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7日。清早。我和家人借宿在一間閣樓裡。我凝視著閣樓的木板。睡意未退，炎熱襲來，我有些頭昏腦漲，身體渴望呼吸。我輕輕起身，套上幾件衣服，躡手躡腳地走了出去。大自然的味道如此美妙。我裸著腳，小步穿行在茂盛的青草間。成千上萬隻昆蟲在灌木叢周圍穿梭交錯。我沐浴在白晝的第一縷光輝中，身心愜意悠然。
我們正在表親家的農場度假，最近這裡轉型為生態農業。牧場的籬笆後面，奶牛、家豬和牧馬正踏著如茵綠草。我穿上鞋，走了將近1個小時，去感受一種安身於叢林中、樹木間、池沼邊的，稠密而寧靜的生活。
我回到閣樓，打開電腦瞭解時事。在《世界報》的網站上，我注意到一篇標題非同尋常的文章，就在熱門文章這一分類的最頂端：《2100，地球末日？》。這是“環境”專欄記者奧黛麗·賈麗科發表的一篇博文。經過瀏覽和細讀，我明白了它要揭示的是，從現在起至未來的幾十年裡，一部分生物可能會滅絕。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該觀點源於一份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由世界各地22位科學家共同完成的研究報告。此報告還涉及其他10多項關於污染、氣候異常、濫砍濫伐、地質侵蝕、人口增長、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問題的研究，並在最後得出結論：人類即將面臨一個傾覆點（tipping point），屆時，生態系統的一連串退化將會深刻地改變地球生物和氣候的平衡。這種變化將以一種非常粗暴突然的方式發生，以至現存物種根本無法適應……
好幾個小時過去了，我仍震驚不已。等到家人都起床的時候，我什麼也沒說，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是看著孩子們睡眼惺忪地吃早餐。再看看其他人（我的妻子和她的表親），他們正做著喚醒身體的習慣性機械動作。放在昨夜，這樣的場景對我來說再平常不過，現在看來卻荒謬至極。我不知道該怎樣和他們分享我剛讀到的內容，但我已無法緘默不言。等了差不多1個小時後，我用盡可能清晰的方式，開始向他們陳述。沒有誇張的言辭，做到最大程度的細微和謹慎。但我同時也表露了這條新聞讓我有多震驚。沒有一個人做出我所預期的回應（我只跟在場的成年人說了）。對話不外乎就是：“我們很清楚，這肯定是一場災難啊……但我們能做點什麼呢？”一部分的我對這樣的回答驚詫不已，另一部分的我則明白這完全在意料之中。因為，說到底，面對這樣的新聞，你又能做些什麼呢？
10天過後，這份研究報告上了《解放報》的頭版頭條。洛爾·努阿拉, 《解放報》“地球”組的頭牌記者，在鬧編輯荒的8月，成功拿下頭版頭條和4面內頁。我又和妻子聊起了這個話題。這一次，她的回應比上次強烈。儘管如此，讓我愕然的是，這一信息並未引發任何人做出具體行動，包括我自己。我們一邊高談闊論一系列事件，聲稱它們會帶來和世界大戰一樣嚴重（甚至嚴重得多）的後果，一邊一成不變地過著自己的小日子。
2013年3月31日，我應邀參加記者史蒂凡·保利在法國國際電台的新聞節目。在播放前的準備時間，我向他談及這份研究報告，並表達了我的沮喪，因為自《解放報》2012年8月9日刊發了相關文章後，就再也沒有主流媒體認真地討論過這個問題。直播時，他篤定地轉述了我的意見，指斥了媒體的荒謬行徑。可是，稍後，到了下午1點，這個嚴肅的、以左派著稱的公共電台，這個無數優秀記者為之共同奮鬥數年的廣播頻道，在它自己的核心節目中，卻只報道了幾則社會新聞和政治家之間的爭吵。一切都無關痛癢。最終，這則本應在所有報紙、所有廣播、所有國家電視台成為頭條的新聞，被貶謫為法國最大日報的1篇博文、《替代經濟學》雜誌的1張附頁和網上的2篇文章（據我所知，分別出現在《回聲報》和《心理學雜誌》的網站上），只有偉大的《解放報》是個例外，這得益於洛爾·努阿拉的堅持……怎麼會這樣？
