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祠原先的設計是一個仿古羅馬的新古典主義的天主教堂。所以，它的平面佈局是非常規整的十字，中間逐級抬起一個穹頂。這樣的平面轉往室內之後，形成一個完美的紀念展示空間。穹頂彩繪本來就是法國人傳統的拿手好戲，「十字」佈局形成的四個大空間，如今成為大型畫廊，滿壁都是一流藝術家的傑作，以「法國方式」來闡述他們的歷史和先賢事跡。1806年，拿破侖曾經試圖把先賢祠重新回歸為一個教堂，可是，幾經反覆之後，它最終還是以現在的面貌，凝固了下來。
先賢祠的設想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可是，兩百多年來，它也經歷了許多變化。這種變化正是順應了法國的變化、法國人的變化。追隨這個變化過程，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先賢的定義也在變化。這個教堂原先是為了供奉巴黎的保護神聖吉納維夫的，可是，正是在這個教堂最初轉為先賢祠的時候，巴黎人唾棄了他們最早的英雄，她的遺骸被扔進了塞納河，當然更沒有作為「先賢」被請進祠內的資格了。可是，革命過去之後，在今天的先賢祠裡，聖吉納維夫的光榮和業績，不僅高高地漂浮在拿破侖時代的穹頂彩繪裡，也是畫廊裡最重要的主題。
先賢祠的系列壁畫
被轟轟烈烈的光榮葬禮遷入先賢祠的地下墓葬，然後又被悄悄移出的，還不止小米拉波一個。革命三巨頭之一的馬拉，也經歷了這樣落差很大的遷入和移出。至於三巨頭的另兩位，丹東和羅伯斯比爾，都是在斷頭台上了結生命，也就不可能奢望和先賢祠有什麼瓜葛了。對於進入先賢祠墓葬偉人的選擇變化，也是法國反省的過程。可是，在漫長的歲月裡，法國依然是困惑的。
簡化歷史，那曾經是一個轟動世界的「革命」，在它之前，是舊制度的君主，存在著舊制度的一切不平等；今天，法國是一個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在各處飄揚。而今天的法蘭西共和國，雖然已經是第五共和國，可是，追根溯源的話，難道不就是要追溯到巴士底獄攻克的那一天、追溯到國民公會宣佈共和的那一刻嗎？然而，國民公會三巨頭的下場意味著什麼？國民公會推出恐怖時期是否是一個必然？這樣的問號，如同巴黎冬天的雲層，一年年開始慢慢地集聚起來，集聚在先賢祠的上空。
於是，在法國大革命過去一百多年之後，1924年，在先賢祠幾近中心的位置上，建立了成為視線焦點的一組群雕，中心底座上鐫刻著「國民公會」幾個大字。國民公會的領袖們不僅沒有一個能夠在先賢祠的墓葬中留住，甚至有多人在自相殘殺中惡死。可是，他們被後人藝術抽像出來，抽像成一個潔白美好的整體英雄形象。似乎這樣，他們就可以逃過具體的歷史推敲。
當我們站在大廳裡，第一次面對這組白色群雕的時候，那是一種奇異的感覺。群雕上的國民公會會員們，戴著假髮，穿著剪裁合體的法國紳士服裝。可是，他們的姿態對於我們來說，有著似曾相識的誇張。左右兩組，以強烈的動勢趨向中心——一個持劍的自由女神像。那舞台化的弓步造型動作，手臂的有力伸展，衣裾迎風張揚的表達，都是我們在三十幾年前的中國所熟悉的。那是試圖在法國精神的象徵地，對國民公會做出一個力排眾議、一錘定音的肯定。可是，我們以過來人的經驗知道，假如一切是底氣十足、自信經得起歷史的犀利目光的，那麼，這種「就是好」的藝術誇張，反而就不會出現了。
也許，先賢祠的國民公會群雕，是法國人最後一次對國民公會的全力維護。很快，從一開始就被別處的歷史學家們所質疑的一切：和理想所違背的革命血腥，無窮盡的暴力奪權的循環，國家和民眾長期支付的代價，漸進改革的可能，都在逐步通過反省，走入法國人自己的視線。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討論，在法國本土也開始豐富和深沉起來。
在兩百多年之後的今天，先賢祠的墓葬群，是法國的文化和精神的象徵人物的歸葬地。我們熟悉的作家雨果，也在其中。象徵著法國大革命的英雄，大概就是大革命前的思想家伏爾泰和盧梭了。
