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主宰造化，必得順從造化。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
超越大自然是我們誕生在這個世界上所擔負的使命，歐奈特先生。
——凱瑟琳·赫本在電影《非洲皇后》（African Queen,1951）中對漢弗萊·鮑嘉所述台詞
20世紀見證了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動亂的時代讓人重新思考古老的真理。對環境史來說，強大而盛行的觀念比起明確的環境觀來得更重要。與環境相關的觀念與政治，雖在20世紀60年代後成為支配社會的等式的一部分，但從來都不是具有影響力或支配力的觀念與政策，而這也完全符合時代的現實。即使是不符合時代現實的觀念與政策，也還有現任者的殘留勢力。20世紀環境改變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從生態的觀點來看，盛行的觀念與政治少有改變。
主流觀念
人們的想法會影響環境，因為就某種程度而言，想法塑造了人類的行為。當然，變動中的環境也部分影響了人們的想法。這裡有兩個相關的要點。首先，在1970年之前，人們對環境、自然、生命及這類事物的看法相當微不足道。其次，無論古今，特別是在1970年之前，其他支配人類行為的觀念影響環境最大。因此本章將分為兩個部分：主流觀念與環境觀念。
主流觀念就是塑造了億萬人行為的觀念，通常指經濟與政治觀念。像基因突變或科技這樣的觀念隨時都會誕生，但多半都會因為缺乏追隨者而消失。這些觀念隨時都得面臨無情的篩選，但像突變與科技，規模收益遞增的概念通常仍適用。當一個觀念為人所接受，接受度便能輕易持續提升：它在社會與政治系統中根深蒂固，這也有助於進一步散播。接著這個觀念還能超越時間與空間傳播，只要它有利於追隨者。科技歷史學家將類似狀況稱為「技術鎖定」（technological lockin）。例如，19世紀所採用的窄軌鐵路成為標準規格後，即使它造成鐵路系統無法提升，無法供速度更快的火車行駛，它還是無可取代，因為投入舊系統的資金已經很多。意識形態的鎖定（指正統觀念的殘留勢力）也是這樣。所有的主流觀念會變成深植於社會與政治系統的正統觀念，即使代價高昂仍難以動搖。
廣為接受的觀念主要受通信科技與政治支配。有五大變革——語言、書寫、印刷、公民識字率與電子傳輸——主宰了通信科技革命。這樣的累積讓廣為接受的觀念更受歡迎，降低了具有影響性觀念的多樣性，讓少數贏家具有更高的影響力。[1]政治因素也影響了許多觀念的成功。幾個世紀前，基督教因為國家（如羅馬帝國）致力於傳教而受惠。在20世紀，英裔美國人的經濟思想，則在美國傑出成就人士的協助下廣為散佈。
在20世紀初，擁有大量追隨者的觀念仍以偉大宗教為主。它們的教義包括了各種對大自然的限制令。古代希伯來人的上帝訓示信徒「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世記》1：28）。有人以上述文字與其他聖經篇章[2]作為理由，認為基督教，或者說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JudeoChristian）的傳統，其實相當罕見地鼓勵環境掠奪。根據以上說法，佛教、道教與印度教的教義較崇敬大自然，但全球各地環境破壞的紀錄顯示並非如此：其他宗教傳統要不是同樣鼓勵掠奪行為，就是並未明確限制與自然界相關的行為。[3]
後面這個命題比較有道理。信徒多半對宗教經典一知半解。就算是瞭解的人，也常因為身為凡人而將宗教經典拋諸腦後，讓方便與利益主宰自己的行為。每部經典也都語焉不詳、自我矛盾，且可根據不同狀況而有不同詮釋。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社會還保留了部分的神林（sacred groves），耆那教徒盡量不殺生。但這些連同其他限制，對環境變遷的影響不大。到了20世紀這個嚴重偏離宗教的時代，原本就作用不大的宗教，對生態的影響更是縮小到幾近消失。
有關上述猶太教與基督教，有另一種說法認為西方的人道主義、理性主義或科學革命，是借由剝奪大自然神聖的特質而允許傷害環境。[4]雖然伊拉斯謨、笛卡爾與培根的嘔心瀝血之作，或許無法影響20世紀及在此之前的農民、漁民或多數地主的想法，但這個命題仍有討論空間。通過助長科技變革，西方科學在各地都間接促進了環境的重塑。[5]牛頓說如果他比別人看得更遠，那是因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0世紀科學家（像是哈伯與米奇利）的研究證實在生態方面影響深遠，而他們就是站在科學界巨人的肩膀上。這些科學界巨人的觀念是，科學是用來解開大自然的謎題，並運用科學知識來增進人類的健康與財富。這具有說服力且無所不在的觀念，合理化了現代科學能力所及的所有形式的環境操控。舉例來說，應用科學造就了化學工業，並在19世紀中期到末期趨於成熟。到了1990年該產業已製造出8萬種常用的新型化合物，且不免流入了無法適應這些化合物的生態系統中。即使是濃度極低的形態，其中一小部分仍具有殺傷力，毒害了鳥類與魚類，損害了基因，並造成諸多通常視為負面的效應。有些則以高濃度形態進入了生態系統，1930年全球化學工業製造出約50萬噸有機化學藥品，到1999年總數已增加上千倍。[6]雖然過程緩慢，但可以確定的是化學工業會影響生態，為生物進化引進了新的選擇標準，亦即能否與環境中既有的化學物質兼容。這樣的發展以及類似的現象，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熱烈追求科學研究的意外結果。這其實是過去的科學觀念對20世紀環境史造成的影響，而非來自宗教觀念。
現代的政治觀念亦然。起於法國大革命的民族主義，到了20世紀大獲成功。它成功地跨越了文化與各大洲，程度更甚於其他來自歐洲的觀念，而且還出現了好幾個分身。雖然方向不一，但它仍深深地影響了環境變革。
就某種程度而言，民族主義可能刺激景觀的保存。1880年後歐洲快速工業化，對德國、瑞士或英國鄉間的懷舊情緒，特別帶有愛國的意味。1926年一位英國人曾寫道：「我們所擁有最具歷史意義的遺跡，也是英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鄉間、市鎮、村落、灌木圍籬、小巷、矮樹林、小溪與農莊。」[7]瑞士人對本國的山間與農場特別有感情且懷抱愛國心，拒絕在勃朗峰附近興建鐵路，以及其他象徵他們稱之為「美國主義」的事物。[8]德國人琢磨出的民族主義更為細膩，披上田園式的浪漫主義色彩，甚至成立了無數的鄉村保護社團。這樣的觀念也助長了納粹主義。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的黨衛軍（SS，納粹特種部隊）夢想將波蘭轉變為帶有德國種族起源色彩的地區，其中便有大片原始森林，以反映德國人對大自然的熱愛。[9]
只要有城市及工業化興起的地方，就會出現類似以鄉村正義、（我們的）土地尊嚴與自然保存為要求的國家認同。1917年之後的俄國（而非蘇聯）民族主義，加拿大西部的社會信用（Social Credit）運動，作家勞倫斯（D.H.Lawrence）對大自然的崇拜，得過諾貝爾獎的挪威暢銷小說家克努特·漢姆生（Knut Hamsun），其基礎有如知識大雜燴的地中海地區法西斯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10]以及所有形式的回歸田園、反現代化風潮，這一切都反映出政治與文化對於工業化轉變的極度厭惡。在地中海地區，這甚至還引發了小規模的森林復育計劃，其中有些還贏得墨索里尼的支持，因為他認為這會讓意大利氣候更冷，人民就會因此更加好戰。[11]
在俄羅斯，防止貝加爾湖污染的行動，在蘇聯時期是相當勇敢的抗爭，是民族主義與自然關聯的具體化呈現。貝加爾湖堪稱西伯利亞之珠，是全世界最深的湖泊，也是歷史最久遠者之一。它具有獨特的生物群，有許多其他地方所沒有的物種。部分蘇聯工程師認為，那裡清澈的湖水很適合用來供應國家的軍事工業區。1957年當局秘密規劃在貝加爾湖畔興建一座工廠，來生產噴氣機用的黏膠纖維（viscose fiber）。蘇聯的科學與文化界精英利用赫魯曉夫解凍期（Khrushchev thaw）——蘇聯言論自由度最高的一段時期——公開表示異議。最後，各界高分貝的反對，並未阻止兩座纖維工廠在1966—1967年開工，不過當時已出現新型塑料，因此以纖維製造噴氣機輪胎已成為過時的技術。以蘇聯的標準來說，異議的出現並未特別引發對污染管控的注意。相關活動或許有助於阻止另一項出現於20世紀50年代的開發計劃，也就是用核彈在貝加爾湖南方炸出一個缺口，以增加通過安加拉河發電廠的水量。[12]
