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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普·索恩是一位偶像級的天體物理學家，也是一位才華橫溢、有影響力的相對論學者。他下頜上蓄著倒三角形白色鬍鬚，在周圍深色絡腮鬍子的反襯下，就像從栗色翻領下露出來的白色襯衫。他留著一頭飄逸長髮的日子早已逝去，但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放蕩不羈的風格始終鮮明。作為一名天體物理學家，基普的業內影響力幾乎無與倫比，以至於任何關於他的溢美之詞反而會令人詫異。他的具體信息，包括髮型、身高、膚色等，都受到了人們的過分關注，甚至被放大到近乎扭曲的程度。
20世紀70年代末，基普已經是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名頗有建樹的教授了，但他仍然希望從事一些「大」項目。基普的專業是理論研究，由於知識淵博、治學嚴謹，因此在高度抽像的研究領域，他可以縱橫捭闔、揮灑自如。但是這一次，基普希望加州理工學院開展一些具體的觀察研究。基普覺得自己擁有種種有利條件，再加上滿腹經綸，因此他有義務探索宇宙的奧秘。在一次美國東北部的旅行中，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既然我擁有如此多的有利條件，我到底應該做些什麼呢？」為了尋找靈感，他邁著輕快的步伐，在陌生的街道上漫無目的地走著。也許他並沒有抬頭仰望，用採礦人員評估珍貴礦藏的眼神認真地審視天空，但是宇宙中蘊藏的財富的確勾起了他的覬覦之心——他考慮可以將宇宙中的哪些財富「竊取」到地球上來。最後，他斷定，他應該帶領加州理工學院走上引力波探測這條道路上來（這更有可能是靈光乍現的想法）。
基普·索恩一家搬到猶他州的時候，那裡還沒有修建鐵路。索恩家族的上幾代人都是傳統的摩門教徒，他的父母受過教育、提倡男女平等，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是一種離經叛道的行為。基普的父親懷恩·索恩是一名土壤化學家，在猶他大學任教。由於當時的法律禁止任人唯親，基普的母親艾莉森·科尼什·索恩無法與她的丈夫在同一所學校任教，儘管她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她在學校裡開展了一個婦女研究項目，但不擔任任何正式職務。在基普的父親去世多年後，他的母親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宣佈集體脫離教會，以抗議教會歧視女性的行為。（當指明全家人包括母親、三個女兒和兩個兒子時，基普俏皮地說道：「我們是一個信奉摩門教的小家庭。」）教會傾向於將女性排除在外，但是不願意放棄男性教徒。基普笑著說道：「我們費了好大力氣才說服教會同意我們一家人的退會要求。」基普的母親去世後，當地報紙在頭版頭條為她刊登了訃告：「激進的老太太去世」。時至今日，基普對母親的敬意依然絲毫不減，我想他的自由精神（我想不出有哪個詞語可以更準確地描述基普）可能就是源自他的家庭。
基普從小的志向是開鏟雪車，但是8歲那年，母親帶著他參加了一個天文學講座，他的職業規劃從此發生了變化。基普與天文學的初次接觸具有很強的偶然性，實際上，從小在猶他州長大的他數學成績非常好，成為一名天體物理學家似乎是注定的事。在遇到名師約翰·阿奇博爾德·惠勒之前，他早已放棄了當鏟雪車司機這個兒時夢想了。
1952年，惠勒在普林斯頓大學首次開設了相對論方面的課程，比基普到普林斯頓就讀的時間大約早10年。惠勒開設這門課程的目的是以教促學、教學相長，這是物理學教授們經常採取的一種策略。從此以後，惠勒把他的餘生全部奉獻給了廣義相對論研究。他一生指導了46名物理學博士（其中最有名的毫無疑問是理查德·費曼）。惠勒不僅為美國培養了包括基普在內的第一批重要的相對論學者，還為隨後一批批相對論學者的培養創造了有利條件，他因此被奉為「美國相對論之父」。我至今仍記得惠勒參加普林斯頓午餐會（出席午餐會的來賓要向在座的人介紹自己的研究）的情景。當時，惠勒已經80多歲了，他坐在那兒，就像王室成員一樣引人注目。由於聽力已經衰退，他必須借助一隻喇叭狀助聽器與人交流。（不過，我不確定那個喇叭狀助聽器是不是我臆想出來的。）
