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這種機器的保障，欲女們 就可以品嚐愛的歡樂，她也不必擔心 會搞大自己的肚子，更不必 對著乳臭未乾的小子大喊大叫， 背叛自己往昔愉悅的時光。
《機器》，1744年
18世紀為西方歷史帶來了影響最深遠的政治和哲學變化。新的國家逐漸形成，第一個現代民主制度誕生。莫扎特和亨德爾譜寫了一些迄今為止都是最美妙、最複雜的音樂，而庫克船長發現了奇妙的太平洋群島。但是，當伏爾泰和盧梭就教育、民主和宗教這樣高尚的問題展開辯論的時候，休謨（Hume）、潘恩（Paine）和邊沁（Bentham）所探究的那些概念最終形塑了日後的文化研究與文化衝突，其他啟蒙時期著名的或者臭名昭著的人則在思考一些更加世俗化的問題。
實際上，最熱愛啟蒙運動的人對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的評價很高。在他們的書信、日記和回憶錄中，這些人高聲讚頌著他們的「盔甲」、「機器」和「英式騎裝長外套」，言辭充滿了熱愛之情。
這些人中有一位，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情人。
他宣稱自己出身於一個小貴族家庭——他誇口自己有一位偉大的祖父，曾經和哥倫布一起遠航——賈科莫·卡薩諾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事實上是兩位威尼斯演員的兒子，也許他的傳奇色彩的形象就是自父母那裡繼承的。卡薩諾瓦過著複雜而多姿多彩的生活，充滿了不幸、性放縱、多次牢獄之災和多次僥倖脫險。他是一個賭徒，身邊從來不乏女人，同時從商，這讓他變得非常富有（有時候也很貧窮）。當他有錢的時候，他與當時社會上最顯貴的名流們交往密切。同時，作為一個情人他的膽量使他變得非常有名，以至於現在英文中將他的名字作為「性流氓」的同義詞。
但是，卡薩諾瓦為整個歐洲和女人睡覺的男人們做子一個不同尋常的、充滿實際意義的示範：他使用安全套。這樣做首要的原因是為了避免和別人的老婆睡覺造成的麻煩，當然預防傳染病也是一個重要的理由。
在他1789左右撰寫的《我的一生》（History of My Life）一書中，卡薩諾瓦提到了他的「英式騎裝長外套」，或者是「英國雨衣」。雖然他在帕多瓦大學的天主教教會法和民法專業上已經取得了學位，但他明顯沒有注意到一位意大利同胞已經讓早期的現代西方安全套變得流行起來。和很多歐洲人一樣，卡薩諾瓦一直認為安全套源自於英格蘭，稱它們為「英國人發明的小小的防病袋，讓人們從焦慮中解放出來，享受美好的性愛」。他形容他自己的安全套是「用精美、透明的皮膚做成的小外衣，8英吋長，一頭收口，另一頭敞開，並縫有窄窄的粉紅色絲帶」，「這件外套讓人們從此可以高枕無憂……美妙的防病佳物，可以阻止可能發生的令人追悔莫及的意外。」
卡薩諾瓦的「派對詭計」
卡薩諾瓦也將他的小袋子用作做愛前的前戲，假裝天真地要求他的性伴幫助他戴上套套。他甚至發明了一種派對惡作劇來娛樂女人——將他的「雨衣」當做氣球來吹——這種方法也能確保套套上沒有細小的洞眼。
也許很讓人吃驚——他是第一個炫耀女子是如何沉溺於與他一起追求性愉悅的人，同樣，他對於如何能輕易把這些女人搞上床也毫不避諱——卡薩諾瓦在安全套的體驗方面更為有趣的一次經歷發生在妓院。大概因為他很少光顧妓院，以至於有一次去的時候忘記了帶自己的「外套」。他要求老鴇幫他弄一個安全套來，老鴇卻拿來一個劣等貨，相對於他貴族的身份來說這個套套實在太粗鄙了。卡薩諾瓦理所當然要求換個品質好些的。老鴇拿出了一打安全套，這是她那裡質量最好的套套，但她不願意拆開單賣。可以想見的，這個法國女人肯定也和很多英國同行一樣，從事著批發安全套的副業。
