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唱片遞還給我。
「很一般的樂隊，絕不如Radiohead。」
「並不見得就必須鍾愛最經典的那一個。」我說，「不放？」
「店裡的規矩，不放客人提供的任何音樂。」
「以前的規矩，現在都快停業了，眼看就要改頭換面。」
「規矩就是規矩，記住了，咖啡店女招待說的話，總有她自己的道理，類似隱蔽的真理。」
我無話可說，音樂也沒有，走回沙發那兒，繼續癱坐著。她分給我一疊報紙，我看著本地新聞，問：「有沒有關於敲頭殺手的新聞？就是拿鎯頭敲人的那種。」
「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又出現了，就在我們學校，有人半夜闖到女生宿舍，躲在女廁所裡敲昏了一個女生，欲行非禮，結果被發現了。」
「抓住了嗎？」
「沒有，跑得那叫一個快啊，」我用手比劃了一下，「這麼大個兒的木鎯頭，敲女生腦袋。」
「禽獸啊。」
「所以特別提醒你，沒事早點打烊回家，最近這一帶不太平。什麼發財狂，露陰癖啦，戀物癖啦，尾行啦，我都見識過。有些比較溫和，但敲頭肯定是危險的。」
「這也有一個概率問題吧，不一定撞得上。」
「統計表明，只要你不夠謹慎，撞上變態的概率就會以幾何倍數增加。某種情況下簡直是必然會遇到的。」
「具體來說？」
「這就說不清楚了，殺手各有各的習慣。不過，單身女性，無人的小巷，深夜，似乎是必要條件。有時候一些小舉措會引起殺手的慾望，比如你正好穿了一雙紅鞋啊，戴了一條藍圍巾啊，這就是充分條件。」
「只要有那口井，就一定會有人推你到井裡，是不是這個意思？」她舉著報紙，閒閒地說。
「正解。」我說。
直到黃昏，她說她得出去一會兒，讓我在店裡等她。我說沒問題，等她。
她不在時，我往唱機裡放進《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 killers」，歡快極了。依序聽下去，我靠在沙發上慢慢地喝茶，覺得這樣也不壞。這張唱片我始終是用耳機聽的，頭一次在音箱中播放，在無人的咖啡店裡，有點像裸奔於陽光下的孤島，既安全又愜意。我從書架上抽出托洛茨基自傳隨手翻看，這本書已經被我翻了很多遍，因為足夠厚，從來都沒有按順序閱讀過，從來都是跳著看，看了兩年多，有關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他的個人感悟都是支離破碎的。
翻開一頁。托洛茨基說，他可以預料到革命的走向卻無法預料到自己會在冬天打野鴨的時候凍傷了腳。我有點發愣，扣上書，放回原處。又想是不是該把這本書偷回去，最終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托洛茨基的人生早就歸於塵土，斯大林也歸於塵土，連同整個蘇聯帝國，這其中已無任何可資學習的人生經驗，甚至錯誤的部分也不能稱之為教訓，僅僅是一種錯誤而已。
就像一口井的存在。
倉庫區
一九九八年，七起連環敲頭案的兇手被擒。齊娜把各類傳聞綜合了一下得出如下結論：他先是在鐵道附近敲昏了一個過路女工，在東邊新村裡敲了一個女中學生，又把工學院的校花活活敲死，之後的四次，敲的都是下中班回家的外來妹，都是重傷，據說有一個至今還躺在醫院裡，已經是植物人了。當然，這些都可能是冰山一角，連環殺手的作案次數常常無法得到準確的計算。
