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宏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莫裡斯的新書《人類的演變：採集者、農夫與大工業時代》，是以他2012年末在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價值觀研究中心的坦納講座的演講，以及4位評論人的評論和他的回應為基礎結集而成的。此書所圍繞的是莫裡斯提出的一個中心觀點，即他認為在人類過去兩萬年的歷史中，人類的價值觀經歷了三個大致交替出現的體系。與每一種價值觀相關聯的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組織形式，而每一種組織形式又是由人類從週遭世界獲取能量的特定方式決定的。
這三個價值體系就是書名用押頭韻——採集者/覓食者（foragers）、農夫/農耕者（farmers）和化石燃料使用者[1]（fossil fuels）——所示的價值觀體系，它們其實也可以說就是對應於狩獵—採集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三種不同的價值觀體系——莫裡斯有時借用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2]的說法把農業社會稱為「阿格拉裡亞」（Agraria），把工業社會稱為「因達斯特裡亞」（Industria）。
莫裡斯認為，第一種「覓食價值觀」的價值體系，因為與它相關的社會主要通過採集野生植物和狩獵野生動物來維生，是很小規模的群體且流動性很大，故而覓食者傾向於看重平等，也比較能夠容忍暴力。不過他認為19世紀有關覓食者實行「原始共產主義」，所有物資全部歸公的觀念是錯誤的。第二種是「農業價值觀」的體系，因為與它相關的社會主要靠經過馴化的動植物來維持生計，農耕者傾向於更看重等級制度而非平等，比較不能容忍暴力。所以往往建立大的等級社會的國家以保障定居者和平地休養生息。第三種是「化石燃料價值觀」的體系，它所關聯的社會主要通過鑽取已經轉變為煤、氣和油的植物化石能量來增加現存動植物的能量，故而化石燃料使用者傾向於看重大多數類型的平等而非等級制度，且非常不能容忍暴力。
價值觀念眾多且紛紜複雜，莫裡斯說他只能在價值觀的諸多因素中選取了兩個他認為特別重要的因素，即對待平等與暴力的態度，主要以這兩點來標示三種不同價值觀的差異。他不迴避他的觀點可能遇到的批評和定性，諸如簡化論、本質論、唯物論、實用主義等，甚至坦承自己就是這樣的觀點，而只要在一個適度的範圍內，這樣的觀點並不是不正確的，或者至少說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說任何學者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某種程度上的本質論和簡化論。
這的確使熟悉馬克思唯物史觀的人們很容易想起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的觀點，但這裡是某種生產力——覓取能量的方式——直接決定價值觀念，他自然也不會引出階級鬥爭的觀點，更勿論無產階級專政。相反，他是相當贊成今天發達的「化石燃料使用者社會」的主流思想的，贊成社會合作與自由市場，或者如書中一個評論者理查德·西福德（Richard Seaford）所說，是贊成一種「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但更確切地說，他是贊成一種「與時俱進」、因需而變的價值觀。如果他生活在過去的社會，他也會接受過去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這倒也是為現代人比較平心靜氣地看待、理解和同情地解釋過去的價值觀開闢了一條道路。他的歷史觀和價值觀背後的哲學是一種功利主義或效益主義，這也可以為同情地理解大多數人的價值觀念，預防少數人的浪漫政治思想逾越界限而傷至社會提供一個恰當的基礎。
莫裡斯的觀點簡單明快，而且的確抓住了一個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人必須獲得物質能量才能生存下去，而且獲得的能量較多才能繁榮，才能發展起一套精緻甚至奢華的文化。而且，他對未來雖然也有展望，但沒有一套烏托邦的社會理想，未來是開放的，有幾種可能，包括由碳基生物變為硅基生物的可能，也有核戰爭的可能。
莫裡斯的「價值觀三段論」既有一種簡化的鋒利性，又包含著許多生命的常識，這些常識是拒斥書齋裡產生的「意識形態」的。但是，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人類的價值觀的形成是相當複雜的，即便承認人們獲取能量的方式與他們的價值觀念之間有某種最初的決定關係，在兩者之間還是存在著許多中介的，比如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它們可能對人們的價值觀的形成有更直接的作用，還有價值觀念和其他觀念本身的相互作用，包括這些觀念對獲取能量方式的反作用，等等。比如說，有時價值觀對一個社會的物質能量獲取方式甚至能起一種定向的作用，有些文明社會（比如經濟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國明清時代的社會）遲遲未進入一種發達的市場和工業社會，正是上層主流價值追求的「志不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
從最長遠的觀點和最根本的因素來看，莫裡斯的觀點也許能夠解釋某些根本的共性：人只有吃飯才能生存，只有有豐富的多餘產品才能發展。但不容易解釋一代代活著的人所面對的生存和社會環境的多樣性，而活著的人要對付的卻主要是自己的特殊性，那些共性由於太一般甚至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計的。
