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科學家應該沒有願望，沒有感情——僅僅有一顆石頭心。
——查爾斯·達爾文
與我們對手的停戰實際上沒有維持很久。我們最大的目標是發表我們所做的每一個細節，向我們的同僚們和我們的批評者們顯示我們測出的無比壯觀的人類基因組。最重要的是，首次詳細閱讀了人類之書後，我們想向世界展示我們對它的分析結果。所有這些都是為權威的雜誌《科學》而計劃的。
但是，當然，到目前為止，敵意這麼強烈，這麼深，以至於這簡直是癡心妄想。白宮發佈會的這幾周內，公共計劃正在鏡頭後面用一連串煽動性的文章到處遊說反對我們的文章發表。一篇送到《科學》的文章宣稱：「你們已經把自己一份驕傲的雜誌降到了星期日增刊報紙的水平了，竟然接受一篇偽科學文章的廣告的付費發表。」[1]一封電子郵件在研究者們當中傳閱，號召他們聯合抵制《科學》雜誌。儘管我們努力使我們的數據對科學社團免費使用，但是他們的動機又一次指向數據發表。
雖然我明白關於出版的論點甚至原則，但是我相信一定存在對塞雷拉和我的積怨，因為我們搶走了其他人一心要拿的榮譽。在塞雷拉，對我和我的小組的約束真的很輕；對數據的唯一真正的約束來自塞雷拉股東們，他們已經拿出了數百萬美元，當然想確保他們的投資沒有因為讓塞雷拉的競爭者們使用數據而貶值。
我們正與《科學》的編輯堂·肯尼迪和他的小組一起起草一份最好形式的協議，這份協議將允許研究者們免費、公開和無限制地使用塞雷拉人類基因組序列，而同時，限制商業公司重新包裝和開發利用它們。但是我的批評者們想阻擋我們出版數據，除非一點限制也沒有。令我驚奇的是，他們爭論說如果我們的商業競爭者們不能使用我們的數據，科學界也就不能使用。我感到好笑的是，這個滑稽的哲學得到了那個弗朗西斯·科林斯的贊同，他寫了一首動人的民歌，歌頌基因組應該屬於每個人。
堂·肯尼迪不斷地向我反映這些非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做這項遊說工作做得最多的是埃裡克·蘭德或者叫「埃裡克·誹謗」[30]，我的小組這樣稱呼他。他曾開創過很多公司，他現在做生物技術產業的顧問工作，有這些經歷埃裡克肯定知道真相，在我們與公共計劃在杜勒斯進行的那次悲傷的會議前，他甚至就同意了我們現在提供給《科學》雜誌的相同條款。埃裡克很清楚地意識到塞雷拉不能讓其他公司免費下載它的數據，這樣會削減塞雷拉自己的繁榮的數據庫業務。雖然這樣，2000年11月，蘭德還是說服瓦爾姆斯和其他麻省理工黑手黨人（有人這樣稱呼他們），在力勸肯尼迪不要發表塞雷拉的文章的信上簽了名。雖然蘭德和科林斯盡他們所能在幕後阻止文章的發表，堂·肯尼迪還是堅持要發。同時，唐和我收到了數據發表協議的高層支持，包括來自國家科學院院長布魯斯·艾伯特（Bruce Alberts）和既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又是帕薩迪納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的戴維·巴爾的摩的支持。
作為最後一招棋，蘭德和科林斯威脅說，如果不拒絕我的文章，那麼他們就不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他們自己的基因組文章，而是把文章投向了它的對手《自然》。也許他們已經忘記了沃森是怎樣告訴《自然》雜誌，當他1994年阻止我發表我的人類基因組說明性文章時，美國基因組科學家沒有一個會再在《自然》上發文章了。這件事再次說明，為了正當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我們與堂·肯尼迪和《科學》雜誌達成了協議，任何想要一個完整副本的科學家們不僅可以進入免費網站搜索大量人類基因組序列配對的數據，而且我們提供給他們一個序列的DVD。塞雷拉也將給學術機構和生物技術以及製藥公司提供一種訂閱服務，後者不但提供巨大的計算機設備進行基因組的綜合分析，而且提供龐大的軟件和已經被測序的所有的基因組（包括老鼠的基因組）。
