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些曾讓他們深深感到恐懼的事物，人類急切地想要將它踩在腳下。
——盧克萊修（Lucretius），《物性論》（De Rerum Natura）
在20世紀，有更多人通過新的能源、工具與商業關係來操控環境。能源、科技與經濟制度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同時進化並相互影響發展方向。能源、機械及生產方式的各種新組合碰撞在一起，相互配合並重新調整了社會與經濟。借用科技史上的詞彙，我將這些在組織及社會方面同步發生的科技創新稱為「群聚」（cluster）。早期的工業群聚乃圍繞著水力帶動的紡織廠而興建，後來則是建在工廠與蒸汽機附近。19世紀中期後，煤炭、鋼鐵與鐵路興起成為主要群聚，也就是工業城市裡的重工業。為了紀念狄更斯小說《艱難時世》（Hard Times，1854年出版）裡面的Coketown，我將之稱為「煤炭城群聚」（coketown cluster）。到了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下一個群聚開始結合，並主宰了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助長下）到90年代這段時期：裝配生產線、石油、電力、汽車與飛機、化學品、塑料與肥料，全都由大企業一手安排。我稱之為「汽車城群聚」（motown cluster），以紀念底特律這個全球汽車製造中心。煤炭城群聚與汽車城群聚都帶動了北美、歐洲與日本大企業的興起，而這些大企業所享受到的相對效率與回報，也反過來幫助群聚進步，科技系統與商業結構也因此同步進化。
這些群聚，還有伴隨而來的社會、經濟學與環境快速變遷，影響了整個世界，但各地程度不一。主要創新中不成比例的比例是來自美國、歐洲與日本，所創造出來的財富與權力也都集中在這些地方。但這些群聚在生態上所衍生出來的效應，可說以同樣方式傳遍各地。
能源機制與環境
每個社會都有其「能源機制」，也就是收集來自陽光（或鈾原子）的能量，加以管理、儲存、購買、出售、使用或浪費、最後消失殆盡這整個過程中的所有安排。20世紀時，大部分社會都牽涉好幾種不同能源、轉換模式、儲存與使用方式的複雜能源機制。除了煤炭、風力與肌力，20世紀還多了石油、水力發電與核能。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20世紀主要使用以煤炭與石油為主的化石燃料。這兩種燃料在世界各地的分佈都相當不平均，因此興起了一種大型行業來開採、運輸、處理並運送化石燃料至終端使用者手上。煤炭與石油的開採是相當骯髒的行業。石油的運輸比煤炭運輸更髒亂。在終端使用方面（也就是燃燒），煤炭則比另兩種燃料更髒。煤炭開採、燃燒以及礦砂與灰燼的處理[1]，對土地、空氣、雨水都帶來明顯影響。但因為石油有更多的用途，可以以更有效率的成本配送到更廣大的地區，它所帶來的污染也遍及世界各地，而煤炭只集中在數千座礦區、熔爐與蒸汽機附近。第2與第3章已經處理過燃燒化石燃料造成的污染問題。這裡我將只討論一種化石燃料的開採與運送——石油。
1820年後全球經濟越來越依賴非肌力所能完成的工作。到1950年尚未運用各種能源的社會，都注定走向貧窮。能源用量大幅增長，以至於能源機制的選擇成了全球環境現狀的主要決定因素。1820年後趨勢逐漸轉向化石燃料。在此轉變趨勢中還有一項轉變，就是主流從煤炭轉向石油。到了1930年，石油取代煤炭成為全球主要運輸燃料，而到50年代更取代了煤炭在工業中的地位。1901—1925年，美國率先嘗試了這種能源發展路徑。對全球環境史來說，少有其他事物像石油的成功這樣具有重大影響力。
石油開採 在19與20世紀交替之際，石油還無足輕重，主要的用途是作為燈油。但很快，汽車、船隻與後來的飛機及火車都開始使用石油產品。取暖用的燃料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石油，後來的塑料、合成纖維與化學製品的原料亦然。大體來說，美國在1910—1950年率先改用石油，對煤炭有較強政治依戀的西歐與日本，則大約在1950—1970年跟上潮流。[2]1973—1984年的高油價，讓石油開採特別具有吸引力。這導致了一股在全球各地尋找石油礦藏的熱潮，四處開始興建大規模的油井、油管、油槽與煉油廠網絡，用來裝載與處理原油。
美國得克薩斯州的紡錘頂（Spindletop）在1901年是美國油源開採歷史上第一個大型噴油井，開啟了世界環境史的新紀元。廉價的能源大幅提升了人類改變環境以及取得廉價能源的能力，無論在紡錘頂或其他地方，而且勢必完全改變當地的環境
雖然在硬岩層鑽井探勘石油始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但首座大型噴油井是19世紀70年代在裡海巴庫（Baku）附近發現的。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俄國是全球石油產量最高的國家。羅馬尼亞與荷屬東印度也冒出了許多鑽油井架。接著在20世紀開始的第10天，在得州東部紡錘頂出現了美國第一座石油礦藏。美國石油業者在各地開鑽油井，首先在得州、俄克拉荷馬與加州，接著擴及全球。一個新的時代就此慢慢揭幕。
當時開鑽油井是相當骯髒的行業，尤其是在墨西哥。墨西哥灣沿岸維拉克魯斯（Veracruz）的雨林地下蘊藏了石油。[3]這裡的資金來自美國與英國企業，設備多半是來自得州的二手貨，勞工則來自得州與當地的瓦斯特克族（Huastec）與托托納克（Totonac）族印第安原住民。對石油業者以及後來繼任的墨西哥政府來說，雨林實在落伍且毫無用處，在新世紀裡顯得不合潮流。1906年，這裡開始了大範圍的石油開採。
隨著墨西哥革命爆發（1910—1920年），野心勃勃的新領袖認為石油能帶領墨西哥進步。支持者認為，如果以石油及石油業者取代雨林及印第安人，維拉克魯斯北部應該可以養活4000萬人。正如寇松勳爵（Lord Curzon）所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助長了這股趨勢：「同盟國趁著石油這股浪潮取得勝利。」[4]其中有許多來自坦皮科（Tampico）。拜戰爭需求、俄國革命與動亂之賜，1915年墨西哥石油產量為全球第三，1919年為全球第二。墨西哥石油業的繁榮景像在1921年達到高峰。
