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裡所討論的這種漸進的、有方向性的生物性變化是可以造就歷史趨勢的。雖然這種趨勢不是單一的形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物性的改變會偏向某些特定形式的社會和組織，而這些社會和組織就進而變得越來越普遍。最終，由量變到質變，一些群體產生了以前社會中不曾擁有的新的社會形式。具體地說，只有經歷了上千年階級式農業社會的選擇，那些新的社會形式才會出現。
在不同群體之間所共享的大量相同的心智特徵並不代表這些群體一定會擁有相同的社會形式或組織。性格特徵的分佈也是很重要的。
舉個例子，高信任度的社會能夠節省巨大的成本——人們可以夜不閉戶，也不用擔心貪污腐敗問題。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高信任度社會的人將比其他社會的人在戰爭中表現得更加突出，因為他們不用擔心背叛的問題。在另一種社會中，如果20％的人習慣欺騙，那麼這個社會將會消耗大量資源進行懲罰與防範。而且，那些需要相互信任的行動在這種社會當中是不可能進行的。
在一個群體中，沒有任何一種個性是真正的異類（比如每個人都帶有莎士比亞所描述的某種特徵）。這個群體可能會產生一種和我們完全不同的文明，因為這種混合的個性和我們是不同的。如果一個社會由過多的哈姆雷特組成，那麼這個社會可能一事無成。
我們可以以兩種方式來看待新近的自然選擇所偏向的社會形式。最顯而易見的是對於頻率的考察。最有力的例子顯示，我們所處的社會形式在歷史中是不多見的。當然，因為我們缺乏關於原始社會的很多信息，下這種論斷是很困難的。比如，我們有理由懷疑印度河文明是否曾擁有眾議院、參議院立法機制，獨立的司法系統，以及成文的憲法——因為我們無法解讀他們的文本，當然也就無從知曉。另一種方式是用空間來代替時間：我們來考察那些從未當過農民的現代人，或者只在很短時間內從事農業的歐洲人、東亞人以及中東東部人，然後考察哪種社會的形式與機構（如果有的話）在這些人群中是鮮見的。雖然，這種方式比考察早期社會顯得更值得商榷，但我們對於近代歷史的記錄顯然要完整準確得多。
古老的農耕文明比起那些鮮有從事農業或經歷過等級社會的文明而言，對於複雜的新技術以及社會組織方式接受起來容易得多。這說明在工業和科技革命的誕生過程中，在認知及個性上漸進的生物學改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提到：「那些新近崛起的國家其實就是幾千年來古老的糧食中心產區，或者由那些來自這些地方的人所組成的國家……由此說來，我們幾乎無法想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或者澳大利亞土著人，或者美洲原住民能夠統治世界。公元前8000年的歷史已經書寫了我們的今天。」[26]不過我們要問的是，這是什麼樣的歷史呢？戴蒙德曾解釋說社會之間的差異全部來自文化，也就是說，是後天習得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即便沒有經歷過農耕文明的社會，理論上也是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學會的。畢竟，文化在每一代人中都在不斷傳承，因此那些在一些國家中被證明是成功的技術革新及社會組織形式，在兩到三代人之中是很容易被習得的，比如許多國家的大部分農民在幾代人的時間內全部變成了城市居民。然而，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某個國家開始從事農業的時間對這個國家在最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有巨大的影響。即便他們將許多其他影響因素都考慮進去之後，這個結果仍然成立。[27]這個發現很難完全歸結於文化效應。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從他們青銅器時代的祖先那兒學到有益的經驗（這是很有可能的），為什麼其他國家的人不行呢？為什麼這些經驗能夠給該國的人帶來特殊的好處呢？從另一方面來說，在那幾千年中，遺傳上的變化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裡很容易發生，而遺傳信息傳遞起來卻並不容易——至少現在還是如此。
如果這些變化的根源是影響認知能力和個性特徵的生物學變化，而且這些生物學變化是自然選擇作用了上千年的產物，那麼關於為何鮮有農耕經驗的人在現代化過程中也進展緩慢這一問題的種種傳統解釋就顯得很有問題了。而且，如果研究方法是依據其中的生物學原理制定的話，這些方法可能很有效果。這些方法完全有可能改變我們對周圍世界秩序的認識，把整體研究都變得更加有趣。