在研究相對論之前，惠勒參與了核武器項目的研究。從1942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一直在從事鈽反應堆的設計與使用等工作。這些鈽裝置功能強大，預計可以產生2.5億瓦的能量。如果用於照明，即使不足以讓兩個時代廣場燈火通明，也相差不遠。這些原始電能被封存在一個裝置之中，由戰鬥機攜帶至目標上空後投擲到地面，其爆炸後釋放的能量相當於2萬噸TNT炸藥爆炸產生的能量。鈽原子彈在美國的沙漠被成功引爆後，尤里烏斯·羅伯特·奧本海默引用《博伽梵歌》中的語句，發出了「現在，我化身為死神，變成了無盡世界的摧毀者」的感慨。這一幕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鈾裂變成名叫「小男孩」的核彈在廣島上空爆炸，三天後，鈽裂變成名叫「胖子」的核彈在長崎上空爆炸。
在意識到自己肩負的公民義務之後，惠勒毅然面對使命召喚，將個人犧牲與家庭壓力拋到腦後、投筆從戎，參加到這場戰爭中。在此之前，他經常坐在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大樓的茶歇室裡，一邊享受可以與英國大學相媲美的優雅氛圍，一邊通過收音機瞭解戰爭的進程。儘管他與一些流亡學者是好朋友，與艾爾伯特·愛因斯坦的關係也非常親密，但是他認為關於德國人暴行的傳聞根本不可信，都是謠言。惠勒是德國物理學會的會員，他可以接觸到德國人的宣傳材料。據惠勒描述，他的同事們看到他若無其事地閱讀那些宣傳材料時都感到焦慮不安。惠勒在回憶錄中寫道，因為同情德國和相信德國的統治有助於維持歐洲穩定，他遭到了父母的訓斥，直到後來隨著戰爭的推進，他對德國的同情心才消失。隨著越來越多的新聞報道德國人的暴行，惠勒終於充分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他在回憶錄中坦承自己的判斷是錯誤的，還談到了他的父母對這件事的看法。惠勒寫道：「50多年過去了，現在幾乎記不清我當時是怎麼想的了……儘管我不遺餘力地為打敗德國納粹貢獻自己的力量，但是我始終堅信，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人，其本質都是好的……戰爭接近尾聲時，我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但是直到我於1947年參觀了奧斯維辛集中營，我才真正地瞭解到德國法西斯有多麼殘暴。」
1941年12月8日，即珍珠港遭到襲擊的次日，美國對日本宣戰。美國各地的物理學家紛紛放下手上的學術工作，奔赴麻省理工學院的「夾板宮殿」，以及位於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市和田納西州橡樹嶺市的核研究機構，尋找報效國家的機會。惠勒也決心做出自己的貢獻。從1942年年初開始，惠勒先後在伊利諾伊州的芝加哥和特拉華州，為這場戰爭盡自己的一分力。1944年，為了幫助美國擊敗德國，他來到華盛頓州漢福德的巨型鈽反應堆旁，開始了原子彈的研發工作。幾周之後，反應堆啟動了。此時，被部署到歐洲戰爭的他的弟弟喬伊在行動中失蹤的消息傳到了惠勒耳中，這讓惠勒研發核武器的念頭變得更加堅定了。惠勒寫道：「直到1946年4月，人們才在喬伊陣亡的小山上找到他的遺體，以及喬伊的一名戰友的遺體。由於經過了18個月的時間，他們的遺體已經變成了一堆白骨。」在原子彈的使用遭到質疑時，惠勒的回答與他在回憶錄中的說法一致：「如果原子彈計劃早一年啟動、早一年完成，就會有1 500萬人倖免於難，我的弟弟喬伊也不會慘遭不幸。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由於「冷戰」愈演愈烈，為了確保國家安全，美國開始研發氫彈。1950年，惠勒參與了這項工作。親朋好友和同事不認可他的理由，對他提出了批評。惠勒感到十分痛苦，但是他義無反顧。剛開始的時候，奧本海默也認為氫彈有可能成為一種不受控制的武器，因此反對氫彈研發計劃。（後來，奧本海默的立場發生了改變，支持實施這個項目。）儘管惠勒沒有在1954年奧本海默安全調查聽證會上做證（此次聽證會剝奪了奧本海默參與秘密項目的資格。愛德華·泰勒因為在聽證會上提供了不利於奧本海默的證詞而聲名狼藉），但是對於聽證會的證詞及判決結果，惠勒並非完全不認同。我之所以使用這個拗口的雙重否定句式，是因為我無法更準確地描述惠勒當時的心理。不過，基普非常清楚惠勒到底是怎麼想的。基普告訴我，根據他與惠勒的交談，他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對於聽證會的結果，惠勒是贊同的。
