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7月24日，報紙版標題是《機關鎗捍衛世界和平？》）
我們常常相信歷史前進的冥冥之中存在一些逆之者亡，順之者昌的「大勢」，就好像《三國演義》一開頭說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樣。然而就算真有這樣的大勢，也很少有人能正確地預見到。比如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世界發達國家的經濟已經形成互相依賴的整體，電話和電報這些通信技術的進步使得各國能夠充分交流，再加上民主制度廣泛傳播，以至於整個歐洲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和商界領袖都認為天下大勢是和平。他們在二十世紀之初預言歐洲將不會再出現大的戰爭了，結果卻是一個人類歷史上戰爭最慘烈的世紀。
但是也不能說天下大勢不存在，或者不可預測。實際上，有一個波蘭銀行家，Ivan Bloch，曾經幾乎窺破了天機。作為一個業餘軍事學家，Bloch在1898年出了一套六卷本著作《未來戰爭的技術、經濟和政治諸種方面》。Bloch也許從來沒上過戰場，但他卻是世界上最瞭解機關鎗意義的人。Block說，機關鎗的出現使得傳統的步兵和騎兵戰術徹底過時 — 有了機關鎗，士兵們只能在戰壕裡作戰，因為他的計算表明一個戰壕裡的士兵比地面上的士兵有四倍的優勢。這樣步步為營的壕溝戰會讓快速推進成為不可能，以至於任何一個強國都不可能對另一個強國速戰速決，所以未來戰爭必然是漫長的消耗戰。這樣長久的戰爭會迫使參戰國投入百倍於傳統戰爭的兵力，拖垮參戰國的經濟，甚至引發其國內動盪革命，所以沒有哪個大國會愚蠢到在機關鎗時代發動戰爭，於是結論就是機關鎗將會給世界帶來和平。事實證明除了和平，其它方面Bloch都說對了。
Bloch沒有預測到一戰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他高估了世人對新技術的適應能力。這本書的思想是如此先進，以至於在它非常暢銷的情況下卻沒有引起各國軍方足夠的重視。軍隊仍然習慣於傳統的排兵佈陣，一直到十幾年以後，歐洲戰場上的將領們才意識到機關鎗的確是一種防守性，而不是進攻性武器，而且打仗的時候的確應該呆在戰壕裡。即便是這樣機關鎗也沒有帶來最終和平，因為坦克出現了 — 在Bloch寫書的時候這個終極陸戰進攻性武器還沒有發明。不論如何，從一種新技術的出現判斷天下大勢這個思路顯然並沒有錯。
技術不僅僅對人類生活提供輔助性的幫助，而且可以直接改變人類的行為模式和社會制度，我們甚至可以說技術發展的大勢決定天下大勢。最近堪稱是當代技術思想家的Kevin Kelly，出了一本 What Technology Wants（《技術想要什麼》），就給我們描繪了一幅技術的大勢。在這本書裡 Kelly 認為技術的發展正在變得越來越獨立，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樣變成了一個活的東西，以至於它「想要」一些東西。人類對技術的控制能力很小，我們的角色不是技術的主人，而是「技術的父母」，乃至於「技術的生殖器官」。即便如此，技術仍然是個好東西，它的大勢總是讓我們變得更好。
並非所有人都認為技術是個好東西。空氣污染，全球變暖和核輻射，使得有些極端環保主義者認為人類應該放棄技術，回歸到原始社會的自然生活。但原始社會既不文明也不環保。我國古代文化常常認為上古是大同社會，人們過著與世無爭的安樂生活，而事實是在農業技術被發明之前的原始採集狩獵時代，部落之間的戰爭比任何文明社會都要頻繁，死於戰爭的人口比例是農業社會的五倍。再加上食物來源不穩定，沒有多少人能活過20歲，考古發掘中從來沒有出現過40歲以上的原始人。從保護生物多樣性角度，原始社會生活方式對地球環境的破壞比現在還要嚴重。從原始人走出非洲開始，人類走到哪裡，哪裡的乳齒象，猛犸象，恐鳥，犀牛和巨型駱駝就會被滅絕。