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此關注的不是希望或者恐懼，而是我們的理性讓我們能夠發現的真理。
——查爾斯·達爾文
一片無花果樹的葉子能掩蓋很多東西，但人類的勃起卻不在其中。有關人類的性起源及其本質的標準敘事自認為它解釋清楚了一種醜陋、欺騙、三心二意型的專偶制的發展。在這個老故事中，異性戀的男女都是一場傀儡戰中的小卒子，指揮戰爭的是男女兩性相牴觸的基因程序。我們聽到的是，這場大災難源於我們男女的基本的生物「設計」。(1)男性力求讓自己可以大量製造的廉價種子遠播廣種（同時，他還要控制住一個或幾個女性，以增加做父親的確定性）。而女性則要保護自己有限的、週期性供給的珍貴卵子，不讓它們落入不值當的追求者手裡。女人在套住一個能養家餬口的丈夫之後，就會尋找比丈夫的基因更優秀的男子，（在排卵期）撩起裙子，抓住機會，和這些壯漢秘密交配。此幅圖景實在不怎麼雅觀。
生物學家瓊·羅格嘉頓（Joan Roughgarden）指出，達爾文150年前描畫的圖景幾乎沒有任何改變。她寫道：「對性角色的達爾文式描述並未過時。」「用今天的生物學專業術語再說一遍，達爾文式的敘事被認為是已經得到驗證的科學事實……性選擇的自然觀強調的是衝突、欺騙和骯髒的基因庫。」[1]
作為「知心女神」（The Advice Goddess）的專欄作家艾米·奧肯（Amy Alkon），她自己對這一影響深遠的敘事提供了最典型的通俗表述：「單身母親在很多地方都會感到處境艱難，但最可怕的應該莫過於身處180萬年前的荒原。那些能夠將基因傳給我們的女先祖們，對於和誰一起鑽進草叢應該是相當挑剔，終於將爸爸從小流氓裡揀選出來。男人有不同的基因驅動——他們帶回家的野牛肉，不能落進別人孩子的肚子——他們逐漸認為，與那些容易被勾引的姑娘廝混風險太高。」[2]現代世界就這樣被裝進這個井井有條的箱包：生育期對保護的需求、對爸爸和無賴（dads and cads）的分辨、親職投資和嫉妒、性的雙重標準。但是，就像機場裡的警告所說：留意那些不是自己親手打點的行李箱。
說到英國女士，我幾乎已經忘記她是什麼了——某種天使般的、美好的東西。
——達爾文書信，發自小獵犬號
貴族紳士們是值得憐憫的。在愛這件事上，他們幾乎沒有優勢可言。他們可以說自己渴望在牧師的花園裡，得到一個雀躍的妻子的吻，但不能說她在我身下呼喊，緊緊抓著我的背，而我射擊我的獵物，使其燃起烈焰。
——羅傑·麥克唐納（Roger McDonald），《達爾文先生的槍手》
重新評估我們矛盾的性關係的最佳起點，可能是查爾斯·達爾文。達爾文的大作《物種起源》在不經意間，為反性慾的偏見鍍上了一層經久不衰的科學光澤。儘管他是位天才，但「關於性，達爾文所不知道的事」這個論題足夠塞滿一批專著。這本就是其中之一。
《物種起源》出版於1859年，那個年頭，除了「光榮的希臘，莊嚴的羅馬」之外，人們對古典時代之前的人類生活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對史前史的時間定義是大約20萬年前，地球上生活的晚期智人——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過著沒有農耕也沒有文字的生活。那段歷史是一塊白板，理論家只能用想像填補空白。在達爾文和其他一些科學家開始鬆解宗教和科學真理之間的捆縛之前，對遠古世界的猜想受到宗教教義的嚴格限制。對靈長類的研究當時剛剛起步。但最近幾十年得到的新科研資料顯示，達爾文的盲點，就像他的洞見，同樣能產生深遠的影響。[3]
比如，達爾文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霍布斯對史前人類生活的著名概括：「孤獨，窮困，骯髒，殘忍和短命」，讓這些誤導性的假設深深嵌入我們今天有關人類性習性的各種理論中。如果讓今天的人想像一下史前人類的性生活，大多數人的腦海裡都會浮現出這樣的畫面：手持木棒的穴居野人，揪著一個半昏迷女人的頭髮，將她拖走。我們將會看到，這幅史前人類社會霍布斯式的畫面上，每一個細節都是錯誤的。達爾文還通盤接受了馬爾薩斯對遙遠往昔的揣測，大大地誇張了早期人類的苦難，故此對維多利亞時代的生活懷有特別的優越感。這些致命的誤解一直頑固地盤踞在當代演化學的領地內。