在感覺到使命召喚的迫切性減弱之後，惠勒調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注意力重新放到純科學研究上面。他參與核動力研究的經歷對他的研究興趣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歷經艱辛才掌握的核物理知識，最終演變成傷人性命的可怕利器。這些冷冰冰的物理規則不受道德的影響，在遠離地球的地方同樣適用，還可以完美地解答那些莊嚴神聖的問題，例如「太陽為什麼可以發出耀眼的光芒？」，對原子彈「小男孩」與「胖子」研發過程中用到的知識稍加改造，就可以回答這類問題了。活恆星通過熱核反應燃燒氫元素，讓自己懸浮在宇宙中，持續不斷地發出明亮的光。太陽每秒鐘要燃燒成千上萬噸氫燃料，就相當於一個不斷爆炸的氫彈。燃燒產生的熱能可以長時間地讓太陽保持膨脹、高壓的狀態，抵抗引力坍縮的作用。幾十億年之後，由於太陽上的氫元素逐漸稀少，核聚變無法產生足夠的能量，這個「大火爐」就會冷卻下來，向外的輻射壓再也無法維繫太陽表面的大氣層了。在自身引力的作用下，太陽開始坍縮。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情況呢？惠勒認為，引力坍縮的最終狀態是他那個時代亟待解決的最重要的物理問題。
恆星坍縮問題激發了惠勒對引力的研究興趣。研究死星的坍縮及其最終狀態，不僅需要核物理知識，還要對引力有所瞭解。更何況，引力早已變成以數學語言描述彎曲時空的廣義相對論的同義詞。對於垂死恆星而言，引力想要壓碎它，而核聚變反應產生的向外輻射力則想要抵抗向內的引力。在這場對抗中，誰會獲勝呢？
1939年，尤里烏斯·羅伯特·奧本海默與學生哈特蘭·斯奈德共同發表了一篇開創性的論文。他們認為，在理想狀態下，龐大、緻密的死星會自行坍縮，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由於當時正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死亡的巨大陰影籠罩在人們心頭，因此他們的研究成果並沒有立即引起注意，他們自己也把研究的觸角伸向了其他領域。20世紀50年代末，約翰·惠勒注意到了奧本海默的這項研究。他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結果引起某些人的不滿。惠勒認為，奧本海默的結論過於簡單，而且脫離現實，因此並不可信。惠勒推測死星不會不受限制地坍縮，奧本海默給出的最終狀態也站不住腳。隨後，他帶領他的普林斯頓團隊，借助戰後科學界對核裂變、核聚變的深刻瞭解，以及某些新型計算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最終，他們提出的那些質疑都得到了完美的解答，還為那些垂死恆星簽發了「病危通知書」。
幾十年的研究結果表明，恆星的最終死亡狀態有三種。第一種狀態是，與太陽相似的恆星將變成白矮星（white dwarf），也就是由簡並物質（degenerate matter）構成的溫度較低的星體。它的大小與地球差不多，高密度的電子所產生的向外輻射壓力足以幫助它擺脫徹底坍縮的命運。第二種狀態發生在一些質量更大的恆星身上。這些死星最終將變成穩定的中子星，中子星是由簡並物質構成的密度更大的星體，直徑約為20~30千米。由於緻密的中子可以產生巨大的向外輻射壓，因此中子星也可以擺脫徹底坍縮的命運。第三種狀態發生在那些質量最大的恆星身上。由於無法產生向外輻射壓，這些星體必然會不受限制地坍縮。