幾乎在一夜之間，石油改造了維拉克魯斯北部的生態與社會。1897年的坦皮科還是個四周佈滿沼澤的港口。到了1921年，當地有58家石油公司、16座煉油廠、24家律師事務所、6家麵包店、77家出售酒類的店面，人口將近10萬。[5]鄰近地區有數千座油井與油池，還有足夠的油管（長達4000千米）將油輸送到哈德孫灣或智利。漏油、爆裂與火災事件雖苦了瓦斯特克族與托托納克人，卻是石油業者生意的必要之惡。他們的確很高興挖到油藏，但根據該國內政部所說，石油業卻「毀壞」了土地。[6]
這是油商最愛的一幕，攝於南加州1910年左右的一個噴油井。隨著20世紀初石油成為20世紀主要能源，油商們一夜暴富。一片興奮的氣氛下，很少有油商會去顧慮開採石油對景觀的影響。抗議者像是瓦斯特克族與托托納克族墨西哥印第安原住民，也無力阻止開採。早期的石油工業是骯髒的工作，無論在加州、墨西哥、俄羅斯或其他地方，但石油燃燒所製造的空氣污染遠低於煤炭
這樣的繁榮景象，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期開始退燒。鹽水滲入油田，讓石油開採與煉製變得更為複雜。美國與委內瑞拉油田的產量開始超過市場容量。1938年墨西哥政府將石油業收歸國有，並禁止原油出口。對此舉動憤憤不平的外商因而抵制墨西哥石油。當地產量因此下滑，許多油田附近再度長出森林。老舊的鑽油井架兀自矗立，好比叢林裡的瑪雅金字塔。
這種大起大落的模式在全球各地上演。美國的油田肆無忌憚地污染了得州與俄克拉荷馬的土地與水源，直到1924年通過反污染法才稍見收斂。[7]1928年委內瑞拉成為全球第二大產油國，到1946年躍升為最大出口國。馬拉開波湖（Lake Maracaibo）是南美最大湖泊，1918年後成為委內瑞拉石油生產與煉油中心，卻因此成為佈滿油污的沼澤。[8]蘇聯開始開採西伯利亞豐富油藏後，位於巴庫（阿塞拜疆）附近的早期油田也成了油膩膩的死水，只留給阿塞拜疆北部污穢不堪的水源污染殘餘物與廢氣井架。不過全球最主要的石油礦脈位於波斯灣附近。這裡開採的環境特色是人口稀少，附近生物也相對稀少，有助於減少石油洩漏的生態代價。
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限制石油生產，無意間開啟了石油探勘與開採的新紀元。1979年伊朗革命帶動油價上揚，再加上非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加速石油開採與生產，在阿拉斯加、埃布爾達、波斯灣、北海、安哥拉、厄瓜多爾以及西伯利亞西部（規模尤其之大）等地也都鼓勵從事石油業。[9]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高油價，塑造了1973年到1985年的世界經濟史，進口石油的工業國家因此衰退，部分——並非全部——石油出口國則國力增強。石油與天然氣價格居高不下有助於蘇聯的興起。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作為也塑造了環境史。首先，高油價鼓勵工業國家推行節能，其中又以日本為最。再者，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廠房、油管與煉油廠大興土木與漏油事件，石油生產所帶來的環境衝擊在全球各地擴大。高油價也誘使尼日利亞等國開始藐視石油輸出國組織的規定。
尼日利亞的原油蘊藏在尼日爾河三角洲，該地1990年約有600萬人口。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與英國石油（British Petroleum）兩家合稱殼牌英國石油（Shell-BP），過去即從英國殖民政府手中取得探勘執照，並在1956年發現油礦，60年代開始生產石油。1965年殼牌英國石油在哈科特港（Port Harcourt）建造了一座煉油廠，對當地石油生產起了帶動作用。1967—1970年，尼日利亞因東南部〔比亞法拉（Biafra）〕尋求分離並取得境內石油相關營收而爆發內戰，當時殼牌英國石油押對寶，支持獲勝的中央政府。20世紀70年代石油價格飛漲之後，尼日利亞佯稱遵守石油輸出國組織規定，同時殼牌英國石油卻持續開採石油。石油開採權利金豐富了國庫，貪腐也因此成為20世紀80年代尼日利亞最出名的現象。漏油事件以及刻意破壞，污染了整個三角洲，危害了魚群與當地人所經營的農場，其中又以奧貢尼族（Ogoni）受害最深。[10]他們以環境申訴為主要要求的抗議與反抗行動，招致了威嚇、暴力，族裡的精英也遭到示眾公審，甚至處決。到了20世紀90年代，尼日利亞軍政府有80%～90%的收入來自石油，統治者也從中牟利累積個人財富。他們無法容忍挑戰，尤其是漁民、農民以及少數民族。1992年聯合國宣佈尼日利亞為全球生態瀕危度最高的三角洲。殼牌英國石油極不情願地成為各界檢視與國家壓力的目標，並在1995年開始解決環保等方面的申訴。[11]然而到了20世紀末，尼日河三角洲就像一開始的坦皮科一樣成了犧牲品。奧貢尼人就像瓦斯特克族與托托納克族一樣，無力對抗那股創造並維持20世紀能源機制的強大力量。
石油運輸 20世紀的能源機制需要大量石油運輸，尤其是在缺乏石油的歐洲與日本改用石油之後。1970年後，包括所有男人、女人與兒童在內的全球人均石油運輸量，隨時都可達到5加侖的水平。這些石油大多數都能安全抵達目的地，但仍有少部分未能如此。在大西洋海戰（Battle of the Atlantic,1942年1—6月）的6個月裡，德國潛水艇擊沉美國油輪，造成60萬噸原油洩入海中。1945—1977年油輪噸位增長30倍，因此只要一次漏油事件便能造成嚴重損害，相當於潛水艇運作一個月。1967年大型油輪托利坎尼翁號（Torrey Canyon）在英格蘭康沃爾（Cornwall）外海失事，造成12萬噸原油流入英吉利海峽後，大型油輪漏油事件在全球各地海上航道相當常見。由於20世紀80年代油輪安全度提高，大規模漏油事件因而減少。新的法規還限制油輪在海上清洗油槽。因此到了1990年，人為造成海上漏油的總數量大幅減少。漏油清洗技術也日益提升。不過20世紀90年代大約每年會發生一次小規模的漏油事件，例如1989年埃克森瓦迪茲號（Exxon Valdez）油輪漏出3.4萬噸原油至阿拉斯加海岸。而且，海中大部分的漏油並非意外造成，而是來自例行的傾倒與油槽清洗，因為這類作業雖有法律規範，卻難以掌控。1990年以前人為造成的海洋漏油數量，是自然因素造成數量的10倍。[12]
