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2年11月4日)
今年七月，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訪問以色列的時候發表了一個講話，提到他讀過的兩本書。一本是賈雷德·戴蒙德的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本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戴維·S. 蘭德斯的《國富國窮》。這兩本書都試圖解釋為什麼有的國家和地區強盛富裕，有的則貧窮落後。前者強調地理因素，後者則強調文化，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影響。羅姆尼的講話基本上說，靠的這麼近，以色列的人均GDP是兩萬一千美元，而巴勒斯坦只有一萬美元，所以地理因素— 什麼有沒有鐵礦石之類— 不是關鍵，文化決定了這一切。
羅姆尼因為滿嘴跑火車丟分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他的話一般不能當真。如果真較真的話，正如《波士頓環球報》指出，以色列的人均GDP其實是三萬一千美元，巴勒斯坦是一千五百美元。而考慮到巴勒斯坦這麼多年局勢不穩，它經濟發展得差肯定不能全怪文化。不過如果我們把「對國家富強來說，地理因素重要還是文化和制度因素重要？」這個問題在一般情況下考慮，答案應該是什麼呢？
戴蒙德因為自己的書被共和黨的人給否定而氣憤不已，乾脆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反駁。戴蒙德說我的書的確強調地理因素，但我從來沒說過什麼鐵礦石的重要性，我說的是生物特性和交通條件。就算是那本強調文化差別的書，也沒有忽略地理因素的影響，這兩種解釋並不是互相獨立的。
在我看來，戴蒙德的反駁還沒有說到點子上。如果你像中學生的政治考試題那樣，對國家強盛靠什麼的回答是列出一二三各種因素都有作用都重要，那你應該乾脆把所有這些因素都寫在同一本書裡，專門強調一頭的答案怎麼能得高分呢？其實這兩本書之所以給出不同的答案，根本原因是它們看問題的尺度不同。《槍炮、病菌與鋼鐵》用的是特別大的時間尺度和空間尺度，描寫一整個大陸在千年乃至萬年的歷史中的命運，比如非洲為什麼比歐洲落後。而《國富國窮》的尺度則要小得多，談論比如英國在工業革命中的作為。
尺度，是一個重要的思維方式。物理學研究非常講究尺度。計算汽車和火車的運動只要把地球當成平面就可以了，佈置國際航線則必須考慮地球的球形形狀，而研究行星運動又可以把太陽都當成沒有體積的質點。尺度思維的一個要點在於，當你考慮大尺度問題的時候，小尺度的現象常常可以忽略或者簡化。統計力學不跟蹤單個分子的個別運動；在等離子體物理學中，如果你研究的是離子尺度的現象，那麼因為電子質量小得多，它們的運動就可以用某種流體代替。而更重要的是， 從小尺度現象出發往往解釋不了大尺度問題。正如《莊子》說「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們從《史記》這種人物故事類歷史書裡悟出來的道理，並不適合研究大國在百年以上時空的興亡。
黃仁宇寫《中國大歷史》一上來先談「15英吋等雨線」，這個思維與「彼可取而代之」之類的戲劇性開頭完全不同，其講出來的故事也絕對不會用到《明朝那些事兒》中的橋段。研究大尺度問題，必須關注一些長期不變的因素，也就是「硬條件」。一位皇帝的雄心和幾名將領的智勇也許可以在小尺度內左右一個中原王朝的命運，但是改變不了華夷爭鬥這個大局面，因為後者是由華夏因為雨量充沛而物產豐饒這個硬條件所決定的。在《中國大歷史》中這條15英吋等雨線注定了中國農民在兩千年內不得不跟塞外牧人鬥爭的宿命，而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一個大洲在上萬年內的運數，竟是取決於這個大洲有多少種可供人類馴化的動植物。有些硬條件構成了歷史發展的種種限制，使人們不能恣意而為，而有些硬條件則又是我們的重大機遇。正因為有了這些限制和機遇，歷史的演化才成了帶著鐐銬跳舞，反而不平淡了。
