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e Shock
羅納德·德雷弗的思想從小就被打上了節儉的烙印。羅納德出生於蘇格蘭一個中等規模的村莊。他的父親喬治·道格拉斯·德雷弗的童年是在格拉斯哥附近的一個工業城鎮度過的，儘管他長大後成了一名醫生，但是他的收入顯然不高。羅納德的母親瑪麗·弗朗西斯·馬修斯出生於英格蘭諾森伯蘭郡——一個靠近蘇格蘭邊境線的偏遠地區。小時候，瑪麗和她的家人生活在「一座面積較大但佈局零亂的陳舊農舍」中，因為繼承了一筆巨額遺產，所以全家人都無須工作。然而，即使按照當時的經濟水平來看，德雷弗一家的生活也是比較清貧的。羅納德承認，他們家可以維持生計，但絕談不上富裕。在羅納德一生的大部分時光裡，他都過著節儉的生活。當然，節儉並不意味著他與幸福無緣。
羅納德父母購置的第一套房產，位於蘇格蘭倫弗魯郡比什普頓的主幹道上。羅納德的弟弟約翰告訴我，當時大約有700人生活在比什普頓，那幢房子耗資200英鎊，是他父母的全部家當。約翰懷疑這筆錢可能全部來自他母親的嫁妝。住到那裡之後，羅納德的母親迫不及待地種起了蔬菜和水果，但她飼養馬匹、奶牛的技術卻無用武之地。羅納德的父親在門前掛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德雷弗診所」的字樣。由於鄉村醫生還要兼任藥劑師，因此他們專門辟出一間診療室和一間藥房，作為父親忙碌的工作場所。這幢房子裡只有一間浴室，前來就診的病人偶爾會看到羅納德，或者約翰，又或者是他們倆，在浴室裡洗澡。他們家沒有汽車，瑪麗也不會開車。儘管蘇格蘭的天氣不利於騎車出行，但她只要出門，總會選擇騎自行車。喬治也是一樣，他經常會騎著自行車，沿著崎嶇不平的道路去病人家中出診。
他們接診的病人不少，但收入卻不是很多。由於當地的經濟非常落後，再加上時局動盪，當地居民都深受區域性失業的困擾。儘管這些問題導致當地居民的身體健康狀況普遍不佳，前往德雷弗診所就診的人也非常多，但是他們沒有錢，羅納德的父親通常也不會向他們收費。病人需要看病時，可以當面預約，偶爾也有人通過書信預約，後來還有人通過電話預約。伍德羅夫人負責管理火車站附近郵局旁邊的電話交換機，由她來提供病人的位置，或者將病人的電話轉接到比什普頓57號德雷弗醫生家。不知是由於有意的安排還是自然形成的結果，村子裡的一位老醫生（羅納德兄弟稱之為「老弗茲勒」）逐漸把他的業務轉交給了德雷弗醫生。從此以後，德雷弗醫生承擔起比什普頓的所有公職，包括地方政府衛生官、法醫、保險核賠師、工廠及郵局專屬醫師等。
羅納德出生於1931年10月6日。由於他的母親生他時遭遇難產，而且情況越來越危險，他的父親從最近的佩斯利市請來一名助產士，還從附近的一個城鎮請來了一名醫生。他的父親擔任麻醉師，利用碎布和瓶子進行氯仿麻醉。在使用了可怕的鉗狀骨針（現代醫學已經棄用）之後，羅納德終於來到了這個世界。他的弟弟約翰懷疑，羅納德之所以很難相處，那些鉗狀骨針可能難辭其咎。（在他們的父親後來使用的接生包中，仍然裝有這些具有象徵意義的醫療設備。）羅納德喜歡「吹毛求疵」，甚至有些偏執，凡事都要求井然有序、乾淨利落。約翰為了表述準確，特地使用了「pernciketie」這個古老的蘇格蘭詞語，以此形容羅納德挑剔的性格特點。不過，羅納德也深受家人的喜愛。羅納德希望得到關注，家人在關愛他的同時，還讓他成為全家人的焦點。
羅納德的母親認為，羅納德挑剔的性格特點是一位名叫薇拉的保姆造成的。但是，約翰並不贊同這個觀點。他認為薇拉非常風趣：「根源不在於我的父母、薇拉或者其他任何人，而是羅納德的天性使然。」直到約翰離開家並成為一名醫生之後，他才有機會認真思考他的哥哥是如何成為全家人的焦點的：「我從來沒有注意到羅納德是如何讓全家人焦慮不安的。直到我上學之後，我才發現這個問題，我們的世界是以他為中心的。」