到距今一萬年前的時候，地球上80%的大型哺乳動物種類都被原始人屠殺殆盡。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農業技術終於出現。人口開始增長，壽命開始延長，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之間的知識傳承才變得可能。有氣象學家甚至認為，正是因為8000年前的早期農業帶來大量二氧化碳導致的全球變暖，才使得地球避免了另一個冰川期。農業技術發展一個傑作是所謂「軸心時代」。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間，各大文明都出現了足以影響後世千年的精神導師，比如中國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釋迦摩尼，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和蘇格拉底。之所以會有軸心時代，是因為當時大規模灌溉技術的出現，古代農業產生了一定的剩餘，以至於可以養活一幫（像有人說孔子那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一天到晚專門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Kelly寫道，人類社會組織每一次大的變革都由新技術的出現引發。人類必須首先發明文字書寫系統，才能把法律寫下來，才能談得上司法公正。是標準化貨幣的鑄造使得貿易流通更廣泛，鼓勵了經商乃至形成自由的思想。1494年複式記賬法的發明使得歐洲的公司第一次可以處理複雜的業務，直接開啟了威尼斯的銀行業，乃至全球化的經濟。是古登堡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使得歐洲基督徒第一次有機會擺脫教堂，直接閱讀聖經，形成自己的理解，結果導致爆發後來的宗教改革。
一個特別有意思而又影響深遠的技術是馬鐙。在沒有馬鐙的時代騎馬作戰時大部分體力都被用於不讓自己從馬上掉下來，騎兵對步兵沒有速度以外的優勢。而馬鐙讓騎兵可以在馬上從容使用武器，戰馬更容易控制，甚至人馬一體，從而獲得比步兵大得多的優勢。從此之後，騎兵成為一個專業兵種，一群未經訓練的平民就算組織起來也不可能打敗久經訓練的騎兵。再加上只有貴族才買得起馬，可以說馬鐙技術直接帶來了歐洲騎士制度、貴族封建統治、和漫長的中世紀。而最後終結這種統治的，是火槍技術的出現，因為訓練一個火槍手比訓練一名騎兵容易得多。
技術不但改變歷史，而且改變人類的思維方式，比如地圖和鐘錶的出現就帶給我們抽像思維的能力。跟一個只會看真實風景的人相比，一個會看地圖的人擁有一種高級得多的思維能力，他能通過抽像的點和線去感知一種此前的人無法想像的空間結構關係。機械鐘表則把時間這個原本不可分割的自然現象變成可計量的單位，而滴滴答答前進的時間感則開啟了人類探索科學的序幕。技術甚至改變人的基因。人類今天的進化速度是擁有農業技術之前的一百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業出現以後人類由小部落的遊獵變成大規模群居，每個人有了更多的可選伴侶，導致自然選擇加速。另一方面，因為人學會了飼養家畜，新的食物也在改變人的體質，比如今天我們對牛奶的消化能力就比遠古時代強得多。
可能有人會說，技術是改變人，但難道技術不都是人發明的麼？所以歸根結底還是人改變人。這種說法很難說是對的，因為我們將會看到，人基本上控制不了技術。當我們考察技術的進步史，我們會發現它跟生物進化非常類似：二者都有從簡單演化到複雜，從一般到特別，從一元化到多元化，從單打獨鬥到種群間合作共生等特點。如果說一個生命種類就是一堆基因的排列組合，那麼一項技術也是一組想法的排列組合。從這個角度，Kelly認為我們甚至可以說技術是一種生命，他把所有技術的總和稱為「技術界（technium）」，和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動物界等其它六個生物界並列，號稱是生命的第七個界。