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自然的國度裡，沒有事物是不具目的、微不足道或毫無必要的。
——邁蒙尼德（Maimonides），《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人類健康與農業發生劇烈變革，意味20世紀人類壽命延長，再加上科技進步與緊密整合的市場，都鼓勵人類加速汲取森林與海洋中的資源。20世紀經濟活動異常快速的步調，尤其是長途貿易，在各地引發狂熱的五年計劃也以更有系統的方式，將各種生態以前所未見的方式聯結起來，而這對生態所造成的後果，往往也是我們過去所難以想像的。在某些案例中，這樣的結果更是顯而易見。
森林
森林又經歷了苦難的一個世紀，無論面積或質量都出現下滑。[1]耕地的擴張在森林消失現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體而言，這些劇烈的改變發生在熱帶與北方針葉森林。森林砍伐的歷史悠久，從人類農業之初持續至今，造成全球森林減少15%～45%（相關估計數字差異大到令人氣結）。[2]一方面，在非洲與受季風影響的亞洲地區，一萬年前的森林只有大約1/3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美洲則有大約3/4的森林留了下來，俄羅斯則有2/3。在20世紀末，全球只有三個地方仍有大片森林：南美的亞馬孫河與奧裡諾柯河（Orinoco）盆地；北美洲北部從拉布拉多到阿拉斯加的地區；還有歐亞大陸從瑞典到薩哈林島整個地帶。有四個地區的大片森林就此消失，只剩下一畦畦農田：印度中部到中國北部，馬達加斯加，歐洲與安納托利亞，以及巴西的大西洋沿岸地區。熱帶非洲與北美的大片森林，現在也大幅縮水並退化。這樣大規模的森林砍伐，其中可能有半數發生在20世紀，其中又有將近一半是在1960—1990年遭到砍伐的熱帶森林。[3]
人類砍伐森林有兩個主要原因，就是取得木材或利用土地。在1860年以前，北美洲有90%的森林砍伐是為了改造成農地或草地。[4]其他地方森林砍伐的比例可能也差不多。然而自此之後，伐木已成森林砍伐的主要推動力。在20世紀末，溫帶與高緯度地區幾乎所有森林砍伐都是為了取得木材，但在林地改造為農地速度最快的熱帶，比重則不到一半。在這100年的時間裡，或許有1/6的森林砍伐是為取得木材，其餘均為農地開發。[5]
雖然森林流失是20世紀普遍的趨勢，但其中卻存在極大差異。大體來說，1910年以後，或者說至少在1945年以後，溫帶森林的面積便趨向穩定，甚至擴大，同時熱帶與高緯度森林卻逐漸縮水，尤其是1960年之後速度最快。這是因為之前數百年間溫帶森林大幅減少，並在下列三項因素的結合下回升：人口增長趨緩，單產量提高使農地需求減少，海外木材供給來源崛起。就最後一點來說，溫帶地區森林面積趨於穩定，卻促進了熱帶森林的砍伐。為了說明這些事件，我們將從地球兩個斷面來探討：美洲大陸大西洋沿岸地區的森林，以及兩個亞洲群島。
北美與巴西 1500年，美洲大陸沿大西洋地區擁有大片森林。美國印第安人焚燒森林的行為，只稍微減少了這些森林的面積。但1500年以後的巴西海岸森林，以及1607年之後的北美東部林地，卻開始遭到殖民屯墾農民的破壞。在北美，農民在伐木工的協助下清空了加拿大大西洋各省、魁北克、安大略與美國東部30個州的森林。到了1910年，他們已經佔領了美洲大陸東部所有可耕農地，將所有優質林地砍伐殆盡，從路易斯安那州的杉木到新布朗斯維克（New Brunswick）的白松均無能倖免。20世紀初期所砍伐樹木，有1/4用作鐵道枕木（1920年前枕木每隔幾年便需更換）。1607—1920年，這些東部森林超過半數消失殆盡。
然而約在1920年後，東部的林地復原了。這個過程最早始於1840年，當時中西部與安大略的農場崛起，讓新英格蘭與加拿大大西洋各省歷史較悠久的農場逐漸沒落。隨著鐵路鋪設遍及整個北美大陸，東部農場遭到廢棄的狀況快速蔓延。接著從20世紀30年代起農業單產量上揚，有更多邊陲耕地遭到廢棄，森林因此重新復育。伐木業所付出的代價也減少了：美國人均木材用量在1907年達到高峰，森林產品的總使用量從1910年左右溫和下降，因為1935年後薪柴用量大減，此外鋼鐵與塑料也在許多用途上取代了木材。最後，滅火行動在1930—1960年，降低了90%因森林大火所造成的森林損失。綜合以上所有因素，東部林地開始復育，因為東部森林的成長大約等同於西部砍伐面積，北美整體森林面積約在1920年後趨於穩定。[6]
巴西的狀況就不同了。農業，特別是制糖業，使得1850年前沿海廣達上百萬平方千米的森林慢慢消失。之後在里約熱內盧與聖保羅腹地，咖啡也加入了戰局。巴西人深信咖啡要用森林土壤才能種植。20世紀初知名作家蒙泰羅·洛瓦托（Monteiro Lobato）便寫道：「咖啡的綠色海浪，只有用地球的血液才能製造……它對腐殖土貪得無厭。」[7]鐵路、礦場、薪柴的式微，還有20世紀20年代末的林木貿易，也都插了一腳。從累西腓（Recife）到南裡奧格蘭德州（Rio Grande do Sul）
的沿海森林（1900年仍有將近40萬平方千米），縮水的速度越來越快。農業對新農地的需求永無減緩之日，巴西沿大西洋地帶人口持續強勁增長，土地所有權制度也確保無地農民的穩定數量。薪柴與木炭的消耗量居高不下——巴西幾乎不產化石燃料。1950年巴西建築水壩解決能源吃緊的問題之後，水庫淹沒了更多的森林。到了1990年，巴西大西洋沿海森林只剩下約8%。北美洲因為技術與社會變遷而停止砍伐森林的現象並未在此發生，或者說效果太不明顯，以至於無法抑制巴西沿海地區的森林砍伐。由於持續的土地需求，20世紀60年代巴西政府有系統地在亞馬孫雨林區開放殖民。從1960年到1997年之間，這片全球最大、植物多樣性最高的雨林，約有10%成了牧場、農地或灌木林。[8]
日本與印度尼西亞 北美與巴西大西洋沿岸地區森林的歷史形成對比，但其間並無明顯關聯。在日本與印度尼西亞的案例中，森林的歷史則相互聯結：日本森林植被的保存，其實是仰賴從印度尼西亞等地進口木材。
日本森林的歷史自成一格。[9]隨著經濟景氣循環與國家政策的變化，當地的森林在幾百年間縮小後又復育。從1780年到1860年，謹慎的森林政策阻止了砍伐。但從19世紀末開始，由於明治政府積極推動國家工業化，日本的森林一度又面臨強大壓力。到了1900年，除了北方人口稀少的北海道外，所有老齡林（old-growth forest）都不復存在。20世紀30年代，保護剩餘森林的努力成了軍事化政策的犧牲品。到了1945年，日本森林遭到嚴重過度利用，而戰後飽受轟炸的城市，也為了重建而亟須大量木材。
1950年後情況大幅轉變，日本再度成為一個「綠色群島」。這樣的轉變源於兩個因素。首先在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能源系統從木炭與薪柴轉為化石燃料。20世紀60年代更開始禁止使用木炭。其次，日本開始大量進口木材，多少造就了一個利伯維爾場。軟木來自俄勒岡、華盛頓與英屬哥倫比亞，還有部分來自西伯利亞。日本政府解除本地木材的關稅保護後，花旗松造成本地木材價格下滑。硬木則來自東南亞，先是菲律賓與馬來西亞，1965年後則從印度尼西亞進口。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木材與紙漿木料進口國，當地的公司創造出一個林木產品的環太平洋地區聯合市場。借由這種方式，日本減輕了自有林地的壓力，到了20世紀80年代大部分國土均為森林所覆蓋（67%），在溫帶國家中僅次於芬蘭。[10]
印度尼西亞是個位於赤道的群島國家，國土跨度相當於美國大陸。1610年到1949年，印度尼西亞島嶼先是部分後來全部淪陷，由荷蘭殖民統治。廣闊的熱帶森林曾是當地特色，是從恆河到長江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亞的一片存在已久的廣大森林帶。在幾個世紀前斧頭與犁出現之前，印度與中國的森林已經縮小。20世紀（主要在1955年後）泰國與馬來西亞半島的部分也發生同樣的狀況。[11]印度尼西亞森林最嚴重的流失，則是發生在1965年後。
印度尼西亞森林系統化的耗損，至少可以追溯至1677年，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以爪哇柚木這種全世界最耐用的木材造船。爪哇與峇裡島豐富的火山土壤有利於人口與農業增長。到了1930年，爪哇有4200萬人口，相較之下1600年僅300萬或400萬人，大部分的天然森林都因為水稻耕作與柚木砍伐而消失。日本佔領期間（1942—1945年）柚木與薪柴的砍伐達到歷史高峰。戰爭、佔領、革命、叛亂與內戰（1941—1967年），還有人口持續增長（到1985年已增至1.05億），都造成了爪哇森林減少。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爪哇的森林都是次生林[12]，以及荷蘭統治時期實行科學造林（大約在1860—1941年）後重新種植的柚木。[13]但是一些較大的島上仍保有大量高大喬木。
