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不願將悲傷
訴諸言語。因為，
它近乎一種罪過：
言語，如同自然，
既敞開了靈魂，
又將靈魂遮蔽。
可是，對於不安的心神吶，
適當的表達是有益的；
訴苦，如同麻醉劑，
足以緩解痛苦。
——阿佛烈·丁尼生，《悼念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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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位30多歲的女性來到密歇根大學的焦慮門診部，說她過去10個月裡每週都有好幾次莫名的恐懼。每一次恐懼來襲時，心跳會突然加快，呼吸急促，渾身發抖，感覺一股厄運撲面而來，似乎馬上就要死去。幾年以前，這種病人常常以為自己心臟病發作了。不過這位婦女，同現在的許多人一樣，讀過相關的病情知識，知道這是「恐慌症」（panic attack）。在診斷過程中我們瞭解到，這種疾病第一次發作是在她開始一段婚外情的時候。當醫生問她這兩者之間是否有聯繫，她回答說：「我不認為有什麼聯繫。我讀過的資料上說，恐慌症是一種病，是大腦中異常的化學物質引起的病。我希望你給我一種藥物讓大腦裡的化學物質恢復正常，就是這樣。」
世易時移。20年前，如果有人堅持說他們的焦慮是體質性的，別人會認為他們在否認事實，企圖迴避下意識中痛苦的記憶。現在，許多心理醫生已經同意，抑鬱或者焦慮可能是大腦代謝異常的一種生理疾病，需要藥物治療。有些人，正如上文提到的女病人，堅信這種觀點，以至於如果心理醫生要追問患者的情感生活，會遭到非常大的反感。一篇廣有影響的綜述對這種變化如是總結：
近年來，精神病學領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研究的焦點從心智（mind）轉向了大腦（brain）……與此同時，精神失常的原因也從「不協調的心理活動」變成了「生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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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精神病學領域，人們越來越習慣於採用「疾病模型」來看待精神障礙。這種變化始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彼時，人們開發出了一些藥物可以治療抑鬱、焦慮和精神分裂症。這些發現促使政府和醫藥公司投入大量的資金來研究精神障礙的遺傳和生理基礎。為了給精神障礙做出明確的定義，衡量不同項目的研究結果，人們發展出了新的精神病診斷方案。這種方案強調對不同症狀進行明確區分，不像過去一樣關注生理因素、過去經歷和當前生活狀況對個人情緒的綜合影響。在學術界，精神病學家日益關注精神障礙的神經生理學成因。他們的觀點通過培訓項目傳達給醫師，或者通過進修課程傳給臨床從業者。最後，考慮到過去幾十年裡醫療保險基金的迅速增長以及美國即將實現的全民醫保，精神病醫生們認為精神障礙應該像其他疾病一樣得到醫療保險。
恐慌症、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是不是同肺炎、白血病和心臟衰竭一樣都是醫學疾病呢？在我們看來，精神障礙確實是醫學疾病，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都有明確的生理原因，也不表明最好的治療方法是藥物。從演化論的角度看，我們認為精神障礙是一種醫學疾病。正如醫學領域裡的其他現象一樣，精神病的許多症狀並不是疾病本身，有可能像發熱和咳嗽一樣是一種防禦機制。而且，與精神病有關的許多基因很可能是有適應性益處的，許多引起精神病的環境因素很可能是現代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人類許多精神心理方面的不幸並非來自設計的缺陷，而是妥協的結果。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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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把不愉快的情緒看作是一種同疼痛和嘔吐一樣的防禦機制。正如感知疼痛的能力讓我們避免眼前或未來的肉體傷害，感受焦慮的能力可以幫助我們避免未來的危險或其他的威脅，感受疲勞的能力可以讓我們避免過度勞累，感受悲傷的能力可以讓我們防止更多的損失。當我們明白了焦慮、沮喪及其他情緒的演化起源與正常功能之後，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它們有時會發展到適應失調的極端情況。當然，我們也需要找到這些情緒的近因解釋，找到調節和表達這些情緒的心理和大腦機制。如果我們在焦慮或者沮喪的人的大腦裡發現了異常的活動，我們不能簡單地認定是這種異常引起了情緒的變化。這些伴隨著焦慮或者沮喪的大腦變化，很有可能只是一種正常的運作機制。