我們對新的社會形式很關注，這些社會形式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極大地提高了創新的速度——我們也把這叫作科技和工業革命。有人爭辯說遺傳上的逐步改變不可能帶來這樣巨大的社會變化。然而，在我們看來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舉一個例子，讓我們看看在公元1500年歐洲的某人群中，如果一個能夠影響行為的基因的基因頻率是20％，並且具有6％的選擇優勢——我們知道很多基因的選擇頻率都在這個範圍，那麼在接下來的300年間，這個基因的頻率將會翻倍。而當這個基因的頻率從20％升高到40％，這將是一個巨大的變化，足以使公元1800年的歐洲社會產生新的生產力或變化趨勢。
這樣有選擇優勢的基因在過了1000年後將以10倍指數速度增長。當這個基因的頻率是1︰100000，或者1︰1000，甚至是1︰100時，這個基因幾乎沒有任何社會效應：但如果這個頻率從1％變成了10％，那麼這個基因的作用就不容忽視了。當某個基因在不到1000年的時間裡能夠從10％的頻率升高到50％，那麼它帶來的社會影響可能是巨大的。
當一些微小的生物學改變超過某個閾值的時候，它們可能也會帶來巨大的社會變化，正如同稍稍高於冰點的溫度就可以使冰融化成水。這種變化（冰變成水，水變成蒸汽，石墨變成鑽石）叫作物態變化。我們應該能找到相應的社會變化模式。讓我們想像正在打仗的一支軍隊，一支處境並不太好的軍隊。士兵們開始逃跑——一開始只有幾個人，然後越來越多。那些還在堅持奮戰的人會漸漸開始發現他們取勝的機會隨著越來越多的同伴逃跑而迅速降低，於是更多的人會選擇逃跑。這個惡性循環會加速下去，直到整個軍隊崩潰瓦解，每個士兵都只會想辦法保全自己。可見，一個在戰鬥中小小的變化（幾個人開始逃走）就足以使一支組織嚴密有效的軍隊最終變成一群烏合之眾。根據組成這個軍隊的士兵的個性差異，這樣的瓦解既有可能不會發生，也有可能無可避免，這其中的差異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文化因素可以影響上述這種社會變化發生的概率，而生物學因素將會影響個性特徵。
同樣可能的是，一些重要的行為具有非常有效的閾值，只有具有非典型特徵的個體才能夠成就。我們很容易想像，只有少數幾個強壯無比的人才能夠舉起巨大的石塊。同樣，只有很少幾個人能夠猜得出一個深奧的謎語，或者唱得出一個罕見的高音。在這些情況下，非主流個體是重要的。
絕大部分特徵是以類似鍾形曲線分佈的，或者也叫「正態分佈」。這個分佈的意思是，我們大部分人都處於平均值狀態，少數的人要離平均值遠一些，只有極少數的人距離平均值很遠。比如，美國男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9英吋（約1.75米），這個統計值的標準偏差（即隨機抽取兩個美國男性他們的身高差異）是3英吋（7.62厘米）。這也就是說，大概2/3的美國男性的身高在5英尺6英吋和6英尺之間（約1.68—1.82米之間），大概比1/6多一點的男性身高在6英尺以上。如果從平均值往遠一點說，我們就會發現人數越來越少：大約每50人中有一人身高高於6英尺3英吋（約1.9米），每770人中有一人高於6英尺6英吋（約1.98米）。如果我們提高閾值，這個閾值以上的人數就會越來越少。現在，讓我們考慮另一邊，矮個子人群——讓我們假設這個人群中男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6英吋（約1.68米），比美國男性的平均身高低一個標準差。儘管矮個子人群和美國全體男性這兩組分佈大部分是重疊的，但高個子出現的比例卻大相逕庭：身高在6英尺6英吋（約1.98米）以上的男性出現在矮個子人群中的比例比出現在美國全體男性中的比例要低至少40倍。
重要的是，一些特徵的平均值上很小的改變就會對超越高閾值個體出現的頻率有巨大的影響。如果一些重要的文化使命只能由一些特別善於解決特定謎題的個體去完成，那麼即便這個人群平均解謎能力只有很少的改變，整體文化演化也很可能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有許多其他因素也可能影響這些事件，然而因為遺傳變化而出現的平均能力水平變化就是一個影響因素。而兩個種類的影響因素（社會階段性變化和擁有特殊才能個體出現的頻率升高）可能都對現代科學的誕生做出了貢獻。
一般人們說的科學，正式起源於16世紀的歐洲，標誌是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在1543年發表的《天體運行論》。再早的歷史時期中，比較接近現代科學的就是希臘文明和稍晚的阿拉伯文明中人們實踐過的「原科學」（protoscience），然而它們也並不怎麼接近。現代科學的生產力和強度遠遠超過了從前那些研究。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歐洲科學家，比如牛頓、麥克斯韋和達爾文，他們作為個體的知識貢獻超過了許多文明作為整體在許多世紀中的貢獻。