在印度，與墨索里尼、納粹黨衛軍或蘇聯少有雷同之處的甘地，則把屬於工匠與農民的印度懷舊民族主義願景具體化，使其不受以英國為代表的現代工業所腐化：「上帝禁止印度以西方的方式走向工業化。如果整個人口達三億的國家（此為1928年數據）走向同樣的經濟剝削，就會像蝗蟲般把整個世界吞噬殆盡。」[13]甘地是個例外：大部分的印度民族主義者如尼赫魯，都希望印度工業化，必要時也可以像蝗蟲般貪婪。
納粹黨衛軍並未實現波蘭計劃，印度也未追隨甘地的願景，反而聽從尼赫魯的。總而言之，保護主義者這個民族主義中帶有田園色彩的成分，輸給了強調權力與財富，並因此不顧生態意涵而偏好工業化與邊境屯墾的對立主張。舉例來說，墨西哥革命所引發的民族主義，很快便放棄了農民運動，轉而支持加速工業化。1930年之後，阿根廷與巴西在沒有發生革命的狀況下，追求著同樣的遠景。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868—1945年），日本結合了民族主義與工業化，1945年後亦然，但較為壓抑，且軍國主義色彩較淡。因此，工業化為土地使用與污染模式帶來的大幅改變，有一部分是民族主義的結果。
嘗試讓「空曠」邊境增加人口所帶來的改變亦是如此。由國家推動在加屬北極地區、蘇聯西伯利亞、澳大利亞內陸、巴西亞馬孫雨林以及印度尼西亞外島進行屯墾（並建立穩固主權）的做法，贏得了人民的支持。屯墾與保護這些地區，牽涉到大規模環境變遷，有時是森林砍伐，其他還有石油基礎建設，而且幾乎所有案例都與道路修築有關。
民族主義也潛藏在其他人口政策背後，尤其是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主張（pronatalism）。20世紀許多國家尋求數字上的安全感，尤其是在生育率不斷下滑的歐洲。1871年遭到落入普魯士王國之手的羞辱，還有之後的法西斯意大利與納粹德國，法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政權特別希望提升生育率。最成功的案例是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şescu，1918—1989年）統治下的羅馬尼亞。1965年他設定在2000年前達到3000萬人口的增長目標，禁止包括墮胎在內的所有形式的節育措施，並下令警方監控每位生育年齡婦女，確定她們確實盡到生育的責任。當時，羅馬尼亞墮胎與生育率比為4︰1。1966年後羅馬尼亞產房大爆滿，有時一張病床還得擠進兩位待產媽媽。齊奧塞斯庫暫時反轉了人口轉型，並讓生育率倍增，一切都是為了羅馬尼亞的榮耀。[14]其他為此問題所苦的國家，例如斯大林時期的蘇聯、1979年革命之後的伊朗，以及阿薩德統治下的敘利亞（統治期間為1971—2000年），也都希望借由增加人口來保護國家安全。民族主義的形式多不勝數並引進各種政策，也因為對環境的影響力而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觀念，尤其當追隨者對這樣的關聯完全不加思索時。[15]
另一個從歐洲散播至世界各地的觀念，也就是共產主義，從某些方面來說其實是最高形式的民族主義。它在蘇聯與中國、古巴與越南的政治上大獲成功，除了仰賴脫離外國統治而獨立的承諾之外，承諾實現社會政治這點也相當重要。在其他地方促成國家推動工業化的類似野心——經濟開發與國力——則驅使各社會主義國家競相推動大型五年計劃。
但共產主義還有其他成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認為大自然的存在可為勞工所駕馭。就像今天許多樂觀人士一樣，恩格斯認為「土地生產力可通過資金、勞工與科學的運用而無限擴張」。馬克思認同法國社會主義分子的想法，呼籲應以「人類剝削自然」來代替「人類剝削人類」。1926年語言大師查祖賓（V.Zazurbin）向蘇聯作家委員會發表演說時，便明確地將共產主義的進步與環境轉型聯結在一起：
讓西伯利亞脆弱的綠林穿上城市水泥的盔甲，以工廠煙囪的石製口罩作為武裝，再配上鐵路的鋼鐵腰帶。燒燬並砍伐針葉林，踐踏大草原。就這樣做吧，這是無法避免的。只有靠水泥與鋼鐵，所有人才能友愛團結，打造全人類如鋼鐵般的兄弟之情。
1931年，蘇聯歷史學家伯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預言，有一天「科學與技術將臻於完美到我們無法想像的地步，（因此）大自然將成為（人類）囊中之物，任人類選擇將之塑造成何種樣貌」。在如此具有崇高目標的遠景下，什麼生態代價都可能會產生。[16]
位於蘇聯烏拉爾地區（Urals）瑪格尼托哥爾斯克的煉焦爐，是20世紀30年代大規模推動工業化的一部分。面對德國崛起的威脅，還有建立工業化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需要，斯大林認為他必須讓國家盡快工業化。他試著在蘇聯建立起共產主義時，完全沒考慮到環境。事實上，全球各地的共產主義者都認為通過勞動能重新改造自然，使其完全用來造福人類
社會主義偏好大型計劃，特別是蘇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表面上這是為了實現規模經濟，但也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宣傳策略，最後則是自我終結。這種有如巨人症的現象，最著名的影響反映在建築與雕像上，但在工業、森林與農業上也可以看得出來。蘇聯常興建巨型工業區，例如諾裡爾斯克與瑪格尼托哥爾斯克（Magnitogorsk），但這也造成污染的集中。由於蘇聯第一次推行五年計劃時（1929—1933年）遭遇木材短缺，數百萬名囚犯與集合農場工人被送到森林，以便盡快砍伐林木。結果森林砍伐與侵蝕造成伏爾加河沙洲堆積，這條蘇聯主要的水路交通因此受限。[17]在集體化農業方面，他們不只設立了大型農場，還有一望無際的廣闊農田，規模超過達到機械化效率所必須的水平。這造成了極度嚴重的風蝕與水蝕現象。[18]這種巨大畸形現象，再加上馬克思信徒對征服自然的狂熱，導致鹹海逐漸死亡、全球最大人工湖與全球最大水壩的興建，還有無數以「修正大自然錯誤」為目標的大型計劃。[19]
至少在鞏固權力之初，共產主義也同樣抗拒科技創新。由於五年計劃具有固定的生產配額，蘇聯與東歐工廠領導人根本沒有餘力測試新科技。補貼能源價格讓蘇聯與東歐的工業僵化，以至於1990年大部分鋼鐵廠仍在使用平爐式（open-hearth）製作工藝，而這種19世紀的發明，在日本、韓國與西方國家早已被取代。政治體系妨礙了去碳化與去物質化（指以低碳替代方案取代高碳產品及活動），最後讓蘇東國家成為一個消耗大量能源且污染密集的煤炭城經濟，而這個現象也推動了終結蘇聯集團。
渴望成為20世紀普世信條的共產主義，在追求經濟增長時敗下陣來，成功的卻是另一種更具彈性且誘惑力的宗教。資本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事實上這幾乎涵蓋所有人，包括共產主義者，膜拜的對象是相同的，因為經濟增長掩飾了大量的罪惡。只要經濟持續增長，印度尼西亞人與日本人就能忍受無止境的貪腐；蘇聯人與東歐人容忍粗暴的國家監控；美國人與巴西人接受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為了經濟增長的利益而保留社會、道德與生態弊端，的確，贊成這種做法的信徒主張，只有提高增長率才能解決這些弊端。經濟增長幾乎在世界各地成為不可或缺的意識形態。這是如何形成的？
這種類似宗教的全國性風潮，早在幾個世紀前便已扎根，至少在古代中國與重商主義時期的歐洲是如此，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過後才大獲成功。在大蕭條造成的紊亂之後，這股追求增長的狂熱，就像外來入侵者闖入並破壞生態系統，在全球各地意識形態的田地上進行殖民：這就相當於心智上的穴兔。大蕭條後，經濟理性戰勝了安全以外的所有顧慮。承諾帶領大家找到聖盃的人都成了神。
