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科幻雜誌Omni在1979年採訪費曼的文字記錄，這次採訪很精彩，其間費曼談了他最瞭解和最喜歡的物理學，也談了他最不喜歡的學科——哲學（「哲學家應該學會自嘲」）。訪談中，費曼還談到了為他贏得諾貝爾獎的研究——量子電動力學（QED）；接著他還談到宇宙學、夸克以及那些令許多方程式陷入困境的煩人的無限大數值。
「我覺得，這個理論只是把困難掃到地毯下去了，當然，對此我也不能肯定。」這聽起來好像是在某個科學論壇上，一篇有爭議的論文宣讀之後，聽眾發表的禮節性的、溫和的批評。但是，這是費曼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發表的演講。他質疑的正是自己的理論——量子電動力學，最近被譽為「人類發現的最精確的理論」。根據它做出的預測，經過實驗證明，誤差均在百萬分之一的範圍內。20世紀40年代，當費曼、施溫格和朝永振一郎各自分別發現這個理論時，同行們為之歡呼，稱之為「大掃除」——長期遺留的難題終於可以解決了，這個理論堪稱20世紀物理學領域內兩個偉大理論——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完美結合。
在費曼的整個科學生涯中，他一直把自己理論方面的天分與不懼權威的懷疑主義精神結合在一起。1942年，費曼在導師約翰·惠勒的指導下，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他被招進了曼哈頓計劃小組。在洛斯阿拉莫斯，這個精靈古怪的25歲年輕人既不畏懼身邊的物理巨匠（尼爾斯·玻爾、恩裡科·費米、漢斯·貝特），也不在意這個頂級機密工程緊張嚴肅的氛圍。他開保險櫃的絕活令所有安保人員心驚肉跳——他能破解保險櫃密碼，或是靠辨聽密碼鎖內部構件的細微運動，或是靠猜測保險櫃主人會選擇哪個物理常數做密碼（從那以後，費曼一直沒有改掉這個癖好，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很多學生，在跟他學物理的同時，也學到了開保險櫃的絕技）。
戰後，費曼去了康奈爾大學工作。如他在訪談中詳細談到的，正是由於貝特的啟發，他才開始研究「無限大數值」課題的。在這之前的30年間，氫原子電子的精確能級和電子之間的作用力（電子運動得太快了，必須考慮相對論效應）一直是物理研究的前沿課題。這個理論指出，每個電子周圍都環繞著倏忽而逝的「虛粒子」，虛粒子的質能是在真空中積聚的，這些虛粒子又能吸引其他的虛粒子——結果形成一個數學意義上的無窮大的集合，這預示著每個電子都有無限大的電荷。1943年，朝永振一郎提出了一個能避開這個問題的新方法。幾年後，他的想法才為人所知，而那時，幾乎在同一時間段，費曼和哈佛大學的施溫格也各自獨立地在這個理論上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三個人因此分享了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那時，費曼的數學工具——費曼積分，以及他為研究粒子相互作用而發明的圖表——費曼圖，已經成為每位理論物理學家的必備工具。數學家斯坦尼斯勞·烏拉姆，另一位洛斯阿拉莫斯的老前輩，稱讚費曼圖是「一種能夠推動思想發展的符號，它將被證明是有用的，甚至是別開生面和具有決定意義的」。舉個例子，在時間中逆行的粒子這個想法就是從這套符號系統中自然衍生出來的。
1950年，費曼來到帕薩迪納的加州理工學院任教。他說話仍然帶有濃重的紐約口音，但南加州似乎真是一個適合他居住的地方。他的同事們津津樂道的「費曼故事」中，他對拉斯維加斯的癡迷以及他豐富的夜生活總是佔了很大篇幅。「我夫人很難相信我真的會接受這個邀請，非得穿上燕尾服給人發表演講，」他說，「我自己確實也反反覆覆改了好幾次主意。」在《費曼物理學講義》的序言裡——自從1963年結集出版，這本書被廣泛用作大學物理教科書——他的形象是敲著康加鼓，狂放地咧嘴大笑（據說在邦戈鼓上，他能夠一隻手敲10下，同時另一隻手敲11下。你不妨試一試，也許你會覺得，相比之下還是量子電動力學容易一些）。
