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早報 – 上海書評》，2011年3月6日，報紙版標題是《西方選民太不「自私」了》）
美式民主的反對者常常以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選民都是自私的，他們從個人利益出發投票從而會傷害國家的整體利益；而政客們則說一套做一套，競選的時候空許諾，最後出台的政策必然背離民意。這兩個批評都是錯的。
事實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選民在投票的時候是非常無私的。大多數選民考慮的不是自己能從候選人身上得到什麼好處，而恰恰是出於愛國之類的高尚情操去投票。美國政客的大多數政策不但是符合民意的，而且是越來越符合民意 — 隨著近年以來各種民意測驗越來越頻繁，政客們發現自己可以發揮的政策空間已經越來越有限了。現在的美式民主其實是一個選民很無私，政客很貼心的制度，是一個選民說話真的好使的制度。
可惜這正是民主失靈的原因。
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趨勢越來越嚴重，鋼鐵工業方面就先是在09年初通過的經濟刺激計劃中規定政府基建項目中只能使用美國產鋼鐵，而今年二月更是對部分中國鋼材加征430%的反傾銷稅。中國學者發表文章論證這種貿易保護其實對美國經濟有害，傷害的是美國自己的消費者，而且從歷史角度來看，1930年代類似的貿易保護政策恰恰加劇了大蕭條的深度和範圍。
中國經濟學家希望美國政府能夠理性行事，不要搞貿易保護。但美國經濟學家也反對貿易保護。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反對貿易保護。如果經濟政策完全由經濟學家說了算，那麼世界上根本就不會有貿易保護。然而美國政治的現狀是經濟學家說的不算，選民說的算。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系教授布賴恩·卡普蘭（Bryan Caplan）在2007年出了一本書，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中譯本《理性選民的神話》）對選民與經濟學家意見相左的現狀做了一番相當精彩的描述和分析。
很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民主選舉制度，是假設每個選民都能清晰理解候選人許諾的各項政策，並且能理智地對候選人能力和這些政策的好壞作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的意見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意見，民主就是有效的。比如我們看觀眾拿短信投票選超級女聲，網上的人給電影打分，只要參與的人足夠多，最後獲得高分的往往的確就是很好的歌手和作品，「民主」有效，堪稱是「群體的智慧」。
然而政治選舉跟選超女是兩碼事。超女的能力就是她的演唱，每一個觀眾都能直接瞭解她的演唱；政客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在於他的政策，可是事實證明，大多數選民根本無意去深入瞭解這些政策。1992年美國總統選舉，有高達86%的選民知道老布什家的狗叫Millie，卻只有15%的選民知道老布什和克林頓都支持死刑。大多數選民對具體政策基本沒什麼興趣。任何一個嚴肅的政治學者都瞭解這一點：大多數選民是無知的。
但選舉制度的妙處在於，如果選民僅僅是無知的，民主並不會失靈。在媒體的狂轟亂炸下每個候選人都有優點和缺點。有些人喜歡克林頓年輕，有些人喜歡老布什經驗豐富，有些人喜歡奧巴馬能說會道長得帥，有些人喜歡麥卡恩上過戰場靠得住。這些無知的選民投票都沒投到點子上，但只要他們的意見是隨機分佈的，那麼他們的選票就會互相抵消 — 最後哪怕只有1%的選民精心研究過候選人的政策和執政能力，這1%的選票仍能決定選舉的結局。
可是卡普蘭指出，選民的無知不是隨機分佈的，他們的整體意見存在系統偏見。在四個關鍵問題上，一般公眾與經濟學家的意見相反，真理不幸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第一，經濟學家非常相信市場，相信看不見的手；而一般公眾很難理解縱容私人公司的貪婪怎麼能給社會帶來整體利益。公眾只看到公司賺錢了，卻看不到利潤對公司提高效率和服務的激勵作用。相對於經濟學家，公眾普遍認為公司的利潤太高。比如汽油漲價，經濟學家認為是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而公眾則認為是因為石油公司想多賺錢。
