在北京地區，他們最終用石料和磚塊建起了防禦工事。用如此耐用的材料大規模地修築城牆——就是我在河北省境內看到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長城——明朝是唯一的一個。但明朝的防禦工事不是單一結構的建築，而是一種網絡狀的建築群，有些地區修建了多達四道的防禦屏障。
18世紀，一大批西方探險家和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他們聽到了秦朝的故事傳說，看到了明代長城。無一例外，他們在頭腦裡把這兩個東西聯繫在了一起。這一想像中的線條——從秦朝延續到明朝——變成了我們現在稱之為“長城”的東西：大家認為，這是用磚頭和石塊築成的一個單體結構，歷時兩千多年，像地圖上的標誌┌┐┌┐┌┐┌┐┌┐┌┐那樣，乾淨利落地橫穿中國北方地區。1793年，一個名叫約翰·巴羅的英國人，遊覽了北京附近的一段城牆，根據他所觀察到的東西進行了推斷並由此宣稱，整個牆體使用石頭的數量可以圍繞赤道修建兩道稍小一點的城牆。(他並沒有意識到，西邊的城牆要小很多，而且是用夯土築成的。)1923年，《國家地理雜誌》宣稱，人在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見地球上的長城。(事實上，1923年沒人能從月球上看得見長城，現在仍然看不見。)一時之間，中國的知識分子試圖抵制這樣的誇大其辭，因為他們相信，外國人混淆了歷史學和地理學這兩樣東西。可是到了後來，對毛澤東來說，神話故事更具有吸引力。他認識到了作為天然屏障的長城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因而高度宣傳長城。不過，在一個缺乏研究古代建築學術傳統的國家裡，要把這個記錄糾正過來絕非易事。最終，似乎是中國人認了輸，採用了外國人提出的概念。時至今日，也只有一個翻譯過來的詞語可用：長城——很長的城牆。
中國人對長城所做的唯一的研究，是在學術圈外進行的。在北京，由業餘歷史學家組成的小群體試圖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結合起來。在有些省份，偶爾也有老陳這樣的人。他告訴我，他終究想給他的書找一家省級出版社。在給我看過他寫的東西和他收藏的文物之後，他提出要帶我去參觀一下當地的城牆。
我們坐上City Special，順著一條土路往北行駛。離開村子幾公里後，我們停下車來，他帶著我穿過一條雜草叢生的溝谷。他走得很慢，帶著鄉下人常有的那種若有所思的姿態：埋著頭，雙手反背到身後，攥在一起。在一處明顯雜草覆蓋的山梁前，他停下腳步。
“這是北魏修建的，”他說。北魏統治從公元386年延續到534年，一千多年以來，這個建築結構已經被風雨侵蝕，到現在僅存半米多高的殘牆，往東北方向延伸在山巒之間。另一道山梁把它隔斷開來，那道山梁若隱若現，不經他的指點，我差點沒有看出來。“那是一段漢牆，”他說。漢牆更古老了：漢朝始於公元前206年，終於公元220年。在高高的山巒上，還有第三道牆，日期可追溯到明朝。明朝修建的防禦工事有一點八米高，呈東西向，向兩邊的地平線延伸過去，清晰可見。在這個地方，明朝防禦工事相對算是後來者——只有四百年歷史。
“多年來，我無數次看見過這樣的東西，後來終於產生了好奇心，”老陳解釋說，“它們來自何處？背後的體系是什麼？這是我開始研究這個東西的主要原因。”
我跟他開車回到家裡，又喝了一杯茶。他解釋說，這個村子的全名是“寧息胡虜”，意即“平定胡人”。古時候，“胡”是漢人用來指稱北方遊牧民族的字眼。它並不專門指稱某個部落或某個民族，但卻帶有貶義——那個詞語可以涵蓋所有的外來者。後面那個“虜”字，更是生硬，意指“蠻人”。
“大體上說，我們這個村子的名字是‘殺死蠻人’，”老陳笑著說，“看這個。”他打開我的《中國地圖》，指著東邊一個十五公里開外的村子：威魯。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威震蠻人”。旁邊有一個鎮叫作“破胡”：粉碎胡人。別的村莊叫作“威胡”、“鎮蠻”、“殺胡”等等。當今印製的地圖上用表示老虎的“虎”字代替“胡”——這樣的替換首次在清朝出現，當時的滿族統治者對於把關外人作如此描述非常敏感。但這種用詞上的改變僅僅是一種粉飾，它的原意，跟村子周圍那些高高聳立的古老城牆一樣，仍舊顯而易見。
傍晚時分，太陽快要從田野落到山後的時候，我離開了寧魯。老陳把我送到City Special上，十幾個村民好奇地跟過來。好多人都穿著那種軍警制服，那些收集起來的制服——又髒又舊，又不合身——讓我覺得我彷彿被人送上了一段令人絕望的征程。在北邊，高高的山巒沿著省界聳立著——那是我的下一個目的地，一座座乾燥的山巒彷彿被抽掉了色彩。老陳跟我握了握手，並祝我好運。“下次來的時候，”他提醒我，“一定帶個考古學家來。”
我駕車駛過一排排的白楊樹，隨著季節變換，這些白楊樹正在變成一片金黃。隨後，道路開始爬高，伸入那些岩石裸露的群山中。一路上沒有遇見別的車輛。在一千八百多米的海拔位置上，公路從一段明代城牆上穿牆而過，這段城牆起著山西省界的作用。古代的建築結構被拆斷，騰出位置修建公路，一根水泥柱子上標注著內蒙古的入口。這是中原最靠北的一個地區，也是我參觀過的人煙最稀少的地方。
我就這樣一直開著車，來到一個隘口處，在主路邊上找到一條分岔出來的土路。沿著這條支路順著山梁走了幾百米，我停下車子。吉普車的後備廂裡，放著我帶來的帳篷和睡袋。這是個非常適合露營的夜晚——空氣如此透澈，群星好像就在山谷的上空閃爍。躺在帳篷裡，睡意來襲，可我還想著次日打算去拜訪的幾個邊界小鎮：破胡，殺胡。去拜訪那些地方，不過是在鄉下再靜靜地開上一段路而已。
午夜時，帳篷突然被照得通明。我一下子醒過來，猛地坐起身，以為是駛近車輛的燈光。我摸索著拉開帳篷的門簾，往外看了看，才意識到是一輪圓月升上了地平線。一切依舊是老樣子：空曠的土路，City Special仍在那兒停放著。山下，寧魯村的燈火已經熄滅，漸漸升高的月亮映照著大草原。那一刻，我靜靜地坐著，等著我的恐懼平復下來，聽到的，只有風聲，以及自己怦怦的心跳聲。
到了夜間，我很擔心有人——特別是警察——前來拜訪我。在中國，還沒有駕車巡遊全國的習慣，而且針對外國人有很嚴格的規定。按照規定，我不可以把City Special開出北京城。西部有些地方對外國人完全不開放，原因可能是貧窮、民族關係緊張，甚或是軍事設施。嚴格說來，作為外國記者，在出遊之前，應該向當地主管部門提出申請。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購買了帳篷——我希望避開那些小城鎮的旅館，因為他們需要隨時將住客名單上報警察局。
一路上，我給自己定了一些規矩，並盡量遵守。日落後安營紮寨，天一亮就動身出發；從不生火什麼的。如果需要在小鎮上停留，我盡量尋找那種專門接待大貨車駕駛員的旅館，因為他們那兒外籍客人極少，一般都沒有需要向警察上報的那種登記表。我通常帶上足夠維持幾天的飲水。駕車時，我要靠咖啡或糖來幫著提神，所以，吉普車的後備廂儲滿了可口可樂、佳得樂、奧利奧餅乾，以及糖果。如果駕駛多時而沒有洗過澡，我會找個理髮店停下來，花錢洗洗頭。每個小鎮都有理髮店，包括洗頭和做頭部按摩這樣的標準服務只需要幾塊錢。中午時分，我通常把車停在路邊打個盹。我從不在夜間開車。在中國的公路上，疲勞這個問題甚至出現在了駕駛員考試題裡：
133題 如果行車達4個小時，駕駛員必須停車，並強制休息至少：
A)10分鐘。
B)20分鐘。
C)15分鐘。
正確答案是B——如果你只休息了一刻鐘，那麼缺少五分鐘也是違規的。在中國，開車是個體力活，至少在規則手冊裡面是這麼描述的。法律規定，卡車駕駛員身高至少達到一百五十五厘米，小轎車駕駛員的身高至少到一百五十厘米。要取得駕照，每隻手上至少有三個手指功能正常，大拇指是必不可少的。對耳朵的要求，則是雙耳能夠分辨五十厘米之外的音叉聲。不能有紅綠色盲。沒有癲癇、先天性心臟病、眩暈症，或者美尼爾氏綜合症。法律還明確禁止“歇斯底里”型駕駛員上路行駛。如果雙腿不等長，且長度差超過五厘米，則屬於法律明文禁止的範圍，不能操作標準型排擋汽車。
交通法規對身體方面的要求做出如此詳細的規定，似乎在表明，體格正常、身體健康對於道路安全至關重要，可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問題不在於交通流量——2001年，我在中國北方做自駕巡遊的時候，中國的機動車數量僅相當於美國的五分之一。但是，惡性交通事故的數量卻是美國的兩倍多，政府報告的道路交通事故數量達到了七十五萬起。這是個新駕駛員輩出的國家，而新駕駛員又多出在新興城市，而當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時，後果將是致命的。如果比較熟悉周圍環境，駕駛員們駕車的狀態會好一些——在北京，駕駛員們在老城區開車一般很熟練。從傳統上來說，最早修建於13世紀的胡同社區和狹窄的磚牆小巷構成了北京的街區格局。每當我把車開進胡同的時候，看著那些磚牆如此近距離地迫近我，禁不住渾身冒汗，然而，其他駕駛員好像一點都不擔心。他們不但耐性好，駕駛技術也很好：在胡同裡開車的北京駕駛員能夠避開迎面駛來的桑塔納轎車，在一群群小學生之間麻利穿行，緊挨著明代磚牆不到一厘米的地方把車停放妥當。如果胡同駕駛員們的嫻熟技藝能夠推廣到全國的道路系統中去，也許我們大家都會平安無事。
