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比較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和美洲世界區，我們發現，普遍的歷史趨勢——人類社會邁向大型的、最終也更複雜的社會共同體——在兩個地區都出現了。我們在兩個世界區發現，社會複雜性帶來了許多相似的現象，即便它們在時間選擇上會有所不同。
我們可以在其他任何有人類社會存在的地方找到這種趨勢嗎？乍看起來，太平洋和澳大拉西亞世界區的歷史似乎不符合這種論斷。這兩個地區都沒有發展出大型農耕文明，因此，前面幾章以及本章論美洲部分所討論的趨勢，大部分都沒有在此顯現出來。難道這兩個地區的歷史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嗎？當我們進行更仔細的考察時，就會發現，表面上的深刻差異有點誤導性，因為許多可以在非洲-歐亞大陸和美洲世界區找到的複雜性趨勢，也存在於這兩個地區，即便它們的發展程度沒有那麼高。如果我們暫且不管那些長期變化在時間上體現出來的重要差異，也不管許多具體的文化差異，那麼，我們也會在這些地區觀察到相似的長期趨勢：對資源更多的控制、更龐大的人口、更密集的共同體、正在擴大的交換網絡以及程度更高的社會複雜性。
太平洋世界區
舊石器時代開始的全球殖民進程，結束於人類對太平洋許多小型和不那麼小的島嶼的拓殖。太平洋地區經歷了兩次大型移民潮。第一次出現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或許可以看做拓殖薩胡爾（Sahul）的移民潮的組成部分。薩胡爾是一塊冰川時代的大陸，包括新巴布亞幾內亞、塔斯馬尼亞和澳大利亞，它們構成澳大拉西亞世界區。人類在開拓澳大利亞不久，就到達了菲律賓和西美拉尼西亞群島，包括俾斯麥群島和所羅門群島（有時候被稱為「大洋洲附近」）。他們使用的或許是相似的航海技術。現代人類在 4000 年前就到了所羅門群島。不過，對太平洋的探索被延緩了好幾千年，原因或許在於，向更遠處航行所需要的航海技術，直到新石器時代革命之後才發展出來（參見地圖 9.5）。
地圖 9.5 向第四個世界區即太平洋世界區的移民。
（1）從俾斯麥群島到太平洋中部島嶼，如斐濟、湯加和薩摩亞；（2）到波利尼西亞人的「家園」，即現在的西波利尼西亞；（3）從西波利尼西亞到波利尼西亞中東部；（4）從波利尼西亞中東部到夏威夷、拉帕努伊島和奧特亞羅瓦（Aotearoa）；（5）從菲律賓群島到密克羅尼西亞西端；（6）按照移民的主要路線北上密克羅尼西亞，然後向西穿過這片地區
大約 3500 年前（公元前二千紀中期）以來，一輪新的移民潮把人類送到太平洋更遠處，送入「遙遠的大洋洲」。這次浪潮的動力，是東南亞出現的各種遠航文化，它們的成員所說的語言，屬於現代語言學家所謂的南島語族（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group）。南島語族似乎發源於中國，更確切地說，發源於中國台灣。我們發現的證據表明，自公元前二千紀中期以來，東南亞出現了廣泛的移民活動，這些移民群體使用黑曜石，掌握了複雜的捕魚工具，馴化了狗、雞和豬，使用繪製獨特圖案的圓形陶器，即考古學家所說的拉皮塔陶器。這些是拉皮塔文化（Lapita cultures）的重要特徵。到公元二千紀中期，台灣島、菲律賓群島和俾斯麥群島等地區也發現了這些族群的證據。東南亞廣大地區的這種移民活動，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快速的移民潮之一。
