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西岱島的南岸，是著名的拉丁區。
巴黎歷史悠久的大學們，就是星散在這個區域。大學的建築和庭院都是那麼古老，院子裡總有智者的雕塑，牆上會鑲嵌著幾百年來教授們的名字，一個都不會遺漏。也許，這種歷經革命都從未中斷的、無可名狀的對文化藝術的敬重，正是法國文化能夠持續輝煌的原因。
巴黎大學入口，牆上是歷時幾百年的教授名單
大學區伸展出去，還可以接上附近的高等美術學院。從拿破侖時代開始，美術在這裡，就首創性地成為一種成體系的教育，培養著全世界的藝術家。建築學也是這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世紀前，美國芝加哥學派的青年建築師們，很多就是從這裡走出來的。在法國，建築學無可爭議地自然就屬於藝術學院。誰也沒有想過要把它歸為工科。今天的巴黎高等美術學院，依然古色古香。它不是「做舊」的，整個學院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古董。學生們就在精緻的小穹頂下，在精美的環形壁畫前，對著模特兒做人體速寫。學院的外面，看不盡的藝術商店佈滿了街區，一直漫延到塞納河邊。
拉丁區之所以叫拉丁區，竟是因為當初穿行在這些小街上的大學生們，都操著一口流利的古拉丁語。他們在小咖啡館喝咖啡，也在小酒館痛飲。他們朗誦和爭辯，也狂歡和決鬥。今天，拉丁語已經不再流行，可是，鄰近大學的整個文化氛圍卻整體保存了下來。所以，今天的遊人們都一定要來這裡逛逛，要在當年藝術家哲學家們坐過的咖啡館裡，喝上一杯咖啡。這使得拉丁區如今佈滿了應付遊人的小餐館。
我們經常轉到這個地方，每次來，還會順便留意看一下，有沒有盧兒告訴過我們的伏爾泰咖啡館。我們沒有刻意去找。因為西岱島附近的這一片，是我們經常在那裡轉的，想著也許自然就會碰上。
就這樣，直到臨離開巴黎的最後兩天，我們又去了一次奧賽博物館，出來的時候正是黃昏時分。「奧賽」本身是由一個老火車站改建的，還是很有名的建築改建的成功範例。我們決定沿著它和塞納河平行的側面，向拉丁區方向走，順便再看看這個巴黎老火車站外觀的本來面目。在它側面的上方，用裝飾化的大字鐫刻著法國的一個個地名，那是當年火車的發車去向。我們不由像小學生一樣，一邊慢慢辨認著這些法語地名，回味著那些去過的地方，一邊向前走。
火車站之後的這一段街區，左面是塞納河，右面就是一棟棟有著幾百年歷史的灰暗衰老的老住宅樓，樓下卻是些最高級的古董商店。就在走到一個街角的時候，西岱島上方即將落下天際的太陽，突然扯開烏雲的一角，把一道橙黃色的光芒射在一堵老牆上。我的眼睛一亮，不由叫出聲來，「就是它了！伏爾泰咖啡館」。該碰上的，就是會碰上。
伏爾泰沿河街
其實，「伏爾泰咖啡館」並不是伏爾泰當年在這裡喝咖啡的地方。在這個以「伏爾泰」命名的咖啡館的樓上，是伏爾泰最後居住並且去世的地方。就這一溜牆而斑駁的老屋，真住過不知多少名人。和伏爾泰只隔著六個門牌號碼，就住過德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音樂家瓦格納，和芬蘭作曲家西貝柳斯。這就是今天的伏爾泰沿河街（Quai Voltaire）。