圖為1955年蘇聯南部克拉斯諾達爾（Krasnodar）地區的列寧集體農場（Lenin Collective）。克拉斯諾達爾曾經是庫班哥薩克人（Kuban Cossacks）的家鄉，擁有肥沃的大草原土壤，是20世紀一大穀物產區。20世紀30年代蘇聯實施集體化農業後，機械化與意識形態的承諾結合起來，鼓勵設立大型露天田地的農場，但這也因此相當容易受到風蝕影響。有坦克式履帶的拖拉機在泥濘的田地上相當有用
這些人都是經濟學家，其中多為英裔美籍學者。借由刺激並管理美國與英國的經濟，他們幫助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贏得勝利。美國在1945年之後成為國際霸主，確保美國的觀念，特別是在美國最為成功的經濟觀，將廣為各國所接受。同時蘇聯則在其地緣政治勢力範圍內改變路線，提供一種由工程師而非經濟學家所管理的增長熱潮。
終結大蕭條與管理戰時經濟的成就，各界都歸功於美國經濟學家。在1935—1970年，他們獲得了極高的聲望與權力，似乎只要稍微調整財政與貨幣政策，就能操縱需求進而將失業率降至最低。他們進入了權力中心與學術界，在本國與海外建言獻策，在世界各地訓練出大批跟班，為知名雜誌撰寫專欄，抓住每個可以散播學說的機會。他們的神話地位導致各種教派出現，但在基本教義上看法相同。他們的觀念相當適合許多社會的政治與社會形勢，因而被視為正統。這一切關係重大，因為經濟學家思考、寫作與為問題提供解藥的方式，完全無視大自然的存在。
這一點相當特殊。早期的經濟學家，尤其是像托馬斯·馬爾薩斯牧師（Reverend Thomas Malthus，1766—1834年）與傑文斯（W.S.Jevons，1835—1882年），都極力將自然列入考慮範圍。不過隨著工業化、城市化與服務業興起，到了1935—1960年，經濟理論成了沒血沒淚的抽像概念，其中自然不過是裝滿可利用資源的倉庫，甚至比這還不如。自然不會進化，在受到扭曲時也不會抽搐或調整。一度黯淡的經濟學成了令人振奮的科學。1984年一位美國經濟學家興高采烈地預言經濟將增長70億年，直到太陽滅絕才會停止。連諾貝爾獎得主也可以說出「事實上，這個世界沒有自然資源也過得下去」這種話，而完全不會損及自身聲譽。[20]有很多極端的言論被奉為圭臬。如果猶太教與基督教的一神論將自然排除在宗教之外，（大約1880年之後的）英裔美國經濟學家便是將大自然排除在經濟學之外。
如果我們的世界還有很多空曠土地、不受打擾的魚群與廣闊的森林，臭氧層保護層也健全沒問題，總的來說這股追求經濟增長的狂熱還是相當有用，有助於創造一個更擁擠、壓力更大的世界。儘管失去了生態緩衝，其實質代價越來越高，但意識形態鎖定還是同時主宰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沒有一個知名的經濟學派能夠解釋自然資產的貶值。真正的異端，也就是那些挑戰經濟增長的基本目標，並尋求生態系統價值認同的經濟學家，直到20世紀末仍被視為局外人。[21]經濟思潮並未隨著它所造成的局勢變化而調整，因而仍具有正當性，並間接造成了大規模且快速的生態變遷。將經濟增長列為壓倒性的優先，絕對是20世紀最重要的觀念。
大約自1880—1970年，知識界聯手否定大規模環境變遷正在發生。當經濟學家忽視自然，生態學家則是假裝人類並不存在。他們並未讓人類事務的不確定性玷污他們的科學，而是挑出原始地區來監控其能量流（energy flow）與人口動態。結果當然就是沒有任何政治、經濟或是生態上的衝擊。
環境觀念
相較於20世紀的主流觀念，環境思潮在1970年前並未受到太多重視。像美國的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年）這樣尖銳的觀察家，針對森林、野生動物、土壤與生物地球化學流（biogeochemical flow）的變遷發表意見。[22]對於地球資源耗盡的恐懼，雖然長久以來都未應驗，但還是引發哀悼與警示。不過這些觀念的信徒有限，實際上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環境思潮只吸引了社會上一小部分人。到了1910年，西方世界幾乎每個角落都有小型的自然保護社團。可以說是孤立於經濟用途之外的自然保護區與國家公園，在1870年之後開始崛起，最早始於澳大利亞與北美，因為這些地區在原住民與美洲印第安人幾乎完全消失後，空出了大片土地。這種做法在各地引發倣傚，但大部分國家的保護區與國家公園都很小，以配合現有的經濟活動。因此，這些計劃鮮少真能讓環境變遷的動能趨緩。不管這些觀念如何健全、說得如何漂亮，仍然無法切合時代的需求。[23]這個現象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產生變化。
20世紀60年代是個動盪的時期。從墨西哥到印度尼西亞，從中國到美國，廣為接受的見解與當局政府都受到猛烈的攻擊。在這些激烈情勢所孕育出來的眾多觀念與運動當中，有兩種最為長壽：女性平權與環保主義。環保主義（簡單定義為：認為人類應該與自然和平共存而非征服自然）成功背後有許多原因。在工業國家，污染的負擔與危險化學物質已快速累積了數十年之久。財富累積（並通過福特主義散播）的程度，足以使多數人民有能力擔心金錢以外的事物。就某種意義而言，工業國家在1945—1973年這段時期的經濟增長，引發了自身在環保主義方面的對立。[24]
1962年，曾為政府生物學家的蕾切爾·卡遜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來抨擊美國濫用殺蟲劑。通過這本書、其他著作與1962—1963年在媒體的高曝光率，她帶動了美國人對於殺蟲劑與環保方面的關注。如果提到美國現代環保主義的先驅，絕對非卡遜莫屬。本圖攝於1963年，數月後她便因癌症過世
成功的觀念，需要好的溝通者才能讓各界廣為接受。環保主義最有效率的一位催生者，就是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1907—1964年）這位文筆犀利的美國海洋動物學家。她在美國漁業管理局工作時開始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其中大部分與海洋生物有關並獲得廣大讀者的迴響。1962年她大力抨擊任意使用殺蟲劑的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問世，將農藥公司比喻為文藝復興時期愛好下毒的博吉亞家族（the Borgias）。這為她招來指責，化工廠商與美國農業部都批評她是個歇斯底里且不懂科學的女人。相關爭議讓卡遜與惡意批評她的人在1963年登上全國性電視節目。但她所提供的科學信息——主要有關DDT及其他殺蟲劑對鳥類的毒性——多半相當合理，所傳達的信息也相當成功。在極具影響力的雜誌《紐約客》上連載後，她的書成為被翻譯成多種語言的暢銷書。不顧美國農業部反對，肯尼迪總統在政府召集專門小組以調查殺蟲劑問題，得到的結果也與卡遜的說法一致。後來還有小學以卡遜命名，她的肖像也被印在郵票上。[25]
如果換個時代，卡遜的觀念可能會遭到忽視。[26]相反地，她以及數百名像她一樣的人，啟發了許多人的追隨與倣傚。數百萬人這才發現，他們早已熟知的污染，其實是不必要且無法忍受的。1970年地球日（Earth Day）活動動員了大約2000萬美國人，集會抗議對大自然的破壞。到了20世紀80年代，各界對熱帶雨林砍伐、氣候變遷與臭氧層稀薄的焦慮，進一步刺激了環保主義興起（並增加了新的焦點）。1990年地球日吸引了140個國家共2億人參與。具有全球性影響力的美國流行音樂，也把環境列為曲目的主題。[27]希臘東正教（伊斯坦布爾）牧首（Greek Orthodox Patriarch）等宗教領袖也擁抱環保主義，某些基要派宗教團體亦然。[28]大科學（Big science）與出資政府的觀念也改變了。聯合國在1971年發起「人與生物圈」（Man and the Biosphere）研究計劃，到了1990年大部分富國都已經成立全球變革科學計劃。到了1998年，這些計劃加起來成了史上規模最大的研究計劃。[29]
