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計劃會把人變成一個收藏癖患者。你如饑似渴地收集各種思想與信息，而不久之後你就會開始忘卻學術犯罪的每一個細節動作。有幸的是，博學的大師們如此慷慨地貢獻出他們的時間與思想。我得益於我長期任職的兩個單位：悉尼麥考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我想感謝所得到的一切幫助，卻未能做到，由於受惠太多，我無法詳記每一個細節。此間，每一條建議、每一次探討、每一部著作的引證，都珍藏在心裡，但已記不清得之於何處，有時甚至會誤認為這是我自己的發現。發生這種記憶上的偏差（我肯定這是經常發生的），我只有向朋友和同人致以深深的歉意，並且向耐心與我討論大範圍歷史問題的朋友和同事道謝，這些問題我已經為之魂牽夢縈了十多年。
我要特別感謝查蒂（Chardi），她是位職業作家和榮格派心理學家。她讓我相信我是在講述一個創世神話。我還想感謝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講授「大歷史」的特裡·埃德蒙·伯克（Terry Edmund Burke）。他說服我撰寫有關大歷史的教科書正逢其時，希望以此鼓勵其他人去開設類似的課程。而且，對於本書最初的草稿，他給予了很有價值的（有時甚至是嚴厲的）批評。他一直不斷地鼓勵著我。
我尤其要感謝1989—1999年我在麥考瑞大學教學期間所有講授大歷史課程的導師們，下面我按字母順序列出他們的姓名：戴維·艾倫（David Allen）、邁克爾·阿徹（Michael Archer）、伊恩·貝德福德（Ian Bedford）、克雷格·本傑明（Craig Benjamin）、傑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戴維·布裡斯科（David Briscoe）、戴維·卡希爾（David Cahill）、高夫·考林（Geoff Cowling）、比爾·埃德蒙斯（Bill Edmonds）、布賴恩·費根（Brian Fegan）、迪克·弗羅德（Dick Flood）、萊頓·弗拉皮爾（Leighton Frappell）、安妮特·漢密爾頓（Annette Hamilton）、莫文·哈維戈（Mervyn Hartwig）、安·亨德森·塞勒斯（Ann Henderson Sellers）、艾德溫·喬奇（Edwin Judge）、馬克斯·凱利（Max Kelly）、伯納德·納普（Bernard Knapp）、約翰·凱尼格（John Koenig）、吉姆·柯恩（Jim Kohen）、薩姆·劉（Sam Lieu）、戴維·馬林（David Malin）、約翰·默森（John Merson）、羅德·米勒（Rod Miller）、尼克·莫德耶斯卡（Nick Modjeska）、馬克·諾曼（Marc Norman）、鮑勃·諾頓（Bob Norton）、羅恩·佩頓（Ron Paton）、戴維·菲利浦斯（David Phillips）、克裡斯·鮑威爾（Chris Powell）、卡羅琳·羅爾斯通（Caroline Ralston）、喬治·羅德森（George Raudzens）、斯蒂芬·肖塔斯（Stephen Shortus）、艾倫·索恩（Alan Thorne）、特裡·威德斯（Terry Widders）、邁克爾·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還要感謝麥考瑞大學在我寫作本書初稿之際給予我學術研究假。
我要感謝對大歷史觀點極為支持並親自講授大歷史相關課程的同人。約翰·米爾斯（John Mears），他在我著書的同時即開始講授這一課程，並始終是這一觀點的熱情支持者。湯姆·格裡菲思（Tom Griffiths）與同事們也曾於20世紀90年代早期在莫納西大學（Monash University）講授大歷史課程。約翰·高茲布羅姆（Johan Goudsblom）在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本課程，也是本計劃的熱情支持者。他的同事弗雷德·施皮爾（Fred Spier）曾撰寫了有關大歷史的第一本著作（《大歷史的結構：從大爆炸到今天》），滿懷雄心、才華橫溢地論述了包含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大統一理論」（grand unified theory）的結構。對此項研究充滿興趣並予以支持的，或是曾講授該課程的，還有喬治·布魯克斯（George Brooks）、埃德蒙·伯克三世（Edmund Burke Ⅲ）、馬克·西奧克（Marc Cioc）、安·庫爾西斯（Ann Curthoys）、格瑞姆·戴維森（Graeme Davidson）、羅斯·鄧恩（Ross Dunn）、阿爾圖羅·格爾德茲（Arturo Giraldez）、比爾·李德貝特（Bill Leadbetter）、海蒂·魯普（Heidi Roupp）。1998年1月，在西雅圖舉行的美國歷史協會會議上，阿諾德·施裡爾（Arnold Schrier）主持了一場有關大歷史的專題討論，約翰·米爾斯、弗雷德·施皮爾和我都提交了論文，帕特裡夏·奧尼爾（Patricia O』Neal）抱著理解與支持的態度對論文進行了評論。2002年1月，蓋爾·施托克（Gale Stokes）邀請我參加在聖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舉辦的美國歷史協會會議，在主題為「範圍的作用」小組座談會中討論大歷史問題。
