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
網易博客在建國60週年之際，組織了「中國是什麼」的博客寫作活動——我姑且這麼叫，現在還不知道他們取了一個什麼樣的名稱。
「中國是什麼」，不是要每一位作者寫這麼一個大而無當的題目，而是讓博文作者們在這個巨大的題目之內自由地寫。剛接到邀請的時候我想，去界定一個對象是什麼是極為困難的事情，而解釋這個對象不是什麼相對容易些。
我本想寫中國科學不是什麼，還是覺得這個題目大了。不如自省一下，想一想自己是誰，或者，自己不是誰。推而廣之，也許我們能看出一點兒中國科學的影響，雖然在中國科學這個巨大的背景之下，你拿多少倍的放大鏡也不容易看到我。
而且，我從來不善於做宏觀思考，喜歡甚至沉迷於細節的觀察和玩味——有趣的是，最近我在一個海外華人八卦的地方，看到有人八卦我不善於計算。他們甚至拿出我佩服的弦論家蘇士侃來做比較，說他也不善於計算。年輕的代價是什麼？代價之一就是只看到表面，這些人不知道蘇士侃在沒人的地方做了多少計算。回到我自己，我這人還真喜歡計算，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那種人。
在那個八卦中，有人甚至說我自己給自己做過定位：我是中國弦論研究者中的前三名。也許那位同學在夢中見過我這麼說過。我即使狂妄，但至少懂得外柔內剛這個處世哲學。何況到了我這個年紀，雄心消磨殆盡。對了，難道我們走到哪兒都改變不了背後八卦別人的愛好嗎？我在我的學生身上看到了希望，但八卦的牌子總是被一些人貼在臉上，被人誤以為這些人是中國人的代表。
那麼我是誰？我出生於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的最後一年，嚴格地說1961年才是最後一年，所以我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的尾巴。作為一個嬰兒，沒有奶喝，但有稀粥喝。據我母親說，我喝粥的時候很沒有風度，兩隻手抓住碗沿喝，而且還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我長大後，母親把這件事情作為善意嘲笑的材料告訴我。對了，我另一個記憶中調不出來的被嘲笑的事情是，會走路之後，家裡沒人，被繩子拴著繫在門上，半天不哭不鬧，這被拿來當作我既老實又傻的證據。
將一碗粥喝得底兒掉是一種痛快淋漓的幸福，而被繫在門框上是一件極度鬱悶的事情。但是，在一個無知無識的小兒記憶中，所有這些並不存在。沒有感覺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推而廣之，我們需要鈍化感到苦痛的器官，而使感受幸福的器官更加敏銳。也許這是一種生存之道。
1978年高考，1985年出國再回國，1987年再出國，直到1999年回國，這幾乎是我們這一代還留在學術界的大多數人的生活軌跡，不奇特，卻決定了我們這一代人如何生活，如何工作，甚至決定了我們如何去影響環境，如何影響我們的學生。中國學術界是什麼，我不敢為長我一輩或兩輩的人代言，但40歲到50歲這一代，我還是有一點自己的看法的。
我們每個人在回國之初都覺得自己學到了西方那一套價值觀，在中國的環境下待幾天，很快成為憤青。有些人繼續憤青下去，覺得這個不好那個不好，需要改變。有些人很快學會生存之道，不再憤青，而是適應大環境，希望將環境慢慢改進。還有一些人，大概適應環境是唯一目的。我很難判斷三類人各佔多少比例，我希望第二類人多一些，因為適應環境是改變環境的先決條件。
這是一個快速改變著的環境——首先是物質的。我們在硬件方面迅速向西方靠攏，在大都市，生活條件不讓美國的一些大都市。工資在增長，研究經費在增長，通訊手段在增長。我們現在幾乎沒有借口不將自己的工作做好，因為過去所有物質的抱怨幾乎不再成立。我們甚至有比我們西方同行更為有利的條件，每一個老師都有不止一個兩個學生。我們甚至在「軟件」上看齊西方，例如我們開始要求發表SCI論文，要求高的引用率，要求高的論文質量。其實，我們甚至走得更遠。過分強調量的指標使得我們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所看上去淪為美國的第三流大學，因為只有在三流大學裡，SCI和影響因子才是重要的。在第一流的學校，人們關心的不是你發表了多少篇文章還是引用次數多少，人們問的是，你到底做了什麼？
所以，現在基本上可以回答我是誰了。我是在一個還在流行著美國第三流大學標準之下工作的物理學家，雖然這種標準在艱難而緩慢地改變。我並不抱怨，因為改變是一個過程，一種進化。我們不能像小人魚那樣強迫自己走在鋒刃上，將自己的尾巴分成兩條腿成為人類。
那麼，我不是誰？
我肯定不是我國外的那些同行們，我需要適應我們的環境，而且我不會期待我們的環境在未來會成為北美的環境或者歐洲的環境，因為至少日本和韓國的環境還是東方式的。就是說，我需要一個習慣西方思維的大腦但遵從東方儒家文化的行為。我不能徑直批評同事和同行，但需要在行動上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和標準。在學術上，我們當然可以像西方人那麼做，可以爭論。換句話說，好鋼不能用在刀刃上，而是用在刀身上。
我肯定不是書齋裡的學者，西方人雖然也不是，他們也需要參加各種委員會，盡自己的行政義務，但他們沒有太多的單位和辦公室政治。所以他們有更多的時間用來做研究。
我不是西方那種只帶一兩個學生的教授。沒有辦法，不是我想多帶，而是教授太少，學生太多。我將基礎稍差的學生帶到自己能做研究，而希望將基礎特別好的學生培養成和北美好學生可以比一比的程度。
我也不是一個純學者。這種定位是回國數年後才有的。我們需要更多的純學者，沒有其他愛好一心向學。很多人成為辦公室政治家或者憤青。我兩者都不是，我喜歡碼字，而且我覺得在中國，學者得自己去爭得話語權。
對了，我還是一位詩人。在當下的中國，詩人不是被人嘲笑就是被人無視。成為詩人怎麼了？他有一種審美愛好，就這麼簡單。允許你吃肉吃成大肚子，就得允許我成為一個詩人。今天讀嚴力，有幾句值得在這裡引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隨便扔一塊磚頭就能砸到一個詩人/如今隨便扔一塊磚頭/就能砸到另一塊磚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