蘇門達臘與婆羅洲這兩大島土壤貧瘠，向來人口稀少，因此仍留有大片森林。20世紀20年代一名荷蘭官員注意到婆羅洲的優質木材，但認為沒有足夠人力進行砍伐。後來情勢有所改變。1965—1966年，一場血腥政變與內戰使蘇哈托將軍（1921—2008年）取代蘇加諾將軍（1901—1970年）成為總統。經濟民族主義以及對外國投資的敵意減少了，為資本密集林業的發展預先鋪路。同時伐木技術也快速發展，過去視為太遠的地區也開始可以砍伐。這些新的條件，再加上菲律賓可銷售的木材即將耗盡，造成印度尼西亞偏遠島嶼森林遭到嚴重砍伐。
造成這些狀況的種種安排，在印尼這個國家的塑造與維持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從羅馬到中國，歷史上的帝王都會授予土地給忠誠的將士。蘇哈托也用同樣方式處理伐木許可證。他手下的官員及少數友人拿到了許可證，與外國公司合作取得資金與技術，然後靠出口木材到日本、新加坡、韓國及中國台灣的鋸木廠與紙漿廠賺得大筆財富。蘇哈托與手下的將軍發現，在印度尼西亞製造夾板與紙漿木材獲利更豐，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制定新法，逐漸降低進而禁止木材出口。但砍伐的情況還是持續快速增加，到1982年印度尼西亞夾板出口已領先全球。儘管1980年後立法要求森林復育，卻在發放伐木許可證的20年間遭到阻礙。歷經瘋狂砍伐後，留下了一片片矮樹與草地，還有一些洋槐與桉樹植被。[14]到了1990年，印度尼西亞約有1/3的森林已然消失。在1992年，雖然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發表了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決議案，建議在2000年之前禁止砍伐熱帶森林，印度尼西亞的伐木特許權擁有人卻加倍努力，好在期限之前賣掉資產。其中較為幸運者，得以趕在1997—1998年的大火前，將分得的林地換成金錢。這場大火造成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上空煙霧瀰漫達數月之久，當地森林也都化為灰燼。[15]
印度尼西亞與巴西的故事，不過是我們這個時代眾多重大事件的其中一章，也就是熱帶森林大量遭到砍伐。熱帶森林種類繁多，覆蓋面積一度高達15億公頃，主要分佈在拉丁美洲、非洲西部與中部，以及亞洲南部與東南亞。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上述地區約有1/3已轉為農地。大部分的森林消失在1960—1990年，面積超過印度。[16]非洲損失了約半數的熱帶森林，拉丁美洲則不到1/3。20世紀末是森林遭到嚴重砍伐的時期，就像羅馬時期的地中海地區、宋代中國或是鐵路時代的北美洲。20世紀末的森林砍伐規模更大，所造成的生態效應大不相同，所運用的科技也從根本上有所不同，但背後動機其實都一樣：為了取得耕地與放牧用的土地，以及可以出售的木材。森林民族的滅絕、生態系統支持體系的消失，以及森林砍伐對溫室氣體累積的助長，儘管大約在1980年後各界對這些現象有相當的警覺，但相對於上述動機來說，這些都無關緊要。森林砍伐受益者的政治力量實在太大了。[17]
在西非，猴麵包樹（baobab）在文化與社會上均具有重要意義，是人們聚會的地方，也是地方領袖舉行仲裁之處。為了砍伐這株猴麵包樹，圖中這些人在樹的根部注入毒液，等樹死了之後再以推土機推倒。本圖攝於大約1950年的馬裡，空出的土地將用來種植棉花。法國在馬裡推動棉花種植，是殖民時代末期最大規模且最失敗的開發計劃之一。1950年後整個熱帶積極追求新增農地，造成數百萬棵樹遭到砍伐
捕鯨與捕魚
熱帶森林砍伐背後的主要推手，也就是其中的利益與嗷嗷待哺的人口，也重新改造了水文圈的生物群。就像森林一樣，政府與國際組織認識到無止境捕撈魚群與鯨的部分不良後果，但他們也無能為力。漁業向來是最難管理的一環。
漁業這種開放性資源，經常處於過度捕撈的狀態。反正其他人也會來抓，漁民沒有理由讓魚留在海裡。如果能夠不抓小魚，對所有漁民都比較好，因為這會危及未來整體魚群數量。但這樣只會把魚讓給不遵守規矩的人。由於許多魚與鯨會不斷遷徙，並不限於特定海域，試圖將魚留給自己或同胞的做法效果有限。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裡，這些艱難的現實使得漁民的生計更加困難也更加貧困。對具有商業利益的魚與鯨來說，也讓它們的生命越來越短。
1904年後南冰洋的捕鯨狀況 少有生物像鯨這樣遭受人類無情的摧殘。[18]在最初5000萬年間，鯨的生活一直異常平靜，它們的天敵少之又少。捕鯨始於史前時代，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效率較高的舊石器時代的方法：追捕獵物並投擲長矛（魚叉）。在一個個捕鯨場裡，捕鯨業者勇猛地追捕獵物，使鯨的數量少到不值得圍捕。維京人與巴斯克人是深海捕鯨的先鋒，最初起於大西洋北部。1610—1840年，荷蘭與英國的捕鯨業者讓斯匹次卑爾根島（Spitzbergen）及格陵蘭的弓頭鯨（bowhead whale）數量降至幾近絕種。[19]工業革命加速了對鯨的獵捕。鯨油對潤滑機器特別有用。製造業發現鯨須有許多用途，相當於19世紀的塑料，可用作束腹、雨傘等支撐物。鯨須也稱為鯨骨，是沒有牙齒的鯨用來過濾食物的片狀角型物質。美國人將捕鯨作業引進廣闊的太平洋，並在1820—1860年稱霸。到了1860年，容易捕捉的鯨〔抹香鯨（sperm whale）與露脊鯨（right whale）〕大多被捕殺殆盡。最後一個大型的弓頭鯨捕鯨場在白令海，也在1890年被美國人獵捕殆盡，造成白令海海峽沿岸以鯨為主食的阿留申人（Aleut）與楚科奇人（Chukchi）陷入饑荒。到了1900年，捕鯨成了「全世界一個已經死亡或者垂死的產業」。[20]還是有很多的鯨留存下來，但都很難捕捉。
存活下來的大多屬於須鯨品種，游速快到划槳的捕鯨船趕不上，而且被殺後會沉入海中，對捕鯨人來說並不方便。這還包括了藍鯨這種地球生物史上最大的生物，還有體型較小的長鬚鯨（fin whale）、塞鯨（sei whale）、布氏鯨（Bryde』s whale）與小須鯨（minke whale）。1900年，在全世界最豐富的捕鯨場南冰洋，有超過100萬隻須鯨以當地冰冷刺骨的磷蝦群為主食。[21]但在新的科技下，很快便揭開了捕鯨業千年歷史中最高潮的一頁。
在1864—1868年，挪威捕鯨船長斯文·福因（Svend Fϕyn，1809—1894）開發出能對鯨魚發射手榴彈的魚叉大炮（harpoon cannon）。福因是個冷酷無情的人，像《白鯨》裡追捕莫比·狄克（Moby Dick）的亞哈船長（Ahab）那樣具有堅定的意志，從斯匹次卑爾根島到南極洲四處獵捕鯨。以一種近乎於模仿藝術的生活方式，福因的命運幾乎與亞哈如出一轍：亞哈被魚叉的線纏住脖子，捲入海中後身亡，他則被魚叉線纏住腳踝，然後被拉進冰冷的太平洋中。他被救起時只說：「我的帽子不見了。」裝置在捕鯨蒸汽船船頭、福因所研發出來的大炮，讓捕鯨業者首次能夠捕殺須鯨。挪威人在北大西洋地區改善了這項技術，須鯨群因此被捕殺殆盡，累積了足以讓他們在1950年以前稱霸現代捕鯨業的技術與資金。1904年他們開始在南極捕鯨，到1910年便超越北方原本既有的漁場。他們起初捉到的都是比較容易捕捉的座頭鯨（humpback whale），但1911年後數量下滑。1915年當時仍為丹麥領土的冰島，禁止以當地作為捕鯨基地之後，南部開始聚集了更多的鯨。捕鯨業者利用南喬治亞（South Georgia）以及南設得蘭群島（South Shetlands）等亞南極島嶼作為登陸基地。但很快地，這些島嶼的英國總督威廉·阿勒代斯爵士（Sir William Allardyce）便預見到南冰洋鯨群可能步上其他地區的後塵，因此開始限制捕鯨。
這張照片攝於1903年，不肯放棄的捕鯨業者已讓許多品種的鯨瀕臨絕種，當時捕鯨仍是一種手工技術。到了1860年抹香鯨已經相當稀少，但在1904年後捕鯨業者憑借20世紀的高科技，開始進攻南冰洋所環繞的南極大陸這個鯨的主要來源。這讓全世界的捕鯨船隊東山再起，引發了一場持續不斷的攻擊，以至於到1960年有數種鯨瀕臨絕種。圖中被捕獲的抹香鯨重達8噸
如這張在澳大利亞與南極洲之間海域所拍攝的照片所示，1939年捕鯨已經成為一種工業化企業。有船尾滑台的加工船能裝得下整頭鯨，迅速地將之分解為鯨油與骨粉。鯨繁育的速度趕不上工業化的捕鯨法，因此在20世紀的前75年裡面，鯨數量大幅下滑
這樣的限制激發了挪威捕鯨獵人彼得·索勒（Petter Sϕrlle）的想像力，後來他設計出船尾滑台（stern slipway），開發出能把上百噸重的藍鯨拖上船並在一小時內分解成鯨油與骨粉的加工船。第一艘海上鯨屠宰船於1925年出航，完全不需向英國當局取得執照或支付關稅。挪威人也開發出在死亡須鯨體內注射壓縮空氣的技術，讓它們在拖上加工船前都維持漂浮狀態。有了這些進展，一個有利可圖的屠殺時代就此開始。20世紀20年代英國與挪威並駕齊驅，到了30年代又有阿根廷、美國、丹麥與德國加入獵捕，10年間捕捉藍鯨達到高峰。1934年日本加入市場，1946年又有蘇聯，最後甚至在南極洲取代了挪威的地位。
捕鯨主要的利益來自鯨油。[22]須鯨的油其實是脂肪酸，主要用途有三個。利用1903年所發明的氫化作用程序，鯨油能用來製造人造奶油這種自20世紀20年代起便相當受歡迎的奶油替代品，還可用來製造肥皂。鯨油煮沸後的另一項副產品是甘油，是炸藥中硝化甘油成分所必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軍備競賽，加速了甘油市場的需求，讓捕鯨業者更加鐵了心。通過先進的化學技術，數百萬頭鯨成了人造奶油、肥皂與炸藥。[23]