先賢祠的「國民公會」群雕
我們參觀先賢祠墓葬群，是在一個寒意未消的初春。墓葬在地下室，也許是陰魂聚集的緣故，驟然間又把溫度降下去一大截，我一下去就打了個哆嗦。偉人們的棺木一個接一個地排放，也隨著建築基礎的佈局，不斷出現支巷旁道，需要指示牌指點迷津。雨果和左拉也在其中。雨果的棺木安放在非常侷促陰暗的一隅。我很懷疑，這樣的榮耀是不是雨果所需要的。雨果不僅是一個思想家，他還是一個文學家，有著對於天空和陽光，海洋和草地，春霧和秋林都非常敏感的心靈。他又怎麼能夠忍受這裡無盡頭的陰鬱？
伏爾泰和盧梭的棺木是在一個相對開敞的區域，他們面對面地在這裡安營紮寨，中間只隔了小小的一條走道。生前，他們常常爭辯，如今，夜深人靜之際，不知他們是否會推開棺門，重開辯論？他們的墓地設計很容易使我們產生這樣的聯想。在伏爾泰的棺木前，是他的大理石像。他捧著一卷手稿，提著一支羽毛筆，臉上浮現著睿智的微笑，給人以精神上居高臨下的感覺。而盧梭卻是一個從來不買賬的人，他的棺木被設計成一棟神氣的建築，在側面的「牆」上，寫著，「這裡安息著一個自然和真理之人」。他真的「安息」了嗎？看來沒有。「建築」的頂端，在門楣鐫刻的「盧梭」二字之下，「門」微微開啟，一隻手臂，從門縫裡伸出。這只從棺材裡伸出的盧梭之手，捏著燃著一團濃烈火焰的火把。象徵著在他死後，他依然能夠點燃革命，燃燒巴黎。
盧梭的棺木
伏爾泰和盧梭應該算是兩代人了。每當他們爭辯起來，伏爾泰總是更瀟灑，而盧梭就有點急。伏爾泰的年長固然是一個原因，同時，他似乎佔盡了一切優勢。比起盧梭，他更富有、更健康、更放鬆，也更揮灑自如。這一切，使他在心理上始終處於相對更正常的平衡狀態。而盧梭的一生中，有大量的時間必須依靠抄樂譜的手工勞動為生，長期在身體上處於相當沮喪的病態。他和周圍的朋友們常常處不好關係，在論爭的時候，他表現得緊張、易怒，非常容易把原本簡單的事情，弄得一團糟。在心理上，幾乎一直處於失衡的狀態。然而，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絕頂的天才。
伏爾泰的大理石像，站在他自己的棺木前。盧梭的棺木前，卻沒有這樣一個塑像。這是因為，國民公會在1793年春天，決定把盧梭尊為「先賢」的時候，他成為法國大革命的最受推崇的突出象徵。盧梭的雕像是高高地豎立在先賢祠門口的。今天，和他享有同等榮耀的，只有法國戲劇藝術的開山鼻祖，十七世紀的古典主義戲劇大師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在決議將盧梭送進先賢祠的時候，當年推崇伏爾泰的那些國會議員們，已經砍頭的砍頭、逃亡的逃亡了。伏爾泰能夠留在先賢祠而沒有被趕出來，似乎在暗示著這個民族的文化根基和預示著他們依然有希望。而盧梭，為什麼會在一個史稱「恐怖時期」的1793年，由國民公會決議送進這裡呢？
盧梭，和伏爾泰一樣，無疑是引起法國變革的諸多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社會契約論》，和洛克等學者一起，共同在一個政治契約社會尚未誕生的時代，探討了政府和民眾的契約關係。這樣的思考，無疑和他們所生存的舊制度的社會是衝突的，是革命性的。
可是，盧梭被大革命和國民公會看中，似乎並不僅僅在於他和伏爾泰一樣，從理論上曾經支持和促進了法國的歷史變革，也是因為，處在動盪失衡中的巴黎，需要豎起一個偉人，把他張揚起來，成為腥風血雨中一面不倒的旗幟；而偉人的理論，又能夠撐起這個局面，解釋在血中浸泡的巴黎，為什麼並不算是一個瘋狂的城市。
