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一些輕鬆的小故事——妙語連珠的費曼在洛斯阿拉莫斯是開保險櫃的能手，還不斷惹麻煩：他違反「男子宿舍謝絕女客入內」的規定，從而贏得了私人空間；智斗營地審查官員；與科學大腕奧本海默、玻爾和貝特等人成了忘年交；他卓爾不群，是唯一不戴護目鏡直視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人，而這一經歷永遠地改變了費曼。
赫希菲爾德（Hirschfelder）教授真是過譽了，他對我的溢美之詞和我要講的情況有點出入。我演講的題目是《洛斯阿拉莫斯：從基層做起》。我說「從基層做起」，是指雖然我目前在這個領域小有名氣，但在那時候我還只是個無名小輩。我剛開始接觸曼哈頓計劃[1]，參與到相關的研究工作時，我連博士學位還沒有拿到。跟你們說起洛斯阿拉莫斯的那些人，他們大多認識政府機構或其他機構的一些高層人員，他們是決策層的人。我不參與任何重大決策，我就是基層的一個工作人員。當然，我也不是總在最基層工作，大家也知道，後來我往上升了幾級，但是我不屬於高層。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像赫希菲爾德教授介紹的那樣看待我，你只要想著，這個年輕人還沒有拿到博士學位，當時他還在寫博士論文。我從自己如何加入曼哈頓計劃說起，說說這個過程發生了哪些事情。這就是我要講的內容——我在那個項目中做了哪些工作。
有一天，我正在自己的辦公室（普林斯頓大學）工作，鮑勃·威爾遜[2]走了進來。當時，我正在工作——（聽眾笑）你們怎麼啦？除了正兒八經地工作，我確實還研究很多更有趣的事情。你們到底笑什麼呢？——鮑勃·威爾遜進來說，有資金支持他做一項秘密的研究工作。他還說，本來他不應該告訴任何人，但他要告訴我，因為他知道，一旦我知道他要做的事情是什麼，我肯定會加入進來。所以他告訴我，他們要做的是鈾同位素分離，最終目的是製造一個炸彈，然而用目前的方法分離出來的鈾同位素與最終所需的鈾同位素不一樣，所以他想改進鈾同位素分離的技術。他把這些都告訴了我，接著又說下午有個會議……我說我不想摻和這事。他說：「你不要急著做決定，3點鐘有個會，我們到時見。」我說：「你放心，你告訴我這個秘密，我不會告訴別人，但是我不會參與進來。」說完我就轉身寫我自己的論文。大概也就3分鐘吧，我又站起身，開始在屋裡踱起步來，琢磨鮑勃說的事情。德國有個希特勒，他們很有可能也在研究原子彈，他們要是在我們之前製造出原子彈，這就太可怕了。所以我決定去參加3點鐘的會議。到4點鐘的時候，我已經在一個辦公室裡有了張桌子，並開始演算這種鈾同位素分離方法是否受限於離子束的電荷總量這類問題。我不打算介紹那些細節。總之，我有一張桌子，有一沓草稿紙，我盡我所能努力高效工作。負責儀器設備製造的同事們打算就在那裡做實驗。那場景就像我們看動畫片似的，卡、卡、卡，一套設備從無到有，一下子就被組裝起來了，我每次抬頭，都能看到設備在一點點變大。那時候，所有的小伙子都決定停下手頭的科研項目，投身到這個項目中。戰爭期間，所有的科學研究工作都中止了，除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這一點點科研工作。而在洛斯阿拉莫斯，科研工作並沒有佔多大份量，大量工作都是工程方面的。大家搬來自己原先研究項目中的設備，形形色色的設備匯聚在一起，用來組裝一個用於鈾同位素分離的新裝置。我也中斷了自己的研究。不過，不久之後，我請了六個星期的假，寫完了博士論文。所以，去洛斯阿拉莫斯前，我剛剛拿到了博士學位，也就是說，我並不完全像我一開始說的那樣無足輕重。
當時在普林斯頓進行的這個項目，它最初給我的很有趣的經歷就是能結識科學界的大人物，在這之前我還沒有接觸過多少大科學家。那裡有個評審委員會，由他們來決定我們該採用哪一種方案分離鈾元素，並給我們提供幫助，他們會幫助我們最終決定用哪一種方法。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有托爾曼（Tolman）、史密斯（Smyth）、尤里（Urey）、拉比（Rabi）和奧本海默等人，還有康普頓（Compton）。有一件事讓我很震驚。他們開會時，我也獲准參加，因為我瞭解正在開展的工作的原理，他們開會時會問我一些問題，然後我們會就那問題展開討論。接著，某個人會提出一個觀點，比如說康普頓，他就會提出一個不同的觀點——他的觀點往往很正確，確實是正確的想法，他堅持說就應該「這樣做」。而另外一個人會說，也許我們要考慮另一種可能性——這與康普頓的觀點剛好相反——我們得考慮這種相反的可能性。我都快跳起來了！他，康普頓，他應該站出來反駁的，他應該重申一下他的觀點！你看，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大家圍著桌子辯論。最後，委員會主席托爾曼開口了：「好了，我聽了大家的發言，我認為康普頓的意見是最好的。現在，我們要討論下一個問題了。」那情景太讓我震驚了，委員會的人能提出那麼多不同的觀點，每個人都能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待問題，每個人都記得別人說了些什麼，用心傾聽別人的想法，最後歸納總結，選出最好的想法——沒有必要一再申明自己的看法，大家都是再聰明不過的人，真正是高手過招，你明白嗎？這太讓人震撼了，他們確實非常了不起！
最終的決定下來了，這個項目的目的不僅僅是分離鈾。我們接到通知，停止在普林斯頓的工作，全部人馬開拔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也就是說，這個項目真的要製造原子彈了，我們都要到那裡去造原子彈了。我們要做一些實驗，還需要做一些理論方面的工作。我做的是理論論證的工作，其他人去做實驗。接下來的問題是：做什麼？我們奉命暫停這邊的工作，但是洛斯阿拉莫斯那裡還沒有準備好，所以中間出現了一段空當時間。鮑勃想利用這段時間派我去一趟芝加哥，盡可能去瞭解我們要製造的那顆原子彈及其相關問題，以便我們在自己的實驗室裡動手安裝所需的設備，還有各種各樣的儀器，等等，這樣等我們一到洛斯阿拉莫斯，這些東西就會派上用場，我們可以馬上開工，一點兒時間也不會浪費。我在芝加哥的任務就是拜訪每個小組，告訴他們我是他們的同事，如果他們遇到問題，要盡可能詳細地告訴我，這樣我才能夠坐下來研究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問題解決後，我就去找別人，幫他們解決另一個問題。通過這種方法，我可以透徹地瞭解所有的細節問題。這確實是個很好的主意，雖然我心裡有點過不去。有一次，一個人告訴我他遇到的一個問題，我靈機一動，對他說（我也很幸運），你為什麼不用那種方法呢？照我的建議，半小時後，他就把問題解決了——之前他們已經被這個問題困擾了3個月！所以，你看，我確實也是做了點工作。從芝加哥回來後，我給同事們上課：有多少能量會被釋放出來？這顆原子彈會是什麼樣的？等等。我記得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的同事，數學家保羅·奧盧姆（Paul Olum），在我講完後，他走過來對我說：「如果將來他們把這件事拍成電影，他們會安排一個情節，讓這個從芝加哥回來的人，西裝革履，夾著公文包，向普林斯頓的人介紹原子彈的一切情況——可實際上你是穿著髒兮兮的短袖襯衫來做報告的。」無論如何，這是件十分嚴肅的事，保羅饒有興趣地琢磨現實與這事被拍成電影後裡面的情節之間的差距。
看起來大家還要再等些時候才能動身，於是威爾遜就親自去了一趟洛斯阿拉莫斯，他想看看那裡進展如何了，到底是什麼地方出問題了。他到那兒一看，建築公司的人正在賣力地工作，他們已經建好了一個劇院，還有其他幾個建築，因為他們知道怎麼做。但是沒有人清楚地指示他們該怎樣去建一個實驗室——要裝多少煤氣管子，多少水管——於是他就到施工現場，當場決定該裝多少煤氣管子和水管，等等，並要求他們開始動工建實驗室。然後他又回到普林斯頓——我們都整裝待發了——而奧本海默和格羅夫斯（Groves）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我們越來越不耐煩了。基於我的研究的進展情況，威爾遜打電話給芝加哥的曼利（Manley），他們一致決定，即使洛斯阿拉莫斯沒準備好，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去那兒了。就這樣，我們在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還沒有完全建成的情況下就出發了。順便說一句，招我們進這個項目的，是奧本海默，還有其他一些人，他對每個人都很有耐心，也很關照每一個人。他很擔心我妻子的病情，她有肺結核，他問起那裡是否有醫院和其他一些設施。這是我第一次和他討論這種私人問題，他真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們還提醒我們要留心一些細節問題，比如，不要在普林斯頓買火車票，因為普林斯頓是個很小的站，如果大家都買了去新墨西哥州阿布圭基的票，別人就會懷疑出什麼大事了。最後，大家選擇從別的車站上車去阿布圭基，只有我在普林斯頓買了票，因為我想，既然其他人都不在普林斯頓買票……當我去火車站買票，說我要去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圭基時，售票員說：「噢，原來那些東西全是給你托運的呀。」此前我們已經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托運那些裝滿儀器的柳條箱，原來還希望他們不會注意到這些全是發往阿布圭基的。現在至少有了一個合理的理由了，我們托運那麼多柳條箱到阿布圭基，那是我要動身去那個地方了。