大型鯨價值最高。1913—1938年藍鯨變得極為稀少，導致捕鯨業者轉而捕捉長鬚鯨。由於這種鯨魚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都還很難找到，聲吶的使用因此更為普及（本來是在「二戰」期間為反制潛水艇而發明），並利用飛機來定位鯨的方位。捕鯨業者捕捉的鯨品種越來越小，價值也越來越低，到最後只剩小須鯨存活，數量也只到1904年前的水平。1900年南冰洋約有15萬～25萬頭藍鯨，到1989年只剩下500頭。至於長鬚鯨，1900年數量有70萬，到1982年通過捕鯨公約時剩下7萬頭，到了1989年則只剩2萬頭。在過去數百年間，捕鯨業者讓一個個捕鯨場耗竭。在20世紀，捕鯨業者找到了鯨的主要來源，使得鯨的品種接二連三地滅絕。[24]
從阿勒代斯爵士與冰島的作為中可以看出，現代捕鯨業開始的初期便有人擔心鯨數量減少。1935年藍鯨數量明顯下降，因此出現了由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監管的相關規定。但這些規定成效不彰。接著在1946年成立的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是一個由多數捕鯨國家組成的機構，為了保障鯨油而非鯨的價格，而在組織成員間自行分配捕鯨配額。這簡直是黃鼠狼給雞拜年。1964年國際捕鯨委員會轉而保存鯨的數量，並決定應保護座頭鯨。1965年藍鯨也獲得同等待遇。20世紀70年代之前，不遵守規定的國家與鯨盜捕業者，造成限捕措施效果有限。蘇聯明確認為國際捕鯨委員會的配額只是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因此船隊也特別經過設計，以掩飾非法獵捕超過9萬頭鯨的事實（1949—1980年），其中還包括受到保護的座頭鯨與藍鯨。[25]船王奧納西斯（Aristotle Onassis）是20世紀50年代大規模鯨盜獵者之一，手下船隊利用直升機來尋找鯨，甚至僱用黑名單上的挪威納粹同路人來捕殺鯨。[26]1963年後鯨數量日稀，再加上反捕鯨人士的抗議，大部分捕鯨船隊都退出這個行業，日本與蘇聯因此稱霸市場。20世紀60年代，日本捕鯨業者以溫哥華島、秘魯、巴西與紐芬蘭為基地進行作業，此外也在本國水域捕鯨。除了這兩國以外，還有挪威與冰島也相當擅於規避1982年通過、1986年生效的捕鯨公約：有幾千頭鯨因為「科學原因」遭到殺害，因此免受公約規範，但這些鯨最後都成了生魚片。然而在1986年後，捕鯨業的紛擾逐漸平息。1990年之後大部分鯨品種的數量似乎開始增長。在有利的條件下（雖然因為捕鯨行動而難以實現），除了需要多次配種才能受精的藍鯨外，鯨數量可能在60～100年間復育，逃過絕種的命運。[27]
在南冰洋，福因所留下的工具造成150萬頭鯨被殺，1904—1985年鯨的生物量（biomass）從大約4300萬噸降到600萬噸。這讓螃蟹有大量磷蝦作為食物。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期，座頭鯨與藍鯨幾乎瀕臨絕種，須鯨、塞鯨與小須鯨有更多的磷蝦可吃，理論上應該可以更快繁殖。由於須鯨成了下一個目標（1935—1960年），塞鯨與小須鯨因此有更多磷蝦可吃。後來情況的確如此，每一種鯨都短暫地成為捕鯨業者前一個目標的受益者。獵捕鯨對企鵝與海豹來說卻是好事一樁。因為鯨幾乎絕種，使得它們的數量至少在1950年後就開始增加。要不是人類捕捉磷蝦，它們的數量可能還會持續增加幾十年。搶得先機後，即使人類允許，它們也大可阻止鯨重回南冰洋。[28]就像過去幾個世紀一樣，20世紀的捕鯨業者因為具有經濟效益而殺雞取卵。鯨繁殖的速度緩慢，因此搾取資源並同時保育並不符合經濟原則。盡快殺光所有鯨，並將所有收益投資在成長更快的股票、債券，甚至是存款賬戶，這樣才符合經濟合理性。即使是開放性資源的問題解決了，只要以純粹的經濟邏輯為優先，鯨永遠都不可能脫離瀕臨絕種的命運。[29]
1900年之後的海洋漁業 鯨之所以避免了全面絕種，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保育分子對它們特別有興趣。其他魚種並未享有這樣的地位。在20世紀，海洋支持人類的程度是前所未見的。不論是總數或人均數量，我們吃魚的數量比我們的祖先更多。我們還把更多魚變成了肥料與動物飼料。有了新科技與廉價的能源，才可能有這樣的大豐收。到了20世紀90年代，海洋大約有8%的淨初級生產力（primary productivity）流向我們所捕捉的魚。[30]這些漁獲與無法可依的過度捕魚有關。在許多案例中，這對生態造成的效應是砍掉了海洋食物鏈的最頂層，也就是大型食肉魚，讓海洋成為它們的獵物。[31]
魚的數量難以估計，因此沒有人知道確切的魚群數量。捕獲上岸的魚數量可以計算，但其數量的波動是否與整體魚群數量的改變一致，或者魚群數量的改變是否就是捕魚所造成的結果，往往很難說。取得信息的困難加深了開放性資源管理的困難。[32]可以確定的是，漁業相當重要。約有10億人以魚作為動物蛋白質的主要來源。官方數字（表7.1）顯示，全球漁獲量約有3/4來自海洋漁業。這些數字忽略了被丟棄的混獲（by-catch）。20世紀90年代，混獲數量占（登記在案的）捕撈上岸數量大約1/3。這還不包括從未呈報的「黑市」漁獲，可能會使總數量多出1/3或1/2。[33]這些數字顯示20世紀40年代末到1973年漁獲量急速增加，接著增長逐漸趨緩。初期的榮景部分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效應，因為戰爭讓海上船隊幾乎絕跡，魚群數量恢復到先前水平，並以大西洋北部最為明顯。20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的大幅增長，則主要是因為捕魚船隊轉往大西洋與太平洋南部漁藏豐富的水域。到了80年代，漁民兩年內捕獲上岸的魚類數量，相當於先人在整個19世紀捕到的總量。數據顯示，20世紀被捕的海洋魚類數量（大約30億噸）超出過去所有加總的數量。[34]
總量數據還隱藏了一項長期趨勢。有數不清的重要漁業在20世紀瓦解，而且多半是最重要的項目。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的漁獲量，包括許多先前被認為不具經濟價值的魚種（即「垃圾魚」），因為鱈魚、鯡魚、黑線鱈與鮪魚等魚類已經越來越難捕獲。
表7.1 全球漁獲量（1800—1996）
數據源：Hilborn 1990；FAOSTAT（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數據庫）
註：UNFAO 1997：4統計1950—1994年的數據略高（數據1）。即使確切數字不同，但整體趨勢其實一致。聯合國糧農組織已就1950—1994年撈捕上岸的數據，發表了幾種略有衝突的數據。
地方性漁業的瓦解也不是什麼新鮮事。13世紀甚至更早即有防止過度捕撈的規定。可能是為了解決日漸下滑的漁獲量，1839年法國與英國試圖通過國際協議減少捕魚。[35]但在20世紀市場的龐大力量下，加上計劃性產量配額與現代科技，更嚴重的瓦解就此發生。北海漁業與緬因州龍蝦業在20世紀20年代瓦解。20世紀30年代規模領先全球的日本沙丁魚業，也在1946年到1949年瓦解，70年代中期後再度生氣勃勃，[36]到了1994年又再崩盤。20世紀30年代在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文學作品中永垂不朽的加州沙丁魚業，則在1945年後大幅下滑，1968年終告消失。同年，大西洋斯堪的納維亞的鯡魚業也告瓦解。大西洋東北部的鱈魚業也如是。有時魚群數量恢復後會再度下滑，就像日本沙丁魚。有時魚群數量未能（或尚未）恢復，像加州沙丁魚或北大西洋的鱈魚。[37]只要運用現代捕魚方法，高度的漁獲壓力再加上魚群數量的自然減少，遲早都會造成漁業崩盤。近年來成為全球第二大漁場的北大西洋，也在很早之前及20世紀大多數時間內經歷了這種變化。[38]
在全世界最豐富的漁場，這樣的現象卻只發生過一次。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因為沙丁魚業式微而失業的老經驗漁民與漁船，為了秘魯寒流（Humboldt Current）紛紛從加州遷往秘魯開設工廠。那裡冷冽而富含氧氣的海水，養成了大量的浮游植物，進而孕育了秘魯鯷（anchoveta）與智利竹䇲魚（Chilean jack mackerel）。秘魯人在此捕魚已有數百年歷史，但他們沒有高動力船隻、大型網具或可以定位魚群的飛機。到了1962年，秘魯捕撈上岸的漁獲數量超過所有國家，將近700萬噸。1967—1971年漁業攀上高峰，達1000萬～1200萬噸，佔全世界總量的20%。可以做成魚粉和魚油的秘魯鯷，是穩定秘魯外貿的力量，貢獻了1/3的外匯。1972年漁獲量探底到470萬噸，接下來15年內每年也只有200萬～400萬噸。秘魯鯷魚業的瓦解，使全球漁獲量減少了大約15%。這場災難等於讓秘魯經濟斷了手腳，造成20世紀70年代與80年代政局波動，進而引發嚴重通貨膨脹、失業潮以及暴力革命團體的崛起。
