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地圖》首版於2004年。令我欣喜的是，人們對其評價甚佳。這出乎我的意料，因為我本以為人們尤其是歷史學家會反對這種「宇宙史」，亦即關於某種全部時間的歷史之概念。一定會有人對大歷史的概念持懷疑態度，一定也會有人對行文中的某些部分挑刺，但是大多數評論家似乎相信，本書並非荒謬無稽，實際上能產生有趣的見解。有些人更加熱情洋溢地把大歷史視為歷史學界激動人心的新領域。世界史學家尤其是慨然表示，這種慷慨體現在《時間地圖》榮獲了世界史協會（WHA）2004年度最佳世界史出版物獎。另外，《時間地圖》被翻譯為西班牙語和中文，這意味著已能用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三種語言讀到本書，《時間地圖》也因此走向了世界。本書的韓文版也即將問世。
自2004年以來，人們對大歷史的興趣劇增，如今大歷史已經真正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迅速崛起的教研領域。這種爆發式增長從羅柏安（Barry Rodrigue）、弗雷德·施皮爾（Fred Spier）和丹尼爾·史塔斯克（Daniel Stasko）編纂的參考書目中可見一斑，這一書目可以在國際大歷史協會的網站（www.ibhanet.org）上查詢到。近期相關作品有辛西婭·布朗所著的關於大歷史的重點調查，以及弗雷德·施皮爾關於大歷史的理論巨著《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1]。在2007年，我錄製了一系列關於大歷史的視頻課程，已由教學公司（TTC）出版，我與辛西婭·布朗（Cynthia Stokes Brown）、克雷格·本傑明（Craig Benjamin）合著的大歷史大學教科書將在2012年出版。
我對於《時間地圖》的基本觀點仍然感到滿意，儘管自2004年以來，我的想法已經有所發展。需要更敏銳地聚焦於大歷史的定義。例如，大歷史與世界史迥然不同的地方，顯然在於它的跨學科本質，及其試圖在過去與歷史不相關的學科敘述中尋求某種潛藏的一致性。大歷史所研究的內容，跨越物理、天文、地質、人類歷史。正因為如此，它在尋求共同主題、範式、方法的同時，也試圖更清晰地理解歷史學派中各領域的主旨、方法和範式中所存在的差異。
因此，有些在《時間地圖》中已經得以表達卻未得到進一步展開的概念，需要我和該領域同人對其進行更明確的定義。例如：
在《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中，弗雷德·施皮爾在其早期著作和埃裡克·蔡森研究的基礎上，做了目前最為成熟的嘗試，為大歷史建構了一個理論框架。他審慎地將逐漸增長的複雜性的概念與能量流和適宜環境的觀念等相關主題聯繫起來，即認為複雜性只有在非常特殊的環境下和極為嚴格的「邊界環境」中才能得以逐漸增長。這裡只是些寬泛的理論概念，能為人們在大歷史講述的故事提供更深的深度和連貫性。
我探索了斷代革命，即為歷史事件提供準確日期的技術革新的觀念，對於大歷史研究的至關重要性。[2]在20世紀中葉前（正如H. G. 韋爾斯在20世紀20年代悲傷地說）是無法精確而科學地寫下整個宇宙的歷史的，因為確鑿的日期仍基於文本記敘，因此他們無法追溯到幾千年前。這或許解釋了為何人們有著非常強大的習俗，即「歷史」不會指早於有文字記載的人類社會的歷史。直到C14及相關的斷代技術在20世紀50年代問世後，大歷史研究才成為可能。
關於大歷史如何編纂、該領域如何融入整個歷史思考中，也有人做過許多探討。我自己對此做過深入的思考，見於《宇宙史的回歸》一文[3]。克雷格·本傑明在介紹關於這一話題的一系列文章時，也對大歷史的演進有過極好的論述。[4]
大歷史最為激動人心之處是其內在的全球特點。在大歷史中，人類第一次被視為是單一物種，直到很晚，在大歷史的研究中國家或文明的視角才變得重要起來。因此，大歷史堅持為人類的過去創造一種真正的全球性敘述，這種敘述不見於國家的視角，而是像科學一樣既適用於首爾或德裡或布宜諾斯艾利斯，也適用於倫敦或紐約。
新的概念層出不窮，吸引了各種不同視角的大歷史研究。最具權威的看法是諾貝爾獎得主、氣候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提出的，他認為在今天我們進入了新的地質學時代，稱其為「人類紀」（Anthropocene），這是在地球誕生至今，第一個由單一物種——我們人類——支配生物圈形態的紀元。[5]這種對當今世界的看法，與大歷史固有的對人類歷史的生態觀點亦相吻合。