那一陣子風聲鶴唳，天黑了根本沒有人敢在街上單獨行走，對兇手來說，找不到合適的目標，大概也挺煎熬的。有一天這個人又找到了獵物，舉著錘子剛想下手，獵物回身給他臉上就來了一腳，空蕩蕩的街道上不知從哪兒撲過來十幾個人把他按住。一件刑事大案就此水落石出。T市的報紙對此作過一次詳細報道，作案動機是「仇視社會」，我國似乎沒有定義「變態殺手」的慣例，大概是怕引起恐慌。
仔細想想會發現，變態，就像電腦病毒發作，病毒本身確實不是動機，病毒和病毒的發作都是客觀事實。那麼主觀的東西是什麼？仇視，還是快樂？新聞媒介似乎認定了，一個人去殺人必定是充滿了仇恨的，預設了這個社會是值得仇恨的。事實上，他們都忘記了，殺人也可能是件愉快的事呢。
這些都搞不清楚了，人抓住了，判了，斃了，也就結束了。美國的變態殺手很多都是判了長期監禁，接受社會學家的研究，像標本一樣地存在著。
記得在二0年的夏天，我們一夥人曾經在倉庫區住過一晚。包括我，老星，亮亮，鍋仔，齊娜，還有企業管理專業一個叫李珍蕙的女生，是老星當時的女朋友，和我們不太熟。那天我們是去師範學院看一場演出，整個過程中李珍蕙一直跟在老星身邊，我們也沒把她當一回事。演出結束後，就近吃了一頓並不豐盛的晚飯，菜很差，錢都用來點酒了。我們聊得很開心，惟獨李珍蕙在旁邊不說話，有點被冷落的樣子。
那天鍋仔和亮亮喝多了，已經不太能走路，我們六個人搭了一輛出租車回學校，路很遠，司機故意繞了一圈，想從倉庫區繞到學校，至少可以多走五公里路。到倉庫區時，鍋仔吐了，司機停了車子讓我們滾下去。四個男的之中，神智清醒到還能打架的，只剩老星一人，而司機五大三粗，手裡拎著鐵槓，並不是老星能對付的。我們只能下車，李珍蕙付了車錢，還倒賠了幾十塊錢的清潔費。半夜十點鐘，我們被扔在了倉庫區。亮亮和我倚在電線桿上喘氣，鍋仔趴在地上，由齊娜照顧著繼續吐。
深夜的倉庫區連燈光都沒有，唯一的路燈照著我們，只是很小的一片區域，走出這區域就是不可知的黑暗。李珍蕙指著黑暗中的某一處說，那兒就是校花出事的地方。她的音調非常冷靜，我胳膊上起了一層寒慄。老星大聲說：「說這個幹什麼！」週遭猛然一亮，雪白的閃電打開了黑暗中的世界，跟著又熄滅，雷聲從頭頂上滾過，暴雨就要來臨。
想趕回學校是不可能了，除非把鍋仔扔在原地，我們五個人用百米衝刺的速度狂奔兩公里，翻過學校牆頭到達宿舍。這只能讓事情變得更恐怖。雨開始下起來，一秒鐘內鋪天蓋地，在路燈光照下看到的是像幕布一樣墜落的雨水。
在深夜的大雨中，我們都慌了。這當口還有一輛三輪車經過，騎車人穿一件黑色雨衣，整個身體都包裹其中，只露出兩條光腿，艱難地蹬著車子，經過我們，兀自進入暗處。三輪車後面裝著一口舊五斗櫥，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在這種天氣運送五斗櫥，詭異得讓人發毛。
只有李珍蕙保持著冷靜，她說：「我叔叔在這邊倉庫上班，去他那裡躲雨吧。」我們都表示同意。冒雨跟著她走向某一處倉庫，道路漆黑，我和老星架著鍋仔。幾次滑倒在地，找到李珍蕙叔叔的時候我們徹底變成了六把濕淋淋髒兮兮的墩布，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那片倉庫區很大，大雨和黑暗更令我迷失方向，只能是跟著李珍蕙往前走。後來看見了燈光，很暗，一條大狗在某處吠叫，不是狂吠，而是具有警告意義的吠聲，帶著低低的咆哮。我們向著那裡走去。李珍蕙的叔叔就在屋裡住著。他是一個中年禿頂男子，打著赤膊，坐在床沿上摳腳丫。屋子非常小，很破舊的櫸木貼面傢俱，從下往上發霉，一台老式彩電，一口生銹的冰箱，剩下的空地大概只夠點盤蚊香的。