油輪意外對海洋生物的傷害可能維持數月甚至數年。殘餘的生態影響最糟可能維持數十年。爆發在海上的井噴事件也是一樣，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979年，墨西哥塔巴斯哥（Tabasco）外海Ixtoc I鑽油平台將60萬噸原油噴入墨西哥灣，海上浮油面積相當於美國康涅狄格州大小且漂向得州。但井噴與油輪漏油事件是一次性事件，陽光與海洋終究會掩飾其行蹤，讓石油蒸發、分解並分散，使其濃度降低至無足輕重的水平。像維拉克魯斯或尼日爾河三角洲的持續生產，或者是像西伯利亞這樣持續出現地上油管滲漏，都會造成更多長遠的環境影響，以及更多的社會與政治摩擦。[13]
石油對環境留下更大的印記，遠超出鑽油與運輸所造成的污染。從石油所衍生出的石化產品，創造出新的物質，其中以塑料最為著名，這些物質在許多用途上取代了木材，但也增加了耐久性廢棄物的數量。許多石化產品本身就是有毒污染物。石油為我們驅動汽車，但也附帶了許多現象。汽車使得拖拉機與農場機械化得以實現。而且因為油價下跌，特別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1919—1939年），還有1945—1973年以及1984年之後，汽車對能源的應用具有強大的推波助瀾效應，從剪草機到發電廠等各式科技，都對生態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影響。對於一二十億的人來說，這樣的能源機制使財富與生活的安逸程度，達到先前幾個世紀不可能達到的水平。[14]它為20世紀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經濟與地緣政治後果。它污染了空氣與水，造成的環境變化規模同樣是過去幾個世紀所不可能發生的。[15]至少就某一項估計數字來說，石油是塑造20世紀50年代以後環境史的一個最重要因素。[16]
科技變革與環境
一個世紀前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寫道：
文明是需要奴隸的。希臘人在這方面是對的。若非有奴隸來做那些醜陋、可怕且無趣的工作，文化與沉思幾乎是不可能的。以人類作為奴隸是錯誤、不牢靠且不道德的。至於機械奴隸，則是世界之未來所繫。[17]
王爾德說的也沒錯：20世紀的確依賴機械。20世紀的科技與能源與經濟的相關變革交織在一起，強而有力地主宰了環境變遷的速度與類型。
正如能源發展的途徑，不同的科技發展軌跡代表了不同的環境後果。煤炭城群聚就代表了城市空氣污染。汽車城群聚因為散佈範圍較廣、速度又快且涉及能源密集度，因此影響較為廣泛。任何一種科技都可能放大或縮小生態衝擊，但在單打獨鬥的狀況下，它僅能修正社會力量所帶來的後果。另一方面，科技群聚至少能夠發揮與人口或政治相當的影響力。讓我們思考三種科技，其中一種以20世紀標準來說相當平淡無奇（電鋸），一種則成為20世紀的象徵與汽車城群聚的核心（汽車），另一種則是未來人類想起20世紀時會想起的（核反應堆）。
電鋸 在實用型電鋸發明前，伐木業的瓶頸在於需要大量人力來砍伐樹木。在北美洲，每到秋冬森林裡便會聚集大批人手，揮動著寬斧或拉動著橫割鋸。伐木區只在特定季節生氣勃勃，一方面是因為在雪地及冰上拖動砍下的木材較為容易，而且在北美東部，人手、馬匹與牛大多來自農場：收穫過後的淡季才有剩餘人力。在世界上一些難以找到充足人手的地區，森林通常得以逃過砍伐命運。最基本的限制在於能源。人類肌力有其限制。電鋸在森林裡釋放出化石燃料的能量，進而改變了北美等地的社會與生態景觀。有個跨越時代且相當諷刺的現象是，新型機械讓伐木業者得以利用源自古代植被（石油的來源）的能源，來砍伐現代的森林。
雖然電鋸專利首見於1858年，第一件成品則出現在1917年，而真正帶來影響則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戰爭帶來了質量大為提升的氣冷式引擎以及輕質材料（鋁），結合之後便產生了以汽油為動力的實用電鋸。在1950—1955年，電鋸為北美的伐木與紙漿業帶來一番革命。以加拿大東部為例，1950年仍以弓鋸與斧頭砍伐紙漿用木；到了1955年其中半數均以電鋸砍伐，到1958年則全改為電鋸。20世紀50年代木材與紙漿用木公司都必須機械化，因為農場機械化後已無季節性的閒置人工（與馬匹）可供利用。很快又出現了狀似「外星巨大昆蟲」的更大型機械，可從根部絞斷樹木，因而取代了北美地區的木材與紙漿用木砍伐業。伐木工人一度被視為北美文化景觀特色，但他們的時代也就此告終。[18]
在其他地方，電鋸仍然算是尖端科技。電鋸砍伐樹木的速度是斧頭的成百上千倍。沒有了電鋸，熱帶森林砍伐殆盡的現象要不是根本不會發生，就是速度會慢上許多，或者需要百倍或千倍的人工。有數百種與電鋸同樣平淡無奇的小規模科技，也改變了20世紀環境史，程度則有輕有重。
如果沒有電鋸或任何機械，圖中這些1950年的工人要花上5天才能砍倒這棵位於喀麥隆的木棉樹。之後還得花上3天切割與焚燒。他們之所以要清出這塊非洲雨林地，是因為法國地質學家希望能找出地底蘊藏的鑽石。20世紀下半葉，機械使伐木更為容易且快速。這張照片也捕捉到殖民地時期非洲的社會階級差異
從鐵路到汽車 運輸科技所帶來的變化更大。在19世紀末，大部分社會都同時仰賴鐵路以及動物或人力所拉動的推車與馬車。這樣的運輸機制有其環境影響。舉例來說，美國的鐵路破壞了森林。火車鍋爐通常得燃燒木材。棚車以木材製造，有些鐵軌也是。每隔幾年即需更換的枕木，是所有項目中消耗木材量最大者。我們或許可以稱火車頭為鐵馬，但鐵路其實是以木材為主的系統。當鐵路系統快速增長（19世紀90年代），美國森林便面臨遭到吞噬的命運。各界開始擔心會出現木材荒，老羅斯福總統因此決定成立國家級森林主管機關，來分配國內剩餘木材的使用。同樣的恐慌為19與20世紀交替之際的美國保育活動注入生命，帶動政界支持成立國家公園。鐵路科技對美國森林帶來無比壓力，引發了社會與政治反應。但很快美國便發展出新科技，並同樣引發了新反應。
有兩種科技將美國森林從鐵馬的蹂躪中拯救了出來：礦物雜酚油（creosote oil）與汽車。到了1920年，美國有半數的枕木都塗上了礦物雜酚油這種來自煤焦油的木材防腐劑，降低了更新枕木的需求。後來20世紀20年代美國鐵路網絡也停止增長，原因是汽車的問世。[19]
在取代鐵路成為城市間往來的主要交通工具前，汽車先在城市中取代了馬匹的地位。馬匹就像鐵路一樣有其本身的環境問題。餵飽一匹馬需要大約2公頃的土地，相當於8個人的口糧。在1900年平均每兩個人擁有一匹馬的澳大利亞，國內大部分的穀物都用來餵食馬匹。1920年美國有1/4的農地種植燕麥這種馬力運輸的能量來源。供應的投入只是馬匹問題的一部分。馬匹排放在街道上的糞便重達數千噸，讓城市充滿刺鼻異味、蒼蠅亂飛，骯髒又易滋生疾病。大城市每年得從街上清出1萬～1.5萬具馬屍。1910年時，汽車多樣化的吸引力之一來自其溫和的廢氣排放量，以及保證能夠解決馬匹為城市帶來的環境問題。到了1930年，馬匹逐漸從城市絕跡。[20]