在回憶童年生活時，約翰想起了那些令他們的生活變得五彩斑斕的親密細節：「幸運的是，在兒時好友……的幫助下，父親貸了一筆款，買了一輛莫裡斯汽車。那時候，家裡有輛車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是，有一個問題：購買的汽車沒有車門，上車的時候只能從一側爬進去。母親覺得這種上車方式難以接受，因為她出門的時候通常都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已經不記得那輛莫裡斯汽車的樣子，但我聽說很多關於它的故事。有一次，他們駕車剛駛過鄧巴頓的一個彎道，就看到有個輪胎從車的旁邊滾了過去。他們以為這是別人的輪胎，還因此哈哈大笑起來。然而，他們的車卻在一陣劇烈的顛簸之後熄火了。原來那個輪胎是他們的。他們經常不考慮路程遠近和路況好壞，就載著親朋好友到處去：到特羅薩克斯山野餐，在郊外的小路上兜風，或者去克萊德海岸遊玩。」
羅納德的叔叔瑞克·裡奇安·德雷弗是一名藝術家。但是，在經濟蕭條時期的蘇格蘭，藝術是沒有市場的，因此瑞克進了一家造船廠做助理工作。（約翰告訴我，裡奇安家族與德雷弗家族聯姻時，兩家人都是奧克尼群島的農民。北歐海盜入侵奧克尼群島後，為當地居民取了一些侮辱性的姓名。約翰說，「裡奇安」的意思是「渣滓」，「德雷弗」的意思是「垃圾」。）瑞克在羅納德家生活過一段時間，他一面給報紙投稿，一面報名參加商業美術的函授課程。羅納德的實踐能力的培養要完全歸功於叔叔的幫助。在叔叔的指導下，羅納德對各種發動機進行了深入研究，學會使用各種稀奇古怪的工具，還培養了對精細雕刻的濃厚興趣。
羅納德經常幫助父親的病人修理鐘錶和收音機，因此得到的回報——金屬碎片和木頭塊很快就變成了羅納德的玩具。學校裡的讀寫課讓他吃盡了苦頭，但是在科學課上他卻如魚得水。在格拉斯哥中學上學期間，他所在的班級利用「邊角料」製造了一台電視機，羅納德的小組負責聲音裝置。後來，他在自己家的車庫裡獨自製造了一台電視機。1953年，家裡的親朋好友就守在這台幾英吋[1] 的藍屏電視機前，觀看了女王的加冕典禮。當時，這可能是村莊裡唯一的一台電視機。約翰回憶說：「羅納德製造的一個用無線電控制的小玩意兒……讓一隻貓困惑不已。它追著這個小玩意兒跑，不停地用鼻子嗅它。」羅納德曾經將一個小電機裝在罐頭盒中，作為發條留聲機的唱針驅動裝置。至今，約翰還保留著那個小電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們居住的那個普普通通的小村莊也被捲入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經歷給羅納德的父親留下了心理陰影，他認為全家必須待在一起，不能分開。附近的沼澤地裡建有一家大型兵工廠，成為德軍轟炸的目標。很多炸彈掉落在泥濘中，沒有爆炸。後來，英國軍隊收走了這些炸彈，遠送到其他地點引爆。戰爭在人們的頭頂上進行著，有時候德雷弗家的兩個男孩在院子裡就能撿到彈片和彈殼。