1963年，惠勒大步走上講台，做了一個關於持續性引力坍縮的報告。這個報告對25年前奧本海默與斯奈德的斷言給予了肯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奧本海默並沒有出現在聽眾席中，而是和他的朋友一起坐在禮堂外面的長凳上聊天。原因究竟是惠勒的批評讓他一直耿耿於懷，還是他無意與惠勒和解，又或者是他不願參加惠勒的慶功會，人們不得而知。此時，「世界摧毀者」奧本海默的研究興趣已經發生了變化。他不再關注理論物理的研究，儘管他在這一領域做出了極富想像力也十分重要的貢獻。1967年，奧本海默去世。不久後，惠勒在一次做報告時遇到了一個問題。由於需要描述死星的最終狀態，他不得不反覆提到「完全坍縮的引力」這個表述。這讓他不勝其煩，準備找到另一種表述。結果，聽眾席裡有人喊道：「用『黑洞』這個詞怎麼樣？」
（關於這個逸聞，雷納評論道：「真正的過程遠比這個複雜，不過我們姑且不談它。」）
恆星在坍縮時，要克服電子遭到擠壓後產生的排斥力，還要克服中子的排斥力。在構成恆星的物質受到足夠大的壓力的情況下，坍縮星體周圍的時空曲率變得無限大，就連光線也會被吸進去。隨著坍縮的持續，光最終也無法從恆星表面逃逸，就好像恆星物質遭到擠壓後，其背後的彎曲時空正在高速旋轉，而且旋轉速度比光線向外傳播的速度還要快。讓周圍物質有來無回的黑洞的邊界，即事件視界（event horizon），正好內接於彎曲時空中。事件視界投下一個漆黑無光的暗影，黑洞就這樣形成了。黑洞不再是星體，甚至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物體。恆星物質被黑洞吞噬之後，就會形成暗影狀的事件視界。
在惠勒的邀請之下，基普·索恩加入了黑洞與量子力學的研究行列，成為研究相對論的第一代物理學家。基普生逢其時，在他那個年代，一些重要的天體物理學問題懸而未決，等待人們利用相對論去揭開它們的神秘面紗。此外，基普才華橫溢，足以讓他在這個領域大展拳腳。
基普上學期間成績優秀，得過獎學金，與人合作時從不耍詭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基普還非常年輕，是一名新式的和平主義者。我最初把基普簡單地定義為和平主義者，結果他更正了我的說法：「我遠談不上是和平主義者。我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的恐怖歲月，因此，我不可能是一名和平主義者。」但是，他的政治態度與他的導師有所不同。在基普看來，導致「冷戰」軍備競賽的因素是狂妄與無知。參與升級熱核武器計劃的頗具爭議性的行為，毫無疑問是惠勒的學術背景的組成部分。氫彈可能是一件威力無比的武器和大屠殺的利器。基普在想到這種超級炸彈時，腦海裡會不由得蹦出一個詞——令人髮指。基普自己感興趣的是純粹的天體物理學，它的研究意圖非常簡單，追求的是純粹的知識，而且這些知識不屬於私人所有，而是全人類共有。超級炸彈違背道義，但是超級炸彈背後的核物理學知識本身卻不涉及道德品質問題。基普對核物理學的興趣不具有傷害性，但是那些通過安全審查的朋友們對他所提出的技術問題根本不屑一顧。基普關注的是恆星演化進程中的核反應，而對製造炸彈不感興趣。但是，惠勒認為，兩者所需要的物理學知識沒有任何不同。
惠勒深受世人的愛戴，作為一名導師，他也受到了基普的愛戴。惠勒的吸引力在於他的卓越才華以及慷慨無私的學術指導，而不是他的政治立場，因此政治分歧早被基普拋到腦後了。我們從惠勒（與他人合著）的自傳中摘引一段文字，來看看惠勒身上到底有什麼魔力。「現在，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但是我沒有停止探索的步伐。我知道，對科學的追求不同於對真知的追求，前者比後者的要求更高。它的驅動力來自一種創造性渴望——描繪一幅世界遠景規劃圖，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麗、和諧。」