此後幾個世紀，新的移民攜帶這些文化的代表性物件進一步深入太平洋更遠地區，他們似乎並沒有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大量定居下來，這種現象或許表明，他們在有意識地尋找很容易殖民的、無人居住的島嶼。這些移民與大約同一時期的腓尼基和希臘移民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儘管太平洋地區的移民走得更遠。最終，拉皮塔文化傳播到大約 5000 千米之遙的地方。有證據表明，到公元前 1000 年，拉皮塔文化的傳播者已經到達瓦努阿圖（Vanuatu）、新喀裡多尼亞（New Caledonia）甚至斐濟、薩摩亞和湯加。東密克羅尼西亞的拓殖者可能不是來自亞洲，而是來自南部的美拉尼西亞，或許來自所羅門群島，甚至可能來自斐濟或薩摩亞。所有這些深入西太平洋的移民，必定體現了航海和航行技術的巨大進步。這些技術肯定達到了很高級別，因為有證據表明，黑曜石從斐濟傳到了新不列顛和婆羅洲，因此，我們現在談論的，可能不是一個單向的殖民之旅。尤其是，這些移民肯定使用了三角帆，這樣，他們就可以更好地借強勁的東南風航行，因為只有這樣，水手們才能夠確保返航的可能性。至關重要的技術創新，可能要數能夠提供穩定性的單舷平衡體和雙舷平衡體的發展，這種創新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2000 年（參見圖 9.8）。
圖 9.8 波利尼西亞的船隻。
Hōkūle』a 是傳統的波利尼西亞雙體獨木舟複製品，由波利尼西亞航海協會於 1975 年建造。1976 年，Hōkūle』a 用波利尼西亞的傳統航海技術航行到塔希提島，這是它在太平洋進行的十次重要航行的第一次
太平洋世界區的其餘部分是波利尼西亞，那裡的殖民者似乎來自美拉尼西亞東端的湯加和薩摩亞。大約公元 400 年至 1200 年間，人類最終在波利尼西亞定居下來。這些航行覆蓋的距離很遠，其中大多數或許是單程的。美拉尼西亞的移民定居在包括塔希提島在內的學會群島（Society Islands，庫克船長為了紀念皇家學會而命名），然後前往東部皮特卡恩島和復活節島；在北面，他們在夏威夷群島定居；最後，大約公元 1000 年到 1250 年間，他們開拓了西南方很遠處的新西蘭。風的類型解釋了為何對新西蘭的拓殖如此之晚。正如菲利普·費爾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指出的，如果你自北向南航行的話，新西蘭就是「航海上的黑洞」，由於盛行風而難以被發現和達到。這些航行依賴幾千年以來積累起來的豐富的航海知識和技術知識。波利尼西亞航海家能夠通過星星、風向甚至對大洋浪湧的感覺來操控船隻。他們也使用牢記在心的大量地理知識，其中包括覆蓋太平洋幾千英里的心理地圖（mental maps）。
四個不同世界區的存在提供了一種自然的歷史實驗，波利尼西亞的拓殖同樣如此，那裡的拓殖者面臨千差萬別的環境，因此，他們很快發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適應能力有時候導致文化的簡化而不是日益增長的社會複雜性和技術複雜性。拉皮塔文化特有的陶器似乎止步於薩摩亞，未能傳播得更遠。這給我們一個很有價值的提醒，即「適應能力」並非總是意味著逐漸增加的複雜性或對資源的更多控制；在某些環境中，要想長久生存下去，可能需要簡化社會和技術資源。
新西蘭的歷史很好地證明了不同地區進化模式的多樣性。在氣候溫和的南島（South Island）的許多地區，拓殖者——他們帶來了農耕技術和適應熱帶氣候的農作物——回到採集生活方式，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歐洲人到來。新西蘭東部查塔姆島（Chatham Island）是一個更加顯著的簡單化例子。那裡的移民轉向採集技術，因為當地環境無法種植波利尼西亞人的熱帶作物。他們放棄農業，轉向採集或獵取海洋資源，包括海豹、有殼水生物以及海鳥。共同體的規模縮小，有組織的戰爭也無影無蹤，因此，查塔姆島的居民很容易成為 1835 年毛利人大舉侵犯的犧牲品（賈裡德·戴蒙德以詳細的圖畫形式描繪了這次入侵）。新西蘭北島——島上可以種植熱帶農作物——完全不一樣。波利尼西亞拓殖者在那裡發展出了複雜的農業酋邦，以及數量較大的人口、嚴格的等級制和有組織的戰爭。