另一個問題則是涉及價值觀念的恆久性，在變化的價值觀念中有沒有一些不變的核心價值，莫裡斯的確提到了幾種，比如「待人公平，行事公正，愛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等。但他傾向於認為這是人類生物演化的結果，乃至是人和動物共有的。當然，人類和動物不一樣的地方是人同時也進行著文化演化，但他還是堅持我們關於何為正直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我們如何從週遭世界獲取能量。在每一個階段，能量獲取的模式都決定了人口規模和密度，這些又反過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哪些社會組織形態的效果最佳，繼而又使得某些價值觀體系相對更成功、更受歡迎。每一個時代的觀念其實都是「得其所需」。
莫裡斯的分析數據常常是饒有趣味、引人入勝的。他談到覓食者並未刻意改變所開發資源的基因庫。而農耕者由於其最重要的能量來源是已經馴化的動植物，他們就刻意改變了所開發資源的基因庫。在覓食社會，每平方英里[3]土地通常只需支撐不到一人的生存，如果環境惡劣，這一比例可能會降低到每十平方英里養活一個人。但是，農業社會的人口密度往往會超過每平方英里10人。道德體系要滿足能量獲取的要求，而對於能量獲取介於10 000~30 000千卡/人/天之間的（農業）社會，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便是接受政治和經濟的不平等。覓食者的暴力死亡率超過10%，而農耕者的這一比率接近5%，有時還要低得多。農耕者只有在等級森嚴、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和平的世界裡才能倖存，他們因此而重視等級與和平。在工業化程度最高的西方經濟體，人均能量獲取增長了7倍，從1800年前後的約38 000千卡/人/天，大增到20世紀70年代的230 000千卡/人/天。如今，全球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著45人，也就是說世界上宜居部分的人口密度高達100人/平方公里。而農業社會的典型人口密度30多人/平方公里，2000年，人類的身高平均比1900年他們的曾祖父母高10厘米，壽命長了30年，扣除物價因素後的收入高出了5倍。
莫裡斯還談到通向現代「工業社會」兩條路徑：自由路徑和非自由路徑。在有些年代，比如20世紀3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非自由路徑看起來比自由路徑的速度更快，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在後毛澤東時代重塑的非自由發展同樣也造就了比自由版本更快的經濟成長——儘管這裡有起點較低的原因，且同時引發了環境災害的負面外部效應及大規模腐敗。他認為歸根結底還是自由路徑更為成功，因為它不僅在創造財富和自由方面，還在減少暴力乃至提昇平等方面都佔有優勢。
和《21世紀資本論》[4]的作者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觀點有些不同，在莫裡斯看來，從2002年以來，不管以任何方式來衡量，全球基尼係數都是下降的。雖然數據略有不同，但他和《人性中的善良天使》[5]的作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觀點卻是一致的，即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後在減少暴力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1900~2000年死於暴力人數為1億~2億，僅佔那段時期在世上生活的100億人的1%~2%。使用化石燃料的20世紀比覓食採集者的世界要安全10倍，比農耕者的世界也要安全2~3倍。自1989年以來，戰爭（國際戰爭和內戰）的數量直線下跌，全世界95%的核彈頭已被銷毀，暴力犯罪率暴跌，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的暴力致死率已經下降到區區0.7%。
也就是說，伴隨著三個階段的人們對暴力態度的價值觀的變化：即從覓食採集者的比較能容忍暴力，到農耕者的相當不能容忍暴力，再到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非常不能容忍暴力，這三個階段的變化是一段比較平滑的曲線；而平等的情況則有起伏，是從覓食採集者的相當平等，到農耕者的比較能接受不平等，再到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非常要求平等。在覓食者時代，平等只是存在於小範圍的群體裡面。到了農業社會，在已經取得了相當發展，但還不是那麼發達的生產力的條件下，要支撐起一個大規模的政治社會，很難不採取一種容有等級差別的制度；但人類進展到工業社會，範圍達到趨於全球化，則又是相當平等的了，即便國與國之間還不一樣，但還是有人權平等的普遍要求。莫裡斯認為，化石燃料人群生活在規模更大、密度更高的社群中，他們往往認為政治和性別等級都很邪惡，暴力簡直就是罪惡，但他們對財富等級的容忍度一般高於覓食採集者但低於農耕者。然而，莫裡斯雖從能量獲取者在不同階段的社會組織規模、流動性等方面對能量獲取方式如何決定這些不同的價值做出了說明，但所提供的因果證據的確還不是很充分。他對人們的價值觀念體系中是否還存在著與動物有本質差別的人之為人的特性成分，是否還存在著一些不變的、非物質需求所能決定的成分的觀點也還是可以質疑的。