情緒之於精神病學，正如生理之於其他醫學領域一樣重要。因為大多數的精神障礙都是情感障礙，你也許認為精神病學家們精通相關的科學研究，但實際上現在沒有任何培訓項目來系統地講授關於情感的心理學。當下，對情感的研究正如精神病學本身一樣零碎和混亂。幸運的是，在持續不斷的專業爭論之中，許多研究情緒的專家在一個關鍵的看法上正在逐漸達成一致：情緒是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被自然選擇塑造出來的。這個原則為精神病學的迅猛發展帶來了希望。如果情緒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我們就能像認識其他生物性狀一樣去認識它們的功能。內科醫生的工作是基於他們對咳嗽、嘔吐、肝臟、腎臟等生理器官功能的理解。同樣，我們對情緒的演化起源和功能的認識也將為精神病學家開展工作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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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科學家已經對情緒的功能進行了研究。有些科學家強調情緒的交流功能。例如，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鮑爾·伊克曼（Paul Ekman）通過研究人類的面部表情，發現情緒有著跨越文化的一致性。另外一些科學家強調情緒在內在調控方面的作用。據這種觀點，情緒本身並不是什麼功能。相反，每一種情緒只是一種同時涵蓋了認識、生理、主觀經驗以及行為的特殊狀態，這種特殊狀態可以使機體有效地對特定的環境做出反應。從這個角度講，情緒就像一個計算機程序，調動了機器的各個方面來有效處理特定環境下的特殊要求。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李達·柯士密（Leda Cosmides）和約翰·托比（John Tooby）有一個絕妙的描述：情緒就是「意識的達爾文算法」。
人類的情感能力是由那些在演化過程中反覆發生、對適應生存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塑造的。被猛獸襲擊、被社會群體拋棄、遇見交配機會等，都是比較常見而且重要的事件，會塑造機體形成可以迅速反應的特殊行為模式，例如恐慌、社交恐懼、性覺醒等。危險的情境會塑造出厭惡的情緒，而充滿機遇的情境會塑造出正面的情緒。我們的祖先需要面對的威脅似乎遠遠比機遇多，因為我們的語言中描述負面情緒的詞語是描述正面情緒詞語的兩倍多。從這個角度出發，認為「正常」生活應當沒有痛苦的時髦觀念是不成立的。情感上的痛苦不僅不可避免，反而是正常的、有用的。用愛德華·威爾遜（E.O.Wilson）的話說：
愛與恨交織在一起，勇敢與畏懼交織在一起，進取與退縮交織在一起，依此類推。這種設計並不是為了個體的生存和快樂，而是為了把基因最好地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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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痛苦的情緒並非都是有用的。有些焦慮和抑鬱是大腦的正常反應，而另外一些則來自大腦的異常機制。遺傳因素對焦慮、抑鬱和精神分裂症的發作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在未來的若干年，人們必能發現控制精神疾病的某些基因。目前，神經科學家已經發現了這些精神疾病的生理因素，正在進一步揭示相關的近因機制。他們獲取的知識已經改進了藥物治療的效果，而且為預防提供了可能。對於精神病學家和精神病病人來說，現在是充滿希望的時代。藥物治療的進展之快，安全性、有效性又如此之高，許多人恐怕還聞所未聞。事實上，現在的治療效果已經遠遠超出30年前醫生的想像了。