比羅納德小三歲的約翰說道：「我負責看好羅納德。不知不覺中，照看羅納德就變成了我的責任，我也習慣了整天跟他待在一起。」在說這些話的時候，約翰毫無抱怨之意：「我們的關係一直非常親密。我不可能生羅納德的氣，因為他什麼都不懂。」後來，兄弟倆一起乘坐公共汽車去格拉斯哥大學上學。之前，他們也是一起去格拉斯哥中學上學的。「父母對羅納德從來沒有停止過操心。」羅納德拿到學士學位之後，劍橋大學向他伸出了橄欖枝。但是，由於「擔心羅納德無法照顧好自己」，父母建議他拒絕這個研究員的職位，羅納德也接受了。看到我吃驚的表情，約翰說道：「不管怎麼樣，在羅納德的心目中，格拉斯哥永遠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羅納德喜歡從大學實驗室和家中收集那些廢棄的材料，包括橡皮管、封蠟以及實驗廢料，然後用他的一雙妙手把它們製成一些物件。令人難忘的是，他有一次使用的材料全部來自他母親的園子。羅納德崇尚節儉，在剛開始創立自己的事業時，儘管預算緊張，但他總能高效地實現自己的目標，這讓他備感自豪。
在格拉斯哥大學工作期間，他靈光一現，決定利用地磁這個天然的核磁共振探針，從事核試驗。羅納德解釋說：「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想法，確實異乎尋常。」他從自己家的車庫裡找來一堆汽車蓄電池，又從學校的實驗室借來了一些設備，然後就在他母親打理得井井有條的園子裡幹起來。他躲在自家屋後的園子裡，利用一台舊照相機（即使在他做實驗的那個時代，這台照相機也堪稱古董）和「一台古老的儀器」，對溶液中的鋰原子核進行測量，每半個小時一次。羅納德完全沉浸在蘇格蘭鄉村的靜謐氛圍中，一幹就是24個小時。他其實是在檢驗馬赫原理。概略地講，馬赫原理認為，宇宙深處的物質可以影響地球上的某些基本特性，例如慣性質量。馬赫原理中的一個變量表明，銀河系中物質的分佈狀態（在平面上呈中心緻密的螺旋形），會對溶液中鋰原子核的慣性質量產生影響。這個變量引起了羅納德的興趣。他想，由於地球一天24個小時不停轉動，他母親的園子也會相對於銀河系的中心點（銀河系中最緻密的區域）不停地旋轉。於是，他開始測量鋰原子核的屬性是否會隨著銀河系物質分佈狀態的變化而變化。顯然，這樣的影響是不存在的，得到這樣的結果也沒有任何問題。整個實驗的設計非常簡單，有待進一步完善，但是他能做到這些，已經相當不錯了。
這時候，有一個團隊在磁體實驗室裡完成了類似的實驗，並公開發表了實驗結果。得知這個消息後，羅納德想：「我也可以完成這個實驗，而且我用的這些設備都是免費的。」一個設施先進的實驗室必然具有競爭優勢，但是羅納德不僅沒有洩氣，反而鬥志昂揚。他不需要昂貴的磁體，因為他可以利用免費的地球磁場。最後，他完成了實驗，並公開評價道：「我的實驗比那個傢伙的實驗更加精確，儘管他使用的是精密的設備，而我使用的僅僅是幾塊汽車蓄電池和一些導線，幾乎沒有任何成本。這真是太有意思了。」
現在，這個實驗被人們以羅納德和「那個傢伙」（耶魯大學的弗農·休斯）的名字命名為「休斯–德雷弗實驗」，並被視為「等效原理」的精度實驗。等效原理認為，自由下落的物體在引力場中處於失重狀態。
這個獨樹一幟、富有創造性的實驗為羅納德贏得了到哈佛大學進修的機會。到了哈佛大學之後，羅納德和他的導師羅伯特·龐德合作完成了一些設計巧妙的實驗，這裡就不贅述了。在回憶自己到哈佛大學進修的經歷時，羅納德說：「我就像一個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因為手頭沒錢，又要上班，我很少旅遊，也從不出國度假。這次進修幾乎是我第一次出遠門，那一年我感覺周圍的一切都是那麼新奇，與我想像的一點兒也不一樣。」