如果我們把時間尺度放大到百萬年，把空間尺度放大到整個人類，這個故事和道理又將是怎樣的呢？這就是戴蒙德二十年前寫的《第三種猩猩：人類的身世與未來》。此書和《槍炮、病菌與鋼鐵》，《崩潰》，都出自這位UCLA地理學教授之手，而由於在邏輯上後兩本的內容其實已經包括在第一本中，《第三種猩猩》可以說是代表了戴蒙德對人類社會的根本看法。羅姆尼可以胡亂評論以色列為什麼比巴勒斯坦發達，而這本書則能告訴我們人類為什麼比動物發達。但這個看法可能跟任何一位傳統歷史學家的看法都不一樣，因為戴蒙德並不是歷史學家。他是一個科學家。
科學家考慮問題不需要人為的浪漫。想像有一群高度智能的外星人，能夠在幾百萬年的歷史中不定期的前來考察地球生命，那麼在這些外星人眼中，人類在大部分時間內根本談不上是地球的主人，而只不過是地球上諸多動物的一種罷了。可能有人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於人有道德和感情，而事實是科學家在一系列實驗中證明猩猩和猴子一樣有感情，有同情心，甚至有正義感。我的初中政治課上說馬克思主義認為使用工具是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但馬克思那一代的科學家也許還沒有仔細觀察過動物 — 黑猩猩可以相當巧妙地使用工具。人有語言？綠猴會發出三種不同的警告呼聲，還有各種有意義的咕嚕聲。它們至少有十個詞！綠猴這些聲音並不僅僅是非自主的自然流露，而是有精確意義的，而且還需要從小學習。人有農業生產？最早發明農業，以及牧業，的生物是螞蟻。
在戴蒙德眼中，甚至連藝術也不是什麼人類特有的行為。一隻雄性黑猩猩的塗鴉，居然被心理學家判斷為七八歲男童的作品。如果你認為動物園裡猩猩的畫作不是自然行為，那麼請看花亭鳥 — 它們建造的花亭，是世界上最複雜，裝飾最華麗的動物作品，只有人類作品足以媲美。關鍵在於，動物也有沒有直接的實用價值，只是為了美感的藝術。花亭鳥用作裝飾的某些物品本身並沒有用處，只是由於它們難得或者稀少，而被拿來用作炫耀的本錢。當然你可以說動物搞這些藝術都有吸引異性或炫耀基因的目的，可人類搞藝術的最初目的何嘗不是如此？現代人帶著毫無用處的華麗首飾又何嘗不是為了炫耀？
至於人類的壞品質就更有動物根源了。動物有弱肉強食，甚至同一物種內部的自相殘殺，人也一樣。人類的種族屠殺行為和地盤意識都能在動物世界找到依據，而且人類至今沒有脫離這個性質。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問題是人為什麼會做吸煙、紋身、吸毒和豪飲這樣明顯對身體有害的事情？有一個絕妙的解釋。如果一隻特別強健的瞪羚看到一隻獅子正在向它潛行，它最好的策略不是馬上就跑，而是向獅子發出一個「我很強，你肯定沒我跑得快」的訊號，這樣雙方都可以節省體力和時間。而這個訊號必須是高成本乃至有害的，才能讓獅子相信。所以瞪羚的訊號就是一邊慢跑一邊彈跳 — 如果它沒那個本事，做這個動作是找死，所以它必然有本事。戴蒙德提出，吸煙之類的事情，就像瞪羚的彈跳和雄孔雀實為累贅的大尾巴一樣，是一種訊號：我的基因足夠優良，乃至於玩得起損害身體。