這些進展也伴隨著疑惑。人類的思維往往傾向於過度簡化問題，把絕大多數的負面情緒歸結於基因和激素，或者歸結於心理和社會事件。但真相是錯綜複雜的：大多數的精神問題源於遺傳易感性、早年的生活經歷、藥物、當前的人際關係、生活處境、認知習慣、心理動力學等因素複雜的相互作用。說來也怪，對於許多精神疾病，我們還沒有理解就開始治療了。
正如同免疫系統是由若幹部分組成，防範不同類型的危險；情感也有許多的類型，不同的情感類型保護我們免受特定情況的威脅。此外，正如免疫系統的喚醒一般都有一個很好的理由，而不是調控機制的異常，我們相信，大多數的焦慮和沮喪也都是有原因的，雖然我們不一定能發現它們。另一方面，免疫系統的調控也有可能發生異常，可能太過活躍而攻擊不應攻擊的組織，引起自身免疫疾病，例如類風濕關節炎。類似的調控異常也會發生在情緒系統，進而引起焦慮性精神障礙。免疫系統也會在應當做出反應時沒有做出反應，引起免疫缺陷。會不會有「焦慮太少」這一類障礙呢？
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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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可能是有益的。我們都知道，那些去採漿果但不知逃避黑熊的人，那些在冬天的風暴中獨自出海捕魚的人，那些在期末考臨近卻不抓緊學習的學生，最後會吞下了什麼苦果。在危險面前，焦慮會改變我們的思維、行為和生理，使我們處於更活躍的狀態。在危險十分迫近的時候，比方說一頭大象要衝過來了，一個逃開的人要比一個若無其事繼續聊天的人更能避免傷害。逃跑的時候，倖存者會感受到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出汗。早在1929年，生理學家瓦爾特·坎農（Walter Cannon）就對這些「戰鬥或逃走」（fight or flee）反應中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功能做出了準確描述。匪夷所思的是，他的這種適應主義的觀點遲遲沒有被應用到其他類型的焦慮中去。
雖然焦慮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大多數時候它都顯得小題大做。我們會擔心明年6月份舉辦婚禮時會不會下雨，我們在考試中常常無法保持專心致志，我們因為害怕飛行事故而拒絕乘飛機旅行，還有，在人群面前說話時我們會緊張、結巴。15%的美國人至少經歷過一次臨床焦慮症，其他的人也會時常感到緊張。我們該怎麼解釋這種明顯過分的焦慮？要判斷哪些焦慮是必要的，哪些不是，我們必須理解自然選擇的力量怎樣塑造出了調節焦慮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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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焦慮可能是有用的，時常處於焦慮中似乎是一種最佳的選擇。這當然會讓人感到難受，但是自然選擇只關心是否有利於生存，不關心我們是否舒適。我們之所以有時還會保持平靜，是因為焦慮要消耗額外的能量，干擾我們的日常生活，而且會損害機體組織。為什麼壓力會損害機體組織呢？試想一系列保護我們免受危險的身體反應。那些「廉價」的安全的反應不妨經常使用，而那些「昂貴」的或危險的反應則不能。事實上，在我們的身體裡，它們是捆綁在一起的，就像一個急救箱。只在當利大於弊時，我們的身體才會啟動它們。某些成分之所以被小心地密封在急救箱中，正是因為它們會引起身體的損傷。所以，長期壓力會帶來損傷並不意外，並不說明機體設計不當。事實上，最近的研究已經提示，「壓力激素」皮質醇（cortisol）很可能並不防禦外來的危險，而主要保護機體免受壓力反應的傷害。
既然焦慮可能代價高昂而且帶來危險，那為什麼調節機制沒有把它調整到只在確實有危險的時候才發作呢？很不幸，在許多情況下，焦慮是否必要是難以弄清楚的。前面提到的煙霧檢測器原理，也適用於這種情形。因為被殺死一次的損失遠遠大於對一百次誤報做出反應的代價。有一個實驗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把一群孔雀魚（guppy）根據它們對小嘴鱸魚的反應分成三組：躲起來的、游開的、與捕食者對視的。每一組孔雀魚與一條鱸魚一起放進一隻魚缸中，60小時之後，40%膽小的和15%普通的孔雀魚活了下來，但膽大的一條也沒有活下來。
心理學家試圖理解自然選擇是如何塑造了調節焦慮的機制。在概念上說，這就像電子工程師在嘈雜的電話線中分辨信號和噪聲。信號檢測理論提出了一種分析這種情況的辦法。判斷一個電波是信號還是噪聲，依據有四：１信號的響度；２信號與噪聲的比率；３把噪聲當作信號的代價（誤報的代價）；４把信號當作噪聲的代價（漏報的代價）。
