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客》，2010年7月，雜誌版標題是《阻止下一個！– 連續自殺背後的維穩物理學》)
如果一個公司接二連三的有人因為工作壓力太大而自殺，這個公司是不是最邪惡的血汗工廠？如果一個社會接二連三的有人到校園瘋狂殺害無辜小孩，這個社會是不是已經爛到不可救藥？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最正常的公司和社會裡，也會出現如此的可怕現象。而中國正在變成這種社會。
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公司，多名員工彷彿著了魔一般因為工作壓力太大而自殺。整個事件迅速成為轟動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甚至開始計數，隨時準備迎接下一個。這個逼死這麼多人的公司到底邪惡到什麼程度？
我說的不是富士康，而是法國電信。從2008年初開始，這個10萬員工的公司在18個月內有26人自殺，而相比之下深圳富士康35萬人中的13個自殺者還算少的。公司肯定難辭其咎，但工作條件不能完全解釋自殺現象。富士康和法國電信都不是兩國工作條件最差的企業，有無數差得多的公司，甚至山西黑磚窯，都沒有連續自殺的事情。
正如參與會診富士康的心理學家們指出的那樣，這種連環自殺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心理傳染病，後來的人是因為受到前面自殺者的影響而自殺。模仿自殺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被稱之為「維特效應」，因為早在1774年歌德就在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中描寫過這樣的故事。比「維特效應」更壞的是「模仿者效應（copycat effect）」，模仿犯罪。美國多起校園槍擊案，以及中國最近一段時間內出現的多起幼兒園殺人案，正是典型的模仿犯罪。
但這個看似簡單的現象並不簡單。如果自殺者因為不堪重負已經感到活不下去了，公司前人的自殺只是「提醒」了他；如果殺人者已經決心犯罪，前面的殺人者只是教會他去幼兒園殺人這個特定的犯罪方法，那麼自殺和殺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時間不一定這麼集中，方法不一定這麼一致而已。而事實並非如此。
2005年10月，兩個無辜的法國少年為躲避警察的錯誤追捕，在巴黎市郊觸電身亡。當晚數百名青少年上街抗議，並最終引發騷亂。人們開始焚燒汽車和打砸商店，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騷亂迅速傳播到法國其它城市，兩周之內竟有3000人被捕。一開始，騷亂的參與者是兩個無辜者死亡而抗議，但事情發展的結果是，用紐約時報採訪的其中一個十五歲少年的話說， 「燒汽車很好玩」。那些打砸搶燒者已經不再介意為什麼要上街抗議，他們只是為了參與而參與。
人是善於模仿的動物，因為相對於自己分析各種因素再決策而言，直接模仿別人是一條思維捷徑。但騷亂的故事告訴我們，人在很多情況下不是因為被別人的行為提醒後為了自身原因採取行動，而是為了模仿而模仿。
這個理論甚至有物理學上的解釋和社會統計的證據。把一塊磁性物質放在單一方向的磁場中，這塊物質中的粒子自旋將會發生磁化，順著磁場方向排列。我們可以把這些粒子的自旋看成一個個小磁鐵。現在我們慢慢旋轉外加磁場，直到與原來相反的方向，那麼這些小磁鐵也會改變方向。
關鍵在於，如果這些小磁鐵的轉向完全是出於對外加磁場轉向的反應，那麼它們的集體轉向也應該是逐漸而緩慢的。但實驗表明這些小磁鐵的轉向是突然的，非常之快，如同雪崩一般。這是因為小磁鐵並非只對外加磁場反應，它們同時受到臨近的小磁鐵的影響 — 相鄰的幾個小磁鐵轉向之後會帶動它們附近的小磁場也轉向。考慮到這種模倣傚應，物理學家可以用一個精確的數學公式來描寫磁性物質整體轉向的過程。
2005年，兩個法國科學家考察了德國和葡萄牙的生育率變化曲線，以及手機在歐洲幾個國家的普及曲線，發現這些曲線滿足描寫磁場翻轉導致磁性物質內粒子自旋轉向的數學公式。本來，早期的手機價格很貴而性能又差，等到手機慢慢變得物美價廉，使用手機的人也越來越多。如果每個人只是出於性價比的考慮而購買手機，那麼手機的普及應該是逐漸的。但統計表明，手機的流行是突然的。唯一的解釋是人在決定是否購買手機和生幾個孩子這樣的問題上也有「為了模仿而模仿」的因素。這種模倣傚應普遍存在，比如劇場裡的掌聲總是來得快去得也快，也滿足同樣的數學曲線。