李珍蕙說明了來意，禿頭叔叔很冷淡地說：「這裡容不下這麼多人，你們去倉庫避雨吧。」他從床上下來，舉著把破傘，帶我們來到某一間倉庫門口。
打開倉庫門，推上電閘，幾盞燈泡同時亮起。這是一個囤放瓷磚的倉庫，裡面很大，近一半的地方堆著高高的紙箱，下面墊著棧板，其餘部分都空著。屋子裡很乾燥，窗都關緊了，蚊子幾乎沒有，這對我們而言已經是塊福地了。禿頭叔叔說：「不要亂跑，雨停了就趕緊走。」說完舉著破傘回屋子去了。
我們都濕透了，輪番到貨堆後面去絞乾衣服。男的都光著膀子，比較舒服，衣服晾在紙箱上。女的沒辦法了，只能把濕衣服套在身上吹乾。鍋仔終於不吐了，死豬般沉沉睡去，我們搬了一塊空棧板，讓他平躺在上面，其他人都坐在整箱的瓷磚上，圍著他，樣子十分古怪。
不到一個小時，雨勢減弱，但那天我們都不太想回學校，覺得偶爾在倉庫裡說一個通宵的話也不錯。老星從書包裡掏出兩副撲克牌，我們四個人打牌，李珍蕙說自己不會，就在旁邊看著。這中間禿頭叔叔過來了一次，說雨停了，意思是讓我們走。李珍蕙過去和她叔叔嘀咕了幾句，禿頭便悄無聲息地消失了。
我們繼續打牌，帶賭錢的，賭得雖然不大，但氣氛很熱烈。那天晚上是齊娜一個人贏錢，老星一個人輸錢，兩個人都很興奮，一邊打牌一邊鬥嘴。我再看李珍蕙，她很無趣地坐在一邊看書。倉庫的燈光很暗，打牌猶可，看書則十分不著調。我想我們這夥人有點沒心沒肺的，剛才跟著李珍蕙向倉庫區走來時，簡直把她當成是個救星，這會兒就把她晾在一邊了。但我也不可能去和她搭訕，畢竟是老星的女朋友。
齊娜忽然說：「我口渴了。」老星說：「我也口渴了。李珍蕙，幫忙去弄點熱水。」李珍蕙便扣下書。快步走了出去。我說：「老星，你也稍微客氣點，這好歹是人家的地盤，別以為你跑馬圈地就能指使別人幹這幹那的，客氣點。」老星說：「我怎麼了？我很客氣啊。」
過不多久，李珍蕙端來一個發黑的搪瓷茶缸進來，齊娜端過茶缸，說了聲謝謝，朝茶缸裡瞅了瞅，沒敢下嘴，遞給老星。老星也瞅了瞅，悶頭喝了一口，搖搖頭。剩下的全都被我和亮亮喝掉了。喝了才知道是一杯泡開的濃茶，而且是涼的，這麼短的時間當然不可能泡出一杯涼茶，答案應該是：此乃禿頭叔叔的茶。想到禿頭叔叔在摳腳丫子的情狀，不免有點噁心。
喝茶的時候很安靜，雨停了，狗也不叫了。偶爾地傳來火車開過的卡嚓卡嚓聲，非常遠，非常微弱。卻異常清晰。李珍蕙吁了口氣說：「剛才開過的是一輛貨車。」
「聽得出來？」
「貨車的聲音比較沉悶，節奏也緩慢。」
我們豎起耳朵聽，但火車已去遠，只能等下一輛車開過。齊娜一邊摸牌一邊說：「繼續打牌，回頭火車來了告訴我們一聲。」我很識趣地放下手裡的牌，說：「算了，不玩了，結賬吧。」但是又覺得這麼乾坐著聽火車有點傻，總得做點什麼才不至於睡過去。
李珍蕙說：「你們知道嗎，這片倉庫以前的保管員就是那個敲頭的兇手。」
「什麼？」我們差不多一起大喊起來。李珍蕙倒被嚇了一跳，說：「你們怎麼了？」我說：「猛然間說起這個，有點不舒服。」李珍蕙搖頭說：「我在陳述一個客觀事實罷了。」
齊娜問李珍蕙：「你見過那個人嗎？什麼樣？」
「見過吧，但是沒什麼印象了。是個很普通的人，三十多歲的單身漢，文化程度很低，一無所有，三百六十五天就住在那個小屋裡。出了事以後，這片認識他的人都覺得不可思議，怎麼看都不覺得他是個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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