所以，我以為，在對其觀點進行評論的三位著名學者：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的古希臘文學教授西福德、哈佛大學哲學教授克裡斯蒂娜·M·科爾斯戈德（Christine M. Korsgaard）、耶魯大學歷史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和一位文學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評論中，科爾斯戈德的評論還是最富於挑戰性的。她提出了一種真實道德價值觀與成文價值觀之間的差別，說這可以看作永恆的價值觀與事實上只有特定時空的人們支持的價值觀之間的差別。莫裡斯的觀點之所以會引發成文價值觀和真實道德價值觀之間關係的問題，原因之一是，他認為成文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生物演化造就的，這就引發了真實道德價值觀是否也是如此造就的問題。如果想要讓成文價值觀能夠支持不同的能量獲取方式所必需的各種社會組織形式，人們必須認定他們的成文價值觀就是真實的道德價值觀，即他們必須信服，乃至信仰其價值觀的正當性和真理性，乃至某種永恆不變性，他們才會有效地履行這一價值觀。而價值判斷能力在本質上與我們規範性或評價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相關，而這種自我評價的能力是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這種規範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可能就是我們能夠進行價值判斷的根源，雖然它也同樣可能被「意識形態」扭曲，引發一整套獨屬於人類的弊病和錯誤觀念。因此，科爾斯戈德不認為人們的價值觀是由人們的能量獲取方式塑造的，而是人類的價值判斷能力天然地傾向於依附真實道德價值觀，只不過這種傾向非常脆弱，極易受到扭曲。或許我們應該認為，隨著農業時代的來臨，人類開始可以積聚權力和財產，各種意識形態也開始產生，它們扭曲了真實道德價值觀——直到現在，人類已經進入科學和普及教育的時代，我們才開始慢慢克服這種扭曲。
莫裡斯的回應是：他說他不贊同科爾斯戈德所說的「其他動物不具備規範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的觀點，也不相信有任何真實道德價值觀存在。他認為現代人類代表了一個譜系的一端，而不是在本質上不同於其他所有動物，科爾斯戈德斷言平等主義與和平主義是人類的缺省設置，是有些過頭的本質先於存在論。人類價值觀的確只能由人類所持有，但如果人類無法從環境中獲取能量，他們就根本不可能持有任何價值觀，即如詩人奧登[6]（Auden）所說「先填飽肚子，再談論道德」。就算是經過最無懈可擊的推理所得出的脫離任何背景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實道德價值觀，也必須以某種形式的能量獲取為前提。真實人類的價值觀其實就是成文價值觀，從頭到尾，我們討論的都是成文價值觀，而成文價值觀就是由我們從世界獲取能量的方式所塑造。
因此，莫裡斯說，他懷疑大多數人在面對出生在農業世界而非化石燃料世界這種可能性時，或許不會選擇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謹慎指點的平等主義方向。最佳選擇或許是更有保留的承諾秉持一整套更粗糙，也更易操作的價值觀，那自然是經過生物演化的核心價值觀，包括公平、愛、同情，等等。但是，要讓不同時代的人們自己來決定如何對這些價值觀進行最佳解讀才能遠離飢餓和暴力。所以，永恆價值觀根本就不存在。要進入的世界是中世紀，那麼秉持封建等級觀念的人們會興旺昌盛，而平等主義者則不會。今天的人們不會贊同封建觀念，但與其說是這些觀念不正確，不如說這些觀念過時了，或者說它們只是在「過時」了的意義上是「不正確的」。
在我看來，莫裡斯的回應雖然有他一向直率和坦誠的特點，但在表達和論證上還是過於強勢和絕對了。他可能還是過於低估了人與動物的差別性，以及價值觀念的複雜性和精神性，也沒有看到人的價值觀念自有其獨立於物質需求和功利效用的意義。而即便價值觀要充分有效地履行，也必須要有人們對它的信，即信其為真，乃至信其為普遍和永恆的真。雖然這信並不能保證價值觀的內容就一定是真，但在一些最基本的價值規範中一定還是有其客觀普遍的真的——比如說無論如何都應該尊重生命，不殺害無辜。我想對這一基本價值的普遍性莫裡斯估計也不會反對。他對獲取物質能量方式的重視，對反對暴力的肯定，就表明實際他還是肯定了在「均富」之先的保存生命的普遍道德原則，所以，他似乎沒有必要否定平等，即便在比工業社會更早的時代裡平等更多的是體現為平等的生存權利而非平等的財富權利；也沒有必要否定存在著真實乃至永恆的基本價值——保存生命。在這一基本點上，莫裡斯和他的批評者其實是可以達成一致的。
無論如何，莫裡斯的這本新書是富有意義的。莫裡斯努力在最低的和最高的，最物質的和最精神的，最基本的和最高超的之間建立一種聯繫——雖然將其處理為一種直接的決定性聯繫肯定會有不少問題，但這種努力是非常可貴的。而且，這也是在高超理論與意識形態面前捍衛基本常識，有助於防止那種過於強調精神力量的、浪漫的唯意志論在變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之後給人類造成巨大的災難。他的觀點也為現代人理解乃至寬容過去時代的價值觀，至少是比較平心靜氣對待它們，提供了一種解釋的基礎。
[1] 本書中文譯名採用了化石燃料使用者對應的「工業時代」。——編者注
[2] 歐內斯特·蓋爾納，見第75頁註釋１。——編者注
[3]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編者注
[4] 《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簡體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於2014年9月出版。——編者注
[5]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簡體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於2015年7月出版。——編者注
[6] 奧登，見第273頁註釋１。——編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