在1960—1990年，發生了一個重大且可能撼動（或者拯救？）地球的轉變。長久以來數百萬人視為只適合用來排水的沼澤，現在成了值得保存的濕地。狼從過街老鼠變成了高貴的野生動物。一度被認為將帶動豐饒未來的核能，在政治上已變得完全不能接受。污染不再是工業化財富的象徵，而是危害自然與社會的罪行。人們開始產生這些觀念，只是強調的重點與承諾的程度不同。根據這些觀念所發起的運動分歧相當大，但在觀念的轉變這點上卻是一致的。成套包裝的觀念被證實相當成功，以至於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石油公司與化工廠開始授權並指示公關人員塑造新的「綠色」形象。儘管此一轉變的誠意一直為人們所質疑，但這種有如遮羞布的做法，顯示環保主義已經降臨到意識形態領域。這股大規模的知識與文化轉變始於富國，但在世界各地都冒出頭來。環保主義有許多方面，各有其不同主旨與議題。只要相關問題遭到系統性壓抑——蘇聯集團有些國家將生態數據視為國家機密——很快就會帶動推翻政權的行動。像印度這樣貧窮的國家，活躍的環保團體自1973年開始興起，到80年代開始聯合起來。在貧窮國家，環保主義通常與水源、魚類或森林相關的社會抗爭糾纏在一起，和大自然或自然保育的關係不大。1997年一項調查發現，人民最有意願放棄金錢來抑制污染的國家為印度、秘魯與中國。[30]這股新潮流需要等數十年後才能看出它的完整意義，甚至數百年都有可能。[31]
國際政治與戰爭
就如同觀念一般，政治上也是如此。環境變遷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在偶然且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明確而有意識的環境政治雖在1970年後影響力日增，卻仍須在傳統政治的陰影下運作。不論從國際或各國的角度來說均為如此。
對安全的焦慮與對環境的冷漠。20世紀國際體系最主要的特色，就是高度動盪不安的狀態。以過去幾個世紀的標準來說，經濟大國與人口眾多的國家做生意時往往會想到戰爭，尤其是1910—1991年。兩次世界大戰都相當耗費心力。因為只要毫無準備，就必須付出代價，停戰期間各國對安全的焦慮升高，尤其是冷戰期間（1945—1991年）。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與社會有很強烈的動機來擴大軍事力量、針對經濟進行工業化（與軍事化），到了1945年後則是發展核武器。套用進化論者的語彙來說，國際體系違反生態節制，嚴格地選擇了基於短期安全考慮所主宰的政策。
對安全的焦慮，在環境方面造成了無數的衍生物。1870年法國戰敗後，軍隊被授權保護法國東北部的公有與私有森林，用來重新設立邊境防衛系統，沿著防禦穩固的狹長廊狀地帶引開德國入侵者。（1914年德國再度入侵時是借道比利時）。許多情勢緊張的邊界因為禁止一般人類活動，而成了名副其實的自然保護區（例如保加利亞、希臘、韓國與朝鮮之間的非軍事區，以及伊朗、蘇聯）。但其他邊境地區成了密集屯墾等行為的目標以確保主權，後來更遭遇大規模的森林砍伐，例如巴西與厄瓜多爾境內的亞馬孫雨林。許多國家優先考慮地緣政治，修建道路與鐵路系統，像沙俄時期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希特勒的高速鐵路（autobahns）、美國州際公路系統，以及巴基斯坦與中國之間的中巴國際公路。這樣的大型運輸系統免不了會影響土地利用模式。土地利用有時會遭到刻意變更以利於軍事運輸。1921年以前，英國人便在印度利用灌溉開闢大片草地以飼養馬匹供印度軍隊坐騎。[32]
安全焦慮所引起最嚴重的環境效應，通常來自軍事工業設施的建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很明顯可以看出，軍事力量中最主要的成分除了年輕的士兵之外就屬重工業了。馬匹與英雄主義已是過去式。20世紀所有強國都鼓勵生產軍火、船隻、卡車、飛機及核武器。
相較於核武工業，軍事工業設施無論在補貼、免受公眾監督與影響環境範圍方面均未有更多優遇。至少有9個國家建立了核武庫，不過只有7個國家被公認（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俄羅斯、中國、印度與巴基斯坦）。以色列與南非發展了核武器，但假裝沒這回事。
美國大約在3000個地點設有武器設施。它製造了數千枚核彈頭，其中有超過1000枚已做過測試。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哥倫比亞河畔的漢福特工業區（Hanford Engineering Works），它坐落於華盛頓州中南部廣大乾燥地帶的大規模炸彈工廠。這座工廠設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投到長崎的原子彈就是在這裡製造的。接下來50年間，漢福特釋出了數十億加侖的放射性廢棄物到哥倫比亞河，還有更多不慎洩入地下水中。1949年蘇聯引爆首枚核彈後不久，美國人就在漢福特進行秘密實驗。來自蘇聯核試驗的輻射落塵，引發各界質疑蘇聯能夠多快處理鈽物質。為此美國官員決定使用「新鮮」的鈾（green uranium，也就是離開反應堆不到20天），來測試他們對蘇聯相關實驗的假設。這個被內部人員稱為「初次試車」（Green Run）的秘密實驗，釋放了將近8000居裡的碘—131，下風地區因此測出超過當時認定為可容忍劑量的80～1000倍的輻射。1986年漢福特成為美國第一個公佈武器生產造成環境影響相關文件的核武設施，當地人才得知曾經發生這些事件。這次測試顯示出，在冷戰期間對安全焦慮的影響下，美國人在環境方面所採取的貿然態度。[33]
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在環境上造成更嚴重結果的是廢棄物。冷戰在最為激烈的時期，廢棄物是留待未來再去顧慮的問題。半個世紀的武器生產在全美留下了一個大爛攤，其中包括數千萬立方米的永久性核廢料。清理其中一部分便預期要花上75年，成本在1000億～10000億美元之間，是史上最大規模的環境整治計劃。完全清理是不可能的，光是漢福特一地就掩埋了超過半噸的鈽。[34]
蘇聯的做法更為大膽。他們的核武計劃始於斯大林，當時他希望盡早研發核武器，不管這會對人類或環境帶來何種代價。正好蘇聯的計劃經濟（command economy）對此相當擅長：不出幾年大型核武器設施便從無到有。蘇聯製造了大約4.5萬枚核彈頭，1949—1991年引爆了大約715枚，地點多為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位於現在的哈薩克斯坦）以及北極的新地島（Novaya Zemlya）。他們使用核爆來製造水庫與運河，並用來開闢礦井。在1972年與1984年，蘇聯引爆了三枚核彈，試圖開採出含有（製造肥料用的）磷酸鹽礦石。他們將許多核廢料傾倒至海中，其中又以北冰洋最多，有些甚至倒在淺水海域。他們讓無法運作的核潛艇沉入海中。全球已知的核反應堆事故，多半發生在以阿爾漢格爾斯克（Archangel）為基地的蘇聯北海艦隊（Northern Fleet）。
蘇聯只有一個廢棄核燃料處理中心，位於西伯利亞西部鄂畢河上游的馬雅克（Mayak）核設施，而這裡也是目前全球放射性最強的地方。它累積了26噸的鈽，是漢福特總量的50倍。從1948—1956年，馬雅克核設施將放射性廢棄物傾倒至捷恰河（Techa River）。捷恰河是鄂畢河的一條支流，也是附近一萬至兩萬人口唯一的飲用水源。1952年後，馬雅克核設施最危險的廢棄物都裝在儲存槽裡，但1957年其中一座爆炸，造成鄰近地區落下2000萬居裡的輻射，大約是切爾諾貝利事件釋出輻射劑量的40%。1958年後，液體廢棄物開始儲存在卡拉恰伊湖（Lake Karachay）。1967年一場乾旱造成湖底放射性淤積物暴露在大草原的強風下，造成的落塵輻射量為廣島原子彈爆炸的3000倍，相當於比利時的面積，有50萬名不知情民眾受害。到了20世紀80年代，只要站在湖邊一小時就能受到致命劑量的輻射〔每小時600倫琴（roentgen）〕。蘇聯最高蘇維埃核安全分委會（Supreme Soviet』s Subcommittee on Nuclear Safety）前任主席亞歷山大·潘亞金（Alexander Penyagin）認為馬雅克的情況相當於100個切爾諾貝利事故。因為核設施太龐大且相當隱秘，因此沒有人知道蘇聯核污染的程度究竟為何。設施多半在蘇聯末期關閉，但問題還在，而俄羅斯也沒有足夠財力進行清理。[35]
所幸，英國、法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南非（以及少數其他幾個）等國核武計劃的致命殘餘物，還不到超級大國的規模。[36]從整體來看，這些計劃不止將管理廢棄物責任的負擔加諸後代子孫身上，1940年之後全球所使用的商業能源中，也有將近1/10用在這方面。[37]未來歷史學家必須費盡心力對後代解釋，是冷戰時期的焦慮，導致盡責的官員准許以馬虎的方式生產核武器並處理廢棄物。
