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通常是性慾很強的年輕人，但同時也是很溫柔的，並且往往在努力建立戀愛關係。我們的狂熱使我們的溫柔變得有些複雜。我們完全致力於好像是從科技文化中出現的一種新的理解生活的方式，而這種方式並不會讓我們的戀愛變得更美好。
「她想讓我分擔家務，但做家務真的太蠢了。我的意思是，誰會在意我們的衣服是否熨過？再過幾年，如果你想熨衣服，機器人可以幫你，我們也可以對DNA（脫氧核糖核酸）進行編程，培養可以讓衣服每天保持平整的細菌。在問題解決之前，為什麼我們不能等幾年，而要把自己弄得這麼可憐呢？」
在我剛到那裡時，人們經常說，有人開了一家名叫「租一個媽媽」的公司。怎樣找到這家公司？電話簿裡找不到，那個時候也沒有互聯網。[2]
我記得有一次討論過這件事，當時，我們幾個邋裡邋遢的年輕黑客在我們最愛的湘菜館中，擠在一張桌子旁。這個小餐館是數學家的根據地。你可以看到傳奇流浪數學家保羅·埃爾德什（Paul Erdos）這樣的人，在從窗戶透射進來的古怪昏暗的霓虹燈招牌的光亮下專心思考。有些黑客還用中文點菜，以此作為一種炫耀，儘管服務員從來不會對此大驚小怪。這也沒什麼。
「我認識一個人在用『租一個媽媽』的服務。當然這與性沒有任何關係。不同的中年婦女上門來幫他洗衣服、購物、選衣服、聽他抱怨、給他買夜宵等。如果他編程太久，累得不想開車了，她們會載他回家。他說這讓他的效率提高了10倍。」
一個個子很小的黑客，戴著比他的頭大得多的眼鏡，說道：「好的，好的，我們怎麼才能找到這個人？我再問一下，怎麼找到他？怎麼找到他？」
「租一個媽媽」聽起來像是真實的，因為每個人都在談論這個話題，但沒有任何證據，也沒有出現可操作的聯繫。這個謎變成了一種執念。
我憤怒地回應。這些人並沒有失去真正的母親。這個想法侮辱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意義。因此，在很多有關「租一個媽媽」的對話中，我扮演了黑臉的角色。
「你就不能自己洗衣服嗎？不洗也行。我們一點都不在意你洗沒洗衣服，這對你寫出好代碼或爛代碼沒有任何影響。」
「你不明白，」同樣出現了終極的反對聲，「租來的媽媽會幫你處理真實世界中的所有事情，你就可以專心寫代碼了。想像一下那種被釋放的感覺。」
「但我們如此癡迷於『租一個媽媽』，就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這能優化任何東西嗎？」
「當然！總有一天，計算機將互相連接，我們將會帶著通過無線電聯網的微型計算機到處走，你會對麥克風說『給我租一個媽媽！趕緊的！』」
雖然技術還不存在，但願景和爭論已經形成。
其他人會說：「等等，為什麼要租真的媽媽？用人工智能做這些事不是更好嗎？比如機器人？」
「那樣當然可以，但你沒搞懂。我們現在就有可供租用的真人媽媽，而人工智能和機器人要等以後才能實現。」
「不，最多再等三年，人工智能就會出現。」請記住，這段對話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
「好吧，等多少年都無所謂。我們需要想賺點錢的真正的媽媽，但只在我們需要的時候，才會這樣做，多長時間並不重要。不過如果只需要三年，那就太好了。」
「但人工智能很快就會成為現實，為什麼要去糾結這件事呢？」
「別擔心，這只是一個應急計劃。」
「但這真的讓我很糾結。我是說，人工智能幾乎就要實現了。」
「好吧，你看，我們並不會向真正的媽媽支付很多酬勞。」
「最好不要！」
就像今天大多數人經歷的那樣，互聯網就是在那個時候，在那種對話中誕生的。
「當計算機聯網時，誰做出了『租一個媽媽』，誰就駕馭了世界！」
「是的，所以我們最好實現它。」
「但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呢？」
「我們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