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第一天到巴黎，第一眼看到的紀念性建築，就是聖心教堂（Sacre-Coeur）和先賢祠（Pantheon）。那是從盧兒住的宿舍高高的窗口望出去，在一大片連連綿綿的住宅樓上，最搶眼就是這兩棟建築了。
先賢祠
尤其是聖心教堂，雖然當時離我們所在的地方相當遠，可它很高，又是白色的，總是能夠「跳」出來。它高居在蒙馬特高地的頂點，幾乎成了巴黎最重要的標誌之一。此後，我們經常從不同的地方望到它，尤其是那次在蓬皮杜現代藝術中心的頂樓，恰好在一場大雨之後，天上還留著剛剛被風拉開的一大塊一大塊色彩豐滿的烏雲。太陽已經重新露面，陽光照射著潔白的聖心教堂，反襯在風格濃烈的天空背景上，特別有戲劇性的效果。
聖心教堂還有一個出挑的原因，那就是它的造型。在巴黎，它算不得是一座古老的建築。聖心教堂建於十九世紀末。也許，正因為它建得比較晚，也就開始在藝術風格上嘗試一點新的東西。設計師似乎只是捏著教堂的尖頂輕輕向上拉了一下，它就有點瘦長，不再那麼肅穆。白色的外衣又令它更為明亮，有了一點女性的柔情和輕盈。下面重重疊疊數不清的台階，一點點把它穩穩地托在了藍天上。
巴黎屋頂上的蒙馬特高地和聖心教堂
第一次遠眺聖心教堂的時候，距離非常遠，一種遠在天邊的感覺。盧兒說，去聖心教堂一定要在晴天，陰天的灰暗會掩蓋它的真相。只是初春的巴黎很少有大晴天。而我們還是比較幸運，至少最後一次去的時候，是一個完美的天氣。
蒙馬特高地已經成了一個旅遊區，繞到聖心教堂後面，是著名的藝術小廣場，周圍一圈舒服的小咖啡館。只是小廣場的藝術家們多數已經商業化，好的作品很少，從整體來說，遠不如美國街頭的中等藝術節的水平。蒙馬特高地除了還有幾個小藝術館之外，鄰近的山居小屋也很有意思。高地很小，建築物是那麼緊湊，街道只能擠得窄窄的。我們看到一個男子背著沉重的畫夾，提著一個畫凳，來到一棟有著一個微型小院子的老舊樓房前，鐺鐺地搖響了木門旁掛著的一個沉甸甸的銅鈴。閣樓上一個美麗的女郎應聲探出頭來，扔下了兩把大大的鑰匙。這種鑰匙開啟的，應該是一扇中世紀的門了。
你在蒙馬特高地慢慢地走，永遠有音樂在空中飄揚。那是一些街頭藝術家。他們帶著自己的大提琴和小提琴，風度十足地在那裡演奏。最精彩的一次，是遇到一個啞劇演員，他搭著一個僅能容身的避風的篷帳，在動人的音樂聲中，他不斷變換著面具服裝和角色。在刮著大風的空曠的台階上，神奇地把大家帶入一種鬆弛而抒情、美好而富於幻想的狀態。人們只覺得感動，卻不知是為了什麼。最後，他開始上升、展開「翅膀」飛翔起來，所有的觀眾的心，也都隨之飛翔，那真是一個小小的巴黎浪漫奇跡。
然而，我們來的那天，從盧兒的窗口望到的另一棟建築，先賢祠，就毫無浪漫可言了。Pantheon其實是古羅馬的「萬神廟」的意思。這個名字還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給改的。在此之前，它是一座教堂。是法國大革命使它還俗，成為一棟紀念法國先賢偉人的紀念性建築。
這棟建築的起因，和協和廣場一樣，是源自路易十五的那場重病。看來，他真是病得不輕。1744年，他發了個願，他發誓說，假如他能夠熬過這一關活下來的話，他一定要建造一座宏偉的教堂，以感謝上帝和巴黎的保護神——聖吉納維夫（Saint Geneyieve）。
聖吉納維夫是一位真實存在過的法國歷史人物。她曾經是一個鄉村女孩，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相傳她不僅帶領巴黎人民抵禦過自然災害，還曾經抵禦了入侵巴黎城的「野蠻人」，拯救了巴黎。從此，巴黎人把她視為一個聖女，一個巴黎的保護神，也就是巴黎城的「聖女貞德」。據說她去世之後，公元512年，就葬在今天先賢祠的位置。