老火車站「奧賽」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火車站改建成博物館收藏著一八四八——一九一四年間的雕塑，印象派作品的奧賽博物館街道是一種神秘而有生命的東西。歷史在把生命一點點灌注進去。這使我想起前不久在報紙上讀到，人們在討論上海浦東新建的「世紀大道」，是否已經超越了巴黎的「香榭麗捨大道」。相信巴黎人看到任何一條修建得無論怎樣壯麗的大道，都不會引出這樣的問題。就像這條貌不驚人的走過瓦格納和西貝柳斯的街，就像這棟有伏爾泰咖啡館的樓，在巴黎人眼中，永遠是獨一無二的、巴黎的、不可比擬的。
今天，人們都說，和路易王朝同路並行的、創造著文學藝術的法國知識界，正是他們為大革命的槍管準備了火藥，為大革命的騾馬儲存了糧草。伏爾泰可以算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伏爾泰和路易王朝的糾葛，也是最典型地說明了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知識界和貴族、王朝的複雜關係。
1716年，年輕的伏爾泰在二十出頭、風華正茂的時候，他的作品就開始不斷地攻擊和嘲諷路易十五的攝政者。因此他被逐出巴黎，送往盧瓦河地區。可是他在那裡，卻成為當地的貴族領主，即亨利四世的大閣臣後代的貴賓。幾個月後，他給了攝政者一首陳述無辜、要求公正的詩，居然也就因此獲准回到巴黎。
此後，伏爾泰被密告與一首強烈攻擊王朝的詩歌有關，遂被關入巴士底獄。在那裡，他被關押了近一年。他當然沒有自由，可是，獄裡的生活卻並不像想像的那麼可怕。他被獲準得到書籍和生活用品，亞麻布衣衫甚至香水。他常與官員共餐，與其他囚犯及獄卒玩滾球，並且繼續在那裡創作史詩。而這首史詩（La Hentiade），正是以卡特琳·美第奇屠殺胡格諾教徒的「聖巴托羅繆慘案」為藍本，抨擊宗教迫害的。
1718年，入獄不到一年的伏爾泰出獄了，卻不准進巴黎。可是半年以後，他又順順當當獲准回到巴黎。不僅如此，他回到巴黎才一個月，他的詩劇（Oedipe）就轟轟烈烈地在巴黎上演，連演四十五天，大獲成功。雖然他的詩劇，被巴黎民眾公認為，是在隱喻攝政王和他的女兒有亂倫的關係。可是，詩劇照樣進入皇宮劇院上演，攝政王照樣接見伏爾泰，他和女兒照樣看戲，還允許他把這個詩劇題獻給攝政王的母親。
還不僅如此。伏爾泰在巴士底獄所寫的政治宣言式的史詩，在六年後出版，第一版就被搶購一空。1725年，伏爾泰三十一歲，已經是法國公認的最偉大的當世詩人。雖然在街頭，警察會查禁那些銷售他的激烈詩篇的書商，可是，路易十五的宮廷又會忍不住自己對詩人和思想家的仰慕，把他當做貴客請進宮來。王后被伏爾泰的戲劇感動得熱淚盈眶，以致還私下裡贈送給他一千五百法郎。
這個時候，年輕而得意的伏爾泰，就住在當時的波奧街（Rue de Beaune），也就是我們眼前的這條「伏爾泰河岸街」。當然，那時街上沒有呼呼作響的汽車，而今天我們站在那裡的時候，正是下班的交通繁忙時分，所以，我們就是要從河岸穿過馬路去對面喝一杯「伏爾泰咖啡」，也要耐心地把綠燈等出來才行。
就在這條街上，近三百年前的1726年初春的一天，人們驚訝地看到平時瀟灑的伏爾泰，那天卻衣冠不整，狼狽而憤怒地匆匆穿過，衝進自己的家門。那是在他處於事業巔峰的時候，發生的一件意外的事情。
伏爾泰像