費曼的其他成就包括他對氦的超低溫相變研究的貢獻，以及他和加州理工學院的同事默裡·蓋爾曼[1]對原子核β衰變理論的研究。費曼指出，這兩個課題距離其最終解決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他甚至毫不遲疑地把自己的量子電動力學稱為「騙局」，因為它沒能解決一些重要的邏輯問題。一個人能做如此高水準的科學研究，同時難能可貴地保持著如此敏銳的懷疑精神，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繼續讀下去，您自然能找出答案。
Omni：對於圈外人來說，高能物理的目標似乎是發現物質的終極組成成分。這種探索，我們似乎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原子，人稱「不可分割的粒子」。但是，使用大型粒子加速器，你們可以得到比原先的粒子質量更重的粒子，也許你們得到的是不能再分割的夸克。這對於我們的終極探索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費曼：我認為不存在這麼一種探索。哲學家們試圖發現「自然如何運行」，他們可能隨意談論某種「終極粒子」，因為在某一特定時刻，大自然看上去正是這樣的，但是……假設人們在探索一個新大陸，打個比方吧，他們看到水在地表流淌，之前他們見過這個，所以他們管這叫作「河」。接著，他們說自己要去探索，要去尋找河流的源頭。他們逆流而上，確信這條河一定有源頭，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但是，你瞧，他們走了足夠遠，卻發現整個水流系統跟他們設想的不一樣：那兒是個很大的湖或是一些泉眼，或者那條河流成了一個大圓圈。你可能說：「啊哈，他們弄錯了！」但是，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他們做這事的真正目的是探索這片陸地，如果事實證明那裡沒有河流的源頭，他們可能會為自己之前的草率定論感到有點尷尬，但也僅此而已。只要事物的構成形式像是一環套一環，你就要去尋找最裡面的一環，但是，也許不是這麼回事，這種情況下，你要弄清楚的是「自己到底要找什麼」。
Omni：但是，對你自己會發現什麼，你肯定有一些預期，那兒一定會有山梁和山谷，諸如此類的……
費曼：是這樣。但是，也有這種可能：你到了那裡，發現到處雲霧繚繞，怎麼辦呢？你預料會看到一些東西，你也能夠研究出水源分佈的地質學原理，但是當你發現那裡只有一團雲霧，或許，還有露水，但是在這一片雲霧中你沒法看清陸地，怎麼辦？出發時的想法全部被顛覆了！這樣刺激的事情經常會發生。如果一個人自說自話：我們要去找終極粒子，或者統一場定理，或者其他特定的東西，那他就有些自以為是了。最終結果出乎意料，科學家甚至可能更高興。你想，他會說這樣的話嗎？「噢，這不是我想的那樣，沒有所謂的終極粒子，我不想再研究這個了。」不是這樣的，他會說：「那麼，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Omni：您寧願看到這種情形嗎？
費曼：個人偏好對事情沒有什麼影響：我找到的都是我（想）找到的。你也不能說事情總是會出人意料。幾年前，我非常懷疑規範場論[2]的正確性，部分原因是我原本以為核子間強作用與電動力學的區別要更大一些，但是現在看來並非如此。我原本希望看到的是一片大霧，可是，現在我看到的更像是山梁或山谷。
Omni：物理學理論會繼續變得越來越抽像、越來越數學化嗎？現在的理論物理學家，有沒有可能像19世紀早期的法拉第那樣，沒有很深的數學造詣，在物理學方面卻有非凡的直覺？
費曼：我認為可能性很小。首先，你必須借助數學理解現有的物理學知識。此外，對於我們的大腦在進化中形成的能力而言，亞原子核體系的行為還是太奇怪了。對它的分析必須非常抽像：為了理解冰，你必須理解那些與冰完全不同的東西。法拉第的模型是跟機械相關的——彈簧、電線和三維空間裡扯緊的帶子——而且他的「像」來自基礎幾何學。我認為，從他這個視角，我們已經理解了所有能理解的東西，而我們本世紀發現的東西很不一樣，非常難以琢磨，（物理學）要更進一步發展，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數學。
Omni：這會把很多人擋在物理學大門外吧——只有少數人研究物理，很多人甚至不能理解目前的物理學研究，是這樣吧？
費曼：也許有人會想出一套思考問題的方法，幫助我們更容易地理解那些問題。或許他們只是讓學生學物理的時間不斷提前。其實，那些所謂「深奧」的數學並不是真的那麼難。拿計算機編程來說，它需要嚴密的邏輯——過去，父母們會說，這種邏輯思維只屬於教授，但是現在，它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一種謀生手段。孩子們迷上了計算機並且人手一台計算機，他們正在用計算機做最瘋狂、最美妙的事情！