盧梭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文學家。而在那個年代，哲學家和文學家之間，常常沒有一條清晰的界線。在那個時候，學者們思索的時候，似乎沒有那麼多的羈絆。他們不停地閱讀、不停地思考，思想如汩汩的泉水，不停地湧出泉眼，成為小說、歌劇、隨筆、哲學論文、書信筆記和論爭文章。他們想到什麼，就隨手寫來。他們似乎並不顧慮論爭的對手會指責他們觀點的前後不一致，他們也毫不顧忌地就會道出自己在思考過程中捕捉到的一些火花。對他們來說，一個人是在不斷成長和成熟的，認識當然也就在隨之改變和深化。爭執也是交流，錯了可以糾正，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共同營造了這樣一個浪漫寬容的氛圍，他們也就滋養了自己，多產成為他們共同的時代特徵。那是一個法國式的學者的天真時代。他們是驕傲的、自尊的、才華橫溢的。在文學和哲學交融的年代，他們的文字並不都那麼絲絲相扣、無懈可擊，可是，卻常常文采飛揚、充滿激情。
所以，不論是伏爾泰還是盧梭，唯有他們對於知識和真理的追求是清楚的，而他們的一生中，他們表達過的觀點，有時卻是自相矛盾的。
盧梭像及盧梭的著作
盧梭是一個情緒不穩定的、時而波濤洶湧又時而含情脈脈的浪漫文學的開創者。人們讀著盧梭的時候，常常會不由自主地被他的感情所調動。就在這樣的一本又一本，打動著常人，也滲透著哲理的講述故事之後，盧梭還推出他的社會理想。他的「主權在民」，他的「平等」追求，他對「自由」與「約束」、「公意」與「道德」的思考。對於一些概念，他有過不同角度的探索，這些探索也往往相互矛盾。當大革命的恐怖時期過去之後，人們回顧著被盧梭理論狂熱支撐的時代，倒過來細細研讀盧梭，想找出一條屬於盧梭的線索。可是，在這個時候，人們又發現，盧梭也講過許多完全相反的話。對於他來說，他只是在懷著宗教熱情思索。
大革命只是需要偶像，需要理想化的「思想」。可是，沒有一種概念是可以任意推往極端而不受邊界限定的。盧梭的「主權在民」是一個美好的理想，可是，在盧梭心目中的「民」，也許過於抽像了。當盧梭推出「公意」的說法，這裡的「民」，已經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一個個的個人的集合，而是美化和抽像的、非常虛幻的「人民」整體。而虛幻整體所擁有的權力，已經由羅伯斯比爾們，藉著「人民」的名義在掌控和操縱。
羅伯斯比爾一直有一個稱號，「永不被腐蝕的人」。那是因為革命特別重視領袖的廉潔。法國大革命的過程，是一個經常處於失控狀態的摧毀過程，而不是按部就班的改革，也就不斷出現掠奪和暴富的機會。「不被金錢腐蝕」成為一個罕見現象。羅伯斯比爾因其廉潔，也就因此在道德上始終有一輪光環。但這也是歷史的誤區：人們以一個政治領袖對金錢的興趣，來判斷他的品格高下。被權力腐蝕的意義，假如只是局限在金錢的範圍，那就太小看權力了。權力對於一個領袖的腐蝕，最可怕的部分，當是他對權力本身的過度奢求。一個政治領袖最可怕的被腐蝕，不是對金錢的貪婪，而是對權力本身的貪婪；不是嗜錢，而是嗜血。
盧梭的「公意」的幻想是「美妙」的。公意是公眾的意志，象徵著多數人的自由。個人服從公意，失去自己個人自由的同時，卻獲得和大家一致的「自由」。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公意」終於和「人民」一樣變得不可捉摸，而真真實實的個人自由，卻在眼睜睜地迅速失去。失去自由的並不都是貴族，所有的人都以為，作為已經向國王和舊制度奪了權的「人民」的一分子，自己已經是國家的主人；共和了，就是「主權在民」了。可是，當他們從「主人」的夢中醒來，還原為一個個人，卻發現自己的個人自由毫無保障，個人安全毫無保障，脖子上的腦袋也沒有保障。
在世界上第一個通過《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的法國，共和不到一年，作為個人，言論出版自由等公民權利已經完全成為奢侈品。1793年8月，已經有了「讓恐怖時代成為法治的全盛時代」的口號。1793年9月初，巴黎市長和檢察官，以及「民眾代表」到國民公會，以人民的名義，要求大革命的軍隊，帶著「手提式斬首機」巡視法國，不僅逮捕作為政治異端的吉倫特黨人，還要「迫使每一個農民交出他們儲存的農產品，否則就處死他們」。