伏爾泰偶然地和一名對他的聲望不認賬的年輕貴族，發生了衝突。他們先是驕傲地相互頂撞，繼而動手，最後，年輕貴族設下一個埋伏，使伏爾泰被痛毆了一頓。他衝回家中，還是嚥不下這口氣。於是，他跑到巴黎郊區，天天「磨劍霍霍」，勤練劍術，揚言要報仇雪恨。在路易十五時代，法律已經禁止決鬥，違者將處以極刑。三十一歲的伏爾泰已經是法國的驕傲，所有關心他的人都為此捏了一把汗。後來驚動王室，下了一紙通令，讓警察監視著伏爾泰，不讓他輕舉妄動。最後乾脆把他送進了巴士底獄。警官的記錄中寫到，在逮捕他的時候，「犯人家族一致喝彩」，因為「這道明智的命令，防止了這個年輕人再干下新的蠢事」。這次伏爾泰進巴士底獄，幾乎是一次「保護性拘留」。
在牢裡，年輕氣盛的伏爾泰清醒過來。要求釋放並且去英國。十五天以後，他就被釋放了。赴英國之前，他不僅得到路易十五的官員們種種致英國顯貴的介紹信，還得到王后的許諾，每年繼續由王后給他支付一份年薪。朋友們當然少不了宴請送別，他帶了一大堆研究英國的書籍，打算好好考察一下他嚮往已久的英國社會制度。這就是所謂的伏爾泰的「放逐英國」故事。三年以後，他再度回到法國的時候，真的成了英法文化的重要交流媒介之一。
伏爾泰是一個長壽、多產、精力旺盛的思想家和作家。上面的這些經歷，只是他人生的一個開篇而已。可是，這個開篇卻非常典型地描述了路易王朝和伏爾泰們的恩恩怨怨。伏爾泰此後的故事，也基本上沒有脫出這個模式。
隨著伏爾泰思想的成熟，他的文筆越磨越犀利，對於舊制度的攻擊，也越來越切中要害。在王朝忍無可忍的時候，他的書被禁被燒，本人避走外省，甚至逃亡國外。可是，風頭一過，國王又會在貴族們以及貴族沙龍的女主人們的勸說下，對這個思想的天才眼開眼閉，甚至暗暗崇拜起來。
這和君主本身始終沒有脫離文化思潮的發展有關。我們可以說，法國的貴族和君主是附庸風雅的，可他們是真的附庸上去，或者說是趕時髦趕上去了。那些十八世紀的哲學潮流所表達的先進思想，不論王公貴族們是否完全贊同，至少他們一點也不陌生。
不僅法國如此，在法國之外的歐洲幾個大國的君主，幾乎莫不如此。他們似乎都以和學者們探討文學藝術思想哲學為樂。伏爾泰和他們書信往來，討論著相當艱深的學術問題，交往得就像老朋友。伏爾泰既然是法國人，循著愛之愈甚，痛之愈切的規律，他對於舊制度的抨擊，當然就更多地射向具體的「法國箭靶」，也就自然更容易和法國的當局形成衝突。而在其他歐洲君主那裡，「法國現實」被淡出，伏爾泰就更多地成為一個抽像的哲學智慧。歐洲的君主們因此就更願意聽他聊聊那些新鮮的玩意兒，儘管他們完全明白，這些新奇刺激的思想，對於他們正在享受著的制度，是多麼大的危險。這種情況簡直就像一個小孩子在那裡著迷地玩火，又愛又怕的感覺一樣。
思想家和歐洲上層宮廷貴族的這個互動過程，對於推動歐洲的進步和王朝的漸進開明，確實起了巨大的作用。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伏爾泰身上，當時的法國其他思想家，也普遍遭遇這樣的經歷。例如編寫《百科全書》的狄德羅，他也因為思想的異端被捕過，也有過書籍被沒收被焚燒的經歷。可是，不管怎麼說，《百科全書》事實上在一部又一部地編寫下去，並且出版面世。《百科全書》的完成，不僅仰仗學者們的努力，它同樣離不開王室的「特權印行執照」和一大幫貴族們的慷慨解囊、巨額捐助。在《百科全書》的「思想」出問題的時候，那些侯爵伯爵和他們的夫人們，就不斷進出宮廷，為學者們遊說，而且每每都能奏效。