戰爭與環境 以戰爭之名所造成的環境破壞，比戰爭本身所導致的還要嚴重。20世紀多的是長期戰事，但大部分與戰事本身相關的環境變遷其實都很短暫。1944—1945年轟炸機幾乎將柏林與東京大部分地區夷為平地，但兩個城市都在10～20年間迅速恢復。美國轟炸機在越南炸出大約2000萬個彈坑（1965—1973年），但這些坑洞多半都被植被覆蓋，有些後來還被當作魚池。[38]中國全面抗日戰爭期間（1937—1945年），國民黨為了阻斷日軍前進，在1938年破壞了多處黃河堤防。這可能是損害環境最為嚴重的一次戰爭相關行動，造成數十萬中國人民（與數千名日本人）溺斃，三個省份內數百萬公頃農田損毀，並淹沒11個城市與4000座村莊。但存活下來的中國人民，在短短幾年內便修復了所有損壞的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加裡波利（Gallipoli）西部前線戰事緊張，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與蘇聯在戰鬥上所採取的焦土政策，都各自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傷害。但通過大自然作用不懈，即使是發生過最激烈戰鬥的地點，戰爭所留下的痕跡也都逐漸被掩蓋，並逐漸融入四周的鄉村景致，除了那些刻意保留為戰場遺址的地點。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伊拉克軍隊燃燒石油造成火光點亮夜空，並將石油倒入深度不深且生態豐富的波斯灣。燃燒的油井被蓋上後，空氣污染在幾個月內便逐漸散去，不過海洋生態花了好幾年才逐漸恢復。戰事所造成的環境變遷多為短暫，海灣戰爭可以稱得上是個特例。[39]
像中國這樣由灌溉工程支配環境的地區，最容易受到戰爭摧殘，森林砍伐也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復原。旱地農業很快就能從戰爭中恢復，平均大約在三年以內。草原與草地需要的時間稍微長一點兒，可能得花上十年。但森林就需要一到三個世紀。幾個世紀以來砍伐森林一直是戰爭的特色，像愷撒就焚燒了高盧森林。20世紀著名的游擊隊戰術，森林砍伐就扮演了異常重要的角色。許多發生在非洲與東南亞的殖民地抗爭也牽涉到游擊戰。冷戰期間，許多發生在非洲、亞洲與中南美的代理人戰爭（proxy war）亦是如此。游擊隊必須找地方躲藏，而森林提供了絕佳的掩護，因此反游擊軍隊就會破壞森林。有時游擊隊也會破壞森林，多半是針對握有強權或合法軍隊所發動的縱火行動。
20世紀科技讓森林砍伐比威廉·西澤·捨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年）時代更加容易。法國在裡夫戰爭〔1921—1926年，摩洛哥柏柏爾人（the Berbers）起義對抗西班牙與法國殖民強權〕時率先使用燃燒彈轟炸森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以噴火器發射的凝固汽油彈（napalm）首次出現，希臘內戰期間（1944—1949年）證實它對破壞森林覆蓋相當有效，後來也成為美國在越戰中所使用的主要武器之一。20世紀50年代馬來西亞發生暴動後，英國開始使用化學落葉劑。美國人也在越南大量使用這種化學藥劑〔例如橙劑（Agent Orange）〕。始於1979年的阿富汗戰爭中使用了各種高科技落葉劑。上述以及其他上百個類似案例，是戰爭造成持久性生態影響的其中幾例。[40]
除了戰鬥，戰爭相關事務也造成其他的生態影響。在威內托（Veneto）阿爾卑斯山的喀斯特石灰岩地區，第一次世界大戰軍火垃圾場中的銅流入了地下水。80年後有些溫泉簡直成了「小型銅礦」。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對小麥的需求，導致美國西部大平原大約600萬公頃（面積相當於西弗吉尼亞州或斯里蘭卡），還有加拿大大草原省份更多的草地轉為耕地。這助長了20世紀30年代的沙塵暴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消耗了國內大約半數的森林。戰爭期間美國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建造自由輪（Liberty ships），每艘只需短短11天，由於過程中必須耗費大量電力，因此成為在哥倫比亞河上增建水力發電大壩的理由（20世紀30年代末已興建兩座大型設施）。瘋狂提高食物、燃料、礦物與其他資源產量的做法，也在每個參戰國導致嚴重的生態干擾，正如道路與鐵路興建所帶來的結果。近年來，老撾與緬甸東部內戰中的好戰分子，則授權泰國伐木公司砍伐他們勢力範圍內的森林，以取得活動經費。[41]
借由壓抑正常經濟活動，戰爭會暫時降低部分的環境壓力。儘管潛水艇戰有深水炸彈與石油外洩的問題，但因為戰爭期間漁船不得出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北美魚群總算得以恢復平靜的日子。至少在歐洲與日本，工業排放也因為煤炭短缺與工廠遭到破壞而趨緩。伊拉克在科威特沙漠埋設的地雷讓人不敢接近，20世紀90年代當地動植物生態也因此恢復。[42]戰爭對環境有其衝擊，偶爾相當嚴重但通常稍縱即逝。更嚴重的變遷，則是來自工業戰爭不顧一切後果的備戰與動員。
帝國主義、去殖民化與民主化 國際政治乃通過戰爭以外的手段進行。在此我將簡短就兩方面討論：首先是帝國主義與去殖民化，接著為民主化。20世紀初期，俄國、日本、美國，尤其是西歐列強都開始擴張帝國勢力。這通常會牽涉到既有人口的遷移，就像南非與阿爾及利亞的例子。殖民強權將地方經濟重新調整為礦業與伐木導向，還有棉花、茶葉、花生或劍麻（sisal）出口單一作物栽培。通常這些改變都是不加考慮而強行加諸環境的後果：唯一的目標是讓國家與實業家獲利，並確保宗主國隨時能取得戰略性礦產。到了20世紀40年代，法國與英國將馬裡轉向棉花種植以及將坦噶尼喀（Tanganyika）改生產花生時，至少還宣稱將地方利益放在心上。但由於忽略生態，它們還是在馬裡的尼日爾河彎道地帶造成鹽化現象，坦噶尼喀中部邊緣地帶也變成毫無用處的硬土層。[43]
令人意外的是，去殖民化後上述現象改變不大。新的獨立政權往往延續前朝的經濟政策。在加納、蘇丹與印度這些地方，可以增加聲望的大型計劃，接續了殖民地時期對環境的操控。經濟較弱的政權（例如印度尼西亞、巴布亞新幾內亞與科特迪瓦）經常不顧環境衝擊，快速廉價出售木材與礦物。許多統治者通過政變上台，自然想要在被下一個軍事領袖取而代之以前，讓利益落袋為安。蘇聯中亞地區去殖民化後，扼殺鹹海的水利系統並未因此改變。環境事務就像許多其他方面一樣，獨立後改變的不過是換個國旗而已。
民主化就是另一回事了。20世紀70年代全球民主化浪潮席捲希臘與伊比利亞半島，80年代是拉丁美洲與東亞，90年代則輪到部分東歐與非洲國家。部分國家的環保抗議行動適度地協助了破壞獨裁者（例如智利）以及社會主義政權（波蘭）的正當性。這些政權過去一直鼓勵高污染經濟模式，為了追求國力與經濟增長，不顧生態影響而任意開採資源。這些國家通常嚴格管控生態相關信息。民主化破解了這些政權對信息所享有的控制權，讓所有環境問題得見天日。由外國人士、軍方或特定工廠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常被拿出來討論，有時也獲得解決。因為一般民眾消費模式所造成的問題，常因民主制度而更加惡化，像東歐與俄羅斯就為鼓勵私有車輛而減少公共運輸補貼。此外媒體只注意特定種類的環保問題，通常是像工業災害或核議題等會引發極度恐慌的事件。土壤侵蝕或喪失生物多樣性這類進展緩慢的危機仍然藏在暗處，不但對媒體與公眾來說都沒有吸引力，對只著眼於下次選舉的政客來說更是完全不相干。民主制度下往往會產生自有特色的環境。[44]
印度第一位總理尼赫魯，將印度的未來規劃為全球經濟中的工業發電廠。他希望1947年印度自英國獨立後，能借由國家扶植工業化來脫離貧窮與弱勢。這股野心延伸到農業，尼赫魯希望以機械化與大規模灌溉工程帶動農業現代化。就像許多剛剛擺脫殖民化的國家領袖，他希望盡快彌補殖民統治時期的損失。圖為1949年尼赫魯在芝加哥考察國際收割機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由該公司的萊雪斯（R.H.Reishus）帶路參觀一處拖拉機工廠的情況