有意思的是，要想真正理解技術進化的歷史，我們需要一點關於生物進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傳統教科書中的自然選擇，說基因突變完全隨機，進化是為適應環境來決定哪種變異被保留。而在過去三十年，科學家開始使用非線性數學和計算機模擬的手段來研究進化論，其得出的最關鍵思想，就是進化不是完全隨機的。所有動物的視網膜上都有同一種叫做視紫紅質的特殊蛋白質，它的作用是把眼睛接收到的光能變成電信號傳輸給視覺神經。在所有可能處理光信號的蛋白質分子中，視紫紅質的性能是最好的，生物進化早在幾十億年前就發現了這個完美分子的結構，而且從沒有變過。如果進化是完全隨機的，那麼在所有可能的蛋白質分子中找到這麼一個完美分子，就好像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一顆特定恆星一樣困難。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表明，視紫紅質是在古細菌和真細菌這兩個進化路線上完全獨立的分支上分別被進化出來的。也就是說進化不但找到了這個分子，而且還找到了兩次！從統計角度完全隨機的進化絕對做不到這一點。
所以有些最新的進化論學說認為生物通過細胞的新陳代謝之類的過程，存在一個自組織的機制，使得基因變異有一個特定的方向。而這種學說的關鍵證據，在於生命組織的形成方法是有限的。
比如說組成眼睛的方法就是有限的。人眼這個結構不但出現在哺乳動物中，而且出現在六種不同的生物種類中 — 這六個物種的共同祖先是沒有眼睛的，它們是在進化史上分道揚鑣以後才各自獨立地進化出來了眼睛，而且是同一種眼睛。更進一步，組成眼睛一共就只有九種方法，而這九種方法都被進化所發現了。再比如說翅膀，世界上可能只有一種形成翅膀的方法，所以蝙蝠、鳥類和翼手龍雖然獨立進化，其翅膀結構卻是一樣的。
理論上有能力組成生命所需大分子的元素只有碳和硅，而硅的性能比碳要稍遜，結果我們這個星球上儘管硅比碳儲量豐富，所有生命都是基於碳的。科學家用計算機模擬了無數種可能組成生命的大分子，發現只有一種組合方式性能最好，而真實生命的DNA正是這種結構。我們可以說沒有哪個物種是真正新的，無非是對有限的可能性進行排列組合而已。將來哪怕真找到外星生命，我們也會毫不驚訝地發現其組成方式跟我們一致。所以生命進化的內在方向，就是在這些有限的可能性中跳躍，正如非線性系統的演化往往是收斂的一樣。
技術的進化也是如此。外行的科幻小說作家喜歡天馬行空的想像，認為科技的發展是「一切皆有可能」，但事實是技術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人遠遠不能從心所欲。如果我們考察幾個大陸上相對獨立發展的各個古文明，會發現儘管他們之間因為缺少交流而進步的先後不一致，但其技術發展路線圖卻是相同的。先有石器，然後才能學會控制火，然後才能出現刀，然後才有染料，漁具，石像和縫紉技術。最新的考古發現表明農耕技術並不是在一個地方先發明然後傳播到世界各地，而是各個古文明獨立發明的。結果用於農耕的各種工具，乃至於不同家畜的馴養，都是按照同樣的順序被各文明發明和掌握。在技術進步的任何階段，都不是你想要什麼就能研發什麼。技術不聽我們的，我們得聽技術的。
人不能控制技術的另一個證據是一項技術如果到了「該出來」的時候，它就一定會出來。因為它會被好幾個人同時發現。現在公認是貝爾發明了電話，但實際上伊萊沙·格雷幾乎同時作出了這個發明，兩人甚至是在同一天申請了專利，貝爾僅僅比格雷早了兩個小時！達爾文和華萊士同時發現進化論，牛頓和萊布尼茲同時發現微積分。有人在1974年對1718個科學家的調查表明，其中有62%的人曾經在研究中被別人搶了先，這還不算沒有報告的同時發現。在外行眼中科技突破都是由英雄的科學家和發明家做出來的，而事實則是就算你把這個科學家殺了，別的科學家也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內把它做出來。統計表明一個科學家要想多幹出一點東西，不被別人搶了功勞，最好的辦法是……多干一點東西。
