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主義美學
除了愛情和戰爭以外，很少有事情能像戶外娛樂這類業餘愛好那樣，讓我們投入如此多的熱情，為不同的個體所喜愛，交織著看似矛盾的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現在，人們已逐步認可這樣一種觀點，即，回歸自然是一件很有裨益的事情。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益處在哪呢？我們又該如何鼓勵人們追求這種活動呢？目前對於這些問題的爭論，實際上處於一種十分混亂的狀態，恐怕只有那些最不容辯駁的觀點才能免受人們的質疑。
在老羅斯福時代，娛樂成了問題的代名詞，那時候鐵路已經從城市修到了鄉村，很多城市裡的居住者開始被大規模地帶到鄉村。後來人們開始注意到，從城市遷往鄉村的人越多，人們對寧靜、隱居之所、野生動植物以及風景的佔有就越少，於是，他們為了得到這些稀有之物，便向更遠的鄉村進發。
汽車則將這種原本緩和而又局部的窘況推向了有著優良道路的最遠邊界——40年前在內陸地區極為豐富的東西，現在反而變得稀少了。不過，有些東西還可以被找到。如同從太陽射出的離子一樣，那些週末度假的人從城市裡湧出來，所到之處，留下了熱量和摩擦。旅遊產業提供了床位和膳食，以期招攬更多的離子，於是這些離子們走得更快一些，也更遠一些。樹立在巖壁以及溪畔的廣告牌向離子們指示著，除了那些最近被嚴重破壞過的去處之外，通往新建療養地、風景區、狩獵場以及釣湖的路線。旅遊當局鋪設了通往邊遠地區的新道路，然後買下更多的窮鄉僻壤，招徠那些從城市裡蜂擁而至的離子們。戶外器械產業為離子們提供了精良裝備，以對抗尚未開化的自然的碰撞；木工技術也轉而變成了使用器械的藝術。現在，又有了新的器械——拖車，為一無是處的金字塔扣上了帽子。倘若人們在樹林裡或是山頂上尋找的東西，只需在旅途中或者高爾夫球場便可以找到，那麼當前的狀況還是可以忍受的；然而對於那些貪得無厭、想要得到更多東西的人來說，休閒娛樂實際上變成了謀求自我毀滅的過程，結果卻什麼都沒有找到，這也正是機械工業社會的挫敗和悲哀。
在機械化武裝的旅遊者的猛烈炮火之下，荒野的潰敗並非某一局部區域才有的事情；哈得遜灣、阿拉斯加、墨西哥以及南非紛紛向旅遊者做出了妥協，接下來，重蹈覆轍的將會是南美大陸以及西伯利亞大陸。莫霍克河畔的戰鼓正隆隆擂起，迴響在世界的每一條河流。人們不再躲在葡萄樹下或者無花果樹下無精打采地工作，而是把那些積聚了無盡的生物能量的原動力裝進油箱裡，他們通過這樣的方式日復一日經營著自己的夢想，並盤算著有一天把油箱移到新的草原去。他們像螞蟻一樣蜂擁在大陸上。
這便是戶外休閒的最新模式。
我們想知道，這些尋求消遣的人都有誰？他們又在尋找著什麼？或許下面這些例子會告訴我們答案。
首先，我們不妨先隨便看下野鴨生活的沼澤。一條用於泊車的警戒線緊緊地環繞著沼澤地。沼澤地邊上的蘆葦叢中的每個點上，都埋伏著一位「社會的樑柱」，自動瞄準目標，而獵鴨者們扣扳機的手指巴不得馬上擊發，如果時機成熟，他們會絲毫不顧及聯邦法律以及公眾利益，而立即動手射死一隻鴨子。他現在能吃得很，顯然不會抑制自己從上帝那裡尋覓肉食的慾望。
徘徊在樹林旁的，是另外一位「社會的樑柱」，不斷地搜索著珍稀的蕨類植物或者剛出巢的鳴鳥。（他獲取食物幾乎不需要偷盜或是搶劫，因此往往對那些盜獵者大加鄙夷。不過，在年輕的時候，他很可能也是一個盜獵者。）
在附近的某個度假勝地，還有另外一類自然愛好者，他們在樺木舟上留下拙劣的詩行。這裡到處都是非專業的摩托車旅行者，在這些人眼中，他們所謂的戶外休閒就是累計路程，他們一個夏天能跑遍所有國家公園，眼下他們正駛往墨西哥城，一路向南。
最後，還有一類自然愛好者，就是那些專業人士，他們正努力通過設立數不清的環境保護組織的方式，為自然探索者們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或者為了讓後者對他們提供的東西感興趣。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多樣性特徵如此明顯的個體會被統統歸為一類呢？因為，不管採取什麼樣的劃分方式，他們每個人都是狩獵者。那麼，為什麼這些人都口口聲聲稱自己是自然資源保護論者呢？因為他們意欲獵取的獵物躲過了抓捕，於是他們希望通過立法、撥款、區域性規劃、部門職能整合以及其他的大眾所能接受的方式，讓獵物留在原地不動，而其他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利己伎倆罷了。
通常，戶外休閒被視為一種經濟資源。參議院委員會用所謂的開誠佈公的數據告訴我們，公眾花費了數百萬美元在戶外休閒上。這的確是戶外休閒經濟方面的價值——專門用於垂釣的小木屋，或者沼澤地裡設立的監視野鴨的據點，考察其成本，和在附近建立一座農場的花費相當。
戶外休閒同樣具有倫理方面的價值。人們在爭奪未被人類染指的地方時，同時也促進了規範及法律的發展。想必，我們都聽說過「戶外行為規範」。我們把這些理念灌輸給年輕人，就「何謂戶外運動者」的定義印製畫報，然後把它們貼在他的牆壁上，只要他肯為這種思想的傳播貢獻1美元。
顯然，上面述及的這些關於戶外休閒在經濟價值上的表現形式，及在倫理價值上的表現形式，都只是某種驅動力的結果，而非原因。我們找尋著與自然有關的各種聯繫，因為我們從中獲得了巨大的樂趣。這好比一場歌劇演出中，經濟器械只是起到烘托乃至維持舞台效果的作用。於是在歌劇演出過程中，各種專業人員為創造和維持舞台效果做著努力，但是，若將這種基本的迎合表演需要的動機說成是經濟動機的話，便大錯特錯了。躲在隱蔽之處的獵鴨者以及在舞台上一展歌喉的歌劇演唱家們，儘管他們所用的裝備不同，卻在做著同樣一件事情：二者用各自的方式，讓之前戲劇化的情節重現於現實生活之中。說到底，二者都在美學的詮釋上做著練習。
與戶外休閒相關的公共政策是存在爭議性的。同樣地，那些有正義感的市民們在「何謂戶外休閒以及如何保護其環境基礎」的問題上，持截然不同的意見。因此，同是站在戶外休閒層面上考慮問題，荒野保護協會盡力拆除邊遠地區的道路，而商會的人則試圖保全甚至擴大道路的覆蓋區域。再比如，狩獵的農民們傾向於用霰彈槍獵殺鷹隼，而鳥類愛好者們則試圖保護他們，用望遠鏡觀察它們。通常，這些對立派系會互相為對方冠以十分難聽的簡稱。實際上，他們都在思考著戶外休閒的過程，只不過各自所稱道的組成要素不盡相同罷了，在特點或是性質方面彼此出入。一個既定的政策對於某一方而言，可能具有可行性，然而對於另一方而言，則一無是處。
因此，現在看來，似乎很有必要分解戶外休閒過程的各個組成要素，深入考究其各自的特點和性質。
我們從最簡單的也是最顯而易見的要素開始分析，即戶外休閒運動過程中可能尋找、發現、捕獲並最終帶走的實物。這裡所謂的實物，既包括像獵物和魚兒這樣的野味，同時還包括像獸首、獸皮、照片、標本這種作為成就象徵的標誌或者符號。
我們之所以對這些東西感興趣，其實是戰利品的思想在作祟。這種思想給我們帶來的樂趣就在於，或者想必在於，尋找的過程和獲取的過程同樣重要。這些戰利品，不管是一枚鳥蛋，還是一群鱒魚，一籃蘑菇，還是一張熊的特寫照片，或者是一片夾在書頁裡的野花標本，一張塞在山巔石縫中的便條，其實都是一張戰利品證書。它證明自己的主人曾經去過何處，做過什麼——他在克服困難、以智取勝以及抗拒誘惑這些古老的技藝中，練就了爐火純青的技巧，培養起堅韌不拔的性格，擁有著獨具慧眼的辨識力。由此而言，戰利品中所蘊藏的深層含義遠遠超過了其物理價值本身。
但是，戰利品對於規模化生產的反應卻是不同的。獵物和魚兒的產量可以通過人工繁殖或者改進管理的方式提高，這樣一來，每個獵人所得到的獵物和魚兒的數量就會增多，又或者，在維持平均佔有量不變的前提下會有更多的獵人受益。在過去的10年中，野生動植物管理專業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如今，大約有20所大學教授這門課程，同時，它們還在進行著培養更大更好的野生生物品種方面的研究。然而，過分地依賴這種方式勢必會讓提高產量的初衷被規模效益遞減效應抵消掉。集約化管理讓獵物和魚兒的生殖繁育過於人工化，這樣反而降低了獵物和魚兒作為戰利品的單位價值。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設想，例如，一條鱒魚先在孵化場生長一段時間，然後把被重新放歸到原本承載負擔過重的溪流中。此時，它在溪水中已經不能進行正常的自然繁殖了。污染物破壞了水質，森林的過度砍伐以及毀壞讓河水變暖，甚至阻塞了河道。在這種情況下，想必不會有人站出來說，與落基山下的溪水中未經人工干預的純野生鱒魚相比，這條鱒魚具有同樣的價值。於是，後者也就失去了它的美學價值，即便捕獲它和捕獲純野生鱒魚需要同樣的技巧。（某權威人士曾經這樣說過：人工孵化的鱒魚肝臟功能退化嚴重，以至於它不得不面臨早亡的命運。）然而，現在有幾個過度捕撈的州，幾乎還完全依靠著人工養殖的鱒魚。