在哈佛大學的進修結束之後，羅納德回到格拉斯哥。這次進修不僅讓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積累了經驗，還幫助他贏得了一些資金支持，可以組建一個小規模的研究團隊。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裡，他經常獨自待在實驗室裡，不厭其煩地擺弄那些工具，期待靈光一現的想法。由於從天體傳播到地球的光比較暗淡，若要捕捉其中蘊藏的信息，對可見度的要求非常高。因此，他把觀察活動安排在沒有月光的日子裡。夜幕降臨之後，他會來到鄉村觀察星空，直到黎明時分才收工。他與幾名志同道合的探索者展開合作，興趣也變得越來越廣泛。但是，這並沒有帶來激動人心的發現。儘管如此，他也沒有因此喪失興趣，而是繼續他的天空探測工作，為以後的深入研究做準備。後來，他放棄觀察光學現象，選擇從聲音這個角度探索宇宙的奧秘。當時，引力波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注意，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與英國同行們（包括霍金、夏瑪、傑利和艾特肯等）的交談越深入，羅納德就越相信引力波是真實存在的，也是可以檢測到的。通過不斷相互交流想法，他們發明了一些簡單的儀器，還設計了一些違反傳統但切實可行的實驗。在這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中，他們最終確定了研究方向，也徹底點燃了研究熱情。
羅納德利用從實驗室地板上割下來的橡膠墊和用剩的鉛磚，製作了一些簡單粗糙的設備。令他驕傲的是，這些設備非常好用。他憑借一雙手、玻璃刀、玻璃、紙張、橡皮筋和一些螺絲，就可以製造出一些精度高、功能強的儀器和設備。這讓羅納德感到非常愉快，他甚至還為自己擁有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本領感到驚詫。的確，他幾乎一無所有，但是他具有令人稱羨的創造力。
1978年，基普在加州理工學院向羅納德發出邀請。此時，羅納德已經在蘇格蘭設計出他自己的探測器，他還因為有遠大的抱負和勤儉的作風而享有盛譽。羅納德希望以低廉的成本製造一台盡可能大的機器。格拉斯哥大學報廢了一台同步加速器（一種粒子加速器），羅納德對騰出來的空間進行了重新佈置，在那裡放置了一台探測器。這台探測器比世界上的其他探測器都至少大一倍，但是它的長度只是加州理工學院期望尺寸的1/4。
羅納德告訴我，為了說服他接受邀請，基普不僅向他介紹了美國在經濟上對基礎研究的大力支持，還具體介紹了加州理工學院這所世界知名大學在這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州理工學院確實是一所令人折服的學校，但是羅納德也堅決捍衛了格拉斯哥大學在科研上的聲望。他含蓄地對基普表示，格拉斯哥大學的科研能力被低估了。在格拉斯哥大學，他幾乎不會受到官僚主義的煩擾，可以隨心所欲地做研究。儘管資金短缺，但是他認為這個限制條件反而增加了格拉斯哥大學的吸引力。此外，格拉斯哥大學開展的科研項目也有很強的競爭力。當然，這些無法完全抵消加州理工學院的吸引力。
羅納德感到難以抉擇，他請格拉斯哥大學的那些長期支持他的好友為他出主意。（他說：「我非常尊重他們的意見。」）這些人都鼓勵他抓住這個機會，但羅納德仍然猶豫不決。最後，他想到了試用期這個辦法。在5年試用期內，他有權決定如何分配自己的時間，兼顧格拉斯哥大學與加州理工學院的工作。他說：「當時，我沒有意識到美國的情況與英國大不相同。對我而言，兩者之間的差異一點兒也不明顯。而事實上，兩個國家的人無論是思維模式，還是行為舉止，都有顯著的不同之處……但那時的我並沒有意識到兩國的差別如此之大。」