波利尼西亞地區環境多樣、極度封閉，那裡也出現了相似的對比。復活節島或許是波利尼西亞群島中最遙遠的一座島嶼，島上出現了小型村落，建造了不可思議的重達 27200 公斤的石像（Ahu，阿胡），復活節島就是以這些石像著稱。這裡也獨立發展出了一種文字。鼎盛時期的復活節島人口總數可能達 7000 人，後來或許因為砍伐森林而導致衰落。沒有木材，就沒有供暖的燃料，也無法建造用於捕魚的船隻。在衰落之後，倖存者又回到原始的採集生活。夏威夷群島的西部島嶼有高山以及能夠創造肥沃土壤的溪流，那裡人口較多，集約化灌溉農業也成為可能，芋頭產量可達 54000 公斤/公頃，另外，豬和魚的集約化養殖也成為可能。當地人口密度高達 115 人/平方千米，酋邦或王國規模堪比蘇美爾早期城邦，統治人口多達 3 萬，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塔查姆島，島上人口密度僅僅為 2 人/平方千米。
太平洋世界區非常清晰地說明了一點，即環境差異從許多方面塑造了生活方式和社會發展。
澳大拉西亞世界區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討論的，在最後一次冰川期，較低的海平面意味著巴布亞新幾內亞、澳大利亞和塔斯馬尼亞連接在一起，它們是一個大陸的組成部分，這個大陸有時候被稱為薩胡爾。這塊大陸的一個地區，即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原，獨立發展出了農業。然而，部分因為高原地區相互阻隔的地理環境，也因為塊莖作物無法大量儲存，這裡的農業似乎永遠也沒有創造出比單個村落更龐大的政治結構。不過，與巴布亞新幾內亞沿海地區的社會相比，這些社會更複雜，也創造了豐富的藝術傳統以及各種複雜的戰爭和禮儀形式。
就澳大拉西亞南端的塔斯馬尼亞而言，海平面上升之後該島與大陸的聯繫被切斷，留下大約 4000 居民生活在完全與其他人類社會隔絕的狀態。有許多跡象表明，這裡的社會發生了倒退，變得更小更簡單。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大約 1000 年時間裡，島上曾經存在的一些技術，比如針和其他骨制工具的使用或者捕魚活動，似乎都已經消失了。原因之一可能在於，對於小規模的封閉人群而言，創新甚至保存新技術更困難，因為集體學習必不可少的協同作用更有限。不過，我們不要想當然地認為這些變化標誌著技術的衰落，它們也有可能體現了對氣候變化和社會隔離現實的有效適應。比如，放棄捕魚和專注於脂肪含量更豐富的食物（海豹和海鳥），很可能是一種合理的生態選擇。
儘管澳大利亞大陸比塔斯馬尼亞島大很多，不過，它很大程度上也脫離了其他人類社會。農業在這裡從未發展起來，儘管昆士蘭北部的居民似乎與巴布亞新幾內亞居民之間有定期聯繫。（這個問題的討論參見第 5 章。）以下假定是合理的，即那裡的農耕顯然沒有採集生活那麼有利。總體而言，澳大利亞的土壤貧瘠，人口密度很低。當歐洲人在 18 世紀末到達澳大利亞時，這塊大陸只不過區區幾十萬人，儘管一些地區尤其海岸地帶的人口密度遠遠超過內陸。一個很偶然的事實是，與美索不達米亞不一樣，澳大拉西亞沒有進化出容易馴化的植物物種。澳洲堅果（夏威夷果）是現代馴化的唯一一種當地植物，儘管還存在一些潛在的可馴化物種，包括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得到種植而澳大利亞人只是採集的各種山藥和芋頭。