可是，人們在新修道路上的寬敞空間裡開車時，做出的反應卻沒有這麼精明。有些道路規劃得十分糟糕：到2001年，北京的機動車數量猛增至一百多萬輛，而城市裡面的道路基礎設施怎麼也趕不上。在我所居住的那條胡同的南邊，老城區已經拆掉，即將修建更寬敞的道路。但是，交通規則常常顯得十分離奇古怪。在一個比較大的十字交叉路口，某位天才設計師在道路最右側設置了一個左轉彎出口，那就意味著，如果某人要走那個方向的話，得斜著穿過五條車道。就算他變道轉彎順利，直行一公里左右又會遇到一個十字路口，而這兒的交通信號燈胡亂計時，朝各個方向的綠燈都亮著，足足有五秒鐘之久。在這個城市的各個地方，成片成片的地區正處於建設中。往往是道路修了一半，標誌規劃得一塌糊塗，未作任何標示的匝道不知道連接著哪條神秘的大街。北京的地圖上畫出了苜蓿葉形的立交路口，設計者也許就是大名鼎鼎的Escher公司吧：
即使在今天，道路行駛中的很多問題已經有所改善，但在城區開車依然需要冒險精神。如果那個地方的駕駛員主要是新手，其中的麻煩更是顯而易見。在中國，這個轉型期來得太快，很多駕駛員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們怎麼走路，就怎麼開車。他們喜歡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總是緊緊跟在別的車輛後面。他們不大使用轉向燈。相反，喜歡依賴汽車之間的身體語言：如果一輛車貼著左側行駛，那麼你可以推測得出，它即將進行左轉彎。此外，他們還長於即興發揮。他們可以把人行道作為超車道使用，如果能夠快那麼一點點的話，他們可以在環島交叉路口逆向行駛。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開過了出口，他們會直接開到路肩上，往後倒，然後立馬右轉下道。每當交通擁堵時，他們喜歡從邊上擠過去，跟他們排隊買票時的做法如出一轍。收費站也可能十分危險，因為多年排隊的經驗，使人們形成習慣，總在不斷地估量什麼才是最佳選擇，並以此快速做出判斷。駛近收費站時，駕駛員們喜歡在最後一刻變換車道，因此事故頻發。駕駛員們很少查看後視鏡。擋風玻璃上的雨刮器則被視為妨礙視線，車燈亦然。
事實上，直到20世紀70年代晚期，北京還是禁止夜間使用車頭燈的，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開始大批出國考察。在改革開放初期，歐洲各國和美國政府對這些領導人的來訪是非常支持的，他們希望這些中國領導人領略過民主社會之後，會重新審視自己的國策。1983年，時任北京市長的陳希同就對紐約做過一次這樣的訪問。在與紐約市長愛德·科齊以及其他政要舉行的一系列會談的往返途中，他得出了一項關於道路狀況的非常重要的觀測結論：曼哈頓的駕駛員在夜間是要開燈行車的。回到中國後，陳希同要求北京的汽車駕駛員也這麼做。至於這位市長在遭遇美國的民主社會後作出了什麼樣的政治結論，一直不甚明瞭(他最終因為貪腐而鋃鐺入獄)，但他至少為道路交通的安全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幸的是，駕駛員們仍舊不瞭解車頭燈的玄妙之處。很多人不開燈行車，直到天色一片漆黑時，他們才開啟大燈。幾乎沒有人會在雨天、霧天、雪天，或者光線暗淡的情況下使用燈光——其實，這是讓中國的駕駛員頗感煩心的少數幾種行為之一。人們不介意你是否在後面跟得太緊、從右側超車，或是把車開上人行道，就算你把車停在高速路出入口的匝道上，也沒有人會眨一下眼睛。可是，如果你在滂沱大雨中開著車燈行駛，對面駛來的駕駛員會毫不例外地把他的車燈閃動幾下，以示不滿。
不過，多數情況下，他們都能夠保持鎮定自若。很難想像得出還有別的地方，人們用這樣糟糕的方式開車，還能從中得到樂趣。在開闊的道路上，似乎每個駕駛員都剛剛從胡同裡解放出來——突然加速，展開競賽，而最驚悚之處，莫過於超越其他車輛。在山坡上，他們要超車；在彎道處，他們要超車；在隧道裡，他們要超車。如果被別人超了車，他們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反超那輛車，就好像在比賽一樣。根據我的判斷，這是駕駛員考試題中唯一一道三個選項都正確的試題：
77題 超越其他車輛時，駕駛員應該：
A)從左側超車。
B)從右側超車。
C)兩側均可，視情況而定。
考試的時候，試題直接來自於政府頒發的學習材料。公安交通管理局給我發了一本小冊子，裡面有四百二十九道多項選擇題，二百五十六道正誤判斷題。一般而言，這些試題抓住了道路行駛的精髓(“對/錯：在出租車上，允許攜帶少量爆炸物品。”)。然而，對於如何教會人們開車，卻不那麼清晰明瞭。事實上，竅門在於研究那些錯誤的答案。手冊在描述常見的道路交通駕駛技巧時，說得十分生動，差不多讓讀者看清了駕車人的面部表情：
81題 超車後，你應該：
A)等兩車有足夠安全的距離之後，打右轉向燈，回到原車道。
B)快速插入到其他車輛前。
C)插到其他車輛前，並減速。
117題 駛近劃有標線的人行橫道時，你應該：
A)減速並停車——如果有行人通過。
B)加速行駛，緊跟前車，並緊隨其後通過人行橫道。
C)直接通過人行橫道，因為行人應該為機動車讓行。
80題 準備超車時，如果發現前車準備左轉，或者掉頭，或者超車，你應該：
A)從右側超車。
B)不能超車。
C)鳴笛，加速，從左側超車。
很多答案都跟鳴笛有關。在中國的汽車上，喇叭從本質上說具有神經學的意義——它負責傳導駕駛員的本能反應。人們經常摁喇叭，開始的時候，所有的喇叭聲聽起來都一樣，但過了些時候，你就學會正確理解各種喇叭聲的含義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跟漢語一樣複雜。漢語讀音有聲調，也就是說，一個簡單的ma音，在陰、陽、上、去四個聲調時，會有不同的意思。反過來，一個簡單的喇叭聲，至少能夠表達十種不同的東西。一下短促的“畢”聲，用以引起注意。連續兩聲“畢——畢”表示憤怒。如果是一陣特別悠長的“畢——”聲，那代表著駕駛員遇到交通擁堵了，他已經沒有邊縫可鑽，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車統統消失。如果有“畢——”聲回應，說明他們動彈不得。另有一種略帶口吃的“——畢——……——畢——”聲，代表著駕駛員除了痛苦就再無別的感覺。還有一種事後才摁一下的“——畢”聲，這一般是新手們的做法，他們通常反應遲緩，還沒來得及摁喇叭，剛出現的狀況就已經自行化解。也有一種基本的、短促的“畢”聲，這只不過是在告訴別人：我的手依舊放在方向盤上，因此這個喇叭可以繼續作為我神經系統的擴展。試題還涉及到其他類型的鳴笛：
353題 車輛從老人或小孩身邊經過時，你應該：
A)減速，確保安全通過。
B)繼續正常行駛。
C)鳴笛以提醒他們注意。
269題 進入隧道時，你應該：
A)鳴笛並加速。
B)減速並開啟車燈。
C)鳴笛並保持車速。
355題 駛過居民區時，你應該：
A)像往常一樣鳴笛。
B)比平時多鳴笛，以警示居民。
C)避免鳴笛，以免打擾居民。
去“破胡”的路上，我第一次捎上了搭順風車的人。那天，我很早就收好了帳篷。琢磨過地圖之後，我打算順著明代城牆北邊的那條路試試看。結果那是我——到那時為止——走過的最糟糕的一段路——起先是一段土路，通過一個高高的山岡，接著是陡直的下坡路。雨水把路面沖刷出深深的溝壑，City Special蹣跚前行，馬達發出低沉的轟鳴聲。在我的左面，一段城牆乾淨利落地雄踞在山脊上——我在那破舊不堪的道路上顛簸不已，城牆卻似乎在半空中輕輕鬆鬆地漂浮著。下到半山坡時，一個年輕的女人站在路邊，正使勁地揮手。我停下車，搖下玻璃窗。
“你去哪兒？”她問道。
“去破胡，然後去殺胡，”我答道。這些村莊的名字用中文念起來真是拗口。
“我可以搭你的車去破胡嗎？”
“沒問題，”我邊回答，邊打開車門。這個女人帶著一袋新鮮的豬肉，肥膩的豬肉襯著塑料袋，白裡透紅。她把袋子放在地上，猶豫著要不要上車。
“多少錢？”她問我。
“什麼多少錢？”我愣了一下，以為她在說豬肉的事。
“去破胡，”她問，“多少錢？”
問得好——去消滅遊牧部落，誰還會定價呢？“沒關係，”我告訴她，“反正順路。”