我們還是去得早了點。我們到了那裡，宿舍什麼的還沒有準備好。實際上，實驗室也沒有完全建好。我們提前到來，是催著他們趕緊完工。這下真是把他們逼瘋了，為了安置我們，他們把附近農場的房子全部租了下來。我們起先住在農場低矮的平房裡，早上開車去上班。開車上班的第一個早晨，我記得很清楚，那裡美麗的景色，對一個東部來的、又不怎麼旅行的人來說，真是太震撼了。那些壯觀的懸崖絕壁，你可能在圖片上都看到過，我就不細說了。那些平頂的陡峭的山體，你從下面爬上去看的話，這些奇崛的峭壁讓我們都驚呆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汽車盤旋開上山的時候，我說，現在這裡說不定還住著印第安人呢！開車的那個人還真就停了下來……他下了車，繞著一個角落走了一圈，真的發現了印第安人住過的洞穴，而且可以進去看看。所以，從這一點來說，那段經歷真的讓人非常興奮。
我第一次到基地時，在大門口看到——你知道，軍事科研單位都應該有個圍牆圍著，但是那裡還在施工，所以四周還是空曠一片。另外，照計劃，那裡要建一個鎮子，外頭再圍上一圈圍牆——在大門口，我看見了我的朋友保羅·奧盧姆，他也是我的助手，他正站在那裡，手裡拿著記事板，檢查進進出出的卡車，指揮他們把材料運送到不同的地方。我走進實驗室的話，應該會見到一些圈裡的人，以前我只在《物理評論》上讀過他們的論文，但從未見過面。他們會介紹說：「這位是約翰·威廉斯。」只見一個人從鋪滿設計圖的辦公桌後站起身，袖子挽得老高，他站在窗邊，指揮著卡車往不同的方向運送建築材料。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接手建築公司的活兒，接著完成基地的建設。一開始的時候，物理學家們，尤其是實驗物理學家，在他們的實驗大樓和設備還沒有準備就緒之前，他們無事可做，所以他們就去蓋房子，或是幫著蓋房子。理論物理學家就不同了，他們不用待在農舍裡，可以直接住在基地裡，因為他們馬上可以開始工作。所以我們立即投入到工作中。當然，這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塊移動黑板，那種有輪子的、可以推來推去的黑板。於是，我們推著黑板走來走去——塞伯爾（Seber）會給我們講解他們在伯克利大學期間對原子彈、核物理和其他這類東西的思考和研究。我不大懂這些東西，我之前做的是不同的工作。所以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每天我都要學習、閱讀、再學習、再閱讀，那真是一段極其忙碌也很充實的日子。我的運氣還是不錯。那段時間，除了漢斯·貝特，由於一些突發事件，其他大人物幾乎同時離開了洛斯阿拉莫斯，比如魏斯科普夫（Weisskopf）不得不回麻省理工學院處理一些事情，特勒（Teller）那時也不在。而在那段時間，貝特需要有個人和他探討問題，用不同的意見幫助他完善自己的想法。他來到一間辦公室裡，找到那個桀驁不馴的年輕人，他開始闡述他的想法。我說：「不對，不對，你瘋了。應該是這樣子的。」他說：「等一下……」他接著會解釋他的想法沒錯，錯的是我。我們就這麼爭辯下去。結果是——你們知道，一說起物理問題，我眼裡只有物理，根本忘了眼前跟我辯論的人是誰，我會說一些不中聽的話，比如：不，不，你錯了，你真是瘋了——可事實證明，這樣的辯論正是他需要的，我非但沒有得罪他，我還因此被提拔了幾級，最後我成了貝特手下一個小組的頭兒，有四個手下。
跟著貝特工作，這期間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他來的第一天，我們正好配了一個加法器，那種手動的Merchant牌計算器。他說，「讓我們來看看，算算壓強」——他剛剛研究出一條公式，裡頭有壓強的平方——「壓強48，48的平方是……」我伸手去拿那個機器，還沒動手輸入數字，他已經開口了，說計算結果大約是2300。於是，我開始用計算器來計算，他緊接著說：「你想知道準確的數目？是2304。」計算器的結果確實是2304。我問他是怎麼算出來的，他說：「你不知道怎麼算50上下的數字的平方嗎？假如一個數字挨著50，比如說比50小3的數是47，而比25小3的數是22，那麼47的平方，前兩位數就是22，後兩位數就是兩個數的相差的平方——比方說，對於比50小3的數47，兩數相差3，3的平方是9，那麼47的平方就是2209。很妙，是吧？」我們繼續工作（他數學確實很好），過了一會兒，我們又要計算
的立方根。我們有個求立方根的小圖表，上面有一些近似數，可以在計算器公司提供給我們的計算器上進行試驗。於是（你知道，求立方根他要多用點時間），我打開抽屜，拿出立方根表……貝特又開口報了個數：「1.35。」我還以為結果會是一個接近的數字，但是實際上不是。我很好奇：「你怎麼算出來的？」他說：「噢，你知道2.5的對數是XX；你把它除以3，得到XX的立方根。那麼，1.3的對數是這個，1.4的對數是XX，我就在它們中間取值。」我根本不知道把這些數除以3，更不用說……所以你們看，他精通所有這些算法，他特別拿手，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我堅持練習這些計算。我們時常比賽誰算得更快。每次比賽的時候，我們各自飛快地算啊算，有時候我也能贏他。幾年之後，我基本能每4次贏1次了。當然，你會注意數字中的一些樂趣，比如174乘以140。你注意到，173乘以141，接近3的平方根乘以2的平方根，這是6的平方根，就是245。平時，你要注意數字，不過每個人注意數字的方式是不同的——我們從中得到了許多樂趣。
我說過，剛到那裡時我們沒有宿舍，但是理論物理學家得就地開始工作。給我們安排的第一個住處是一個舊的校舍，以前這裡是個男子學校。我住的第一個地方是「機械系宿舍」，裡面塞滿了上下鋪。宿舍安排得不是很好，鮑勃·克裡斯蒂（Bob Christie）和他的妻子每天早晨都要經過我們的房間去浴室，很不方便。
我們的第二個住處，是一個叫「大屋子」的建築，二層樓的建築外圍整個都是大露台，所有的床都沿著牆擺在那裡，一張床緊挨著另一張床。一樓貼著一張大表格，上面標著你的床號，以及你該用哪個浴室換衣服。我的名字下寫著「浴室C」，但是沒有床號！這讓我相當惱火。最後，宿舍終於建好了，我去找他們，看看自己被分配到了哪個房間。他們說：「現在你還可以挑房間。」我很是費了一番腦筋，你們猜猜我是怎麼選房間的——我先看好哪兒是女員工宿舍，然後選了一個能看到那裡的房間。後來我才發現，我房間的正前方正好被一棵大樹擋著。自己選的房間，還能怎麼說呢？他們告訴我，現在只能兩個人住一間——不過這是暫時的，還有，每兩個房間合用一個浴室。房間裡擺的是上下鋪，我可不喜歡兩個人擠在一個屋子裡。我搬進來的那個晚上，房間裡還沒有其他人住進來。那時，我的妻子因肺病留在阿布圭基治療，她的幾箱行李放在我這兒。我打開其中一個箱子，拿出一件她的小睡衣，隨手扔到上鋪，還把上鋪弄成有人睡的樣子。我又拿出她的拖鞋，還在浴室的地面上撒了些化妝粉。我想讓別人覺得，這間屋子除了我還住進來了一個女人。不是嗎？如果兩張床都有人了，就不會再有人想住進來了。是吧？你看結果會是怎樣？這裡可是男員工宿舍！第二天晚上，我回來後發現，我的睡衣被清潔工細心地疊好，並放在枕頭下面，拖鞋還被她們整齊地擺到床底下。那件女式睡衣也疊好了，放在上鋪的枕頭下；上鋪也收拾得整整齊齊，她的拖鞋也被整齊地擺在下鋪的床底下；撒了化妝粉的浴室地面也被打掃得乾乾淨淨。最重要的一點是，沒有人搬進來，這屋還是我一個人住著。到第二天夜裡，還是這樣。那是因為我故技重施了：早上醒來後，我把上鋪弄亂，把女式睡衣扔上去，再把化妝粉撒到浴室裡，等等。這種小把戲持續了四個晚上，最終我一個人擁有了這間屋子。因為每個人都安置下來了，他們就不會再塞一個人到我的房間裡了。每個晚上回來，我屋裡的東西都收拾得整整齊齊，包括女式睡衣什麼的，雖說這是個男員工宿舍。嗯，在那種情況下，我就是那麼幹的。
在那裡，我還有點兒捲進了政治事務，那兒有個叫「小鎮委員會」的機構。很顯然，這個小鎮該如何管理之類的事，必須軍方說了算，而當地要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協助管理。我對那個管委會一無所知，但是像所有的政治機構一樣，在那個管委會裡也有很多激動人心的事。特別是這裡有許多團體的代表：代表家庭婦女的，代表機械工人的，代表技術人員的，等等。至於單身漢和獨身的女人，這些住在員工宿舍裡的人，覺得他們也要有個代表在管委會裡替他們說話，因為剛剛頒布了一些新規，比如「女人不准進入男人宿舍」。這也太荒唐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嘛（哈哈），怎麼會有這麼愚蠢的規定？所以我們不得不行動起來。我們做了決定，我們展開大討論，你們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來，我被大家推選為代表，進入了小鎮管委會。