感覺到自己被敲詐後，卡薩諾瓦充分利用了他所面對的困境：他要求妓院裡的性伴幫助他從那些過高要價的安全套中挑選一個他應該戴的。她「回來的時候帶了整套安全套，我擺好姿勢，命令她為我選擇一個最適合的。她不太高興，但還是開始幫我檢查和測量尺寸……『這個不合適』，我告訴她。『試試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突然之間，我就射了她一身。」
並非所有卡薩諾瓦的情人們都喜歡他的「雨衣」。其中一個告訴他，她更喜歡他完全自然的狀態，更欣賞他的「小東西」上沒有「骯髒的、噁心的和讓人反感的套套」。她認為安全套只是很無聊的東西，證明佩戴者過分警惕了：「愛情創造了這些小衣服，但是如果愛情是和謹小慎微聯盟的，那麼這種聯盟就很無聊，只適合那些晦澀的政治。」雖然卡薩諾瓦對於安全套的崇拜顯而易見，但他也確實記錄過，有時候當他「把自己的陰莖封閉在一塊死皮裡面，以證明精力旺盛」時，結果很不令人滿意。
顯然地，對於卡薩諾瓦來說，使用安全套的經歷中最具娛樂性的一次是和一名法國修女發生關係。當卡薩諾瓦偷看修女的私人物件時，他在她的寫字檯抽屜裡驚奇地發現一盒套套。出於好奇，他想看看她是否想念這些套套，他偷偷地把盒子放進口袋，並寫下一首詩放進抽屜裡。當卡薩諾瓦和他的情人上床的時候，她找個借口下了床，去寫字檯拿盒子。當然她沒有拿到安全套，看到的是卡薩諾瓦寫的詩：
友誼之子，憂傷之僕， 我就是愛情；焦慮又恭敬的，一個賊。 你，上帝的妻子，並不畏懼母親的身份； 如果你懷孕，他會聲稱自己是父親。 但是，如果你拒絕為我結出果實， 告訴我，我會把自己閹了來順從你。
很快地，她寫下一首詩作為回應，這首詩也許會讓讀到它的人懷疑她成為修女的動機：
當天使干我的時候，我毫不懷疑 造物主乃是我唯一的丈夫。 但是為了讓他永不猜疑 必須毫不猶豫地戴上我的套子。 只因為我須服從於他神聖的意志， 願我的朋友干我時無憂無懼，如他所盼。
卡薩諾瓦屈服了，他還回盒子並戴上一個小套子做愛。他描寫說，一個小時之後，他的愛人如何摘除套子，並盯著他的「精華」端看良久。
卡薩諾瓦淫蕩的故事為安全套歷史留下了有趣的一筆。它證明18世紀的婦女並不只是安全套主要的生產商和供應商，她們也購買安全套。那麼，一個修女和世界上最有名的情人睡覺的事實呢？既不能指責也不能歸功於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
世界上充滿了道德敗壞之人，這點無可否認；但是，道德敗壞之人，雖然佔據著主導地位，卻還沒有得到沒有限制的主導權。
塞繆爾·約翰遜，《漫步者》，1751年
另一位18世紀安全套的記錄者也許沒有像卡薩諾瓦那樣在全世界都赫赫有名，但他在英國歷史上也是相當知名的人物，並以「一個真正屬於女人的男人」的名聲著稱，換句話說，他很喜歡在戶外亂搞女人。
他的名字叫詹姆士·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是一位蘇格蘭的律師和作家，但他最著名的身份還是塞繆爾·約翰遜的傳記作者和密友。約翰遜本人是一位非常多產的作家，他是歷史上文章被引用數量僅次於莎士比亞的人，他也是現代字典之父。
鮑斯威爾為約翰遜所作傳記中，最意味深長的也許是記敘了約翰遜博士以道德哲學家之名而在整個歐洲家喻戶曉，後者總是抓住一切機會打擊道德敗壞的人。但是，朋友的影響並沒有讓鮑斯威爾成為一個反道德敗壞的鬥士或者一個性保守主義者，恰恰相反，他對於公德或私德漠不關心。事實上，這是一個歷史的諷刺：一個在歷史上因為他正義的布道和對於道德敗壞之人的聲討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朋友和生平事件的記錄者卻是個性開放者。
