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與政府治理：最不信任公司治理的人，最有可能相信政府可以監督公司。
有些人信任企業，但不信任政府；有些人信任政治領袖，但不信任民營企業。經濟學家則對誰都不信任。雖然企業領袖有能力以低廉的價格提供高質量的商品與服務，並為員工提供好工作，政治家則能在符合公眾最大利益的原則下制定有遠見的法案，但我們也知道有些企業領導人會搞垮公司以自肥，有些政治人物對保住官位和收回扣的興趣，遠大於為民謀福利。這正是治理的議題，企業和政府組織要如何治理？什麼樣的激勵會對它們的領導者產生效果？
經濟學家所說的代理人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的分析架構，可以用來分析治理議題。在代理人問題中，委託人這一方想激勵對方，也就是讓代理人以某種方式盡力工作。在政治領域，公民是委託人，而政治人物是代理人，政治人物在理論上應依公民利益而行動。以公司而言，股東是委託人，而經營者是代理人，經營者按理應該為股東利益而做事。僱主和員工的關係，也有代理人問題。
代理人問題通常涉及信息不完全，委託人很難知道代理人是否努力（或有效率地）工作，或是依委託人的最佳利益來做事。以僱用為例，從委託人和代理人的觀點來看代理人的產出都十分清楚時（這位員工可能安裝汽車風擋玻璃、銷售辦公用品或采收農產品），委託人和代理人可以商定根據產出來支付薪水。但大部分時候，產出不是完全看得見的。研究員的產出是什麼？快餐店店員的產出是什麼？相對於代理人，團隊其他成員的產出是什麼？你如何處理員工無法控制的情況，例如設備故障或沒有客戶上門。大部分情況下，僱主在計算薪資福利時，很難排除主觀因素。
誰能監督代理人？
評估企業和政府領導人的產出績效，難度可能更高。企業目前的情況或政局的好壞是可以客觀評斷的，也許優秀的領導阻止了壞的局面變得更壞，差勁的領導則會讓好的局面無法更上一層樓。公司股東或選民要如何辨別個中差異？在企業和政治的代理人問題中，還有另一個問題是委託人數量龐大，以至出現「搭便車」現象。對任一個別委託人來說，監督代理人可能要花費很大的精力。畢竟，在數千位股東或數百萬位選民中，為什麼是你花時間、成本和力氣來監督公司或政府領導人的績效呢？此外，單一股東或選民的意見可能對代理人沒有約束力，除非該股東或選民獲得許多委託人的支持。換句話說，如果個別委託人缺乏控制代理人的力量，那麼代理人將缺乏動力完成有利於委託人的事。
近年來的一個經典案例是安然18（Enron）公司。安然是從事天然氣和電力相關商品買賣的公司，2000年12月31日的股價是83美元。之前其股價在1998年上漲37%，1999年上漲56%，2000年上漲87%。好事接踵而至，安然因為它的網絡交易和長期契約策略，被《財富》雜誌的「最受尊崇公司調查」評選為「美國最具創新力的大企業」。到了2001年12月2日，安然卻申請破產，且因詐欺罪而遭到司法調查。
一家公司怎麼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從標桿企業重重跌落，落得高級主管成階下囚的下場？當時有什麼預防措施運作失靈嗎？首先，個別股東缺乏控制力和動機來監督高級主管。在大部分公司中，股東選出一個董事會來直接負責僱用和監督高級主管，但通常來說，同樣一批高級主管也決定了董事會的成員。公司董事會的獨立性和中立性是值得質疑的。董事會成員不是全職的，其主要任務是參與年度的一些大型會議，而會議的信息和議程是由同樣一批高級主管安排的（你猜對了）。因此，雖然積極的董事會可以監督公司，但能做的有限。
上市公司依法必須被審計，且必須公佈財務信息。然而，在安然公司瓦解後，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有些稽核人員並沒有如股東期待的那樣積極監督公司的財務。畢竟，稽核人員是為公司工作，拿公司薪水，同時要監督公司運作。我認為有些會計師可能會產生類似稅務律師的心態，稅務律師的工作是鑽稅務法規的空子，想出方法逃稅，有些會計師似乎也覺得他們需要為公司發佈一些獲利數字（不管現實情況如何）。安然的外部審計——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在2000年從安然得到5200萬美元的服務費，這筆錢無非就是協助安然的高級主管脫困的誘因。
監督高級主管的另一個可能是外部的重要投資人，例如持有大批股票的共同基金或退休基金。對公司的投資越大，越有動力去注意公司的經營。但在安然案中，大型投資人也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2000年年底，約60%的安然股票是由大型投資人持有的。2001年10月，在公司危機浮上檯面的數個月之後，大型投資人仍然持有約六成的安然股票。大型投資人既沒快速反應，也沒積極監督。
還有誰可以監督大公司的高級主管？在現代金融市場，給投資人操作建議的股票分析師、放款給企業的銀行、財經媒體記者，這群人存在的目的都是為了評估公司的健康狀況，也有力量來監督高級主管。例如2001年3月，《財富》雜誌登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質疑安然案，但沒有多少負責監督的「看門狗」跟著吠，因為股票分析師的薪資及信息管道仍取決於與公司的合作關係。同樣的道理也發生在記者和銀行家身上。沒有人想在宴會上惹是生非，否則以後就會被拒絕來往。