上述所有20世紀國際政治的浪潮——安全焦慮、帝國主義、去殖民化、民主化，以及影響程度可能較小的戰爭——都深深塑造了20世紀的環境史。由這些浪潮所造成的環境變遷，幾乎都是為了政治及其他目的所設計之政策下不經意造成的後果。與此同時，各國也協商出數百件環保協議，替未來一個可能相當鬆散的環境治理機制埋下種子，但前提是塑造了20世紀的安全焦慮必須先行解除。
環境政治與政策
相較之下，以環境考慮作為有意識因素的政治與政策，效果尚佳。就這點來說，環境政治與政策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開啟。在這之前，地方性、國家與國際法規和條約規範了某些方面的污染、土地利用、漁業與其他議題。煙害防治條例至少可回溯到700年前。英國針對特定污染源成立管理單位，就是1865年的化學鹼調查組織（Alkali Inspectorate）。但這都沒有經過協調，每個特定案例都有特定的政策與法規。[45]在國際方面，鄰國間不時會同意限制捕魚或用水。1911年一項多邊協議禁止在白令海普裡比洛夫群島（Pribilof Islands）獵捕海狗。1865—1900年，俄國、日本、加拿大與美國獵人幾乎讓海狗絕跡。1916年以前美國與加拿大達成多項野生動物保護協議。[46]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餘波之一就是出現許多國際組織，其中也包括一些環境相關團體，像是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其他組織則在沒有明確焦點的狀況下進行環境規範，例如國際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成立於1945—1948年。但並沒有像這樣處理環境問題的整合性政策與政治風潮。這個現象到20世紀60年代，因全球思潮動盪帶來直接影響才有所改變。
20世紀末的環境政治與政策中，可看出兩個約略不同的時期。第一個時期始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持續到70年代末。在這個時期中，富國興起了環境運動與（某些案例中）相關政黨。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新西蘭價值黨（Values Party），是第一個公開宣揚環保的綠黨，但並不成功：大約15年後就分裂並淪為新西蘭政治的邊緣政黨。環境運動主要聚焦在污染議題，但也關注對資源耗竭的恐懼，尤其是在1973年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採取行動後。各國政府設立負責整體環境保護的新單位以為因應。瑞典（1967年）與美國（1970年）率先行動：儘管（1972年）已於斯德哥爾摩首次召開國際環境會議，國際合作機制仍效果不彰。這導致聯合國環境署的誕生，總部則設於內羅畢。
第二個時期始於大約1980年，當時窮國成立了自己的環保單位，其中多半屬於部會層級。在尼日利亞或蘇聯等許多案例中，環保法令與政策只是紙上談兵。像安哥拉或阿富汗這些國家戰爭不斷，代表連紙上談兵都不可能。但在印度、巴西、肯尼亞等地，草根性的環保運動開始萌芽，且通過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或官方渠道影響了國家政治。到了20世紀80年代，印度號稱有數百個環保團體，從扮演監督角色的科學研究機構——例如新德里的科學與環境中心——到主要由農村婦女所組成的聯盟，例如以阻止喜馬拉雅山脈伐木為主旨的抱樹運動（Chipko Andalan）。這些運動常由最易受薪柴短缺（幾乎每個地方撿柴都是女人與小孩的工作）、土壤侵蝕（在由女性耕田的地區，如非洲大多數地區與印度境內的喜馬拉雅山區）及水源污染（女性負責取水，並負責孩子的健康問題）影響的婦女所領導。致力於推動植樹的綠帶運動（Green Belt），即於1977年由肯尼亞全國婦女委員會成立。從1981年到1987年，此一運動均由萬加麗·瑪塔伊（Wangari Maathai）這位曾擔任獸醫解剖學教授的女性領導。通常這些草根環保運動都根植於農民抗議活動或其他社會抗爭。如果勢力夠強，這些運動就能獲得政府方面某種程度的妥協，反之則會強化權力中心反環保的態度，無意間讓精英階級將環保主義與顛覆及叛國劃上等號。綠帶運動後來證實勢力足以對土地政策產生影響，進而引發反彈：到了1993年此一運動在肯尼亞種植大約2000萬棵樹，但官方發言人極力譭謗瑪塔伊，政府的打手也不止一次毆打她。[47]
同樣在第二個時期，富國的環保政治則因為新的考慮而出現了新的方面：熱帶雨林、氣候變遷、臭氧層耗竭。在美國，一項以減少環保法規為目的的意識形態改革運動（約在1981—1984年）死灰復燃，裡根總統手下官員所發表的挑釁發言，成為環保團體招募成員的工具。[48]美國在環保創新制度與規劃方面的領導地位由北歐國家取代，尤其是荷蘭，後來則以日本領先。綠黨開始登上政壇，甚至進入部分國家的國會（例如1983年的聯邦德國）。1998年德國綠黨參與了聯合政府，其成員甚至擔任部分重要部長級職位。歐洲人根據法團主義（corporatist）傳統（也就是政府、企業與勞工團體經長期協商後達成協議），率先針對環境節制實施共識政治（consensual politics）。尤其是荷蘭，1989年起便達成一項整合性的全國環境計劃，以駕馭主要部門與特殊利益團體抵抗生態謹慎性原則的權力，例如農業綜合企業（agribusiness）。[49]
萬加麗·瑪塔伊
第二個時期的特色是前所未見的國際合作。像酸雨或臭氧層耗竭這樣區域性與全球性的問題，需要新的負責機構、協議與約束機制。裡根政府起初採取盡可能破壞的態度，但發現無論是在國外或國會內部盟友都越來越少。1987年（請見上文）美國國會協助逼迫世界銀行建立環境意識。同年，由聯合國贊助調查環境與經濟發展關係的布倫特蘭報告（Brundtland Report），四年後所發表的成果，為環境規劃、約束機制與生態可持續發展的雄心提供了知識性的基礎。蒙特利爾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1987年）與後來的協議，證明了立意良好的科學與外交有極大貢獻。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簽署了數千項國際環保協議，其中許多效果顯著。樂觀的觀察家認為，這種新成立的「全球性治理機制」可以解決全世界的跨國環保問題。[50]
自1967年起，上述所有現象為富國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在技術與政治上最為簡單的環境問題的確大幅減少。工業廢水被淨化，造福了萊茵河、北美五大湖等地；二氧化硫排放減少；含鉛汽油走入歷史；城市下水處理系統獲得改善。整體而言，來自單一機制或來源的問題都能成功解決。至少在初期，地方性的解決方法只會將惡果導向其他地方，例如加高煙囪。更具系統性的解決方法，有時在特定任務上相當成功，但同時也會加重其他問題。用來控制煙囪微粒排放的洗滌塔（scrubber）會使酸雨更加嚴重。其中最嚴重的是那些源於公民行為或不同來源的問題。舉例來說，來自車輛廢氣與有毒農場徑流的一氧化二氮，便在北美與歐洲持續增加。
除此之外，在大部分的富國中，某些勢力龐大的產業通過不斷發動訴訟，或控制具有決定權的政府部門，成功地抵抗了環保法規。這讓運輸、能源與農業綜合企業無法進行真正的改革，而它們所造成的無數環保衝擊也幾乎完全沒有緩和。美國汽車業的反抗，成功地抵制了燃料效率標準。德國煤炭工業得以保留巨額補貼。加州農業綜合企業用水的價格低到不行。影響環境的重大決策，往往仍是重要政府部門——貿易、財政、工業、農業——而非環保單位的職權。
環境政治的可能性，也在國際層級面臨局限。雖然20世紀80年代末期後美國更遵守國際協議，但還是努力讓這些協議不會影響到自己。1992年里約熱內盧所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美國明確表示該國的「生活方式」沒有商量的餘地。其他國家的立場也差不多。日本後來也頑強抵抗捕鯨禁令（挪威也是）及象牙交易。沙特阿拉伯與其他產油國反抗碳排放相關協議。巴西堅持有隨心所欲開發亞馬孫雨林的權利，不論焚燒全球最大雨林會有什麼後果。印度與日本拒絕加入蒙特利爾議定書，以及之後與破壞臭氧層的氯氟碳化合物相關之協議，並堅拒為了它們自己或者全球環境的利益，而在工業發展方面有所妥協。在面對本國環保法律與富國接軌的壓力時，墨西哥與其他許多國家都採取抗拒態度：法令（或執行）較為寬鬆的國家，跨國企業也一定更願意投資設立新的鋼鐵廠與化學工廠。雖然20世紀末的國際環境政治圈中有許多斷層帶與聯盟，最主要的分野還是在窮國與富國之間。也許不盡符合地理現實，但還是可以稱之為南北對立。1992年的里約熱內盧會議就是這種對立的實例，而其中最棘手的就是氣候變遷協議，直到1999年仍只達成一些不痛不癢的協議。