這場瓦解還碰上了1972年的厄爾尼諾現象（El Nino），漁獲量的最低點（150萬噸）則伴隨著1982—1983年的厄爾尼諾現象而來。太平洋洋流間歇性的短期波動，為秘魯海岸帶來溫暖但養分不多的海水，在秘魯鯷魚業沒落的過程中明顯扮演了其中一角；但與過度捕撈，還有厄爾尼諾現象減弱後復原過慢也都有關係。隨著加州沙丁魚業瓦解，秘魯便在自然與社會的雙重因素下步入災難。[39]
雖然秘魯鯷魚業的瓦解是漁業史上規模最嚴重的，但20世紀70年代後一場全面性甚至可以說是更嚴重的危機，幾乎影響了全球漁場。1945年以來漁業大規模增長主要原因有二：找尋新的漁場並加強舊漁場的捕撈行動。大體而言，新的漁場都在南半球，像是秘魯鯷。但始於1971年、在80年代大為興盛的南太平洋沙丁魚業，成了最後一個漁場。此後，再也沒有無人到過的漁場了。這是漁業史上很重要的轉折點，等同於關閉了陸地邊界。
1971年後，漁獲量的維持，更別提增加了，需要付出更多更密集的努力，包括政府補貼（見下文）與提升技術。新技術包括以聲吶與衛星影像來尋找魚群，還有更大更好的拖網漁船及流刺網。[40]漁民以氰化物與炸藥圍捕珊瑚礁群的魚種。這樣的確是很努力，對成群捕捉某種魚來說也相當有效。約有1/4魚種發展出與珊瑚礁共存這種生存機制，卻在人類無情的掠奪下近乎自殺。
1970年之後的補貼政策與新科技，讓一個個漁場走下坡路，甚至幾乎瓦解。到了20世紀90年代，超過2/3的漁場開發殆盡或過度捕撈。[41]諷刺的是，若要捕捉更多魚，最好的辦法就是減少捕魚量：減少撈捕小魚，讓更多魚能夠完全成長到可以生育的年紀。20世紀90年代，漁民每年會因為過度捕撈而損失大約900萬噸漁獲。他們的智慧與決心使得漁獲總量提高，卻掩飾了大部分漁場惡化的事實。[42]
受自然波動與社會條件交互作用的影響，海洋漁業的景氣好壞交替循環比大部分的採集業都要明顯。起初，只要有一個漁場瓦解，就會發現另一個（或兩個）新漁場。這支撐其大幅增長，尤其是1950—1971年。這種狀況鼓勵漁民與漁業國家放棄了幾乎所有規定。沒有了規定，就代表景氣大好之後會有低潮，因為只要有人成功，就會引來新船隊。這些船隊的技術越來越進步，花費因而越來越多。投入捕魚船隊的固定資本不能閒置不用：一年四季、不論白天黑夜都得作業，將所有魚群撈捕殆盡，直到漁貨銷售量無法負擔營運成本。這些經濟現實，讓北大西洋與北太平洋的漁業瀕臨瓦解。
瓦解之後帶來了補貼政策，但這只是讓問題惡化，隨之而來的規定也無法解決問題。[43]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繼秘魯之後，幾乎所有捕魚國家都宣佈實施200海里海域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EEZ）。這使得所有大陸架都收歸國有，雖然像納米比亞等國並不實施專屬經濟區，眼見「他們」的魚群被來自遙遠東歐與東亞國家的船隊大量捕撈。[44]在這些專屬經濟區中，持續出現過度捕撈的行為：本國船隊取代了外國船隊，許多國家大舉投資捕魚船隊以開發自家專屬經濟區。舉例來說，當1997年加拿大實施專屬經濟區，取得了自16世紀即為國際漁場的紐芬蘭大淺灘所有領域。為了利用並促進紐芬蘭的經濟，20世紀80年代渥太華針對捕魚船隊擴張與技術升級提供補貼。後來紐芬蘭漁民的效率奇高，很快渥太華當局必須付錢叫他們別再捕魚。20世紀60年代每年漁獲量近百萬噸，1990年後直線下滑，迫使聯邦政府在1992年宣佈實施公約，讓2.5萬名紐芬蘭人失業並接受救濟。他們不斷等待鱈魚回來，但至今仍徒勞無功。全球的補貼政策——1995年前每年大約500億美元——造成1970年到1995年全球捕魚船隊噸位數倍增。更進步的管理技術崛起，其中最成功的則為新西蘭。[45]然而，這些都無法阻止過度資本化、產能與捕撈所帶來的效應——讓公海轉變成非商業魚種的領域。
人類對海鮮的需求，對海中群游的魚種來說是件壞事，對能夠養殖的魚群來說則是福音。水產養殖業已存在好幾個世紀，但直到1980年後才變成一門大生意。[46]1980年，全球魚類養殖漁獲量為500萬噸，1996年已達2500萬噸。中國在宋代（960—1279年）便巧奪天工改良了鯉魚養殖技術，截至1995年佔全球魚類養殖業比重超過半數，到1988年更成為全球最大魚類生產國。大約有80%的水產養殖業位於亞洲，其中約2/3是以鯉魚為主的內陸淡水養殖池，剩下的包括蝦及養在海岸養殖箱裡的鮭魚。[47]只有少數幾個品種能夠養殖，因此水產養殖業的發展就像綠色革命農業，其實是少數品種的極大化生產。除此之外，養殖漁業無助於降低海洋魚群的捕撈，因為養殖業是利用魚粉作為飼料。因此實際上來說，為了吃到蝦與鮭魚，人類捕捉了大量的鯷魚及鯡魚。如果漁業專家認為海洋漁業已經達到或接近理論上的極限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且水產養殖業近幾十年的趨勢維持不變，10～15年內養殖魚類的數量就會超過捕撈數量。在20世紀末期與21世紀初期，一場相當於陸地上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的轉變正在發生。[48]
生物入侵
貿易與移民的浪潮，讓20世紀成為一個大規模生物入侵（bioinvasion）的時代。當一種新來乍到的生物定居在某處，茁壯成長並破壞原本的平衡，這就是所謂的生物入侵。[49]大部分在20世紀興起的疾病（如前面章節所述），事實上都屬於生物入侵。它們不需人類干預就能產生。近幾百年來運輸與貿易興起，它們也因此更為頻繁。穀物、棉花與羊毛貿易規模快速增長，種子隨著貨物包裝流向各方，也大幅增加了植物的遷移。長久以來人類一直是植物散佈最有效率的代理人。在人類開闢道路之前，沒有一種大型動物能在全球散佈植物；所有能在全球廣為分佈的動物，都是因為它們能與人類的事業兼容。
生物入侵的歷史，隨著歐洲人開始跨洲探險（1492—1788年），以及隨後的勞工移民而大幅加快腳步。但在20世紀，光是各地區（特別是各大陸之間）之間的交通運量，就足以為生物入侵提供更多機會。擾亂生態系統的頻率與強度大幅提高了成功概率，因為生物入侵在受擾亂的生態系統中特別容易成功。從地質時間的超然觀點來看，20世紀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促進生物入侵。[50]
許多生物入侵的案例，都是在歐洲、中國或印度海外移民企圖將原本熟悉的物種引進他國時發生，尤其以1850—1920年為最。澳大利亞與新西蘭有所謂的「馴化團體」（acclimatization society），也就是對澳大利亞的動植物不滿意的公民團體。這些團體把進口經挑選的物種當作自己的事業（通常是來自英國的常見品種）。據說有個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擁有莎士比亞作品中提到的每一種鳥，因而在1890—1891年在紐約中央公園放生了80對椋鳥（starling），造成美國現今有數百萬隻椋鳥。[51]帶有毛皮的動物也是熱門的引進品種，尤其是在歐洲。希特勒手下講究時髦的空軍中將戈林（Hermann Goring），便把美國浣熊帶到德國，希望製作浣熊皮大衣。他引進的浣熊最後逃脫，在摩澤爾（Mosel）谷區以及盧森堡、荷蘭部分地區定居。[52]跨國引進物種通常會失敗，但有些（例如椋鳥）則是太過成功。
然而，引進最具破壞性的生物品種都是偶然發生的，包括以貨船、飛機或軍事運輸的偷渡。經濟代價最高的就是昆蟲類的害蟲了。來自墨西哥的棉籽象鼻蟲（boll weevil），在1890年後嚴重破壞了美國棉花業。巴西兇猛的火蟻於20世紀30年代登陸亞拉巴馬州莫比爾（Mobile），引發美國南部一場代價高昂卻收不到預期效果的滅蟲大戰。舞毒蛾（gypsy moth）這種難以控制的法國嬌客，在1869年由藝術家兼實業家特魯夫洛（E.L.Trouvelot）引進波士頓郊區，希望與蠶配種後建立起紡織帝國。特魯夫洛的蛾最後逃脫了，自此之後北美東部落葉林持續受災。一項統計顯示，1906—1991年，美國引進昆蟲的代價約為1億美元；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每年的代價更超過1億美元；到了1999年，全部入侵物種每年造成美國人大約1230億美元的損失，相當於每人500美元。[53]
太過成功而成為害蟲的入侵物種，因為脫離了原棲息地疾病、天敵、競爭者的限制而形成「生態釋放」（ecological release）。在20世紀的輪迴中，外來品種的數量超過以往。其中最戲劇化的案例，就是不起眼的兔子。[54]
來自歐洲的穴兔 源於西班牙的穴兔（Oryctolagus cuniculus）最後征服了全球。[55]在古代與中古時期，它在人類的協助下以龜速入侵歐洲，花了700年才攻佔不列顛群島；到了現代，則因實用與皮毛的價值而被引進世界各地。