詹姆士·鮑斯威爾開始他的愛情冒險的時候，並非一個安全套的狂熱愛好者。他在私人日記中寫到，第一次戴安全套的感覺並不那麼好——他在聖詹姆士公園找了個十幾歲的妓女，「戴上安全套後感覺非常遲鈍」。
雖然這次體驗讓他對「盔甲」沒有產生什麼興趣，但幾個星期之後，他嘗試著再次使用它，鮑斯威爾也是個花了錢就希望所得超值的人，所以他不斷重複使用著同一個安全套。「我踱進了公園，抓住第一個遇到的妓女，彼此之間沒有多少交談就搞了起來，因為戴了套子，我感覺很安全。她長得又醜又瘦，胸脯聞起來一股酒味。完事之後，她鬼鬼祟祟地溜走了。我對這次粗劣的嘗試沒多少興趣，決定以後不再做了。」這次，他抱怨的是和一個骨瘦如柴的陌生人的性交，而不是安全套。
但是，鮑斯威爾是個性慾很強的人，很快他就打破了自己「不再做」的誓言，同時開始忠誠地使用安全套：「在乾草市場（Haymarket）的一頭，我找了一個強壯的、興高采烈的少女。我帶著她來到威斯敏斯特大橋，在這個高貴的建築上戴著『盔甲』和她野合。腳下是奔騰的泰晤士河，在這種地方性交的怪念頭讓我感受到了無窮樂趣。」毫無疑問，他非常喜歡可能被抓住的危險帶來的刺激，同時，當所有的倫敦人都在街上慶祝國王喬治三世生日的時候，他卻在做愛，這種特立獨行的做法也讓他興奮不已。
有時候，做愛帶來的興奮感讓他放鬆了警惕。在「國王的慶典」過後沒幾天，他在日記中記錄了又一次的冒險行為：「我找了一個稚嫩、溫和的女孩，名字叫做愛麗絲·吉布斯（Alice Gibbs）。我們沿著一條小巷來到一處舒服的地方，我拿出『盔甲』，但是她懇求我不要使用這個東西，否則會減少樂趣，而且她保證自己是很安全的。我大膽地相信了她，並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性交。」
事後，鮑斯威爾還是免不了擔心了一陣，一周後他重新開始使用安全套。這次，在進行戶外性交之前，他用運河的水沖洗了一下安全套，這樣做的目的也許是因為濕的腸子比干的戴起來舒服點，而非出於衛生的考慮。
沒有激情的聲音無法帶給人愉悅。
薩德侯爵（The Marquis de Sade）
歷史上安全套使用者中最臭名昭著的應該是薩德侯爵了，和他稍微傳統一點的意大利同行差不多，薩德侯爵因為在性方面的冒險行為而聞名於世，以至於他的名字在英文中有特別的地位。但是，和「卡薩諾瓦」這個名字不同的是，「薩德」有一種邪氣在裡面，有「殘忍的」或者「非自然的」意思在裡面，比如「性虐待」（Sadism）、「施虐狂（Sadist）」和「虐待狂的（Sadistic）」。
薩德（全名為唐納蒂安·阿爾方斯·弗朗索瓦·德·薩德Donatien Alphones Francois de Sade）出身於一個法國貴族家庭。雖然在人們心目中，他的社會地位和名聲等同於最差的性放縱者，他卻居然平安度過了法國大革命，沒有被推到斷頭台上。
薩德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性冒險以及對這些冒險的記錄。他用自己和他人的性經驗，真實的或者幻想的，作為寫作的基礎。薩德最有名也最具爭議性的著作《瑞斯丁娜》（Justine），讓他成為一名小說家、一名色情文學作家。但他真正談論自己最喜歡的控制生育的方法卻是在另一本叫做《閨房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1795年）的書中。諸多方法中的一個就是使用安全套——或者像他說的那樣，「用威尼斯皮膚做的一個小袋子」。