在我進入小鎮管委會一年，呃，一年半以後，我和貝特談了這些事。他一直擔任管委會的高層官員。我把那件事告訴了他，也就是我把妻子的衣物放在上鋪的小把戲。他一聽就大笑起來：「哈，就是這件事把你帶進小鎮管委會去了。」那時，有人向上頭遞交了一個報告，十分嚴肅的報告。當時，那個可憐的女人嚇得發抖，她負責打掃宿舍房間，一開門就發現問題嚴重——有人來這裡和男人睡覺！她站在那裡顫抖著，不知如何是好。她往上匯報，清潔工向她的頭頭匯報，清潔工頭頭向中尉匯報，中尉再向少校匯報，就這樣一路匯報上去，最後報告了將軍，一直到管委會——那麼，他們是怎麼應對的呢？——他們說：「要研究研究！」與此同時，一道指令從上往下傳達，從上校傳到少校，再到中尉，再到清潔工的頭頭，直到那個女清潔工——「把東西放到原處，把它們整理好」，再繼續觀察。嗯？第二天，她又向上匯報，同樣的事情，如此這般又重演了一遍……那四天，他們為這事傷透了腦筋：他們到底該怎麼辦呢？最後他們頒布了一個紀律：「女人不准進入男人宿舍！」這條禁令引起下面一片抗議，最後，他們不得不參與所有這些「政治」活動，選出一個人來代表他們……
接下來我要向你們說說那個時候的審查制度。他們出台的一個決定是完全非法的，那就是審查美國國內，呃，美國大陸的信件，其實，他們無權這麼做。因此他們在制定這個審查制度時非常小心翼翼，弄得大家好像自願接受這些審查似的。我們寄信時會自願不封好信封，我們同意他們拆看我們的來信，沒關係，我們都是自願的。我們往外發的信，都不會封口，經過他們檢查後，如果沒問題的話，他們會替我們封上信封。如果他們認為信的內容有問題——按照他們的標準，他們就會把信退回來，附上一個紙條，上面寫著：按照我們的「理解」，信上某一段違規了，諸如此類的話。他們行事異常謹慎，讓這些崇尚自由的科學家最終同意接受這個條件，信件審查制度終於建立起來了。當然，還有一些制度保障我們的權益，比如，如果我們願意，我們有權評論這裡的管理者，我們可以寫信給參議員，坦言我們不喜歡某些管理方式或是某某事情。就這樣，審查制度完全建立起來了，他們保證，如果遇到什麼困難，他們會通知我們的。
這樣的日子開始了。執行審查制度的第一天，電話來了！丁零零……是找我的。「什麼事找我？」「請下樓。」我來到樓下。「這是什麼？」那是我父親寫給我的信。「請問，這又是什麼？」信紙上畫滿線條，還帶有小點——一條線下面有四個點，有一個點在線上面的，有線下有兩個點或是線上有一個點的，還有一些是點下面還有點，「這些是什麼？」我回答道：「是密碼。」他們點頭：「是的，我們知道這是密碼，它們什麼意思啊？」我老實回答他們：「我不知道。」他們問：「那好，解碼是什麼？你靠什麼解密？」我說：「我也不知道。」他們又問：「那是什麼？」我說：「我妻子給我寫的信。」「信上寫著TJXYWZ TW1X3，那是什麼意思？」我說：「這是另一套密碼。」「解碼呢？」「我不知道。」他們說：「你收到這樣的密碼，你說你不知道解碼？」「確實如此。」我說，「我們在玩一種遊戲。我讓他們用密碼給我寫信，看我能不能破譯。明白了嗎？他們編密碼，然後就寄過來了。他們不打算告訴我解碼。」審查制度中有一條規定，不能干預人們日常事務——人們在信件中習以為常做的事情。最後他們說：「那麼，請你告訴他們，下次把解碼隨信一起寄過來。」我說：「可是，我不想知道解碼啊！」他們說：「沒關係，我們替你把解碼拿掉。」這樣我們就達成了協議。這樣很好，是吧？第二天，我收到我夫人的一封信，信上說：「這信很難寫，因為我感到……（空白）從背後監視我。」在那個空白處，是一個精心塗抹過的斑點，那是用墨水消除液留下的痕跡。於是我找到管理局，我說：「你們無權改動我的來信，如果你們不喜歡，你們可以直接告訴我，但你們不能動它。你們只能看，你們沒有權利塗掉信上的內容。」他們說：「別一驚一乍的，你以為審查員是這麼檢查的？他們會用墨水消除液？他們要是想弄掉什麼，會用剪刀直接剪掉。」我說：「好。」於是我寫信去問我的妻子：「你在信上用了墨水消除液了嗎？」她回信說：「沒有，我的信中沒有用墨水消除液；那肯定是……」信紙這個地方被剪了個洞。我又去找那個負責人——負責這些事的一位少校，我找他反映情況，發了好一頓牢騷。為這件事我連續好幾天去找他們理論。我覺得，作為一個代表，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上校試圖向我解釋，審查員都接受過專門的培訓，他們習慣了以前的做事方式，不理解我們這裡要謹慎處理信件的新做法。我想站在我們這群人最前面，出面維護自己的權益，那就需要和他們頻繁打交道，於是我每天都給妻子寫信，每天也能收到她的信。少校問我：「怎麼？你認為我不會堅持工作原則，你覺得我沒有誠意？」我說：「是的，你很有誠意。但是，我認為——你沒有多大權力。你也知道，三四天過去了，這事情還沒有解決。」他說：「我們走著瞧！」他抓起了電話……一切都搞定了。從此，再沒有發生信件被剪掉這種事情。
雖然如此，但是寫信這事還是帶來了一堆的麻煩。舉個例子，有一天我收到夫人的一封來信，還附帶一張審查員的字條——上面說信裡有密碼，因為沒有附帶解碼，所以他們把密碼截留下來了。後來我去阿布圭基看望妻子，她問我：「對了，那些東西呢？」「什麼東西？」她說：「殺蟲劑、甘油、熱狗、乾淨衣服。」我說：「等等，那是一張清單？」她說：「是呀。」「那是他們說的『密碼』。」我說。他們把那張清單當作密碼了——殺蟲劑、甘油等等這些東西。有一天，我閒著沒事——開頭幾個星期都是這樣，我們需要幾個星期把事情理順——我鼓搗著那個計算機器，我注意到一些事情。於是，我每天都在演算，我有很多東西要演算——這很奇怪。請注意這個：如果你用1除以243，結果是0.004115226337448559670781893004115，非常有趣，你觀察小數點後每三位，可以發現一些規律（004 115 226 337）。不符合規律的是後三個三組數（670 781 893），之後又開始新一輪的循環，然後你可以發現，它們其實還是遵循這個規律的，10-10-13可以等同於114嘛，（670等同於6-6-10，781等同於7-7-11）。我覺得這有點意思。我把它寫到信裡，可是信被退了回來。它沒能通過審查，一起退回來的還有一張小紙條：「請看第17B條款。」我翻到規定第17B條款，上面說：「信件只能用英語、俄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拉丁語、德語等語言寫，用其他語言寫信需要得到許可。」接下來還有：「不准用密碼。」於是我在信中加了個小便條，寄到審查員手裡，向他說明那些數字當然不能算是密碼，如果他拿起筆，用243去除1，計算結果確實是那樣——我寫得清清楚楚，數字243和數字1-1-1-1-0-0-0一樣，不包含任何信息，等等這類的話。因此，我請求他們允許我用阿拉伯數字寫信，我喜歡在信中用阿拉伯數字。結果我成功說服了他們。
信件來來往往，總會遇到些麻煩。有段時間，我夫人一直抱怨，說寫信的時候老覺得那個審查員就在背後監視著她，這種感覺讓她很不舒服。按照規定，我們不能提到審查制度——我們是不允許這麼做的，但是，他們又怎麼能對她下命令呢？所以他們總是給我寫便條：「尊夫人又提到審查制度了。」確實，她提到這個了。最後，他們給了我便條，直接提出要求了：「請告訴尊夫人不要在信中提及審查制度。」我給她寫信：「他們要求我通知你不要在信中提及審查制度。」我的回信直接被打了回來。我給他們回了一個紙條：「是你們要求我跟她說不要提審查制度的！我究竟要怎麼做？再說，憑什麼非要我要求她不要提審查制度不可？難道你們向我隱瞞了什麼？」很有意思，審查員不得不親自出面，當面請我轉告我夫人：「不要告訴她……」但他們有自己的理由。信件從阿布圭基寄過來，他們擔心半路被人截獲，如果有人看了信，會覺察到我們這裡實施審查制度，所以請她盡量表現得若無其事。因此，後來我去阿布圭基的時候，就跟她說：「以後我們就不要提審查制度了。」我們惹的麻煩實在太多了，所以，我們最後約定用一種暗號，呵呵，非法的密碼。我們約定：如果我的簽名後面多了一個點，就說明我又惹上麻煩了，那她就換用另一種密碼。因為她生病了，整天坐在那兒，就老琢磨著找一些事情來做。她做的最後一件事，是把一個廣告寄給我——她以為這麼做不違法。廣告說：「用拼圖玩具給你男朋友寫封信吧。這是空白的拼圖。我們把它賣給你，你把信寫在上面，然後把拼圖全拆開，放在一個袋子裡寄出。」我收到了這封信，隨信還附有他們寫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我們實在沒時間玩遊戲，請告訴尊夫人，請她寫一些普通的信件！」哈哈，其實我們早就準備好另一個方法了。下封信我會這樣開頭：「希望你記著，打開這封信時要小心一些，我們說好的，信裡給你帶了一些治胃病的鹼式水楊酸鉍。」這封信裡裝滿了粉末，我們希望審查的人在辦公室裡一打開信，粉末就會撒得滿地都是，他們會被弄得手忙腳亂。還有，按照規定，他們不能把信裡的任何東西弄亂，所以他們得把撒落的這些鹼式水楊酸鉍全部收集起來……不過，我們沒必要非要這麼整人不可，是吧？