我只在錄音中聽過羅納德·德雷弗抑揚頓挫的蘇格蘭英語。總的來說，他的聲音比我想像的悅耳，而且聲調柔和，不時地表達對歷史名人的讚譽。但是，即使是一些非常簡單的陳述，他也不會毫無異議地接受。我能感受到，這是他唯一一個不好相處的性格特點。1979年，在加州理工學院向他伸出橄欖枝的時候，他已經因為頭腦靈活、實驗能力強而名聲在外了。羅納德富有創造力，樂於奉獻，但是人們很快發現，他不講道理的特點同樣鮮明。據基普介紹，雷納·韋斯擁有豐富的基礎常識。在回顧往事時，基普承認他剛開始並沒有重視韋斯的這個特點，對此他感到追悔莫及。
羅納德富有靈氣，是科學界的「莫扎特」（這是雷納對羅納德的形容），是孩子氣的靈魂與傑出頭腦的結合體。對於羅納德而言，創造出驚世之作就像吃家常便飯。而他周圍的人只能扮演籠罩在莫扎特天賦陰影之下的薩利埃裡[2] ，並被不公平地貼上「缺乏想像力的技術人員」這個標籤。即使是有天賦的科學家，也覺得自己沒有得到羅納德的重任。整個實驗室彷彿變成了羅納德一個人的探索博物館。在與加州理工學院簽約之前，羅納德強調，只要讓他擔任項目負責人，而且允許他按照自己的意願管理整個項目，他就同意前往加州理工學院。他說：「我想，我的意思應該表達得很清楚了。」各種想法不僅以方程式、等式，甚至直接以圖片的形式出現在他的腦海裡。在這些違背傳統但富有創造力的想法的指引下，他帶領他的探索博物館不斷前進。這種無須借助普通邏輯的直覺能力，無疑提升了他的天才形象，也令其他人對自己慣用的從假設開始，然後通過計算得出結論的研究方法產生厭煩。不過，羅納德的天性也有它的不足之處。
據說，羅納德每天都會向團隊成員傳遞大量的想法。他的想法非常多，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都拿不定主意。第二天，團隊根本不會因為前一天的工作徒勞無功受到任何影響，而是繼續開始新的、愉快的探索活動，而且羅納德會繼續向團隊成員傳遞大量的新想法。研究工作就像在熱浪中四處飄浮的棉絨，令人無法預見進展情況。當羅納德回到蘇格蘭的時候，加州理工學院的各個部門就會緊張地工作，等到羅納德回來之後又明顯地放鬆下來。同樣，在羅納德離開之後，蘇格蘭的團隊也會努力推動實驗進程，他們知道羅納德很快會再次出現在他們面前，讓所有原本在正軌上運行的工作偏離方向。
1980年，為了在羅納德回到蘇格蘭的那幾個月裡保持研究工作的連續性，加州理工學院聘請斯坦利·惠特科姆擔任助理教授，把控實驗室的設計與建造工作。斯坦利不僅具備深厚的專業知識，而且擁有靈敏程度可以同探測器相媲美的直覺能力。（雷納對他的評價是：「斯坦利值得信賴、聰明絕頂，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傢伙。」）羅納德的作用在於大批量提供想法和創意，斯坦利則負責團隊的日常工作，包括搭建系統、抽走真空罐裡的空氣、安裝激光和普通玻璃鏡等。1983年，加州理工學院製造出了可以投入使用的原型機。成立研發機構的初衷是驗證羅納德·德雷弗的設計是否有效，檢測激光器是否穩定，以及測試整套裝備的靈敏程度。儘管斯坦利當時宣稱自己是不可知論者，但是羅納德懷疑他可能根本沒指望這套系統具有探測能力。在20世紀80年代初，人們普遍比較樂觀，認為宇宙中有大量的聲音來源，天空中充斥著喧鬧聲，羅納德是這種樂觀主義的突出代表。但是，即便聲源非常多，它們發出的聲音也不會太喧鬧。（基普肯定地告訴我，認為人們「普遍樂觀」的報道言過其實了，至少理論學家們不是這樣。他提到了他於1980年發表在《現代物理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說物理學規則並不否認那些喧鬧聲源存在的可能性。但他同時指出，根據人們當時對天文學的理解，引力波的聲音要弱得多，其強度與LIGO探測器現在捕捉的目標，也就是相當於探測器臂長的十萬億分之一的信號，相差不大。）