在今天的先賢祠的對面，有一個叫做聖埃德尼杜蒙（St-Etienne-Du-Mont）的老教堂。它的立面長期來一直有些奇怪，由於毀了一個塔樓，所以變得失去平衡。我們去的時候，這個塔樓已經開始修復，搭著複雜的腳手架。在這個教堂裡，就供奉著聖吉納維夫的一個遺骨盒，放在一個幽黯的壁龕裡。湊近了，我們看到那是一個精心製作的古老的盒子，相當大，外面還罩著保護層。巴黎的每個教堂，都有一些供奉的聖物。這些聖物的重要性，也就是這個教堂的重要性的判斷標準之一。聖吉納維夫的這個遺骨盒，可以算是一級聖物了。
所以，當路易十五病癒還願的時候，就把準備供奉聖吉納維夫的教堂的位置，定在了現在先賢祠這個地方。由巴黎的名建築師蘇夫洛設計。1755年，路易十五親自放下了教堂的第一塊奠基石。兩年以後，正式開始建造。在那個時候，沒有現代的採石手段、建築機械和運輸工具。假如要認真地建造一個大教堂，就是要耗費一代兩代人時間的工程了。路易十五沒有等到它的落成，就在1774年去世。建築師蘇夫洛也沒有熬過這個工程，他在1780年去世的時候，教堂還沒有封頂。教堂由蘇夫洛的助手郎德勒（Rondeler）接手，又跨越了路易十六時代，直到法國大革命發生的時候，大教堂還在為最後的收尾加班加點。
它建得真不是時候，奇怪的是，大革命竟然沒有阻擋它的完工。那是1790年，正是巴黎和法國都被毀去很多教堂，教士修士們都被驅逐關押甚至處死的時候，它悄悄地完工了。它默默地站在那裡，當然不會再期待預想中的盛典和彌撒，只是有些尷尬又有點緊張地俯瞰著巴黎的革命。一年以後，革命終於找上門來。
相比其他教堂的下場，它是何等的幸運。1791年4月3日，制憲會議在為剛去世的革命英雄小米拉波尋找墓葬場所。討論中決定，乾脆就建立一個安放法國偉人的棺木也兼作紀念堂的地方，省得以後一次次傷腦筋。這時，人們想起了這個為供奉巴黎保護神聖吉納維夫而修建的新教堂。
精心設計、歷時三十三年才完工的這個教堂，空空蕩蕩，是最自然的選擇了。它原來的設計初衷，已經完全為革命所不齒，甚至拋棄。這裡不是單指宗教儀式，而是它原來打算供奉的主題，巴黎城的「聖女貞德」，也被拋棄了。這裡說的拋棄，已經是一個具體的動作。大革命一開始，她所保護過的巴黎民眾的後代們，就衝進對面的教堂，從我們看到的那個遺骨盒中掏出遺骸，歡呼叫嘯著直衝到塞納河邊，把它扔進了滔滔的河水裡。
這個大教堂新古典主義的風格顯得莊重沉穩，教堂地宮兼作墓葬又是法國的傳統習俗。只需把原來舉行宗教儀式的教堂大廳，改為一個紀念堂，在正面入口柱廊的山花上，加上一段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浮雕，刻上「一個為祖國所感恩的偉大人物」這樣的點題之句，教堂世俗化的過程不就輕易完成了嗎？這個主意一提出，大家頓時拍案叫絕。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先賢祠。
先賢祠的誕生，是由於小米拉波在1791年4月2日的病逝所引發的，可是，既然最後決定建立的是先賢祠，而不是小米拉波紀念堂，那麼就應該再推選出一些已經去世的革命偉人送進去。革命剛剛開始一年多，還沒有什麼參加革命的偉大人物去世。所以，只能到革命之前，去挑選那些推動引發了革命的先驅者。結果，首當其衝入選的，是伏爾泰。
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是1791年初，還在事實君主立憲制的制憲會議期間。在整個大革命的過程中，在上層，這是一個最理智也最溫和的時期。是拉法耶特們還在制定憲法，討論通過《人權宣言》，制定法律的時期。因此，在這個時候，象徵著法國啟蒙運動理性精神和人道主義的哲學家伏爾泰，首先得到推崇，被認為是一個革命偉人，是十分自然的。