和審查員打交道多了，我能準確地判斷什麼樣的信能通過檢查，什麼樣的信不能通過。在這方面誰也沒有我在行。我還用這個和人打賭贏了點錢。有一天，在圍欄外邊，我發現了一件事：住在外面的工人懶得繞一個大圈從大門進來，於是他們在離大門很遠的圍欄上挖了個洞，方便進出。我於是從大門出去，回來時就繞到被挖的圍欄那裡，從洞口鑽進來，然後又從大門出去，再鑽洞進來。就這樣進進出出，直到那個傢伙，那個守大門的中士開始困惑了：這是怎麼回事？怎麼總見這人往外走，從來沒見到他進來呢？自然，這位中士的反應是報告中尉，還準備把我送進監獄。我向他們解釋：「圍欄上有個洞。」你知道，我總喜歡給人指點迷津，我告訴他們圍欄那裡有個洞。然後我和一個人打賭，我說自己可以給上面寄一封信，在信裡說清楚圍欄哪個地方有個洞，並把這封信寄出去。我確實做到了。我在信上說：「你們該看看他們是怎麼管理這個地方的。」——你們知道，上面准許我們反映情況的——「圍欄離某個地方71英尺處，那裡有個洞，尺寸有多大，你可以輕輕鬆鬆鑽過去。」好吧，他們還有什麼辦法嗎？他們不能睜眼說瞎話，說那裡沒有我所說的那麼一個洞。我的意思是，他們能做什麼呢？那裡確實有個洞，他們只有自己認倒霉，他們本來應該把洞補上的！我就這樣把這事情擺平了。我還給上面寄過這樣一封信，信裡反映了我組裡的一個男孩如何在深更半夜被軍隊裡那些白癡叫醒，在刑訊室的強光照射下被嚴厲拷問，因為他們查出了他父親的一些事情或是其他什麼事。具體情況我不知道，總之，他們懷疑他是共產黨。他的名字叫卡曼，他現在是個名人了。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事情。我總是想方設法把一些事情抖摟出來，就像指出圍欄上有個洞一樣，不過我習慣用間接的方式。我想引起大家關注的一件事情是：項目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擁有一些至關緊要的頂級機密：我們已經掌握了很多鈾的情況，它是怎麼起作用的，等等。所有這些資料都被保存在文件櫃裡，文件櫃是木製的，只配了常見的普通小掛鎖。為了提高保險係數，廠家在文件櫃裡設置了各種各樣的東西，比如一個可以落下的用來攔擋的桿，它被一個掛鎖鎖著——不管怎麼說，那充其量也就是一個掛鎖。情況更為嚴重的是，你甚至不必開鎖就能把材料從這些木頭櫃子中拿出來——你只需要把它向後傾斜一下，你要知道，它最下層的抽屜只是用一根小棍支著，最底下的木板有個洞，你可以從下面把文件抽出來。那段時間，我一直偷摸著去開鎖，並告訴大家開鎖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每次開大會，也就是大家都在場的時候，我就站起來說，我們手上有這樣重要的機密，我們可不能把這些重要機密保管在那樣的木頭櫃裡。這些鎖太差勁了，我們需要用更好的鎖。有一天，特勒在會上站起來對我說：「沒關係，最重要的機密材料我不放在文件櫃裡，我把它們放在辦公桌的抽屜裡。這樣更保險吧？」我說：「我不敢保證，我沒看過你的辦公桌抽屜是什麼樣的。」那次會上，他坐得比較靠前，我坐得比較靠後。會議繼續進行，我偷偷溜出會議室，下樓去看他的辦公桌抽屜。呵呵，我甚至不用打開他辦公桌抽屜的鎖。其實，你只需要把手從辦公桌背面底下伸過去，就能掏出抽屜裡的紙，像廁所裡的抽紙盒那樣，你抽出一張紙，那張紙就會帶出另一張紙，然後再帶出另一張……我掏光了整個抽屜，拿出了裡面所有的東西。我把這些東西放在一邊，然後上樓回到會場。會議正好結束，大家正往外走，我混進人群，隨著人流往外走……我快步趕上特勒，對他說：「嗨，順便讓我看一下你的辦公桌抽屜吧？」他說：「沒問題。」於是我們一起走進他的辦公室，他把自己的辦公桌指給我看。我說這桌子看起來真棒。我說：「我們來看看裡面放了些什麼。」「很高興讓你看看這些東西，」他一邊說，一邊拿出鑰匙開抽屜，「如果你自己還沒有看過的話。」跟特勒先生這樣高智商的人開玩笑，有點讓人沮喪：他的反應太快，從覺察到事情不對勁，到完全弄明白發生了什麼，這過程太短，你絲毫享受不到捉弄人的樂趣！
哈哈，還有很多和保險櫃有關的有趣的事，不過它們和洛斯阿拉莫斯沒有什麼關係，我就不多說了。我要講另外一些問題，很特殊的問題，也很有趣。其中一個和橡樹嶺工廠的安全問題有關。洛斯阿拉莫斯負責製造原子彈，但是分離鈾同位素的工作在橡樹嶺，他們要分離鈾238、鈾236和鈾235，其中只有鈾235是可以裂變的，是吧？他們剛剛從一個實驗對像中獲得微量的鈾235，而與此同步，他們已經開始大量提煉鈾235了。那兒有個大工廠，到時會有大量的化學品，他們要對這些已經提純的材料進行再次提純，為下一階段工作做準備，這些材料要進行多次提煉。也就是說，一方面他們剛剛在實驗室得到一點點樣品，這還是試驗性質的，而另一方面已經在大規模處理那些化學品了。他們要學習怎樣分析它，確定其中鈾235的含量。我們在洛斯阿拉莫斯指導他們怎麼做，但他們總是做不到位。最後，塞格雷（Segre）發話了，要想解決這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他親自到橡樹嶺看看那邊的人是怎麼幹活兒的，這樣才能弄清楚他們的分析為什麼總是錯的。但是，軍方不同意，理由是：我們的紀律規定，洛斯阿拉莫斯所有的信息不得外洩，壓根兒不能讓橡樹嶺知道鈾的用途，他們只要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分離鈾）就行了。我的意思是，橡樹嶺的高層管理人員知道他們在分離鈾，卻不知道那顆炸彈的威力，或者這顆炸彈的工作原理是什麼等等，而一線的工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分離鈾。兩地信息不能溝通，這種情形正是軍方希望看到的。但是，塞格雷始終堅持要去橡樹嶺看一看，他說這很重要，如果橡樹嶺的分析永遠做不對，那麼整件事情都要泡湯。於是，塞格雷去了橡樹嶺，查看那裡的人是怎麼做事的。他在廠區裡到處走動，碰見工人們用車拉一大罐水，綠汪汪的水，那是硝酸鈾。他問：「這水提純以後，你們也這樣搬運嗎？你們都是這麼幹的嗎？」那些工人說：「當然啦，有問題嗎？」他再問：「難道這樣不會爆炸嗎？」工人很奇怪：「啊？爆炸？」這時軍方發話了：「你要知道的，我們不該洩露任何信息。」後來事實證明，軍方那時已經知道造一顆原子彈需要多少材料，比方說20千克；他們也知道，工廠裡根本不會有那麼多原料、提純過的原料，所以也就不會有爆炸的危險。但是，他們不知道，中子在水中減速後，它的活躍程度會大大提高。所以在水中，就那20公斤而言，不到十分之一的量，不，不到百分之一的原料就能引起化學反應，從而造成輻射。這雖然不會造成大爆炸，但是它產生的輻射，足以殺死周圍所有的人。因此這是很危險的，而上面根本就不關注這些安全隱患。
於是，奧本海默發了一封電報給塞格雷：把整個廠區走一遍，留意一下我們應該格外注意哪些地方；還有那裡的人設計的工作流程。與此同時，我們在計算：為防止爆炸發生，最多能在一個地方放多少原材料？有兩個小組負責這項計算任務，克裡斯蒂的組負責計算液態的臨界量，我負責計算裝在盒子裡的干粉的臨界量，呃，我的小組。我們算出了那些量。上級準備派克裡斯蒂去橡樹嶺，告訴那裡的人目前的處境。我高高興興地把我這組算出來的數據全部交給克裡斯蒂，我對他說：「所有的資料都在這兒了，你去走一趟吧。」可是克裡斯蒂得了肺炎，只能換我去。在這之前，我還從來沒有坐過飛機，這回上面讓我坐飛機過去。他們把這些機密資料用一個配有帶子的小東西綁在我的背上！那時的飛機就像公交車，不一會兒就會降落在什麼地方，除非兩站之間的距離比較遠。飛機停在一個地方，你就要等著。有一次，一個站在我身邊的傢伙，手上舞著一個鑰匙鏈，嘴裡說著什麼「這年頭，如果沒有個優先權，恐怕就上不了飛機嘍」。我實在忍不住，就回應了一句：「呵呵，我不知道現在的形勢，我倒是有個優先權。」沒過一會兒，要上來一些將軍，工作人員要把排在第三等級的一部分乘客趕下這班飛機。不過沒關係，我屬於第二等級乘客。那個乘客也許會寫信給他的國會議員——如果他自己不是國會議員的話——戰爭期間，為什麼讓這些毛頭小伙子有優先權坐飛機到處跑？他們到底想幹什麼？不管怎麼說，我到了橡樹嶺。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請他們帶我去廠區走走，但我什麼也不說，我只是看，仔細觀察每一樣東西和每一件事情。我發現那裡的情況比塞格雷報告的還要糟糕，因為那次他是第一次去，所以有點搞不清楚狀況。他只是注意到一些地方堆著大量這樣的盒子，但是他沒有發現，另一個房間裡也堆著大量的這些盒子，而這兩個房間可以說只有一牆之隔。他沒有注意到諸如此類的問題。你要知道，如果把這類化學品過多地堆放在一起，就會爆炸起來。我走遍了廠區的每個角落，雖然我的記憶力不好，但在高強度工作的時候，我的短期記憶力很好，所以我能記得所有奇葩的現象，比如92號，呃，97號建築，以及大桶的數目等等。那天夜裡我回到住處，把整個情況過了一遍，確定安全隱患在哪些地方，以及應該怎麼解決——這很容易，你可以把鎘放在溶液裡去吸收水中的中子；你按照規定把盒子分開存放，不要堆得太密集；不要把太多的鈾放在一起；等等。我要拿出所有的例子，努力列出所有我能想到的例子，還要解釋冷凍過程是怎麼一回事。我覺得，除非你瞭解整個運作原理，否則你不可能保證這個工廠安全運行。因此，第二天要開個大會。