在6年多的時間裡，我一直努力思考這樣的矛盾。2006年年底，我被委以重任，創建一個受生態農業倡導者、作家皮埃爾·拉比啟發的運動[1] 。我領導了這個運動，直到2013年8月卸任。其間，我們一直試圖弄明白，是什麼促使民眾、企業家和政府人員做出回應……或者不做出回應。事實上，過去的幾十年裡，不論是1949年以來的一些默默無名的作者，如費爾菲爾德·奧斯本，還是1961年的蕾切爾·卡遜，抑或是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報告、成立於1988年的GIEC[2] 、1992年的裡約峰會（以及之後的所有峰會）、紀錄片、電視節目、非政府組織甚至一些政界權要，都紛紛發出了警示信號，但以上所有，都未能促成任何一個行之有效的措施。政府繼續殺雞取卵，他們的選擇，常常受制於財政方面的重壓，以及對贏取選票的執念；大多數企業家不管願不願意，都得符合增長和資本主義那套邏輯；大部分民眾繼續推動消費型社會的運轉，陷在日常生活和財務煩惱中無法自拔……與此同時，半數野生物種滅絕，全球溫度繼續攀升，垃圾氾濫成災，10億人飢腸轆轆，同時卻有15億人過度肥胖。85人積累起來的財富相當於另外35億人的資產總和……但是到了這個地步，為什麼我們還是沒有行動起來？
我不斷地思考這些問題，最終，兩個原因浮出水面。
第一個原因是，我們正遭遇著現實的虛擬化，且這種虛擬化日漸壯大。我們無法將自己的行為和其帶來的後果聯繫起來，這些後果我們看不見，感受不到：過度消耗能源引起的氣候異常；在世界另一端為我們組裝手機、做衣服的奴工的苦痛；用於為我們創造財富的各種資源的耗盡；變成令我們大快朵頤的牛排、漢堡包和香腸的動物們，在機械化屠宰場流水線上所遭的罪；為了建造停車場、酒店、超市或者種植玉米、黃豆以餵養大型飼養場裡的牛、雞、豬等，而被我們從地球表面根除的數千種野生物種……我一遍又一遍地試圖向我的孩子們解釋，為什麼我不帶他們去他們所有朋友都會去的快餐店。如今，人們去快餐店就跟去電影院或者麵包店一樣，司空見慣。而我一再叮囑他們的話，正如早些年別人反覆講給我的話一樣，只是一些抽像的詞語和概念，喚不起任何的實際行動。被砍伐的森林，對我們來說，要麼只是些數字，要麼就是些畫面，一旦有了新的樂子，我們就會把它們忘得一乾二淨。我很清楚自己做出了多少努力，多少次說服自己尊重自己的選擇：不吃肉、不去超市、盡量少乘飛機……又有多少次動搖了。因為，在主流文化和習慣的重量面前，這些美好的意願又能有多少價值呢？當我們生活模式中的一切，當現有世界的構建方式都帶著我們飛速逆向行駛的時候，還怎麼奢求看到這些理念大放光彩？然而，我們還有什麼選擇嗎？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缺少願景。從2007年開始，我就在考量，我們是多麼缺乏一種引人嚮往的生態觀和可持續世界觀啊。跟其他非政府組織的大多數同仁一樣，我們花費了大量時間去要求公眾改變生活方式，卻不為他們提出全面又有帶動性的替代方法。我們這是在命令他們向虛空中邁腳。有勇氣或有可能向著未知縱身一躍的人屈指可數。我們應當提供一個安全跳板，一塊堅實的、讓人安心的土地，以這塊土地為根基，我們才能共築未來，或者，至少嘗試去共築未來。在我們組織的講座和活動裡，擠滿了只念叨這樣一句話的人們：“我們能做什麼呢？”不過，只是主張一些彼此孤立的行動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當這些行動看上去根本無法與問題的廣度相提並論的時候。我們很難相信，“只淋浴，不泡澡”會對水資源的衰竭問題產生一丁點兒的積極影響，因為我們知道，70%的用水消耗於農業和畜牧業[3] 。而“出門前記得關燈、避免駕車出行就能改善氣候異常”這樣的想法也顯得荒謬，畢竟某些火力發電站所排放的溫室效應氣體量和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從油砂中提取原油造成的污染不言而喻。當然，這些經常被提上檯面的不去行動的理由（因為世界之大，總會有更嚴重的污染源），也有違人文主義精神。但它們揭示了重要的一點：我們內心深處認為這些行動毫無用處。沒人願意做徒勞的努力。所以，也許我們需要把這些行動納入一份指導性綱領中。我們應當繪製出一幅新房子、新社會的圖紙，並提出切實的方案，讓每個人都參與到打地基的活動中來。或許，我們首先需要創造意義、激情和故事，這些才是我們的智慧和心靈所喜聞樂見的。
