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還有動物）的長河中，那些學會合作和隨機應變的人（或動物）最流行。
——查爾斯·達爾文
在一定的時間跨度內，某種重複勞動可能是唯一達到目的的途徑。沒有兩個人會確切地走相同的路，如果你有錢並且想行動得快一點的話，那麼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放在一個人的直覺上是不合邏輯的。
——詹姆斯·沃森，《傾情DNA：基因、基因組和社會》
我演講前一天晚上無法入睡，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國家的首腦將要揭開生物界最偉大的協同事業的結果。即將到來的慶功會被譽為歷史上最著名的智力活動[1]。儘管我曾威脅要抵制這次重大聲明，但是我現在認為這一天也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與尼爾·萊恩進行談話之後，我繼續加工我的發言稿，這改一個字，那刪一個句子，或移動段落。一次又一次，我打電話給希瑟或給其他朋友發電子郵件尋求反饋意見，一直要持續到深夜。我必須把演說稿加工到正合適的程度。那天早上6點，正如我所承諾的，我把我發言稿的文本文件用電子郵件發給白宮。我洗了個熱水澡，然後穿上一套黑藍色西裝，打了根紅色領帶。在華盛頓悶熱的天氣裡，漫長的一天開始了。克萊爾和我從波托馬克的家裡被一個司機接上汽車，然後開25分鐘的車到白宮。由於我太專心於基因組計劃，我們的婚姻已經處於極度緊張狀態之中，在路上我們沒有過多地說話。我再一次閱讀、重讀我的演說稿。
到達白宮後，我們很快通過安全檢查處，然後被帶去見弗朗西斯、他的妻子和尼爾·萊恩。不久，整潔、衣冠楚楚的阿里·帕特諾斯到了，白宮攝影師給我們照了相。幾張阿里、弗朗西斯·科林斯和我各拿著一本《時代》雜誌的特寫。弗朗西斯和我在雜誌封面上肩並肩，但是我高興地看到我稍微有點靠前。為了讓我們都出現在照片上而做的努力比為這項不朽的科學任務的完成做的都多，因為我們在背後曾發生了許多爭吵。
《時代》雜誌幾乎從一開始就跟蹤報道了基因組故事，主要感謝科普作家迪克·湯普森（她現在在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工作）。白宮、弗朗西斯、阿里和我都同意讓《時代》雜誌獨家報道這次白宮盛會的協商的故事。這涉及了與所有重要的競賽者們的秘密會見以及夜間攝影，其中主要的一張是午夜後，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納徹禮堂拍攝的。在白宮盛會之前，《時代》雜誌通知我，我已經被編輯選為封面人物，而且他們也承受著來自白宮高級官員的壓力，也包括來自弗朗西斯的。雜誌向我保證這是「我的封面」，如果我不高興，他們也不會改變他們的計劃。第二天，科林斯打電話懇求我說，只讓我們其中一位出現在封面上將會引起誤解，我勉強同意了。當我告訴迪克·湯普森時，他問我是否真的確定了，我說我要表現得大度些，而且這樣做是正確的。
偉大的日子到了，我感到高興，所有的競爭對抗都被大家拋到腦後了，因為今天大家要成為具有歷史意義成就的一部分。在白宮，弗朗西斯和他的妻子慇勤地歡迎我們，氣氛令人激動，大家懷著無限的期待，當總統克林頓進來向我們四人打招呼時，他顯得十分樂觀。後來，他把我拽到一邊告訴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好朋友，托馬斯·施耐德（Thomas J.Schneider）的妻子辛西婭（Cynthia），她是駐荷蘭的外交大使，也是我所做的事業的狂熱仰慕者，並且她努力使其引起總統的注意。當克林頓自己後來寫弗朗西斯和我之間的碰面時，寫道：「克雷格是一個老朋友，我已經盡力把他們拉到一起。」[2]當總統、弗朗西斯和我一起從大廳走進白宮東廳時，樂隊響起了《向元首致敬》的音樂，我們走進去，大家長時間地起立鼓掌。我坐在總統席的右邊，弗朗西斯坐在左邊。在大廳後面的講台上，是一排排鱗次櫛比的電視攝影工作人員。兩個大型等離子屏幕連接唐寧街和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在倫敦，唐寧街10號的觀眾正在為白宮裡盛況和他們的冷清之間鮮明的對比而咯咯地笑，布萊爾一動不動地獨自站在攝像機前的一個講壇上。