經由美國馬歇爾計劃提供重型設備給法國，殖民地時期非洲的伐木業效率突飛猛進。本圖約在1950年攝於喀麥隆艾瑟卡（Eseka），當地有家法國公司從事木材出口。機械化伐木加上清空土地進行農耕，非洲西部雨林很快便在1950—1990年消失，是20世紀末熱帶雨林大滅絕的一部分
要舉出20世紀在社會與環境上最能相對應的科技，汽車絕對是強勢候選之一。1896年時汽車仍相當新奇，甚至連馬戲團都用它來跟會跳舞的熊一起表演；到了1995年，全球已經有5億輛汽車。汽車普及與其所造成空氣污染的歷史，第2與第3章已有提及。然而它們的整體生態衝擊更為嚴重。汽車對燃料的需求助長了石油業。汽車的鄉村近親——拖拉機與小型卡車——為農業帶來一番革命（第6章）。汽車與汽車文化更帶來了許多需求與衝擊。
製造一部車需要很多能源與材料。就20世紀90年代德國的汽車製造過程來說，每製造一噸重的汽車，會產生大約29噸的廢棄物。製造一輛車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相當於一輛汽車行駛10年的排放量。汽車（大約1990年）需求占美國經濟整體金屬用量大約10%～30%。全球1/2～2/3的橡膠都用於汽車。光是這方面的需求，就成了造就蘇門答臘與馬來亞橡膠園的主要原因；對斯里蘭卡、泰國、柬埔寨與利比裡亞來說則是較次要的原因；此外它也是亞馬孫雨林衰敗的主因。[21]
汽車需要很大的空間。1900年美國開始布建道路網絡時狀況還好，但到了1990年已有500萬千米的平面道路，是全盛時期鐵路長度的10～15倍。興建道路的熱潮出現在1920—1980年，部分原因就是聯邦政府從1916年起補助修路。在20世紀30年代，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安排數千名失業美國人參與道路修築工作。道路網絡增長最快是在40年代末期。現今遍佈美國各地的州際道路系統可追溯至1956年。這所有的道路，特別是州際道路，就像磁鐵吸引鐵屑一樣，招來了人潮、移居者以及商業發展，讓幅員廣大的美國邁入新的發展模式，汽車也因此對大多數成人來說變得不可或缺。儘管有些小國道路密度更高，但沒有一個國家的汽車飽和度能像美國這樣。總而言之，在北美、歐洲與日本，1990年汽車已佔去當地國土面積大約5%～10%。[22]汽車佔去全球地表1%～2%面積，相當於所有城市面積（兩者之間有部分重疊）。
汽車帶來的車禍也害死了許多人。在美國，1925年後每年有2.5萬～5萬人因此死亡，一個世紀以來總人數可能有200萬～300萬，是20世紀美國因戰爭死亡人數的5～6倍。在20世紀末，全球每年因汽車事故死亡人數約40萬。然而，汽車相當便利且具有社會地位象徵意義，因此還是令人無法抗拒，依然廣受歡迎。[23]
核能發電的奇特發展過程 核能發電是一種不受歡迎也不經濟的創新科技，它的致死率低於汽車，卻有令人難以置信的生態意義。就像汽車一樣，原子能起源於歐洲科學界，而在美國臻於成熟，然後再散佈至世界各地（但各地程度不一）。首次由人類完成的自力維持核反應，發生在1942年芝加哥大學一處壁球場。當時美國正興起一股製造核彈的熱潮。1954年蘇聯開始出現民間核能發電，英國始於1955年，一年之後則是美國。核能發電像興建水壩一樣具有某種政治吸引力：它象徵了國家的活力與現代化。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劉易斯·斯特勞斯海軍上將（Admiral Lewis Strauss）曾於20世紀50年代預測，到70年代核能將便宜到無須計價。這樣的樂觀心態助長了各國政府投資民間反應堆或協助私人公用事業從業者進行相關投資，其中又以美國、蘇聯、日本與法國為最。到了1998年，全球29國約有437座核反應堆運行。[24]但沒有一座核能電廠符合商業效益：都得靠大量補助這種「瘋狂」的經濟手段才能生存。[25]英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實施電力業民營化，卻沒有人要接手核能發電廠。關閉老舊或危險的核電廠代價高得嚇人。許多核電廠均因各界擔心發生事故而關閉。
始於1957年〔英國文斯蓋（Windscale）〕的一連串災害，在1986年（蘇聯烏克蘭）切爾諾貝利達到高潮，堪稱史上最嚴重的民用反應堆事故。在切爾諾貝利，人為失誤造成電氣火災與爆炸，一座反應堆幾乎全毀，很快就有31人死亡。切爾諾貝利事件並未公佈相關的癌症死亡人數，受害的主要是80萬名被強制參與善後行動的工人與士兵，還有甲狀腺吸收了過多輻射的當地兒童。約有13.5萬人必須永遠離開家園，雖然後來還是有人不顧一切地回去了。官方表示輻射釋出總數量為9000萬居裡（curie），是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的數百倍，而原爆過後造成的健康問題持續了數十年之久。當時北半球所有人都多少受到來自切爾諾貝利的輻射。對這次事故起初採取否認與掩飾的手段，成了壓垮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徹底地改變了全球各地民眾對核電廠的觀感，特別是在歐洲，核能在政治上變得令人難以接受（除了法國與比利時等少數國家）。在歐洲以外，只有日本、韓國與中國台灣在切爾諾貝利事件後還對核能有興趣。除了歷史學家以外沒人記得蘇聯，但核能留下的環境印記卻揮之不去。有些核廢料與一部分切爾諾貝利落塵，在事件發生2.4萬年之後仍能致命。這無疑是20世紀人類所留下最持久的標記，也是歷來任何一個世代對未來所造成的最持久的影響。[26]
核能並未像汽車取代馬匹那樣，取代其他形式的能源。無論在技術或社會層面，它都未能找到配套的創新技術，以形成類似石油與內燃機那種足以改變世界的新群聚。相反地，核能補足了化石燃料；它佔全球能源供給比重從未超過5%。但核能提供了燃燒化石燃料以外的另一種選擇，的確稍微減輕了空氣污染。它產生了一組不同的環境影響與風險。所有的重要科技都自有其環境意義，在加重某些問題時，也會減輕其他問題。沒有一種科技，即便是核能發電，能像汽車城群聚那樣同時改變社會與自然。