設想你獨自在叢林中行走，灌木叢後面突然傳來樹枝折斷的聲音。那可能是一隻老虎，也可能是一隻猴子。你可以逃走，你也可以逗留。要決定最佳行動策略，你必須知道：１這樣強度的聲音來自老虎或者猴子的可能性有多大？２這個地方出現老虎或猴子的機會有多大？３逃跑的代價（誤報的代價）。４真是老虎而沒有逃跑的代價（誤算的代價）。假如灌木叢後傳來的是一個中等大小的樹枝折斷的聲音，你又會怎麼辦？那些能夠對實際情況瞬間做出準確判斷的個體更可能生存下來。
上文我們把情緒障礙與免疫障礙做了類比，這種類比暗示著可能還存在著一種尚未被認識到的焦慮障礙——「焦慮不足」。倫敦大學的焦慮症專家伊薩克·邁克斯（Issac Marks）創造了低恐懼狀態（hypophobic）這個名詞來描述這些人。他們從不訴說焦慮，也不尋求心理治療，但是往往被送進急診室或者丟掉工作。當精神病學家越來越多地開出新的抗焦慮藥物時，我們就有可能人為地製造出這種情況。例如，有一個病人，在服用了抗焦慮藥之後不久，衝動地要求與她的丈夫離婚。她的丈夫雖然感到驚愕，但還是照辦了。一個星期之後，她才意識到她有三個小孩子、一份房貸，沒有收入、沒有親人。如果當時她有一點點的焦慮，便可能不會如此草率地離婚。當然，事情不是都這麼簡單。這個女人對婚姻生活一直不滿意，長遠來看，這一次的情感爆發對她也許是好事。她的故事說明了激情不同於理性決定的功能。正如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家羅伯特·富蘭克（Robert Frank）指出，一時衝動也可能帶來長遠的收益。
新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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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第5章「創傷」中討論過猴子畏懼蛇的實驗，猴子對蛇的畏懼是「與生俱來的」。我們大多數的過度畏懼都與這種「與生俱來」的畏懼有關。黑暗、遠離家園以及成為一群人注意的焦點都曾經與危險有關，現在卻會引起不必要的畏懼。那些多次經歷恐慌症的人，一半也患有廣場恐懼（agoraphobia）。御宅族們看起來難以理解，但是，想一下吧，在古代的環境下，恐慌基本都是在遇見野獸或者在危險的野外。經歷過幾次險象環生之後，聰明的人就會盡可能地留在家裡，只有在同伴的陪同下才出門，而且稍微有點動靜時就馬上縮回去：典型的廣場恐懼症。
焦慮症是否也像許多疾病一樣是新環境下的新刺激引起的呢？往往並非如此。新的危險，諸如槍支、藥物、放射性物質、高脂肪食物，幾乎不會引起畏懼。對於這些新的危險，我們的焦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從這方面看，我們都有一定程度的「低恐懼症」，但是很少有人找心理醫生治療這種問題。有一些新情況，尤其是飛行和駕駛汽車，確實常常引起恐懼。這兩種情況中的恐懼與人類長期接觸的別的危險有關。飛行的恐懼跟高度、突然下墜、噪聲和密封空間等相關危險有關。飆車的刺激是新的，但是它們也類似於古時候一些危險，例如猛獸的突然襲擊。現代的汽車事故如此普遍也如此危險，以至於我們很難說害怕駕駛究竟是有益還是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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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因素在焦慮性疾病中佔有很大的份量，恐慌症病人的親屬裡往往也有同樣的病例。許多研究正在尋找有關的致病基因。這種基因會不會是沒有被完全淘汰的突變基因，它們會不會有別的益處？對恐慌症的遺傳易感性是不是一種的極端情況，正如有些人感冒之後更容易發高熱或者嘔吐一樣？當我們找到與恐慌症和焦慮症有關的特定基因之後，我們還要闡明這些基因為什麼會存在、為什麼會保留下來。
悲傷和抑鬱
抑鬱似乎是一種現代瘟疫。自殺是北美青年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僅次於交通事故。大約有10%的美國青年人經歷過至少一次嚴重的抑鬱症。而且，在近幾十年裡，抑鬱症的發病率似乎一直在穩步增加，在許多工業化國家中幾乎每10年要翻一番。