為了模仿而模仿，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因為它讓原本無關的人參與到事件之中，導致事態以爆炸的速度迅速擴大。
好在災難性的模仿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家 Mark Granovetter 曾經提出一個理論，說每個人其實都有一個參與騷亂的「閾值」。有些人可能只要看到街上有人抗議就會迅速加入進去並把抗議變成騷亂，而有些人則需要有很多人參與了他才會參與。假設街上站著100個人，它們參加騷亂的閾值分別從0到99。比如其中閾值是3的人只要看到街上有3個人騷亂他就會參與。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第一個人動手，那麼閾值為1的第二個人看到有人動手了，他也會動手；於是閾值是2的人也會動手，…，最終所有人都會動手。整個騷亂過程是雪崩效應。
但這個雪崩其實是不可靠的：只要我們把初期的幾個人拿掉任意一個，那麼騷亂反應鏈條就會早早斷裂，而避免大規模事件！
這就是為什麼同樣的起因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有些事件會越來越大，而有些則會不了了之。一個大規模事件的走向很可能跟這個事件的起因沒有關係。統計表明美國的一些經濟條件非常相似的城市的犯罪率卻差別巨大，這其實就是因為模倣傚應的偶然性質。同樣的條件下，有些城市一開始對犯罪抓的比較好，導致模仿者未能跟進。
凡夫畏果，菩薩畏因，但維穩的關鍵既不是最開始的起因也不是事態擴大以後的結果，而是事件初期有沒有人模仿。美國在911之後很長時間內對航空旅行有非常嚴格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模仿的恐怖襲擊。
通訊手段越先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越容易，模仿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國正在進入這一階段。就算中國像法國一樣民主自由，我們像法國那樣兩個少年的死亡導致全國騷亂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也許任何政府都不應該控制媒體，但媒體的確是維穩的重要手段。奧地利禁止報道地鐵自殺事件以後，地鐵自殺事件立即減少75%。美國過去20年來校園槍擊案此起彼伏，但在911事件之後的一年半內媒體把注意力全面轉向反恐，結果只發生了一起校園槍擊案，而且沒有死人。
世界衛生組織曾在2000年發佈一個報告，援引多個統計研究表明，自殺故事的報道越詳盡，其引發的後續自殺事件就越多，名人自殺和電視報道的效果更強烈。儘管也有研究認為媒體曝光率與後續自殺者數量的相關性並不像想像的那麼強，但這些研究承認自己的分析方法存在局限。著名學者 Loren Coleman 在 The Copycat Effect 一書中強烈批評媒體對校園槍擊案這種犯罪報道的喜愛，認為正是媒體報道加劇了模仿犯罪。
作為一個喜歡新聞自由的人，我非常希望能有這麼一種效應，就是全面的媒體曝光反而能讓人們充分認識到事件的真實情況從而減少模仿者，然而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個支持這個假設的研究結果。所有材料都或多或少地指出媒體應該自律。有些國家已經提出一些報道規範，比如挪威甚至禁止媒體報道自殺事件。
在通訊手段如此發達的今天，完全禁止媒體報道自殺和犯罪事件不太可能，但把報道規範化則是可能的。幾個奧地利科學家在2009年有一篇論文發現，媒體的自殺報道存在嚴重偏見。那些先殺人再自殺的事件被過度報道，而因為自身的精神原因自殺的事件則被過少報道。事實是絕大多數自殺者有心理疾病。也許是出於人死為大的潛意識，最近富士康事件中幾乎沒有媒體談論自殺者本人的精神原因和情緒波動，大家一致指責富士康公司，好像在這種公司工作就應該自殺一樣。而在美國的校園槍擊案的報道中，很多媒體或多或少地喜歡把先殺人再自殺的兇手描寫成無辜的鄰家男孩，誇大他生活的不幸卻淡化其本人的精神疾病，這種描寫無疑會進一步助長模仿行為。
模仿自殺，模仿殺人案，這些事情在幾年之前的中國可能聞所未聞，其實早已是發達國家的常見現象。現在輪到中國了。長治久安的上策當然是創造條件讓人從一開始就不會自殺或者犯罪 —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得維穩 — 而維穩不關心有沒有第一個，只關心有沒有第二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