2008年，我發現了一本引人入勝的書，深受觸動：小說家兼散文家南茜·休斯敦的《故事與人類》。它的開頭這樣寫道：
世間所有物種當中，只有人類知道，他們曾經出生，他們將會死去。
這兩點認知賦予我們一樣東西，一種即便與人類血緣最近的黑猩猩和倭猩猩也不具有的東西，那就是對於何為完整生命的直覺。
只有我們才會把自己在地球上的存在看作一段富有意義（既有含義又有方向）的旅程。一道弧線。一條從出生到死亡的曲線。一種於時間中鋪展而開的形狀，有開始，有波折，有結局。換一種說法就是，一個故事。
“太初有道”的意思是：話語（這種充滿意義的行為），是我們這個物種的開端。
故事賦予我們的生命一種其他動物無從知曉的意義。[……] 人類的意義與動物的意義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我們的意義是建立於故事、歷史和虛構之上的。[4]
在這部作品中，南茜·休斯敦提出，“故事”是人類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而發展出的一種能力。因為害怕、憂慮自己的終結，人類有一種極其強烈的需求，即創造意義，證實自身於謎團中心的存在。宗教、國家、歷史，人類不停地創造個人故事和集體故事，當這些故事被足夠多的人共享時，便成為社會與文化結構的根基。口述、繪畫、書籍，在很長時間內都是傳播故事的重要手段。小說的出現加速了這種現象，直至給予了故事一個官方地位：“虛構”。從1930年開始，尤其是從1950年開始，電影的地位與日俱增，它繼續展示著這種人類發展出來的向千千萬萬其他人講述故事的能力，以及讓想像成形的能力。
書中闡述現實的角度對我很有啟發。這種理論不一定準確，但我很贊同“故事”說。所以我認為，我們消耗那麼多精力去反對的思想和社會模式，只有從“故事”的角度入手，才能在總體上有效地削弱它們。眾多例子表明，我們所謂的“進步夢”，就是一種“故事”，憑借讓大部分人類瘋狂（讓他們充分參與到故事中來，直至一同將其變成現實）的能力，它引發了整個人類社會的大變革。要想讓一部分或全部人類走上一條新的道路，一條更環保、更人性的道路，如果不以創造新的集體“故事”為基礎，就無法實現。
2010年年末，為了向這個方向邁進，我開始寫一個電影劇本。紀錄片的基本框架，大家並不陌生：在農業、能源、城市規劃、經濟、社會結構、教育等方面，尋找重新定義它們的那些具有首創精神的先驅和範例。我想看看，如果我們把它們一個一個地展現出來，到最後能不能讓一個故事浮出水面，向我們描繪明日世界可以是什麼樣子；我還想知道，這樣的“故事”能否跟60年前的“進步夢”一樣，鼓舞人心，激發行動和創造力。2011年年末，我遇見了演員兼導演梅拉妮·羅蘭。2012年9月，我們一起參觀了一座美好的永續農業莊園。回程中，我把自己籌劃得極其艱難的項目告訴了她。梅拉妮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我們也因此成了朋友。2013年2月，在對幾個潛在的合作夥伴徹底失望後，我向她提出一起完成這部紀錄片的想法。她馬上就接受了我的提議，並推掉了其他報酬更多、更有利於職業發展的邀約。1年後，經過大量的準備工作和在留尼旺島的第一次試拍，我們發起了一項眾籌。我們需要在兩個月內籌集到20萬歐元才能正式開機。在1萬人的大力支持下，資金兩天內就全部湊齊。兩個月後，我們已經有45萬歐元可供支配。探險終於開始。因為有這些資助者（和其他合作夥伴），我們才得以去到10個國家，會見了正在為新世界打下基礎的50多位科學家、社會活動家、企業家和政界人士。這本書和同名紀錄片《人類的明天》就是以上經歷的見證。
[1] 蜂鳥運動（https://www.colibris-lemouvement.org）。
[2]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3] www.eaufrance.fr/comprendre/les-usages-de-l-eau-et-les/eau-etagriculture.
[4] Nancy Huston, L'Espèce fabulatrice, Actes Sud, 2008,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