簡而言之，無論是1970年之前還是之後，姑且不論好壞，真正的國際或各國環境政策都是傳統政治與政策不經意所造成的邊緣效應。撒切爾夫人通過破壞工會制度的政治力量，趕走了煤炭工業，英國因此得以在1985年後降低硫排放量。農場補貼（尤其是在日本與歐洲）助長並維繫了依賴化學品的農業模式，並造成高密度的豬群與牛群數量，進而導致有害的後果。[51]蘇聯與中國的政策降低了中亞遊牧民族的行動能力，使得過度放牧與沙漠化的現象更加惡化。[52]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集體化政策與「文化大革命」，破壞了原本鄉村對婚姻與生育所加諸的限制，引發了後來自20世紀80年代起造成各方面多重環境危機的嚴重嬰兒潮。[53]中國的集體化制度也引發坦桑尼亞倣傚，也就是20世紀70年代的「村莊化」（villagization）。這是非洲史上最大規模的重新安置計劃，並導致深刻的環境問題。[54]即使在環境政治與明確環境政策的年代，真正的環境政策都是源自其他顧慮，反而是傳統政治對環境史有較大的影響。[55]
結論
人類為自己所建構的大規模社會與意識形態系統，往往會為環境帶來嚴重的後果，其程度並不亞於對純粹人類事務的影響。在20世紀各種觀念、政策與政治結構的漩渦中，對生態最具影響的，可能是對經濟增長的迫切以及對安全的焦慮（兩者並非毫無關聯），而這兩者也主宰了世界各地的政策。兩者都反映知識界與政治界相當脆弱的特性，兩者也都在20世紀的想像與機制下站穩腳跟。兩者都與人口、科技、能源與經濟整合等同步趨勢與軌跡相符合，尤其是對經濟增長的迫切。的確，成功（也就是廣為接受）的觀念與政策必須符合這些趨勢。
事實證明，與專制社會比起來，開放社會中的本國政治比較能針對擾民的環境問題做出回應。這種現象在1970年後特別明顯，但人民所期盼的生態謹慎原則，明顯有其限制。不管是何種政治系統，從地方到國際所有層級決策者，面對急迫危險（與機會）時都會迅速反應，但面對微妙而漸進的環境困擾時則不然。可能發生經濟蕭條或軍事戰敗所引發的關注，是污染、森林砍伐或氣候變遷所不能及的。增加就業、提高稅收與增強軍力都具有即刻見效的要求，這也是潔淨空氣或生態系統多樣性所比不上的。
然而事情到1970年出現了新局面。相互聯結且通常互相支持（並同步進化）的社會、意識形態、政治、經濟與科技系統，也就是我們簡稱的工業社會，此時產生了許多運動，對這些看來正常的行徑的適當性與謹慎度提出質疑。這些運動中有些與工業社會對立，譴責科技、財富與大型組織。其他運動則要求更多與更好的科技與組織，並增加弱勢者財富，以作為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至今這些新的運動只對事件發展帶來溫和影響，但它們畢竟才剛起步。在毛澤東時期長期擔任總理的周恩來，是個相當老練的人，他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約180年後，被問到此一事件的意義時，他說這時評斷還為時太早。只發展了35年的現代環保主義亦是如此。
20世紀的環境變遷無論在規模、密度與多樣性方面都相當驚人，一定有多重且互為條件的起因。最重要且直接的原因，就是經濟活動暴增。其次就是能源利用與人口增長長期處於榮景。經濟增長之所以有其環境意涵，在於20世紀的科技、意識形態與政治歷史。這所有的歷史（以及更多我已省略的）相互影響，它們決定了環境史，並在某種程度上也由環境史所決定。
很少有人會停下來思索這複雜的關係。在追求生存與權力的過程中，以及利益與消費的喧囂中，一般人很少會想到自身行為或觀念所帶來的生態衝擊，會想到的統治者就更少了。即使1970年後環保意識倉促崛起，過於簡化且善惡二分式的神話，主導了公眾與政治論述。在這樣的情況下，環境成果就如同過去那樣，持續因為無意中帶來的後果而持續浮現。許多特定的成果都是意外產生。但人類造成的衝擊與影響日益增加，已是全面的趨勢，正如本書所述影響了無數層面。雖然是無心之舉，但主要還是受人類歷史軌跡所決定。未來該何去何從？
[1]這可能也代表贏家接收的速度較快，因此隨著時間、意識形態的轉變（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與政治變化）也發生得比較快。馬克思主義散播得比佛教、基督教，甚至是伊斯蘭教都更快。
[2]在《聖經·創世記》9：1–3中，上帝對諾亞及他的兒子們說道：「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裡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蔬菜一樣。」同樣地，《古蘭經》31：20說：「難道你們不知道嗎？真主曾為你們制服天地間的一切。」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解讀為允許人類挪用地球初級生產力？
[3]White 1967探究了猶太教與基督教共享傳統中有關環境的指示。Tuan 1968斷言東方宗教並未在中國歷史中遏止對環境的傷害。另見Asquith and Kalland 1997（有關日本宗教的環境影響）；Bruun and Kalland 1995；Hou 1997；Livingstone 1994；Toynbee 1972以及Zaidi 1981（主張伊斯蘭教對生態特別友善）。
[4]有關此一看法請見Ehrenfeld 1978、Merchant 1980與Opie 1987。
[5]一直要到大約1850年後，科學才有助於塑造科技。在此之前，科技變革主要來自對科學一無所知的技工。
[6]這些估計數字來自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由Prager 1993：61–2所引述。
[7]阿伯克龍比（Patrick Abercrombie），由Buller 1992：70所引述。
[8]Walter 1989.
[9]Groning and Wolschke-Bulmahn 1987a,1987b,1991；在此感謝丹尼爾·英克爾斯（Daniel Inkelas）介紹這本文獻給我。同時請見Nolte 1966：419–20；Rollins 1997。
[10]Kizaki 1938.
[11]墨索里尼也影響了意大利生態。他深信山羊這種動物不適合法西斯國家。在他統治期間（1922—1943年），山羊數量下滑1/3（McNeill 1992b：337–8）。希臘獨裁者揚尼斯·梅塔克薩斯將軍（General Ioannis Metaxas）在1939年針對森林發表了一次狂熱的演說（Metaxas 1969,2：214–9）。有關葡萄牙森林復育與薩拉查（Salazar）的獨裁，請見Brouwer 1995。羅馬尼亞的法西斯團體鐵衛軍（Iron Guard），則誓言要「捍衛山林不受破壞」（Bramwell 1989：162）。
[12]請見Weiner 1988 and 1999：355–73。
[13]引自Shiva 1991a：17及Guha and Martinez-Alier 1997：156。後者第8章內容是關於甘地的環境思考。
[14]Chesnais 1995：171–73,177–8。齊奧塞斯庫下台後，羅馬尼亞的孤兒院仍是人滿為患。
[15]有關民族主義與提倡生育，請見Ipsen 1996與Quine 1996。
[16]本段所引述摘自Ponting 1991：157–8（恩格斯與伯克洛夫斯基）、Manuel 1995：163（馬克思），以及Hillel 1991：294–5（查祖賓）。古巴革命中典型的共產主義者切·格瓦拉（Che Guevara）對他的孩子表示：「長大後要做個好的革命者。要用功讀書，以熟知能夠讓你主宰自然的技術。」（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19 October 1997：10所引述）
[17]Andreev-Khomiakov 1997：29–38.