在他的《閨房哲學》一書中，諸個角色討論了各種「安全性交」的方法，紳士耐心地解釋給女士聽，「其他人要求他們的性伴使用威尼斯皮膚做的小袋子，就是俗語說的安全套，這樣精液就可以留在袋子裡而不外溢。」「威尼斯皮膚」這個說法來自於他喜歡的「小袋子」的產地——威尼斯的安全套生產商以生產高質量的安全套聞名，而薩德只使用其中最好的。
鑒於他在文學和性冒險兩方面的名聲，薩德同時被同時代的人喜愛和鄙視。今天，人們不僅認為他是多產的色情小說作家，也認為他是個對所有古怪事物都充滿熱情的人。但是，最後，他關於性愛的過分描寫以及狂暴的個人習慣終於使他鋃鐺入獄，被控以「違犯自然」的罪名。
從很多方面講，安全套在17和18世紀時都處於全盛期，它不僅被普遍使用，甚至在精英團體中被強行規定使用。生產商們嘗試著生產各種尺寸和質量的安全套，女人們則會明確說出她們的傾向——戴或者不戴安全套。歷史上有段時期，婦女們只能找到很少的維生之道，於是她們開始生產和銷售「盔甲」、「鞘」和「機器」。而從另一方面講，仍然是女性承受著伴隨安全套而來的危險和損害——骯髒的工作環境和製作不成功的安全套，而製作簡陋、品種寥寥的安全套令她們感覺很不舒服。
這就是歐洲的「氣球」。新世界又是如何的呢？安全套是如何到達美國的呢？
冒失的愛、障礙和好的醫生…… 新世界的性
……一位美麗處子，渴望心跳一刻 在新婚的床上與愛人融合， 用華麗的裝飾展現自己的美態， 當性愛達致高潮，也是她最富有的時候……
托馬斯·莫頓（Thomas Morton）對美國的看法，1625年
1625年，當英國律師和冒險家托馬斯·莫頓從善良的殖民者手中接手了一塊殖民地的時候，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們都震驚了。考慮到莫頓的哲學，這種衝突並不令人奇怪：他倡導男女之間自由戀愛，並將自己的殖民地當作性的自我表達和探索的綠洲。他甚至公開和當地的土著交朋友，「一起跳舞搖動」。
莫頓的這一塊受性支配的殖民地中的殖民地——更恰當的名字是「快樂山」（Merry Mount）——深深觸怒了清教徒。於是在1628年，他們派出邁爾斯·斯坦迪斯上尉（Miles Standish）去逮捕莫頓。莫頓成功逃脫，但最後，清教徒的首領控訴他和他的追隨者是在「讀神」，行為不潔，他還是被遣返回了英格蘭。
新世界
英國抨擊性文章《對新英格蘭的傳喚》，如此嘲笑殖民地的假正經：
在這個教堂裡的人都應該給他們自由 去享受基督教的自由； 所有的事情都變得普通，避免戰爭， 每一個男人可以和別人的妻子發生關係， 如果需要，也擁有一名侍女， 去繁衍和增加後代。
莫頓如此希望擁有不受束縛的生活方式，而他認為這種方式在新世界有可能實現，所以在英格蘭短暫停留了一段時間後，他又愚蠢地回到了「歡樂山」。但這一次，他不再受歡迎，甫一抵達就被清教徒們扔進了監獄，在那裡他受到悲慘的對待，不久就死於獄中。
莫頓的故事對於那些認為自己抵達馬薩諸塞港口後，就能在新世界隨心所欲生活的舊世界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預警。清教徒是一群意志堅強的人，他們確信只要將他們認為「不潔淨」的性行為定義為非法，就能保證殖民地的「道德」。通姦被詮釋為一個男人和一個已婚女人發生關係，在這裡是要被處死的。他們的「雞姦律法」宣稱手淫和口交是違背上帝意志的——因為這兩種行為都浪費了「種子」。
雞姦律法
16世紀英國的雞姦律法來自於法語俚語中的「bouges」，意思就是「異教的」。