最嚴重的兔子生物入侵發生在澳大利亞。經過先前幾次失敗後，1859年一位名叫托馬斯·奧斯汀（Thomas Austin）的地主成功將兔子引進維多利亞州（Victoria）。6年內他在所屬土地上殺死了2萬隻兔子。到了1870年，兔子在澳大利亞多數地區都已經成為一害。放牧業者不知不覺打造了一個兔子的天堂：他們種植牧草，開挖池塘（為了蓄養家畜），並盡其所能殺光所有的袋鼠、小袋鼠（wallaby）、負鼠、澳大利亞野犬與鳥類，因而消滅了兔子的對手與天敵。他們讓鼠袋鼠（rat kangaroo）絕種，留下了最適合當作兔子藏身處的地下通道網絡。兔子引發了放牧者的憤怒，因為它們吃掉了原本要用來養羊的草。兔子花了大約60年（1859—1920年）入侵澳大利亞所有適合居住的地區。1902—1907年，澳大利亞西部還設立了長達2100千米的圍籬，以保護當時澳洲最具價值的羊毛出口。但兔子很輕易便突破了這道「馬其諾防線」，整個澳大利亞都有它們咬食的痕跡。到了1950年，澳大利亞的草原養育了大約5億隻兔子，對放牧業者來說等於少了5000萬隻羊。後來官方引進了兔傳染性黏液瘤（myxomatosis）這種來自巴西的兔子疾病，殺掉了澳大利亞99.8%的兔子。但這並不能將之趕盡殺絕，少數存活下來的都對這種疾病具有免疫力。它們的後代亦是如此，到20世紀90年代數量增至大約1億只。[56]
兔子在新西蘭繁殖成功的程度幾乎不亞於澳大利亞，在阿根廷也是如此。1864年兔子首度被引進新西蘭，之後百年間其繁殖幾乎完全不受干擾，當地有充足的草地且少有天敵。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新西蘭以空中噴灑毒藥的方式殺死數百萬隻兔子，讓牧場主人大為欣喜。19世紀末智利刻意野放，兔子因而在南美洲立足繁殖，最後也入侵了最南端某些島嶼。在1945—1950年，在一場並無紀錄但讓人憶起的聖馬丁（San Martin）軍隊的史詩般壯舉下，兔子穿越了安第斯山脈進入阿根廷，發現一望無際的草原正等著它們。它們以每年大約15～20千米的速度從阿根廷邊境挺進，儘管有兔傳染性黏液瘤之類的阻礙，還是有大約5萬平方千米的面積被兔子入侵，約相當於斯洛伐克或美國西弗吉尼亞州的面積。
兔子在北美繁殖並不順利，只有加州與華盛頓州少數幾個據點。很久以前兔子便在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設下灘頭堡，但並未在其他地方大量繁殖。在南非〔納塔爾（Natal）〕，一個規模不大的兔群，因為螞蟻攻擊幼兔而被消滅。在1656年，一個規模更小的兔群入侵了羅賓島（Robben Island，這裡囚禁了種族隔離制度下最有名的人犯），一點一點地啃食當地植被，但幾乎為人所遺忘。除了澳大利亞以外，穴兔繁殖最為成功的地方即屬島嶼。目前兔子已佔領全球800個島嶼，在一些小島上也極佔優勢。在人類眾多旅伴當中，只有老鼠入侵的狀況堪稱超越穴兔。[57]
栗枯枝病（ chestnut blight）1897年美國農業部設立了外來種子與植物引種部門，依照進步時期（Progressive Era）的精神來改善美國生物群。這個部門的科學家弗蘭克·梅爾（Frank Meyer），在1905—1918年從亞洲引進2500種植物。在眾多植物中他還運來亞洲栗樹的苗木，其中有些帶來一種亞洲栗樹具抵抗力但美國同類無力抵抗的真菌。從紐約的灘頭陣地向外擴散後，這種真菌在50年內便覆蓋了美國東部的闊葉林。栗樹原本佔據森林中相當大的面積，比重最高可超過25%。栗枯枝病讓美國損失了一種用途眾多、常用於桅桿與籬笆的抗腐蝕木材；它也消滅了阿巴拉契亞山以掉落栗子當作飼料的養豬業；秋天撿拾栗子以待冬天烘烤的習俗也因此告終。最後栗樹在北美消失殆盡，這可能算得上是「植物群史上最大規模的人為單一變遷」。[58]規模較小的森林生物入侵包括：荷蘭榆樹病（Dutch elm disease）在1927年從歐洲大陸流入英國，又在1930年入侵美國；還有1900—1975年殺死1/4日本松樹的病原體，很顯然是來自美國。大體來說，森林的生物入侵案例不多，且局限於溫帶森林，因為熱帶森林太過多元化，單一入侵者不可能造成太大的衝擊。
草原的生物入侵 在20世紀，歐亞大陸以外的溫帶草原大多面臨更嚴重的佔領與放牧壓力。因此，許多草原原有植被都因不適應有蹄動物的踐踏而流失。取而代之的是來自歐亞大陸與非洲、歷經千年以上篩選後，最能與人類養殖的反芻動物相容的草類品種。最極端的例子包括澳大利亞、南美洲南部以及北美洲西部，這股趨勢自1800年便告開始，但在20世紀達到高峰。在1889—1993年，旱雀草（cheatgrass）這種生長在麥田與苜蓿草田里、連家畜也不吃的雜草，入侵了美國大部分的西部山區。19世紀70年代由烏克蘭引進南北達科他州的風滾草（tumbleweed），在北美廣闊的草原隨處可見，成為農民與牧場主的眼中釘。到了20世紀40年代，除草劑抑制了風滾草的蔓延，不過後來它還是在內華達州的核實驗區大量繁殖。美國西部有一種外來（但問題比較小）品種稱為「教授草」（professor grass），因為這種植物最早是從研究基地流出的。[59]
水域的生物入侵 全球各地水道的生態入侵，在20世紀也是司空見慣，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常見。[60]有些物種從外國引進，特別是可食用魚類。自1850年起，人類把大約250種淡水魚，引進到140個左右的國家。大部分都引進失敗，只有少數足以改變社會經濟。1840年後中國人與印度人以契約勞工的形式移民，進而散居世界各地，經常試圖將鯉魚引進新家園，有時也真的成功了。20世紀所挖掘的數千個人造湖泊，給了外來物種相當寬闊的空間，特別是當氣候乾燥、既有物種不適應穩定水位時。1974年，津巴布韋卡裡巴湖（Lake Kariba）因引進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魚種，當地漁業大為興盛。在整個熱帶地區，人類放出被稱為「水底雞」（aquatic chicken）的羅非魚（tilapia，學名為Tilapia mossambicus或niloticus），這種魚繁殖極快，肉質鮮美，適合生長在污水或半鹹水中。1952年這種魚被實驗性地引進到印度東北部的坦米爾納德邦，很快便入侵了大部分地區。它還從孟加拉國入侵了印度的西孟加拉邦（20世紀80年代），成為窮人主要的蛋白質來源。[61]
在大型湖泊或封閉海域，生物入侵也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尼羅尖吻鱸（Nile perch）這種食肉魚，長度甚至可比籃球運動員，重量也相當於相撲選手。20世紀50年代，這種魚因為有人想引進作為休閒垂釣之用，而首度出現在維多利亞湖。起初發展速度緩慢，後來出現了生態釋放現象。這種魚堪稱淡水魚中的暴龍，湖中大約200種慈鯛科（cichlid）魚種當中，有超過半數遭其消滅，成為歷史紀錄中最大規模的脊椎動物滅種案例。（進化生物學家為了這些慈鯛的消失而惋惜，因為它們是現存最佳的新物種進化指標。）20世紀70年代之後，以尼羅尖吻鱸為主的總漁獲量大幅上揚，帶動了魚類加工場與出口貿易（主要銷往以色列）。與以女性為主、以獨木舟捕捉慈鯛的小規模漁民比起來，維多利亞湖的生態變遷更有利於大型業者，因為只有大船能捕捉尼羅尖吻鱸。[62]
在北美大湖區，幾項物種的引進也擾亂了水中生物圈，進而造成部分漁業式微。在冰河作用下形成的大湖區，只有大約一萬年的歷史，因此當地生物圈尚未完全適應所有可能的干擾，面對任何破壞時特別脆弱。尼亞加拉瀑布切斷了湖泊與外界的接觸，使之成為一個生物地理學上的孤島。伊利運河（Erin Canal，1825年）與威蘭運河（Welland Canal，1829年）興建後，結束了這樣的孤立狀態，因此1825年後至少有139個外來物種入侵五大湖區。1959年聖勞倫斯航道（St.Lawrence Seaway）開通後，內有大量壓艙水（ballast water）的海運船開始在五大湖航行，並將壓艙水內所含的海洋物種注入五大湖內，生物入侵因此加快腳步。七鰓鰻（sea lamprey）與斑馬貽貝（zebra mussel）是其中最具破壞力的兩種。
七鰓鰻是一種有如蛇類的長型魚，具有吸盤式的嘴巴與齒狀舌頭，借由吸附在其他魚身上吸血維生。這種魚最初以大西洋北部為家，但在1850年前滲透進入安大略湖。尼亞加拉瀑布使其無法進入五大湖區，直到1920年左右可能是經由威蘭運河進入伊利湖。接下來的30年間，七鰓鰻遍佈了整個五大湖北部，靠著當地豐富的湖鱒與白魚而養得肥壯。七鰓鰻的口味與人類相同，喜食具商業價值的魚種。或許跟過度捕撈也有關係，不過1940—1960年，七鰓鰻還是讓當地湖鱒與白魚的捕獲量減少了超過90%。在1956年左右，過去曾為密歇根湖主要商業漁獲的湖鱒已經絕種。[63]七鰓鰻使數千名加拿大與美國漁民失業，留下的只能捕捉一些體型較小、價值不高的魚種（就像七鰓鰻一樣）。1958年開始以化學物毒殺的方式控制七鰓鰻數量，再加上污染控制與放養措施，大約在1970年後魚群開始復育。不過湖區的商業與休閒漁業，仍未從七鰓鰻過度繁殖的現象中恢復。[64]
斑馬貽貝是一種有條紋的軟組織動物，原產於黑海與裡海。1985年或1986年它隨著壓艙水入侵五大湖區。1988年，在休倫湖與伊利湖之間的聖克萊湖（Lake St.Clair）發現了它的蹤跡，到了1996年更入侵所有五大湖，還有聖勞倫斯河、伊利諾伊河、俄亥俄河、田納西河、阿肯色河，以及密西西比河多數地區。斑馬貽貝入侵這些水域後以其中污染物與藻類為食物，讓水質越來越清澈。這種喜歡堅硬平坦表面的生物，最愛棲息於五大湖區工業基礎設施之上，助航浮標上因為附著厚厚一層斑馬貽貝而下沉，甚至堵塞工廠、發電廠與都市用水過濾系統的進水口。到了20世紀90年代，福特汽車一家工廠以及密歇根某城鎮的水力發電供應甚至因此暫時關閉，美國每年因此造成10億美元損失。如以美元計算，它可能是美國歷史上代價最高的入侵物種（之前為棉籽象鼻蟲）。[65]