第二，經濟學家支持自由貿易，而公眾則本能地反感外國貨，支持本國貨。公眾總是低估對外貿易的好處，總是認為外國在搶奪本國的就業機會。公眾常常強烈相信商業公司把工作轉移到國外去是造成本國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而經濟學家則認為其連次要原因都算不上。
第三，公眾過分害怕裁員。如果一項新技術可以節省人力，公眾的態度往往會認為這個技術不但不是進步，而且還是個危險。而在經濟學家看來，一個人的工作只有在他生產的產品能賣出去的情況下才有意義。更何況允許公司自由裁員未必會降低社會整體就業率，因為只有當公司知道自己有權裁員，它才敢於在形勢好的情況下多僱人。
第四，公眾往往過高估計當前社會問題的嚴重性，過低估計經濟的表現。不好的東西總是比好的東西更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到青少年中有吸毒的，公眾就認為社會一代不如一代時代不行了。看到華爾街金融欺詐，公眾就會認為整個富裕階層完全腐敗墮落了，甚至整個經濟體系都沒救了。公眾對未來生活標準的預期總是比經濟學家悲觀。基於這種認識，選民往往比經濟學家更希望政府干預市場。
而政客們不但瞭解選民的這些偏見，還特別善於迎合這些偏見。在反對自由貿易活動中鬧得最歡，動不動就要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實施打擊的正是最直接代表民意的眾議員，因為他們的任期只有兩年，時刻面臨選舉壓力。卡普蘭在書中引用統計報告，說70%的美國總統副總統和內閣成員，50%以上的兩院議員都曾經有過律師經歷。而受過專業經濟學訓練的政客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選民不喜歡經濟學家。
一個顯然的問題是你憑什麼說經濟學家就是對的？也許經濟學家的看法才是偏見。經濟學家的理論來自理性的分析，經歷過歷史實踐的考驗，而公眾的喜好則完全來自直覺和感情。一個政策的好壞，往往與人的直覺相反。很多人既認為給弱勢群體增加福利是好事，又認為政府減稅是好事，但他們看不到這兩件事其實是矛盾的。公眾認為政府強制規定一個高工資是對勞動力的保障，殊不知這樣的勞動力價格會人為地產生過剩。被這種情緒左右，歐洲幾十年來一直對勞動力市場實行管制，結果就是長期的高失業率。
選民在投票的時候比他購物的時候要無私得多。真正因為自由貿易而丟了工作的人只是少數，物美價廉的外國貨對大多數人的生活來說是個好事。事實也是如此，選民們正是一邊高喊讓人民幣升值，一方面看到中國產品還是照買不誤。那麼他們為什麼還要投票支持貿易保護呢？根本原因在於誰都沒拿自己手裡這區區一票當回事。卡普蘭把選民的這種投票態度稱為「理性的無知」，因為無知的確是一個理性的選擇：既然自己這一票根本不能左右大局，何必專門為了投好這一票而研究候選人的政策對比、苦讀經濟學呢？
《理性選民的神話》這本書的結論，就是理性的無知加上公眾對經濟問題的系統偏見，勢必造成民主失靈。卡普蘭說，人們對民主的信仰幾乎是一種宗教。經濟學家非常非常相信市場，但經濟學家也非常非常小心地研究了種種可能造成市場失靈的情況，他們從來都不認為市場是萬能的。相比之下，信仰民主的人卻往往認為民主制度是萬能的，如果你告訴他們在這裡民主會失靈，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更多的民主！
一個人想要什麼，和他作為選民投票的時候想要什麼往往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卡普蘭沒有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果選民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票，那麼他們是為了什麼投票呢？選民到底想要什麼呢？僅僅用一句「非理性」去批評，甚至直接說選民很愚蠢，是過分簡單的答案。事實上選民的投票心理有非常明顯的規律，一個政客要想當選，甚至一個政權要想穩固，必須深刻理解這種規律。
從《理性選民的神話》這本很有學術味道的書考證看來，主流政治學者們對選舉的認識還停留在無知選民的意見會互相抵消這個錯誤看法上。反倒是那些直接參與操作競選的人對選民的心理有更多的瞭解，而且他們還能主動利用這些心理。可惜政客們並沒有把競選攻略寫成教材讓我們學習。
好在有個認知語言學家似乎是把「選民想要什麼」這個問題給研究清楚了。這就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 George Lakoff，他在2008年出的這本The Political Mind （《政治之腦》），給我們描繪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思維模式。