對於基普及他那個時代的人而言，稀奇古怪的抽像數學已經變成了可以征服的實實在在的天體物理學問題。黑洞死氣沉沉、一團漆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們還可以擾動周圍的時空，成為廣袤宇宙中最耀眼的燈塔。儘管在20世紀六十七年代，關於黑洞存在的所有證據依然極具爭議，但基普卻發現這是一個天賜良機：他可以深入研究這些激動人心的黑洞，瞭解它們吞噬恆星、產生引力波的理論細節。這些實實在在的研究內容還催生了思想實驗。基普想，會不會存在某種高級文明，它們只受物理規則的限制，而不受他提出的蟲洞、時間旅行等理論的限制呢？期刊的數學證明通常會涉及人類的文化生活，變成一種可以通過計算加以驗證的科學幻想。基普對相對論天體物理學的貢獻具有奠基性意義。用他的話來說，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天體物理學的黃金時代。1970年，30歲的基普成為加州理工學院的全職教授，因為翔實縝密、富有獨創性的理論成果而享有盛譽，受到廣泛尊重。
他的導師以及那個時代的人都受到了召喚，去完成重要的使命。最終，在一場波及全世界的戰爭落下帷幕時，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則存活下來。科學上的博弈儘管更加抽像，但從表面上看前景同樣光明。冥冥之中似乎有某個聲音，呼喚基普把他的畢生精力投入到比職業發展更有價值的事業之中。這個聲音告訴他，他有可能成為一名倡導者、勸誡者、捍衛者（或者一名非宗教意味的「傳道者」），引導人們用一種新的方法與宇宙進行交流；他有可能為地球找到一種新的自然資源，供人們使用，給人們鼓舞，從而做出超越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的貢獻。天文學家利用手中的望遠鏡接收來自天空的不同波段的光，而基普則另闢蹊徑，通過探測引力波發出的聲音，對宇宙進行深入研究。就像托馬斯·品欽在他那部經常被引用的著作中所說的，基普發現引力奏響的樂曲為他研究宇宙奧秘打開了一扇大門。
在我看來，與其說基普謹小慎微，不如說他細緻縝密。在計算時，他總是從容不迫、不慌不忙，有時速度甚至慢到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但是，一絲不苟並不意味著猶豫不決。在研究中，基普經常會做出大膽自信的推測。基普也許想過，引力波可能是他所有研究中最令人激動的一個項目；他也許還想過，引力波稍縱即逝，關於它的研究肯定會極具爭議性。引力波抽像難懂，有很多含糊不清的方面。如果觀察的角度發生變化，引力波就會在時空相對性的作用下消逝得無影無蹤。引力波是真實存在的東西，還是人們在時空測繪中操作不當所造成的錯覺呢？
愛因斯坦本人也不確定引力波是否存在。1916年，愛因斯坦先是認為引力波不存在，之後他又認為引力波存在。1936年，他再次宣稱引力波是存在的。不過在這兩個時間節點之間，他的觀點幾度搖擺。在一次關於引力波的報告中，愛因斯坦說道：「如果你問我引力波到底存不存在，我只能說我也不知道。但是，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截至20世紀70年代，人們的疑慮仍然沒有徹底打消。不過，歷時多年的研究已經為引力波的存在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也許仍然有人持懷疑態度，但是基普堅信引力波確實存在。1962年，基普開始在約翰·惠勒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在那時的基普看來，引力波的存在是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儘管爭議聲在20年後才逐漸消失。1972年，在對他指導的博士研究生，後來取得豐碩成果的比爾·普萊斯進行年度考評時，基普對引力波這個研究領域進行了展望。這也是基普對自己未來職業生涯的一次展望，向世人展示了他在深夜散步時為加州理工學院選擇的發展方向。
從概念上看，引力波是速度限制的必然產物。當兩個黑洞相互繞轉做軌道運動時，黑洞周圍的時空扭曲加劇。由於（黑洞運動的）信息不能以超光速傳播，因此時空形態無法即時適應這種變化，而是逐漸做出變化、調整。這些變化會以逐漸增強的波的形式，借助劇烈天體運動所產生的能量，以光速向外傳播。
這項研究有望帶來豐厚的回報。基普反覆強調，這些「新任宇宙信使」將為我們打開「一扇觀測宇宙的新窗口」。但是，關於這些重大的天體物理現象以及它們傳遞給引力波的能量，人們所瞭解的具體信息依然非常少。萬有引力是最弱的已知作用力，兩個電子之間的電磁力是它們之間引力的無數倍。我們可以高高跳起，說明單憑肌肉力量就可以輕鬆地克服地球引力。只有緻密程度超乎想像的質量和能量發生最劇烈的動態變化所產生的引力波，才可以被最靈敏的儀器捕捉到。