所有的人工繁殖的過渡階段都是存在的，但是過度使用這種方法往往會將保護技術推向人工化的極端，這樣一來，反而降低了戰利品價值的整體效應。
為了保護這些昂貴的、人工繁育的、甚是嬌氣的鱒魚，環境保護委員會意識到，有必要殺掉造訪鱒魚人工孵化場的蒼鷺和燕鷗，此外，棲息在溪流中的秋沙鴨和水獺也必須解決掉，因為到時候，長大的鱒魚會被放歸那裡。對於漁民來說，殺戮一種野生動物，以另一種野生動物取而代之，這絕不是什麼損失，但鳥類學者們坐不住了，他們焦慮地啃著指甲。事實上，人工管理模式是以另一種或其他更為高級的戶外休閒活動為代價來換取捕魚權的，它把原本屬於所有股東的紅利留給了自己。在歐洲，保留著相當長一段時期的關於獵物收穫的統計數據，我們能夠清楚地知道獵物與捕食者之間的「交換比率」。比如，在薩克森州，射殺1只鷹兒是為了得到7只獵鳥，弄死1個掠食者是為了得到3頭小獵物。
在實現了動物的人工化管理以後，植物生命的破壞也緊隨而至。例如，人工繁殖的鹿兒群毀掉了森林，在德國北部、賓夕法尼亞東北部、凱巴布高原以及其他未公佈的幾十個地區，你可以看到這種現象。這些地方的情況都差不多，過度繁殖的鹿群沒有了自然天敵的威脅，將其賴以為生的植物壓搾得難以生存和繁衍。歐洲的山毛櫸、楓樹、紫杉木，東部諸州的紅豆杉、白杉木，還有西部地區的山桃花心木、海石竹，這些昔日供養著鹿群的植物，如今正遭受著人工繁殖的鹿群的威脅。無論是植物區系，還是植物種類，從野花到樹木，正變得日益單調和貧乏。反之，鹿群也因為營養不良而變得更加瘦弱矮小。現今的樹林裡，已然看不到公鹿的身影了，更不消說像過去掛在封建領主城堡牆壁上的那種鹿角了(41)。
在英國的石楠荒地，伴隨著鷓鴣和野雞數量的銳減，過度繁殖的兔子嚴重地抑制了樹木的再生。在許多熱帶島嶼地區，基於肉用及娛樂需要而引進的山羊，破壞了當地的動植物生態平衡。在失去了自然捕食者威脅的哺乳動物和失去了自然食物來源的牧場之間，實難估算其相互損害程度到底有多麼嚴重。農作物受困於這種畸形的生態管理模式，在其夾縫中生長，如今只能通過沒完沒了的補貼或樹起鐵蒺藜柵欄來保全它的存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歸納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大規模人工干預降低了以獵物和魚兒為代表的有機戰利品的質量，同時，也對包括非狩獵對象的野生動物、自然植被、農場作物在內的野生動植物資源造成了損害。
對於那些間接戰利品的產出，比如照片這一類影像資料，同樣的削弱和損害效應則表現得不那麼明顯。一般來說，即便有十幾個旅行者在某個景區不停地拍照，也不會對景區造成損害，更不會對其他野生動植物資源造成影響，就算相機增加到100架，它的削弱和損害效應也不會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相機產業是為數不多的無傷野生自然大雅的寄生蟲之一。
於是，雖然我們把這兩種事物同時都作為戰利品來追求，但大規模人工干預所產生的效應卻存在著根本的差別。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戶外休閒的另一個組成要素——居於自然之中的孤獨感，它比之前分析的要素微妙和複雜得多。這一要素已經在關於荒野的論戰中得到證實，其所具有的稀世價值對於某些人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如今，荒野支持者們已與對國家公園和森林具有監管權的道路建設當局達成了妥協，前者同意將這些沒有道路的荒野地區納入正式的保護範圍。在每十幾處對外開放的野外地區，需有一處由官方聲明為荒野，並且只允許道路從荒野的邊緣穿過。當時，荒野被宣揚具有獨特之處，不過它也確有獨特之處。沒過多久，荒野的小路變得多起來，它被裝扮得漂漂亮亮，開始為民間保土護衛隊服務。隨著一場突如其來的火災，開闢一條將其一分為二的道路也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以便滅火車可以順利通過。再或者，廣告宣傳招致了現在的擁堵，推高了嚮導和包裝工的服務價格。於是，有人發現荒野政策是不民主的。起初對於政府將荒僻地區貼上「荒野」標籤一直保持沉默的地方商會，嘗到旅遊觀光客造訪所帶來的經濟甜頭，便得隴望蜀起來，在它眼裡，才不管什麼荒野不荒野的。
總之，荒野本已極度匱乏，但在廣告和推銷措施的影響下，使得一切原本試圖遏制其變得日益匱乏的努力化為泡影。
無須進一步爭論，事實已經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大規模人工干預對孤獨感體驗的獲得具有直接的稀釋作用，當我們談到並將道路、營地、小路以及廁所標榜為休閒娛樂資源時，再說什麼居於自然之中的孤獨感是極其虛偽的。從增加或者創造價值的角度來看，這些居住設施並未給人們提供任何形式的發展進步。正好相反，它們所帶來的發展，就好像往稀湯中摻水。
對這種特點鮮明但卻十分簡單的孤獨感要素，讓我們進行一下對照分析。通常，它會被我們貼上「新鮮空氣和環境轉換」的標籤。大規模人工干預既沒有破壞亦沒有削弱這種價值，第1000個光顧的旅遊者叩開了國家公園的大門，呼吸著與最初的造訪者略同的空氣，體驗著絕不同於辦公室中的星期一的感覺。你可能會覺得，熙熙攘攘的人群聚集在這裡會破壞這裡的空氣，進而會在造訪的前後次序上形成體驗差別。而事實上，新鮮的空氣和環境轉換要素就好比影像戰利品——完全禁得住大規模的人工干預，不會因此而遭受傷害。
現在，我們開始分析另一組成要素，即對自然過程的認知。土地及存在於土地上的生物形成了它們各自的特徵形態，並且延續著各自的存在，前一過程是生物學意義上的「進化」，而後一過程便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態學」。曾幾何時，那個被稱為「自然研究」的東西，刺痛了特殊階層的神經，令他們為之戰慄，但同時也開啟了群眾思想向認知進行初步探索的進程。
認知的顯著特點在於：它不會帶來任何資源的消耗或者削弱。例如，當一隻鷹兒俯衝向獵物時，有人會把這一幕認知為生物進化的戲劇性情節的一部分，但對另一個人而言，他會把這一幕看作對自己煎鍋中的食物的威脅。因此之故，這戲劇性的一幕會讓不期而至的100個目擊者激動不已，而當它被視為威脅因素時，則會被當事者處決以獵槍。
作為一項偉大的工程，戶外休閒中唯一的、實實在在地具有創造性的部分，便是崇尚認知。
這個事實是很重要的，但卻鮮有人能夠懂得它在改善美好生活方面的潛在力量。當丹尼爾·布恩(42)第一次走進「沉暗且血紅」的森林和大草原時，他所收穫的財富恰恰是「戶外美國」理念的精髓。雖然他並不以同樣的方式來稱呼這種精髓，他卻發現，這些正是自己一直所期望和找尋的東西。況且，我們在此談論的是具體事物，而不是稱謂。
然而，戶外休閒運動並非要我們置身戶外，而是要求我們對戶外休閒運動要有某種反應。丹尼爾·布恩的反應不單單局限在他所見識的事物的特性，更在於，他用心靈深處的眼睛去審視自己所見識的事物的特性。生態科學給我們心靈深處的眼睛帶來了變化。它揭示了事物的本源及功能，在布恩眼裡，這些不過是某些事實的羅列罷了，儘管它揭示了蘊含事物之中的機制原理，但在布恩看來，這些僅僅是顯露無遺的特性而已。我們無法用標尺衡量這種變化，但是我們卻可以如此自信地說，和當今那些能幹的生態學家相比，布恩僅僅看到了事情的表象。植物和動物共同體中間包羅的令人難以置信、錯綜複雜的——那個被稱為美國的有機體所固有的——美，當時正值含苞待放的處女期，對於丹尼爾·布恩來說，就如同今天我們談論起巴比特先生一樣，都是難以捕捉和想像的。照實講，美國戶外休閒娛樂資源發展歷程中僅有的一次進步，就是美國民眾認知能力的提升。所有我們以發展的名義採取的表裡不一的其他行為，充其量，不過是為了延遲或者掩飾前面所說的那種稀釋而已。
我們斷不敢貿然下這樣的結論，即巴比特先生在「認知」他的國家之前，必須先拿到生態學博士學位。恰恰相反，博士學位可能會讓人變得和主持秘密宗教儀式的殮屍匠一樣冷酷無情。和其他眾多思想財富一樣，認知可以在不喪失其本質屬性的同時被劃分為無限小的單元。城市空地中的野草和紅杉樹林，傳達著相同的思想；農民在放養奶牛的牧場上看到的東西，可能不是正在南海中探險的科學家們所能允諾的東西。總之，認知既不能通過學位獲得，也不能通過金錢買到。認知既根植於國內，也存在於國外，一個所知甚少的人和一個知識淵博的人一樣，都具有運用認知的良好條件。在認知的探求過程中，盲目地從休閒娛樂上下功夫是站不住腳的，也是沒有必要的。
最後是第五個組成要素：妥善管理觀念。這種觀念不為那些戶外活動者所知曉，因為，他們習慣以投票的方式而非雙手的行動來開展環境保護工作。當某些管理藝術被一些具有認知能力的人運用於土地管理以後，他才意識到這種觀念的存在。也就是說，只有因貧窮而無法消費戶外休閒的土地所有者以及獨具慧眼、具有生態學思想的土地管理者們，才懂得妥善管理觀念背後所暗含的樂趣。買票進入景區的旅行者則完全不瞭解這種觀念，當然，那些僱傭政府或僱傭下屬作為獵物守護者的戶外休閒愛好者們，同樣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政府起初試圖讓公共事業部門取代私人來經營運作休閒土地，卻在不知不覺中，將大片公眾土地的管理權讓渡給了土地官員們。從邏輯上來講，林業管理者們以及野生生物管理者們或許應該為從我們手中拿走野生產品的管理權埋單，而不是去領錢。