《百科全書》在法國出現出版危機的時候，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和奧地利的腓特烈大帝，就遞過話來。說是你們法國要是不能印的話，我們保證，在我們政府的保護下，就在我們彼得堡、維也納印。這樣的表態，讓歐洲文化中心的巴黎實在很沒有面子。法國還是只好改了主意，就放手讓他們在巴黎印行算了。
《百科全書》的最後一卷在1765年問世，這已經是法國大革命的二十四年前。這套二十八卷的昂貴學術著作，在二十五年裡竟然印行了四十三版。不論這套書有多大的學術缺陷，可是大家都公認，它「激發了思想」，「煽動了革命」，是「大革命之前的革命」。
社會變革由街頭民眾在推動，這實在是一個誤解。變革的一個重要動力，是思想。而歐洲思想的飛躍，離不開宮廷和貴族本身對於新的精神世界的好奇和探求。也正是由於法國知識界和宮廷貴族的密切聯繫，他們始終瞭解舊制度上層的漸進變革的可能，也始終沒有放棄對於漸進改革的理想和信心。可是，由於法國知識界為之奮鬥的，就是要突破王朝本身利益所繫的舊制度，因此，他們之間的激烈衝突又是必然的。
這種矛盾，在舊制度鄰近變革的時候，表現得尤為充分。最具有象徵性的，就是路易王朝對於言論出版自由的困惑。
在絕對專制的體制下，是沒有什麼可困惑的。王朝可以處理得非常簡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而且令行禁止，沒有什麼可討價還價的。一個學者、出版者，甚至書商，都可以因為一個小小的違規，被投入監獄。而且，投進去就跟一顆石子兒給投到井裡一樣，從此就沉底兒了。就是當場就殺了砍了，也就是一句話的事情。誰不服就跟著一起去。可是，隨著時代的進步，王朝的逐步開明，即便是平民，也不能隨殺隨剮了，更何況是那些不僅受到公眾愛戴，也被王公貴族們所崇拜的著名詩人、文學家和思想家呢？
結果，法國王朝隨著開明進步的步伐，對於思想言論和出版的管理，就呈現了最搖擺跌宕、無所適從的局面。這就是前面的伏爾泰故事的來由。王朝和舊制度一體而存在，它無法放棄舊制度本身，而它也無法逆轉歷史潮流，在有意無意之中，它甚至還在幫助推動這個潮流。它極度困惑。皇家的劇院，貴族夫人的沙龍，都成為思想的溫床，而思想又在挖掘他們生存的根基。
於是，王朝在這個最關鍵的卡口，必然地表現出非常矛盾的做法。從伏爾泰、狄德羅到其他學者，斷斷續續地始終有人因言論獲罪，可是，卻很少有人真正地受到嚴重傷害。時間越是靠後，被傷害的程度就越低。對於禁書和燒書，總是出現越禁越暢銷的局面，更何況，歐洲各國在那個時候並沒有護照之類的現代玩意兒，和平時期也沒有重兵把守的邊界。所以，境內的禁書沒有任何意義，只不過是換個地方出版，運來運去徒增麻煩和成本而已。因此，現在回顧這段歷史，一點看不到這些言論出版鉗制的作用，不僅禁而不止，反而在放鬆的時候，引起更大的反彈，效果適得其反。
因此，在相對鬆動的時刻，巴黎的作家、出版家和圖書館就倍增。緊一緊，作家的手稿就紛紛流向鄰國，出版後通過走私，再流回巴黎。在路易十五時代，即使在弦被繃得最緊的時刻，也沒有造成對學者群體的重大傷害，以及對思想的徹底扼殺。
1734年，伏爾泰的一本書，《對帕斯卡爾的思想批評》，又惹怒了王朝。於是，發出了一張逮捕令：不論在哪裡發現伏爾泰，都加以逮捕。可是，不僅有人通風報信，還有一群貴族夫人聯名上書請求赦免伏爾泰。結果伏爾泰和宮廷達成的交易是：只要他否認自己是作者，宮廷就撤銷逮捕令。唯一附加的要求是，伏爾泰和巴黎必須保持「可敬的距離」。伏爾泰於是旅行在一個個城堡之間，成為一個個貴族的上賓，最後在一個貴族莊園落腳，「展開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