Omni：……現在每個火柴盒上都有編程學校的廣告呢！
費曼：對。我不認同那樣的觀點，說什麼只有少數天才能夠弄懂數學，其他人都是智力一般的人。數學知識是人類發現的，它不會比人腦能理解的東西更複雜。我有一本微積分書，上面說：「一個傻子能做的事情，另一個傻子也能做到。」我們研究大自然取得的成果，在不搞這些研究的人看來，也許很抽像、很嚇人，但是，這也算是一群「傻子」做的事情，過幾十年，我們的下一代，所有這些「傻子」都能夠把這些東西弄懂了。
在這些問題上，人們有一種浮誇的傾向，總愛把東西弄得深奧莫測。我兒子選修了一門哲學課，昨天晚上我們一起看斯賓諾莎的著作——裡面那個推理再幼稚不過了！滿眼都是屬性、物質這些字眼，翻來倒去地說，無聊透了。我們看著看著就笑開了。呃呃，我們怎麼能這樣做呢？這個荷蘭人可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而我們竟然嘲笑他。但是，他做這種研究純粹是空穴來風！與他同一時代的有牛頓，有研究血液循環的哈維，他們這些人用分析的方法推動了科學的進步！而你隨便挑上斯賓諾莎的一個命題，再得出一個相反的命題，然後反觀這個世界——你根本無法判斷哪一個命題是正確的。確實，這些人令人敬畏，因為他們有勇氣去研究這些艱深宏大的問題，但是，如果這些問題研究了也沒有什麼結果，你空有勇氣也是白搭。
Omni：在您已經發表的演講稿裡，對於哲學家對科學的評論，您的態度很不以為然……
費曼：招惹我的不是哲學，而是他們誇誇其談的態度。如果他們只嘲笑自己，如果他們能說：「我覺得這事情是這樣的，但是馮·萊比錫認為它是那個樣子，他的想法有可能是對的。」如果他們能說：「這是我們最合理的猜測……」這樣的話，我對他們就不是這個態度了。但是，他們幾乎沒有人這麼做。相反地，他們抓住一種可能性，也就是「世界上也許沒有什麼終極的基本粒子」，然後對科學家指手畫腳：「你們應該停止手頭的工作，你們想問題要深刻一些。」「你們的思考不夠深入，我先給你們定義一下這個世界吧。」可是我壓根兒不打算要什麼定義，我直接就去探索這個世界了。
Omni：您是怎麼確定該主攻哪一個研究課題的？
費曼：我讀中學的時候，就有了這樣一個思路：你要把一個問題的重要性乘以你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性。你也知道，一個技術控的孩子是個什麼樣子，他喜歡辦事有效率……總之，如果你能夠把這些因素有機結合起來考慮，你就不會在一個重大的課題上浪費時間、一無所獲，或者把生命浪費在解決一大堆別人也能解決的小問題上。
Omni：我們來談談讓您和施溫格、朝永振一郎一起獲得諾貝爾獎的那個問題吧。三種不同的方法。在那個時候，解決那個問題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嗎？
費曼：20世紀20年代後期，就在量子力學出現後不久，狄拉克等人提出了量子電動力學。他們的理論基本是正確的，但是當你想進一步計算結果時，你就會碰到很複雜的方程，很難解決。你可以得到一個不錯的一級近似值，但是當你想進一步修正它時，這些無限大的數值就開始冒出來了。這20年來，所有量子理論的書後面都會提到這個問題。
後來，通過蘭姆[3]和雷瑟福[4]的實驗，我們知道了氦原子的電子能級躍遷這麼一回事。直到那個時候，粗糙的量子電動力學的理論還是管用的，但是現在你有了一個非常精確的數據：1060兆赫茲什麼的。於是大家都說，該死，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可……他們早就知道那個理論有問題，現在又有了這麼一個非常精確的數據。