妥善管理觀念在野生產品生產過程中的運用和實踐，與野生產品生產自身同樣重要。某種程度上，這一點已經在農業生產領域得到了印證和實現，但就環境保護領域而言，這種觀念尚未引起重視。對歐洲在蘇格蘭荒野地區及德國森林中所實行的集約化的獵物收穫方式，美國的戶外休閒愛好者很不以為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們的抱怨無可厚非，卻完全忽略了歐洲的土地所有者們在獵物獲取過程中形成的妥善管理觀念，而我們至今尚未形成這種觀念。這一點，很重要。當我們覺得必須以補貼的手段誘使農民植樹造林時，或者通過收取狩獵手續費來強化農民養殖獵物的積極性時，實際上，我們相當於變相承認了農民和我們自己在野外妥善管理樂趣上的無知。
科學家們有句雋語：個體發生學重複著種系發生學。他們認為，每一個體的發展，都在重複著種群進化史的軌跡。這種思想體現在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中，都是真實可信的。滿載而歸的獵人，其實是原始穴居人的重生。不管是以種族還是個人而論，獵取戰利品的行為都是年輕力壯者的特權，他們沒有必要為此表示歉意。
在現代世界中，令人不安的事情在於，獵取戰利品者並沒有真正成長起來，他們的孤獨感、認知能力以及妥善管理觀念並沒有得到發展，有些已經永遠失落了。他只是一隻被機械化武裝起來的螞蟻，蜂擁在北美大路上，絲毫不顧及後院裡的情況，只知道消費，從不懂得創造價值以滿足自身的需要。為了滿足他的貪婪慾望，戶外休閒工程師們用破壞荒野的愚蠢行為，為他提供種種人工化的產品，一面洋洋自得以大眾福祉的創造者自居。
這種戰利品休閒主義者有一種怪癖，在以一種極為微妙的方式將自己推向毀滅的境地。為了享受，他必須極力掌控、入侵、佔有。因此對他來說，自己所看不到的荒野沒有任何價值，而蠻荒之地若不經人類染指便對整個社會都沒有任何功用。對於那些缺乏想像力的人來說，地圖上的空白地帶就是無用的廢物；對於另一部分人而言，這些空白地帶則是極具價值的瑰寶。（難道因為我不去阿拉斯加的緣故，就可以斷言我在那裡的權益沒有價值嗎？我究竟是否需要一條路，引我去北極大草原，去育空河流域的野雁濕地，去孕育棕熊的科迪亞克，或是麥金利山背後面的大草原？）
總之，較低層次的戶外休閒活動會消耗它們的資源基礎；而較高層次的戶外休閒活動，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在不消耗或很少消耗土地和生命的情況下，創造並滿足了其自身需求。認知能力同急速擴張的交通運輸網絡嚴重脫節，將我們推到了戶外休閒過程面臨實質性崩潰的窘境。如此看來，戶外休閒發展進步並非像在美麗的鄉村土地上開闢道路那樣簡單，人們的思想尚不美麗，相關的認知能力仍亟須建造。
美國文化中的野生動植物
原始民族的文明，通常建立在野生動植物基礎之上。因此，寄居平原地區的印第安人以野牛為食，後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印第安人的建築風格、服飾、語言、藝術以及宗教。
對於文明開化的民族而言，其文明基礎已經發生了改變，但不管怎樣，其文明卻始終保留著部分野生的根源。在此，我將對這種所謂野生根源的價值加以闡述。
沒有人能夠權衡或是估量文明，因此，我也不會浪費時間，去做這種無益的嘗試。根據先前富有卓見的思想人士所達成的共識，我想僅僅是談論使我們有機會重新接觸野生動植物的體育、風俗，經歷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價值就夠了。我斗膽將文化價值做這樣的劃分。
首先，有種價值存在於任何經驗之中，揭示我們與眾不同的民族起源和進化特性，例如，那種激發我們歷史意識的經驗。這種意識就其最貼切的意義而言，就是所謂的「民族主義」。在我們將要舉的例子中，由於很難找一個簡稱來代替，為此我們暫且稱之為「拓荒者的價值」。例如，一個童子軍男孩做了一頂浣熊皮帽子，並在小路下面的柳樹叢中扮裝成丹尼爾·布恩的樣子。他正在重現美國的歷史。某種程度上，他意欲從文化層面去正視黑暗、血腥的現實。再比如，一個農民的男孩來到教室，渾身散發著麝鼠的臭氣，因為他在早飯之前剛檢查過獵捕麝鼠的陷阱。因此，他重現了皮毛交易的傳奇故事。個體發生學重複種族發生學的這種規律，既存在於社會之中，也存在於個體之中。
其次，有種價值存在於任何經驗之中，以揭示我們對於「土壤-植物-動物-人」這條食物鏈的依賴性，以及對於生物區系基本組織形態的依賴性。文明借助工業化帶來的小玩意兒和中間商，擾亂了人與土地之間的基本關係，以至於人們開始對文明的意識漸漸模糊。我們曾一度幻想著工業能帶給我們幫助和支撐，然而我們卻忘記了到底是什麼在支撐工業。如今該是到了教育向土地靠近的時候了，而不是繼續偏離土地。育兒室裡的詩歌記錄著這樣的事實：人們帶回兔皮，為他們的小孩童縫製睡袋。或許，這便是民俗中表現人們曾經通過打獵來滿足家庭衣食之需的典型事例之一。
第三，有種價值同樣存在於任何經驗之中，它通過集體主義的方式踐行著倫理約束，我們稱之為「狩獵人道德」。我們獵取野生動植物的工具的改進速度，遠比我們自身的改進速度要快得多。狩獵人道德對於這些狩獵工具的使用有一種自覺的約束，其目的在於增強技巧在狩獵過程中的運用，減少對器械器具的依賴。
野生生物倫理學有一個奇怪的優點，那就是旁邊通常沒有人站出來對狩獵者的行為叫好或是指責。不論他做什麼，怎樣做，都是他的良心在背後發號施令，而不是一群旁觀者。這一事實的重要性是很難被過分誇大的。
自願遵守倫理道德信條有助於提升狩獵者的自尊，而更值得他們銘記在心的是，背棄這種道德信條則意味著淪喪。例如，所有的狩獵倫理信條都遵循共同的標準，即不要浪費好肉。然而，眼下便有一個極大而明顯的弊端，那就是威斯康星的獵鹿者們在獵取合法雄鹿時，每獵殺2頭雄鹿，同時也會在樹林裡射殺並遺棄1頭雌鹿，1隻鹿仔，或1只剛出角的小公鹿。換句話說，大約有一半的狩獵者在打死1只公鹿的同時，都會打死其他的任何1隻鹿。那些不合他們心意的鹿兒的屍體，就被遺棄在它們倒下的地方。這種獵鹿方法非但毫無社會價值可言，實際上也容易造成道德在其他領域的淪喪。
這樣看來，似乎當「拓荒者的價值」和人與土地關係的價值表現為零或者正值時，倫理價值卻可能已經變為負值。
於是，這便粗略地界定了三種可用以說明我們戶外運動根源的文化養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文化已經得到滋養。價值的獲取過程從來都不是自發性的，只有健康的文化能夠得到滋養並成長起來。難道，我們當下的戶外休閒娛樂形式可以滋養什麼文化嗎？
拓荒時期產生了兩種思想，它們被視為拓荒者價值表現在戶外運動上的精髓。一種思想稱之為「輕車簡從」，另一種思想稱之為「百發百中」。拓荒者的輕車簡從，顯得很有必要。另外，他在射擊的時候既要節約子彈，同時也要保證激發精準度，因為他缺少必要的運輸工具，手頭又沒有錢，同時也沒有可以連續擊發的武器。於是，我們應該明白，從他們那時開始，這兩種思想被強加在我們身上，我們不得不去做我們非做不可的事情了。
然而，這兩種思想後來演化成為狩獵者的一種價值信條——某種自覺的狩獵規則。美國人所特有的引以為傲的自信、剛毅、叢林知識豐富和射術精良，都是建立在這兩種思想基礎之上的。這些思想雖然不可捉摸，但卻不是抽像的。西奧多·羅斯福(43)是一名偉大的狩獵者，但他的偉大之處卻不在於在槍桿上懸掛著很多戰利品，而在於他用小學生都能懂的語言詮釋了不可捉摸的美國傳統。對於這種傳統更為微妙和準確的表達，更見諸斯圖爾特·愛德華·懷特(44)的早期著作之中。因此，要說正是這些人意識到此種思想，進而創造了文化價值以及其發展模式，一點兒也不為過。
再然後，設計器械的工程師出現了，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們是以兜售狩獵商品的交易商身份而被人們熟知的。他為美國的戶外運動者提供了花樣繁多的奇妙裝備，這些裝備在為自信、剛毅、叢林知識豐富、射術精良的美國人提供幫助的同時，也取代了先前的傳統。新式發明裝滿了戶外運動者的口袋，從脖子到腰間，隨時看見它們晃動的身影。氾濫成災的發明塞滿了汽車的行李箱，也塞滿了拖車廂。戶外運動裝備變得越來越輕巧，越來越實用，以磅計量的輕巧裝備積聚在一起，湊成了以噸計量的龐然大物。新式裝備的交易數量陡增至天文數字級，而這一現象還被嚴肅地認定為「野生生物經濟價值」的表現形式。但是，我們所追求的文化價值又在哪裡？
