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博物學家時常哀歎當代文化與自然界日益疏遠。我認同這種抱怨，至少是部分認同。列舉出20個企業商標和20種本地物種，讓一年級學生來逐一辨認，他們總能指出大多數商標的名稱，卻幾乎說不出任何物種的名字。對置身於現代文化中的大部分人來說，情況同樣如此。
然而我們的哀悼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論調。現代生態學和分類學的奠基人之一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在談到他那些18世紀的同胞時，曾寫道：「極少有人用眼睛去看，極少有人用心去理解。由於缺乏這種觀察能力和這類知識，世界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晚近得多的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有感於20世紀40年代的社會狀況，如是寫道：「眾多中間人和精巧的物質發明，使真正的現代人同土地分離開來了。他與土地沒有任何有機聯繫……讓他到土地上去消遣一天，要是這個地方不是高爾夫球場，也不是『風景區』，他會覺得無聊透頂。」看起來，傑出的博物學家始終感覺到，他們的文化岌岌可危，隨時可能失去同土地的最後一絲維繫。
這兩位作者的言論都令我深有同感。然而我又覺得，從某些方面來說，如今我們生活的時代對博物學家來說更為理想。現代人對生命群落的興趣，比過去數十年，甚或數世紀以來都更為普遍，也更加強烈：對生態系統命運的關注，是國內以及國際上政治對話的一部分。在不到一個人有生之年的時間內，環境運動、教育和科學領域已經飛速發展，從原先的無關緊要，直至佔據顯要地位。如何治癒我們與自然之間的疏離，這個問題已經變成教育改革家的流行話題。這一切現代人感興趣的，也許都是令人歡欣鼓舞的新興事物。在林奈和利奧波德的時代，無論大眾的想像力（popular imagination）還是政府，都不會十分關注其他物種的生態學。當然，現代人的興趣，至少有部分是由前人滿不在乎遺贈給我們的生態危機促成的，不過我認為，也是因為對其他生命形式純粹的興趣，以及對那些生命之福祉的關注而產生的a
現代社會給博物學家帶來許多阻撓和障礙，但同時也提供了一系列相當可觀的輔助工具。18世紀的經典著作《塞耳彭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的作者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說，如果有一個圖書館可供查找準確的田野手冊，有一台電腦得以搜索野花圖片和青蛙的歌聲，還有一個由最新的科學文獻構成的數據庫，他對自然界細緻的觀察將會更為豐富，他在思想上將不至於那麼孤獨，他對生態學的理解也會更加深刻。當然，他也有可能將好奇心揮霍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然而這裡要說的關鍵是，對那些對博物學有興趣的人來說，如今我們所能得到的幫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得多。
正是借助這種幫助，我對森林中這座壇城進行了探索。我希望這本書會激勵其他人去開啟自己的探索之旅。我很幸運，能夠去觀看一小片過熟林。這是一種罕有的特權：在美國東部的土地上，過熟林所佔的面積不到0.5%。然而，過熟林並非凝視生態世界的唯一窗口。實際上，我在觀看壇城的過程中得到的回報之一，就是意識到，我們應當用自己的關注去創建奇妙的處所，而不是一味尋找有可能帶給我們驚異的「原始地帶」。花園，市區的樹木，天空，田野，幼齡林，還有城郊成群的麻雀，無一不是壇城。近距離觀看它們，正如觀看一片古老的叢林一樣卓有成效。
我們所有人的學習方式都各不一樣，因此，如果讓我來建議大家如何去觀察這些壇城，或許有些自大和冒失。不過，我從經驗中得出的兩點看法，似乎值得與那些有雅興一試的人分享一下。首先，是拋開任何期望。對興奮、美感、暴力、啟悟或聖境的期待，會妨礙我們進行準確細緻的觀察，而且會因焦躁不安而使大腦受到蒙蔽。期待只是一股幫助我們開放感官之熱情的力量。
第二個建議是，借鑒冥想訓練的辦法，不斷地讓思維的注意力回到當下這一刻。我們的注意力總是散漫無序。把注意力慢慢地拉回來，一遍遍地，從感官中搜尋各種細節：特定的聲音，某個處所的氛圍和氣味，複雜的視覺特徵。這種訓練並不艱巨，但是確實需要審慎的意志行動。
人類思維的內在屬性，本身就是偉大的博物學教師。我們正是從中學到，「大自然」不是一個孤立的處所。我們也是動物，是一類具有豐富生態學背景和演化語境的靈長類動物。只要我們集中注意力，我們就隨時能觀看身體內部的這只動物：我們對水果、肉食、糖和鹽具有強烈的興趣；我們熱衷於社會等級制、宗族和網絡；我們迷戀人類的皮膚、毛髮與身體輪廓之美；我們還具有永無休止的好奇心和進取之心。我們中間每個人，體內都駐紮著一座層層疊疊的壇城，其複雜性與深度，毫不遜色於一片過熟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觀望自身，與觀望世界並不衝突。通過觀察森林，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
我們通過觀察自身所發現的，近似於在周圍世界中的發現。給生命群落中其他的部分命名，並試圖去理解它們，欣賞它們，這種欲求是人性中的一部分。靜靜地觀察富有生機的壇城，為我們重新發現和發展這種天性提供了一條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