革命，是一個非常含混的、帶著極大的幻覺的字眼。在法國大革命中，前期的革命和後期的革命，肯定不是一個革命。在拉法耶特們和在羅伯斯比爾們的眼睛裡，革命也一定不是一回事。
伏爾泰決不是一個簡單的「革命形象」。回顧他的一生，他從年輕時因文字惹禍，進入巴士底獄開始，就不斷地在與舊制度搏殺。但是，他是一個哲學家，也是一個文學家、投資成功的百萬富翁、法國貴族們的崇拜對象，甚至是多個歐洲君主的朋友。
伏爾泰進入老年以後，他的生活變得非常舒適。1758年秋天，在伏爾泰六十四歲的時候，他在法國與瑞士邊境買了一棟古老的宅邸。這個選擇，仍然和他以筆作劍的生涯有關。他和路易王朝的關係始終是不穩定的。他既是法國的驕傲，也是常常要惹出麻煩的異議學者。住在這裡，他沒有離開自己的祖國，可以享受他所喜愛的安靜的鄉居生活，同時，一旦有了麻煩，他一抬腿就可以離境去瑞士。這就是伏爾泰的一生，始終處於光榮和流亡之間。好在最後的一刻，還是在巴黎度過了輝煌的一瞬。
在這個邊境小城，伏爾泰高價買下了一塊世襲貴族的領地。因此，幾乎應該說，此刻的伏爾泰，已經成了一個封建領主。在法律文件上，有「圖爾奈伯爵」的簽署，在大門和銀盤上，有著貴族的紋章。可是，這並不妨礙他是法國向舊制度出擊的一個最勇敢的人。
就在晚年伏爾泰在有著自己私人小劇場、小教堂和加工廠的小領地裡，過著優裕生活的時候，他開始捲入一系列發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冤案，為他們的冤屈而奔走呼籲和申訴。
在路易十六廢除迫害新教徒的法令之前，法國對新教徒有著非常苛嚴的規定。他們不能擔任一系列職務，從普通公務員到律師、醫生，甚至雜貨店主、鐵匠什麼的，都不行。假如不接受天主教的洗禮，就喪失了許多權利，假如私下舉行新教儀式，男人可判終身苦役，女人可判終身監禁，主持的教士可以處死。由於社會的發展，這些古老的律令，就像對於書籍、對於異端學說的禁令一樣，在統治的中心巴黎及其附近，並不嚴格執行。而在偏遠的落後區域，尤其是在歷史上教派衝突激烈，有過世代的冤怨相報的落後地區，就會借助這樣的律令，實施宗教迫害。
伏爾泰介入的第一個案子，卡拉斯案，就是發生在法國南方的這樣一個地區：圖魯茲（Toulouse）。在圖魯茲，1562年天主教曾經大規模地屠殺新教徒。在長期的殘酷爭鬥和血腥的刺激下，這裡的人們呈現一種異乎尋常的宗教狂熱。1761年，這個地區根據古老的苛嚴律令，連續判處了兩宗涉及死刑的案子，第一個案子處死了四人，第二個案子，就是卡拉斯案。
第一個案子從今天的角度來說，當然是嚴刑峻法和宗教迫害的結果。可是，它的判決在當時確實是「有法可依」。而卡拉斯案不僅是個冤獄，而且被告卡拉斯被殘忍地酷刑處死。
卡拉斯是個新教徒，普通商人，有六個孩子。大兒子安東尼學了法律。在他打算取得律師執照的時候，才發現新教徒在當地不准當律師。他起初想隱瞞自己的宗教，取得了一張天主教徒的證明。可是，事情敗露。這個時候，他還是可以改變宗教信仰獲取律師資格。可是，掙扎在非此即彼的強制選擇中，他痛不欲生，一度非常潦倒。
1761年10月13日，卡拉斯一家和安東尼的一位朋友，在一起共進晚餐。晚餐之後，安東尼去樓下，許久沒有上來。兩個人下去找，發現他已經被吊在門柱中。他們放下安東尼之後，一邊通知他父親，一邊找來醫生。可是已經回天無術。
糟糕的是，當地還有羞辱自殺者的愚昧法令，甚至他的財產都要沒收。卡拉斯僅僅是一念之差，要家人宣佈他兒子是「自然死亡」。可是，在醫生到來之前，已經有圍觀民眾。聞訊而來的官吏不僅筆錄了「自然死亡」的供詞，還檢查了安東尼脖子上的勒痕。他當然不相信這個謊言。於是，命令他們第二天應訊。第二天，所有的人都說了實話，說是自殺。可是警察局長卻不肯相信，以謀殺起訴卡拉斯，把謀殺的動機歸為「企圖阻止安東尼改信天主教」。