基因工程與信息技術——未來的新群聚？ 有一個新的科技群聚可能正在興起，未來可能為人類生活及地球環境帶來革命。自1750年起，每隔50～55年就會出現新的群聚，到20世紀90年代便「應該」出現另一波新趨勢。基因控制與信息技術可能就是這股趨勢的重心。在20世紀末，生物科技正邁向巨大變革，各界尤其迫切要將基因相關的新知識導入正當應用（並因此獲利）。數百萬年來，演化一直為遺傳選種（genetic selection）所主宰，後來出現人類社會後，文化的演化也逐漸興起成為一股堪與匹敵的勢力。20世紀90年代起，因為科學家已有能力直接干預基因的篩種與繁殖，這兩股力量開始合併。經過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特別是體型較小者，勢將改變害蟲管制、肥料、採礦、回收、污水處理及其他與環境有直接關聯的領域。蘇格蘭科學家已成功克隆了綿羊；日本科學家則克隆出牛。這時美麗新世界已依稀可見，或者說正在向人類招手。
計算機原本被視為具有節省紙張、讓通勤的必要性降至最低等優點，到1999年卻已造成無法忽視的環境影響，不過就像基因控制一樣，也有著無限的可能性。當時仍在初期發展階段的因特網，便極有可能在配備電力與計算機的狀況下帶來無限變革。這些現象可能產生無法預見的環境後果。但信息技術與新群聚（如果真的產生）最終會出現何種衝擊，仍不甚明確。
科技、能源機制與經濟系統乃同步進化，其間偶爾會形成革命性的新群聚。但這只是整件事全貌的一部分。這些群聚反過來也會與20世紀的社會及環境同步進化。廣為採用的成功群聚，一定能夠適合當代社會與環境中的狀況與趨勢。與此同時，社會與環境也受到成功群聚的影響並隨之調整。因此，這三項因素之間雖互有影響，它們的相對角色卻有所改變。在先前的數百年間，環境在影響社會與科技方面扮演較為重要的角色，但到了20世紀，科技的角色卻更為重要（尤其是在汽車城群聚中），塑造社會與環境的程度更甚以往。但若出現特定的重要環境干擾，例如嚴重的全球氣候變暖或生物多樣性降低，那麼就必須再度改寫以上等式，讓（新的）環境因素扮演更具決定性的角色。矛盾的是，如果人類想躲過預期中的環境危機，那麼原先帶領我們走向危機的科技，也需要能夠帶領人類走出危機。不管有沒有新的能源系統或經濟秩序，相關科技所形成的新群聚可能將人類導向任何一種可能。
經濟變革與環境
20世紀經濟史的三大特色包括工業化、「福特主義」（Fordism）與經濟整合。這些特色相互交錯影響，其間還摻雜了化石燃料的普及與科技變革。它們同樣有助於推動景氣更迭，助長20世紀的經濟奇跡，並且引發大規模的環境變革。
工業化 18世紀末英國工業化起飛，很快便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峰，即使是中國宋朝也難以與其匹敵。這股風潮從英國開始迅速擴散並進一步強化，之後還多次改變形態。1750—1990年，工業勞動效率大約增加了200倍，因此現代勞工一周內的產出，相當於他們在18世紀的前輩工作4年的產量。僅是20世紀，全球工業產出便增長40倍。[27]
煤炭城群聚以美國與歐洲西北部為中心。它在20世紀初擴散至日本，20世紀30年代傳到蘇聯，50年代又遍及蘇聯衛星國，而其中有些國家已有類似群聚，例如波希米亞與西裡西亞。汽車城群聚首先在美國成形，但很快便在加拿大、西歐、日本、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開花結果。不過這股趨勢只擴散到蘇聯（斯大林掌權後往往強力抗拒創新）與拉丁美洲部分地區，非洲與南亞則幾乎不見其蹤跡。1958—1960年推動「大躍進」時期，中國曾試著以土法煉鋼在短期內複製汽車城群聚模式。儘管就地理來看工業化出現擴散現象，自20世紀20年代起仍有大約2/3的工業產出（以產值計）發生在幾個核心地區：美國、加拿大、日本與西歐。
就像城市化一樣，工業化改變了能源與物流的結構與速度。工業也有其代謝作用。在此我將省略細節與實例，只提供兩項大略的概念，其中一項較為明顯，而另一項則為隱含概念。首先，世界各地與任何一個時期的工業化，都會增加資源的使用與污染。煤炭城群聚特別骯髒，即使是像西裡西亞這樣20世紀的最新版本。20世紀工業產出增長了40倍，代表原材料使用與工業污染大幅增加。[28]增加的幅度相當之大，但還不到40倍。
第二個較不明顯的概念，則是工業污染與需求會隨著時間遞減。能源效率提升，每生產單位所排放到大氣圈中的碳也因此減少，使工業經濟達到「去碳化」（decarbonize）。工業也逐漸學會如何降低每單位產出所需利用的原料，也就是「去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英國經濟的能源密集度（能源使用與GDP比）在1850—1880年之間達到高峰，這可能是史上最沒有效率、消耗最多能量的經濟體。[29]加拿大的能源密集度在大約1910年之後下降，美國與德國則約在1918年之後，日本為1970年之後，中國為1980年，巴西則為1985年。1988年美國每一美元（以統一幣值計算）工業產出所使用的能源是1958年的一半，碳排放量則不到後者一半。在1972—1986年，韓國以美國一半的時間達到了同樣的效率增長。以全世界來說，能源密集度約在1925年達到高峰，到1990年已經下降將近一半。這代表污染（以及資源使用）比20世紀原本預計出現的水平大幅減少。但這股樂觀的趨勢，卻被整體工業規模大幅擴張的事實所掩蓋。[30]
福特主義與大量消費 福特主義在此指的是裝配線製造，以及20世紀工業界工人與僱主之間的歷史性妥協。經過無數的管理發展〔包括1912年啟用的亨利·福特電氣化裝配線，還有泰勒制（Taylorism）這種分析協調每個勞工動作的科學管理模式〕，工業經濟在20世紀初達到了超高的生產力增長率。亨利·福特認為，與他的員工分享這些成果符合他自身的利益，因此從1914年1月5日起，也就是消費社會的誕生之日，他支付給勞工的薪水足夠讓他們有能力購買一輛福特T型車（Model T）。1923年，福特員工58天的薪水就能買一輛車。[31]數百萬美國人真的買了汽車、收音機、留聲機，接著便是電冰箱與洗衣機。他們所享受的富足與悠閒，在19世紀需要擁有大批僕傭才能辦到。福特主義造成工業社會中社會契約的重新協商。
