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可以在沒有野生生物的情況下過活，而有些人則不行。我寫下這些文字，便是對後者所飽含的偏愛之情與兩難境遇的闡釋。
在人類社會發展將野生生物徹底扼殺以前，人們一直以為，野生生物和颳風日落一樣，都是大自然習以為常的存在，於是也就把野生生物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如今，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為了追求一種所謂更高層次的「生活水平」，是否必須要以犧牲那些自然的、野生的且又不受約束的東西為代價。對於我們中的少數人而言，目睹天鵝的機會遠遠要比看電視重要，看到白頭翁花綻放是我們的權利，就和言論自由是我們的權利一樣。
我承認，在機械化為我們的早餐供應提供有效保證之前，在科學為我們揭示野生生物起源和生存方式的戲劇化情節之前，這些野生生物幾乎是很少有機會和人類價值扯上關係的。於是，所有爭論的焦點最後便歸結為度的問題。我們中的一小部分人發現了發展過程中的邊際報酬遞減定律，而我們的反對派卻依然對此無動於衷。
人們必須依據事物當前的存在狀況來制定應對之策，我的拙作便是我的應對之策，它可以分成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講述的是我和我的家人，在遠離現代化喧囂的世外桃源——小木屋，歡度週末時光時的見聞和趣事。在威斯康星的這片沙地農場，起初人們搾乾了土壤的全部價值，然後它被我們這個又大又好的社會所拋棄，我們試圖拿起鐵鏟和斧子重建這個農場，找回我們在別處正在失去的東西。恰恰是在這裡，我們找到了，並且進一步發掘著上帝賜予我們的東西。
這些關於小木屋的素寫，按季節編排在一起，便構成了一部「沙鄉年鑒」。
第二部分，「素寫——這兒和那兒」，講述了一些給我思想以啟迪的生命中的小插曲，這種小插曲通常表現為我與往昔同行們的一些意見齟齬，時而甚至非常痛苦。如今，這一類插曲遍佈於北美大陸之上，存續了40年之久，它們為標著集體主義標籤——亦即自然資源保護主義——的各種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板。
第三部分，「結論」，從邏輯學的角度，闡述了一些我們作為不同意見者的觀點，並努力將這些觀點變得合乎邏輯。只有那些與我們志同道合的讀者，才會努力去尋求第三部分中提及的哲學問題的解決方法。我想，或許可以這樣說，這些文字可以告訴我的同行們如何回到過去以實現認識上的統一。
如今的自然資源保護主義，已經來到了窮途末路，它與我們現有的亞伯拉罕式的土地觀念背道而馳。我們濫用土地，因為我們將它當作自己的附屬財產。而唯有當我們把自己看作土地的附屬品時，才會以熱愛和敬畏之心去利用土地。對於土地而言，我們無法使其免於被機械化武裝過的人類的影響，對於我們而言，我們也無法在科學的制約下從土地中得到它之於文化的美學收穫。
「土地是一個共同體」是生態學中的基本概念，但是土地應該得到熱愛和尊重則是倫理範疇的事情。土地孕育了文明，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如今卻被我們忘在腦後。
我的這個集子，正試圖將這三種概念聯結起來。
當然，對於這種關於土地與人類關係的觀點難免會受到個人閱歷和偏見的侵染和扭曲。但是，不論真理是否會被扭曲成謬論，有一點卻始終如水晶般清澈明晰，那便是：我們現在的又大又好的社會活像一個憂鬱症患者，整日惴惴於自身的經濟健康，卻失去了保持其自身健康的能力。整個世界是那樣貪婪地想擁有更多的浴盆，結果卻失去了建造浴盆乃至關掉龍頭所必需的控制力。眼下，可能沒有什麼會比從健康的角度對過剩的物質財富進行審視更有益了。
也許，這種價值觀念的轉變可以通過重新評價非自然的、平淡的，但是基於自然的、野生的、無拘無束的事物而產生的事物，從而得以實現。
奧爾多·利奧波德
1948年3月4日
於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