儘管路途坎坷，但是這個時代呈現出的繁榮景象足以鼓勵人們勇往直前。身處相對論研究的黃金時代，人們夢想宇宙中有無數奧秘等待發掘。我們所在的這個宇宙向我們展現了精彩紛呈的視覺圖景，或許也會給我們提供美輪美奐的聽覺享受。伽利略利用天文望遠鏡觀察太陽和行星。在看到月球表面的山脈之後，他斷定月球這個天體並不是一個神聖天國。在看到木星的衛星和行星環之後，他確定地球並不是宇宙的中心。在隨後的幾百年裡，太陽系乃至銀河系外的天體一個一個地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這麼多的意外驚喜或許預示著引力波探測器也會獲得豐碩的回報。如果能記錄來自太空的聲音，那些無法預測的未知現象就有可能會纖毫畢現地展示在我們眼前。當基普與雷納攜起手時，這個美妙前景讓他們意氣風發。
1975年，雷納和基普一起出席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舉行的一次會議。當時，基普正準備向加州理工學院提交成立引力實驗研究項目組的申請，他出席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撰寫申請報告搜集相關資料。雷納回憶說：「我在華盛頓機場等著接基普，而在此之前我沒見過他。第一眼看到他時，我不禁『啊』了一聲。他留著稀疏的長髮，打著領結，手腕上戴著腕帶。我覺得他是一個稀奇古怪的傢伙，也許在他眼中，我也非常古怪吧。
「後來，我發現我們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同級校友。我還發現他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傢伙，雖然他看上去瘋瘋癲癲的。很快，我就跟他熟絡了。」
談到他們隨後參加的那次會議時，雷納說：「我們通宵暢談，一夜未眠。當時，基普一直在思考：『如果想通過實驗研究萬有引力，加州理工學院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呢？』」
基普也幾次回憶起他與雷納的通宵交談：「從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再到20世紀90年代，我們經常秉燭夜談。」說到這裡，基普笑了起來，也許是想起了某些細節。「但是，到底是哪一天聊了個通宵，我完全不記得了。我的記憶力太差了。」
「那是因為你經常熬通宵。」我補充了一句。
我們的交談是對基普記憶力的一次考驗。最後，他通過查找他精心建立的文件檔案，才確定了他們倆徹夜交談的具體日期。當時，基普打算把引力波實驗作為項目申請的主要內容，但後來引力波變成了核心內容，造成這個變化的原因可能就是他與雷納的交談。
雷納回憶說：「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幅很大的圖，呈現出引力研究的所有方面。未來的方向在哪裡？或者說，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未來，要做哪些事情？我沒有勸說基普，他是主動來找我的。基普認為，他們在加州理工學院的研究就應該是利用那套設備完成引力波探測工作。這項研究似乎前途光明，我們因此展開了熱烈討論。有一個問題讓基普坐立不安，他不停地說：『哎呀，我一個人可辦不到，我該找誰幫忙呢？』」
接著，雷納說道：「基普已經想好怎麼辦了，他打算僱用弗拉基米爾·布拉金斯基。這個蘇聯人很優秀，與基普的關係也非常好。你是否知道，基普在莫斯科待過一段時間。」
基普提醒我，布拉金斯基是由正式成立的遴選委員會按照正式的程序確定的人選，委員會成員有學校領導、教授以及學術團體的負責人。在任何情況下，經過慎重考慮之後確定的實驗項目負責人候選名單中都會有弗拉基米爾·布拉金斯基的名字。聽了這番話，我對布拉金斯基的印象有所改變。