哦，我忘了說一件事，在我離開之前，奧本海默對我說：「呃，你去橡樹嶺的時候，那裡有些技術骨幹，比如朱利安·韋伯先生，還有這位先生、那位先生等等。你要保證這些人都到會，一定要告訴他們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的，安全問題；你務必要讓他們真正明白（安全問題事關重大）——他們是負責人。」我說：「如果他們不來開會怎麼辦呢？到時，我該怎麼做呢？」他說：「那你就說——否則，洛斯阿拉莫斯不對橡樹嶺的安全負責！」我說：「你的意思是，我——無名小卒理查德，到那兒去對他們說……」他說：「是的，無名小卒理查德，你去做這件事。」我真的這麼快就出息了！所以，當我到了那兒，千真萬確，我到那兒的第二天就開會了，公司的所有人，包括公司的大頭頭、我要求到會的技術人員都來了，還有將軍們和其他人，那些對安全問題感興趣的人，那些管理崗位的人，等等。那個大會是專門為至關緊要的安全問題而開的，因為如果安全沒有保障，工廠可能再也辦不下去了。我敢肯定，如果不是有人注意到了這裡的安全問題，這廠子可能已經炸沒了。由於事關重大，當時有個中尉負責照顧我，他告訴我：「上校說了，你不能給他們講中子如何發生作用等等這些細節，因為我們希望這兩個部門在這麼機密的事情上不要通氣。你只需要告訴他們如何安全地保管這些化學品就可以了。」我說，在我看來，如果他們不知道這些原理，他們就不可能理解並遵守那一大堆規則，除非他們知道這其中的原理。所以我的觀點是，我必須告訴他們原理，否則洛斯阿拉莫斯不對橡樹嶺的安全負責！於是，中尉向上校報告了我的態度，上校說：「我考慮5分鐘。」他向窗口走去，停下來，站在那裡考慮。他們最擅長這個了——他們善於做決定。是否向橡樹嶺工廠的人們透露原子彈的工作原理，能在這樣的事情上做決定，並且能在5分鐘內斷然做出決定，我覺得十分了不起。因此我對這些軍方人士非常欽佩——不管給我多長時間考慮，我都沒有魄力在任何一件重要的事情上做出決定！
最後，5分鐘過去了，他說：「好吧，費曼先生，你去講！」於是我坐了下來，把中子所有相關的情況都告訴了他們：中子如何起作用，等等，過多中子聚到一起，你得把原料分開來放置；鎘吸收中子，速度慢下來的中子比快速運動的中子性能更活躍，等等——在洛斯阿拉莫斯，這些只是基本的常識，但在橡樹嶺，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知識，所以在他們眼裡，我成了了不起的天才，是天神下凡來了！所有這些他們以前不理解，甚至聞所未聞的現象，我全知道，我還能給他們舉事例、給出數據和其他東西。因此，我這個在洛斯阿拉莫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到了橡樹嶺竟成了超級天才！我這次橡樹嶺之行促使他們做了一些決定，他們成立了若干個小組，自己學著去做計算；他們還著手重新設計工廠。工廠設計師來了，此外還打算建立另外一個工廠專門處理分離後的化學物質，那些建築設計師、工程師和化工工程師也都來了。還有其他一些人也來了。這時，我卻要離開那裡了。他們讓我幾個月後再來，他們要重新設計鈾分離工廠。
幾個月之後，也許就是一個多月之後吧，我又去了一趟橡樹嶺。這時，斯通-韋伯公司的工程師已經完成了整個工廠的設計，請我來把把關。呵呵！檢驗一個還沒有建成的工廠？我可不知道該怎麼辦！我跟著那些人進了一個房間。你知道，我身邊總跟著朱姆沃爾特中尉，他負責照顧我——這個你們懂的，所以我走到哪兒，他跟到哪裡。他把我帶到一個房間，那裡有兩位工程師，還有一張超長的桌子，一張碩大無比的大桌子。桌子上鋪著一張和桌子一樣大的設計圖，哦，不是一張設計圖，是一摞設計圖。我雖然在學校學過機械製圖，可是我並不擅長看圖紙。他們開始跟我解釋這些設計圖，因為他們認為我是個天才，啥都懂。他們是這麼開頭的：「費曼先生，請看，工廠是這麼設計的。你知道的，我們必須避免的一件事就是堆積問題。」還有這樣的問題——有一個用來儲存東西的蒸發皿，假如發生閥門堵塞之類的情況，那裡就會積聚過量的東西，那就會引起爆炸。他們向我解釋說，在整個工廠的設計中，沒有單閥門，每個地方至少都要有兩個閥門，所以，即使某個閥門堵塞了，也不會發生事故。他們接著解釋工作原理：四氯化碳從這兒進來，硝酸鈾從這兒進去，它從這兒上去，又從這裡下來，它穿過樓板，穿過這些管道上去，再從二層的管道上去……他們在圖紙上比畫著，從這裡下去、上來，再從那裡下去、上來，他們飛快地解釋著這個萬分複雜的化學工廠。我整個人都蒙了，更糟糕的是，我根本不知道圖紙上那些符號代表著什麼！有個符號，是一個方塊符號，中間打了個叉，我一開始以為那是窗子，那要命的圖紙上到處都是這些符號。滿眼看去，圖紙上都是帶有這種要命符號的線條。我想，這是窗戶吧，哦不，不可能是窗戶，因為它並不總是出現在圖形邊緣。我真想問問他們那是什麼。你一定有過這樣的經歷——有疑問時你沒有馬上問，如果及時提問了，那就沒有問題了。但是，他們實在已經解釋太久了，你也猶豫得太久了。如果你現在問他們，他們會說：「你怎麼早不問啊？敢情我們都白說了呀？」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暗自琢磨：我向來都很走運，（要不這次也試試？）你們可能不相信這個故事，但我發誓，這好事絕對是真的發生了，我是如此幸運啊！我不停地想啊想，怎麼辦？該怎麼辦呢？我終於有了一個想法：也許那是個閥門？為了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閥門，我伸出一個手指，按在第3頁圖紙的中心位置，說：「如果這個閥門堵塞了，會發生什麼情況？」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還想著他們會這樣回答：「不，先生，那不是閥門，那是個窗戶。」真是幸運，我蒙對了。一位工程師看了同伴一眼，說：「噢，如果那個閥門堵住了……」他開始在圖紙上上上下下查看，另一個傢伙也圍著圖紙上上下下、前前後後地忙活起來。最後他們對視了一會兒，然後轉過頭來，對著我說：「先生，您說得太對了。」最後，他們捲起圖紙走了出去，我們也走出房間。那個形影不離跟著我的朱姆沃爾特中尉說：「您真是個天才！那天您只在廠裡走了一遍，第二天就和他們說90號樓207房裡的C21號蒸發皿有問題。從那時候起，我就知道您是個天才。」他說：「但是您剛才的表現，真是太神了。我想知道，您到底是怎麼做到的？」我告訴他：「你得先試著去弄明白那東西是不是一個閥門。」
除此之外，我還有另一個任務。我們需要做大量的計算，用的計算工具是Merchant牌計算器。我順便給你們說說洛斯阿拉莫斯那裡的工作情況——那兒也用同一個牌子的計算器。我不知道你們是否看過它們的樣子，那是一種帶有數字的手動計算器，你得用手去推，它們能做乘、除和加法運算，等等。不過，那時的計算器用起來很費勁，不像現在的機器這麼容易操作，而且它們只是些小機械產品，維修也很麻煩，必須送回廠家去修。按照標準，我們應該有專門的維修人員，可是我們沒有，所以，每當機器出問題了，只能送回廠家去維修。很快，我們就沒有計算器可用了，於是我和其他幾個人就試著動手打開計算器的外殼。這本來是不允許的，因為有這樣的規定：「禁止打開機器外殼，否則概不負責……」我們還是打開了外殼，並且學到了很多東西。拿我們打開的第一台機器來說，裡面有根打了一個眼的桿，還有一根這麼掛著的彈簧。顯然，彈簧應該穿過那個小洞——就這麼簡單。總之，上帝保佑，我們學會了怎麼修理這些機器。後來我們的手藝越來越精，那些要求更高的維修，我們慢慢也能上手了。當然，遇到過於複雜的問題，我們還是要把它們送到廠家維修，但是，簡單的維修，我們自己就能解決了，我們的工作也就能繼續開展下去了。我還修過一些打字機。最後由我負責修理所有的計算器，其他人就不用動手了。我修過幾台打字機，可是有個機械車間的傢伙比我內行，所以就由他負責修理打字機；我呢，專門修理加法計算器。
好了，言歸正傳。我們確定了核心問題，就是要確切弄清楚原子彈爆炸過程中發生了什麼：在核爆炸時，我們把東西（中子）推進去，隨後中子又被大量釋放出來。弄清楚這個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就能精確地計算出爆炸釋放出來的能量。而這需要海量的計算，遠遠超出我們的能力。一個名叫斯坦利·弗蘭克（Stanley Frankle）的同事，他很聰明，他想到IBM的機器也許能完成這樣的計算。IBM公司生產商用的計算機器，比如被稱為製表機的加法機器，它可以列出金額；還有一種乘法器，那種機器就像一個大盒子，你把卡片放進去，它會從每張卡片上取兩個數字，相乘後把結果打印在卡片上。此外還有校對機和分類機等。斯坦利·弗蘭克決定把他的想法付諸實踐，他想出一個很好的點子：如果在一個房間裡放上足夠多的這種機器，我們就可以循環處理卡片。我想，每個從事過數字計算的人，都清楚我在說什麼，但在當時，利用機器進行大規模數據處理，卻是一件新鮮事。
我們已經在加法器上做過此類工作。通常情況下，你自己要一步步計算，所有的步驟都得自己來。但是這下不同了——你首先用加法器計算，然後用乘法器，最後再用加法器。就這樣循環操作。我們都認為這是一個好辦法，它可以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就這樣，他設計了這麼一套程序，並向IBM公司訂製這樣一批機器。我們發現軍隊裡有人曾接受過IBM訓練。而我們需要這麼一個人來修理和維護IBM的機器，保證它們正常工作。他們一直說要給我們派這麼一個人，但總是拖著沒解決。可是我們的任務總是那麼急。我不得不向他們解釋我們的處境，我們要做的每一件事以及我們要疲於奔命來完成任務。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我們研究出了整套人工計算所需的所有步驟，以及機器計算所需的步驟，比如乘上這個數，然後加上這個數，再減掉那個數。我們設計好了程序，但是我們沒有機器來測試一下！那麼我們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呢？按照我的安排，我們準備了一個房間，裡面坐滿了女孩子，每個人面前都有一台Merchant牌計算器。這個女孩負責乘法運算，那個女孩負責加法運算，還有一個女孩負責算出立方數；我們手上有很多卡片，是索引卡片；其中一些女孩的任務就是計算這個數字的立方，然後把計算結果傳給下一個人。