她的名字叫作高林鳳(音譯)，三十七歲。她告訴我，她從小在破胡長大，現在在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工廠上班。這次回家是去看她的祖母——那些豬肉就是禮物。在這些地方，公交車班次很少，她之前坐過到寧魯的公共汽車，坐到隘口時就下了車。她打算從那兒走路，一直走到有車坐的地方。她穿著嶄新的灰色工作服，描著淡妝，頭髮收拾得很整齊。在內蒙古的這種土路上，看起來還那麼整潔，這怎麼可能呢？我穿著一件破舊的灰色T恤衫，褲子也很髒。自從上次洗頭以來，已經整整兩天了。
跟許許多多的中國農村人一樣，高林鳳離家去城裡找了工作。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農村。隨著經濟的騰飛，對建築工人和工廠工人的需求大量增加，很多工人就來自農村地區。中國的農村人口稠密，年輕人也樂意離家外出。到2001年為止，估計有九千多萬人離家外出。在駕車穿越中國的過程中，你會覺得，你見證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差不多佔總人口數十分之一的人群正在路上，前往遠離家鄉的地方尋找新的生活。
他們多數前往沿海地區尋找工作，但在省城也有機會。高林鳳告訴我，她開始是在流水線上工作，一路提升，現在已經是一名管理人員，她所在的工廠生產毛衫，用於出口。在呼和浩特，她有一個三歲的兒子。他們很少回破胡。“這兒太窮了，”她說，“種莊稼很辛苦，因為這裡海拔很高，十分乾燥。你看那些玉米——”她指著車窗外，緊挨路邊就是一塊玉米地，玉米稈一片翠綠，沾著一層薄薄的塵土。“在其他地方，玉米都已經收割了，可這兒什麼都要晚一些，因為地勢太高了。”
我們閒聊了一會，她很客氣地問我，“你不是咱中國的人吧，對不對？”
“不是。”
“你是哪個國家的？”
我本想告訴她，我是胡人，但我還是實話實說了。
“我們工廠的毛衫就出口到你們國家啊！”她興奮地說道。
跟工業城鎮的很多年輕人一樣，高林鳳自學了一點英語，不過她不好意思在我面前操練。她對美國人的生活非常好奇——她問我，家裡有幾口人，家鄉是否有農民。“你們在美國也像中國那樣靠這邊行駛嗎？”她問我。我說是的，儘管那個時候，這樣的回答已經無關緊要，因為我們行駛的道路越來越糟，路上只看得見一排輪胎印。在前往破胡的路上，在長城腳下，跟一個外國人進行這樣友好的對話，其中如果有什麼可笑之處的話，高林鳳也絲毫沒有表現出來。高林鳳在小鎮大門入口那兒下了車，那道大門建於明朝。她謝過我，跟我揮手道別，我開著車往西邊的殺胡駛去。
這條道路沿線的小鎮上，曾經都有重兵把守，可現在卻正迅速地成為一座座空城。無論何處，只要我停下車來，當地的人們都會告訴我，大多數年輕人已經離家外出了。這一帶的生活不容易——長期以來，局勢一直不穩定。數千年來，影響這些偏僻之地的，多是一些非人為的因素，有時甚至是來自外部世界的某種強烈需求。在古時候，這些地區位於疆域邊界：像破胡這樣的地方有時候勉強能採用中原地區的農耕方式，但更往北去，那兒的土地只適合放牧。牧羊人的天性，就是隨時遷移，而中原漢人喜歡在自己的耕地上扎根定居，因此很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而且雙方的文化衝突總是惡性的。公元前2世紀，漢代一位大臣如此描述遊牧部落：“來如疾風，去如閃電。”“居住無常，難以馴服。”有一位皇帝說，與遊牧部落作戰“如同與影相鬥”。另一位官員形容他們“覬覦穀物，人面獸心”。
遊牧民族多不是侵略者——一般而言，他們對攻城掠地不感興趣。他們要的，是漢人的財物，不是漢人的文化，這一點一直讓歷朝歷代的皇帝們煩惱不已。南方的情形略有不同，中原王朝在南方的擴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化壓制，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國歷史學家林霨寫過一本書，書名是《長城：從歷史到神話》。在這本書中，他記述了明朝時期發生在北方地區的幾次衝突。他告訴我，在這個問題上，弄清楚中原人的立場十分重要。“對他們來說，那不是指中原文化，”他認為，“那是指所有文化。任何人都自然應該遵從——不管他是哪個民族，這就像每個人都得接受做牙科手術要使用奴佛卡因的道理一樣。總體情況基本上是這樣的。中原帝國向南擴展的過程中，不是中原人在遷移，而是當地人改變民俗。他們偽造家族圖譜，修建祭壇——他們的所作所為，跟任何想進行文化入侵的人一模一樣。時至今日，這就是中國人的力量。這不是武力。他們不需要密探，不需要臥底。有某種東西讓他們成為中國人這個群體的一員，而正是這個群體令周圍的人對它產生興趣。”
“首先對此不感興趣的，就是騎馬的遊牧部落，”瓦爾德隆接著說，“這令中原人十分頭疼，因為他們已經用文化這個東西，把其他幾個邊上的外族人都牢牢地束縛住了。可騎馬的遊牧民族不管這一套。他們只管跑過來，強姦婦女，放火劫舍。對中原人來說，這個問題如同美國人遇到基地組織這個麻煩事，只會招人更加怨恨。美國人總是認為，那些人對我們應該再多一些瞭解。教他們學做美味、老式的美式燒烤，把我們的生活全貌展示給他們看，他們肯定會喜歡這一切！可是，這根本不管用。在中國的文化裡，同樣存在類似的錯誤路線。是對文化這一力量保持極度信賴，還是要有訴諸武力的意識，這兩者之間存在錯誤路線。”
幾千年來，中原人的反應基本上徘徊在這個路線兩邊。他們有時對遊牧民族採用進攻的方式，而且跟“野蠻人”一樣，時常採用極其殘暴的手段。中原士兵血洗營寨，屠殺婦女兒童；他們使用生態戰術——縱火燒燬牧場，以期用饑荒逼出遊牧部落。當然，中原人還修築工事，在北方修築的一堵堵城牆延綿數公里。這種戰術在明代尤為重要，因為這個王朝太羸弱，根本沒辦法招架遊牧部落的進犯。
遊牧部落的問題很複雜，漢人的解決辦法同樣如此。像明朝這樣的朝代，會把各種策略結合起來使用：他們嘗試過進攻性的對抗辦法，他們修建起具有防禦功能的道道城牆，他們也依靠貿易和外交手段。明代皇帝曾經賜與蒙古首領物品，並對其加官晉爵，讓他們在邊境沿線的要塞之地主持貿易。殺胡就是這樣的地點，在明代它一度成為有名的貿易中心，城牆之外的人們爭相前來與中原漢人進行物品貿易。不過，這種貿易通常是不對等的，因為除了馬匹，遊牧部落拿不出什麼東西可以滿足中原人的需求。而政府往往要對這樣的貿易點進行嚴格監管，一個原因是他們不想讓蒙古人換到可以製造兵器的鐵器物品。最終，出現了無法超越文化的分歧。中原人長於種植莊稼，生產商品，他們主導了集市貿易。蒙古人不具備管理才能，但卻長於劫掠。這樣一來，無論早晚，這兩個迥然相異的族群間都會產生暴力衝突。
時至今日，外國人仍舊需要中國人提供的各種商品，但是，他們無須再跑到殺胡這樣的地方去尋找他們需要的東西。這一次仍是這樣，來自外部世界的需求改變了這個偏僻的地方。長城依舊從村子的中心地帶穿越而過，烽火台依然在山間谷地高高聳立著。在我到訪過的地方中，這兒曾經修建的防禦工事最為密集，可也最寂靜無聲。整條街道相當於一個大卡車停靠點——沉靜的街道上，開著一排生意清冷的廉價餐館，和幾家汽修場，為那些即將去往別處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務，那是當地經濟結構中僅存的東西。當年的遊牧部落一直未能在此處站穩腳跟，到南方的工廠裡做工的誘惑卻攫取了這個地方的人心。殺胡正在一點點地走向沒落——在塵土飛揚的大街上，看不到年輕人。
開著車時而西行，時而南下，我一直循著蒼頭河前進，兩岸散佈著一座座烽火台。出了河北地界，土地越來越貧瘠，我所處的位置已經是中國正北方的黃土高原之上。人們居住在黃土之上——這裡的土層淺薄乾燥，原本就是從戈壁灘或者西北部其他沙漠吹過來的黃沙。幾千年來，風沙在這一帶形成了次堆積層，黃土厚達一百八十多米。這樣的土壤雖不穩固，卻也肥沃。一段時期內，這個地區覆蓋著茂密的森林，但是幾個世紀的人口過度增長使得它現在一片荒涼。樹木砍掉之後，人們開始在山坡上開墾出梯田，後來，這個地方看上去就純粹像是一個人類建築：用泥土做成的千層餅。雨水稀少——每年大概二十五厘米——可再少的雨水也會在鬆散的土壤上沖刷而過。小溪的河床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溝。哪怕是很小的一條溪流，也能在山坡上沖刷出深達幾十米的壕溝。多數農民居住在黃土坡上開鑿的簡易窯洞裡。這樣的窯洞冬暖夏涼，一遇地震，幾成災禍。據明朝文獻記載，1556年發生在這一地區的一次大地震，奪去了幾十萬人的性命。