在海底等極端條件下，由於壓力、溫度都極不利於生存，就連代謝海底熱泉釋放出來氫單元素也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某些生物卻生活在那裡，甚至離不開這些惡劣條件。那個時期的蘇聯科研人員並不是這類「嗜極生物」，因為「嗜」這個字含有他們對所處環境甘之如飴的意思。這些科研人員身處清苦的學術環境中，一方面要承受難以想像的壓力，一方面只能靠最簡單的「營養」來維繫學術生命，但他們卻頑強地堅持下來，而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蘇聯的天體物理學研究中心雖然處境堪憂，但他們傳奇的成就受到了包括基普在內的西方學術界的推崇。基普去過幾次莫斯科，「克格勃」的監視並沒有讓他感到特別害怕。審查可能令布拉金斯基深感煩惱，但是他沒有表現出來，而是耐心地履行所有必需的手續。在合作創造的價值以及友誼帶來的愉悅感面前，審查的煩惱煙消雲散。他們的行程有好幾次都超出了莫斯科內環的範圍，按照「克格勃」的要求，布拉金斯基需要事先把基普的行程報告給有關部門，以便後者核實他們的實際行程。布拉金斯基私下裡向基普坦承，每次基普來找他，他都要接受「克格勃」的盤問。基普每次去到蘇聯都會受到嚴密監視，布拉金斯基去往美國也會受到監視。
蘇聯和美國都很關注他們的一舉一動。基普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電話肯定受到了美國政府的監聽。有一段時間，洛杉磯聯邦調查局的貝文思先生四五次敲開基普辦公室的門，詢問關於弗拉基米爾·布拉金斯基的詳細信息。這類荒謬的監視令基普不勝煩惱，他打開辦公室的門，對貝文思說道：「布拉金斯基就在這裡，你親口問他吧。」接著，基普禮貌性地把這名張口結舌的特工介紹給布拉金斯基。兩名訪客都驚愕不已，一陣沉默之後貝文思說道：「我和你們一樣，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一邊說，一邊拉起褲腿給他們看，彷彿這能說明什麼問題似的。
布拉金斯基已經說服基普相信引力波探測肯定會取得成功，基普希望能親自參與這項工作，而不只是擔任蘇聯科學家的顧問。雷納解釋說：「問題來了。基普知道布拉金斯基從蘇聯出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冷戰』還沒有結束。我不知道布拉金斯基為什麼可以出國。但是，從他可以出國這件事來看，我認為他與『克格勃』有關係。當然，這只是我的推測，不過似乎有一定道理。」
基普向我保證布拉金斯基與「克格勃」沒有任何關係。據他介紹，布拉金斯基是一名蘇聯共產黨員，蘇聯政府給布拉金斯基發放旅行許可證是出於國家榮譽的考慮，讓他展示蘇聯在科研上取得的成就。基普說：「但是，他也有好幾次被拒簽，臨登機時簽證被沒收的事情發生過不止一次。」
在基普看來，布拉金斯基應該是他招攬到加州理工學院合作開展科研工作的不二人選，布拉金斯基也有意在加利福尼亞明媚的陽光下無憂無慮地生活。儘管布拉金斯基最終沒有離開蘇聯，但是他的學術影響力卻大大地超出了國界。至今，一些先進的探測器仍然受益於布拉金斯基研究團隊的成果。
雷納回憶起1975年他與基普見面之後的幾個月的事情。他對我說：「基普問我是否有興趣。我回答說：『我想提醒你的是我的履歷十分糟糕。我沒有公開發表過研究成果，遴選委員會是不會看中我的。』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真是太棒了。基普沒有放棄，他繼續鼓勵我提交申請。於是，我寫了一份申請，把簡歷也一併寄過去。基普給我回了封信問：『你的簡歷是不是不完整啊？』我認為這件事沒戲了，就不再想了。」
基普不同意雷納的說法，他說：「在討論時，我們並沒有覺得邀請雷納來加州理工學院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我深信學校的教授們以及管理部門毫無疑問都會同意。」（1977年12月，雷納·韋斯的姓名出現在候選人名單上，並且排在第二位。）
但是，早在1975年NASA在哥倫比亞特區召開會議的頭天晚上，雷納提出了另外一個人選。雷納說：「他叫羅納德·德雷弗。我之前不認識他，也沒見過他，但是我發現這個人的頭腦非常聰明。因此，我建議邀請他加入。」後來，羅納德·德雷弗的名字也出現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候選人名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