斑馬貽貝的傳奇故事，只是美國與蘇聯間代價昂貴的生物群交流現象的其中一章。在1979年或1980年時，一種原產於美洲大西洋沿岸的櫛水母（Mnemiopsis leidyi）偷偷搭上了一艘預定前往黑海北部港口的船隻。當地水質高度污染而且缺氧，這種生物卻是少數能夠適應的物種之一，大量吞噬了當地的浮游生物、幼蟲及魚卵。黑海裡完全沒有以它為食物的天敵。到了1988年它已稱霸黑海，根據某項估計佔整體濕生物量（wet biomass）達95%。每年因它而消失的漁獲價值達2.5億美元（以亞速海為主），而俄羅斯與烏克蘭無力承擔這樣的損失，多少也成為推動蘇聯走入歷史的動力之一。[66]
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初冷戰時期緊張的氣氛之下，美國生態系統首次以櫛水母發動反擊，而蘇聯的生物圈則通過斑馬貽貝進行報復。這種兩敗俱傷的情勢，可能是因為蘇聯農業失敗，促進了北美的穀物貿易，而貿易增加，船隻也增加，壓艙水便隨之增加。
無論如何，現代船運的大規模擴張以及壓艙水槽的廣泛使用（始於19世紀80年代），都使得全球海岸、港口與河口物種產生部分同質化。這是「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發生在1492年之後的生物傳播）多年之後的翻版。就像哥倫布大交換一樣，它的結果好壞參半：櫛水母沒什麼好處，但一種遠渡重洋來自日本的蛤類，1930年後卻在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及美國的華盛頓州為當地繁榮漁業奠定基礎。不論好壞，自1880年起每個航道都成了水中生物交流的高速公路。[67]
生物入侵的控制 「對一個國家來說最偉大的服務，就是增加有用植物的栽培。」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是這麼認為的。排除有害植物應該也在其列。生物入侵經濟代價之高，有時甚至會造成反對運動。在殺蟲劑出現之前，這就代表著生物控制：也就是找出會攻擊入侵者的天敵或疾病。通常會從入侵者的家鄉尋找，而且通常都會失敗，概率超過85%。1980年以後美國引進超過40種舞毒蛾的天敵，但沒有一種能夠控制舞毒蛾（大量使用DDT也無效）。有些做法還不止是失敗而已：19世紀末新西蘭因為外來老鼠與貓造成問題，有人開始引進鼬鼠、雪貂與白鼬來捕食老鼠與貓，但後來發現這些動物不受控制，甚至與鼠貓一起攻擊新西蘭瀕臨絕種的原生鳥類。[68]
直到1976年，有56種植物的生物控制勉強算是成功，其中又以2種成果最為顯著：利用一種蛾來對付澳大利亞霸王梨（prickly pear cactus），還有金絲桃（St.Johns wort）與銅金花蟲屬的瓢蟲（chrysolina beetle）。澳大利亞從北美引進霸王梨作為觀賞用園藝植物，但因對外散佈，到了20世紀20年代覆蓋面積相當於美國科羅拉多州或意大利。澳大利亞科學家在北美四處尋找以仙人掌為食物的生物，終於在1925年發現了能夠減少仙人掌的食掌蛾（Cactoblastis cactorum）。原產於歐洲的金絲桃，在美國西部與澳大利亞成了侵略性極強的野草，在加州被稱作聖約翰草（Klamath weed）。這種植物排擠了有用的牧草，使家畜變得病懨懨。它大約在1900年出現在加州，到了1944年已覆蓋200萬英畝的牧場。引進各種原產於英國與法國的瓢蟲來對抗它，但都沒有成功。不過1944年歐洲瓢蟲的研究因戰爭而停止，一種自澳大利亞引進的瓢蟲成功地適應了加州的環境，在10年內慢慢將聖約翰草的覆蓋面積減至原先的1%，讓加州牧牛業者相當滿意。儘管生物控制科學日益精進，出現良好結果的可能性或許提高了，但因為少有生物選擇食物的習慣如此挑剔，所以鮮有生物控制計劃像上述兩者這樣成功。[69]
生物控制最近一次大獲成功，是在1993年後成功讓非洲廣大的木薯種植帶恢復健康狀態。木薯是一種巴西的根莖類作物，於16世紀引進非洲，到1990年可養活兩億非洲人。在1970年，一種木薯螨蟲（cassava mite）開始侵入非洲的木薯田，以烏干達為中心向四方擴散。不幸的農民損失了半數作物，而且沒有一種殺蟲劑或其他控制技術有效。南非經過10年的研究之後，昆蟲學者終於找到了答案：另一種昆蟲（Typhlodromalus aripo）會兇猛地捕食木薯螨蟲。1933年先在貝寧（Benin）野放這種昆蟲，木薯田的破壞很快便受到控制，非洲西部木薯收成大約提升了1/3。[70]
只攻擊目標害蟲而不傷及其他生物的完美捕食者或寄生蟲是很難找的。生物控制的高難度，使得殺蟲劑在外來生物暴增時成為很有吸引力的選擇。這對七鰓鰻有效，但在很多案例中卻失敗了，例如火蟻與舞毒蛾，甚至因而不經意地毒害了周圍以百萬計的生物，其中包括了人類。
整體而言，現代運輸革命及20世紀人類大肆破壞生態系統，讓地球變得非常適合入侵物種。繁殖速度快且可移動的泛化種（generalist）生物，接收了地球大部分的地區，造成動植物界大規模的跨洲與跨海同質化。[71]島嶼變化的程度最大——像新西蘭就有半數植物為外來品種——歐洲海外殖民地亦是如此。[72]這整個過程堪稱地球史上最大的生物革命之一，雖然會增加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就全球整體來說卻是降低了多樣性。1958年查爾斯·埃爾頓（Charles Elton）寫道：「我們絕對不能犯錯：我們正在目睹全球動植物界史上最大的一場動亂。」[73]20世紀之後生物入侵的速度不可能放慢，而新的基因改造生物，偶爾也可能出現生態釋放現象，自行演變出戲劇化的結果。
生物多樣性與第六次物種大滅絕
20世紀只是地質時間當中的一瞬，卻可能是一場大規模物種滅絕的開端。類似的滅絕過去在地球史上曾發生過5次。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發生在2.45億年前，造成9/10的海中生物滅亡。最近一次發生在大約6500萬年前，終結了恐龍，並為哺乳類的出現鋪路。每次生物滅絕，都有利於倖存下來的生物。
過去曾經出現的物種，現在多已絕種。大約有1400萬種（允許一個數量級的差異）依舊存在。[74]「自然滅絕率」（extinction background rate）或許並非一成不變，但據顯示亙古以來平均每年有3個物種消失。平均每200年左右就有一種哺乳類會絕種（目前約有5000種哺乳類）。人類開發、在新大陸進行屯墾、森林砍伐以及狩獵都加速了生物滅絕的速度。自公元1600年以來，至少有484種動物與654種植物滅絕。大部分的生物滅絕都發生在島嶼，還有淡水湖泊及河流：這些都是與外界隔絕的棲息地。20世紀哺乳類的滅絕率，大約是自然滅絕率的40倍；鳥類則約是自然滅絕率的1000倍。1900年仍存在的鳥類與哺乳類當中，大約有1%到1995年已經絕種。[75]
過去發生過的物種大滅絕都原因不明，但發生在現代的就不同了，原因顯而易見：來自人類這種哺乳類動物肆意進行的經濟活動。地球史上從未發生這樣的事。現代大部分的生物滅絕，雖然有部分是因為引進外來物種獵食，但大多是肇因於棲息地流失。[76]全球熱帶森林遭到破壞，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滅絕率，因為大約有半數地球物種生活在熱帶森林。這些森林越來越支離破碎，形成了夾雜在新開闢田地、焦土與人造湖泊之間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孤島」。無數動物無法接觸同類，到了20世紀注定要滅亡，雖然它們可能還可以撐個幾十年，甚至幾世紀，但已是苟延殘喘。雖然專家看法不一，許多觀察家認為下一兩個世紀之內，將有30%～50%的地球生物消失。如果真的發生，這將是地球史上第六次大規模滅絕，不但速度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快，其原因也相當特別。這都是未來才會發生的事：就像氣候變遷或臭氧層耗竭，生物多樣性的確在20世紀流失，但相關的社會衝擊至今仍相當有限。[77]
儘管減少了地球上的物種數量，人類還是改善了許多經過篩選物種的未來前景，包括經馴化的植物與動物，也就是供人類利用的生物群，還有像是老鼠、兔子、蟑螂、燕子、浣熊、馬唐草（crabgrass），以及會引發普通感冒的病毒等棲息於人類身邊且因此受益的生物（minion biota）。大約有40種動物與100種植物已通過馴化，數量大增且拓展勢力範圍。[78]人口增長與不斷努力重新塑造了地球景觀與生態系統，使得供人類利用的生物群數量達到最大化。到了20世紀80年代，馴化生物佔地球動物生物量（animal biomass）的15%，相較之下人類只佔了5%。以幾種最重要馴化動物數量變化的歷史來看（如表7.2所示），除了馬是因為1920年後被內燃機取代而失寵，每種馴化動物都在20世紀大幅增加數量。綿羊、山羊與雞的繁殖及生存最為失控，增加的速度甚至超過它們的主人。當然，這些供人類利用的生物群大部分都被人類宰而食之。它們的數量增加端視人類口味而定，是人類企圖將生物圈大部分能量與資源佔為己用所造成的直接後果。棲息於人類身邊且因此受益的生物，則因為人類不經意間所創造的商機而連帶成功大量繁殖，是同一個重大轉變過程的間接後果。[79]