由於卡拉斯一家曾經提供了虛假證詞。不能說警察局長就不能做此懷疑。起訴是正常的。假如卡拉斯能夠得到公平審理，這是一個正常的司法訴訟。可是，這個涉及宗教的「謀殺嫌疑案件」，激起了當地上上下下的宗教狂熱和宗教復仇情緒。在法庭上，卡拉斯被判有罪。由於不認罪，他受到中世紀留下的酷刑逼供。他的四肢被拉伸脫臼，他被強行灌水，躺在十字架上被鐵棍毒打。兩小時的折磨以後，他被吊死，當眾焚燒。卡拉斯至死堅稱自己是清白的。那是1762年3月10日。
卡拉斯死後，財產被沒收，一家人繼續受到迫害。他的小兒子嚇得逃到瑞士。住在靠近瑞士邊境的伏爾泰，在事情發生兩個星期以後，聽到這個故事。正因為在當時的法國，這樣的情況已經非常罕見，因此伏爾泰聽到這樣的司法黑暗和平民被迫害，感到極為憤怒。他立即對案件本身展開調查和取證。他親自和卡拉斯的兒子談話，也找到熟悉當事人的證人，和卡拉斯夫人通信，等等。
在收集了足夠的證據之後，伏爾泰向律師咨詢，並且出版了一本《卡拉斯先生之死的原始文件》的小冊子，還出版了著名的《論容忍》等一系列論著。伏爾泰向自己的學者朋友們呼籲，要求用他們的筆，為平民受到的非人道對待呼籲，為反對宗教狂熱呼籲，為「呼喚歐洲的良心」呼籲。他對阿朗貝爾寫到，「正是沉默造成了他們的不幸」。
在伏爾泰的影響下，卡拉斯案成為法國歷史上的最著名案例之一。募集的捐款來自四面八方，其中包括英國、俄國和波蘭的君主。巴黎的名律師免費提供法律服務，將此案提交國務會議上訴。事情發生三年以後，終於上訴成功，宣佈對卡拉斯的判決無效，他的家屬獲得了三萬里佛的財產補償。消息傳來，七十高齡的伏爾泰喜極而泣。
那是1765年的3月，二百三十六年前的法國。伏爾泰能夠身先士卒，對學者提出做「歐洲的良心」的要求。他們在用理論闡述和探討人道、宗教寬容、公正等哲學問題的同時，能夠為普通平民在即刻所遭受的迫害而呼籲，能夠在寫作的同時，從事具體的募集捐款和調查申訴，能夠得到歐洲封建君主的支持，而路易王朝的政府也能夠對上訴作出糾正錯判的回應。這一切，都發生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不能不使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掩卷沉思。
此後，晚年的伏爾泰持續地為平民申訴冤案，投入大量的心力，一直持續到他八十多歲高齡去世之前。因此，制憲會議的拉法耶特們，會首先想到要把伏爾泰移入先賢祠，實在並不奇怪。
1791年4月4日，先賢祠的第一個「偉人」小米拉波，在當時被稱為「歷史上最大和最著名」的送殯行列之後，安葬入祠。一個多月後，1791年5月30日，制憲會議決定將伏爾泰也遷入先賢祠。
只是，先賢祠的第一個偉人小米拉波，在一年多以後，被發現他曾經在路易十六那里許諾，協調君主和議會的關係，這本來是件好事，可是，他為此向路易十六索取了二十萬左右美元的錢財。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筆天文數字。其實，小米拉波白天革命，晚上整夜揮霍作樂，在當時就是公開的秘密。1794年秋天，他被默默地移出先賢祠，遷葬他處。
倒是伏爾泰，今天還安安靜靜地躺在先賢祠的地宮裡。在他的棺木上，寫著：「詩人，歷史學家，哲學家。他拓展了人類精神，它使人類懂得，精神應該是自由的。」
盧梭棺木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