選民想要的東西，叫做「小故事」。
認知學家發現，人腦認識複雜的外部世界，是通過「小故事」（narrative）去解讀的。比如第一次海灣戰爭是伊拉克先打了科威特，然後美國率領聯軍打伊拉克。戰爭背後可能有非常複雜的政治經濟背景，但在一般公眾看來，這就是一個「有壞人欺負良善，於是英雄出手相救」這麼一個小故事。
大腦喜歡小故事。我們把自己看成什麼樣的人，也取決於我們認為自己正在實現一個什麼小故事。比如當我們努力工作的時候，我們可能認為自己正在實現「通過奮鬥獲得美好生活」這個小故事。我們對公眾人物的理解，就是把他們往我們腦子裡的小故事裡面套。而這一切可以是無意識的。
小故事的重要特點是它能調動人的感情，在一個小故事過程中，人腦的兩個感情區域（一個正面感情，一個是負面感情，在不同區域）被隨時激活。我們總是會對故事中的人和事有一個好壞評價。比如當初克林頓偷情，希拉裡沒有跟他離婚，有些人會把這件事解讀為「受害妻子寬容了」這個小故事，那麼希拉裡的形象就是正面的。而有些人把這件事解讀為「有些機關算盡的人為了得到權勢什麼都能忍」這個小故事，希拉裡的形象就是負面的。2008年總統初選的時候一個大學女生表示她會給除了希拉裡之外的任何民主黨人投票，顯然就是用後一個小故事去解讀希拉裡了。
政客和政治經濟議題都是相當複雜的東西，需要考慮很多方面的因素，甚至還要做一番計算才能評估出好壞，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時間和能力去做這種計算。但是選民也不願意聽專家瞎忽悠，他們喜歡自己做判斷，而他們做判斷的依據，就是小故事。所以懂行的政客從來不給選民上經濟課，他們專門給選民講故事。
第一次海灣戰爭，老布什首先使用了一個」自衛」小故事，說伊拉克威脅美國石油供給，選民不買賬。於是老布什改講一個」英雄救助良善」小故事，選民認同了。小布什愛講的故事則是反恐。2004年小布什在經濟相當糟糕的情況下仍然成功連任，靠的就是這個小故事。競選經理Karl Rove給小布什制定的策略非常清楚：不要談經濟，談恐懼！實際上小布什的反恐故事講得相當成功。早在2004年春天，官方的9/11調查委員會就已經宣佈薩達姆沒有給基地組織提供過幫助，然而當年8月，仍然有50%的人認為伊拉克與9/11事件有關；甚至一直到2006年，還有46%的這麼認為。
選民最喜歡的兩個小故事，一個是「不怕敵人的勇敢故事」，另一個是「自我救贖的奮鬥故事」。哪個候選人會講這兩個故事，哪個候選人就當選。小布什的反恐故事就是第一個故事，而他特別喜歡談論自己年輕時代的酗酒等荒唐行為，就是為了襯托第二個故事。事實證明英雄何止不怕出身太單薄，簡直是早年越差越好。奧巴馬能當選也與這個故事有關，更何況這還是一個黑人的奮鬥！當然奧巴馬也講了第一個故事，這就是華盛頓政客一片黑暗，一個年輕人敢想敢干來「change」。選民對這兩個故事都買賬了。
胡適先生在1921年提出「好人政府」的命題，希望民主制度能把一班好人選出來送進政府。但「好人」其實是個故事。選民通過各種小故事來判斷誰是好人。與胡適不同，經濟學家更希望選民能自私一點，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去投票，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看不見的手」才能讓民主有效。
而事實證明當一個選民投票，他根本不是在選擇自己的未來利益，他是在根據自己大腦中的小故事來宣洩自己的感情。廉價的中國貨是不錯，但支持國貨是個愛國故事。陳水扁作為一個台灣土生土長的窮人家孩子努力奮鬥，天生符合選民最愛的故事。他經濟搞得那麼差居然都能連任，一個很大因素是他講了一個小島不怕打壓的故事。選民不關心台獨是否符合台灣人的利益，他們關心的是通過敢於投出這一票來證明自己很酷。
卡普蘭對民主失靈給出了三個策略。第一個策略，我相信是作者心目中的上策，就是用市場取代民主，也就是說在一些經濟領域取消政府監管，讓公眾自己選擇。最好的例子是電視台，有線電視網沒有公共電視網那麼多內容限制，結果HBO台生產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作者提出的中策，是限制只會聽故事的一般公眾的投票權，給那些能理解複雜事物的人更多的投票權。而下策則幾乎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加強教育，希望能讓公眾提高一點經濟學常識。
可惜經濟學沒法用小故事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