種種不離於禽獸的特徵構成了人類社會的某些硬條件。正因為種族屠殺的存在，人和黑猩猩都不得不選擇了群居行為，群居有利於防守。可能有些文藝青年認為為了孩子而維繫婚姻很愚蠢，但人類的婚姻習慣恰恰是為了孩子而存在的。人的嬰兒一出生不會覓食，父母的負擔極重，而且父親也必須參與撫養，否則嬰兒不存活，他的基因就無法遺傳。這個特點決定了歷史上最正常的人類婚姻是接近一夫一妻的「輕微多偶制」：大多數男人只能供養一個家，而少數強人能娶好幾個老婆。至於幾十個老婆，則是有了農業以後才能出現，因為原始社會男人必須親自參與撫養子女。而相比之下猩猩世界中由於父親不必負責養育，雄性可以「射後不理」，或者僅僅提供一點安全保護，也就談不上什麼婚姻。人的婚姻並不獨特，由於雄鳥和雌鳥必須有一個留下照料鳥巢，一個出去覓食，很多鳥類也實行以單偶制為主體的婚姻制度。
如此看來人在動物世界並沒有多少獨特之處。事實上人的基因與黑猩猩有98.4%相同（這是此書說法，而2012年最新的研究數字是98.7%），而黑猩猩與波諾波猿（也就是倭黑猩猩）則僅有0.7%的差異（最新數字是0.4%），所以人只不過是第三種猩猩而已。而縱觀「直立人科動物」幾百萬年的奮鬥史，其在絕大部分時間內都是非常低調的生存，並沒有什麼萬物之靈的跡象。黑猩猩偶爾也會使用石器，一直到250萬年前東非原人才對黑猩猩取得明顯領先，搞到棲息地遍地是石器。到50萬年前智人的大腦雖然較大，但並沒有帶來什麼生活變化，沒有什麼藝術，石器沒變化，唯一的亮點是可能使用了人工火。狩獵技術一直到十萬年前才開始出現，但非常低級，而且一直到四萬年前沒有任何創新。
然而大約在五、六萬年前，人類中的某一支出現了一個變化。科學家相信這個變化是基因意義上的，但是並沒有在化石骨骼上找到線索。這個變化使人類的發展開始躍進。生活在歐洲的克羅馬儂人的工具和打獵武器越來越先進。他們開始進軍全球，到五萬年前就能乘船經印尼渡過100公里的海域踏上澳洲。到四萬年前，克羅馬儂人的體貌已經與現代人沒有任何區別。大躍進的證據變得非常明顯，他們可以製造針、鑿、臼、魚鉤、網墜和繩索等復合工具，發明了遠距攻擊武器獵殺大型動物，甚至有了遠程貿易和分工。這時候他們擊敗了比自己更強壯的尼安德塔人，而且很可能把後者給滅絕了。
包括戴蒙德在內的眾多學者認為這個神奇的變化是語言。是某種舌頭和喉嚨的解剖學改變，使得人類可以發出複雜的聲音了。這時候複雜信息的傳遞才成為可能，而交流導致創新。關於語言在人類進步史上的意義，我覺得凱文·凱利在《技術想要什麼》這本書裡說得更好：有了語言，人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想什麼，有意識的創造才成為可能。其實語言還導致一定程度上的抽像思維，射箭的時候瞄的高一點還是低一點，這樣的知識光靠比劃很難弄明白它的通用意義。語言能力大概是人類進化史上最後一次重要硬件升級：四萬年前的人已經具備了現代人的一切素質，用戴蒙德的話說只要有條件，你完全可以教會他駕駛噴氣式飛機。
我們發現人類發展史上的各種硬條件並非是你努力就能逐漸獲得，像語言能力這樣的重大機遇也許純屬偶然。此書列舉了動物世界其它偶然進步的例子，比如啄木鳥是一種非常成功的生命形態，想要進化出來也不算難，但卻並沒有在世界各地都出現。再比如植物纖維素無處不在，但是能消化纖維素的動物卻不存在！食草動物消化纖維素其實靠的是腸道裡的微生物。另外，昆蟲會種植糧食，動物卻不會。更有意思的例子是人類現在會使用無線電了，而在動物世界從未有過使用無線電的先驅物的任何先例。如果機遇如此偶然，那麼智慧生命的出現就很肯能是一個罕見事件，也許就算有適合生命存在的星球，其中也未必能演化出人這樣的智慧生命來。
戴蒙德並沒有對人之所以為人的所有硬條件進行總結性評估，但我們不難從這本書裡悟出人類發展的兩個制勝法寶。第一個法寶當然是創新。創新的一個關鍵是語言，另一個關鍵則是年齡。到大躍進前夕，尼安德塔人幾乎沒人能活過40歲，而克羅馬儂人卻突然演化到能活60歲以上。在發明文字之前，老人對知識傳承的意義是決定性的。作者提到在採集-狩獵時代，即使只有一個年過70的老人，他的知識也能決定整個宗族的命運。但是這個年齡突變是從哪裡來的呢？男人方面不太瞭解，但一個重要因素是女人的停經。一般動物過了生殖年齡就會死亡，因為它們的任務就是傳宗接代，基因傳下去生命就完成了。而女人卻可以在中年停經，並且繼續生活很久。要知道生育是一種極大的風險，停經顯然是對女人的一種保護，使得她們可以一直活到老年，來完成傳遞知識的任務。