於是，漢斯·貝特利用這個數據試著做了一些計算，也就是估算消除這個效應對那個效應的影響，以此避免那些無限大的數值。結果發現，那些可能發展為無限大的數值會停下來，而且它們可能在這一量級上停止，他得出的結果是大概在1000兆赫茲時停止。我記得，他邀請了一些人去他家中聚會，在康奈爾大學，但是中途他被一個電話叫走了，有人找他咨詢一些事情。聚會繼續進行，中間他打電話給我，說他在火車上已經把數值計算出來了。回來以後，他專門做了一個演講，解釋為什麼這個消除步驟能夠避免無限大數值，但是還是很牽強、很混亂。他說，希望有人能夠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後來去找他，我說：「噢，這個容易，我能做。」當時，我還是麻省理工學院大四的學生，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琢磨這個問題了。當時，我甚至還整出了一個答案——當然，是錯的。你看，這就是我、施溫格和朝永振一郎在這個問題上的切入點——找出一種方法把這種過程轉變成嚴謹的分析，而且自始至終嚴格保持相對論不變性。朝永振一郎已經提出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與此同時，施溫格也找到了自己的路子。
於是，我帶上自己的想法去見貝特。有意思的是，我那時根本不知道怎麼計算這個領域裡最簡單、最基礎的問題——我早就應該學這些，但是我當時忙著搞自己的理論——所以我不知道怎樣去驗證我的想法是否行得通。我和貝特一起在黑板上演算，最後發現不行，甚至還不如以前的方法。回去後，我再三苦想，最後下決心一定要學會計算例題。我就去學了，然後再回去找貝特。我們試了一下，這次行了！直到現在，我們也沒想明白第一次出錯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很愚蠢的錯誤。
Omni：這耽擱了您多長時間？
費曼：時間不長，大概也就一個月。這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重新檢查了自己的思路，讓自己堅信這個方法肯定行得通，而且我發明的那些圖真的不錯，一目瞭然。
Omni：那時，您想過這些嗎——有一天它們會被稱作「費曼圖」，還被收進教科書？
費曼：不，沒想到——不過，我確實記得有這麼一件事。我穿著睡衣在地板上工作，身邊鋪滿了紙，上面是那些滑稽的一團團的斑點串成的圖，還有一些線條伸出來。我自言自語：假如這些圖真的有用，其他人開始使用它們，《物理評論》不得不印刷這些可笑的圖片，這不很滑稽嗎？當然，我沒有能力預測這些——首先，我完全不知道這些圖有多少張會出現在《物理評論》上；其次，我從未想過，如果每個人都用它們，它們就不會顯得滑稽了……
〔這時，訪談地點改到費曼教授的辦公室。在那裡，磁帶錄音機突然不能工作了，檢查了電線、電源開關、錄音鍵，都沒有問題。費曼教授建議把磁帶先拿出來，然後再放進去試試。〕
費曼：看，你一定要知道這些東西是怎麼一回事。物理學家就很瞭解這世界上的東西。
Omni：把它拆開，然後再裝起來？
費曼：是。總是會有一點灰塵，或者無限大數值什麼的。
Omni：我們接著說。您在演講中說，我們（原先）的物理學理論能很好地解釋各種各樣的現象，然後X射線、介子或其他東西出現了，於是「到處都是線頭」。在今天的物理學中，您看到了哪些鬆脫的線頭？
費曼：噢，比如粒子的質量：規範場論給出了粒子間相互作用的漂亮模型，但是沒有解釋粒子的質量，而我們需要理解這一堆沒有規律的數字。對於強相互作用，我們有色夸克[5]和膠子理論，非常精確，也很全面，但是幾乎沒有什麼過硬的預測。在技術層面，對這個理論進行檢驗非常困難，這是一個挑戰。我強烈感覺那就是一個鬆脫的線頭，雖然目前沒有證據否定這個理論，可是，除非我們有過硬的數據來檢驗過硬的預測，否則我們不可能有很大的進步。
Omni：您對宇宙學有什麼看法嗎？狄拉克指出，基礎常數會隨時間改變，這是否意味著現在的物理學定律跟宇宙大爆炸時的有所不同？
費曼：說到這個，就要聊很多問題了。到目前為止，物理學一直想發現大自然的法則和常數，而不去問它們從哪裡來，但是現在我們也許到了不得不反思歷史的時刻了。
Omni：您對此有什麼建議嗎？
費曼：沒有。
Omni：一點兒也沒有？也沒有一點兒傾向？
費曼：真的沒有。對每一件事，我幾乎都是這個態度。之前，你沒有問我是否認為存在一種基本粒子，或者它是不是根本就是一個謎。如果你問我這個問題，我會告訴你，我對此毫無看法。那麼，為了能夠努力研究某個東西，你不得不讓自己相信有一個答案就在那兒，這樣你就會努力鑽研。是吧？所以你要讓自己有個偏向或者做個假設，但是整個過程中，你內心深處其實在嘲笑自己。忘掉你聽到的那些「科學無偏見」的話吧！今天的這個採訪，談到宇宙大爆炸，我是不帶偏見的，但是在我工作的時候，我有許多偏向。
Omni：您有什麼樣的偏向……？對稱性，簡單性……？
