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的最後一部分中，我們將考察上述共同體中出現的早期權力形式。本章以及下一章打算回答兩個棘手的、然而至關重要的問題：在這個相對平等的世界，一些人最終如何得以統治另一些人？統治者如何擴大他們的權力，直到農業時代晚期開始時，大多數人發現自己受到國王和皇帝這種強力統治者的控制？很明顯，就像與此聯繫密切的農業革命一樣，權力在世界上的出現，也標誌著人類歷史上另一次根本性的轉變。
權力是什麼？
快速查閱一下詞典，我們就會得到大量令人困惑的關於權力的定義。不過，它們有共同之處，即都提到了個人或團體對人和資源的控制以及權威（指行使那種控制的能力）。所有這些定義都假定，少數人將控制多數人，以及控制大量的人力和物質資源。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大量人力和物質資源於早期農業時代後期積累起來之前，權力相對不太重要。在漫長的舊石器時代以及農業時代早期大部分時間，人口太少，資源也太少，權力的重要性難以體現出來。追逐權力的個體最終只能夠控制很少的人，也控制不了什麼物質財富。另外，在小型的食物採集群落以及所有村落——我們本章討論過的最大的村落和城鎮除外——大多數活動都不需要領袖人物。行政和司法意味著家庭政治起主導作用，各種問題在大家庭內部解決，或者在村落集體解決。
考古學家和史學家怎麼知道特定共同體中的個人是否行使了控制和權威呢，權力結構是否出現了呢？他們可以尋找墓葬結構的差異：在一個共同體中，一些個人的墓葬比大多數人的更奢華，陪葬品更多。考古學家也考察個人住房中財物數量和質量的差異，並且比較共同體中一些特定房子的大小和位置。最後，不管他們在哪裡發現紀念性建築的證據，如金字塔之類的龐大陵墓，或金字形神殿，或類似於拉帕努伊島（復活節島）上的雕像，他們都可以自信地宣稱，這種結構證明，共同體的某個人或某個團體具備向其他人行使巨大權力的能力和權威。
闡釋權力的出現
人們最終同意社會中少數人取得支配他們的權力，即修建陵墓、大型建築和紀念性建築所需要的權力，為了解釋這種現象，人類學家提出了兩種不同的、然而相互重疊的理論。第一種理論相當於所謂的「自下而上的權力」。它關注的是同意概念，以及權力最初來自社會底層的觀念。與自下而上的權力相一致的進程如下：生活在較大和較複雜社會的人們，最後渴望或需要某種協同管理機制，因此，他們同意服從統治者。這個理論帶來的問題就是：在經過幾千年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領袖的生活之後，人類為何同意由他人來統治自己？第二組理論關注的是強制概念，以及來自上層的權力或「自上而下的權力」觀念。這種理論認為，個體或團體學會了如何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身上。這種解釋引出來的問題是：統治者如何將其意志強加給共同體？人們為何能夠忍受它？
來自下層的權力或許可以被有效地描述為基於認同的權力，即共識性權力（consensual power）。這個標籤似乎是恰當的，因為它描述了一種過程，人們由此自願放棄一些個人和家庭自治權，同意領袖人物獲得控制他們的生命和資源的權力。來自上層的權力或許可以被理解為基於武力的權力，或強制性權力（coercive power）。在這種模式中，領袖人物獲得了控制民眾和資源的能力，必要時可以動用武力。
群居昆蟲的世界有助於我們瞭解權力的出現。與螞蟻以及一些蜜蜂、黃蜂一樣，白蟻是真正的群居性動物。大型白蟻窩的組織方式類似於人類社會。多達百萬的白蟻居住在熱帶草原的大型蟻丘中，這種土丘就是它們的家園、繁殖室和真菌花園。蟻丘的建造材料是泥土、泥漿、唾液和白蟻的排泄物，一些非洲蟻丘高達 9.1 米，它們以直達地面的熱氣柱確保整個聚居地的空氣流通。蟻窩的社會結構同樣很複雜。在一個典型的蟻窩，所有的白蟻被分成不同等級，從幼蟻（半成熟的白蟻）到工蟻和兵蟻，再到繁殖蟻（包括雌蟻和雄蟻），它們都由產卵的蟻後控制。