自2004年以來，這一領域在組織上也有重大發展。講授大歷史的高校課程數量與日俱增，今天在全世界至少有超過50門這樣的課程正進行講授。在辛西婭·布朗的支持和鼓勵下，位於聖拉斐爾市的多米尼加加州大學（近聖弗朗西斯科）成為第一所將大歷史課程作為大一新生基礎課的大學。2011年4月，一個以發展大歷史研究與教學為目標的學術機構——國際大歷史協會應運而生。羅柏安和丹尼爾·史塔斯克在協會網站上刊登了關於大歷史教學和學派迅速發展的論文，2012年8月，協會將在密歇根主辦第一屆國際大歷史會議（IHBA）。[6]2011年3月，以建立免費在線高校大歷史課程為目標的「大歷史項目」啟動。[7]還有一些間接的跡象表明大歷史正在獲得更多關注。在阿姆斯特丹，因這樣兩件事，大歷史在過去10年間成為公眾熱議的話題：阿姆斯特丹大學將大歷史課程引入課堂；1996年伊拉斯謨獎授予了威廉·麥克尼爾。弗雷德·施皮爾和羅柏安跟蹤了對該領域感興趣的教師和學者，他們的研究顯示，有很多人正在開展與大歷史目標相一致的教學或研究項目。
但即便有這些增長的跡象，這一領域仍然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依然有人牢牢把守著學科的傳統邊界，有時還會以攻為守。這或許能解釋為什麼儘管現在大歷史學派實質存在，並承諾要開啟令人激動的新的研究議程（包括複雜性的意義和能源流，以及信息在跨學科中的角色），但在該領域仍然沒有大型的跨學科的研究項目。時至今日，僅有一所大學有正式的大歷史教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弗雷德·施皮爾），也只有一小群研究生參與到大歷史項目中（他們中有三個現在在悉尼麥考瑞大學）。還有一所高中開始講授大歷史。但是，到底會有多少學校和教育部門認同，大歷史將幫助學生理解在現代知識中潛藏的一致性和統一性，並能領悟真正跨學科思維和教學中強有力的智慧協同，我們仍將拭目以待。
我相信大歷史將會得以繁榮，因為它已經證明了它的能力，就像一個格式塔轉換，幫助學生和學者重新審視業已熟悉的事物。我有這等信心的另一個原因在於過去20年間參與構建這一領域的一小群學者所具有的精力、智慧、慷慨和冒險精神。建立大歷史絕對是一種集體學習的鍛煉。
我想在最後感謝威廉·麥克尼爾將他的力量借給這一在10年前都顯得極為邊緣的歷史學派。他對於大歷史的支持，切切實實使歷史學家們信服：大歷史項目是有趣的、有啟發意義的、重要的，當他們展開討論「歷史」意味著什麼時，他們將會收穫良多。
[1] 辛西婭·布朗：《大歷史：從宇宙大爆炸到今天》（紐約，新出版社，2007）；弗雷德·施皮爾，《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麻省莫爾登和牛津：威利——布萊克韋爾，2000）。
[2] 大衛·克裡斯蒂安，《歷史、複雜性和計時斷代法》，Revista de Occidente 323（2008）：27—37；克裡斯蒂安，《進化的史詩和斷代法的革命》，載於《進化的史詩：科學史和人的回應》，謝裡爾·吉尼特、布賴恩·斯威姆、拉賽爾·吉尼特和琳達·帕爾默（Cheryl Genet, Brian Swimme, Rusell Genet, and Linda Palmer）主編（加利福尼亞聖瑪格麗塔：柯林斯基金會出版社，2009），第43—50頁；克裡斯蒂安，《斷代法革命以後的歷史與科學》，載於《宇宙和文化：從宇宙的文本看文化革命》，史蒂文·J. 迪克和馬克·L. 盧皮塞拉主編（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美國航空航天局，2009），第411—462頁。
[3] 大衛·克裡斯蒂安，《宇宙史的回歸》，專論，《歷史與理論》 49（2010年12月），第5—26頁。
[4] 見http: //worldhistoryconnected.press.illiois.edu/6.3/index.html。
[5] 這些短篇介紹，參見大衛·克裡斯蒂安，「人類紀」，載於《寶庫山世界史百科全書》，第2版（大巴靈頓，麻省：巴克夏出版社，2010）；以及S.威爾（S. Will），保羅·克魯岑和約翰·R. 麥克尼爾，《人類紀：現在人類戰勝一切自然力了嗎？》載於Ambio 36，no. 8（December 2007）：614-21。
[6] IBHS的網站是：www.ibhanet.com。
[7] 「大歷史項目」的網站是：www.bighistoryprojec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