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價值觀衝突之下，有些社會可能會做出非理性的行為，會設法去解決或不去解決問題。在問題尚未引起重視前，普遍的非理性動機包括大眾通常會厭惡第一個察覺問題、抱怨問題的人，例如塔斯馬尼亞的綠黨最先抗議將狐狸引進本地。如果抗議者上一次發出的是個錯誤警報，那麼大眾就會輕視後來的警報。就像《伊索寓言》裡牧童屢次空喊「狼來了」，等狼真正來的時候，沒有人再相信他。這時大眾會推卸責任，說這是別人的問題。
有些非理性地拒絕解決已經察覺的問題通常是由個人短期和長期目的的衝突造成的。盧旺達和海地的農民，以及當今世界還有幾十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為明天的食物憂愁。生活在熱帶暗礁地區的窮苦漁民為了養活自己的孩子，不惜用炸藥和氰化物來捕捉珊瑚礁魚（殊不知偶然也會炸掉暗礁），顯而易見，他們正在摧毀將來的生計。政府也是如此，經常短視近利，只看得到眼前的問題，只有當大災難即將爆發時，他們才會去關注。例如我有一個朋友和本屆政府關係密切，2000年全國大選後他去華盛頓拜訪，發現新任的政府官員大談所謂的「90天焦點」，也就是只討論未來90天內可能發生的大麻煩。對於這種非理性地著眼於短期利益的行為，經濟學家們理性地把它稱之為把未來利益「打折」。可能會有人爭辯道，今天用掉資源要好過留到明天再用，理由是今天利用資源得到的收益可用來投資，利息累積起來將十分可觀，所以今日利用資源創造的價值要高於明天利用資源創造的價值。如果是這樣的話，惡果將由我們的後代來承擔，而他們在今天既沒有投票權，也不能抱怨。
對於非理性地拒絕解決問題這一行為，還有一些推測出來的解釋。在短期決策過程中，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現象叫做「從眾心理」。當個體身處大規模的團體或人群中，特別當他是一個容易激動的人，他會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支持群體的決定。儘管當他單獨一人思考時，可能會反對這一決定。正如德國劇作家席勒所言：「任何人單獨時都是明智理性的，當他成為群體的一員時，馬上就變得盲目。」歷史上有不少運用從眾心理的例子：中世紀晚期，歐洲對十字軍的狂熱；1634年至1636年，荷蘭的「鬱金香熱」達到頂峰；週期性爆發的吊死巫婆事件，如1692年的塞倫鎮巫婆審判；以及1930年代，受納粹宣傳影響，迷失心智的瘋狂人群。
還有一種出現於群體決策過程中、類似於從眾心理的行為是埃爾文·詹尼斯提出的「群體盲思」，它的人數規模比從眾心理小，相對較為冷靜。特別是指一個高度凝聚的小型團體（如豬灣危機中肯尼迪總統的顧問團，或越戰期間約翰遜總統的顧問團），在種種壓力條件下必須做出決定。而壓力和對同伴的支持與認可的需求，可能會有意壓抑懷疑和批評，共同沉浸在錯誤的觀念中，倉促達成共識，最後做出災難性的決策。從眾心理和群體盲思都可能只運作數小時，也有可能長達數年，那麼在長達幾十年或幾個世紀對付環境問題的過程中，一些災難性的決策是否也和從眾心理或群體盲思有關？
就非理性地拒絕解決已經察覺的問題，最後一個推測的原因是「心理否認」，這一專業名詞原本用於個人心理學，現在也擴展到流行文化。如果有件事情讓你深感痛苦，那麼你可能會潛意識地壓制或否認這種感覺，以免引起痛苦，儘管忽視這種感覺實際上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類經常遭到否認的感覺有恐懼、焦慮和悲傷。典型的例子是刻意忘記恐怖的經歷，或不願意去想配偶、子女或好友正瀕臨死亡，因為那樣的念頭令人感到痛苦。
例如，在一個狹窄的河谷上建造一座高高的水壩，如果水壩倒塌，那麼洪水就會淹沒下游的居民。有人對下游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問他們是否擔心水壩倒塌。毫不驚奇的是，離水壩越遠的人擔憂就越少，越近的人擔憂也就越多。讓人意外的是，住在水壩下方幾英里內的居民竟然是最擔心水壩倒塌的人群，而住在水壩正下方的居民卻一點都不擔心。這就是一種所謂的心理否認，這些居民每天一抬頭就看到水壩，保持鎮定的惟一方法就是否認水壩可能會倒塌這一事實。雖然這種心理否認經常發生在個體身上，但似乎也可以運用在群體心理的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