1757年1月5日，巴黎有人試圖刺殺路易十五。在驚恐之中，路易十五恢復了一條早已廢棄的舊法律，規定凡有攻擊或干擾國家的書籍作者、出版商和書商，一律處死。結果，雖然有幾名作家趕在「風頭上」被逮捕，卻沒有一名被真的處死。古老的苛嚴律令，事實上只能適應古老的時代。即使在新時代中，它在形式上復活，可是這個形式在執行之中，卻會被迫拉開很大的距離，使它失去舊日的威懾力。與這條法律同時行進的社會現狀是，《百科全書》在稍事挫折之後，照編照出，八年後完全出齊。
只要開個頭，思想變成一股股細小的、無孔不入的涓流。只要出現一個小小的可能，思想就會化開，化作信函和散論、詩歌和音樂、小說與戲劇、神學和哲學，甚至色情文學，向檢查制度的堤壩衝擊，防不勝防。可是，只要衝開一個小小的缺口，堤壩的最後坍塌就是必然的。
伏爾泰咖啡館
更何況，這是上上下下都熱愛思想和文化的巴黎。在法國大革命前，巴黎大學在全法國已經有了五百個分院。路易大帝學院已經改為師範學院，用以訓練高質量的教師。法國的教師，在那個時代，已經獲得合理的薪金，享有一定的免稅待遇，並且有了退休金。
伏爾泰堅持一生，頑強地帶領著歐洲的啟蒙運動。就連奧地利的腓特烈大帝，都發出這樣的預言：「各國的年鑒中都將註明，伏爾泰是十八世紀正在發生的革命的創導者。」今天的人們感到奇怪的，倒不是腓特烈大帝的遠見，而是他在發出革命預言時，卻對伏爾泰由衷讚歎。在那個時代，人們卻並不感到奇怪。在伏爾泰的晚年，他有很長一段時期，住在法國接近瑞士邊境的一個小鎮。這裡因此而成為啟蒙思想的朝聖地。小鎮上的人們都見慣了大人物。前來朝聖的人們中間，有的是親王和統治者，貴族和大公。
1778年，法國大革命的十一年前，八十四歲的伏爾泰回到巴黎。就在這裡，就在今天的「伏爾泰咖啡館」的樓上，安頓下來。
相傳路易十六並不希望他來巴黎，甚至一度躲著不見王后。其原因是，王后瑪麗·安托瓦奈特不僅請一名貴族夫人向伏爾泰傳話，保證給予他保護，還纏著路易十六，要他同意在宮中接見伏爾泰。當伏爾泰最後的劇本在法國劇院上演時，王后和巴黎幾乎所有的伯爵們，都前往觀賞。
我們在「伏爾泰咖啡館」找了一個臨街的座位。伏爾泰當年的居所，真是一塊風水寶地。前面是塞納河，右面是西岱島，左面就是盧浮宮。我們望出窗外的時候，一切都籠罩在一片金紅色的晚霞之中，就像在漾開的嫣紅霧色之中，撒開了一大把金色的細沙。
我們想像著伏爾泰最後的輝煌。1778年3月30日，他就是從這裡的樓上，慢慢走下來，跨進他的馬車，驅車去盧浮宮參加學術團體的會議。他一路受到人們的歡呼，眼裡充滿了淚水。當天法國劇院再次上演他的劇本，他在舞台上，演員們用月桂的花環為他加冕。在法國，從來就有兩個君王：法蘭西人民除了他們的國王，還有一個思想和藝術的君王。而前者，常常在心靈深處臣服在後者的腳下。
這就是法國為什麼是法國，巴黎為什麼是巴黎的原因。
我們走出咖啡館的時候，天色已經黯淡了。在咖啡館轉角灰面剝落的磚牆上方，緊挨著一個拉著白色抽花窗簾、有著細細的精美石框的窗子，一塊同樣簡樸的小小銘牌，被四個釘子釘在牆上，上面簡單地寫著：
伏爾泰，1778年5月30日在這裡去世。
拉法耶特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