這種由福特在美國首創的生產系統，傳到了加拿大、歐洲、日本、蘇聯以及其他前哨站。將大量生產所得轉換為大量消費的社會調和（social compromise），出現了各種不同形式，且花費時間長短不一。在歐洲乃由國家中介福特主義，在工會與僱主之間達成協議。（在法國與意大利，僱主經常就是國家本身。）在日本，1954年之後福特主義快速發展，工廠與社會都在美國佔領下（1945—1952年）重新配置。大眾消費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在蘇聯，國家其實就是唯一的僱主，而自20世紀20年代起該國統治者便十分著迷於美國工廠的效率。蘇聯在意識形態上誓言要與工人分享利潤，但其方法是確保就業而非大量消費，因而產生一種福特主義的變體，也就是工業生產主要為了國家而非人民。不論其主要意識形態或政治經濟，工業化社會所散佈的財富足以維持機器運轉，讓工人持續工作，而通常他們會持續消費。簡而言之，在蘇聯集團以外地區，生產方面的大規模革命，讓消費得以出現——同時也必須出現——大規模革命。
從家庭關係到階級架構這一類的社會安排（social arrangements）也會隨之改變。不同世代與性別之間的相互關係，也必須隨著大量生產的需求與大量消費的喜好而改變。年輕人比老人更能忍耐早期裝配線嘈雜的惡劣環境，而老人的技術雖值得尊敬，卻已沒有太大用處。至於那些強調精準與耐力的工作，僱主往往偏好女性多於男性。一般人均能負擔的家用品，改變了數百萬名妻子與女兒的生活。家庭與社會中那些古老而未明示的社會契約，遭到廢除並重新確定，有時場面變得相當難看。大約在1912年，美國首先感受到福特主義的社會衝擊，西歐大約在1925—1960年，日本約於1950—1970年，韓國與中國台灣則要到1980年之後。這些社會變革牽涉到相當多的衝突，因為在有些人享受到福特主義好處的同時，也有人因為裝配線生產過程中無情的效率競爭而備受打擊。舉例來說，德國的小型企業與工匠就被裝配線的效率擊潰，進而在20世紀20年代末引發激進政治活動，像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便以撫慰人心的方式訴說人們的困境，表達人民憤怒的手法也相當吸引人。生產與消費的革命可以完完全全地瓦解社會，速度之快並不亞於政治革命。
圖為全球汽車製造中心底特律市外高地公園（Highland Park）一處福特汽車公司早期裝配線，攝於1913年。亨利·福特的裝配線，以及他所支付的高額薪資，在美國與全球各地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引發革命，並帶來無數的社會、政治與環境後果
生態安排也必須改變。為了維持新形態的社會安排，田地、工廠與辦公室需要更多的燃料、肥料、水、木材、紙張、水泥、礦砂，除了馬匹、燕麥、鯨須以及眾多被掃入歷史垃圾桶的其他原材料，差不多所有物資的需求均告增加。這所有的投入都轉換為能源、食物、商品、污染與垃圾。沒有了福特主義與大眾消費，20世紀環境史將會更加平靜。
20世紀期間福特主義的部分觸角延伸到非洲、拉丁美洲或南亞。一些獨立的福特主義生產技術被開發出來，例如塔塔（Tata）家族位於印度加爾各答附近的鋼鐵廠，長久以來就是大英帝國中規模最大者。但這些現象均未在上述地區產生足以帶動大量消費的社會調和。如果有的話，20世紀環境史將會比現況更為紛擾。如果21世紀大眾消費在中國、印度、尼日利亞與巴西興起——未來是否會發生仍難確定——可能會進一步引發動盪。
經濟整合 現今多半稱之為全球化，不過這間歇發生的經濟一體化已有很長一段歷史了。到了現代，則受到1405—1779年主要由歐洲人與中國人所開創的探險與貿易交流所帶動，[32]後來則由殖民主義，以及19世紀的新型運輸與通信科技——鐵路、汽船、電報帶動。1870—1914年的確是全球歷史上一段偉大的整合期，從貿易、移民與資金的流動便可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遏止了這股趨勢。蘇聯轉向了自給自足的理想，20世紀20年代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也追隨其腳步。後來在經濟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貿易與資金流動也大幅下滑。
這慘痛的經驗成了戰後經濟秩序規劃者心頭的壓力。他們知道景氣繫於貿易，因此在美國的領導下打造了一個新的貨幣機制與各種貿易協議。這個機制自20世紀40年代末促成了西歐與北美的快速整合，日本則是始於朝鮮戰爭時期（1950—1953年），中東主要石油輸出國為20世紀50年代中期，韓國與日本大約從1970年開始，而拉丁美洲、非洲與南亞的整合較不完全，速度也更慢。與此同時，蘇聯組織了一個規模更小且整合程度較低的對立體系，成員包括東歐國家，中國亦曾短暫加入。20世紀70年代莫斯科不再死守經濟自給自足的原則，好抓住機會出售其石油與天然氣，並解決購買穀物的需求，兩大集團因此開始整合。
儘管有低潮與挫敗，經濟整合的動能依舊持續。受到運輸成本下降[33]、實時電子通信，以及在金融市場與主要工業強勢推動民營化與法規鬆綁等因素帶動，最重要的是（1978年後）中國自給自足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瓦解，以及東歐劇變與蘇聯的解體（1989—1991年），經濟整合的趨勢在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加快腳步。就普遍的經濟意識形態與國際貿易金融突出表現兩方面來看，1980年後這段時期與1914年之前的狀況非常類似。
這一切雖在世界各地造成破壞，對於不欣賞美國主導地位的人來說也相當刺耳，不過經濟整合加上工業化與福特主義，卻成為1945年後全球經濟增長奇跡的背後動力。經濟整合趨勢崛起所帶來的環境後果，遠超過大量消費。
經濟整合常導致大自然突然被商品化。通過市場神奇的力量，一群消費者若有機會購買以前無法取得的某種東西，往往就會出現這種現象。如果這樣東西是象牙、犀牛角、大熊貓的毛皮、鱷魚皮、鴕鳥毛、水獺毛皮、玳瑁殼、鯨油、柚木等，那麼消費者與供應來源之間的串聯，便會改變供應區域的生態，而且情況往往相當劇烈。這是因為供應往往受繁殖節奏所主宰而無法加快速度。犀牛並不會因為需求而生育。1970年之後，東亞（作為藥用）以及也門北部（用來製造匕首握把）的犀牛角市場，打亂了犀牛繁殖的速度。到了1997年犀牛數量下滑90%，全球只剩下大約5000～7000頭。[34]