我四處張望，注意到觀眾包括總統內閣成員、參議院議員、國會成員，來自英國、日本、德國和法國的大使以及基因組社團的大人物和高級成員，其中包括吉姆·沃森，穿著白西裝，和我的顧問委員會成員諾頓·金德爾和理查德·羅伯茨一起坐在前排。克萊爾和弗朗西斯的妻子以及我的塞雷拉小組坐在一起，包括海姆·史密斯、格蘭傑·薩頓、馬克·亞當斯、希瑟·科瓦斯基，還有穿一身很帥的衣服的吉恩·梅爾斯。也許在那個熱情洋溢的團隊裡，唯一愁眉苦臉的就是穿著考究的托尼·懷特了，儘管在大西洋彼岸，約翰·薩爾斯頓奉承他：質疑公共計劃已經完成了不可思議的90%的進程，隱喻這件事情在精神上的不誠實[3]：「我們只是把我們所做的放在了一起，用一種過得去的方式包裝了起來，並且聲稱已經做了……是的，我們認為只是一堆贗品。」[4]但是甚至是他也感到，在那個偉大的日子，根本感覺不到政治派別的存在。
當總統開始他的演說，把這個偉大的基因組事業比作我們已經成就的一幅宏大的人類圖時，我感到自豪和得意。
幾乎兩個世紀之前，在這個大廳，這層樓，托馬斯·傑斐遜和一個可以信任的助手傳播了一張壯麗的地圖——一張傑斐遜曾長時間祈禱，在他的有生之年會看到的地圖。那個助手就是梅裡韋瑟·劉易斯，地圖是他勇敢地探險美國邊境，一直到太平洋的產物。這張地圖確定了輪廓線，永遠地擴大了我們的大陸以及我們想像的邊界。
我笑了，如果總統知道劉易斯可能是我的遠房親戚，不知道他會怎麼想。但是我的微笑不久就消失了，因為我再次發現自己回想起了越南那段時光，那時到現在我已經走了很遠，我感到很激動。在我的發言中，我要談到我在給國家服役的那段時間給了我如此巨大的動力和決心。我開始擔心我會失態，當談論我戰爭期間的經歷時，我常有這一傾向。
總統從梅裡韋瑟·劉易斯轉到了遺傳測繪。
今天，世界正把我們聚到東廳，看一幅甚至有更重大意義的圖。我們在這裡慶祝第一份完整人類基因組測試的完成。毫無疑問，這是人類創造的最重要、最神奇的圖。
六個國家的一千位研究者繪出了這張非凡的圖，總統稱讚了他們，當然也包括克裡克和沃森，以及即將來臨的發現雙螺旋50週年紀念，然後，總統向上帝致敬。說基因組的成功完成不僅僅是一大科學和理性的劃時代的成功。畢竟，當伽利略發現了他可以利用數學和機械工具理解天體的運動時，他感到，用一位著名研究者的話說，「他已經學會了上帝創造宇宙的語言。」今天，我們正在學習上帝創造生命的語言。我將會為上帝最神聖最莊嚴的禮物的複雜、美麗和奇妙而感到更多的敬畏。
宗教色彩是熟悉的：弗朗西斯一直與總統的演講撰稿人合作[5]。這讓我的遐想暫停了一會兒。我意識到在美國，這樣的對上帝的讚美是一個政治需求，但是它減損了我所有辛勤的勞動，也有損於基因組科學家的勞動，把他們在理性追求生命的秘密中取得的巨大進步與一個特別的信仰系統聯繫起來。
像總統一樣，我確實相信，科學詳述並且顯示了世界的奇跡，但是對我而言，作為一個源自40億年的進化過程的可以自我複製的化學成品的想法比一個宇宙鐘錶匠捻撚手指把我組裝到一起的想法更令人敬畏。當這些異教徒想法過去後，總統也回到了現實中，他提醒我們這項工作真正意義是什麼——並不是反映上帝的想法而是顯示疾病的遺傳根源，比如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症、糖尿病和癌症。
然後，不可避免要提到很多我這幾年所進行的鬥爭。總統提到了「是結實健康的競爭把我們引到了今天」，以及公共計劃和私人公司「為了世界上每個角落的研究者的利益」現在怎樣決心同時發表他們的基因組數據。在這一點上，我變得十分緊張，因為我知道現在輪到托尼·布萊爾向新聞界發表演說了。雖然我已經贏得了一些妥協，知道他會改變他的演說詞，不會發表抨擊塞雷拉的言辭，但我仍然不能確切知道他要說什麼。
首相的臉在等離子屏幕上顯得很大。一段家常問候以及通常的演說八股之後，他把我單列出來，我很高興並且放心，「我也想提到塞雷拉和克雷格·文特爾的富有想像力的工作，他以最好的科學競爭精神加速了今天的成就。」那時我不明白，但是布萊爾的演說在英國引發了可以理解的憤怒，因為他沒有說到另外一個人：他怎麼能只提到塞雷拉而不提桑格？