我們相信科學研究要求許多善於（和感興趣）解謎的人們之間的交流和合作。科學是一項社會工程，科學家永遠不會真正單獨地工作，他們的工作永遠建築在別人的工作之上。牛頓曾說：「如果我能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應該是對此有所認識的。所以科學家群體的人數和他們的社會聯繫對科學的發展是關鍵的。我們同時也知道平均能力的很小的變化就會對這類個體出現的頻率有很大的作用。
而且你要知道，社會聯繫能力也有階段性的變化。想像一下1450年歐洲一個剛剛發跡的資質平庸的科學家認識了另一些和他很相像的人，那些熟人又去結識其他科學家；但是因為當時這類人是很稀少的，歐洲潛在的科學家們組成了一個個分散的小群體而不是一個大的社群。新想法和新發現都沒有有效途徑傳播。我們設想如果這類人出現的頻率增加，一些特定的臨界值會有急劇的轉化。很可能一下子所有小群體都建立聯繫了，每兩個成員之間都有交流的途徑。有時候傳染病的傳播就有類似的現象：如果易感個體的數量和密度超過了一個特定的閾值，這個傳染病肯定會蔓延至整個人群；如果低於這個閾值，疾病僅限於在小群體中爆發並漸漸消失。
因此，科學「革命」很可能就源自影響關鍵心理特徵的基因的頻率變化。那麼什麼特徵會促使科學的誕生呢？抽像推理論證和數字能力的提高都可能有幫助，而且可能這類特徵會在複雜的等級制社會中更受自然選擇的青睞。雖然一般說來，我們認為沒有直接的選擇青睞創造力本身，有創造性的個體是對其他特徵的自然選擇偶然出現的副產品；這裡指的是那些真正會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報償的特徵，比如說低時間偏好[31]和建造複雜思想模型的能力。
我們的觀點和那些認為適應性得益於創造力的人的觀點截然相反。已經有證據顯示詩人特別容易有躁狂抑鬱的病症。[28]如果這個觀點成立的話，那麼根據那些人的說法，與躁狂抑鬱症有關的等位基因頻率應該會升高，因為詩人和其他很有創意的藝術家會得到社會回報。[29]當然，攜帶這些等位基因的人群中只有很少數人會成為詩人：大部分（在最近1000年中）都只是貧困的農民，很難看出躁狂抑鬱症在那樣的社會情境中能有什麼益處。
事實上，詩人很少能取得很大的榮譽，他們的社會適應性在這個意義上是很低的，尤其是得了（具有高自殺率的）躁狂抑鬱症的詩人。更籠統地說，創造性很少直接帶來很大的適應性優勢，因為好的新想法會被很快地複製，而複製者能得到相應的適應性優勢而不必付出相關的代價。事實上，很顯然在很長時間內革新者很少從他們的創新成果中收穫許多好處。因此，公共政策致力於提高革新者的回報，比如說通過版權系統和對科學研究的公共支持。然而這類的支持還是有限的，而且是很晚近的事情，在人類歷史和史前的長時段中，對創造力的直接自然選擇看起來不太可能發生。
技術因素和社會影響因素必然對於增進社會連接非常重要：比方說，更好的交通、規律的郵政系統和印刷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類似於印刷技術這樣的發明無疑是很重要的，但這樣的發明看起來就只是科學發展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因為在大部分世界人口中，科學要麼不存在，要麼驚人地脆弱，即便在那些能接觸到有利技術因素的人群中也是這樣。如果一個地區或一個人群能夠從知識中獲得重大的好處，那麼科學在這個群體中就是真實和有生命力的，反之就不是這樣了。以這個標準評價，現在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及其他某些地方，科學都是不存在的。[30]
雖然我們迄今沒有完全理解科學和工業革命的真正起因，但現在我們必須要開始考慮持續的人類演化對這個過程做出貢獻的可能性了。它能解釋我們看到的一些奇怪的歷史模式。比方說，如果當時人們沒有一定程度的演化變化，那麼模仿希臘科學所帶來的失敗就不可避免了。進一步說，這種想法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何一些在農業生產和創建國家方面更早起步的人類群體會更容易參與到科學和工業革命中來，而那些起步晚的則不會。尤其我們想到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經歷，他們中的許多個體對晚些出現的兩次科學和工業革命起了重要影響，而他們正是被這一類演化所塑造的——跨越歷史時期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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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時間偏好，就是人們對現在的滿意程度與對將來的滿意程度的比值。通俗地說，時間偏好是指「現在就要，還是以後再要」。——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