從格拉斯哥到加利福尼亞的航班需要飛行11個小時。羅納德總是利用這段時間，在筆記本上寫寫畫畫，或者思考機器的具體設計。有了切實可行的奇思妙想之後，他會安排加州理工學院的斯坦利·惠特科姆或者格拉斯哥大學的吉姆·霍夫具體實施。羅納德不在的時候，斯坦利與吉姆就會分別負責加州理工學院和格拉斯哥大學的研究工作。羅納德承認，這樣的安排肯定給他的兩個團隊都帶來了一些麻煩。
機器的噪聲比預想的大。針對這種情況，他們想出了若干個巧妙的解決辦法，包括減震、增加激光器的穩定性、清潔光源、關機重啟和加大功率等。他們期望的理想狀況是兩台機器的進展程度不同，以便集中研發能力解決在上一個環節中遇到的問題，也方便他們錯開安排兩地的工作。但是，事與願違，這兩台機器的安裝進度幾乎是齊頭並進，其中格拉斯哥大學比加州理工學院略快一點兒。
在5年過渡期結束之後，加州理工學院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希望羅納德做出明確的承諾。加州理工學院要求羅納德·德雷弗做出選擇：留在加州理工學院或者回到格拉斯哥大學任職。對於兩個團隊對他的不滿，羅納德可能並不知情。他十分享受長途飛機上的安靜環境，而且在下飛機之前他還有可能為加州理工學院的那些工程製圖員準備好一份新的設計草案。因此，兩邊工作兼顧的安排讓他感到非常愉快，也十分滿意。
但是，他必須在加州理工學院描繪的美好前景與格拉斯哥大學提供的舒適環境之間做出選擇。蘇格蘭有非常好的科研氛圍，文化認同感也更強。羅納德認為蘇格蘭人更開放，也更具有團隊協作精神；而加州理工學院的科學家們，甚至包括那些學生，已經對團隊合作失去了信心。他們願意接受的不是合作，而是競爭。
羅納德說：「後來，我意識到這是一個普遍現象。美國人都傾向於獨立自主，不願與人合作。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弄明白這個重要的區別，我想這也是我後來遇到的眾多問題中的一個吧。」1997年，雪莉·科恩為完成一部口述歷史作品，對羅納德進行了採訪。她對羅納德的這番言辭提出質疑：「但是，羅納德，我有一個問題。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你還是選擇了加州理工學院，而且你不希望與其他人分享領導權。」羅納德回答說：「是的。」雪莉·科恩追問道：「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你是能夠理解美國人追求獨立自主這種價值觀的？」羅納德的回答非常溫和：「嗯，也許是這樣。」我覺得羅納德並沒有真的理解，但他本人卻認為自己弄明白了。在他的心目中，這是美國文化的一個缺陷。他還以自己與格拉斯哥的同事成功友好的合作為例，證明他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據他在格拉斯哥大學的那些同事介紹，他們的合作遠沒有羅納德記憶中的那麼完美。在他們的印象中，羅納德的行為舉止常常惹人不快，他的好勝心太強，有時甚至令人感到壓抑。）
不過，羅納德最後意識到項目需要不斷取得進展。他考慮到他們需要通過不斷升級機器的方式，推動項目前進，而加州理工學院在這方面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大於格拉斯哥大學。因此，1983年，羅納德終於做出了決定，帶著對英國研究團隊的歉意，他接受了加州理工學院的一份全職工作。