到2002年1月，塞雷拉數據庫業務產生1.5億美元年度收益，在不到3年時間裡贏得了利潤。訂閱者包括大多數一流大學和學術機構，從加利福尼亞大學到哈佛到斯德哥爾摩的卡羅琳斯卡大學再到國家衛生研究院。在科學界（當然除了威爾康信託基金，它阻止它的受益人訂閱）正在使用塞雷拉的序列數據的同時，科林斯、蘭德和薩爾斯頓堅持重複說塞雷拉數據不能使用。
就在這新的一輪戰鬥激烈進行時，我在塞雷拉的小組正夜以繼日地工作，分析我們努力產生的人類基因組序列。我們身上的壓力很大，完全是我們自己給自己施加的。這項計劃是由馬克·亞當斯、尤金·梅爾斯、理查德·繆羅、格蘭傑·薩頓、海姆·史密斯、馬克·揚德爾（Mark Yandell）、羅伯特·霍爾特（Robert A.Holt）和我引導的。待發表於《科學》的文章經歷了100多次反覆修訂，我們決定要全面闡述基因組和它的基因。我們都知道歷史會通過這篇文章的質量來判斷我們，這意味著我們的分析的質量和它關於人類的秘密。我想要對我們所發現的東西做一個詳細嚴格的測試，然後滿懷信心地把它呈獻出來。
2001年2月16日我們的文章發表了。這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它有283名作者[2]，長47頁（是普通長度的10倍），基因組圖譜有170厘米高，用顏色標示，折疊插圖，還讓讀者閱讀大量的科學網頁上的補充數據。一個主要的驚人之處是我們實際上發現的基因那麼少。因塞特和HGS都聲稱已經分離並專利申請了20多萬個基因，而且是用我們的EST方法。有時候，他們甚至聲稱有30多萬個人類基因。幾年前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這個數目應該很少，5萬到8萬的樣子。現實是，最多只有2萬6千個人類基因。
對基因總數做較大估計的失誤基於簡單的假設，人們假設基因是均勻分佈於基因組上的，這個假設最後證明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有一些區域（我們稱之為沙漠）包含數百萬的遺傳密碼鹼基對，但是包含的基因很少甚至沒有，比如13和18號染色體，還有X染色體。相比較而言，一些區域或染色體基因密集地聚集在一起，比如19號染色體。對我來說，這個分佈令人著迷，我馬上提出問題，關於人類的進化到底是什麼。比較果蠅的密碼可以給出強烈暗示。
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祖先，我們和果蠅共享一大套基因，而我們不共享的關於6億年進化的基因很有意義。這些基因，包括與後天免疫力，細胞內和細胞間的信號傳導途徑，尤其是中樞神經系統有關的基因數目的迅速增長使我們成為唯一的人類。這類增長發生在我們染色體的基因密集的區域多於其他區域，尤其是通過複製一個給定範疇的基因。比方說，與細胞間溝通有聯繫的基因一再複製，能夠在這些基因豐富的區域發生突變並且進化出新的功能。沙漠易於連接到更古老的區域和我們密碼的功能，後者與維持生命的基本過程有聯繫。
看見發表於《科學》上的文章得以出版，這給了我所經歷的最強烈的滿足感。儘管有激烈的戰鬥，荒謬的言行，雞毛蒜皮的挑剔和不斷的埋怨，以及我們做的事是毫無希望的、不可能的和不能實行的預言，但是我們已經成功了。這是一個萬分甜美的時刻：我已成功地測序了人類基因組，不是在15年內，而是在9個月內，由最棒的一個科學小組創造了歷史。任何回報、獎品和讚揚都不可以代替這種美妙的感覺。
很明顯，當我們在《科學》雜誌上按計劃發表我們的成果文章時，公共計劃採取威脅政策聯合抵制《科學》雜誌，他們開始只在英國雜誌《自然》上發表文章。這對我是好的，因為我們現在將擁有自己的《科學》封面了。直至今天，一些《科學》雜誌的職員仍然很不安，因為蘭德和科林斯等人仍然只在《自然》上發表他們的基因組文章。