長城不是這個地區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毫無疑問，它起到了部分作用。城牆修到哪兒，它就吞噬掉那兒的自然資源，明代的史料記載了修築長城所需要的各項成本支出。近年，美國歷史學家石彬倫對築牆工程中的各個數字進行了分析。據他估計，每燒製、鋪裝一塊磚，士兵們需要燒掉七點五公斤木柴。即便是在用夯土或者原石築牆的地段，士兵們也需要用木柴生火做飯，衛戍部隊的收入來源則主要依賴伐木業。石彬倫的研究表明，在明代，維持城牆的開支僅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由政府財政撥款，其餘則要靠士兵們通過伐木取得收入來補齊。有些官員抱怨說，這樣的行為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地表砍伐得光禿禿的，馬背劫匪更容易入侵。
四個世紀之後，在這片根基淺薄的土地上，用夯土築成的一座座建築物好像成了唯一具有永恆意義的符號。我駛過一個個山坡，底下的溝谷又深又陡，種著莊稼的梯田好像隨時都會碎成齏粉——唯有那些烽火台好像在隨時準備迎接戰爭。它們那方正的外形從幾公里遠的地方也能看見，穩穩地騎在那些被開墾成台地的山巒之上。在我駛過的路邊，有一個烽火台，上面刷著一個字：土。這個刷成白色的字有六米高。又過了一會，我看到了另一個字：水。如果這兒的烽火台正在傳遞某種信息，我竟沒有弄明白是什麼意思，於是我停下City Special。在水平方向上掃了一眼，我才發現，四個緊挨著的烽火台上面都刷著大字。合在一起，它們構成了一個簡單的句子，但前後鋪開有一點五公里長。這幾個字橫跨溪流、峽谷，以及溝壑縱橫的山坡：
保水固土
被刷上大字的烽火台連成一排，盡頭是一個大大的明代城堡，雄踞在山上。我順著旁邊的一條山路來到了城堡跟前，從那兒看到的景象讓我驚呆了。那兒能俯瞰一連串的山谷，山坡上密密麻麻地佈滿了小小的植樹坑窩。每個坑半米多寬，二三十厘米深。根據山坡陡斜的程度，這些坑窩被打成方形或半月形。坑窩裡面全是空的，一直延伸過去，到你的眼睛看不見為止——簡直就是坑窩的星系，只等著栽種樹苗。在明代城堡的牆上，也刷著一條白色的標語：
抓住世行貸款機遇，幫助山區脫貧致富
這些城牆一度為了抵禦蠻夷而建，如今卻已在歡迎世行貸款。我決定聯繫一下當地政府，看有沒有人給我就這個項目介紹些情況，一個幹部同意跟我見面，他是右玉縣稅務局的一個主任。他告訴我，過去的兩年間，當地政府接受了世界銀行大約兩千萬元人民幣的貸款。這樣的項目，只是世行在黃土高原上資助的無數個項目之一。前些年，世行提供資金修建了用於蓄水的小型水壩，所資助的植樹運動極大地減少了這一地區的水土流失。在右玉縣，他們打算栽種松樹——據大家所知，全縣的植樹項目覆蓋面積為七百平方公里。主任把我帶到一個村子，因為那是較早一批防止水土流失項目做得很成功的村子。當地的黨支部書記告訴我，現在差不多每家每戶都買得起拖拉機了。我們正好碰到一個村民，他剛買了一台機動三輪車，用來做生意。在附近的山頭上，專門修建了兩個觀測站，便於更清楚地觀察這個項目。
不管去哪兒，我們都乘坐一輛黑色的大眾桑塔納轎車。開了幾個星期的車後，被動地坐在車上，感覺有些怪怪的，但由官方安排的路線，對做過記者工作的我來說，倒是一點都不陌生。在各省市，政府的車輛通常是黑色的，車窗是深色的，一般配有駕駛員。如果那個地區比較富裕，可以坐奧迪車，貧困地區則配有桑塔納或捷達轎車。每到一站，會有人為你奉上茶水，以及各類統計數據。在右玉縣，當地政府為他們承擔的世行項目深感自豪，提供的各種數字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我的記錄本。他們打算在明代城堡附近植樹一千四百公頃，右玉縣百分之二十八的土地面積已經達到水土保持目標，而最終目標是要達到百分之五十三。中國的政府部門對數字十分癡迷，一貫如此。早在帝國時期，各級官僚們便會玩轉數字——到了明代，修築長城的工程量有時甚至測量和記錄到了厘米這個標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正是憑著這一歷史久遠的傳統做法，成為世界銀行十分理想的客戶。中國各級政府可以徵集勞動力，可以製造數據，當然也可以歸還貸款。
他們對宴席也十分在行，官方給我安排的這次行程，最後以此告終。我們就餐的地點是當地一家餐館的一個包間，菜餚端上來了，一道接著一道，有豬肉、雞肉、魚肉、山西手工面。好幾個官員陪我就餐，他們要了白酒。爭先恐後地，他們舉起手中的酒杯。
“對不起，我今天只喝茶，”我告訴他們，“我下午要開車，所以不能喝白酒。”
“啤酒呢？”
正是這個問題，在駕駛員試題裡顯得有些詭異：
212題 行車前，駕駛員：
A)可以少量飲酒。
B)不能喝酒。
C)可以喝啤酒，但不能喝別的酒類。
“啤酒也不能喝，”我說，“如果開車，我就什麼酒也不能喝。”
“你可以喝一點點嘛！”
“抱歉，我真不能喝。”
“肯定要喝——就喝一兩杯。”
跟我一路上遇到的其他幹部不同，今天陪我吃飯的這群幹部最終沒有堅持。說到中國的喝酒開車，婚宴是最難糾纏的，其次是葬禮。如果在旅途中遇到這樣的事，那就具有很大的挑戰性——如果我在白天參加這樣的宴席，就一定要想一個既不失禮節又能夠執著堅持的辦法，因為一端酒杯就等於開啟了閘門。在美國，只要說一聲“我要開車”就夠了——說了之後，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國，這樣的話語正好開闢了一條進行邏輯大討論的途徑，有些甚至讓人很難反駁。喝酒的第一條理由通常是“既成事實”。“你一定要喝，”別人端著滿滿一杯酒，對你說：“酒都斟上了，你不要推辭。”第二條理由是，我開了這麼遠的路程，一定很疲倦。第三條理由，喝過酒後，我可以慢慢地開。他們還會跟你說，美國人是靠右側行駛，那意味著在中國開車沒有什麼不習慣的，稍微喝點酒沒關係。不管怎麼說——第五條理由是——酒杯已經倒滿了。有時候，人們會跟我講，如果讓警察碰上了，他們看見老外開車，已經夠驚訝的，肯定不會因為酒後駕車而抓你。一次，宴會主人問我，“你什麼時候學會開車的？”
“大概二十年前。”
“看見沒？我們這裡多數人開車才一兩年。有那麼豐富的開車經驗，你當然可以喝點什麼！”
這樣的邏輯的確無懈可擊：很難想像，要讓我膽敢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往後倒車，不知要喝多少酒才夠。不過，在右玉縣，這群幹部算是最有禮節的，我也因此能夠擋開白酒和啤酒。宴席散去，我向他們道謝過後，開車出城。開了兩三公里後，我又掉頭往回走，繞過市中心，逕直向那一排烽火台開去。我得看看，人們跟乘坐在City Special裡的我講述的東西，是不是和乘坐桑塔納轎車的我講述的一樣。就在那個明代城堡附近，我看見山腰上有一群人，手持鐵鍬正在勞作。順著一條土路，我把車開到了那個地方。
男男女女一共十個，正在黃土坡上挖掘半月形的坑窩。他們都穿著淘汰下來的軍警制服，我一下吉普車，他們就圍了過來。他們居住在附近的丁家村，跟周圍大多數村莊一樣，居住的也是窯洞。我告訴他們我是新聞記者，他們圍得更近了些。
“我還很小的時候，他們就這麼整，”一個年輕人說，“原來的不是世行貸款，但一直有這樣那樣的項目。看見這些坑窩了嗎？全是空的。兩三代人，就挖了這麼些坑，可現在依然一棵樹也看不見。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勞動是義務的，買樹是要花錢的。讓我們就這麼挖坑窩，一分錢也不花。他們這麼幹，為的是讓領導們路過的時候，看得見這些坑窩，讓他們相信正在植樹。地方上的幹部們把錢貪污了。”
這個年輕人只有二十八歲的樣子，但其他人好像也認可他作為發言人。在鄉下，我時常遇到一些會講大話的人——這類人說起政府官員的貪腐行為時，義憤填膺，牢騷滿腹。可這個年輕人說起話來輕言細語，用詞總是十分細緻謹慎，但他的眼中明顯帶著憂傷的氣息。他穿的那件淘汰制服顯得特別肥大——這不過是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富餘勞動大軍中的一員而已。我問他們，挖坑能拿到多少錢。
“每天五袋方便麵，”他回答。
我不能確信，是不是我沒有聽清楚，於是我讓他再說一遍。“五袋，”他說，“你在這兒呆一下，會看到他們送過來的。”
“那你們為什麼要幹這樣的活兒？”
“不干就得不到政府發的救濟，”他說，“我們這兒剛鬧過乾旱，天太干，玉米種不下去。我們根本就沒種玉米。今年秋天，我們只能收點土豆。政府給我們發了點玉米作為救濟，但是只有我們挖了樹坑，他們才肯發救濟。”他繼續說：“我們村裡多數人都反對這個項目，因為耕地被佔去了四分之三。我們本想在這樣的地方放牧，但政府說這個地方需要保護。保護，保護，保護——我們聽到的，就是一句句口號。”