這是因為技術的進步不可阻擋。技術不僅僅是人類需求或者人類天才創造的推動，它自身就是自身的推動。正如生物進化一樣，每一次技術突破都孕育新的技術突破，整個的技術進步是一個自組織和正反饋過程。有了文字就會有書，有了書就會有圖書館。有了電力就會有電話，有了電話就會有互聯網。有了圖書館和互聯網，就會有互聯網上的圖書館，維基百科就不可避免。任何正反饋過程都會導致加速演化，而技術進步正是加速進行的。以摩爾定律為代表，微電子技術的發展速度成指數增長。而在1900到2000年這一百年內，我們的科學論文總數和技術專利總數的增長，也完美地符合指數曲線。如果這個趨勢保持不變，到2060年地球上將會有十一億首不同的歌曲，和一百二十億種不同的商品可供選擇。
作為一個電腦遊戲愛好者，我發現《文明》和《帝國時代》這樣的戰略遊戲中有三個設定相當符合人類歷史。第一，你必須先研發出來某種特定的技術，才能去做某些事情。第二，你不必擔心自己夠不夠聰明，只要你的經濟達到相應的程度，該出來的技術就一定會出來。第三，你無權選擇什麼樣的技術「該出來」，它們的種類和次序都是設定好了的。借用Google研究院吳軍的話，技術革命就如同大潮，我們只不過是弄潮兒，而我們中的幸運者將處在浪潮之巔。
評估當前技術的影響，預測下一個技術突破，正在成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課題。比如如果未來20年內人工智能技術取得突破，使工業機器人的能力超過現在的生產線工人，那麼窮國的勞動力優勢就將不復存在，全世界都得面臨高失業率。今天我們並不知道這種突破能不能實現，但將來一旦實現，就會有識時務者在新聞出來的當天啟動應對方案。本書的一個遺憾是它沒有預測目前技術發展帶給我們的下一個天下大勢是什麼。但這也沒辦法，因為很多技術就算出來了，我們也很難立即看到它真正的影響。當初愛迪生發明留聲機，他設想的最重要功能是播放有聲書，居然怎麼也沒想到錄音技術的最大用武之地是在音樂市場。
Kelly熱情地歡呼技術進步，認為技術總是帶給我們更多的選擇，而更多的選擇是幸福生活的最重要標準。從大時間尺度上講這當然不錯，但在小時間尺度內，某些特定技術的出現未必對所有事情都是好消息。比如互聯網對世界和平是個好消息麼？如果本文開頭提到的Ivan Bloch能一直活到今天，他也許會有一個比Kelly這本書和自己一百多年前那本書都更不樂觀的看法。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Robert Jervis曾經在1978年提出一個關於技術進步與人類和平的非常有意思的理論。Jervis發現歷史上進攻性武器技術和防守性武器技術是交替進步的：每當進攻性武器取得主導地位，戰爭就會變得更頻繁；而每當防守性武器更強大，戰爭就會減少。比如歐洲歷史上在十二和十三世紀因為廣泛修築堡壘而相當和平。但十五世紀大炮的出現使得戰爭增加。而十六世紀星形要塞（也就是小說《竊明》裡說的稜堡）的發明使威尼斯這樣的城市幾乎不可攻破，歐洲重回和平，一直到十八世紀擁有更長炮管的自行火炮才出來打破僵局。這種武器的交替上升包括一戰和二戰中機關鎗對坦克，直到冷戰時代終極防守武器，也就是核武器帶來恐怖平衡下的和平年代。根據這個理論，喬舒亞·庫珀·雷默在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一書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互聯網是進攻性武器還是防守性武器？他認為是進攻性武器 — 因為互聯網使得組織恐怖襲擊比阻止恐怖襲擊的成本低得多。
技術想要變得更高級，想要變得更無處不在，它有時候也想要幫助我們，但更重要的是，它想要獨立地發展。你愛，或者不愛它，技術就在那裡，不悲不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