費曼：這要看我當天的心情如何。有一天我會堅信某一種大家都相信的對稱，第二天我又想去弄明白：如果不是這樣，那又會是什麼結果，是不是除我之外，其他人都錯了。但是一個稱職的科學家與眾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管做什麼事，都不像其他人那樣過分相信自己。他們有堅定的懷疑精神，而且安之若素，他們總是想著「可能是這樣」，並且依此行事，他們時時刻刻都明白這僅僅是「可能」。許多人覺得這很難，他們認為這意味著超脫或冷漠。這不是冷漠！這是一種更加深刻、懷有更多熱情的求知之路。這好比你正在一個自以為能夠找到答案的地方挖呀挖，然後有人跑過來喊：「你沒看到他們在那邊挖出的東西嗎？」你抬頭一看，叫道：「啊呀！我挖錯地方了！」這種事情總是在發生。
Omni：還有一種情況，好像在近代物理學歷史上也經常發生：很多先前的「純」數學，現在卻發現它們能應用到物理學中，例如矩陣代數或群論。是現在的物理學家比他們的前輩更善於接受新鮮事物還是滯後的時間越來越短了？
費曼：從來就沒有什麼滯後時間。拿漢密爾頓[6]的四元數來說：物理學家拋棄了這個強有力的數學系統的大部分，只留下其中的一部分——從數學上講幾乎是微不足道——這一部分後來變成了向量分析。但是當量子力學需要四元數的全力支持時，泡利[7]立即就用一個新的形式改造了這個系統。你現在回過頭，說泡利的旋轉矩陣和算子沒什麼大不了，起作用的是漢密爾頓的四元數……但是即便物理學家已經把這個體繫牢記了90年，其意義和記幾個星期也沒有太大的不同。
比如你得了病，韋格納肉芽腫或其他什麼病，你會自己去翻醫學方面的書。然後你就會發現，你比你的醫生還瞭解這病，雖然他在醫學院學了那麼長時間……你明白了嗎？學習某個特定的、小範圍的課題，要比學習整個學科領域容易得多。數學家們是在全方位探索。而對於一個物理學家來說，只學習他需要的東西就行了，這要比學習所有可能有用的知識要快一些。我前面提到的那個問題——夸克理論裡的方程難題，它是物理學家面臨的問題，我們想要去解決它。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能就要去鑽研數學問題。這其中有一個令人吃驚的事情，我不理解的是，在群論用在物理學之前，數學家們就已經開始研究它了，但是考慮到物理學的發展速度，我認為他們的研究並不真的那麼重要。
Omni：再問一個您演講中提到的問題。您曾說：「在下一個喚醒人類智慧的偉大時代，可能會出現一種方法來理解方程的實質內容。」請問這句話有什麼含意嗎？
費曼：那一段話，我說的是薛定諤[8]方程。現在，你們可以從這個方程中得到分子中的原子鍵合和化學價，但是你看這方程的時候，你看不到化學家們熟知的豐富現象，也得不出這樣的觀點，即「夸克是永遠連接在一起的，所以你不可能得到一個獨立游離的夸克」——也許你能做到，也許不能，但問題的關鍵是，當你看著這個被認為能夠描述夸克行為的方程時，你不明白夸克為什麼應該是這樣的。看著這個描述水中原子和分子力的薛定諤方程時，你看不到水的活動形式，你也看不到湍流現象。
Omni：這就讓不少人被湍流現象困擾——氣象學家、海洋學家、地質學家和飛機設計師，多多少少都在這個問題上陷於困境，是吧？
費曼：絕對是這樣的。也許就是處在這種困境的一個人，他被這個問題折磨得不行，於是他就想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時候，他就在做物理研究。湍流問題，不僅僅是「物理學理論只能解決簡單問題」的一個例證——我們對它簡直就是束手無策。我們根本就沒有好的基礎理論。
Omni：也許這跟教科書的論述有關，可是，不搞科研的人們幾乎不知道，一碰到複雜的、真正的物理難題，現有的物理學理論立馬就歇菜。
費曼：現在的教育很差勁。當你在物理界有些資歷後，你才能明白：在物理研究領域，我們能做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們的理論真的很有局限性。
Omni：物理學家從一個方程看到它的實質內涵的能力相差很大嗎？
費曼：噢，是的——沒有人特別擅長這個。狄拉克說過，理解一個物理問題意味著不靠解方程就能看到答案。也許他說得誇張了一些，也許解方程會幫助你更好地理解——但是在你能真正理解之前，你只是在解方程。
Omni：作為一個教師，為了鼓勵學生培養這種能力，您會怎麼做？
費曼：我不知道。我沒有辦法判斷學生對我講的課到底理解了多少。
Omni：研究科學史的歷史學家會不會有一天去追蹤您學生的科學生涯，就像有人研究了盧瑟福、尼爾斯·玻爾和費米的學生那樣？
費曼：我覺得不會。我一直對我的學生很失望，我這個老師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Omni：但是，我們可以說說另一種影響。呃，您可以回想一下漢斯·貝特或約翰·惠勒對您的影響……