其他人低聲咕嚕著表示認可。“你知道有這麼一種說法：山高皇帝遠，”這位年輕的農民說道，“國家領導人坐的位置那麼高，他們當然不知道下面到底是怎麼回事。下邊的人也不知道上面的領導到底怎麼說的。最大的問題在於地方上的幹部——把這些東西中飽私囊的，就是縣裡面的幹部。”他指了指那刷著標語的明代城堡。“我們看見過世界銀行的官員們坐車前來視察工作，但我們沒法同他們說話。縣裡面的領導不讓我們說啊。其實，我也不知道‘世界銀行’是什麼東西。我只知道它跟投錢有關。他們坐著轎車來這裡，我們很想把他們的車子攔下來，但車子從來沒有停留過。他們只給我們講一些口號：保護耕地，退耕還林。”
他說的那句話——山高皇帝遠——我在中國哪兒的農村都聽到過。人們一致認為，問題出在地方上，高官們是誠信的，正派的，極少有人對這個制度的核心表示不滿。他們不明白，這種必然性來自地質條件的惡劣。對丁家這樣的村子來說，山高工廠遠——他們沒有辦法同沿海地區的經濟展開競爭，即使是運作得最好的植樹運動，對這個地方的影響也十分有限。這個年輕人告訴我，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丁家有兩百多人，現在只剩下八十多口。這跟我在北方地區聽到的情況十分相似——每個村子的人口都在減少。“我也要出去找工作了，”他說，“但我還有個小孩，父母親也留在家裡。我最終肯定會出去，但可能要在家裡多呆一段時間。”
我告訴這個年輕人，有人帶我去過別的村子，那兒的村民們對世行的項目是非常支持的。
“也許有的地方拿到了錢，種上了樹，見到了效益，”他說，“但是，我們這兒沒有。你看這山坡——好一點的東西都長不起來，因為表層土都讓他們給弄走了。他們把好一點的表層土放在了靠近公路的地方，種點什麼東西，看上去好看些。完全是作秀。”
我們交談的當兒，山下面響起了引擎聲。聲音越來越大，路上出現了一輛小型的藍色拖拉機。拖拉機看上去就像是卡通電影裡的車子——馬達吼得震天響，好不容易才開上了這個陡坡。拖拉機停下來後，我看見車廂裡放著一袋袋的方便麵。駕駛員什麼也沒有說，給參加勞動的每個人發了五袋方便麵。在中國，人們經常把方便面當成零食干吃，做工的人們紛紛撕開了方便面袋子。袋子上印的牌子是“清真牛肉麵”。
“你是回教徒？”我問道。
“不是的。”年輕人笑著回答我的問題，“因為這個牌子最便宜——沒有豬肉。每袋一塊錢！”
他打開一袋方便麵，然後遞給我。這樣的方便面比倒滿的酒杯更糟：在這個山坡上，我怎麼吃得下這袋幹得發硬的清真方便麵？這可是一個勞動者日工資的五分之一啊。經過一番推讓，我讓他自己把方便面留著，還從City Special後備廂裡取出一包奧利奧餅乾給了他。後來，我回到北京，一位世行官員堅持認為是農民們弄錯了。他特地指出，世行貸款在黃土高原上扶持的項目已經讓一百多萬農民受惠。不過，這僅僅是另外一個統計數據而已：我只知道，那一百萬個受惠者當中，肯定不包括跟我說過話的那幾個人。對那些直接從首都安排下來，不與當地人打交道的開發工作，我一直持一種謹慎的態度。山高，非政府組織的官員也遠——如果你遇到那群靠挖掘坑窩換取清真牛肉麵的農民，也只能是這樣的結局。在明代城堡的廢墟上塗刷世界銀行的標語，好像也是個餿主意。不過，長城曾歷經無數次侵襲而毫髮無損，毫無疑問，它還將這樣挺立下去，雄踞在山脊之上——只要最後一撥蠻夷之人已經煙消雲散。
接下來的一百多公里路程，我開著車在山西和內蒙古的交界處穿梭前行。明代城牆依舊起著邊界線的作用，那些防禦工事依舊震撼人心，可是這一帶十分貧瘠，道路也越來越難走。在一個叫作石人灣的村莊，我看見一個農民正在用駱駝拉犁。從這個場景裡，我看不到什麼有生氣和希望的東西：在前頭拉著爬犁的牲畜站在新犁出的土溝裡懶得動彈一下，爬犁後面的農民大聲吆喝著，爬犁下乾燥的黃土的顏色，恰如城牆上那些燒製的磚塊。又過了一個小時，我停下車來，讓兩位年輕女子順便搭上了我的車。她們倆堅持要一起坐在後排，回答我的問題時，總是輕聲細語的，好像在說悄悄話。十分鐘過後，她們告訴我，我是她們唯一見過的外國人。
搭車的人越來越多，順便搭載幾個人成了我每天的慣例。一路上車輛稀少，但是如果看到路邊有人招車也不是什麼稀奇事。中國人招車有自己的動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動——就像在輕輕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見的大狗。對我而言，這很新奇——在北京，沒有行人隨便招手搭車，在河北也沒人要我停車。駕駛員試題對於乘客禮儀的問題涉及甚少，只有一個：
356題 如果你讓別人搭車，後來發現他將物品遺失在你的車上，你應該：
A)據為己有。
B)盡快交還給失者本人或交到他的工作單位。
C)給他打電話，要他給報酬。
我很少看見農民等著搭順風車。他們一般不怎麼出門，如果要去趕集，會按照他們知道的時間搭乘既定線路的班車。我搭載的多數是女性，她們看上去彷彿跟我一樣顯得與當地環境格格不入。歸結起來，這些人具有這樣的特徵：她們從村子裡出來，在小鎮上見過些世面，又即將成為別的什麼角色。她們穿戴整潔，一般穿著裙子和高跟鞋，頭髮染得略顯暗紅，臉上濃妝艷抹。上車時帶進一股廉價香水的氣味，在車上直挺挺地坐著，後背不會靠著座椅，好像乘坐City Special是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情。她們很少與人進行眼神交流。她們總是客氣至極，有問必答，卻又不願意主動打開話匣。一次，我搭載了三個年輕人，兩女一男，我們擺談了半個小時。在這段時間裡，他們什麼也不問我。通常情況下，十來分鐘後才會有人問我從什麼地方來。這一點很奇怪，因為中國人聊天的時候，一般這應該是第一個問題——人們往往想要知道我是什麼國籍。但是，因為我這個外國人坐在駕駛員的位置上，這個角色改變了互動的方式。他們想要顯得謙恭些，但該怎麼對待我，又拿不太準。有好幾次，他們都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在中國其他地方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有些搭車人猜測我是來自西部的少數民族維吾爾人，也有人認為我可能是穆斯林回族人。有一個婦女，一直觀察著我在被車輛反覆碾壓的泥濘路上艱難前行十多公里後，終於問我：“你是蒙古人？”
無一例外，她們都是離家在外做工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們上班的地方有工廠、餐館、髮廊等等，而她們對自己的工作一般閉口不談。一開始，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女人搭順風車，因為在外做工的多是男人。而那段時間根本不是出遊的高峰期——在中國，在外做工的人每年才回一次家，一般在春節，對那些在很遠的地方做工的人尤其如此。我遇到的那些人主要在離家比較近的地方做事——比如在省城，或者規模稍大點的城鎮。對這部分人而言，出現在鄉間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女人可能更願意不遺餘力地這麼做，因為她們通常有父母、甚至祖輩的老人需要照料。每次，我問她們包裹裡帶著什麼東西，她們總是這樣回答：“禮物。”
她們對City Special充滿好奇——她們想像不出，為什麼一個人獨自旅行，需要這麼大一輛車。有次，一位搭車的女人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訴我，她正想學開車。在一個叫作崖頂寺的地方，我搭載了一個長得很不錯的年輕女子，她剛剛回去看過父母親。她身上穿著一件紅色絲綢上衣，塗著口紅，一上車就帶進來一股香水味，氣味十分濃烈。搭載了那麼多搭順風車的人，我從那種氣味聯想到了大草原：內蒙古香水。
這個女子在清水河鎮上的一家餐館做工。她去過的最遠的地方是包頭，但她告訴我，她十分渴望有一輛自己的車。“如果能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我問她，“你會去哪兒？”這個女子高興地笑了笑，回答道：“北京。”我問起她的老家，她搖了搖頭。“村裡多數人都養羊，”她說，“我們那兒太乾燥，玉米、土豆、谷子都長不好，可他們還是要試一試。除此之外，又能怎麼辦呢？”
她說的沒錯：此外還有別的選擇嗎？人們要麼跟土地較勁，要麼離家外出打工。在這樣的地方，很難想像有什麼理由讓年輕人能夠留下來。只有在《中國地圖》上，還能反映出過去曾有過的樂觀景象：我一路駛過的那些地方分別叫作黃龍泉、三叉河、陽泉等。可是，這些地方的地質已經變得相當脆弱，那些名字不過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一個個笑料而已。白蘭谷裡滿是沙塵，水泉村極其乾燥——像一塊風乾的骨頭。叫勝虎的那個地方，也許曾經打贏過一場戰役，卻輸掉了整個戰爭。在這些地區，城牆比道路多——在我的地圖冊裡，長城垛口這個符號縱橫交錯，但是隨著我往前行進，紅色的毛細血管越來越稀少。