表7.2 全球家畜數量（1890—1990年）
數據源：RIVM 1997：95
結論
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Theses on Feuerbach）中，馬克思抱怨哲學家只會詮釋歷史，但重點其實是在改變歷史。在20世紀，人類不只詮釋了生物的進化，還深深地改變了它。至少從動植物開始被人類馴化後，人類便已開始影響生物的進化。但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例子證明，這樣的影響已逐漸成為主宰。很久以前，文化革命取代了生物革命，成為人類事務主要的改革力量。在20世紀，人類文化的革命也衝擊著，有時甚至是完全控制了其他物種的生物進化。
對人類而言，20世紀最大的變化在於疾病系統與農業。人類的處境發生強烈而根本的變化，影響了數十億人的生死。從人類的觀點來看，森林、漁業、生物入侵與生物多樣性的變化沒有什麼差別。當然，因為皆伐（clearcut）而被逐出祖先留下的土地的婆羅洲達雅（Dayak）族人，或者是失業的加州沙丁魚漁民，對事情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樣了。對於樹或魚來說也是如此。我採用以人類為中心的觀點，也就是數十億人要比數百萬或數千人更為重要。當然還有其他的觀點存在。
也就是說，以長遠觀點來看，生物多樣性的侵蝕或生物入侵的後果，可能還不能證實比疾病控制或綠色革命影響更為深遠。這些改變可能引發的後果的範圍極其廣泛：結果可能相當溫和，尤其是在20世紀這個趨勢受到抑制，但結果也可能大到難以想像。20世紀步入歷史後，這些問題也將越來越清晰。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人類的高耗能時期（大約始於1820年）可能類似20億年前的藍菌（cyanobacteria）。就像人類近年所為一樣，這些微型生物（藍藻為其後代）開創了新的代謝途徑（metabolic path），並在此過程中重新塑造了世界。它們利用水中的氫排出氧氣，讓空氣中氧氣濃度從1/1000000000，達到目前的1/5。但這顯然毒害了其他大部分細菌，因為氧氣對它們來說是有毒的，而藍菌及其他高耐氧生物得以生存。人類使用的是工具而非簡單的氧氣中毒，但採取的途徑卻是相同的，也就是自行塑造生物圈。然而這不是我們所選擇的，因為我們對這整個過程的瞭解，並不比藍藻更多。
[1]此處質量乃以總生物量為單位，而非每年產生的數量。我將用「退化」一詞來形容森林生物量的下降。這樣的名詞需要定義。被砍伐後再生的森林，長出額外樹林的速度比成熟的森林更快，但卻無法提供重要的野生動物棲息地或水文穩定性。
[2]Meyer 1996：61提出15%；Williams 1994：106則為17.6%；WRI 1997提出46%。本書表7.1的數據則為26%。數據討論請見Mather 1990 and Williams 1994。雖然在歷史上森林砍伐的規模與範圍上採用同樣數值，Williams 1990c與Richards 1990b的說法還是明顯不同。
[3]WRI 1997認為1960—1990年間熱帶地區有4.5億公頃森林消失（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本書表7.1暗示全部的森林砍伐中有2/3發生在20世紀（在17億公頃中佔了10億公頃。Williams 1990c,1994估計被砍伐的森林數量約90億公頃，E.Matthews.Richards 1990b：164估計1700—1980年森林淨流失為12億公頃。我的估計在兩者之間，但比較接近後者。
[4]Msyhrt 1990：45.
[5]在20世紀80年代，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伐木造成2/3的熱帶森林砍伐（Westoby 1989：153）。為製造薪柴與木炭而砍伐的部分可能（但鮮少）消滅森林（1960年約10億平方米，1992年為18億平方米）。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數據庫（FAOSTAT）數據來自1997年9月22日聯合國糧農組織官網。即使是像伊朗這樣的古老屯墾區，也是直到近年來才流失大量森林。請見Planhol 1969。
[6]美國森林的林木總量，大約自1950年（Mac-Cleery 1994）或1960年（Mather 1990）起增長速度便超過砍伐。北美數據來自Lower 1973；MacCleery 1994；Marchak 1995；Williams 1988,1990c。20世紀80年代美國森林大約縮小了1%。
[7]Quoted in Dean 1995：245.
[8]Dean 1995；McNeill 1988。有關拉美概況，請見Houghton et al.1991。
[9]Totman 1989.
[10]Cox 1988；Marchak 1995：117–42.
[11]Brookfield et al.1990；Feeny 1988.
[12]指在土地被砍伐並進行農耕的幾年後重新種植的矮林。
[13]爪哇森林歷史摘自Durand 1993、Peluso 1992與Potter 1996。
[14]Potter 1996指出，有11%的伐木許可證必須遵守復育的規定。
[15]Marchak 1995：237–68；Brookfield et al.1990；Westoby 1989：133–8；Potter 1996；Dauvergne 1997.
[16]WRI 1996：201；NRC 1993b：34–5。光是20世紀80年代就流失大約8%。
[17]例如在印度尼西亞，鋸木廠、伐木工、夾板製造廠與傢俱廠均由蘇哈托的高爾夫球友哈桑（Bob Hasan）所領導。結果，這些集團在立法方面可說是無往不利（Bresnan 1993：267）。有關菲律賓砍伐森林與政治的關係，請見Kummer 1991。
[18]捕鯨歷史的最佳說明請見Ellis 1991、Kock 1995以及T.nnessen and Johnsen 1982。有關南冰洋的專門著作以Knox 1994最佳。
[19]Hilborn 1990：375–6。證據顯示日本在巴斯克人1000年以前便開始深海捕鯨。
[20]Hilborn 1990：378；有關白令海弓頭鯨見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6：187–88。
[21]南冰洋指大約南緯60度以南的水域，不論在實體上或生物方面都與鄰近北方的大西洋、印度洋及太平洋截然不同。
[22]鯨魚肉也在日本與韓國找到市場。1947年以後日本學校午餐也經常供應鯨肉。日本向國際組織爭取更高的捕鯨配額及規避最終無可避免的限制時，鯨肉在日本文化與食物中的重要性，往往是最常被提及的特點。20世紀80年代免除「原住民」的配額限制，因為捕鯨對他們文化與生存至關重要，日本人也曾嘗試重新自我定義為原住民。
[23]鯨魚骨粉也用來當作肥料及雞飼料，但鯨魚的油卻有利可圖。20世紀都把鯨油（sperm oil，其實是一種蠟）當作潤滑劑，最主要是在豪華汽車的自動變速箱。20世紀80年代美國仍針對鯨油保留戰略儲備。
[24]Kock 1995：28；Knox 1994：343–6；Payne 1995：269；Tonnessen and Johnsen 1982：751。所有數字都來自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25]Payne 1995：298–99。1959—1961年間蘇聯建造了兩艘加工船，大小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航空母艦，還有裝備用來防禦外國飛機偵測它們的秘密捕殺行動。Kock 1995：29有1949—1980年的相關數據，包括4.6萬頭座頭鯨與8000頭藍鯨，由漁業部、克格勃等官員將私獵到的鯨肉賣到日本。
[26]20世紀50年代初期，歐納西斯違反了國際捕鯨委員會制度，在太平洋使用非國際捕鯨委員會會員國的方便旗（flags of convenience）資助並進行捕鯨作業（Ellis 1991：431–3；To/nnessen and Johnsen 1982：534–8）。
[27]Kock 1995：19–23、Gambell 1993及Stoett 1997概述了捕鯨規範的歷史。有關日本在全球的捕鯨作業請見Kalland and Moeran 1992：93。
[28]有關生態系統效應請見Knox 1994：349–55。Knox或其他我咨詢過的作者，均未提及一種鯨魚品種下滑對另一種鯨魚的影響；這只是我根據Knox針對磷蝦數量所提出的看法而做的推測。1972年蘇聯拖網漁船開始捕捉磷蝦，其他拖網漁船也都跟進。南極上空的臭氧破洞也可能破壞南冰洋的主要保護層，讓磷蝦數量減少。有關南喬治亞海豹數量的歷史，請見Hodgson and Johnston 1997。
[29]Knox 1994：345–6.
[30]Pauly and Christensen 1995.