還要感謝那些閱讀了部分書稿或予以評論的人。除了前面已提到的，還有伊麗莎白·科波斯·霍夫曼（Elizabeth Cobbs Hoffman）、羅斯·鄧恩（Ross Dunn）、帕特裡夏·法拉（Patricia Fara）、厄尼·格瑞斯哈伯（Ernie Grieshaber）、克裡斯·勞埃德（Chris Lloyd）、溫頓·希金斯（Winton Higgins）、彼得·蒙西斯（Peter Menzies）、路易斯·施瓦茲科普夫（Louis Schwartzkopf）。1990年，I. D.庫瓦琴科（I. D. Koval』chenko）教授邀請我去莫斯科大學做關於大歷史的學術報告，瓦雷裡·尼可拉耶夫（Valerii Nikolayev）也邀請我去莫斯科東方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in Moscow）講學。大約10年前，斯蒂芬·門內爾（Stephen Mennell）請我去他所召集的研討會講述大歷史，埃裡克·瓊斯（Eric Jones）對於我的論文提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反饋意見。彭慕蘭（Ken Pomeranz）不僅將自己尚未發表的書稿《大分流》中的有關章節提供給我，並請我去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講述大歷史。多年以來，我在許多大學就大歷史這個主題做了演講，其中包括澳大利亞的麥考瑞大學、莫納西大學、悉尼大學、墨爾本大學、紐卡斯爾大學、伍倫貢大學（Wollongong）、西澳大學；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曼卡多分校（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Mankato）、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本部；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大學；英國的紐卡斯爾大學、曼徹斯特大學。我與約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為一篇關於能力與財富最大化社會的論文忙碌了近兩年的時間，雖然論文至今未能發表，但是與約翰的合作使我對於向現代化的轉變產生了許多新的思路。
自從1999年9月這部教科書最初的文稿發表之後，就收到了同事們的反饋意見和相關評論。按照姓名字母順序，他們是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阿爾圖羅·格爾德茲（Arturo Giraldez）、約翰·高茲布羅姆（Johan Goudsblom）、瑪尼·休斯——沃林（Marnie Hughes-Warrington）、威廉·麥克尼爾、約翰·米爾斯、弗雷德·施皮爾、馬克·維爾特（Mark Welter）。為了我的書稿，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找了至少兩位匿名評論人，在此對他們的勞動也表示感謝。2000年，瑪尼·休斯威靈頓為我的大歷史課程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作為一位編年史學家，她不住地提醒我未曾理會的研究主題的編年史意義。威廉·麥克尼爾從我開始寫作的初期，很長一段時期與我保持著書信往來，評論中既有批評也有鼓勵，從而形成了我自己的觀念。正是他讓我從世界歷史參差交錯的關係中認真觀察事物。
我還要感謝我的許多學生，他們分別在麥考瑞大學聽我講授HIST112課程「世界史入門」，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講授HIST411課程「為教師講授的世界史」以及HIST100課程「世界史」。正是他們的提問使我將注意力聚焦到了重要的地方。我尤其感謝學生們提供給我的信息，以及他們在其他書中或在因特網上的新發現。此外，他們能對這門課程產生興趣，也讓我感到欣慰。
我要特別感謝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包括林恩·威西（Lynne Withey）、蘇珊娜·諾特（Suzanne Knott）及其他工作人員。艾麗斯·福爾克（Alice Falk）以十分負責的態度為我整理校訂書稿。他們的專業技能、謙遜謹慎、幽默詼諧以及從容不迫的工作節奏，使原本頗為雜亂的書稿變成了一部真正的著作。
不言而喻，對於這樣一部涉及面甚廣的著作，我感謝過的那些提供了支持和幫助的人決不應該因為書中的錯謬而受到指責，也不是說他們必定同意本書的觀點。在寫作之初，我就固執己見地忽略了許多善意的批評。因此在事實、解釋或者持論公允方面，本書若有任何缺陷，均應由本人負責。
謹以此書獻給查蒂、喬舒亞（Joshua）、埃米莉（Emily），對於他們多年來對我的無私付出略表回報。
大衛·克裡斯蒂安 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