有些地段，完全看不到毛細血管。我的地圖越來越靠不住，一天中總有那麼兩三次，我覺得自己“被地圖”了：“被地圖”進死胡同，“被地圖”進水土流失地段，“被地圖”進長滿野草的斷頭岔路上。在內蒙古，受了一個很有草場氣息的村名——韭菜村——的誘惑，我“被地圖”到一個河床上。從地圖上看，地名聽起來蠻不錯的，有一條細細的紅線，跟一段明長城齊頭並進。可是，開了十來公里後，那泥土路面蕩然無存，擺在我面前的，不過是一條早已乾涸的溪流，上面散佈著一堆堆礫石。我打算順著那條縱貫峽谷的河床往前走。可是，轉了幾個彎之後，我就找不到路了。之前曾有人駕車來過，在各個不同的方向上都留下了車轍，而我十分熟悉的長城的影子卻怎麼也看不到。駛到一排窯洞前，我停下車來問路，人們只是目瞪口呆地打量著我，因為他們說的方言跟普通話完全不搭邊。當時是傍晚時分，我已經很疲倦，還擔心隨時會爆胎。在礫石堆上顛簸一陣之後，轉了一個彎，我終於看見一個等著搭順風車的人。
她的出現，簡直就像海市蜃樓——穿著高跟鞋、短裙、白色緊身上衣。在她看來，我駕駛的City Special也一定就像海市蜃樓，因為她立刻起勁地做出拍打那只看不見的大狗的手勢，急切地要我停下車來。我搖下車窗。
“你去哪裡？”她問我。
“先去北堡，再去水泉，”我回答道，“走這條路對嗎？”在這荒無人煙的溝谷裡，水泉村這個名字代表的也許只是另一個笑料而已。然而，這個女人告訴我，我走的路沒有錯。她問：“我要去北堡，能搭個車嗎？”
“可以。”女人踏上車來，伸頭往裡看了看，然後仔細地打量了我一下。她就那麼站著，一隻腳在車上，一隻腳還在外面。“你從哪兒來？”她問道。
“從北京來。”
“你一個人？”
“是的。”
“你來這兒幹什麼？”她又問我。
“玩兒，”我回答道。這個詞語十分常用，我是脫口而出的：玩兒。可是，在內蒙古的這個河灘上，這麼說可能非常不合時宜。女人把腳從車裡退了回去。
“我還是等等吧，”她說。就這樣，我讓她在那兒下了車，扔下她站在那一堆堆礫石上——那是我遇到的唯一一個拒絕乘坐City Special的女子。
在中國，迷失方向並非是件多麼糟糕的事兒，因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從。1996年夏天，我作為美中友好志願者隊員來到中國，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無知。語言、習俗、歷史——這一切都得學習，而這樣的學習任務好像超越了我的能力範圍。在我看來，每個人都比我領先了三千多年，所以我急切地想趕上他們。
時間一點點過去，我的學習進度呈曲線上升，這條曲線沒有變平過。在中國這樣的地方，你得隨時琢磨點新東西出來，新發現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發現，就是中國人普遍具有這種感覺：一切都在快速地變化著，沒有幾個人敢自誇自己的知識夠用，人們隨時都會面臨新的情況，需要去琢磨透徹。農民離家去城裡找工作是怎麼一回事？教人們怎麼做生意的是誰？他們在哪兒學到汽車製造技術的？他們是如何琢磨出怎樣開車的？誰教會小鎮上那些精明的女子穿衣化妝的竅門？她們搭上懷揣《中國地圖》的美國人駕駛的City Special，是最合適不過的了。我們在那一刻同樣顯得格格不入，沒有人能把今日的中國琢磨透。
很多學習行為都不是那麼正規的。不過，針對個人的各類課程繁多：年輕人可以報讀英語輔導班、打字輔導班、計算機輔導班以及會計輔導班。在工業發達的城鎮，進城務工的人們還可以花錢學習專門課程，讓別人教他們像受過教育的城裡人那樣舉手投足。駕駛課程到處都有——這項技能培訓受到政府的嚴格管控。國家的法律規定，每個想成為駕駛員的人必須先行註冊進行課程學習，費用由自己承擔，而且課程一般要達到五十八個小時。在中國，讓自己的父親在停車場上教你開車是不允許的。再說，停車場並不多見，而且多數父親自己也沒有行車所需的駕照。
我在中國東南部的一個小城市——麗水，對駕駛課程觀察過一個月的時間。這座城市坐落在一個工業帶上，由於經濟迅猛發展，一大批駕駛新手應運而生。開課單位叫作公安駕校，讓我觀察的那個班的上課老師叫唐教練。“教練”這個詞跟足球教練、體操教練那幾個字是一樣的，不禁讓人聯想起嚴格的軍團訓練。那正是在中國駕駛汽車的本質特點——體力活。
課程一開始，是與汽車進行基本的接觸。上課的第一天，唐教練揭開一輛紅色大眾桑塔納轎車的引擎蓋，六個學員圍在一起觀看。他指給大家看，哪是發動機，哪是散熱器，哪是風扇皮帶。走到車尾，唐教練打開了後備廂，教大家怎樣擰開油箱蓋。接下來，教他們怎樣打開駕駛座一側的車門。“這樣拉開，”他一邊講解，學生一邊挨個練習把車門打開、再關上。下一步，唐教練教大家認識儀表板，以及離合器、制動踏板、油門踏板。一個小時之後，學員們才得到允許，坐進轎車裡面。他們依次坐上駕駛座，練習一至五擋的換擋動作。發動機沒有發動，但他們就這樣練習使用離合器，扳動變速擋桿。看到這裡，讓我有些想打退堂鼓。終於，我忍不住問唐教練：“那樣做，不是對轎車很不好麼？”
“沒事，”他回答道，“不要緊。”
“我覺得，發動機沒發動，這樣做可能不好。”我又說道。
“保證沒事，”唐教練堅持道，“我們一直都是這麼做的。”在中國，不管是哪個行業的教練，都受到人們的尊重，這是不容置疑的。唐教練已經非常和善，讓我觀摩他上課，所以我決定就此打住，不再多嘴。可這做起來不是那麼容易。接下來的步驟，是學員們練習使用離合器，固定住制動踏板，發動汽車，掛上一擋，一邊踩下油門踏板一邊鬆開離合器。在制動踏板的阻力作用下，發動機發出低沉的轟鳴聲，隨著扭矩加大，引擎蓋上下顫動。一個接著一個，學員們坐進駕駛座，踩下油門踏板——發動機不斷轟鳴著，可就是不讓車子挪動半步。那天的課程結束時，桑塔納轎車的引擎蓋上已經可以用來煎雞蛋。每坐進一個學員，踏下油門踏板，我的手心都會被汗水浸濕。耳朵裡迴響的，是我父親的聲音——他是個業餘機械師，沒有什麼事情比呆頭呆腦地瞎擺弄汽車更讓他生氣了。
直到第二天上課的時候，學員們才被允許開動車輛。從一開始，這些學員就像盲人摸像那樣小心翼翼地圍著桑塔納轎車打轉：在引擎蓋周圍擠成一圈查看車輛結構、練習開關車門、撥弄油箱蓋。六名學員的性別結構是四男兩女，年齡都在四十歲以下。他們之前繳納過兩千多元錢的學費——在基本月工資大概只有五百多塊錢的小城市，這算是不小的一個數目。只有一個學員，家裡已經買了車。其他人跟我說，也許哪天他們也可能買車。其中的大學生們——一共有四個——相信，駕照會讓他們的求職簡歷增添一些亮色。“這就像游泳，人人都得會一點。”名叫王彥恆(音譯)的年輕人這樣對我說。他是高年級學生，主修信息技術。“在將來，很多中國人都會買車，”王彥恆說，“重要的是，要會開車。”家裡有車的那個同學十九歲，名叫梁艷芳(音譯)，學社會學專業。她父親開了一家塑料加工廠，有三輛車。我問她家的工廠生產什麼樣的塑料，這個女學生用手指摸了摸桑塔納轎車車窗邊上的塑料封條，說：“這種東西，就是我們做的。”
這個班用了十天的時間，集中進行場地訓練。一段時間裡，他們就做三個動作。學員們練習前行直角轉彎進入停車點，然後直角彎倒車至停車點。第三項是縱向停車。每一天，整整六個小時的時間裡，他們反反覆覆地練習這三個動作。跟其他的優秀教練一樣，唐教練十分嚴格。“怎麼搞的？”一個學員倒車的時候刮到了一根標桿，他立即教訓起來。“今天腦子長到哪兒去了？”“換擋的時候不要那麼鬆垮垮的！”他對另一個學員呵斥道，“再這樣做，你老爸不罵你才怪！”有時候，他甚至要拍打學員的手臂。只要有學員轉頭朝後看，他就大吼道：“不要朝後看！”有嚴格的規章，不允許學員轉頭後看。倒車的時候，只能依靠後視鏡，不能夠有盲區——至少在唐教練眼裡不允許有盲區。沒人系過安全帶。在公安駕校的訓練場地裡，我也從沒看見有人打轉向燈。
接下來的環節是駕駛技術訓練，學員們要在障礙車道上練習急轉彎，學著將車輛停駐在標線的二十五厘米範圍內。最具挑戰性的駕駛技術科目是“單邊橋”行駛。所謂單邊橋，就是一條長長的水泥做成的凸起路段，略超過輪胎寬度。學員們的目標，就是把車調整好位置，對準單邊橋徑直駛而過，並且不讓橋上的兩個輪胎掉落下來。學員們先練習左側輪胎，接著換成右側，如果有一個輪胎滑落下來，就算考試失敗。學員們告訴我，道路訓練的十天時間裡，他們多數時候是在練習單邊橋駕駛。我問唐教練，為什麼單邊橋那麼重要。
“因為很難，”他這樣回答我。
這就是中國的駕校課程裡隱含的哲學命題：如果某樣東西從技術的角度看起來特別有難度，那麼它必定就是有用的。可是，這類極具挑戰性的技能卻是因地、因教練不同而不同的。除了五十八小時這一點，沒有太多其他的客觀標準，駕校一會兒強調單邊橋行駛，一會兒又想出別的什麼障礙行駛技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駕校教練跟過去那些教人養生之道的武術教練十分相像。時代已經不同了——學生們不必到山頂的寺廟裡，每天對著樹幹拍打數千次，相反，他們參加公安駕校為期兩周的駕駛課程學習，學著把桑塔納轎車穩穩當當地開上單邊橋。