很明顯，白蟻社會中的一些成員擁有比其他成員更大的權力（比如兵蟻），最有權勢的是蟻後！這看起來像自下而上的權力模式，因為所有白蟻都從蟻丘體制中獲益，如果蟻丘管理不善，它們都會死亡。蟻後也要確保蟻丘的凝聚力，它能夠創造和傳播信息素（即可以引起社會反應的化學分泌物），這種物質經過共同傳遞而散佈整個蟻丘，從而增進群體的團結一致。不過，這也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與「臣民」相比，蟻後和其他精英群體獲得更多資源，它們利用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兵蟻來控制（常常使用武力）其他白蟻的行為。因此，這種社會結構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而非僅僅屬於其中一種。
在昆蟲和人類世界，權力都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類型的結合。權力本質上是一種關係，雙方都會從中得到某種東西。正因為如此，它通常得到下層的支持，儘管其中一方所得往往多於另一方。這意味著，上層有時候需要動用武力來維持他們的權力。因此，在所有權力關係中，自上而下的權力與自下而上的權力相互交織。
白蟻的社會世界與農業時代早期不斷演化的人類社會之間，存在緊密的相似性。當人類社會變得更龐大和更複雜時，任務就得被細分，個體要學會更多地依賴他人，整個結構則需要更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形式。就像群居昆蟲經由遺傳而適應大型聚居地那樣，人類經由文化而適應定居的、集體的以及相互依賴的生活（緊隨向農業的轉變而出現）。
以上的討論表明，我們需要分兩步來解釋人類社會中權力的起源。人類社會最初和最簡單的權力形式建立在同意之上（自下而上的）；領袖人物一旦以這種方式出現之後，他們最終會掌握居高臨下地（自上而下地）強加他們的個人意志所需要的資源。為了證明這種理論解釋，史學家、人類學家，尤其考古學家一直在搜尋證據，他們力圖表明，在農業時代早期的某個時刻，自下而上的權力首次出現，後來被自上而下的權力取代。本章剩餘部分將關注自下而上的（或共識性）權力的出現。下一章將考察早期城市和國家中，向自上而下的（或強制性）權力的過渡。
農業時代早期共識性權力的出現
農業時代早期，隨著人口的增加，協調各種行動的需求必定顯得更加突出。由少數幾個家庭組成的小型共同體，人們能夠面對面解決自己的問題和協調共同體的各項任務，但是，在由幾百人組成的村莊，甚至幾千人組成的城鎮，這類工作就需要某些領袖人物來完成。我們已經瞭解到，當農業從起源中心四處傳播時，更多的村莊開始出現，其中一些規模很大，足以稱為城鎮。這些城鎮反過來開始對小型村莊加以控制。後面我們會看到，當真正的大型共同體即城市出現時，它們很快就會支配城鎮和村莊並且向它們徵稅。
早期農業社會的居民需要領袖人物承擔什麼任務呢？他們在以下事務方面需要領袖：防禦（與相鄰村落發生衝突時領導他們）；宗教（與神靈協調，尤其當共同體非常依賴農業的成功時，更是如此）；法律問題（解決糾紛）；管理（比如，維持日益複雜的灌溉系統）。換言之，人類歷史上首次需要領袖來處理這些問題，因為在沒有協調機制的情況下，共同體已經無法解決它們。那麼，哪些個體應當被選出來呢？領袖需要什麼品質呢？答案再明顯不過了：那些具備特殊才能的人，比如祭司或薩滿教僧人、武士或外交官或集體項目的組織者。但是，選舉通常與才能無關，更多地與家世聯繫在一起，酋長選舉尤其如此。