這個人相當於乘法器，那個人則相當於加法器，我們用人力代替機器進行循環運算，解決了所有的困難。我們就用這種方法工作。結果，我們計算的速度（大大提高）——之前我們從來沒有組織過這樣的集體計算，每一個做計算工作的人，都需要自己一個人完成所有的計算步驟。但是福特（Ford）想出了這個好主意，它確實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要快得多，照他這個辦法，我們的計算速度與IBM機器預計能達到的計算速度不相上下。唯一不同的是，IBM機器不會累，它們可以全天候工作，但是這些女孩子一會兒就累垮了。不管怎樣，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最後，機器總算運來了，可是，維修的人還沒有到位。於是，我們就自己動手組裝了這些計算機器。這些機器在當時算是非常複雜的高科技機器了，這些計算機——那些大傢伙運過來的時候只有部分是組裝好的，連著很多線，還有安裝圖紙。我們就自己動手組裝，我，斯坦利·弗蘭克，還有另外一個人。組裝過程中，我們遇到了一些麻煩。主要的麻煩就是不斷有大人物跑過來對我們碎碎念：「你們會把東西弄壞的，你們別把東西弄壞了。」我們把機器部件組裝起來，有時候能運行；有的時候出差錯了，機器就不能運行。我們就摸索著鼓搗機器，努力讓它們運行起來。我們最終沒能讓它們全部運轉起來，在我組裝最後一台乘法器時，我看見裡面有個部件彎了，但我不敢掰直它，就怕它會啪的一聲折斷了。他們總是警告我們，別把東西整壞了。最後，按照計劃，IBM公司的人來了。他把我們沒有搞定的部分組裝好，我們的程序也終於運行起來了。但是，那台曾經把我難倒的乘法器，他也搞不定。三天過去了，他還在那台機器邊上忙乎。我走過去說：「噢，我注意到那個地方彎了。」他說：「噢，原來問題出在這兒！」（打個響指）——就這樣，全部弄好了。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好，弗蘭克先生開始實施他的計劃了，與此同時，他也得了一種病——「計算機病」。現在每個用計算機的人都知道這個毛病，那種病非常厲害，會干擾整個工作。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所謂計算機病，就是你一「玩」上計算機，就會上癮。計算機真是很奇妙。你手上操控著那些x轉換開關，如果是偶數就是這個計算結果，如果是奇數就是那個結果，如果你夠聰明，很快你就能在一台機器上做越來越複雜的計算。只不過，沒過多久，整個系統就癱瘓了。他對工作不再上心，也不再管理手下，整個系統運轉得很慢、很慢。但是，真正的麻煩是，他一直坐在一間辦公室裡，琢磨怎麼讓製表機自動打印出反正切值，然後機器就開始打印，成排成排地打印，撲哧，撲哧，撲哧，一邊打印一邊還自動用積分計算反正切值，整張表都是反正切計算結果。其實，這毫無意義，因為我們人手一份反正切表。不過，如果你用過計算機，你就會理解他為什麼會得這種病。計算機能讓你知道自己究竟能做多少事情，這也是一種樂趣。他第一次接觸這機器，就染上了這種病，這個可憐的傢伙——整個項目都是他發起的，可他卻得了這種病。
所以，他們要我停下手上的工作，讓我去負責IBM組。我對這種計算機病很是警惕，盡量避免沾染上這種毛病。我有個很出色的團隊，儘管他們在9個月裡只做了3個項目。關鍵問題在於他們從未把真相告訴這群小伙子——他們從全國各地的高中挑選有工科潛力的聰明男孩，組成了這支「特殊工程派遣隊」。軍方把他們送到洛斯阿拉莫斯來。他們把這幫小伙子安置在軍營裡，可是什麼情況都不向他們透露。他們來這裡工作，被分配到IBM小組，整天打一些莫名其妙的孔，和一些莫名其妙的數字打交道，卻沒有人告訴他們這到底是為了什麼。很自然，工作進展很慢。我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讓這些技術崗位上的大男孩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奧本海默就去和安全局的人交涉，終於爭取到了特別許可。於是我就去做動員工作了，給他們做了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講，明白地告訴他們，我們做的是什麼性質的工作。結果他們都很振奮：我們是為這場戰爭服務，我們明白這意味著什麼。他們明白這些數字的意義了。如果算出來的壓力越高，那就意味著釋放出來的能量越多，等等。他們明白了自己正在做什麼，於是，他們的工作態度有了180度的大轉變！他們開始動腦筋發明更好的辦法，他們改進了工作方案，他們夜裡加班，而且不需要人監督。他們不需要任何物質激勵，他們心裡都清楚這項工作的意義。他們還發明了好些程序供大家使用。我的這些小伙子真的扛過來了！我們需要做的僅僅是告訴他們真實情況，這就夠了。如果還是原來的態度：「不要把機密透露給他們」「就讓他們打洞」……拜託！過去9個月裡，他們只完成了3個項目；現在，他們用3個月時間做了9個項目，速度比以前快了將近10倍。我們完成這些工作當然是有竅門的，其中一個是這樣的：我們需要把一捆卡片循環運算一番，先加，然後再乘。卡片要在房間裡的這些機器裡走上一圈，它們在不同的機器裡進進出出，所以速度比較慢。我們想出一個方法：一套卡片裡有好幾種不同的顏色，把同樣顏色的卡片放在一起過機器，這樣，我們可以同時處理兩個或三個問題。你知道，這已經是另一個問題了。這種顏色的卡片在做加法運算，同時另一種顏色的卡片做乘法運算。通過這種統籌的方法，我們超額完成了很多項目。
最後，在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必須在阿拉莫戈多[3]試爆之前，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爆炸將會釋放多少能量？我們已經計算過多種不同方案下被釋放出來的能量值，而最終選定的那個方案，我們卻從來沒有在計算機上演算過。鮑勃·克裡斯蒂過來了，他說，我們希望在一個月內知道結果，或者更短的時間，三個星期——我記不大清楚了。我說：「這不可能。」他說：「你看，你們一星期就能處理這麼多問題。而現在，給你們兩星期或三星期，只要解決一個問題。」我解釋說：「我知道。可是這個問題需要的時間要多很多。我們都是同時處理多個問題，如果一個個按順序來，需要的時間就很長，沒有更快的法子。」但是，他前腳剛走，我就開始思考：有沒有辦法算得更快一些？比如，我們不讓機器做其他任何事情，這樣，就不會有干擾了，等等。我就開始琢磨這些事情。我給小伙子們下了戰書，在黑板上寫了一句話：「我們能做到嗎？」他們齊聲作答：「能！」我們所有人兩班倒，輪流轉。大家說著諸如此類的話：我們會放手一搏。我們要放手一搏！於是，我們商量好，其他所有工作要為它讓路，我們集中精力，只做這一件事。然後他們就投入了工作。
那時，我的夫人在阿布圭基因病去世，我必須過去。我借了富克（Fuch）的汽車，他是我在宿舍認識的朋友。他有一輛汽車——他就是用這輛車把情報帶到聖大非[4]去的。他其實是個間諜，可我當時不知道這些。我借了他的車，就往阿布圭基趕。那該死的車一路上爆了三次胎。我辦完妻子後事，就回到營地去，我徑直走進辦公室——因為我負責那攤事情，而我已經三天沒有去了——那裡一副人仰馬翻的景象，為了計算出沙漠裡那個試驗所需的數據，他們忙得不可開交。我走進房間，發現那裡有三種不同顏色的卡片：白色、藍色和黃色。我說：「嘿，你們還在忙別的事情？你們記著，現在只能做一件事！」他們說：「你先出去，先出去。你等一下，我們再給你解釋。」所以，我就待一邊等著。事情是這樣的：在工作過程中，有時機器會出錯，有時他們會放錯卡片，這些情況都發生過。我們之前的處理方法是：從頭來過，所有卡片重新走一遍。但是他們注意到一個情況，卡片通過機器時有自己固有的位置和深度——就空間而言。一組卡片中某一張卡片出了問題，在機器裡走上一遍後，它只會影響鄰近的幾張卡片；下一循環也只能再影響幾張挨著它們的卡片，就這樣發展下去，最終會影響整組卡片。舉個例子，一組50張卡片，第39號卡片出錯了，只會影響到前邊兩張卡片，也就是說37號、38號和39號卡片會出問題；卡片再過一遍機器，出問題的是36號、37號、38號、39號和40號。等這些卡片第三次過機器時，它會影響更多的卡片，錯誤就像傳染病一樣擴散開來。他們發現一張卡片出現了問題，想重新過一遍機器的時候，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們只需要重新計算一小部分卡片，也就是那張出問題的卡片的前後10張。因為10張卡片通過機器的速度，要比50張卡片通過機器的速度快得多。所以，當有問題的50張卡片還在機器裡跑的時候，他們就把這10張卡片很快過了一遍。計算速度變快了，但是又帶來一個問題——他們得把整組卡片封上，並糾正錯誤。他們很聰明，是吧？那幫小伙子就是這樣幹活兒的。為了更快地完成任務，他們的確很賣力，也很有頭腦。別的路子都走不通。要是停下來糾正錯誤，我們就會浪費很多時間，我們就完不成任務了。這就是他們做的事情。當時我進來的時候，他們發現一張藍色卡片出錯了，於是他們就拿了一疊張數少一些的黃色卡片，你知道，這些黃色卡片在機器裡走一遍，速度要比那疊藍色卡片快。處理完這個問題後，他們又得去處理那堆白色卡片——他們要把有問題的卡片拿走，換上正確的卡片，再讓一切正常運轉。這讓他們焦頭爛額，你能想像那是什麼樣一個場景，很容易把人弄糊塗。可是，你不能犯錯！他們忙著應付三摞卡片，讓它們過機器，還要把所有的卡片封起來，這時候，上司進來了。「你別打斷我們。」他們說。於是我就識趣退開，讓他們自己忙乎，最後結果也出來了。我們按時完成了任務，情況就是這樣。