上路訓練十來天後，麗水駕校的課程學習就快要結束了。在他們學習的最後一天，也就是考試的前一天，我跟著一個學習小組上路了。教練坐在副駕駛座上，學員們在一條兩車道的山區道路上輪流駕駛一輛桑塔納轎車，完成一系列的固定動作。從一擋依次換到五擋，然後從五擋依次換回一擋；把車輛停駐在離標線二十五厘米的範圍內。之後，學員們要練習原地掉頭，在模擬的交通指示燈前停車。學習用的車道有三公里長，十天的訓練過程中，這個長度沒有絲毫變化。沒有交叉路口，路上的車也很少。車輛駛入車道的時候，學員們按照規定鳴笛，轉彎的時候同樣如此。一路上不管遇到什麼——小轎車、農用車、驢拉板車——他們都要鳴笛。哪怕只遇到一個行人，他們也要鳴笛。有時候，他們會超過駕校的另一輛車，這時候兩輛車都會歡快地鳴笛，就像兩個老朋友見面似的。中午的時候，大家要休息，到附近的餐館一起吃飯。他們所有人——包括教練——都要喝點啤酒。他們告訴我，就在頭一天，他們喝醉了，因此下午沒有上課。
那天下午比較晚的時候，學員們回去繼續進行道路駕駛訓練，其中一個學員向我請求，讓他開我租來的車進行訓練。就在那一瞬間，經過極其簡單的考慮，我決定借此看看他們在一個月的訓練中收穫如何。那個學員開到空曠路段之後，就醉心於超車了，可他不知道到底該怎麼做。有那麼兩次，我只好大吼大叫，讓他不要在盲彎處大幅占道轉彎。還有一次，我伸手一把抓住方向盤，阻止他撞上另一輛正在他左側加速超車的車輛。他從不觀察後視鏡或側後視鏡，他不知道盲區的存在。只要遇到會動的東西，他都要鳴笛。完全忽視交通指示燈的存在，倒還是最次要的問題。他差點撞上了一輛停靠著的拖拉機，距離只有幾厘米。他甚至差點撞上一面水泥牆。最後，當車輛進入駕駛訓練場的時候，我真想俯下身去親吻我膝下的單邊橋。
在北京的時候，總有外國人對我講，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這樣的地方開車。我這樣回答他們：我真不敢相信，中國駕校畢業出來的駕駛員們駕駛的出租車、公共汽車，你們也敢乘坐。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該何去何從——迷茫的一代——但作為駕駛員，總還能夠有那麼一點點操控感。
在山西省的西北部，一段段長城順著黃河蜿蜒而行，有將近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程，我是沿著高高的黃土河岸行駛的。當地政府剛剛整修過那一段路，開起來比較輕鬆。慶祝道路整治工程的標語還在那兒懸掛著：“修好道路，脫貧致富”，“護路光榮，毀路可恥”。在中國的農村地區，交通流量不大，很少有私營廣告商投放標牌廣告，這也意味著，駕駛員不會受到可吃、可喝、可購的物品圖形的狂轟亂炸。相反，到處都是政府的各種口號，其用語表現出獨有的特性：用詞簡單，卻很有力度，極盡直白，卻令人費解。“人民擁護子弟兵”(People Embrace Soldiers)——空曠路段出現的這條標語讓我不禁浮想聯翩。在山西的農村，我在路邊看到過一條標語，只有簡單的幾個字：“自立、奮鬥、堅持不懈、無私奉獻”。沒有更多的細節——不過，你到底還想期待什麼呢？在內蒙古，當地一家電廠提出的口號大玩文字遊戲，我只好把車停下來，才總算弄明白：“人人用電，好好用電，電才好用”。(我想了想，過了一陣才反應過來：“的確如此！”)通常，我會遇到致力於宣傳計劃生育政策的口號，這類口號的用語從無謂的反覆(“女兒也是傳後人”)，到主動提出建議(“晚婚晚育”)，再到公開的謊言(“生兒生女都一樣”)。駕車西行，那些標語書寫得越來越大。到後來，荒蕪的山坡上佈滿了各種各樣的標語口號，這些膨脹的文字彷彿是為了用來填充這空曠的大草原。“人人勞動，青山更綠”——這條標語的文字有十幾米高，擺放在內蒙古的一個山坡上，那兒既非青山，也沒有一個勞動者。在另外一處荒涼得不能再荒涼的地方，幾大塊岩石上書寫了一首詩歌：
山間植樹種草
農業蒸蒸日上
修房造屋養羊
建設秀麗山川
黃河岸邊懸掛著標語，勸誡農民們不要在道路上碾軋農作物。一時間，我很想知道，當地的這一倡導是否實有成效：進入山西西部以來，我的City Special竟然連一堆穀物都沒有碾壓過。隨後，我去了寺溝村，這個村子在黃河東岸一個很高的地方上，那裡的人告訴我，因為乾旱，今年顆粒無收。他們只能靠土豆，還有政府發放的救濟糧維持生活。我在一個農民家的窯洞裡和他交談的時候，村長剛好路過，拿著一摞救濟申請表。表格的標題是“兩缺一無”。村長對這個標題是這麼解釋的：寺溝村村民缺錢缺糧，生活無著落。在我看過的所有標語中，這一條是徹頭徹尾的實話實說，它標誌著北方農村地區可憐的結局——算是黃土高原的苟延殘喘吧。
河對岸，是鄂爾多斯沙漠，也是西部的起點。在古代，鄂爾多斯地區一直是帝國的多事之區，也正是因為這片大草原，人們修築長城的靈感才被激發出來。鄂爾多斯非常廣袤——跟新英格蘭的面積大致差不多——一直往北延伸到黃河大拐彎的地方。在河套地區以內，黃土高原變成了沙地和灌木叢。在古代，這一地區一直缺水，無法進行傳統意義上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不過，遊牧部落所需要的資源卻十分充足，因此，他們把鄂爾多斯當作了理想的大後方：與漢人的聚居地分離開來，但又可以隨時發起攻擊。有些朝代，比如唐朝，能夠為遍佈沙漠地區的要塞提供給養，而明朝太羸弱，根本沒辦法在這個區域作戰。
因此，他們沿著鄂爾多斯南部邊沿——也就是今天的陝西省境內——修築了城牆。從黃河一路向西，我在地圖上尋找標出來的古代防禦工事的線路。可是，那一頁突然一片空白：村落稀疏，基本上沒有道路，地圖上基本是白色區域。間或，這樣的白色區域會點綴一些早已斷流的河道——無名無姓的小溪，用藍色標注，流出沙漠，長度不到一二十公里，然後流入地下消失得無影無蹤。從車窗看出去，地形毫無特色可言。駛過神木之後，我繼續往前開，接著到了榆林——在這麼貧瘠的地方，一聽這個地名就讓人充滿了希望。
榆林城北，長城正在一點一點被掩埋掉。一個巨大的明代城堡——鎮北台——孤零零地守在地平線上，城牆向西南蜿蜒進入了沙漠地帶。這段城牆用夯土築成，顏色比其基腳部位堆積的沙礫要稍微黑一些。有些地段，整個建築結構完全消失在沙丘下面。在東面，也就是我的旅途開始的地方，城牆還能襯托出河北大地所具有的永恆的生命力。那兒有質地堅硬的岩石山巒，磚石結構矗立在山巔之上似乎安然無恙。越往西，每走幾公里，土質就變得越不穩定，到了最後，在駕駛員看來，整片地都將一點點地流失掉。我從怪石嶙峋的山巔開到乾燥的大草原，又來到黃土高原幹成齏粉的小山坡上，最終，我來到了一片流沙之上。長城依舊，但它再也訴說不了永恆。鄂爾多斯沙漠在一點一點地向南推進，沙漠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明代防禦工事不過是一根根線條而已。
在長城的另外一邊，人們仍在試圖改良那些貧瘠的土地。這樣的戰役在中國的北方十分普遍——全國土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正遭到沙漠化的威脅，沙化地區的總面積目前以每年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擴展。聯合國最近公佈，中國有四億人口居住的地區目前受到土地沙化的威脅。各級政府在開展各種各樣的項目，試圖讓北方人民的生活具有更多的可持續性，這些項目小至栽種樹木，大至灌溉工程。其中最雄心勃勃的，要數南水北調工程。政府看到南方各地充足的水利資源，因而啟動了這項耗資上百億元的工程，計劃將南方的部分河水引入北方。不過，這一方法收效如何，尚不明瞭。到最後，把水輸送到北方可能毫無意義，因為那些地方的年輕人大多去了南方。
在中國，北方有些地區本來不應有農民在此定居，鄂爾多斯便是其中之一。古時候，在這一地區居住的，只有遊牧部落。但是在19世紀，由於貧困，由於戰爭，一些漢人逐漸北遷，當起了先遣隊。1949年，全國解放以後，共產黨領導的政權鼓勵人們大量地遷到長城的另外一邊定居，他們希望中原的農耕方式在榆林以北的沙漠地區發揚光大。在不同時期裡，他們開展了各種各樣的運動，發動人們植樹種草，甚至種水稻，當地本不多見的小河流和小湖泊被改成了灌溉工程。無一例外，當地的原住民——多是蒙古族牧民們——一直反對這樣的工程項目。他們向當地幹部提出拒絕參加勞動的要求，不過，政治自有它橫掃一切的經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之下，當地一個叫作烏審旗的地方被作為模範公社，在全國進行宣傳。其他的沙漠地區要學習他們的榜樣做法，挖掘灌溉水渠，種植稻穀。可是，到了80年代，十分明顯，烏審旗所進行的種種努力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在人口增長和非本土莊稼的雙重因素作用下，這一地區寶貴的水資源迅速枯竭。