抑鬱看起來毫無用處。即使不說自殺的危險，整天愁眉苦臉地凝視著天花板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嚴重抑鬱的人會對所有的事情失去興趣，包括工作、朋友、食物、性，就好像控制著愉快和積極主動的開關被關掉了。有些人會不由自主地哭泣，另一些人卻漠然毫無表情。有些人每天清晨4點起床然後就無法入睡；另外一些人卻每天睡眠12～14小時。有些人有幻覺認為自己貧窮、愚蠢、醜陋，或者患了癌症瀕臨死亡。幾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種自我貶低的傾向。這些症狀是如此糟糕，以至於考慮它們對我們的生存有什麼好處本身都顯得很荒謬。然而，抑鬱又是如此常見，與一般悲傷的關係是如此密切，我們不得不去思考到底抑鬱是一種異常，還是一種正常能力的調節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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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許多理由認為悲傷是一種適應性性狀。這是一種大家都有的能力，某些原因會誘發它，而這些原因往往都與「損失」有關。悲傷的特徵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是相對一致的。困難在於弄清楚這些性狀用處何在。快樂的用處不難理解。快樂使我們開朗，讓我們積極，並且不屈不饒。但是悲傷呢？沒有了這種情緒，我們難道不是更好一些嗎？回答這些問題的一種實驗方法就是找到那些感受不到悲傷的人，然後觀察他們是否生存得更好。或者，是使用一種藥物阻斷正常的悲傷。我們猜想這種研究已經在大規模人群中進行了，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服用新的抗抑鬱精神藥物。在我們等待這些研究結果的同時，悲傷的特徵和引起沮喪的原因已經提供了一些線索，有助於我們認識它的功能。
引起沮喪的「損失」是生殖資源的損失。不論是錢、配偶、聲譽、健康、親屬或者朋友，這些資源，在大多數人類演化過程中，都可以增加生殖成功。損失如何能有利於我們的生存呢？損失提醒你，也許你做錯了什麼事情。如果悲傷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我們的行為，終止當前或者將來的損失，那它就是有用的。
人們在遭受損失之後是怎樣去改變行為來促進生存的呢？首先，你必須停止正在做的事情。正如疼痛可以讓我們丟掉一個燙手的山芋，悲傷促使我們停止正在引起損失的活動。其次，把人類通常的樂觀主義暫時放一放，也是比較明智的選擇。最近的研究發現，我們大多數人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樂觀主義的傾向可以幫助我們在爾虞我詐的社會競爭中取得成功，也可以使我們在暫時沒有得到利益的時候依然堅持重要的戰略和關係。然而，在遭受損失之後，我們必須摘下這副玫瑰色的眼鏡，客觀地考量我們的目標和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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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突然的損失，還有其他的情況，就是無論你付出多大的代價、做了多好的計劃、盡了多大的努力，那些重要的「生殖資源」就是不存在或者根本得不到。工作會終止，友誼會破裂，婚姻會失敗，有些目標不得不放棄。有些時候，我們不得不放棄一項重大項目，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別的事情上。這種放棄不應當輕易為之。一個人不應該在衝動的時候草率辭職，因為在另外一個工作崗位重新訓練從頭做起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同樣，輕易放棄已經付出重大投入的、重要的友誼關係或者生活目標，也不是明智之舉。因此，我們通常不會很快地做出重大的生活改變。低落的情緒使我們不會為了逃避暫時的困難匆匆改變目標，但是當困難依然存在甚至增加，生命中的能量浪費更大時，這種情緒有助於我們放棄無望的投資，去考慮別的辦法。治療師們早已知道，只有當一個人最終放棄某些孜孜以求的目標，把精力投向新的方向時，許多抑鬱才會消失。
情緒高漲或者低落的能力，似乎是一個能夠按照當前情況適實調整，實現資源最佳分配的機制。如果付出得到回報的希望很小，最好還是什麼都別做，不然只是浪費精力而已。房地產商在經濟衰退的時候投資可能是個錯誤。不能通過某項課程的學生，有時最好還是改選另一課程。農民在乾旱的時候播種很可能會破產。相反，如果我們遇見一個轉瞬即逝的機遇，我們最好還是不顧風險迅速做出最大的努力爭取最大的收穫。當100萬美元現金在底特律大街上從運鈔車上掉下來的時候，迅速做出反應的人，必定獲利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