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幾頁提到的例子說明的是社會之所以不去解決已經察覺的問題，是因為某些人能從這些問題中獲利。與理性行為相反的是，不願意去解決已經察覺的問題也有可能歸咎於「非理性行為」，即對每一個人都有害的行為。當個體心中的價值觀出現衝突時，常常會產生這種非理性行為：如果一件壞事有利於我們緊緊依附的價值觀，那麼我們可能會採取熟視無睹的態度。巴巴拉·塔奇曼以「一錯到底」、「木頭腦瓜」、「拒絕從負面信號下結論」、「智力停頓或遲鈍」來形容這種普遍的人類特徵。心理學家們則用「沉沒成本效應」來描述相關特徵：如果我們已經為一個政策（或股票）投入了很多，因此不願意輕易放棄。
宗教價值觀往往深入人心，因而可能成為災難性行為的誘因。例如復活節島上大規模砍伐樹木多半是出於宗教的緣故：巨大的石像是島民膜拜的對象，因此他們不惜砍伐樹木用來運輸和豎立起那些石像。與此同時，9000英里外，在另一個半球上，維京人正在格陵蘭島上追求基督教的宗教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加上對歐洲人身份的認同，以及保守的生活方式使他們在嚴酷的自然條件下緊密相連、互幫互助，共同生存了幾百年。這些良好的特性（在很長一段時間獲得成功）同時也阻礙他們對生活方式進行變革，向因紐特人學習生存技能。要不是這樣，維京人可能在格陵蘭島生存得更久。
現代世界還有很多世俗的例子，表明我們深深信仰的價值觀也有可能不合時宜。在澳大利亞的英國人繼承了養羊、生產羊毛、高估土地價值、對英國的身份認同等傳統，最後在偏遠（除新西蘭外）的地方建立起一個第一世界的民主國家。直到現在，澳大利亞人才漸漸承認他們尊崇的價值觀也有不好的一面。現代的蒙大拿之所以不願解決礦業、林業和畜牧業造成的問題，是因為這三大產業曾是蒙大拿的經濟支柱，代表蒙大拿的拓荒精神和特性。蒙大拿的拓荒者們崇尚個人自由和自給自足，因此不願意接受政府的計劃和對個人權利的限制。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國決心不重蹈資本主義的覆轍，將環境問題視為只有資本主義才會犯的錯誤，結果導致中國陷入嚴重的環境問題中。盧旺達人視大家庭為理想的生活形態，這在兒童死亡率高的年代當然是不二的選擇，但也導致了今日人口氾濫的局面。我認為正是早期的價值觀使得當今第一世界的國家們對環境問題採取對抗的態度，而對於這些價值觀，他們沒有再重新檢視。「統治者或政策制定者死守他們最初的理念」。塔奇曼如是說。
當一個人在決定是否摒棄一些與有悖於生存的核心價值時，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而到什麼時刻，一個人又會視個人生命於不顧呢？現代世界，有數百萬人面臨這樣一個抉擇，為了活命，是出賣親朋好友，屈服於獨裁者的淫威之下？還是背井離鄉，流亡海外？國家和社會有時也會面臨類似的抉擇。
所有這些決定都含有賭博的成分，因為一個人經常無法確定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是否會帶來毀滅，而摒棄這些價值觀又能否帶來生存的希望。格陵蘭的維京人以基督徒農民自居，實際上他們也決定情願為基督教獻身，也不願像因紐特人那樣活著。最後，維京人輸了這場賭博。當五個東歐小國面對氣勢洶洶的俄國軍隊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於1939年不戰而降，而芬蘭在1939年到1940年間，浴血奮戰，最終保全了國家的獨立。匈牙利人在1956年打了敗仗，失去了國家的獨立。誰能說哪個國家的選擇最明智呢？誰又能預言只有芬蘭才會在這場賭博中獲勝？
對任何一個社會而言，成敗的關鍵在於知道哪些核心價值觀應該繼續尊崇，而哪些隨著時代的變化應該摒棄，並尋找新的價值觀。在過去的60年裡，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放棄了他們長期信奉的、對國家形象至關重要的一些價值，轉而信奉其他的價值觀。英國和法國放棄了他們幾個世紀以來獨霸世界的地位，日本放棄了軍事傳統，俄羅斯放棄了長期以來的共產主義實驗，而美國也在堅定地遠離一些過去的價值觀（雖然並不完全），如合法的種族歧視、合法的對同性戀的憎惡、輕視女性和性壓抑等。現在，澳大利亞正在重新評估是否將自己的國家定位為英國人的農業社會。成功屬於那些有勇氣作出困難抉擇的社會和個體，同時也需要運氣才會贏得賭博。今日，對於環境問題，整個世界面臨類似的抉擇，我會在最後一章詳細討論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