近年來，當地政府採取了全新的策略。人們放棄了水稻種植，改種柳樹，然後用柳樹葉子來飼養綿羊。他們把這種模式叫作“空中草場”——採下的柳葉直接作為綿羊的飼料，柳樹本身還能起到阻止沙漠面積擴大的作用。這種做法的作用體現在好幾個方面：全旗的農業用地占土地總面積的比例持續保持在百分之十左右，當地的牧民們也能夠進一步擴大飼養規模。我到一戶蒙古人家中進行了參觀，他們總共飼養了兩百頭綿羊。“一切都好多了，”這家的男主人說，“買糧食、買衣服都容易多了。”他講普通話，但不太流利。他告訴我，他從小就在蒙古包裡長大。現在，他住進了磚房，牆上貼著兩張畫報，一張印著法拉利蒙代爾汽車的畫報，另一張是哈雷戴維森摩托車的畫報。牆上還掛著一幅中國地圖，兩幅成吉思汗畫像，一個神龕裡放著毛主席的畫像。我問他這個神龕是怎麼回事，男主人回答說：“毛澤東解放了我們，是偉大的領袖，是個好人。”他接著說，所有真正的蒙古人都掛成吉思汗的畫像。另一面牆上，是政府頒發的獎狀，鑲嵌在鏡框中，表彰他在1997年3月20日繳納稅金的行為。在農民家裡，我經常看到類似的獎狀——有時候人們會因為保持居家整潔而獲獎。
在烏審旗，植樹所帶來的任何效益似乎都是暫時的。江紅(音譯)是個華裔地理學者，正在這個區做研究工作。她告訴我，那一帶的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沙漠地區無法承受更多的農業模式，就是種植柳樹也不行。不過，江紅也注意到，當地人對政府倡導的種植項目持贊同態度，哪怕他們已經瞭解地下水正在枯竭這一事實。這種情形不同於過去，那時候的人們對政府各種高壓式的運動總是持反對態度。曾幾何時，各項工程總是顯得非常抽像，具有集體的性質：毛澤東曾經宣佈，中國的生產要超英趕美，像烏審旗這樣的地方的牧民，當然不願意為了這樣的目的而毀壞自己居住的環境。但是，自鄧小平主政以來，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是個體的動力，其成果立等可見。而新型的遷徙模式也意味著，許多人已經瞥見了更美好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他們如今見過的世面多了，”江紅說，“他們有機會去城裡看看，他們在電視上也能看見很多東西。他們想得到更多的、在外面或者電視上看見的那些實際利益。”一句話，人已經變得更加世俗化，只不過，他們跟外界的這種聯繫在方向上有點迷失。起參考作用的框架不再簡單地由烏審旗那一點有限的資源構成，而是由城市裡面無限豐富的產品構成。在向別的地方學習的過程中，當地的人們跟他們最親近的環境已經失去了聯繫。
幾十年間政策的不穩定，已經影響到人們的思想觀念。“如果一切變化太快，人們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瞭解自己的生存環境，”江紅說，“回過頭去看看1949年以來的歷史發展，政策總是改來改去。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人們覺得時機來了——那你就得抓住這個機會，因為它可能又持續不了多久。對於發展，人們已經慣於持那種短視的觀點。”
就這一代人來說，經濟的土壤跟鄂爾多斯的沙漠一樣，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什麼都在變——規則在變，經商行為在變，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挑戰也在變。總會有新的形勢需要琢磨，人們來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為他們先做後想。可持續性是一種奢談，沒幾個人有工夫去考慮，尤其在年輕小伙子們可能拋棄故土的村子時更是如此。長遠計劃沒有任何意義：人們的目標就是有錢今天賺，有利今天獲。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變革的浪潮淹沒掉。
離開烏審旗後，我再次越過長城，向南往榆林駛去。我沒有打定主意，到底在路上要走多久。夜晚越來越冷，陣陣倦意開始向我襲來。從一開始，我就計劃把我的旅程分成兩個階段，這樣就能夠在秋季和春季兩個季節裡好好地看看鄉村的美景。到了榆林，我打算做一下休整——我很想找張床睡上幾個夜晚，好好吃幾頓飯，然後決定到底還沿著長城走多遠。可最後，當地政府替我做出了決定。
榆林是我幾個星期以來看到的第一座城市。總人口大約有十萬，按照中國的標準來看，這是個小城市。城裡的氛圍十分舒適，讓人不禁舒服得想睡覺。市中心依舊被一段古老的城牆所圍繞，街道十分狹窄，汽車大發展的勢頭還沒有蔓延到這個地方來。我住進了當地最好的賓館，洗了個澡，然後躺下來打算小睡一會。不一會兒，房間裡的電話響了起來。打來電話的，是賓館總台的接待員，她告訴我，大廳裡有人要見我。
“政府來的。”她說。
被吵醒的方式林林總總，這一種最令人心煩。我穿好衣服，走下樓。來人三十出頭，穿著深色上衣，繃著臉，似笑非笑，彷彿在告訴我：麻煩來了。
“我知道，你是個記者，”他說。
他提出要看看我的護照、居留證，還有記者證，我都一一遞交給他。他一言不發地查看我那一堆材料，時不時在一摞紙片上做些記錄。末了，他抬起頭來。“你知道，中國有法律規定，記者應該先申請，然後才能做採訪報道，”他說，“你違反了這些規定。”
“我只不過參觀了一下長城，”我告訴他，“沒有必要跟政府的人報告。我也沒打算在榆林採訪什麼人。”
“恐怕這都沒有關係。你還是得申請。”
我向他道了歉，並告訴他，今後我一定提前申請。“我明天就走，你看行不？”我問他。
他那似笑非笑的臉繃得更緊了。“恐怕你現在就得離開，”他說。
“我能吃了午飯再走嗎？”
“抱歉，”他回答道，“馬上離開。”
那人就在大廳裡等著，我則上樓去收拾行李。隨後，他徑直把我送到City Special跟前。跟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警察，他們要確保我離開城區。從榆林出來，我往南開了六個小時，來到延安市。這裡是中國革命的搖籃，20世紀30年代末，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在此建立了他們的根據地。現在，延安已經變成了一個旅遊目的地，我打算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況下，找家旅館住下來。可這一次，我的行李都還沒有來得及打開，警察就找上門來了。他們已經知道我從哪裡來，開什麼樣的車。或許全省都已收到了警情通報。延安的警察要我馬上離開，於是我打定主意，沿著長城的旅行到此為止，到了春天再說。
我走上一條高速公路返回北京。一條橫貫山西全境的收費高速公路剛剛修好，山區道路上開了幾個星期之後，在這條路上開車，感覺就像在飛翔。路面很好，一路上車輛稀少。延綿數公里的一段路上，我從采收下來的玉米邊上疾駛而過。在“首都汽車”，我把City Special交還的時候，油箱裡的油量不多不少，剛好還有八分之一，沒有新的刮痕，後備廂底板上，堆滿了可口可樂空瓶子。辦公室裡，王先生正在抽煙，身後的牆上，還是那張服務等級公示牌：
顧客滿意率：90%
服務效率：97%
服務用語合格率：98%
服務態度滿意率：99%
他查看了我的租車材料，在一些項目上做了註銷登記，並錄入計算機。查看過里程表之後，他把嘴裡叼著的香煙取了下來。
“看，你跑了這麼遠！”他問道，“你去哪兒了？”
我本可以告訴他，我一直呆在北京，但那樣做似乎臉皮太厚：City Special行駛的里程一共是三千六百一十七點二公里。於是，我盡量輕描淡寫地告訴王先生，往西邊走了走。
“到底什麼地方嘛？”
“河北、山西。”我回答道。
“就那麼遠？”
“哦，還有陝西，”我說，“還有內蒙古。不過，在內蒙古沒走多遠，主要是沿著跟山西交界的地方走了走。”
“哇！”王先生驚呼道，“你一個人去的？”
“是的。”
“知道嗎，你是不能離開北京的。”
“我覺得，只要我小心點，不會有事的。”
“你走的是柏油馬路嗎？”
“多數時候是這樣。”
“你不可以開到柏油路以外的地方去，”王先生說。
“我知道，”我說，“但內蒙古有些地方沒有柏油馬路。我真的開得很慢。”
王先生跟我以往還回磕碰過的車輛時一樣吃驚。“了不起！”他笑著說，“一直開到內蒙古！”他把其他幾個工作人員叫過來，一起看那里程表。每個人都哈哈大笑，點上香煙，以示慶賀。我收起退還給我的押金，向門外走去。離開的時候，他們還在那兒議論紛紛：“一直開到內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