[31]Caddy 1993針對此一主題探討了封閉海域的狀況。
[32]Rothschild 1996。不同的魚種數量狀況不同。請見Caddy and Gulland 1983。
[33]《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19 March 1994：24）認為黑市漁獲占30%～50%。有關美國漁業混獲請見Speer et al.1997：5-7。
[34]這個推測背後有許多假設。為了計算20世紀30億噸這個數字，我使用了表7.4的數據並且毫不保留地插入。根據Hilborn推測，1800年每年有100萬噸的說法，我計算出需要28個世紀才能達到20世紀的累積漁獲量。但1800年的漁獲量，包括許多在1450年以前尚未開發的漁場〔如紐芬蘭大淺灘（Grand Banks）〕。在15—18世紀造船與航海技術大躍進之前，1800年的漁獲量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夠實現。
[35]Graham 1956：497.
[36]Yamamoto and Imanishi 1992.
[37]20世紀90年代大西洋鱈魚漁獲量是1968年高峰期的大約1/4；北大西洋西部的鱈魚數量大約是歷史平均數的10%（WRI 1997：297）。
[38]有關漁業瓦解請見以下章節：Carre1982、Glantz 1992、Hilborn 1990、McEvoy 1986、Speer et al.1997與UNFAO 1997。
[39]Caviedes and Fik 1992。1998年厄爾尼諾現象復發，秘魯鯷與智利竹筴魚漁獲量因此減少50%～75%。
[40]主要用於日本、中國台灣與韓國太平洋地區的流刺網，在1992年宣佈禁用，儘管之後偶爾仍有人使用，特別是意大利船隊。這些長50～70公里的網子，最深可達40米，可捕獲其中所有魚類。
[41]UNFAO 1997：36,65。有些內陸海卻逆勢發展。以富養化為主的污染，提升了地中海漁獲量，並在1991年達到歷史高點，波羅的海的漁獲量也大增。在波羅的海，漁獲量增加主要是因為捕捉過去被海豹吃掉的魚類，只有20%～40%是富養化所致（Elmgren 1989）。其他一度興盛的內陸海漁獲則下滑。裡海漁業成了污染的受害者，鹹海漁業則在1982年因為水域縮小而消失（請見第5章）。
[42]Paul 1987；UNFAO 1997；Troadec 1989.
[43]Ludwig et al.1993主張，因為永遠無法確定資源的規模，漁業景氣時無法避免過度資本化與產能過剩。當景氣下滑，政府無法負擔漁船船隊資金與勞工流失的政治代價，才會出現補貼政策。作者認為這種模式無法避免。
[44]在1965—1980年間，納米比亞的沙丁魚漁獲量從50萬噸降至0（Sparks 1984）。
[45]這稱作個別可轉讓配額（ITQ），是一種讓國家水域中魚群私有化的方式。20世紀80年代初期，許多國家都跟隨新西蘭進行相關實驗。有關近年來的漁業管理方法，請見Hannesson 1994。
[46]中國至少2500年前就有鯉魚池（Landau 1992：4）。
[47]1982年後，蝦養殖場是亞洲南部與東南亞海岸紅樹林的主要殺手（Gujja and Finger-Stich 1996）。有關亞洲水產業，請見Nakahara 1992及Liao and Shyu 1992。
[48]有關水產業，請見Landau 1992及UNFAO 1997：11–13。
[49]有關生物入侵理論，請見Elton 1958、Groves and Burdon 1986與Williamson 1996。
[50]Burney 1996。引進品種中約有10%會永久定居，其中約有10%會變成具有經濟效益（economically significant）的害蟲（Williamson 1996）。
[51]Tenner 1996：119–21質疑席費林（Eugene Schieffelin）對莎士比亞的執著；Williamson 1996：46–7則否。椋鳥花了40年抵達太平洋沿岸與阿拉斯加。Elton 1958：22–4；同時請參考Long 1981。椋鳥會對人類傳播一種肺部真菌，造成作物損害，是20世紀60年代加州一場大規模蟲害控制行動的目標。它們在澳大利亞也是害鳥。
[52]Druett 1983：95。北美麝鼠（muskrat）與貂也在歐洲大行其道。1905年首次由加拿大引進波希米亞的麝鼠成了害蟲，破壞了東部的水壩與河岸並因此形成沼澤。有位英國作家認為，放任麝鼠是種比放任食人虎更惡劣的行為。到了1952年，短短半世紀間從法國到日本都有野生麝鼠（Williamson 1996：89–92；De Vos et al 1956）橫行。
[53]這些數字為USOTA 1993所計算，以及美國商務部（根據Washington Post,3 February 1999：A15所報道）。有關火蟻請見Tenner 1996：110–3以及Conniff 1990。美國火蟻十分兇猛，家畜與兒童被叮咬後可能死亡。它們在美國會攻擊每種動物，但在家鄉巴西南部卻更為溫馴。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起，美國農業部試過各種不同的殺蟲劑，到1978年終告放棄。在波及無數鳥類、爬蟲類與無辜昆蟲之後，火蟻的數目卻更甚以往。因為此舉除去了火蟻的競爭對手，美國農業部反而為火蟻加速定居鋪路。
[54]Di Castri 1989介紹了生物入侵的全面性歷史，同時請參見Sykora 1990及Thellung 1915。
[55]Thompson and King 1994；De Vos et al.1956；Jaksic and Fuentes 1991（有關智利）。
[56]Myers 1986.
[57]在63個老鼠品種中，只有2種〔黑鼠（Rattus rattus）與褐鼠（R.norvegicus）〕隨人類散佈到世界各地。兩種老鼠都源自東南亞，儘管後者又稱為挪威鼠，但其實來自中國南部；兩種老鼠都體型頗大且繁殖速度快，雜食但對新食物頗有戒心。它們〔還有小家鼠（Mus musculus）〕是人類殖民地球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請見Michaux et al.1990。
[58]Anagnostakis and Hillman 1992；Elton 1958：21–4。引述文字為J.L.Harper in von所說，請見Broembsen 1989。有關荷蘭榆樹病，請見Karnosky 1979。
[59]Mack 1986,1989；Manning 1995：169–90.
[60]Ashton and Mitchell 1989：114.
[61]Sreenivasan 1991；Fernando and Holcik 1991.
[62]Dennis 1996：178–9；Ogutu-Ohwayo 1990；Williamson 1996：124–5。尼羅尖吻鱸造成慈鯛數量減少後，藻類因而大量繁殖，但（藻類分解時）會消耗湖中氧氣。尼羅尖吻鱸最後成了自己物種繁榮發展的受害者。慈鯛可能因為快速進化而存活下來：它們可能剛好具有能夠在尼羅尖吻鱸魚群或低含氧湖泊中生存的特質。
[63]伊利諾伊州農業與天然資源局（Illinois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994,3：159–60）。自1965年起，該局便在密歇根湖放養大量湖鱒，但還是無法繁殖。很有趣的是，湖鱒引進南美的的喀喀湖後卻形成生態釋放現象，對當地魚種造成極大傷害。
[64]Mills et al.1993；Regier and Goodier 1992。1980年後白肉魚漁獲量恢復到七鰓鰻出現之前的水平，湖鱒則不再被當作商業用魚捕捉。根據伊利諾伊州能源與天然資源局調查（Illinois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994,3：165–6）。
[65]Mills et al.1993；USOTA 1993；Washington Post,14 May 1997：H1。《美國動物學家》（American Zoologist）1996年6月號以斑馬貽貝為專題。Ludyansky et al.指出，1981年車諾比核子反應爐入水口每平方米有100萬～200萬個斑馬貽貝。自從1890年代，棉籽象鼻蟲每年造成美國大約500億美元損失，但近年控制情況良好（Simberloff 1996）。
[66]Carlton 1996；Travis 1993.
[67]Carlton 1985,1989,1996；Carlton and Geller 1993。壓艙水槽發明於19世紀40年代，但直到80年代鐵製船舶盛行之後才被廣泛使用。現在壓艙水皆以附有小孔的鐵板引入，借此限制潛入生物的種類。
[68]King 1984。傑斐遜所說的話為Busch et al.1995：92所引述。
[69]Dahlsten 1989；Groves and Burdon 1986；Williamson 1996：120–4；van den Bosch et al.1982：21–35。聖約翰草可能變成一種有用的作物，1996—1997年間，研究發現其化合物可作為抗憂鬱藥物。
[70]Washington Post,19 May 1997：A3；Biocontrol News and Information,June 1998，請見http：//pest.cabweb.org：81/MEMBER/bni/bni19-2/gennews.htm。
[71]有關好的入侵者的條件，請見Drake et al.1989。
[72]在歐洲中部，外來物種比例為10%～18%，相較之下新西蘭高達59%（Sykora 1990；Vitousek et al.1996）。
[73]Elton 1958：31.
[74]此估計數字來自Heywood and Watson 1995。其他數字則在300萬～1億。大約有175萬種物種足以形容為「已知」。
[75]Heywood and Watson 1995：233–4；May et al.1995：13.
[76]狩獵所帶來的影響有時相當驚人。1850年北美東部數量達到數十億只的旅鴿（passenger pigeon），到1900年已自野外絕跡，最後一隻〔名叫馬莎（Martha）〕則於1914年在辛辛那提死亡。在50年內，旅鴿從北美數量最多（甚至可說全世界最多）的鳥類步上絕種，都是拜森林砍伐與美國神射手之賜，即使在熱帶森林，狩獵也在滅種與改變森林狀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Redford 1992估計在亞馬孫雨林中，每年有大約2000萬隻動物因為生存目的的狩獵活動而死亡，以商業為目的的狩獵則殺死了400萬隻。儘管森林外表看來並無改變，狩獵對亞馬孫生態系統所造成的掠奪，其整體效應仍相當嚴重。
[77]Heywood and Watson 1995概述了所謂生物多樣性與滅絕。其他容易取得的相關數據包括Janetos 1997、Kaufman and Mallory 1993、Lawton and May 1995、Leakey and Lewin 1995，以及Wilson 1992。
[78]另有數千種植物已被馴化但規模都很小（Heywood and Watson 1995：717–8）。
[79]1997年紐約市估計有2800萬隻老鼠（Washington Post,4 October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