接下來，我想跟你們簡單說說我遇到的一些人。最開始我是最基層的工作人員，後來帶隊做了一個小頭頭。但是除了評估委員會的那些大腕——我在洛斯阿拉莫斯見到的那些科學家，我還認識了其他一些很偉大的科學家，能認識那麼多傑出的物理學家，可以說是我人生一大幸事。他們的名字我以前都聽說過，名氣或大或小，但是頂尖的科學家全都來過洛斯阿拉莫斯。這裡頭當然包括費米[5]。第一次他是從芝加哥過來的，給我們當了一陣顧問：如果我們有什麼問題，他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我們和他一起開過會，當時我負責一些計算工作，並且取得了一些成果。這些計算很複雜，算起來很困難。一般來說，我是這方面的專家，我總能預料到計算結果；或者在得到結果後，我總能解釋結果為什麼是這樣。但那一回的計算太複雜了，我不能解釋為什麼會這樣。於是我告訴費米我正在處理這個問題，並開始計算——他說：「等等，在你告訴我結果之前，讓我想想。」接著，他會這樣說，結果應該是這樣（他是對的），他還能指出原因是什麼。他的解釋非常清晰明瞭……你看，他在做我所擅長的事情，而且做得比我好上10倍。他給我好好上了一課。
還有就是馮·諾依曼，他是個大數學家。在學術上，他這人有超乎尋常的洞察力，他建議我不要花太多的時間鑽研這裡的事情。我們用計算機計算時，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現象，可是，這些現象的出現好像不太規律，他就給我們解釋其中的原因。那真是非常好的一個專業建議。星期天或其他一些時間，我們經常會結伴去散步，放鬆一下。附近的峽谷是我們常去的地方，平常和我們一起散步的有貝特、馮·諾依曼和巴赫（Bacher）。和他們一起散步真是一大樂事。馮·諾依曼的一個想法很有意思：你沒有義務為你所在的這個世界負責。這是他教會我的一件事情。馮·諾依曼的這個忠告，讓我卸掉了一個普通個體無法承受之重——就一個個體背負整個社會的責任而言。從此之後，我變成了一個很快樂的人。這是馮·諾依曼在我心裡種下的種子，他教會我不用把全世界的痛苦都背在自己身上。
我還認識了尼爾斯·玻爾[6]，很有意思。那時候，他的名字還是尼古拉斯·貝克，他是和他的兒子吉姆·貝克一起來的，他兒子現在的名字叫阿格[7]。他們從丹麥過來做訪學。大家都知道，他們父子倆都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學家。對其他所有物理學大腕而言，玻爾簡直就是一個神，他們在玻爾面前都要俯耳傾聽。他要在討論會上發言，我們大家都去了，每個人都想一睹偉大的玻爾的風采。會場上人很多，我坐在後面的一個角落裡。會上，我們談了原子彈的一些問題，現場還展開了一些討論。那是我第一次見玻爾。從他進場，直到最後他走出會場，整個過程中，我只能坐在一個角落裡，在密密匝匝的腦後勺的縫隙裡看玻爾一眼。第二天他還要來。在那天早上，我接到一個電話：「你好，是費曼嗎？」「是的。」「我是吉姆·貝克，」那是玻爾的兒子，「我父親和我想跟你談談。」「我？我是費曼，我只是個……」「沒錯，就是你。」於是，早上8點，在別人還沒有察覺的情況下，我去赴約了。我們走進技術區的一間辦公室，玻爾說：「我們正在考慮一個問題，怎樣讓原子彈的威力更大，我們想到了這些辦法……」我說：「不行，這沒有用，不會有效果的……」他又問：「那麼，這樣行不行？」我說：「聽起來稍微好一點點，但是這個地方根本行不通。」我們就這麼反覆討論。在這種事上，我總是不開竅，我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跟這些大人物說話。我眼睛裡只有物理，如果我覺得一個想法很糟糕，我就會直說；如果某個想法很好，我也會直接說好。我說話就是這麼直截了當，我一向如此。如果你也能做到這一點，你就會知道，這麼做感覺很好、很痛快。我很幸運，就像我在圖紙那件事上那樣幸運——我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很幸運。我們就這樣討論了兩個小時左右，前前後後討論了許多想法，你來我往，爭論了半天。偉大的玻爾一直拿著煙斗在點煙，那火老滅。他說話我不大聽得懂，咕嚕咕嚕的，很難懂。他兒子的話倒是容易理解一些。最後，他說：「好了，」他點上煙斗，「我想，現在可以叫那些大人物過來了。」於是他們把其他所有人召集過來，開始討論。他兒子後來告訴我，事情是這樣的：上一次開會時，玻爾對兒子說：「你記得坐在後面那個小傢伙的名字嗎？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如果我的想法不靠譜的話，他會直說出來。所以下次我們要討論問題時，不能和那些人談，他們只會說『對，對，玻爾博士』。先找那個傢伙，我們先和他談談。」
我們完成計算後，接下來的事當然就是做試驗。我們必須做這個試驗。那時我正好在家休短假，因為我的夫人去世了。洛斯阿拉莫斯寄來一封信，上面說：「孩子要出生了，預產期是某天。」我馬上飛了回去，我剛趕到那裡的時候，班車正要出發去試爆現場，我連自己的房間都沒進就上車了。到了阿拉莫戈多，我們遠遠地在一個地方等著，離中心現場有20英里遠。我們有個無線電收音機，我們要通過它瞭解前方的情況，比如試驗什麼時候開始，等等。一開始，收音機不能正常工作，我們對前方的情況一無所知。一直到預定試爆時間的前幾分鐘，收音機才開始工作，他們告訴我們還有20秒就試驗了。他們給離現場較遠的人們發了墨鏡，比如我們——有些人離得要近一些，6英里——你可以戴上墨鏡來看試爆現場。我們離試爆現場20英里，這麼遠的距離，居然還給我們發墨鏡！你拿到一副墨鏡——其實透過墨鏡你什麼也看不到。我想到一點，真正會傷害眼睛的光線只有紫外線，而絕不是強光。於是我進了一輛卡車，躲在擋風玻璃後面，紫外線穿不過玻璃，這樣我就安全了，而且我還可以看到想看的東西。而其他人絕對看不到。好了，時間到了，那兒出現了巨大的閃光，如此耀眼，我很快在卡車的地板上看到了一個紫色光斑。我說：「不對，那是視覺後像。」我探起身，看見那道白光逐漸變成黃色，再變成橘色。空中出現了蘑菇雲，然後又消失了，那是因為衝擊波作用下空氣被擠壓和膨脹的結果。最後，出現了一個橘紅色大球，中心非常明亮，這個橘紅色大球開始上升，小幅度翻滾著，球體邊緣有點發暗。你會發現，這是一大團煙霧，裡面的火焰往外噴射光和熱量。我看到了這一切，而這一切的發生其實只在一瞬間，整個過程大概也就一分鐘吧。這個從異常明亮變暗的整個過程，我都看到了。我恐怕是唯一真正看到這個過程的人，第一次「三位一體核試」[8]。我身邊的人都戴著墨鏡，而6英里處的人也不可能看到這個過程，因為他們都被要求躺在地上、閉上眼睛，所以沒有人看到這幅景象。和我在一起的人都戴上了墨鏡，我是唯一用肉眼直視爆炸現場的人。最後，大約一分半鍾之後，突然傳來一聲巨響，「彭」的一聲，然後是一陣搖晃，像打雷一樣，這讓我相信原子彈確實爆炸成功了。整個過程，在這一分鐘內，沒有人說一句話，大家只是靜靜地看著那個地方。但是這一聲爆炸終於讓大家鬆了一口氣，我心裡的石頭也放下了，因為隔這麼遠傳來如此真切的一聲巨響，這意味著試驗真的成功了。當聲音傳來時，站在我身邊的一個人問我：「那是什麼東西？」我說：「那是原子彈。」那個人是《紐約時報》的威廉·勞倫斯（William Laurence），他是來採訪的。他要寫一篇文章，記述整個過程。我負責接待他，結果我發現，對他來說，要瞭解這個事件，技術性太強了。
後來，普林斯頓的史密斯先生來了，我帶著他參觀洛斯阿拉莫斯。有一天，我們走進一個房間，在一個架子的最裡頭，看到一個小球，比這個尺寸稍微小一點，有這麼大，鍍了銀似的——你把手放在上面，那是溫熱的。它有放射性，那是鈽。我們站在門口，談論起那個小球。這是一種新元素，人造的新元素，地球上不存在——也許在地球形成初期曾經短暫存在過。在這房間裡，它與世隔離，有放射性，還有別的一些屬性。我們造出了這種元素，它是無價之寶，無與倫比。你也知道，人們說話的時候，手腳免不了有些小動作。史密斯先生一下一下踢著門擋，我說，這門擋可比這門更配這個房間。那個門擋是半球形的，用一種黃色的金屬做的——其實就是黃金，用黃金做成的這麼大的一個半球形物體。情況是這樣的：我們需要做一個實驗，為了節省中子起見，我們要看看不同的材料反射中子的情況，所以我們沒有用太多的鈽。我們用很多金屬做實驗，比如鉑金、鋅，還有銅和黃金。實驗中要用到金子，所以我們就有了一些金片。有人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用這些金子做成一個門擋，守護著門裡邊的鈽，這真是絕配。