公共事業的火炬傳遞給了弗朗西斯·科林斯（毫無疑問，這引起了埃裡克·蘭德的憤怒），他以一段感人的事情開始，前一天他剛參加完他嫂子的葬禮。她死於乳腺癌，她死得太快了，還沒來得及從已取得的新知識中獲利。弗朗西斯把閱讀基因組的行為看作是一種崇拜活動[6]。他描述說，「當意識到我們第一次一瞥我們自己的以前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生命之書時，既令我感覺自己的卑微，又令我感到驚歎。」然後，他對我和塞雷拉的工作大大地讚揚了一番。「我祝賀他以及他的小組在塞雷拉所做的工作，塞雷拉使用一種優雅而創新的策略，這是對公共計劃採取的方法的一種補充。比較兩者將會學到更多東西。我很高興今天我們談論的唯一的競賽是人類的競賽。」
總的來說，弗朗西斯給了我一個好的介紹，把我描述成一個「從來不滿足於現狀，總是尋求新技術，當舊方法不能用時，發明新方法」的人，而且還是一個「能說會道、具有挑釁性、從來不滿足」的獨立者，我已經為「基因組學領域創造了巨大貢獻」。就像他說的話一樣令人喜悅，在這一點上，我不禁感到有些遺憾。如果從一開始，他今天的態度就代表了政府領導的工作的話，那麼基因組的工作原本可以多麼不同啊！
現在輪到我了。當白宮的一名工作人員給講桌後面加了一個台階使我比講台略高時，我開始了一段謙虛的評論說我比前兩位演說者個子矮點，然後開始說了我這幾個星期以來所醞釀的所有的話。
總統先生、首相先生、內閣成員、尊敬的國會成員、大使們和高貴的客人們：今天是2000年6月26日，在人類10萬年的記錄上標誌了一個歷史起點。我們今天要首次宣佈，我們人類可以閱讀它的遺傳密碼的化學字母了。今天中午12點半，在與公共基因組計劃開的一個聯合記者招待會上，塞雷拉基因組學公司將宣佈使用全基因組霰彈槍式測序法首次拼接了人類遺傳密碼。9個月前，在1999年9月8日，離白宮2.8千米處，由我、哈密爾頓·史密斯、馬克·亞當斯、尤金·梅爾斯和格蘭傑·薩頓領導的一小隊科學家開始測序人類基因組DNA，我們使用一種新的方法，該方法首先由實質上相同的小組在5年前基因組研究所時使用。
這個方法已經用於五個人的樣本遺傳密碼。我們已經測序了三個女性和兩個男性的基因組，他們確定自己分別是西班牙人、亞洲人、高加索人及非洲裔美國人。我們取這個樣本不是用一種排除法，而是出於對美國多樣性的尊重，也說明了種族的概念沒有遺傳或科學基礎。在這五個塞雷拉基因組中，沒有辦法區分種族。社會和醫學把我們所有人當作一個人類總體，作為個體，我們都是獨一無二的，人口統計不適用了。
我想要感謝和祝賀弗朗西斯·科林斯以及我們在美國、歐洲和亞洲的公共基因組公司的同事們，因為他們在繪出人類基因組工作草圖中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也想以個人名義感謝弗朗西斯，感謝他在與我努力達成基因組界合作過程中的直率的行為，並且把我們集體的注意力轉向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這個時刻可能對人類未來造成巨大影響。我還想感謝總統，因為他致力於公私合作，而且是他使這一天變成更具歷史意義的一天。很明顯，沒有世界上成千上萬的科學家們的努力，我們的成就也不會成為可能，他們走在我們前面，在最基本層面追求對生命的更好理解。科學的美在於所有重要的發現都是建立在其他人的發現之上的。我不斷得到前輩們工作的激勵，他們來自浩如煙海的各個學科，共同合作才使這項偉大工程得以完成。在這裡，我特別想感謝來自能源部的查爾斯·德利斯和來自冷泉港的吉姆·沃森，因為他們倆的夢想，幫助啟動了基因組計劃。如果沒有美國政府和基礎研究的持續投資，人類基因藍圖也不可能完成。我讚揚過去幾年內總統的努力和國會的工作，他們大幅度增加了資金，為基礎科學的發動機增加了燃料。
同時，我們不能忽視美國私人範圍的研究投資。如果沒有PE應用生物系統公司投資於發展塞雷拉和自動DNA測序機上面的10多億美元，就沒有今天的成功，塞雷拉和公共計劃都用這些測序機來測序基因組。另一方面，一些投資來自於科學的公共投資資源。