經濟整合將數百萬人分散的需求，集中到有限的供應地區。這些區域多半是人口稀少的邊陲地區，之前較少受到人類干預，且社會較不限制貪婪。這結果造成商品的快速消耗及生態的轉變。這對野生動物的影響最大，但也波及了像是桃花心木與杉木這樣的珍貴植物與樹種，還有蘊藏珍貴礦物的區域。如果新喀裡多尼亞並未整合進國際貿易體系，當地鎳礦所帶來的影響（請見第1章）就微不足道。由於運輸方式改變（尤其是19世紀80年代發明的冷凍貨運）將遠距離的都會市場連接起來，新西蘭與阿根廷便將適合的土地改為牧草地，以符合海外對牛肉、牛油與奶酪的需求。自20世紀50年代起，中美洲森林變成牧牛農場，以滿足美國對牛肉的需求。馬來亞森林成了橡膠園，巴西雨林成了咖啡園，加納森林則變成可可園，這些都是因為市場整合所致。即使是古柯鹼或大麻之類的非法貿易，也在秘魯、玻利維亞與摩洛哥北部造成生態變革。因為墨西哥製造業者開始打入美國市場，1965年後墨西哥北部邊界地帶（這是一種不同的邊陲地帶）快速工業化且污染嚴重。由於經濟整合，特別是現代的全球化現象，幾乎沒有土地、海洋或棲息地不受「邊境經濟學」（frontier economics）效應影響。[35]
經濟整合，至少對突發狀況來說，也會破壞能夠抑制環境變遷的共有財產機制。全球各地的漁場、森林、草原、蓄水層與其他資源，過去（和現在）往往都有取用的規則，讓眾人能使用該資源但不會將之耗盡。有些做法已年代久遠，例如西班牙瓦倫西亞就有保存地下水的規定，或者像尼日爾南部薩赫勒地區（Sahel）牧民團體的輪替，不同團體輪流利用不同放牧地。其他做法較新，像20世紀60年代土耳其阿拉尼亞（Alanya）漁民便採用抽籤制度來防止魚群枯竭，漁民們分配漁場，以運氣決定捕撈的地點與時間。全球化浪潮為這些小規模的社會系統帶來新的震撼。以漁業為例，進軍遠距離市場的大型業者引進拖網漁船後，大大打擊了傳統漁民，往往造成公有財產機制瓦解。所有人均可參與後，漁業也因此瓦解。這些機制被「公共物品悲劇」所取代，參與的都是一些將產品販賣到遠距離市場的陌生人，且其營運不受一般制裁不法人士的制度所規範。[36]
即使規範資源取用的制度並未瓦解，類似的環境影響也常源自對財產沒有安全感。只要地主、漁民、牧民、獵人或採礦者擔心明天可能失去生計（或其財產）所繫的資源取得途徑，當然就會趁今天盡可能地擷取資源。這樣的恐懼在歷史上相當常見，卻隨著快速起落的殖民帝國、革命以及其他足以改寫財產與資源取用相關規則的政治變化而加深。其中一例是1935年後埃塞俄比亞人面臨戰爭、殖民佔領與徵收、革命及內戰等一連串事件。俄羅斯人民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也差不多。身處全球經濟邊緣的人，與遠距市場聯結足以讓土地與資源增值，卻因為財產權與一般法規而難以實行，也面臨同樣的邏輯。在未經開墾的巴西及類似的「邊境」地帶，盡可能迅速將資源變現讓人難以抗拒，為後代保留資源的理性基礎也相當薄弱。
20世紀末的經濟整合也促進全球經濟快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在20世紀70年代，產油國在石油輸出國組織帶領下發了一筆橫財，並將之存在全球各地銀行。當國家解除資金流動管制（可能是受到裡根——撒切爾時期觀念與施壓的影響），金錢在金融體系中流動就比貿易或製造業中容易許多。1980年後國際金融流動的規模使貿易流動相形見絀，全球銀行體系因此滿手現金。因為銀行必須出借資金，因此也造成生態上的後果。
這些現金中有一大部分流入開發銀行。世界銀行（成立於1944年）、美洲開發銀行（1959年）、亞洲開發銀行（1965年）及其他幾家機構，被賦予振興窮國經濟發展的責任。它們專門從事特定開發計劃的借款。在某些方面，它們是歐洲殖民體系的繼任者，表面上要在去殖民化之前「開發」非洲與亞洲經濟。但這些銀行擁有更多錢。它們可以在資金充裕的紐約、倫敦與東京金融市場借到大筆資金，然後借給窮國。為了維持經濟開發的主題，這些銀行傾向於投資基礎建設與能源相關計劃。1960年後，世界銀行成了全球道路修建、發電廠、石油探勘、煤炭開採與水壩建築的最大融資者。直到1987年，各家開發銀行仍鮮少注意到它們的貸款計劃會造成何種生態後果，即使像是在亞馬孫雨林內修築道路或設立屯墾區這樣影響深遠的建設。各國政府也大舉借貸，尤其是巴西、印度、中國與印度尼西亞，而這些國家都不希望銀行擔心環境效應的問題。1987年之後世界銀行開始針對借款計劃，要求提出環境評估，這些國家還有大部分的銀行工作人員都採取抗拒態度。20世紀90年代，其他未受到環保壓力的開發銀行，持續以嚴格的經濟與政治標準對外借款。由開發銀行流出的大筆金額——每年高達數百億美元——讓亟須用錢的國家以灌溉計劃、發電廠、穿過雨林的道路等開發計劃，改變了自身的環境。這些開發計劃中有令人相當氣餒的比例，在生態方面來說非常失敗，因為規劃者根本沒有將生態因素列入考慮。[37]
結論
20世紀在能源機制、科技與經濟方面的變革均息息相關。這些變革結合成創新群聚，無論在速度或方向上均將環境史導向工業化的世界。其他方面的影響也相當之大，但因為科技變革與能源密集經濟所留下的印記不深而有所限制。的確，通過歐洲、日本與北美之間的經濟聯動，煤炭城群聚與汽車城群聚只間接影響了許多地區。在蒙古、婆羅洲、乍得與玻利維亞，大多數人對汽車使用方式、工業化與福特主義的改變感受不大，但石油與新型運輸科技幫助他們聯結上蘇聯、日本、歐洲與美國的工業心臟地帶，通過新作物或增加資源開採而帶來了環境的變化。科技變革與能源使用的模式塑造了國際分工，也在國際上造成不同的環境效應。富國因為屬於能源與科技密集經濟，空氣與水源污染也更為嚴重，而窮國因為低耗能與低科技經濟，森林砍伐、土壤侵蝕或沙漠化的問題較為嚴重。像俄羅斯與中國這樣多元化的大國，會受到上述所有影響之苦，因為它們國土幅員廣大，因此可以不顧全球經濟，而在自己的國境內自行分工。
能源、科技與經濟之間緊緊相系的路徑，對20世紀環境史造成極大的影響。這些影響與人口及城市化的趨勢關聯性較低，而且與意識形態及政治風潮之間互相聯結（往往相當緊密）。這些影響有助於帶動意識形態及政治風潮，反之亦然。
[1]Bourgeois et al.1996的垃圾考古學顯示，20世紀50年代根特（Ghent，比利時）的城市垃圾以煤炭碎片與灰燼為大宗。
[2]有關日本，請見Hein 1990。到了1958年，日本的石油已經比煤炭便宜。在美國，石油使用約於1948年超越煤炭；1900年該國使用的煤炭是石油的20倍（Adams 1995：181）。
[3]接下來的討論取材自Santiago 1997 and 1998。
[4]Melosi 1985：151-2.
[5]Santiago 1997。煉油廠數據實為1924年資料。
[6]Santiago 1998：182，引述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後來成為總統）1921年談話。
[7]Melosi 1985：97.