最後一個例子，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在捕鴨者身上。他們坐在用鋼筋全副武裝的船上，船上設置著各式圈套，無須事前演練，轟隆作響的摩托車把他帶到了伏擊據點。即使刺骨的寒風襲來，他依然能感覺到溫暖，因為在旁邊就放置著加熱器。他拿起工廠裡常用的喊話器，以一種他所期望的極具誘惑力的聲調，朝飛過的野鴨群大呼小叫。這些玩意兒，是他從灌制在留聲機唱片裡的家庭課程中學到的。儘管有喊話器，他設置的圈套還是發揮了作用，一群野鴨盤旋著飛了進來。不等它們盤旋兩圈，他就迫不及待地開槍了，因為濕地裡還潛伏著像他這樣的捕鴨者，他們的裝備也差不多，隨時有可能在他之前開槍。在距鴨群70碼時，他把莫斯貝裡泵獵槍的射程調整到無限遠，而且廣告也曾這樣向他作過宣傳——超級Z子彈的射程足夠遠，火力十足。子彈的火光在鴨群間穿梭，一對傷者從空中跌落下來，然後死在別的地方。這樣的話，我們豈可說這位捕鴨者汲取了文化價值的精華？難道他只想為飢餓的水貂作嫁衣，成它之美？在75碼之外的下一個伏擊據點，另一個躍躍欲試的傢伙不也正和他一樣，隨時準備著扣動扳機嗎？這便是當下最為流行的捕鴨模式，這種模式在公用土地和一些俱樂部中，極為普遍。試問一下，我們所引以為傲的「輕裝簡從」和「百發百中」，都去哪裡了？
問題的答案並非像我們想像得那樣簡單。羅斯福本人並不鄙棄現代的來復槍，同樣地，懷特也不拒絕使用鋁鍋、絲綢帳篷和脫水食品。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對於器械的使用更有節制，在將其作為狩獵的輔助手段的同時，又注重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不為它所轄制。
我不想裝作自己知道何為節制，或者直接劃定合法使用器械以及非法使用器械的界線。不過，事實現在已經變得很清楚，器械的起源與它們所產生的文化效應間有很大的關係。自製的狩獵工具和原始的戶外生活，通常豐富了而非破壞了人與土地間的戲劇化情節。一個以自制飛蠅魚餌釣到鱒魚的釣者，實際上收穫了兩次，而不是一次。我本人也用過許多工廠生產製造的器械，不過在我看來，對這些器械的使用和依賴必須要有個限度，否則拿這些以金錢購來的器械去狩獵，只能破壞狩獵的文化價值。
並非是所有的狩獵活動，都墮落到了像獵捕野鴨那樣的境地，美國傳統的捍衛者依然存在。或許，弓箭運動和馴鷹術的再次流行，就是這種復古傾向開始的標誌。然而，這種純粹的狩獵方式卻被越來越多地打上機械化的印記，隨之而來的便是文化價值的衰退，尤其是拓荒者的價值和節制倫理的衰退。
在我看來，美國的狩獵者大有深入迷途而不知返回的趨勢，不知道哪裡到底出現了什麼狀況。越來越強大、越來越精良的器械，使工業受益匪淺，那麼，這種發展的紅利移植到戶外休閒運動中來，又有何不可呢？其實到現在為止，他們還不明白，戶外休閒運動就其本質而言，是一項原始運動，具有明顯的返祖特徵。其價值本身是一種對比價值，過度的機械化把工廠帶到了森林和沼澤之中，因而也就破壞了對休閒運動至關緊要的對比參照。
對於狩獵者而言，沒有一位領袖可以站出來，告訴他們到底錯在了哪裡。戶外雜誌不再為描繪戶外運動的美好而服務，反過來卻成了器械工具的廣告牌。野生生物管理者們正忙於繁育狩獵所需的獵物，鮮有心思放在狩獵的文化價值上。因為有人說過——至少，色諾芬(45)和泰迪·羅斯福這樣說過——戶外休閒運動是有價值的，於是人們就將這種價值認為是無堅不摧、亙古長存的。
在不使用火藥的戶外運動中，機械化的影響則表現為各式不同的結果。現代望遠鏡、照相機以及鳥兒的鋁制腳環，當然不會改變鳥類學的文化價值。對於捕魚業而言，若不是有舷外發動機和鋁制獨木舟的幫助，其機械化程度似乎也要比狩獵要小得多。另一方面，摩托化運輸幾乎將荒野旅行破壞殆盡，因為它們的無所不至，以至我們可供消遣的荒野被侵佔分割得星星點點。
在偏遠的森林中，用獵犬來獵捕狐狸，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局部意義上的、或許可視為無害的機械化入侵的戲劇性範例。這是最為純粹的狩獵活動之一，通過這種方式，你可以真切地嗅到其間所蘊含的「拓荒者價值」的氣息，觀賞到最高水平的有關於人與土地關係的戲劇化情節。狐狸被獵人故意置於槍口之外，於是，節制倫理也就順其自然地表現出來了。但是，我們眼下卻是坐在福特汽車裡來追逐狐狸的，獵犬巴格爾·安的狂吠與車喇叭發出的鳴叫，混雜交織在一起。然而，沒有人會發明獵狐的機械犬，或者在獵犬的鼻頭裝上莫斯貝裡泵獵槍，當然，也沒有人拿著留聲機或是其他無痛的方式來教習獵犬如何開槍。我想，器械在養狗界的運用算是黔驢技窮了。
將狩獵活動的諸多不幸歸咎於為獵取獵物提供物質幫助的發明者，也是極為不準確的。廣告商想出了很多鬼點子，而這些鬼點子卻很少會像實體對像那樣真實，雖然二者有時同樣都是無用的。有一個部門或許最應被授予特別提名獎，那個「指引我們該去哪兒」的部門。知道哪兒有好的獵物，哪裡是垂釣的好去處，這種本事就是一種極具個人價值的財富。就像漁竿、獵犬和獵槍一樣，它是一種僅僅出於個人禮貌才可以外借或是贈予的東西，若將其放在狩獵市場的專欄中兜售，使之成為狩獵工具的促銷手段，在我來看就完全變了味。要是把它傳授給所有的人，作為一種免費的公共服務，那簡直就成了一件咄咄怪事。現在，甚至「自然環境保護」部門都在告訴湯姆、迪克還有哈里，哪裡的魚兒最容易咬鉤兒，哪裡會有冒險落在地上覓食的大群野鴨。
所有這些有組織的恣意妄為，都在將戶外休閒運動中的個性化因素變得非個性化。我不知道，戶外休閒活動合法與非法的區分界限到底在哪裡，卻只知道，這種所謂的「我們該去哪兒」的服務，絕對已經超出了理性的界限。
如果說獵取獵物或者魚兒的行情看好，那麼，「我們該去哪兒」的服務勢必會吸引超過適量人數的戶外休閒運動愛好者們。但是，如果獵物或者魚兒的行情不被看好，廣告商則會行動起來，採用更為有力的手段宣傳造勢。釣魚彩票就是諸多宣傳手段中的一種，廣告商在孵化場的魚兒身上貼上標籤，如果垂釣者能夠釣到貼有幸運號碼的魚兒，便可以領取一筆豐厚的獎金。這種現代科學與賭場技術的古怪結合，讓那些漁業資源本已枯竭的湖泊重新回到濫捕的序列，同時也讓許多小鎮的商會們陶陶然起來。
對於專業的野生生物管理人員而言，如果他們刻意去避開這些事情，那麼，也未免太過於尸位素餐了。產品工程師和推銷員同屬於一家公司，他們聽從於同一根利益的指揮棒。
野生生物管理者們正試圖通過控制野生生物的生長環境，來提升荒野中野生生物的數量。這樣一來，狩獵便從開發利用變成了生殖培育。如果這種野生生物保護措施果真能夠施行，它又會怎樣影響我們的文化價值？我們必須承認，拓荒者的情趣與市場的開拓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歷史關聯。丹尼爾·布恩沒有耐心等待農作物的收穫，更別提讓他保持足夠的耐心，去等待野生生物的保育了。或許，正統的狩獵者們不情願讓一個勇敢的狩獵者接受保育的理念，便是他們對繼承拓荒者價值的一種表達。又或者，野生生物的保育理念一定會遭到抵制，因為它與拓荒者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由獵取觀念——是不相容的。
機械化對被它破壞的拓荒者價值，並未提供任何實際意義上的文化替代品，至少我沒有看見。而野生生物保育或者管理，確實提供了一個替代品——野地耕種，至少對我而言，這個替代品具有同樣的價值。為野生生物保育而管理土地的經驗，和其他的農業耕種模式一樣，具有同樣的價值。它是人與土地關係的一個提示。此外，節制倫理也蘊含在此經驗之中。這樣一來，在不依賴於食肉動物控制——掠食者——的情況下，野生生物的管理對倫理上的節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野生生物保育另一種價值——拓荒者價值——縮水，但卻凸顯了另外兩種價值。
如果我們將戶外休閒運動視作為一個史無前例、轟轟烈烈的機械化進程與一種完全靜止的傳統之間的衝突，那麼我們可以斷言，其中的文化價值確前景黯淡。但是，為什麼我們的戶外休閒觀念不能像我們的器械清單那樣，內容豐富又充滿活力？或許，拯救文化價值的關鍵在於把握進取時機。我認為，這種時機已經成熟了，戶外休閒愛好者們可以為即將出現的事物形態做出有利於自己的選擇。
例如，過去10年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戶外休閒模式，它不會破壞野生生物資源，使用機械卻又不為它們所轄制；迂迴地解決了警示土地的問題，且極大增強了單一區域的旅行者承載能力。這種戶外休閒模式沒有捕殺獵物數量的限制，同時也不設立任何期限的禁獵期。它需要良師，但是不需要看守者，它需要一種全新的、暗含高度文化價值的叢林知識。我所提及的這種戶外休閒模式，便是野生生物研究。
野生生物研究最初發端於專業神職者的謀略研究。毫無疑問，那些晦澀難懂的難題要交給專業人士，但還有很多問題，可以供於不同層次的業餘愛好者們加以探討。在機械發明領域，業餘愛好者們參與研究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而在生物學領域，業餘愛好者們在戶外休閒研究方面的價值，才剛剛開始進入人們的意識。