[18]Oschlies 1985就此主題討論的保加利亞的例子。同時請見Ordos 1991；Jele.ek 1988,1991（有關捷克斯洛伐克）；Stebelsky 1989（有關烏克蘭）。
[19]引用語摘自Adabashev 1966：110–4，主張將鄂畢河導往南方，製造出一個比裡海還大的水壩，讓北極冰帽融化，進而使日本的黑潮轉向，並讓蘇聯遠東地區氣候更為溫暖。
[20]1974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索羅（Robert Solow），由Rees 1992：123所引述。上述有關長遠前景的預測來自朱利亞·西蒙（Julia Simon），由Dryzek 1997：48所引述。
[21]這些邊緣性觀念，也就是生態經濟學，Costanza 1997及Krishnan et al.1995均有列出。MartinezAlier 1987則討論了這個領域的開路先鋒。
[22]同樣出身愛荷華的埃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跟華萊士與博洛格一樣），在美國林業署工作，並著有《沙郡年記》（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年）。
[23]（西方）環境思潮概況請見Bramwell 1989；Corvol 1987（有關法國）；Deleage 1992；Glacken 1967；Graaff 1982（有關荷蘭）；Grove 1994；Hermand 1991與Ditt 1996（有關德國）；Pepper 1996；Teich et al.1997；Votruba 1993（有關捷克斯洛伐克）；以及Worster 1977。
[24]當然，環保主義本身也引發了對立說法：大意是說生態變遷其實微不足道或者相當自然，又或者是由於一些無須憂慮的原因所引起。
[25]Lear 1997是最近的一本傳記。卡遜的書可能是美國人所寫過最重要的一本書。馬漢上將（Admiral Mahan）針對海權的巨著，則是另一本足以角逐此一頭銜的作品。
[26]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確實如此：早在1946年就曾有人針對DDT的傷害提出警告（但說法較為模糊）。
[27]例如馬文·蓋伊（Marvin Gaye）、瓊妮·米切爾（Joni Mitchell，加拿大籍）、亞拉巴馬合唱團（Alabama）的歌曲。這些歌手涵蓋了美國流行音樂多種領域，包括都會靈魂樂、流行民謠與鄉村音樂。
[28]有關新教的綠化請見Oliver 1992。部分基要派基督教徒認為，讓上帝創造的生物滅絕是一種罪惡，因此支持生態保育。《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1 December 1996：108–9）曾檢討全球宗教與環保主義之間的關聯。
[29]或者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官員是這樣認為：1997年約有2000個科學組織進行全球變革研究計劃或監控活動。
[30]該調查由國際環境學調查公司（Environics International，位於多倫多）進行，由《華盛頓郵報》報道（Washington Post,22 November 1997：A15）。人民最支持將環保列為優先於經濟增長的國家為新西蘭、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亞與荷蘭。傾向程度最低者為烏克蘭、尼日利亞、波蘭與匈牙利。同時請見Guha and Martinez-Alier 1997。
[31]呂克·費裡（Luc Ferry）在一篇論文中（1995年）主張，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這種屬於環保主義之下的邊緣性運動，是首次針對300年前笛卡爾思想所提出的重大挑戰。深層生態學反對以人類為中心，認為所有生物形態、自然體系與自然現象均有其內在價值。
[32]有關法國森林，請見Amat 1993。有關亞馬孫雨林，請見Wood and Schmink 1993與Pichon 1992。有關美國州際公路系統背後動機，請見Lewis 1997與Gifford 1998。有關中巴高速公路，請見Ispahani 1989：145–213。有印度草地，請見Ali 1988。
[33]Gerber 1992.
[34]Fioravanti and Makhijani 1997；USDOE 1995.
[35]Cochrane et al.1993；Nilsen and Bohmer 1994；Nilsen and Hauge 1992；Yablokov 1995。Holloway 1994廣泛地研究了1956年以前的蘇聯核武計劃，相當有用。
[36]請見Danielsson 1990（有關法國在波利尼西亞）；Makhijani et al.1995（全球性調查）。
[37]Smil 1994：185.
[38]越南（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森林遭砍伐後，復原時最先長出的植被以白茅屬的草與竹子為主。生態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可能會在100年內重新復育熱帶森林。（Westing 1980：97–8）
[39]Clout 1996；Sobolev 1947；Westing 1990。有關加裡波利的評論乃根據我1994年的觀察。有關海灣戰爭，請見Burger 1997：69–73、Hawley 1992、Hobbs and Radke 1992。Aarsten 1946表示荷蘭17%的農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鹽水入侵而遭到破壞，但我相信這只是短暫現象。ElShobosky and Al-Saedi 1993指出，沙漠坦克戰（例如1941—1943年間的埃及，1991年的科威特）會破壞脆弱的沙漠蓋層（desert crust），造成異常嚴重的沙塵暴。
[40]Demorlaine 1919；McNeill 1992b：260–70；Prochaska 1986；Westing 1990.
[41]Celi 1991（有關銅）；Opie 1993：96（有關北美大平原）；Kuusela 1994：125（有關英國森林）。有關東南亞戰爭與林木，請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17 June 1995：35）。戰爭期間如缺乏有效運輸系統，難民尋找食物與薪柴時也可能造成當地生態系統負荷超載。20世紀80年代巴基斯坦北部300萬阿富汗人就有如此現象（Azhar 1985；Allan 1987）。
[42]Westing 1980：154（有關北大西洋魚群）。Turner et al.1990有些篇章討論了足以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的生物地球化學流動。《環境》（Environment 35（4）：22）有關於科威特沙漠生態的報道。
[43]Adams 1992：104；Hogendorn and Scott 1981.
[44]有關民主化與環境，請見Janicke and Weidner 1996；Lafferty and Meadowcroft 1996。
[45]在1689—1725年間統治俄國的彼得大帝可能是個例外。他採用了野生動物保護、禁止森林保育、過度捕撈魚類、土壤保持與聖彼得堡水源污染的相關法律。這些法律後來多被葉卡捷琳娜大帝廢止（統治期間為1762—1796年）。請見Massey 1992：16–17。
[46]Dorsey 1998.
[47]Gadgil and Guha 1995；Guha 1990；Guha and Martinez Alier 1997.
[48]裡根本人便曾宣稱大多數空氣污染均由樹木造成。他手下的內政部長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有次主張環保分子不算真正的美國人，此外還多次暗示應該槍斃環保分子，而且（在參議院審議其任命案的聽證會中）表示環境保護根本沒有意義，因為上帝很快就會發動天啟（apocalypse）。裡根任內另一名內政部長唐納德·霍德爾（Donald Hodel）則認為，戴上帽子與太陽眼鏡，要比試圖防止大氣圈變薄更為合理（Rothman 1998：187–9）。
[49]有關大約1970—1995年富國的環保政治，請見Buhrs and Bartlett 1994、Broadbent 1998、Cramer 1989、Dalton 1994、de Jongh and Captain 1999、Dede 1993,Diani 1995、Hays 1997、Lee and So 1999、Rothman 1998、Stevis 1993、Villalba 1997以及Votruba 1993。
[50]舉例來說，請見Tolba and El-Kholy 1992：737–98以及Young 1997。布倫特蘭報告的正式名稱出現在Bibliography under WCED 1987。該報告由挪威首相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所主導。
[51]OECD 1998.
[52]Humphrey and Sneath 1996,vol.1.
[53]Lee and Feng 1999.
[54]Shao 1986思考了這個計劃的生態效應（1969—1975年）。此計劃將80%的坦桑尼亞人，遷往依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非洲社會主義」概念所建設的村莊。
[55]有關環境政治，我曾參閱Dryzek 1997、Janicke and Weidner 1996、Karan 1994、McCormick 1991、Mandrillon 1991、Panjari 1997、Price 1994以及Tolba and El-Kholy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