但是，不管那些早期定居者如何努力地試圖控制其他人的性生活，當殖民地擴張和成熟的時候，性觀念和性行為也和人種一樣，變得花樣繁多起來，反映了他們思想的根源——歐洲人的行為準則。事實上，後來的殖民時代對性是相當開放的。民間一度鼓勵婚前性行為，這種鼓勵是和如下條件「捆綁」在一起的：情侶只要打算訂立婚約就可以睡在一張床上，中間只隔一條毯子或者一塊板。有宗教信仰的殖民者們在討論妻子應該盡到義務，向丈夫提供足夠性愛時，口吻相當平淡，他們認為「夫妻關係」源於「造物主的自然傾向」。
……他被一種噪音嚇到，並逃跑了。慌亂中，他穿走了女人的襯裙，而不是自己的褲子。
駭人聽聞行為的證據和正常的性行為在整個殖民主義時代和大革命時代都經常在文學作品中被提到。父母給遠離家鄉的兒子寫信的時候，會警告他們要遠離年輕人放蕩的生活，對沒有保護的性行為充滿了恐懼。他們為殖民主義後期日益寬鬆的道德準則而擔憂，特別是在繁榮起來的城市裡。就連在哈佛大學讀書的學生們也免不了被父母擔心他們對性的純潔性。1672年的時候，一位父親準備把他的兒子送到那個神聖的學院去，臨行前告誡他要小心「年輕的慾望，任意妄為的傾向和秘密的骯髒行為……不要浪費……你寶貴的時間在任何骯髒慾望導致的戀愛中。」對於後清教徒來說這樣的用詞是很嚴重的了。
有趣的是，甚至在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地方長官布拉德福德（Bradford）的私人信件或者日記的零星記錄中也可以看到，美國人是相當敏感而且容易激動的人，他們嘗試著控制生育。和早期文明以及近代歐洲的婦女一樣，結婚的婦女普遍要擔負起控制生育的責任，他們嘗試著各種方法防止懷孕或者使妊娠終止。有些方法是歐洲人帶來的，有些則是從土著那裡學來的。後者使用的主要是各種防治懷孕的草藥，和殖民者的祖先們使用的配方很像。男人有時候也會承擔一些責任，但如果根據布拉德福德的說法，相比承擔責任而言，這些男人更關注的是如何遮掩他們和已婚婦女或者年輕的女僕人之間的苟且之事。
愛（love）、院子（yard）、精疲力盡（spent/clpped）、來一回合（taking a bout）、冒失的愛（saucy love）、收割、耕耘（mowing）、盛極一時（giving a flourish）、醉生夢死（fuddled）、雛水鴨（ftopper）、封起來的（enveloped）、蓋上蓋子的（topped）……
18世紀美國用於愛的詞語
當殖民者開始為擺脫英國的控制而鬥爭的時候，早期殖民時代的社會束縛有所緩解。儘管大革命時代在歷史上還是代表著性壓抑的年代，但事實上，很多美國人或許接受了國父們關於建設國家的崇高思想，在生活上那是相當的隨心所欲。
年輕男女嬉戲的時候，有時候無人陪伴。在美國大革命時期，人們十分歡迎參戰的士兵加入聚會，特別是如果他們和主人以及其他客人屬於同種社會地位。當他能夠單獨約會一個女孩的時候（根據記載，其實許多女孩和男孩一樣迫切希望「嬉戲」），聰明的士兵，特別是從附近鎮上或者村子來的士兵，會嘗試避孕。那些在農場長大或者從事屠宰之類工作的男人大概傳承了他們祖先瞭解的知識：母牛、山羊或者綿羊的腸子可以加工成有用的裝置。另一方面，船員有更多渠道得到從歐洲進口來的安全套。如果他們有現金，聰明的船員可以把儲物箱都裝滿安全套，以此逃避稅收人員的檢查，之後賣給安全套供貨商或者其他船員。
大革命時期的日記以及其他文件並沒有提供太多——或者說專門提供——關於安全套使用的證據，歐洲的文獻中關於此類情況的細節也提及不多。通過北美當時高比例的強制婚姻（shotgun marriage）[1]可以判斷，美國人對於保護自身的意識沒有歐洲人強，也沒有在歐洲那麼流行——或者說美國人相比之下有很多避孕失敗的例子。但是在大革命時期之後的二三十年中這種現象將發生改變，當偷偷摸摸的安全套浮上水面，從此它就正式記載於美國的歷史之中。確切地說，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是在新大陸最初的兩個首都城市開始走出隱蔽的衣櫥。