因此，瑪格麗特·莫爾斯·尼斯，一位業餘鳥類學者，從她家後院開始了對北美歌雀的研究。日後，她成了世界範圍內鳥類行為學的權威人士，其思想深度和研究內容，甚至超越了許多機構中專業從事鳥類研究的學者的水平。查爾斯．L．布羅姆利，一位銀行從業者，以研究老鷹為樂趣。他發現了一個迄今為止尚未被人知曉的事實：有些老鷹冬天裡在南方築巢，然後飛到北方的叢林裡度假。諾爾曼和斯圖亞特·克裡德爾，馬尼托巴湖畔大草原的小麥農場的工人，熱衷於研究小麥農場裡的動植物區系，成了公認的當地植物學和野生生物週期理論研究的權威。艾略特．L．巴克，新墨西哥州山脈地區的一位牧場主，著有一部關於美洲獅的專作，在讓人難以捉摸的貓科研究領域被視為最具價值的兩部專著之一。無須有人特別地告訴你，這些人都是在一邊娛樂的同時，一邊完成這些工作的。他們只是懂得：人生最大的樂趣莫過於觀察並研究未知的事物。
鳥類學、哺乳動物學以及植物學，現在已為大多數業餘愛好者們所熟知，但是，這一類業餘愛好者在這些領域有所成就的可能性，則和幼兒園裡的遊戲一樣屈指可數。一個原因在於，整個生物學教育結構（包括野生生物教育結構）致力於保持在生物研究上的專業壟斷。這樣一來，留給業務愛好者的，無非是虛偽的發現之旅，他們所要做專業權威已經完全知曉。我們有必要告訴年輕人這些東西，即一條在自己精神世界的干船塢裡建造的船，同樣也能夠在浩瀚的海洋中自由航行。
依我看來，野生生物研究的推廣是我們實現野生生物專業化管理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工作。野生生物還有另外一個價值，現在只要少數生態學家能夠察覺得到，但它對全人類的進取精神卻有著潛在的重要價值。
現在我們知道，動物種群具有某些行為模式，而這些模式通常是動物個體所不能意識到的，它是通過個體間的相互配合來實現的。因此，一隻兔子通常意識不到繁殖的週期性，但它卻是繁殖週期性的發動機。
我們不能在個體身上或者在短時間內察覺這些行為模式。即使我們採取最嚴密的監控方式，依然不能從單個兔子身上發覺繁殖週期性的奧秘。繁殖週期性的概念，源於對一個群體數十年如一日的縝密觀察。
於是，這就出現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人類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是否也存在著我們所未察覺到的行為模式呢？而這些行為模式是否也是通過我們個體的行為來實現的呢？暴民和戰爭，乃至於動亂與革命，是否也承襲了這種模式呢？
許多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一直致力於人類的種群行為的研究，他們把它們詮釋為意志力指引下的個人行為集體主義化結果。外交學的主旨思想認為，政治團體是一群具有高貴品質的個體的結合。另一方面，有些經濟學家把整個社會系統看作是某些過程的玩物，而我們對整個社會系統的認識往往都是事後的。
因此，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相比於兔子種群的進程，我們的社會進程是一個更有意志內涵的存在。但是，我們也有理由這樣認為，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同樣包含著一些未被察覺的行為模式，因為當時所處的環境並未喚起我們對於未知行為模式的關注。我們可能具有一些被自己所誤讀的行為模式。
這種對人類種群行為基本原理進行質疑的情形，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卻帶來了人類對自身的唯一參照物種——高等動物——額外的研究興趣和價值。以埃林頓(46)為代表的一群人，已經指出了作為人類參照物的動物種群的文化價值。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無法接近這個內容豐富的知識寶庫，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該去哪裡或是如何去找到它。現在，生態學教會了我們如何尋找可以作為參照的動物種群，去解決我們自身的問題。當我們知道生物種群中某一微小部分的運作原理時，我們就可以據此推演出整個生物種群的運作原理。領會這些原理的深層含義，並且用批判的思維去審視這些原理，這或許就是我們未來所該具備的叢林知識。
總之，野生生物在哺育我們的同時，也塑造了我們的文化，此外，它還為我們的閒暇時光帶來了歡樂。然而，我們在用現代機械工具收穫歡樂的同時，也毀掉了它的某些價值。倘若我們憑著現代的心智去收穫，相信我們所得到的，不僅是歡樂，還有智慧。
關於荒原
荒野是人類錘煉出來的被稱為文明的人工製品的原材料。
荒野從來不會為我們提供同質的原材料。荒野的原材料多種多樣，從而使得最終的人工製品也呈現出多樣性。這些最終產品間的差異性，便是我們所謂的文化。豐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折射出作為各種文化發源地的荒野的多樣性。
眼下，人類歷史首次面臨兩種迫在眉睫的改變：其一是地球上較適宜居住的荒野即將消失，其二是由於現代運輸和工業化而導致的世界性的文化混雜。我們無法阻止這兩種改變的發生，或許這些改變也不應該被阻止。但是問題出現了：我們是否可以採取一些輕微的緩解措施來應對這兩種迫近的改變，以此來保全那些有一定價值的事物，防止它們的消失。
對於那些正在勞動中揮灑汗水的勞動者來說，他們的鐵砧上尚未被加工的原材料，就是他們即將要征服的對手。同理，對於拓荒者來說，荒野就是他們即將要去征服的對手。
但是對於一名正在休息的勞動者而言，他是能夠暫時以哲學家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的，而那些未被加工的原材料就成了應該被喜愛和珍視的東西，因為它為他的生命給出了定義，也賦予了他生命的意義。在此，我有一個請求：為這些最後殘存的荒野建造一座自然博物館，將它們作為珍品收藏起來，以啟迪和教誨那些有一天渴望觀看、感受或者研究他們文化傳統起源的人們。
剩餘無多的荒野
許多我們借之以打造出美利堅的多樣性荒野已經蕩然無存了，因此在任何一個可實施的計劃當中，被保存下來的荒野在大小和程度上都存在很大程度的差異。
活著的人再也沒有機會看到長滿高草的草原，曾幾何時，茫茫草原的花海擁簇在拓荒者的馬鐙下。倘使我們尋遍各處，能夠找到一片40英畝大小的生機盎然的草原，便很值得我們滿足了。過去，這裡生長著上百種植物，異常美麗。對於那些繼承了這片土地的人來說，他們對很多植物都是相當陌生的。
但是那些長著矮草的草原，也就是卡韋薩·德·巴卡(47)當年從水牛腹下看見地平線的地方，如今已經被綿羊、牛和旱耕的農民毀掉了，只是存在著那麼幾處上萬英畝大小的地方罷了。如果1849年的淘金者畫像值得我們掛在州議會廳的牆上，那麼，我們何不將他們逃亡的過程當作幾個國家大草原的紀念？細數沿海的大草原，佛羅里達有一塊，德克薩斯也有一塊，但它們如今不是被油井、洋蔥和柑橘園包圍著，便是已經被鑽頭和推土機全副武裝起來。這是最後的呼喚。
活著的人將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五大湖區的原始松林，沿河平原的低窪樹林，或是巨大的硬木林了。對於這些林地，或許幾英畝的示範林就會讓我們心滿意足了。但是，現在仍有幾塊上千英畝大小的楓樹和鐵杉林存於世上，除此而外，還有幾個地方的情況和這裡大致相仿，如阿巴拉契亞山脈的硬木林、南方的硬木林沼澤、柏樹沼澤和阿迪朗達克的雲杉林。在這些殘存的林地中，有些林地不可避免地會遭受未來的砍伐，可免於被未來的旅遊者踐踏的林地更是少之又少。
在為數眾多的荒野之中，萎縮最快的要數海岸荒野。別墅和為旅遊者開闢的道路，已經將東西兩側荒涼的海岸線全部佔據。眼下的蘇必利爾湖，正在失去五大湖區野生海岸線的最後一塊大的遺跡。沒有一片荒野，能像海濱荒野那樣與歷史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也沒有一片荒野會像它那樣更接近徹底消失的邊緣。
在落基山脈以東的北美地區，僅有一塊大面積區域被正式作為荒野而保留下來，它就是介於明尼蘇達州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之間的奎提科-蘇必利爾國際公園。這是一片雄偉壯麗、適於泛舟的水域，其間鑲嵌著眾多的湖泊和河流，公園的主體部分在加拿大，面積大到足以作為加拿大的花園。但最近，它的完整性受到了兩個發展因素的威脅：一個是裝備有浮舟的飛機運來了垂釣者，加速了垂釣度假勝地的大規模擴張；另一個就是管轄權的爭論——在邊界水域末端的明尼蘇達，應該全部都劃歸國家森林，還是部分劃歸州屬森林？邊界水域始終處於動力蓄水的危險中，這種存在於荒野擁護者之間的令人遺憾的分裂，最終將會以把權力送交到強權者手中而收場。