不幸的是，我的對手們繼續努力一點點地破壞塞雷拉的成就。他們下一個攻擊是發表在《國家科學院學報》上的一篇文章[3]，它聲稱我們的序列並不優於政府/威爾康信託基金序列，他們說它很強地依賴於他們的序列。根據薩爾斯頓所說，全基因組霰彈槍法沒有聲稱的那樣奏效，儘管桑格中心的理查德·德賓（Richard Durbin）已經承認了塞雷拉的序列在某些方面「比我們的好些」。[4]蘭德認為它是一個「徹底的失敗」[5]和「基因組的涼拌色拉」[6]而一筆帶過。他們利用一些他們原本甚至都不相信的數學論據來嚴重地損害我們的工作信譽。我們的吉恩·梅爾斯，是由此受傷最深的人，他既痛苦傷心又憤怒。儘管我們考慮過採取法律行動，但是我決定用科學雜誌上的數據和科學事實來反擊更好些，永遠銘記我的良師益友內森·卡普蘭的話，「真相終將大白於天下」。
地球上最大的普通科學聚會——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將要在舊金山舉行。既然美國科學促進會是《科學》的發行人，所以這是《科學》文章的天然發散地。同時，政府資助的團隊在聖誕節前在《自然》上也發表了一篇14頁長的用他們污染了的數據組成的指責性文章。科林斯和我都被邀發表主旨演說。人群中爆發出歡呼聲。之後，要求親筆簽名者和狂熱仰慕者幾乎將我壓倒。
那天晚上，塞雷拉在舊金山設計中心主辦了一場慶祝會，席上提供牡蠣、魚子醬和冷凍伏特加酒。邁克·亨克皮勒參加了這次慶祝會，他錯過了那次白宮發佈會，因為當時他染上了水痘。晚會是我的職業生涯中最高興的事，但是因為克萊爾的缺席而被破壞了，她說她太累了不能去加利福尼亞了。我和幾位女士跳了舞，但是和希瑟跳得最多。在過去幾年的戰鬥中，她一直都信任我。
我們測序完人類基因組後，繼續測序老鼠的基因組。我曾經建議公共計劃做老鼠的測序，而我們測序人類的，他們當時認為遭到了侮辱，但是我的出發點是好的。我們僅花6個月完成了測序老鼠的基因組，這使得塞雷拉在比較基因組學上佔據了很大的優勢[7]。這一次，很容易忽視公共計劃，因為基本上沒有老鼠數據可以利用。我們只用了從一個老鼠家族得來的霰彈槍法數據。避免使用較低質量的公共計劃的老鼠數據污染我們的基因組，我們最終得到一個較人類基因測得更好的拼接結果。老鼠/人類比較首先顯示了哺乳動物共享90%的基因，而且它們在我們染色體上出現的順序幾乎相同，在基因組層面毫不含糊地建立了進化關係。我們繼續用從國家衛生研究院得到的資助測序老鼠基因組和瘧蚊的基因組，後者攜帶瘧疾寄生蟲。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在塞雷拉建立了新的計劃，不僅有癌症疫苗的研究，而且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蛋白質學部門（幫助指出所有那些基因是做什麼的）。我在舊金山南部購買了一家製藥公司，集中研究小分子。我與邁克·亨克皮勒合作組建了塞雷拉診斷學公司。我感到我正把塞雷拉引向正確的方向，從解讀基因組到用它的密碼發現新的測試和治療。
一些機構對我們工作的賞識來得又快又密集。我去沙特阿拉伯接受費薩爾國王國際科學獎，隨行的有E·O·威爾遜（Wilson），他是偉大的昆蟲學家、生物學家和作家；我還去維也納接受由前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頒發的世界衛生獎。我從世界的一流大學獲得了一大堆榮譽博士學位，而且獲得了德國最高科學獎保羅·埃爾利希和路德維希·格達摩斯泰特獎；從日本獲得了武田獎；從加拿大獲得蓋爾德納基金會國際獎。政府資助的科學家們試圖阻止我和我的小組分享蓋爾德納基金會國際獎，反對我獨享保羅·埃爾利希獎的獎金時，甚至政治也界入其中，他們抱怨說，美國人類遺傳學協會授予了我一個「未出版和未問世的研究」獎項[8]。
到目前為止，我的小組已經筋疲力盡了。吉恩、馬克、海姆和我知道我們已經到達了生命中很少獲得的一個高點，在我們有生之年這個高點將很難和不可能再次到達。吉恩和馬克開始尋找新機會。我開始考慮回到TIGR，做其他我想做的科學。如果塞雷拉是一個獨立公司，我會待在那裡，但是我越來越清楚，繼續與托尼·懷特合作，我不能也將不會倖存，所以我開始計劃我的出路。事實上，從懷特痛苦地在白宮被迫退居二線的方式看，他也已經計劃出路了。