醫生、斷頭台和安全套
在後革命時代的費城，違法的性行為並不只存在於紅燈區。在費城各個社會階層中，隨意的性行為和通姦行為十分普遍，也許正是因為這個新大陸最初的首都在社會和性方面的自由，令它成為美國建國初期最大的安全套零售市場。
18世紀後期，「兄弟之愛之城」（the City of Brotherly Love）[2]成為繁榮起來的法國移民聚集地，其中很多是從前的愛國者，他們從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和他臭名昭著的斷頭台下逃出。其中最著名、最具傳奇色彩的要數出生在西印度群島的律師聖麥利（Mederic Louis Elie Moreau de St. Mery）。聖麥利在18世紀60年代離開家鄉去往巴黎，他加入了法王的軍隊，並研習法律。他甚至宣稱自己重新發現並修復了哥倫布的墓地。
18世紀90年代，當聖麥利決定去他的故鄉聖多明哥（Santa Domingo）旅行時，他發現法國政局變化的影響已經波及這個島嶼，對於那些曾經為國王工作過的人來說，前往法屬加勒比地區是不安全的。但聖麥利沒有取消旅行計劃，他決定改為前往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
當他到達美國當時的首都費城時，聖麥利喜歡上了這個正在繁榮起來的而且吵鬧的城市。他充滿熱情地描寫了喬治·華盛頓總統召開第一屆國會的事情，而且對新大陸的一景一物都滿懷好奇。他非常喜歡這次旅行，以至於決定留下。
1794年，為了維持生計，聖麥利在福倫特和核桃（Front and Walnut）街上開了一家書店，售賣「小型」書籍（時髦的小冊書籍，比如《窮理查年鑒》（Poor Richard's Almanac）和伏爾泰的法語作品）。無論如何，律師發現了在這個傷風敗俗的城市裡有一個更加有利可圖的市場：聖麥利從巴黎進口優質的安全套，和書籍一起售賣給那些法國移民和美國人。這項生意為他賺到了很多錢。
當他描述自己的生意比之前只賣書籍時是如何如何好的時候，他在日記中這樣記載：「我不想剝奪自己賺錢的權利，在熱帶缺少這個小小的套子是有危險的。於是，當我的舊同事和朋友巴利斯特·金提（Barrister Geanty）——一個從巴爾的摩的弗朗索瓦角來的難民，他對醫療用品所知甚廣——提供給我一小批很棒的貨物的時候，我接受了。整整四年，我有完整的一套貨物分類。雖然最初的打算主要是提供給法國移民使用，實際上美國人的需求量也很大，雖然後者普遍認為使用它是一件羞恥的事情。所以，美國大陸普遍使用安全套的歷史可以從這個時候開始記錄。從聖多明哥以及其他殖民地來的人一直要求我們供貨。」
只有最好的
法國生產的安全套在幾個世紀中都是最受歡迎的，上乘的質量和神秘感為它贏得了聲譽。不同的材質讓其花哨的名字——「金箔匠」——傳續了好幾個世紀。紐約一名叫J. C. Galoupeau的人便利用此一悠久傳統宣傳自己的「金箔匠」安全套是「歷史上生產過並進口到這個市場的最好的產品。」
雖然當時性病在費城頗為盛行，聖麥利的法國客戶購買安全套的意圖除了預防疾病，同樣重要的還有為了控制生育。這玩意的需求量一度大到聖麥利始終無法裝滿自己的貨架，部分原因要歸結於，雖然他的生意是合法的，但他的進口過程卻不那麼光明正大。聖麥利付給船長錢，讓後者走私安全套並存放在他們的衣櫃中，以避開海關稅吏巡視的眼光和小東西需繳的重稅。這樣的過程會延緩運送時間。同時，聖麥利確信只有法國人才能生產真正好的安全套，所以他拒絕自己從事安全套生產。