然而，以下看法是錯誤的，即認為澳大利亞是一個陷入某種舊石器時代時間隧道中的社會。原因之一在於，考古學研究已經發現了一種以創新方式適應變化（包括氣候變化）的漫長歷史。3 萬年前到 2 萬年前的巖畫藝術向我們展示的生活方式，後來因為對氣候變化做出的反應而發生深刻改變。比如，在阿納姆地（Arnhem Land），隨著上升的海平面將一度乾燥的地區轉變為海岸沼澤和礁湖，山藥和有袋動物開始從巖畫中消失，魚類和海龜取而代之。我們也發現了那個時期第一幅描繪人們現在所稱的彩虹蛇（參見第 1 章）的繪畫，不過，這幅畫描繪的，可能是一種尖嘴魚。
此外，通過對過去幾千年的考古發掘，許多跡象表明，澳大利亞一些地區——尤其降雨較多的地區、西南和東南角以及東部海岸許多地區——出現了各種集約化形式，它們類似於世界其他地區（比如新月沃地）農業出現之前的集約化。在第 5 章中，我們描述了集約化在澳大利亞呈現出來的一些顯著形式，包括在墨累-達令河水系建造精緻的鰻魚池或者更多地使用野生黍的種子。考古遺址數量的增加表明，在歐洲人到來之前的最後 2000 年，人口數量可能增加了一倍或兩倍。新的工具也出現了，比如由貝殼製作的魚鉤，尤其是在捕魚變得更頻繁的地區。另外，有更多證據表明了大範圍內相互聯繫的逐漸加強。澳大利亞南部的遺址中出土了昆士蘭南部生產的麻醉品以及來自伊薩山脈（the Mount Isa range）的石斧。西澳大利亞「赭石之地」（Wilgie Mia）巨大的赭石礦山開採了大量赭石，它們的開採似乎是為了滿足跨地區的貿易需求而不是當地需求。因此，人們很容易產生這種想法，即如果多留幾個世紀任由這個地區的歷史自由展開而不受歐洲人的干預，那麼，我們很有可能在那裡觀察到農業最初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時的那種發展（參見圖 9.9）。
圖 9.9 歌舞會。
在最近幾千年，澳大利亞的創新速度在加快。創新和集體學習的一個動力，就是當地共同體舉行的定期聚會，這就是著名的歌舞會（corroborees），在此期間，來自不同族群的禮物、人們、觀念、禮儀和舞蹈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從一個共同體傳播到另一個共同體
結論：澳大拉西亞和太平洋世界區
總而言之，正如賈裡德·戴蒙德有力的證明，忽視地球上這些地區（農耕未能在那裡發展起來）或者誇大農耕文明在演化速度上存在的差異的重要性，都是錯誤的。通過研究農業未能興盛起來的地區，我們能夠更好地瞭解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研究農業獨立發展起來的地區，我們只瞭解農業故事的一半內容，甚至農耕文明演化故事的一半內容。對不同世界區歷史的系統比較分析表明，人口增長和集約化可能受到不利於它們的環境、地理和社會因素的嚴重阻礙，不過，對於未能獨立發展出農業的許多地區而言，它們所處的進化軌跡表明，它們最終也會步履蹣跚地發展出某種形式的農業，如果這些趨勢沒有被歐洲殖民者中斷的話。
上述觀點表明，前面幾章所描述的宏大趨勢大致是普遍性的，即使它們在世界不同地區的發展速度不一樣，即使它們導致了各種不同的文化、藝術和宗教風格。我們發現，創新以及技術和社會變化無處不在。差別僅僅在於，一些地區的創新碰巧發現了農業大創新，然後又導向農耕文明的另一個大創新。如果時間充足的話，其他地區最終似乎也能夠發展出它們自身的農業形式。
儘管如此，這種進程中的時機和地理因素確實很重要。它們影響了人口以及權力和財富在全球的分配。因此，它們也有助於解釋現代人類所控制的巨大財富在地理上極其不平衡的分佈。
現在，我們必須討論一系列大創新，它們創造了今日世界，一個與農耕文明時代完全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