股票期權一度被用來激勵高級主管認真為股東利益打拼，它的概念是，如果高級主管擁有很多股票，他們就會更有意願提高股價。高級主管的股票選擇權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非常流行，但它不一定會改善經營績效。有些主管盡其所能拉抬公司的短期股價（在一些案例中，甚至包括欺詐），在跌價前賣出股票，留下爛攤子給其他股東收拾。
2002年，安然案及其他類似災難爆發後，美國國會通過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在公司治理的制度上加入新規定，包括董事會的選任方式、審計師和股票分析師的規定，以及官方的會計監管委員會。這些規則可能有幫助，但需要成本，它們距離解決公司治理的代理人問題還很遙遠。高級主管仍有強烈的動機去發佈高利潤信息並領取高薪，很多高級主管的監督者仍有強烈的動機避免得罪影響他們職業生涯的這些幕後之人。看看一些銀行、金融機構在2007～2009年經濟衰退前的不良放款及財務決策，就知道公司治理的大問題仍然存在。
代理人制度常失靈
把話題轉移到政府治理。最不信任公司治理的人，反而最有可能相信政府可以監督公司去履行企業責任。但經濟學家指出，公司和政府都會出現類似的治理問題。
我們已知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可能扮演多重角色，以公共權力改善社會福利：抑制壟斷廠商、阻止公司的違法競爭行為、減少污染、扶持科技產業、提供公共物品、對抗貧窮和收入不均，以及處理信息不完全的問題。民主國家應該遵循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演講時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依民主的簡單理論，選民選舉和監督官員，但實際上，很多人根本不投票。最近一次的美國總統選舉（2012年），達到投票年齡的公民只有一半多一點去投了票。2008年的選舉只有57%的投票率，2004年只有55%，2000年只有51%。在都會區真的去投了票的人，通常只有當地選民的1/4～1/3。
人們為什麼不投票？不論何種規模的選舉，勝敗差距都是以幾百、幾千甚至數百萬票來衡量的，一個理性的選民知道自己的一票不可能造成差異，因此很多人不關注選情或投票。經濟學家安東尼·唐斯19（Anthony Downs）在《民主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一書中提出了這個問題：
對民主國家的很多公民來說，無論政治信息本身透露了什麼，理性的行為是絕不考慮對該信息多花費成本。不管該免費信息對理性的公民透露政黨之間的差距有多明顯，或自己還不確定要支持哪一黨，他都明白自己的一票幾乎沒有機會影響選舉結果。
即使是過去十年來幾場驚心動魄、票數接近的選舉，差距也有幾百或幾千票，而不是你那一票。
為拉升投票率，常見的方案包括延長投票時間、將選舉日定在週末，以及放寬缺席投票的規定。雖然美國已經朝這個大方向努力了數十年，使投票越來越簡單，但仍沒看到投票率有任何提高的跡象。
如果大多數人都不表露心聲，有誰會呢？答案是特殊利益團體。它們人數雖少，但組織健全，可能會對立法議員施壓，犧牲別人的利益而制定對其有利的公共政策。為了這些特殊利益團體，政治人物可以挾選票的力量制定法律，以使單一特定區域受益，地方建設經費即是一例，此時民主制度面臨好處集中在有限地區，而成本由全國人民負擔的問題。
專項撥款，也稱為「政治分肥支出」（pork-barrel spending），是另一個例子。這是對民主的挑戰，利益集中在有限的地方，成本卻要廣攤。專項撥款的利益是明顯的，有利於撥款地區的選民，但成本要由全國來承擔。也有幾個不同地區的立法議員聯合起來，共同努力讓一項法案通過，大的交通設施項目的立案往往就是這樣，受益的是這些立法議員代表的幾個地區。政府國防預算的通過，也是軍事基地和武器承包商所在地區的立法議員們極力推動的結果。
除了投票率低和特殊利益團體的問題，當出現多重選擇時，選舉結果可能無法反映多數人的偏好。例如，假設某選區60%的人口是自由派，40%是保守派，如果各推出一位候選人，那麼自由派將獲勝。但是，在一場三方角逐的選舉中，若有兩位自由派和一位保守派候選人，自由派的選票就有可能被分散，最後反而是少數派的政黨勝出。
公共治理的最後一個難處是政府發覺它很難退出。當廠商生產一個沒人要的商品，或是生產成本比競爭者高時，它就可能虧損。如果不改變方式，早晚會倒閉。但是，如果政府的計劃行不通，會怎麼樣？誰來撤銷政府的計劃？如果政府機關提供差勁的服務，又如何呢？誰來提供競爭以抗衡差勁的服務？除了少數例外，政府內部並沒有機制允許較好的生產者參與。
若因為上述這些問題，就主張拋棄民主政治，當然是過度反應。但是一個務實的經濟政策學者需要認清，民主政府不是由一群聰明、熱心公益的模範生統治的。政府是由一群代理人組成的，選民和公民試圖引導和控制方向，但不一定會有成效。即使是最有企圖心的政府措施，也可能使政局惡化，而不是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