聖麥利的生意也讓他有機會一探費城社會的真實面貌。這個法國人對於城市居民的社會互動一直很留意。一方面他的生意做得很好，另一方面他又在日記中對他的美國客戶使用安全套冷嘲熱諷。他覺得他們放縱又偽善：那些有名、富有、聲譽良好的客戶在公眾面前表現得十分正直和保守，同時他們又偷偷摸摸地購買和使用安全套，以便在他們通姦和尋找妓女的時候使用。美國男人從沒像現在這麼熱愛閱讀。聖麥利更喜歡法國上層階級的大膽態度。
他也帶著些厭惡的口吻記錄說美國女人普遍對性缺乏認識，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這段時期沒有任何關於婦女購買或者售賣安全套的記錄，這和歐洲的情況完全不同。這種對於性的無知在美國婦女身上不幸地延續到了20世紀。
不幸的是，雖然聖麥利是一個廣受尊敬的人，也是費城哲學協會的成員之一，在那裡他結識了諸如塔列朗（Talleyrand）和法國領事雷塞——此人的二兒子便是蘇伊士運河的督造人——這樣的朋友，但他並非一個很好的生意人。1797年，很可能是出於糟糕的商業判斷力而非糟糕的銷售業績，聖麥利決定賣掉自己的產業，回法國去。在法國，他受到了約瑟芬皇后的歡迎，之後，他成為將路易斯安那賣給美國的最主要的倡議者，他讓法國領導者相信這種交換會鞏固美國和法國的聯盟。
聖麥利離開費城對於這座城市來說是一大損失，但是對於安全套的銷售而言卻談不上。那時候，費城人已可以從理髮師、老鴇、沿街小販、酒館客棧的服務生乃至行事謹慎的零售商那裡買到安全套了。
第二個安全套首都
到了18世紀40年代，美國革命過去很久之後，紐約第一個紅燈區得名「聖地」（Holy Ground）。此名源於它所佔據的土地——緊鄰現在的哥倫比亞大學所在地——曾經為紐約三一教堂（Episcopal Trinity Church）所有。在「聖地」上，小酒館的主人和老鴇悄悄地售賣著安全套。這種玩意兒最受中上層階級歡迎，當他們來到紐約，可以花很少的錢，輕而易舉地得到各種各樣的妓女和那些喜歡與陌生人玩午夜冒險遊戲的年輕婦人。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很少使用安全套。和費城一樣，區分階級的一個方法就是同樣愛在「聖地」尋樂的紐約工人階級（還有革命時期的英國士兵）感染淋病、梅毒和致死性疾病的比率更高。海軍官員是經常使用安全套的人（他們有渠道可以從歐洲進口安全套，而且能夠負擔得起質量最好、價格也最高的安全套），而且他們要比湧向紐約的鄉下人、普通士兵和船員有見識得多。
高級妓女確實要求客人使用保護措施，但是窮困的站街女和妓院的低等妓女很難說服他們的客人使用安全套，她們自己也沒錢買安全套。雖然可以從私人渠道偷偷地買到安全套，但是價格很昂貴（用今天的價格算，大約5美元一個安全套），往往相當於一個站街女好幾個月的收入。出於這樣的原因，以及工薪階層的人大多不明白缺乏安全措施的性行為會帶來怎樣可怕的後果，又或者僅僅只是沒有使用安全套的意識，總之，在這個階層中，安全套的使用遠遠沒有在上層階級中那樣普遍。無論如何，對於「工作的女孩」，使用安全套是非常有意義的。曼哈頓債務人的監獄不僅用來關那些欠錢的人：老鴇經常把她們不小心懷孕的「女孩」關在那裡。18世紀晚期，紐約醫院和救濟院中都是得了淋病或者梅毒，奄奄一息的妓女們。
[1]指由於懷孕而被迫或不得不結婚。——譯者注
[2]此為費城別名。——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