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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健康也是有價的

(此文是去年《萬科週刊》的約稿,現在貼出來也不算晚。)

工作重要還是健康重要?這個問題不是心靈雞湯問題,而是經濟學問題。據統計,我國大城市白領中因為經常加班而處於過勞狀態的接近六成,其亞健康的比例高達76%。每個人都知道加班可能損害健康,然而大多數人在工作和健康之間仍然選擇了工作優先。某些心靈雞湯派人士對此顯然持鄙視的態度,難道你們不知道沒有健康一切都是零麼?這些人難道是集體處在一種非理性狀態,都掙錢不要命了麼?

如果每加班一小時都一定能使壽命減少五分鐘,世界上恐怕不會有這麼多人加班。但工作時間與健康並不是一個確定關係,而是一個概率關係。比如一項歷時11年,跟蹤考察了七千個英國人的最新研究顯示,每天工作11個小時的人患心臟病的可能性比8個小時就下班的人高67%。這個結果並不像聽起來那麼可怕,因為一般人患心臟病的概率本來也不高。有很多人一生勞累奔波,最後仍然長命百歲。而統計表明那些工作很輕鬆,生活無壓力的人反而不如努力工作的人長壽。但不論如何,超時工作的確會帶來更高的健康風險。

即便如此,那些為了工作而寧可冒這個險的人也可能是相當理性的。事實上,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人,越強調工作優先。60%的白領處於過勞狀態?中國企業家的過勞比例是90.6%。一項美國的統計說,如果你手下有一兩個人,你大概會有9%的可能性為工作而主動錯過一次體檢;如果你手下有三四個人,這個可能性就會變成30%;而如果你手下有11個人以上,可能性則是41%。越有錢的人,他們的健康就越值錢 — 所以他們就越有可能用健康換錢?

只要換得值。我們可以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妓女。哪怕媒體再怎麼宣傳安全套對防止艾滋病傳播的重要意義,哪怕安全套變得非常便宜而且很容易獲得,很多妓女仍然會在一些性交易中選擇不用。這並不是因為妓女居然愚蠢到聽不懂關於艾滋病的科普,而是因為她們比一般人更瞭解艾滋病 — 她們在長期的「工作」中做出了理性的計算。

安全套是妓女的一個重要講價手段。據伯克利的經濟學家Paul Gertler等人針對墨西哥妓女的一項研究,如果「客人」堅持要求使用安全套,那麼他就必須在談好的價格基礎上多付10%;而如果他堅持要求不用安全套,則必須多付24%。那些被認為更有吸引力的妓女則可以因為不用安全套而多獲得高達47%的收入。

更高的收入意味著更大的風險,但這個風險不是無限大的。Tim Harford 在 The Logic of Life 這本書中提到,平均每800個墨西哥人中,才有一個艾滋病毒攜帶者。即使是妓女,這個比率也只有1%。哪怕一個妓女運氣差到正好跟一個艾滋病毒攜帶者進行不用安全套的性交易,她因此而被感染的可能性也不會超過2%,而如果雙方都沒有其它性病,這個可能性甚至低於1%。這麼算的話她在一次不被保護的危險性交易中染上艾滋病毒的概率大約是萬分之0.125。考慮到她因此而多得的收入,經濟學家計算,墨西哥妓女平均每損失一年的健康生命,可以額外獲得一萬五千到五萬美元,相當於她年收入的五倍。

五年收入換一年生命,這就是墨西哥妓女健康風險的價值。也許很多人會認為這個交易根本不值,但中國煤礦工人很可能還拿不到這個價。所謂「健康無價」,其實是不可能的。我們每一次出行都冒著交通事故的風險,但我們還是決定冒這個險。所以對待健康和工作的正確態度,不是一味的強調某一端,而是根據自己的情況作出計算。

在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裡,更高的風險必須給人更高的價格。而我們這個社會沒有做到這一點。很多人的議價能力連墨西哥妓女都不如,可是他們別無選擇地接受了自己健康的價格。這時候你能指責他們愚蠢麼?

某些事業會使人完全忽略任何形式的計算,人們為了完成這個事業可以什麼都不顧。鄧稼先不是不知道核輻射,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健康對國家的重要性,但他仍然選擇自己親自去查看核彈碎片。橄欖球是一個高風險高利潤的運動,美國橄欖球運動員蒂爾曼擁有三年360萬美元的合同,但他在911之後選擇了一個更高風險,卻更低利潤的職業:參軍,結果死在了阿富汗。

經濟學大概解釋不了鄧稼先和蒂爾曼的行為,而且也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用錢來衡量。但不管算什麼,大多數人的大多數工作是做了計算的。有人參加美軍去伊拉克服役只不過為了一家人的醫療保險。日本核洩漏事故,前往清理福島核電站的全部志願者的年齡都超過60歲。人們把這些志願者視為英雄,他們的確是英雄,但他們是有理性的英雄。據一個志願者跟記者說,他們的決定不是出於勇敢,而是出於邏輯:「我今年72歲,大該平均還有13到15年的壽命。而就算被輻射了,也需要至少二三十年才能形成癌症。所以我們這些年長的人得癌症的可能性更小。」

所以一個選擇了高風險高回報的人在健康出問題以後應該願賭服輸 — 再給他們一次機會很可能還是這樣選。真正應該後悔的是因為酒後事故重傷殘疾的足球運動員曲樂恆和當時開車的張玉寧這樣的人。酒後駕車的回報遠遠抵不上其風險,作為球星明明應該專門玩大的,卻在這種小事上冒險。所謂「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說的是不冒不該冒的險。而正確的態度不是不冒險,而是看值不值得。曹操說袁紹「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大約就是說他不會正確計算自己健康的價值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