基普終於幫助加州理工學院打贏了這次「戰役」。不過，他們將面臨巨大的風險。這是一個未知的基礎物理學領域，是全新的宇宙學和天體物理學。當然，羅納德肯定已經意識到這些公開發佈的目標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引力波的探測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項默默無聞的研究工作，在主流天體物理學中不佔有核心地位，但是它已經一躍成為一個「新貴」，更變成加州理工學院迄今為止實施的最大的研究項目。
羅納德利用加州理工學院的原型機，不斷改進自己的設計。他和雷納之間發生過矛盾，但是雷納一直待在麻省理工學院，擺弄他自己的那台不知名的原型機。羅納德對雷納的原型機嗤之以鼻（他的評價是「毫無價值」），認為它技術落後，經濟支持不足，還有一些羅納德不屑一顧的缺陷。而德國的那個研究團隊仍然值得關注。據雷納介紹，德國人的原型機品質最高，值得稱許。羅納德之前負責的格拉斯哥團隊在他離開之後並沒有放棄，而且有可能取得突破，成為競爭對手之一。儘管羅納德·德雷弗的離開使格拉斯哥大學研究團隊損失了一名傑出人才，但也為他們自由使用自己的實驗室並取得進展創造了一個契機。不過，羅納德有加州理工學院和基普的鼎力相助，而且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探測器。一旦這台機器組裝完畢，他就會一騎絕塵，甩開所有的競爭對手。羅納德深信，在創意方面，沒有人能與他抗衡。除了這個天然優勢以外，他的新職位、新實驗室也將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前景一片光明。探測器將按照他的創意，根據他的決定，由他親手製造完成。引力波天文學的未來必將順理成章地成為他的囊中之物。
但是，由於羅納德的規劃沒有考慮到人類心理因素的影響，因此他的未來不可能一帆風順。同樣，由於這項工作從本質上來講是用靈活巧妙的創意解決技術障礙，因此歷史也必將為他們設下重重障礙。
可能所有主要的參與者都沒有預料到，一段有爭議性的往事竟然會對這個項目產生非常微妙的影響。早在雷納、基普以及羅納德之前，還有一位富有爭議性的引力波探測先驅，他就是約瑟夫·韋伯。在理論學家們爭論不休，或者在黑板前、書桌旁埋頭鑽研的時候，韋伯悄然轉身，決定獨自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引力波真實存在，他就要做第一個發現引力波的人。經過一番孤立無援的勇敢探索之後，韋伯向世人報告說，他發現了一些他自己也不明白但卻非常重要的東西。在美好前景的刺激下，人們紛紛製造各種儀器、設備，加入他的行列。但是，科研爭議隨之而來，讚譽之詞很快就變成了惡語相向。人們的熱情猶若曇花一現，韋伯也很快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但是，約瑟夫·韋伯並沒有放棄，而是鍥而不捨地堅持了30多年。這筆財富無比珍貴，失敗對他來說就是一場難以承受的災難，因此他沒有放棄自己的目標，而是下定決心、鼓足幹勁，為實現自己的那個希望渺茫的理想而奮鬥。他的目標不是金錢，而是知識以及人們的歡呼與尊重。就這樣，他踏上了這條崎嶇坎坷的征程，一步一步往前走。
[1] 1英吋≒0.025米。——編者注
[2] 安東尼奧·薩利埃裡（1750—1825），意大利作曲家。他對莫扎特懷有敵意，有人說是他毒死了莫扎特，不過這一說法現在被判定為毫無根據。——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