人的第二個法寶是合作。有意思的是這一點與性行為很有關係。在動物世界中人的性行為有兩個獨有的特點：隱性排卵和隱性交媾。為什麼女人沒有發情期，排卵沒有徵兆，以至於科學家直到1930年才搞清楚女人的排卵時刻，此前以為女人任何時候都可以受孕？也許最好的解釋是只有這樣才能把丈夫長期留住。更進一步，如果排卵和交媾都是公開的，一旦有個女人正好處在發情期，男人們看到她（照抄此書用詞）「腫脹鮮艷的陰部」，勢必彼此爭鬥來奪取這稍縱即逝的交配機會。一個這樣的社群沒法進行有效率的合作，可見人的性生理是多麼重要的硬條件。因為沒有控制實驗，這些理論算不上是嚴謹的科學，但是其道理是可取的。
創新與合作，這兩個法寶合在一起，才是人與動物真正的區別。它們給人帶來了無與倫比的優勢，從四萬年前開始，動物在人的發展史中逐漸出局，剩下的劇情變成了人與人的競賽。克羅馬儂人的後代走遍全球，人群和人群之間已經不存在基因的差異了。但自從一萬年前農業被發明以後，各地人的發展差異開始越來越明顯。具體說來，若論技術和政治發展的速率，以歐亞大陸最快，美洲慢得多，而澳洲最慢。這又是為什麼呢？根本原因不再是人種硬條件，而是各地區的硬條件不同。大約六千年前西亞人已經馴化了綿羊、山羊、豬、牛、馬這五種家畜，那麼為什麼美洲的人就做不到？原因不是美洲人笨，而是美洲的對應物種根本就不可能被馴化！就好像在一個設計得不夠均衡的電腦遊戲裡被分配到了貧瘠之地，美洲人缺乏文明發展的戰略資源。如果本地沒有這些物種，能從外地引進過來也行啊，但能不能引進，同樣取決於地理因素。這部分內容屬於《槍炮、病菌與鋼鐵》的範圍，本文不必贅述。
考察人類發展史，我們沒有發現「人定勝天」，我們發現的是人奈何不了大自然給的各種硬條件。1944年，29頭馴鹿被帶到了聖馬太島，它們以島上的地衣為食，到1963年居然繁殖到了六千頭。然而地衣是一種再生緩慢的資源，根本經不起這麼吃，結果一年之後正好趕上嚴寒，這些馴鹿居然就幾乎全部餓死了。人類又能如何？為什麼古代西方文明的權力中心，要不斷地地理位移？為什麼現代超強國家不包括希臘和波斯？因為他們以前依賴的環境被自己破壞了。
眼中儘是這樣的歷史，戴蒙德必然是個充滿憂患意識的人，以至於後來又專門寫了一本《崩潰》來提醒人類環境這個硬條件。也許我們可以比他樂觀一點。也許有了創新和合作這兩大法寶，人類可以擺脫動物的宿命。2010年類似題材的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西方將主宰多久》）這本書提出，過去西方比東方發展得快主要是靠地理因素，而未來將不會如此：因為技術進步已經使得地理差異變得不再重要。換句話說我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一點硬條件。技術再加上全球合作，也許未來終究能找到解決環境問題的辦法。
我上大學的時候，《天體物理導論》的老師在課堂上講過一個道理。他說你們不要困擾於自己生活中那點小事，應該沒事多往天上看，想想宇宙之大。考慮大尺度問題的確有利於忽略小尺度的事情，可能這就是戴蒙德這本書帶給我們的心靈雞湯吧。那我們何不把尺度再放大一點？如果時間尺度是一億年的級別，那麼地球上發生過的最重大事件也許不是人類崛起，而是6500萬年前一顆小行星撞擊地球導致全體恐龍被突然滅絕。要不是這次撞擊，我們哺乳動物也許根本沒有出頭之日。智慧生物的出現是由一系列極小概率事件所決定的，有無數重大劫數和重大機遇。恐龍活的好好的誰能想到突然禍從天降全體死亡？又有誰能想到當初像老鼠一般大小的哺乳動物居然有一天能進化成萬物之靈長。這麼想來我們現在討論人類的種種興亡，在更大的尺度上可能根本不值一提，又何必做這般計較？看來思考問題的尺度也不是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