然而，悲劇將介入我們的生活。2001年9月11日，前一夜在舊金山做了一個報告後，我正前往機場，有消息說一架飛機正撞向世貿大廈。像所有其他人一樣，當我看到第二架飛機撞上大樓時，嚇呆了。那時，害怕恐怖襲擊將遍及全國，所以我決定驅車出城到密爾布去，我母親和繼父住的地方，登記入住凱悅飯店，在那裡我可以擱置幾天。當悲劇的範圍瀰漫擴散時，正如每個美國人所做的，我也想做一些事去幫助災害中的人們。假如數千人在這次火海和倒塌中喪失了生命，我認為塞雷拉測序設備可能幫助做DNA分析的重要工作，從而確認死者身份，對於常規實驗室這是一項巨大的任務。鑒於遺體的狀況，最好的辦法是研究更豐富的線粒體DNA。尤其因為應用生物系統製作了一個法醫測序試劑盒，它廣泛被執法機構應用，所以我打電話給邁克·亨克皮勒。邁克建議我們打電話給托尼，接下來，他表示支持，並且允許我提供幫助。
幾個月前，我在紐約國家歷史博物館做演講後，我就見過紐約市的法醫實驗室的領導羅伯特·沙勒（Robert Shaler）了。我打電話給他，告訴他我所想的事。那時，所有航空交通仍然停飛，但是在托尼·懷特的專用噴氣飛機和專門出入港許可證的幫助下，我和邁克的取證部門領導朗達·羅比（Rhonda Roby）出發了。我們是第一架允許飛過國家上空的非軍用飛機，必須每隔30分鐘向北美防空司令部報告，否則就有被擊落的危險。
朗達和我著陸時遇到了紐約州警察，他們護送我們去紐約商業區。審查員辦公室的氣氛十分混亂，幾乎毫無秩序。我們見到了鮑勃和紐約州法醫辦公室的領導，告知他們塞雷拉希望盡快獲得法醫實驗室合格執照。當問及我們是否想參觀出事地時，我說想，主要因為我弟弟的辦公室在一號樓的第三層（我發現他辦公室的每個人都沒有受傷，心裡就放心了）。當朗達和我以及州警察實驗室的頭頭爬出警察巡邏車時，我被這場災難的所見、所聞以及受災程度所震撼。在法醫的帳篷裡，我們看見遇難者分離的遺體，有心臟，部分軀體，小骨頭以及其他斑點和碎片。總的來說，大概有2萬個需要分析、確認並返還給遇難者家屬的樣本。這些所見所聞又把我帶回到在越南的時光，帶回到了那次轟動一時的新年攻勢，那時我必須選擇幫助哪個嚴重傷員活下來，以及留下哪個讓他死去。但是在這些帳篷裡，沒有人可以被救活了。
當我們回到塞雷拉時，很明顯，要成立一個法醫實驗室，在我們前面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因為做身份確認不能有錯。朗達·羅比和於輝·羅傑斯（Yu-Hui Rogers）（現在是文特爾基因組序列中心研究所的領導）建立了我們所謂的「翱翔的鷹小組」，並且為了從聯邦調查局和紐約州獲得認證難以置信地努力工作著。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托尼·懷特起初展現的熱情已經消失了，他開始堅持回到商業運作。應用生物系統精心安排了塞雷拉的撤退，朗達被召回了福斯特市。我感到沮喪和尷尬，把我的話傳給羅伯特·沙勒，我說這次可怕的悲劇之後，我們想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而不是為了贏利。
托尼·懷特和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舊金山的一次投資者會議上達到了一個極限。斷斷續續地，我陳述了我的標準生意經；對於允許我說的東西，幾乎沒有什麼真正實質性內容。當提問開始時，托尼和阿普萊拉的首席財政官丹尼斯·溫格各站在我的兩邊。會議一結束，我就離開了，帶走了希瑟，她隨我一起坐飛機離開，然後我們開車去看看我常去的一些地方。從某一點上看，我正回顧我的一生，從密爾布到塞雷拉。我開車去了我父親埋葬的地方——普西迪。我們在保衛城市的炮台舊遺址間行走，這是我中學時最喜歡的地方。我們然後前往索薩利托，那是我曾經去航海和度週末的地方，最後和迪恩·奧尼西一起共進晚餐，他是我在總統克林頓的晚宴上認識的，我發現他是一個熱心腸的傢伙。迪恩已經研發了一種低脂肪飲食，配合謹行和冥想的生活方式，作為改變得心臟病的風險的一種方案，現在正嘗試著用相同的方法作癌症研究。桌邊的人們——他的前列腺癌團隊——像我一樣，遠離某個托尼或某個埃裡克·蘭德，他們是鼓舞人心的。直到很晚，我們開車回到了城裡，我知道我該做什麼了。