原子彈成功爆炸，我們得到確切消息後，洛斯阿拉莫斯頓時沸騰了。所有人都在狂歡，我們開著車到處跑。我坐在一輛吉普車背上敲鼓慶祝勝利。我記得，只有一個人除外，鮑勃·威爾遜，是他把我拉進這個項目的。他坐在那兒，悶悶不樂。我問他：「你怎麼高興不起來？」他說：「我們造出了一個可怕的東西。」我說：「可是，一切都是你牽頭的，是你把我們拉進來的。」你知道，對我來說，對我們其他人來說，為了一個正義的事業，我們投身到這項工作中，我們很努力地工作，結果也很圓滿，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很激動人心。你不再去思考，是的，你停止思考了。在剛開始的時候，你還能思考一些問題，之後就不去想了。所以，他是唯一在那個特殊的時刻還在思考的人。不久，我回到外面的世界，去康奈爾教物理。當時，我有一個很奇怪的念頭，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我那時的感覺很強烈。比如，有一天，我坐在紐約的一個餐館裡，看著外面的建築，我會想，在廣島爆炸的原子彈，它的破壞半徑有多大？能覆蓋從這裡到第34街的範圍嗎？所有在這個範圍內的建築，都會被夷為平地。我會想到這些事情。我的想法很奇怪。我在大街上走著，看見人們在造橋，或者在修一條新路，我就會想，他們真是不可理喻，他們不懂，他們就是不懂。（這個世界都快要不存在了）他們為什麼還要鋪橋修路？這都毫無意義。但幸運的是，我擔心的事情在過去的30年裡沒有發生，不是嗎？也許，在接下來的30年裡也不會發生。前30年，我認為鋪橋修路全無意義，很明顯，我錯了。我很高興其他人能夠一直往前走。但是，完成原子彈研究工作後，我就是覺得，做什麼都是毫無意義的。謝謝諸位。
提問：能不能說說保險櫃的故事？
費曼：噢，保險櫃的故事有很多。如果你給我10分鐘時間，我給你們講三個故事，怎麼樣？起初開文件櫃、開鎖，最後我對所有上了保險的東西都有興趣。有人教過我怎麼開鎖。他們給大家配了使用組合密碼鎖的櫃子。我這人有個毛病，這輩子也改不掉，那就是，我總想去解開謎團。每個人都配了那種文件櫃，我們的資料就放在裡面。那些文件櫃上的密碼鎖——莫斯勒鎖具公司生產的密碼鎖——對我來說是個挑戰。到底怎樣才能打開這些鎖？於是我就整天琢磨它們，研究它們。關於開鎖，有很多傳奇故事，比如，怎麼感知密碼，如何聽出密碼，等等。這都是真的，我能懂，而且領悟很深。但是，這套方法只對老式保險櫃起作用。現在他們有了新的辦法，在你轉動密碼盤的時候，沒有東西頂著它了。在這裡，我就不談技術細節了。總而言之，所有老辦法都失效了。我會去讀鎖匠們寫的書，書裡一上來就講他們怎麼擅長開鎖，最驚險的故事就是：女人關在保險櫃裡，保險櫃掉進水裡，女人快要淹死了，然後他打開了保險櫃。就是這些有噱頭的故事。書的後面，他就講自己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但是他不會告訴你任何真材實料，看起來，他們不可能真的能用那些方法開鎖，比如，根據保險櫃主人的心理特點猜出密碼！我總是猜測，他們可能還是留了一手。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堅持研究。真像是著魔了，我一直死磕這些事情，不肯撒手，直到有了一些發現。首先，我弄清楚了有待破譯的密碼組合的大致範圍，以及怎樣去接近這個範圍。然後我發明了一套辦法，用這套方法，你可以去試所有必須嘗試的密碼組合。一共有8000種！因為任意兩個數字為一組，一共3個組合；而且我發現，只要試5的倍數就可以，也就是說100以內的數字，有20種可能，那麼3組密碼的可能組合形式有8000種（20×20×20）。然後我又想出一個方案：保持我設定的一組數字不變，轉動密碼盤，我可以在8個小時內，試完所有的密碼組合。接著，我又有了進一步的發現——這大概花了我兩年的時間——你知道，我在那裡無事可幹，就自己找些事情消遣——最終我發現了一個方法，可以輕輕鬆鬆拿到密碼，在保險櫃開著的時候，密碼的最後兩組數字是可以找出來的。你拉開抽屜，轉動密碼盤，就可以看著那根鎖栓抬起來，你再轉幾圈，就可以看到，轉到哪個數字鎖栓會抬起來，轉到另一個數字時鎖栓會落下去，等等。用這個小竅門，你就可以拿到一部分密碼。我就下功夫苦練，就像打牌的人練習洗牌一樣，一直在練，算得上「拳不離手，曲不離口」。我的動作越來越快，也越來越不露痕跡。我走進一個同事的房間，倚在那人的文件櫃上和他閒談，就像我現在把玩著手錶一樣，你甚至不會注意到我在做什麼。確實，我什麼也沒幹，我就是用手撥弄著密碼盤玩，就這樣撥弄著。神不知鬼不覺地，我已經把兩組密碼搞到手了！然後，我回到辦公室，趕緊記下那兩組數字，三組數字中的後面兩組。好了，如果已經知道了後兩組數字，那麼你只需要一分鐘就可以找出第一組數字了，因為只有20種可能。對吧？
就這樣，我開鎖出了名。他們會來找我：「施穆爾茨（Schmultz）先生出城了，我們想從他的保險櫃裡拿一份材料。你能打開櫃子嗎？」我會說：「沒問題，我能打開。我去拿工具。」（其實我根本不需要什麼工具，）我只需要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找一下他保險櫃的最後兩組密碼。我有那兩組密碼，我知道那裡所有人的保險櫃的後兩組密碼，全都存放在辦公室裡。然後，我拿了一把螺絲刀放在褲子後面的兜裡，權當是要用到的工具。到了那個要開保險櫃的房間，我會關上門——我的意思是，開保險櫃這活兒，不能讓大家都學會，因為這會帶來安全隱患——如果每個人都知道怎麼開保險櫃，那就太危險了。關上門以後，我就坐下來，看看雜誌，或者做點其他什麼事情。一般我會耗上20分鐘時間，然後再去開鎖，很快就能打開保險櫃，一切都很順利。之後，我再在房間裡待上20分鐘，讓他們覺得開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給自己掙點好名聲。其實，這算不上耍花招，我沒耍花招。最後，我走出來，帶著點出了些汗的模樣，對他們說：「好了，打開啦。你們過來看看。」呵呵。
但是也有一次，情況比較特殊，我完全是靠運氣才打開的保險櫃，而且它讓我名氣更大了。那件事情挺轟動的，不過那完全歸功於我的運氣，與圖紙那件事一樣，我很走運。戰爭結束後——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這些事情——戰爭結束後，我要回洛斯阿拉莫斯把一些論文寫完。在那個地方，我又開了好幾次保險櫃——憑這些事，我可以寫一本「開保險櫃指南」一類的書，它會比任何一本教人開保險櫃的書都要精彩。在書的開頭，我會講述自己如何在不知道組合密碼的情況下愣是打開了保險櫃，那個保險櫃裡保存的東西，比任何一個曾經被撬開的保險櫃裡的東西都要機密。那裡存放著原子彈的秘密，關於原子彈的所有秘密，包括方程式、鈾的中子釋放率、造一個原子彈需要多少鈾，所有的理論，所有的計算，所有關鍵的資料都在那裡！
這件事是這樣的：我準備寫個報告，而我需要一份材料。那是一個星期六，我還以為大家都上班，就像以前一樣。所以我就去圖書館借資料。洛斯阿拉莫斯的圖書館中收藏著所有文件，那些資料就放在一個很大的保險庫裡，門上裝著一個大號的旋鈕，樣子很奇特。我對這種開關裝置一無所知。開文件櫃，我很精通，可我僅僅是個開文件櫃的行家。此外，保險庫前面還有背著槍的守衛在巡視。你不可能把這個保險庫打開。對吧？但是，我想了想，有了！老弗雷迪·德霍夫曼（Freddy Dehoffman）在解密部工作，他負責解密文件。現在還有哪些文件需要被解密呢？所以，他不得不頻繁地在圖書館和辦公室之間來回奔波，這讓他又累又煩。後來他想出了一個高明的辦法，他把保存在洛斯阿拉莫斯圖書館的每一份文件都做了備份，並把它們放進自己的文件裡。他有九個文件櫃，一個挨一個放著，塞滿了兩個房間。那些文件櫃裡裝滿了洛斯阿拉莫斯的所有機密文件。我知道他有那些複印件，所以我可以去找德霍夫曼，請他把那份資料借給我。我去他的辦公室找他。辦公室的門開著，好像他很快就要回來似的；燈還亮著，說明他隨時都可能回來。我只好等著。習慣成自然，我一邊等著，一邊快速轉動文件櫃上的密碼盤。試試10-20-30，不行；試試20-40-60，也不行。所有的組合都試了，我只好在他辦公室乾等著，無聊透了。然後，我想起了那些開鎖匠，我從來都想不通他們是怎樣參透人們的心理，從而輕鬆開鎖的，也許他們自己也沒有試過，但是，他們關於人們心理的那些說法有可能都是對的。所以，我要試試——運用心理學知識來開鎖。要訣第一條，那些書裡寫著：「秘書很緊張，她害怕自己會忘記密碼。」那些數字組合成的密碼都告訴了她，可她有可能忘記了密碼，老闆可能也記不住——她必須清楚這一點。所以，她就會緊張兮兮地把密碼記在什麼地方。她會寫在哪些地方呢？書上列出了秘書有可能記密碼的地方。哈哈，最聰明的做法是馬上在抽屜裡找——拉出抽屜，仔細看看抽屜側板，在外邊，潦草地寫著個數字，乍看像是個發票的序號。那就是密碼。辦公桌邊上的抽屜，對吧？我記得書上是這麼寫的。德霍夫曼的辦公桌抽屜鎖著，我輕輕鬆鬆打開了抽屜的鎖。緊接著，我拉開抽屜，在側板上來回找——什麼也沒有。好吧，沒關係。抽屜裡放著很多紙，我在紙堆裡翻找著，最終發現了一張精緻的小紙片，上面是希臘字母表，α、β、γ、δ，等等，寫得很精心。當這些科學家和秘書說到這些字母時，她們必須會寫、會念。對吧？所以，秘書們人手一份這樣的字母表。可是——在那希臘字母表的上方，潦草地寫著「π=3.14159」。有情況，她為什麼要知道π的數值，不需要她計算什麼的呀！於是，我走到文件櫃前。書上說的是真的！都是真的！不是嗎？簡直就像是書裡的情節。我只是告訴你們，這問題是怎麼解決的。我走向保險櫃。31-41-59，不行。13-14-95，不行。95-14-13，也不行。14-31……20分鐘過去了，我用π值顛來倒去試著，但是毫無結果。於是，我從德霍夫曼的辦公室往外走，這時我想起書上提到的心理學內容，我說，應該是這樣！從心理上的角度看，我是對的。德霍夫曼就是那種用數學常數做密碼的人。除了π，另一個重要的數學常數是e。於是我又轉身走向文件櫃，27-18-28，卡嗒，卡嗒，最後再卡嗒一聲，文件櫃開了。我一路開下去，所有文件櫃的密碼都是一樣的。好了，關於保險櫃還有許多故事，但這是其中很精彩的一個故事。時間已經很晚了，我們就用這個故事結束今天的演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