農業時代早期許多村莊所採取的統治形式是酋長制，即複雜的人類社會由酋長領導，酋長或一個精英貴族集團被選出來為共同體做決定。當農民在工作上表現更出色之後，共同體就可以創造農業剩餘，這樣，領導者們從糧食生產中解放出來，這種精英集團也由此浮現出來。一般而言，酋長是這些共同體（共同體仍然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思考）當中顯赫的家庭的長子，因此，出生的偶然性決定了一個人是平民還是貴族，以及未來的前景。
我們仍然不清楚，農業剩餘到底是如何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積累起來的，人類學家甚至指出，在現在的許多原始村落，村民覺得種植超過自己的生存所需的穀物的想法，是滑稽可笑的。儲存食物過冬的需求，常常因考古證據而變得不太可信，因為這些富餘的糧食往往霉爛或者被害蟲毀壞。
另一種解釋認為，酋長興起的原因，在於一些人向其他人提供剩餘食物或其他物品，從而促使接受者產生了一種義務感。正如第 4 章所述，在舊石器時代，贈送禮物是維持集群之間和諧關係的根本方式，它在農業社會早期也很重要。向潛在的支持者顯示慷慨大方，為權力之路開啟了一扇大門，波利尼西亞社會的所謂頭人（Big Men）就是這麼做的。在所有小型社會，慷慨大方（以贈送禮物的方式展現）受到高度評價。頭人通過贈送禮物創造根深蒂固的互惠關係來獲取權力。現代人類學研究展現了潛在的頭人如何積累和儲存重要資源（豬、毯子以及其他有價值和有用的物品），並且在大家需要時把它們重新分配出去。通過積累這種互惠性的借據（IOUs），頭人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受惠者最後別無選擇，只得支持他。愛斯基摩人的諺語生動地描述了這種權力之路：「禮物創造奴隸，正如鞭子創造出狗一樣。」 十
農業時代早期權力的證據
上述對權力起源的簡單理論探討表明，生物學的趨同性進化原理（參見第 3 章）或許也適用於這一進程，因為面臨相似問題和需求的、不斷發展壯大的共同體，最終都找到了十分相似的解決方法，即創造出酋長制，即使人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繫。這種最初的統治形式——建立在農業剩餘、等級和世系以及互惠規則之上——呈現出明顯的地方差異，下面三個例子證明了這一點。
在現代保加利亞黑海沿岸的瓦爾納（Varna），考古學家考察了公元前五千紀中期的一個巨大墓地。他們的發現被用來證明墓葬的一種用途，即有可能被當作促進社會整合的一種手段：讓一切與死亡相關的儀式退出單個的家庭領域，讓喪葬成為一種公共的和集體的事務。考古學家發掘了 211 座墓葬，陪葬品顯示了死者在財富和地位上的巨大差異：170 座墓穴的隨葬品在 10 件以下；18 座墓穴中包含了更多有價值的物件；其中一座墓穴的主人是一位 40～50 歲的男子，陪葬品達 1000 多件，其中 980 件由黃金打造。由此可以推測，這個墓穴的主人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或許在他的共同體中掌握很大權力。
在中國，大約到公元前 3000 年，龍山文化（前面討論過的仰韶文化的後繼者）控制了大部分中原地區。在長子遺址和陶寺遺址中已經發掘出龍山文化的一些主要墓葬，它們隨葬品的鮮明反差體現了日益增長的社會複雜性。陶寺遺址中的大部分墓穴埋葬窮人，隨葬品很少；其中大約 80 個墓穴中出土了玉斧和耳環；少數富人墓穴中有多達 200 件的有價值物件。其中有玉耳環和玉斧，不過，令人好奇的是，另外還有兩架蒙以鱷魚皮的木質鼓。中國古書將鼓當作忠誠的象徵！
最後，我們將目光轉向波利尼西亞，人類學家對當地的酋長制度和其他早期權力形式展開了廣泛考察。波利尼西亞的社會包括各種社會政治結構，從馬克薩斯群島和復活節島上戰亂頻繁、四分五裂的部落政治，到新西蘭鬆散的等級制部落社會，再到湯加、薩摩亞和夏威夷的嚴格的等級制酋長制度。儘管這些群島的大小、富饒程度以及閉塞程度在社會複雜性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不過，人類學家認為，所有波利尼西亞社會都贊同世系等級和男性繼承權。因此，那裡的酋長血統純正，負責食物生產、共同體建設以及宗教禮儀的監管，因為人們認為他們繼承了超自然的權力。