在落基山脈附近的諸州中，分佈著二十幾處國家森林地帶，每處森林地帶的面積從10萬畝到50萬畝不等，這些森林地帶將被國家作為荒野收回。國家封閉了這裡的道路，關閉了酒店，禁止了其他一切有害的開發利用。在國家公園，這個原則已經得到公眾的認可，只不過還沒有明確劃定具體的界限。總體而言，這些由聯邦管轄的區域是荒野計劃的骨幹項目，但是，它們並不像白紙黑字的記錄那樣穩妥，因而也無能完全令行禁止。地方政府面臨開創新旅遊線路的需求壓力，因此不得不從這兒獲取一小段，在那兒奪走一大段。此外，這裡還面臨著一個常年存在的壓力，那就是為控制森林大火需要保留或者擴建必要的道路，而這些道路卻慢慢演化成了公眾通行的高速公路。閒置的民間護林保土隊的野營地，也為新建一些經常用不著的道路提供了一種普遍的誘惑。另外，戰爭時期由於軍事需要導致的木材短缺，也促進了許多道路的擴建和合法化。現在，許多山區為建造滑雪纜車和滑雪旅館而大興土木，絲毫不會顧及先前被指定作為荒野的那些地方。
對荒野最隱蔽的入侵方式之一，就是強化對那裡的肉食動物的控制。它是這樣實現對荒野的入侵的：為了滿足對大型獵物的管理需要，狼和獅子被從荒野保護區中清除掉了。然後，大型獵物種群——通常指的是鹿兒或者馴鹿——中的獵物數量急劇增長，嚴重超出了牧場的承載能力。在此情況下，獵人必定會受到鼓勵，前去捕獲過剩的獵物。但是，當下的獵人又拒絕到小汽車無法通行的地方去狩獵，這樣一來，修建一條通往過剩獵物狩獵場的道路就成為必然了。這樣的過程，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荒野保護區幾乎被劈分得零零碎碎，始終不曾停止。
落基山脈地區的荒野系統覆蓋了各式各樣的森林類型，從西南部波浪起伏的刺柏，到俄勒岡滾動綿延的森林。然而，這裡卻缺少像荒漠那樣的不毛之地，或許是由於對美學認識不夠完善的緣故，人們將「風景」的定義僅僅局限在湖泊和松林上。
空曠遼闊的加拿大，
從未被犁過的阿拉斯加，
在那不知名的河畔，
不知名的人兒播遷繁衍，
生死在奇異的山谷裡，
多麼孤獨啊，多麼神秘！
這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地區，都能夠而且都應該被保存起來。由經濟價值來講，很多地區都是可以被忽略和被否認的。當然，有人認為，為了這個目的而去設定一個細緻周密的計劃是沒有必要的，到頭來，總會有足夠的地區倖存下來。但是，當你翻完近代所有的歷史以後，你會發現，這個令人欣慰的假設具有十足的欺騙性。即便最後有荒野地塊被保存了下來，存在於其上的動物區系也會保存下來嗎？甚至此刻，林地的北美馴鹿，不同品種的山地野綿羊，純種森林水牛，貧瘠土地上的灰熊，淡水河裡的海豹和鯨魚，也還在遭受著威脅。荒野若失去了它們所獨有的動物群落，那還有什麼用？最近組織起來的北極研究所，正積極地著手於北極的荒野工業化。這是最後的呼喚，來自遙遠的北極。
沒有人能夠猜想得到，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看到並把握住它們的機會。任何為使拓荒延續下去而做的努力，都會遭受拓荒者的蔑視。
戶外休閒的荒野
無數個世紀以來，出於生計需要而進行的身體對抗，通常被視作一種經濟行為。當這種身體對抗消失時，追求健康的本能會帶領我們將它以運動和遊戲的形式保留下來。
人和野獸之間的身體對抗，同樣也是一種經濟行為。不過，這種對抗如今是以狩獵和捕魚的形式而被保留下來的。
首先，公共荒野地區的存在，使生猛原始的蠻荒之旅和生存技巧得以憑借休閒娛樂的方式延續下去。
現在，有些生存技巧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和傳播，其細節正適用於美國的每一處景區，乃至通行於世界各地。狩獵、捕魚和背包遠足就是例子。
然而，在眾多技巧中，其中有兩種技巧和山核桃樹一樣，是美國所獨有的。雖然被照搬到其他地方，但只有在北美大陸上，它們才能得以完善和發展。我們所說的美國所獨有的技巧，一種是乘獨木舟旅行，另一中則是跟隨馱馬隊旅行。但是，這兩種旅行方式正在迅速退化。現在居住在哈得遜灣的印第安人擁有了小汽船，而登山者也有了福特汽車。即便我不得不通過獨木舟或者馱馬隊來完成旅程，卻還是更喜歡小汽船和福特汽車，因為前一種方式簡直會讓人累得要死。但是，當被迫與這些所謂機械化替代品競爭的時候，對於我們這些希望到荒野找點兒樂子的人而言，便會有一種強烈的挫敗感。無論是乘獨木舟將貨物運到摩托艇上，還是在夏日酒樓的草坪上遛著馱馬，都是愚蠢無聊的。因此，最好還是待在家裡。
首先，荒野為蠻荒之旅這一原始藝術提供了相應的庇護所，尤其是為乘獨木舟旅行和背包遠足。
我想，某些人肯定會就保留這一類原始藝術的必要性說三道四。但是我不會去爭辯，要麼你骨子裡便十分瞭解這種藝術，要麼便是你太老，太老了。
歐洲人在狩獵和捕魚時通常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因為只有在美國，狩獵和捕魚才是通過保存下來的荒野實現的。如果他們願意，歐洲人情願永遠不必在樹林裡野營、烹飪，或是做其他的事情。他們通常會把家務活委派給狙擊手和僕人來做，因此，他們的狩獵總像是在野炊，完全不像是在拓荒。技能最終通過考驗，要以所得的漁獵收穫來算。
有一些人詆毀荒野娛樂活動，並認為這「不民主」。因為，在他們看來，與高爾夫球場或者旅遊營地相比，供娛樂之用的荒野的承載能力非常有限。這種意見的錯誤根源在於，他們把規模化生產的哲學原理用到試圖阻止規模化生產的範疇中去了。戶外休閒娛樂的價值，是不能通過簡單的數學運算來衡量的。娛樂的價值與經歷的強度成正比，而且，與同工作日生活的迥異程度成正比。基於此評價標準，機械化的旅行是味同嚼蠟、隔靴搔癢的。
既然，機械化娛樂已搶佔了90%的森林和山區，出於一種對少數人的必要尊重，我們應該把剩餘的10%留與荒野。
用作科研的荒野
生物體最重要的生命機能，便是內部的自我更新，對於此種情況，我們稱之為健康。
有兩種生物體的自我更新的機能受到了人為的干擾和控制，一者是人類本身，受醫學和公共衛生所庇護；另一者則是土地，被農業生產和資源保護所左右。
其實，我們為保持土地健康所做的一切努力，向來都是不成功的。我們已普遍意識到，當一塊土地喪失了肥力，被沖刷的速度大過了形成的速度，旱澇無度時，便是它生了病。
我們往往會把其他事物的紊亂徵兆視為事實，然而卻很少把這種事實與土地生病的症狀聯繫在一起。有些植物和動物無緣無故地消失了，沒有任何明顯的徵兆，儘管我們為保護它們費盡力氣；還有其他的一些現象，比如害蟲肆虐，儘管人們也曾努力去控制它們。因此，在缺乏簡單解釋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把這看作是土地生病的症狀。這兩種病症出現得如此頻繁，以至於，我們不能把它們當成正常的進化事件來考慮了。
截至目前，我們對於土地病患狀況的認識反映了一個事實，即：我們對土地所做的治療，都是局部性的。因此，當土地喪失肥力時，我們更多的是把肥料灑在地裡，至多是改變其上所放養的動物群和所栽培的植物群，從沒有考慮到野生動植物群構建土壤這個事實。而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從中得到啟迪，即：動植物群落對於保持土地健康同樣意義重大。例如，人們最近發現，由於某些未知的原因，生長過本地野生打豬草的土地，往往能長出品質優良的煙草作物。這種意想不到的關係鏈條，在自然界中可能非常普遍地存在著，我們卻對之毫無用心。
當草原土撥鼠、地松鼠或者老鼠多到成為災患時，我們便會將它們毒死了事，卻沒有考慮導致動物激劇繁殖的外因。我們一直以為，由動物帶來的麻煩一定是由動物自身導致的。但是，據最新的科學證據顯示，植物群落的衰敗是導致齧齒類動物入侵的真正原因。很少有人會依據這條線索進行探索研究。
眼下，很多林區的局部所伴生的樹木只剩下了一兩棵，而在最為原始的時期，則會有三棵或者四棵，這是為什麼？想必略有常識的林業工作者便會知道，原因不在樹，而在於土壤中的微小植物群系。另外，恢復一片土壤中的植物群系要比破壞它需要更長的時間。
顯而易見的是，許多保護主義的處理方式都只是表面文章。防洪大壩跟洪水氾濫的原因並沒有必然聯繫，攔沙壩和梯田同樣沒有觸及土壤被侵蝕的根本原因。建立避難所和孵化場，本來是為了保證獵物和魚兒的供給，卻不能解決供給不足的根源問題。
一般來說，這些證據都傾向於說明，土地就像人的身體一樣，症狀表現於某一器官，而病因卻在另一器官上。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現在稱之為實踐的保護措施，不過是土地的局部鎮痛劑而已。這固然是必要的，但最好不要將它們和治癒混為一談。醫治土地的藝術正在積極地實踐著，而土地健康的科學仍尚未誕生。
一門關於土地健康的科學，首先需要一份常規的基礎數據資料，其次還要有一幅大致的藍圖，藉以說明它是如何像有機體一樣維持自身健康的。
我們有兩個可供參照的標準。其中一個標準，是某一處儘管已被人類佔據了數個世紀，其土地的大致生理機卻仍保持正常的地方。我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那邊是歐洲東北部，我們沒有理由不去研究一下它。