33年前，作為一個年輕人在越南的醫療隊服役時，我直接感受到我們的生命是多麼的脆弱。那些經歷激發了我對我們體內無數的細胞是怎樣互相作用從而創造和維持生命的研究的興趣。當我直接目擊了一些人經受了他們身體遭受的破壞性的傷殘而活下來，而另一些人放棄了對非致命外傷的治療而死去之後，我意識到人的精神至少和我們的生理機能一樣重要。我們清楚人類的總數比我們基因的總數多得多，就好像我們的社會比我們個人的總數大得多一樣。在我們的基因裡，我們的生理機能建立在複雜、表面上有無數相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就像在社會的環境裡，我們的文化建立在我們的互相作用之中一樣。在解讀20多個物種的DNA密碼時，從病毒到細菌到植物再到昆蟲，現在是人類，我的同事和我最好的一個發現是在進化過程中，我們都與遺傳密碼的共性有聯繫。當生命簡化到它的最本質之處，我們發現我們與地球上的每個物種都有許多共同的基因，我們並非如此地與眾不同。你可能會驚奇地發現你的序列比90%蛋白質相同的其他動物的序列大一些。我相信我們提供給世界的基本知識將對人類環境、疾病的治療以及生物連續性中我們對於我們的處境的看法有深遠的影響。基因組序列描繪了科學和醫學的一個新起點，它對每一種疾病有潛在影響。拿癌症來說，在美國每天幾乎有2000人死於癌症。你們今天早上已經聽到的科林斯博士和我所描述的基因組工作和將要開展的研究都是被這個信息所催化，鑒於此，在我們有生之年，癌症死亡數目有可能減少到零。新的治療方法的發展需要在基礎研究上繼續加大公共投資，也需要生物技術和製藥公司把新發現轉化為新藥物。
然而，和你們許多人一樣，我也關心有一些人想利用這個新知識，作為歧視的基礎。今天早上，《CNN時代》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6%參加測試的美國人相信人類基因組計劃將會帶來負面效應。為了更高的科學文化水平和我們共同遺產的明智應用，我們必須聯合起來一起工作。
從我過去幾年裡與總統的私人談話和他今天早上的講演中瞭解到，遺傳歧視已經成為他最關心的有關基因組進化的影響的問題之一。而那些把社會決策建立在遺傳還原論的基礎之上的人們將最終被科學打敗，為了使從基因組發現獲得的醫學利益最大化，最關鍵的是建立一套保護我們不受遺傳歧視影響的新法律。
有人曾對我說測序人類基因組將有損人性，因為把生命的奧秘暴露無遺。詩人們也爭論說基因組測序把世界簡化成殺菌與還原，這將剝奪他們的靈感。殊不知事實恰恰相反，組成我們的遺傳密碼的無生命的化學物質是多麼複雜和奇妙，它們將引發人類精神不可估量地昇華，這應該可以使詩人和哲學家們感動數千年。
總統感謝我，因為我的「那些不同尋常的陳述」，以及「當我們把這一切都完成時，我們將能活到150歲，那時，年輕人仍然能相愛，老年人仍將可以爭吵一些50年前就該解決的事——我們有時候都將做愚蠢的事，我們都將看見高貴的人類難以置信的能力。這是偉大的一天。」[7]它確實是。
東廳發佈會一結束，我就在白宮記者室為大型記者招待會作了簡單介紹，然後移址華盛頓的希爾頓大酒店。每個基因組小組都有自己的休息室可以休息，提前做好準備。到此時，氣氛變得歡快起來，塞雷拉團隊的每個人都飄飄然，彷彿在雲端上——幾乎每個人，確實是幾乎每個人。希瑟把我拽到一邊，告訴我托尼·懷特很不高興；實際上，他正在狂怒，而且倔強地板著臉。在白宮門口，我們沒有遇見他。他沒有被邀發表關於他怎樣簽了支票投資給塞雷拉的演說。的確，他甚至沒有機會面見總統，雖然我本可以代表他遊說一下門路，但這是他的新聞人的工作；無論如何，誰要和總統談話對白宮來說是一件重要的事，托尼花了大量時間惡意攻擊克林頓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幫助。當科林斯和我召開記者招待會時，對於懷特來說，事情變得更糟了。當記者問我們問題時，一個《60分鐘》節目的電視攝制組正給我們拍攝，他們在倒著走。他們中的三個人撞上托尼，把他撞倒在地，然後被他絆倒。當他笨拙地站起來，你幾乎可以看見煙從他耳朵裡冒出來。
這次記者招待會不像以前或後來開的任何一次，是在舞廳舉行的，包括近600人和難以置信得多的電視攝像機和攝影師。閃光燈不停地照亮我們的臉。吉恩·梅爾斯和馬克·亞當斯與我在台上和政府資助的科學家們一起答記者問，他們兩位應該得到這樣的榮耀。令大家驚奇的是，我們語調保持積極、合作和誠懇。我們都是一個歡樂的基因組大家庭。但是，當然我們腦海深處仍有一個疑問：當我們回到實驗室時，停戰能維持嗎？當我們回到現實生活，在科學雜誌上詳細描寫並出版我們的成就，寬宏大量和合作的精神還能獲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