費曼：那倒是。但是我不知道我受到了什麼影響。也許這只是我的個性使然，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我不知道怎樣去弄懂一個人，包括我自己。你也許要問：這個傢伙怎麼能教學生？如果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怎麼可能有教學的熱情？但事實是，我熱愛教學。在我向學生講解一些問題的時候，說不定就會想到用新的方式去看待這些事物——我很喜歡這樣，這樣能把它們解釋得更清楚，但是也有可能，我沒能把它們講得更清楚。我可能只是在自娛自樂。
我已經學會了接受自己的無知。我不一定非要成功做些什麼不可，正像我以前談論科學的時候說的那樣。我認為我的生活更充實了，那是因為我認識到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很高興看到這個大千世界。
Omni：剛才我們回到辦公室的時候，採訪中斷了一會兒，您和別人討論您將要做的一場關於色覺的演講。那個演講和基礎物理實在不搭界，不是嗎？生理學家會不會說您「越界」了？
費曼：生理學？對色覺的研究只限於生理學嗎？你看，只要給我一點兒時間，我就能做一場演講，來探討生理學的任何一個課題。研究這個問題，徹底弄懂它，我做得興致勃勃，因為我向你保證，這麼做很有意思。我什麼都不懂，但我確信，只要你鑽研得足夠深入，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思。
我兒子也是這樣，可是他的興趣比我在他這個年紀要廣泛得多。他感興趣的事情有魔術、計算機編程、教派的早期歷史、拓撲學等——噢，他麻煩了，這世上有那麼多有趣的事情。我們喜歡坐下來隨便聊聊，我們會談到事情可能的結果與我們希望看到的差距有多大。舉個例子，我們說到登陸火星的海盜號火星探測器，我們會暢想，火星上有多少種可能存在的生命形式是這個設備發現不了的。是的，他很像我，所以我至少把「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思」這個觀點傳給了一個人。
當然，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件好事……你懂我的意思吧？
[1]默裡·蓋爾曼（Murray Gell-Mann 1929—），因其在基本粒子的分類及相互作用研究方面的貢獻和發現，獲得196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54年蓋爾曼和茨威格（G. Zweig）引入了夸克的概念。——編者
[2]描述亞原子粒子間各種相互作用的粒子物理學理論。——編者
[3]威利斯·蘭姆（Willis Lamb 1913—2008），因發現氫光譜的精細結構，1955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編者
[4]羅伯特·雷瑟福（Robert C. Retherford 1912—1981），美國物理學家，1947年他與蘭姆在實驗中發現了氫原子內的能量分離（蘭姆移位），此項實驗推動了量子電動力學的發展。——編者
[5]「色夸克」的「色」是科學家給夸克和膠子的某一種特性起的一個名字，不是因為它們真的有顏色，而是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名字來命名基本粒子的一種新特性。——編者
[6]威廉·汝恩·漢密爾頓爵士（Sir William Rowan Hamilton 1805—1865），愛爾蘭數學家，他發明了四元數，這是張量和向量分析的一個替換結構。——編者
[7]沃爾夫剛·泡利（Wolfgang Pauli 1900—1958），由於發現了不相容原理獲得194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編者
[8]埃爾溫·薛定諤（Erwin Schrodinger 1887—1961），由於他發現了新的、卓有成效的原子理論，獲得193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和狄拉克一起獲獎）。——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