另一個標準，當然也是最完美的標準，便是荒野。古生物學所提供的大量證據表明：荒野能夠在無限長的時期內維持其自身的存在；生存於其上的物種很少喪失，即便喪失也不會使它們失控；氣候和流水製造土地的速度跟水土流失的速度一樣快，甚至前者較後者更快。因此，荒野作為土地健康的研究實驗室，其所起到的作用遠比我們想像的要重要。
人們無法在亞馬孫河研究蒙大拿的土地機能，每一個生態組合區，都需要一塊自身的荒野來對比研究已使用和未使用過的土地。當然，我們的動作緩慢而有限，來不及搶救除失去平衡的荒野研究區域以外的更多的東西。這些殘存的失衡區域大多規模較小，這樣一來，從各個方面保持它們的常態就變得很困難。即便是國家公園，其地域面積也不過一百萬英畝大小，還是不夠廣大，不足以讓我們有辦法將它們固有的肉食動物挽留下來，隔絕由家畜所散播的動物疾病。因此，黃石國家公園在失去了其狼群和美洲豹後，氾濫的馴鹿毀壞了那裡的植物區系，其中以冬季牧場所遭受的損毀最為嚴重。與此同時，由於受到疾病的侵襲，大灰熊和山地野綿羊的數量也在銳減。
當最大的荒野地區變得局部失調時，對於傑·伊·韋弗而言，他僅需要幾英畝的荒野地區，便能找出草原植物區系比取代它們的農藝植物區系更具有耐旱性的原因。韋弗發現，大草原的植物依靠根繫在地下進行著「團隊合作」，它們的根部深入至所有的土壤層次，而農業經濟中輪作植物的根系卻只是透支了某一個層次，完全忽略了另一個層次，從而日積月累形成了虧空。就這樣，韋弗的研究報告中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農業經濟學理論。
此外，多哥瑞迪克也僅僅通過對幾畝荒野的研究便發現，長在熟耕的田野裡的松樹遠不及長在未開發的荒野中的同類那樣高大，禁得起大風的搖撼。因為對於後者而言，它總是慣於沿著舊有的樹根將主根扎到土壤的更深處。
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確實不知該如何行事才能得到一塊健康的土地，除非我們有一塊荒野，可以拿它同一塊生病的土地做比較。根據早期大多數西南部旅行者的描述，最初的山區河流是清澈的，我們對此卻表示懷疑，認為那種情形不過是天時地利的產物。因此，防治水土流失的工程師們一直沒有得到可供對照的基礎性資料，直到他們在奇瓦瓦的馬德雷山脈發現了類似的清水河流。出於對印第安人的恐懼，從來沒有人膽敢在這裡放牧，因此即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河水的顏色也只是乳白色，完全不至於渾濁到讓水下的鱒魚看不清釣餌，而河岸的水邊長滿了莓苔。而在亞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大多數與之類似的河流中只有條狀的大卵石，既無苔蘚又無土壤，更沒有樹木。通過建立一個國際性的試驗站，保護和研究馬德雷山脈的荒野，以此推進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兩地邊界地區生病土地的治療，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有利於睦鄰友好的區域性事業。
總而言之，一切可用的荒野區域，不論是大片的還是小塊的，都有其相應的價值，都可作為研究土地科學的標準。休閒娛樂既非它的唯一用途，也非它對的首要用途。
野生動植物的荒野
國家公園尚且沒有足夠的能力來保證大型肉食動物的永久存在，我們已經目睹過大灰熊岌岌可危的生存狀況，也不得不承認早期的園林系統中狼群已經絕跡的事實。然而，灰熊和狼的瀕危並沒有改善山地野綿羊的生存狀況，羊群也在萎縮。
在某些情況下，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很清楚，但是另一些情況下卻又很模糊。以狼群的活動範圍來說，一座公園顯然太小。不知為何，許多動物物種很難在孤立的環境中繁衍興旺。
擴大野生動物群體活動區域的最切實可行的辦法，便是將國家森林中的更荒涼的區域——通常是公園外圍的地方——劃作瀕危野生動物物種的保護地。而事實上，國家森林並沒有起到這樣的作用，大灰熊的悲慘遭遇便是一例。
1909年，當我第一次來到西部的時候，在每一處山脈分佈相對集中的區域都會有大灰熊出沒，而即便旅行幾個月，也不會遇到一位自然資源保護官。現如今，幾乎「每一簇灌木叢後面」都隱藏著一位這號人物，而隨著野生動植物保護部門的不斷增加，哺乳動物卻在陸續向著加拿大邊境撤退。據官方報道，美國國土上僅存的6000只大灰熊中，有5000只在阿拉斯加，另外只有5個州還有零星的百數只。這是一個心照不宣的假設，我們覺得，倘若大灰熊能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能夠倖存下來，就已經不錯了。但是，我覺得這情形很糟糕。生長在阿拉斯加的大灰熊簡直像另外一個物種，將它們驅逐到那裡，就將是將幸福感交給了天堂，那地方你可能永遠也去不了。
拯救大灰熊需要一大片沒有道路和家畜的區域，或一大片家畜雖被襲擊卻能得到補償的區域。這樣來說，買下分散的家畜牧場是創造這種區域的唯一途徑。雖然權威當局願意購買並交換土地，但是，自然資源保護部門卻沒有為此做出實質性的努力。據說，國家林務局已經專門為大灰熊在蒙大拿建立起了一片專屬區域，但我又聽說，他們也在猶他州的山區做著相反的事情——發展綿羊產業，而事實上，後一片區域才是大灰熊在該州僅存的避難所。
永久的灰熊保護區和永久的荒野區域，無疑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名稱。不管你熱衷於灰熊保護區域還是荒野區域，你都要有保護主義的遠見和對歷史的展望。唯有那些對進化盛會十分瞭解、如在眼前的人們，才可以估量這場戲劇的價值——荒野，或者它的傑出成就——大灰熊。但是，如果教育真正發揮了其作用，屆時，便會有更多的人理解古老西部所遺留的殘骸對於新西部的意義和價值。尚未出世的年輕一代會和劉易斯(48)、克拉克(49)一起乘舟遨遊密蘇里河，或者同詹姆斯·卡彭·亞當斯一起攀登塞拉斯山，但不管是哪一代人，他們都會反過來問道：「大灰熊哪兒去了？」如果我們回答，它們在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的疏忽之下滅絕了，這將是多麼喪氣。
誰來護衛荒野
荒野作為一種資源，可以縮減但卻不能再生。入侵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被遏制或者被緩解，以使某片區域可以為休閒娛樂、科學或是野生動植物所用。然而從荒野的完整意義上來講，創建新荒野是絕無可能的。
由此可見，任何一個荒野計劃都是一種後發行動，儘管我們作為退路的荒野已經寥寥無幾了。荒野協會成立於1935年，其目的之一就是「拯救美國殘存的荒野」。
然而，僅有這樣一個社會團體還不夠，除非所有的保護機構都有一些具備荒野保護思想的人。否則，可能入侵行為已經結束了，保護協會蒙在鼓裡。此外，少數有志於保護荒野的激進市民，也當密切關注全國的動向，以便在必要的情況下發起籲請。
在歐洲，荒野已經撤退到至喀爾巴阡山和西伯利亞，每一位有思想的自然資源保護論者，都應當為這樣的損失而哀歎。在英國，儘管作為奢侈品的土地比任何文明國家都要少，但為挽救一些小塊兒的半荒野的土地而舉行的運動，雖然姍姍來遲，卻仍然會讓那裡呈現片片生機。
說到底，我們審視荒野文化價值的問題，歸根結底，是我們在知性上是否謙卑的問題。那些目光短淺的現代人，失去了其在這片土地上的根基，卻自以為發現了更重要的事情——他們喋喋不休地談論著政治或者經濟，並幻想著，它們將會像帝國的權力一樣功在千秋。唯有學者才領會到，所有的歷史不過是連續不斷的短途旅行的累積而已，開始於一個起點，又重新回到這個起點，繼之開啟另一段尋找永恆價值觀的旅程。也唯有學者才能夠理解，為什麼那些未開發過的荒野，會賦予人類事業進步以恰當的定義和意義。
土地倫理
英雄的奧德修斯(50)從特洛伊戰爭(51)中回來，絞死了家中的12個婢女，理由是他懷疑她們在自己離家期間品行不端。
這樣的絞刑並不會牽涉到適當得體的問題。那些婢女不過是他的財產，而當時對財產的處置與現在無異，只要私有財產的主人樂意，並無對錯之分。
而對於奧德修斯時代的希臘來說，並不缺少對錯的觀念：在他那黑色的艦船劈開酒紅色的海浪重返家園之前，他的妻子在漫長歲月中所保持的貞潔便是一種見證。那個時代的倫理範疇止於夫妻血親，並未人性化地延伸到奴婢。從那以後的3000年裡，儘管道德標準已經延伸至很多行為領域，而其所削減掉的，也不過只是一些與權利相關的行為而已。
倫理的演化歷程