[8]Vitale 1983：95。產量排名均根據Etemad and Luciani 1991。
[9]1948年蘇聯開始在韃靼斯坦（Tatarstan）大規模開採油田，60年代則進軍西伯利亞西部鄂畢河中游佈滿沼澤的森林地區探勘。1961年蘇聯成為全球第二大產油國（Dienes and Shabad 1979：50–61）。
[10]Salau 1996：257–8提到「毀壞」字眼，並表示1976—1988年尼日爾河三角洲每年平均約有200件有紀錄的漏油事件。
[11]有關尼日利亞，請見Lowman and Gardner 1996與Osaghae 1995。
[12]此估計數字來自Holdren 1991：124。同時請見Buxton 1993、Earle 1995：261—91、Gorman 1993：119以及ReVelle and ReVelle 1992：408–11。
[13]Burger 1997詳細概述了漏油事件的歷史。
[14]1992年聯合國發展計劃（UNDP）估計，全球最富有的10億人口的財富，為最窮10億人口的150倍（《經濟學人》，25 April 1992：48報道）。
[15]這並不表示其他能源機制就都不影響環境（environmentally neutral）。以肌力與生物量為基礎的能源機制（海地模式）可能會讓世上所有可燃性植物消失殆盡。以煤炭為基礎（波蘭模式）則會大幅增加空氣污染。以核能為基礎（不過這在1954年之前尚未問世）則有反應堆核心熔毀、進而使全世界邁向長達1000年的致命廢棄物處理問題的高度風險。至於太陽能、風力與燃料電池，目前（尚且）無法得知會有什麼後果。
[16]此估計數字來自Pfister』s（1995）。
[17]Silversides 1997：1所引述。
[18]Ibid.。此處文字（摘自Silversides 1997：107）乃引述自加拿大伐木工阿姆斯特·庫雷利克（Armst Kurelek）。
[19]請見Ausubel 1989（有關鐵路、枕木與礦物雜酚油），以及Grubler and Nakičenovič 1991（有關整體運輸科技的進化）。
[20]有關馬匹問題請見Grubler and Nakičenovič 1991：56–7，以及Lay 1992：131–3。1900年英國每10人擁有一匹馬，美國則每4人擁有一匹。
[21]在即將出版的作品中，Tucker於第五章討論了全球橡膠業與其生態衝擊。Dean 1987詳述了巴西的經驗，先是亨利·福特，其後又有丹尼爾·路德維格（Daniel Ludwig）嘗試在亞馬孫雨林設立橡膠園。
[22]這空間包括了道路、停車場、加油站、廢棄車處理場，等等。此數據來自Freund and Martin 1993。
[23]有關汽車與其影響，請見Freund and Martin 1993；Jackson 1985：157–71,246–71；Kay 1997；以及Melosi 1985：105–12。附帶一提，到了1925年汽車已經比馬匹更為安全（以移動每英里的死亡人數計算）；到1985年更比1925年安全10倍，比馬則安全15倍。美國數據來自Lay 1992：176。
[24]Berkhout 1994：324。約94%的民用反應堆位於工業化國家。
[25]The Economist，28 March 1998：63.
[26]Savchenko 1995：2指出，最終癌症死亡人數的估計數字從1.4萬～45.5萬人不等；同時請見該著作pp.78–84（有關截至1990年之進一步健康影響）以及pp.128–30（有關基因突變）。切爾諾貝利的污染造成大約64萬公頃田地與森林無法再供人類利用，相當於黎巴嫩2/3的面積（p.142）。由經濟合作開發組織成員國核能業者所組成的國際性核能總署（Nuclear Energy Agency），認為只有幾千人會因為切爾諾貝利事件罹患癌症，其中大部分為在1986年仍為兒童的歐洲人（經濟合作開發組織核能總署，1995）。烏克蘭一名醫師（Shchebrak 1996）認為，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前10年已有3.2萬人死亡。Eisler 1995則詳述了切爾諾貝利的生態影響。
[27]Grubler 1994：44.
[28]Ayres 1989估計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工業每年平均為每人動用10噸的礦物與生物量，其中94%馬上變成廢棄物（例如礦渣、穀殼與粗糠）。大部分的廢棄物都來自礦業，例如若要採集一盎司黃金，礦工便須挖遍25噸岩石。
[29]這些經濟體的能源密集度，甚至可能高過一個世紀前的英國，端看你如何計算1960—1990年蘇聯與蘇聯集團國家的GDP。
[30]這部分大量取材自Ausubel 1989,1996；Grubler 1994；Herman et al.1989以及Nakicenovic 1996。同時請見Adams 1995與Schurr 1984。能源密集度數據取自Dessus and Pharabod 1990：292、Grubler 1994，以及Smil 1994：205–7。Reddy and Goldemberg 1991的數據稍有不同。去物質化不像去碳化那樣明顯，而是一種長期的趨勢。不過它也受到整體增長的掩蓋。請見Wernick et al.1996。
[31]Adams 1995：187–8。消費社會可能早在1914年便告誕生，卻一直要到50年代才擺脫混亂的青澀期而趨於成熟。有關歐洲方面請見Pfister 1995。
[32]此處的日期代表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享利（Henry the Navigator）以及中國明朝（1405年）航海探險之初，以及庫克船長海上航行完成之時（1779年）。這些事件將最後一批重要的土地與人口整合至單一的系統中。
[33]這主要是因為集裝箱航運興起。集裝箱航運於1955年發明，但到20世紀80年代才在全球普及起來。
[34]犀牛數據來自http：//www.mamba.bio.uci.edu（1997年10月2日）。該網站由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的彼得·J.布萊恩特（Peter J.Bryant）維護。
[35]我認為此用語最早為肯尼思·博爾丁所使用。有關中美洲，請見Augelli 1989；有關巴西，請見Dean 1995與McNeill 1988；邊境經濟學在加納導致短暫財富與永久的貧困，相關信息請見Amanor 1994。有關古柯鹼請見Dourojeanni 1989；有關大麻請見McNeill 1992b。有關墨西哥加工出口廠（maquiladoras），請見Nuccio and Ornelas 1987。同時請參考Mander and Goldsmith（1996）這本書名極為恰當的作品。
[36]在各種有關財產制度的文獻中，請特別參考Berkes 1992與Ostrom 1992。
[37]其中最有名的包括勃洛諾羅斯特（Polonoroeste）道路與屯墾計劃、巴西亞馬孫的卡拉亞（Carajas）鐵礦砂開採計劃、印度新格魯利（Sing rau li）煤礦與發電廠、印度納爾默達水庫（請見第5章），以及印度尼西亞的跨界移民計劃。有關世界銀行，請見Wade 1997以及Rich 1994的指控。Bayalama 1992宣稱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計劃，在非洲造成環境損害，其中又以土壤侵蝕與沙漠化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