對人類學家而言，波利尼西亞是社會複雜性演進的最重要的「實驗室」，當權力和身份的概念逐漸出現時，我們可以窺見在大多數早期農業社會中起作用的那些因素。很顯然，任何細微的模式都包含了一系列主要的動力，其中有環境角色、繼承身份、互惠關係、群體內部的競爭和一致，以及宗教。
這種簡單的概述，展示了農業時代早期權力出現的一些例子，同樣也呈現了與權力演進聯繫在一起的模糊性和複雜性。當我們結束對農業時代早期的考察之際，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些早期的權力結構受到諸多限制。領導者基本上是男性，他們很大程度上是在人們的同意下進行統治，他們也能夠在很高的程度上控制大量人力和物力資源。與此同時，他們也很容易被推翻，因為他們的權力仍然基於同意之上。早期領導者還沒有學會持續以武力來強加他們的意志。下一章會指出，5000 年前，在一些地區，這種通常脆弱而有限的權力形式被更持久的權力形式（其基礎在於不斷使用強制）取代。
農耕與環境
這本大歷史教材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人類與生物圈之間的關係。我們在第 4 章已經討論過，即使在舊石器時代——當時的人口很少而且分散，人類群體基本上過一種可持續的生活——我們物種通過火棒農業和趕盡殺絕大型動物而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人類從流動的採集生活轉向定居的農耕文化時，養活更龐大、更稠密的人口的需求，必定對通常十分脆弱的地區環境造成壓力。供養人們的村莊和城鎮以及農田和牧場，乃是建構的、人為的、馴化的和以人類為中心的環境，那裡的一切要素都服務於人類的生存。無意的或者可能是有意的，早期的農民經常追逐一種不可持續的農業實踐。這些活動包括在貧瘠的土地上過度耕作和過度放牧（導致土地沙化）；過於依靠灌溉（帶來鹽鹼化）；大面積清除林地和灌木（導致水土嚴重流失）。此外，馴化導致動植物物種的基因發生改變，這樣，新物種往往更容易遭受疾病和蟲害。除此之外，還有持續的氣候變化和常規的自然災害，因此，我們很容易理解克裡斯·斯卡裡（Chris Scarre）所說的話，即「關於實現長期的環境可持續性的問題，4000 年來一直困擾著複雜社會」，正如本章所展現的，在此前 4000 年也是如此。 ⑪
學者們一般不怎麼考慮農業時代早期環境惡化問題，不過，美國古氣候學家威廉·拉迪曼（William Ruddiman）最近指出，農業時代早期集約化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為了便利耕作和放牧，非洲-歐亞大陸和美洲的大片森林相繼被清除。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在過去幾千年，大氣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含量大大增加，從而引起全球氣溫上升，這反過來又延遲了地球重新回到更寒冷的氣候甚至冰川環境。⑫ 拉迪曼的觀點引起了爭議，不過，最後一次冰期結束以來盛行全球的更穩定、更溫暖的環境，肯定有利於大規模的集約化農業耕作和人口的快速增長。在後面章節中，我們會多次回到人類對環境的影響這個主題，不過，在我們結束對農業時代早期的探究之前，重要的不僅僅是記住向農業過渡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影響，還要記住因此帶來的環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