迄今為止，這種僅僅由哲學家參與研究的倫理學擴展過程，事實上是一個生態演化的過程。對於倫理的演化順序，既可以用生態術語來描述，也可以用哲學術語來描述。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倫理是一種對為生存而鬥爭的行動自由的限制；而從哲學角度來看，倫理反映了社會行為和反社會行為的差別。它們是對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定義方式。相互依賴的個人和團體，傾向於在相互合作的演化模式中共同發展，這是可以追溯根源的，生態學家稱之為共生。政治學和經濟學則是更高層級的共生，之所以說它們高級，是因為暗含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中的最初那部分自由競爭機制，某種程度上而言，已經被具有倫理內容的合作運行機制所取代了。
這種合作運行機制的複雜性，隨著人口密度和工具效率的提高而不斷增長。比如，為古乳齒象時期(52)的棍子和石頭定義反社會行為，要比發動機時代的子彈和廣告牌簡單得多。
最初的倫理觀念是用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摩西十誡(53)便是一例。隨後的倫理觀念中，才增添了處理個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內容。這些規矩試圖將個人融入社會，而後來的民主政治，則試圖將社會融入個人。
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種用來處理人與土地關係的倫理，也沒有一種倫理，用以處理人與土地上所生長的動植物之間的關係。因此，土地仍好比奧德修斯的婢女一樣，仍舊只是一種財產。而人與土地的關係完全被經濟性所主導，對於人而言，其中只包含了所需的特權，卻對所需承擔的義務避而不言。
若我對此理解無誤，那麼，倫理規範在人類環境中的第三要素上的延伸，便成為一種進化可能和生態必然。在倫理順序中，這是第三個步驟，而前兩個步驟已經實現。自以西結和以賽亞(54)時代以來，某些思想家就曾做出這樣的預言，對土地的掠奪行為不僅不明智，而且十分錯誤。只不過，當時的社會並未對他們的信仰給予肯定，我且將目前的自然保護運動視作肯定這種信仰的萌芽。
倫理可以被視作為一種滿足各種生態情勢需要的指導模式，它是那樣新穎，錯綜複雜，且具有明顯的延遲效應，以至於一般個體很難分辨出這種社會性的權宜路徑。動物的本能是個體認知錯綜複雜狀況的指導模式，而倫理卻是一種尚在發展中的群體本能。
何謂群體
迄今為止，所有倫理的形成都依賴於這樣一個前提：個人是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依賴的共同體中的一員。他的本能，促使他為了在群體中獲取屬於自己的地位而去競爭；而他的個人倫理觀，又促使他跟群體中的其他成員共同合作——或者，這合作的目標是為了創造對其自身更為有利的競爭環境。
土地倫理只是擴展了群體概念的外延，把土壤、水、植物、動物囊括其中。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些要素統稱為——土地。
這聽起來似乎很簡單：我們豈不是早已表達過自己對自由土地和勇敢家園的熱愛和擔當了嗎？沒錯，我們的確這樣做過，但問題是：我們所愛的是誰，或者說，我們所愛的是什麼？我們不愛土壤，正匆忙地將它付諸滾滾而去的河流。我們不愛水，它除了轉動渦輪、浮起駁船和沖走污濁之外，簡直一無是處。我們不愛植物，即便它們在我們眼前徹底消失也不足惋惜。我們也不愛動物，一干最大最美的物種早已被我們趕盡殺絕。土地倫理當然阻止不了我們對這些資源的改造、管理和使用，卻能證實它們繼續存在的權利，而且至少在某些地區，能證明它們在自然狀態下繼續存在的權利。
簡而言之，土地倫理旨在扭轉人類在「土地-群體」中的征服者角色，將我們變為「土地-群體」的一員公民。這意味著對群體其他成員的尊重，也意味著對群體本身的尊重。
透過人類歷史，我們已經知道——或者說，我希望我們已經看透——所謂征服者，到頭來無不自掘墳墓，自食苦果。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對征服者這個角色而言，實際上隱含著這樣一層含義：征服者即是權威，在群體生活中，唯有他才知道如何使群體運轉下去，知道群體中哪些人和事物是有價值的，而哪些是沒有價值的。而事實證明，征服者對此一無所知，於是，他最終也敗給了自己的征服。
在生物群落中，類似的情況也是存在的。亞伯拉罕能確切地知道土地能為他帶來什麼：將奶與蜜滴入他的口中。但現在，我們對待這種觀點的信心卻與我們的教育程度反比驟降。
時下的普通民眾確信，科學一定知道是什麼使群體在運轉，然而科學家卻說，他們什麼也不知道。他們深信，生物運行機制是如此複雜，以至於他們對其活動方式永遠也不可能完全理解。
事實上，歷史通過生態學的闡釋表明，人類僅僅是生物群體中的一員。迄今為止，許多歷史事件都只是從人類進取精神方面得到了解釋，但實際上，人類和土地之間的相互作用才是導致歷史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土地的特性決定了事件的發生，正如它的特性決定了居住於其上的人類的特性。
為了證明之前的結論，我們不妨看看定居在密西西比河峽谷地區的居民。在獨立戰爭後的那些年裡，有三個群體爭奪著那裡的控制權：當地的印第安人、法國和英國的貿易商以及美國的拓荒者。歷史學家們都想知道，倘若當初在底特律的英國人朝天平一端的印第安人這邊加一點力，結果會如何？因為這會直接決定殖民地居民向肯塔基的野籐條地遷移的結果。如今，我們可以重新考慮一下這個事實。當那些野籐條地被由拓荒者的牛、犁、火、斧頭所代表的各種力量征服時，這裡便變成了藍草地。在這些力量的影響下，假使這些黑暗血腥的土地上所固有的植物演替帶給我們的是一些沒有價值的莎草、灌木叢或者是雜草，那又將會是怎麼樣的情形呢？布恩和肯頓會堅持下來嗎？那些移民會因此而湧向俄亥俄、印第安納、伊利諾伊和密蘇里嗎？美國購買路易斯安那(55)的交易還會發生嗎？還會有橫貫新大陸的國家聯盟嗎？還會發生美國內戰嗎？
肯塔基只是美國戲劇化歷史中的一小部分。通常情況下，我們會被告知在這個戲劇中，人類演員試圖要做些什麼，卻很少得知最終的成敗。他們成功或失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自所佔有的土地，後者會對他們的勞作產生不同的回饋。在肯塔基的案例中，我們甚至不知道藍草來自哪裡——它們是本地的物種，還是來自歐洲的偷渡者？
我們後來才知道的西南部地區，與野籐條地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裡的拓荒者同樣勇敢、充滿智慧、不屈不撓。拓荒者佔據這個地區後，沒有帶來藍草，也沒有帶來能夠經受得住猛烈墾荒的其他植物。在放牧過後，越來越多毫無價值的草地、灌木叢和野草佔據了這裡，令這個地區回到了一種不穩定平衡的狀況。每一次植物種類的衰減都會造成侵蝕，而每一次侵蝕，又會導致植物種類的進一步衰減。於是，便有了今天這樣的結果：不單植物和土壤，就生存於其上的動物群落也開始退化了。早期的拓荒者並沒有預料到這個問題：在新墨西哥，有些人甚至在沼澤地挖壕溝來加速這種惡化。環境惡化的過程如此微妙，以至於當地居住者很少意識到這個問題，旅行者更是視而不見。對於後者而言，這種被毀壞的景色依然是豐富多彩且令人陶醉的，而事實上，當地的景色與1848年相比已遜色太多。
以前，這種相同的景觀曾一度被「開發」過，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以前，普韋布洛的印第安人曾定居在西南部，他們恰巧是不養殖家畜的部族。雖然他們的文明滅絕了，但並非土地惡化的罪過。
在印度，人們是在沒有形成草甸的不毛之地定居的，他們顯然沒有破壞土地，只是以簡單的權宜之計將草帶給了牛兒，沒有反其道而行。這讓我懷疑，他們的做法究竟是大有深意，還是碰巧為之？
總而言之，植物的演替左右著歷史的進程，且不說這種演進的好與壞，拓荒者以其先例向我們證明，植物演替是真實存在於土地之上的。歷史學所講授的，不正是這種精神嗎？如果能夠讓「土地-群體」的觀念深入人類的認知，我想正是如此。
生態良知
自然資源保護是人類與土地之間實現和諧發展的一種狀態。儘管對此的宣傳已歷經將近一個世紀，進展卻如蝸牛爬行一般緩慢，自然資源保護依然停留於紙面的虔誠和公開的雄辯上。回顧過去40年的自然資源保護歷程，簡直一曝十寒。
走出這種困境的辦法，通常就是進行更多的「自然資源保護教育」。我想，沒有人會對此提出質疑，但是我們確定我們需要增加的僅僅是教育的量嗎？在教育的內容方面，難道我們就不缺一些什麼嗎？
對於教育的內容，直接給出一個簡明扼要的概括，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根據我個人對其的理解，它應該是這個樣子：遵守法律，行使投票的權利，參加一些專業化組織，並在自己的土地上身體力行地去做一些有益於自然資源保護的事情。除此以外的工作，就交由政府來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