恐怖如瘟疫一般，從巴黎陰冷地向全法國瀰漫。在南特，審判以「浪費時間」的理由被取消，公安委員會的代表命令法官，必須在幾小時內「除去」所有嫌疑犯。否則法官和他的助手們，將被處死。連斷頭台都嫌太慢，一千五百名嫌疑犯們，無論男女老幼，立即被裝上船隻，在盧瓦河的中間鑿沉。在四個月裡，這名公安委員「處理」了四千名「不良分子」。
毫無疑問，在舊制度一下，最淒慘、最沒有保障的、最令人同情的，就是底層民眾。記得讀到過一名學者的文章，描述他所見到的一些生活在現代社會的底層民眾，他們居住的房屋形式，與他參觀的幾千年前的早期人類住宅，沒有什麼大的區別。他因此而感歎，從建築文明的發展史來看，歷史進步都發生在王公貴族的一端。而底層民眾在建築史上，處於零歷史的狀態，他們是最需要同情的。在同一篇文章裡，這位學者也同樣提到，底層民眾又是最不能夠美化的。這使我始終在思索，往往是最應該被同情的底層民眾，為什麼又是最不應該被美化的？
歷史上，屢屢如此上演，在解放底層民眾，將他們被剝奪的權利還到他們手中的同時，社會最容易普遍產生和接受的，就是由同情轉為對底層民眾的讚美。這樣的美化，又通常導致賦予他們過大的權力，其結果，總是發現，不知由什麼魔力操縱，原本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們，原本應該是軟弱而善良的人們，原本期待為他們自己也為社會造福的人們，在一夜之間變得狂暴和肆虐。他們可以如旋風一般掃蕩這個社會，不僅吞噬原來的強者，也相互吞噬。他們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能夠導致最迅速和規模最大的破壞。待到倖存者們清醒過來，一切已經面目全非。他們也永遠弄不明白，是在什麼魔法之下，使得歷史一次次重複這樣的悲劇。
在讀到這位學者「建築零歷史」的說法時，我突然領悟到，底層民眾在長期的人類發展史中，他們經歷的，不僅僅是「建築零歷史」這樣的悲劇，他們同時經歷的，也有在理性思維和精神文明進程中，同樣「零歷史」或者「短歷史」的狀態。這是過度美化底層民眾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的根本原因。當他們長期處於悲慘的生活狀態時，他們文明程度的不充分、缺乏理性的一面被壓抑和掩蓋，沒有機會暴露和爆發。可是，假如在過度美化的同時，也將過度的權力交給他們，他們的致命弱點就會在權力的催化下，瞬間爆發，迷醉的、暴力的、甚至極度殘忍的。
因此，一個健康而公正的社會，它所必須關注和保護的，應該是當下社會的每一個最弱者，而不是賦予任何一個特定階層以血緣性的暴虐的特權。不論這樣的階層是貴族，還是平民。當底層平民是弱者，社會的關注點應該是底層平民；當舊日貴族的身份成為虐殺的對象，社會應該保護的就是這些貴族。依據的應該是公平的法律。這樣的法治社會，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誌。
任何一個動聽的口號，過度推動都是危險的。盧梭是一個浪漫的文學家。他對於平等的呼籲，他對於「主權在民」的理想，他對於「公意」的推斷，都是隨著一個文學家的激情推出來的。在兩百多年前，這些概念被非理性的力量所利用，似乎是歷史無可避免的路徑，可是，兩百多年後，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去重蹈覆轍，只能說是弱智的結果了。
令人回味的，是在大革命中遷葬入祠，在生前經常爭得不可開交的伏爾泰和盧梭，儘管論年齡幾乎是兩代人，卻非常巧合地、差不多同時在這場革命發生之前去世。即使是被大革命捧得近乎神化的盧梭，假如活到大革命，人們似乎也沒有理由相信，他就一定會是羅伯斯比爾的化身。假如親歷革命，習慣了自由思想的伏爾泰和盧梭，不僅可能活不成一個全身而退的革命聖賢，還很可能走上斷頭台，或是在他們鼓吹的革命真正到來之後，落荒而逃，登上逃避革命的流亡之路。
站在先賢祠伏爾泰和盧梭尊榮備至的墓葬前，我們不由感歎，他們可真是逝逢其時。
盧浮宮內描繪拿破侖的油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