因為我不擅長把心事埋在心裡，我向兩個阿普萊拉董事會成員吐露了心事，說我想走，但是想以一種不會傷害塞雷拉的方式離開（換句話說，以一種不會傷害我的朋友們和同事們的方式）。我盡量想要一個優美的退場式，但是當到了托尼·懷特那兒時，我本該意識到是時候算賬了。如果一個關係要結束，那麼總是要留下一個決定的，一個能顯示誰掌權、誰支配的決定。2002年1月，阿普萊拉董事會在塞雷拉我的辦公室外面集會。參與者包括邁克·亨克皮勒，他曾打開了我生命中的這一章，還有塞雷拉診斷學的領導凱西·奧當尼斯（Kathy Ordo ez），他曾經從霍夫曼·拉羅什那裡加入到這家公司。下午四點鐘，董事會派公司律師威廉·索奇來見我。我被解雇了。
離我能夠利用我的1/4認股權（775000股）還有幾天，這個外財現在不得不喪失了。我將有30天時間出售我持有的任何其他股。索奇有兩篇準備好的新聞稿，一篇是如果我合作，就發表，如果我不合作，另一篇就作為一個威脅。第一篇在1月22日發表。阿普萊拉股份公司宣佈作為塞雷拉基因組團隊的領導，我已經辭職了。托尼·懷特將暫時接管塞雷拉，他表揚我取得了「難以置信的成就」，但是說塞雷拉現在正轉入藥物開發：「我們的董事會、克雷格和我都同意，塞雷拉正在進行的最大利益將為另外的在製藥發現和發展方面有經驗的高層管理提供空間。」並且我發現自己在新聞稿中同意「我相信這次辭職將給塞雷拉留下最佳位置以便它能繼續創造歷史」。已經測序了果蠅、人類、老鼠、小鼠和蚊子基因組後，我離開了塞雷拉，留下一宗贏利的數據庫業務、一條蛋白質學管線、一家製藥公司、一家新的診斷學公司以及塞雷拉金庫裡的10億美元現金。
就算你知道結局就在眼前，你自己也不能真正為現實的打擊做好準備。儘管我想離開塞雷拉，我仍希望有時間感謝我的小組，因為他們驚人的決心和他們的推動，他們給了我110%的信心和力量。而作為回報這一切的，卻是我馬上就得離去並開始清理我辦公室一些紀念性物品。我的幸運圖騰——海蛇的干皮——不會讓我失望，但是現在，它被很快地和那些裝在相框裡的文章以及剩下的我的東西打包在一起運走了。我不允許自己回去，不允許自己看或對我的高級小組或1000多名我僱用的員工的任意一個說再見。林恩·郝蘭德（Lynn Holland），我在TIGR時他曾經是我的私人助手，和我辦公室小組的另一名成員克裡斯汀·伍德（Christine Wood）流淚了。
那天晚上，我被安排在華盛頓的經濟俱樂部發表一番主要演說，在那裡我是貴賓。我回家換上晚禮服，然後給克萊爾打電話，但是她被一些事弄得悲痛欲絕，以至於不能和我說話。我在俱樂部做了即興演說，希瑟仍然聲稱這次演說是我最好的演說。第二天，現實開始被充分理解。克萊爾感到不安，因為她知道我想回到TIGR和我的工作中，像當初計劃的一樣。到目前為止，她想保留她在TIGR的領導頭銜勝於一切。我也有一種真正的失落感，因為只有現在，我才意識到，我們共同努力創建了塞雷拉之後，我的小組對我來說有多重要。
消沉
我這幾年所承受的攻擊和挫折容易使人陷入深深的消沉中。也就是說我不斷地下沉，但是我幸運的是，我基本能逃離臨床上所說的不可測抑鬱症。這是因為我的基因嗎？由悉尼的聖文森特醫院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凱·威廉（Kay Wilhelm）發現，在消沉開始時厄運的影響對於那些從雙親那裡繼承了17號染色體上一個血清素運送基因，通稱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短版本的人而言尤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