按照標準敘事，好色的男人和挑剔的女人之間上演了一場無止盡的探戈，雖然達爾文自己沒有上場朗誦這篇敘事詩，但他確實為這一敘事所謂的「自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敲響了鼓點。他留下了這樣的文字：「女性……不像男人那樣性急，只有極少的例外。……（她）需要對方調情；她矜持，經常表現為長時間地努力躲避某個男人。」這種女性的含蓄也許是很多哺乳動物交配系統的關鍵特色，但卻不怎麼適用於人類，事實上或者應該說，不適合與我們最近的靈長類。
達爾文想過，早期人類可能和大猩猩一樣是多偶制（一個男性和數位女性交配），他寫道：「從人在今日之下的社會習慣以及從絕大部分野人都是多偶制來判斷，最接近事實的觀點是，最原始的人原來生活在小社群中，每個人根據盡其供養和取得的能力，擁有很多妻子，他嫉妒心十足地防守自己的妻子，不讓其他男人碰到她們。還有一種情況是，他和大猩猩一樣，一個人帶著幾個妻子獨立居住……」[4]
演化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直言不諱地表示：「在所有的社會，性，至少是某種『髒兮兮』的東西。性在行事時要避人耳目，它讓人產生無窮遐思，受習俗和禁忌的規範。」但他說此話時，看上去也是「從人在今日之下的社會習慣來判斷」（而且，他還沒有達爾文的自我意識）。[5]我們將向讀者展示，性確實「受習俗和禁忌的規範」，但除此之外，他過分自信地宣稱的其他幾個方面，卻有大量的例外。
和我們所有人一樣，達爾文將他自己的個人經驗——或者說將他的缺乏經驗——融入了他對於生命本質的假設中。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約翰·福爾斯（John Fowles）讓我們看到了達爾文世界裡的性虛偽。福爾斯說，19世紀的英格蘭是一個「女性被神聖化的地方，而你花上幾英鎊——或幾個先令，就可以找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陪你一兩個小時。……是一個女性的身體被空前隱藏，隔絕於視野之外的地方；是一個以雕刻裸女來衡量每一位雕刻家才能的地方；是一個所有人都告訴你女人沒有性高潮，但每一個妓女都知道如何假裝高潮的地方」。[6]
在某些方面，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的性觀念可以說就是蒸汽機的複製品。對性慾釋放的嚴厲拒絕，如同阻斷了能量的正常流動，製造了持續上升的壓力。通過有控制地、短暫地釋放積聚的能量，可以實現做功。雖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犯了很多錯誤，但說到「文明」發展的主要基礎是受阻的、集聚的、累積的和改變了方向的性慾，他是對的。
沃爾特·霍頓（Walter Houghton）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思維框架》（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一書中解釋說：「為了保持身體和思想不受污染，男孩們受到的教育，讓他們將女性視為尊重甚至敬畏的對象。他會認為一個好女人（他的姐妹和母親、未來的妻子）更像是天使，而不是人類——這種形象不僅算計著要將愛與性分離，而且將愛變成膜拜，對純潔的膜拜。」[7]當男人沒有心情崇拜自己姐妹、母親、女兒和妻子的純潔時，他們自然應該去找妓女發洩自己的肉慾，而不是「欺騙」「良家婦女」，威脅家庭和社會的穩定。19世紀哲學家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觀察到，「僅在倫敦一地，有大約8萬名妓女；如果她們不是一夫一妻制神龕的犧牲品，又是什麼呢？」[8]
查爾斯·達爾文當然沒有對那個時代的性慾恐懼症免疫。事實上，人們可以說，他對這一恐懼症的影響特別敏感，因為他是在他著名亦無恥的祖父伊拉斯謨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的智識陰影下長大成人的，這位祖父藐視當時的性道德，公開和好幾個婦人生兒育女，甚至在他的詩中大肆宣揚群交。[9]達爾文在八歲時喪母，這也許讓他在腦海裡牢牢地留下了天使般女子在肉慾橫流的塵世之上飛翔的圖像。
心理學家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是最受尊重的達爾文專家之一，他將困擾達爾文一生的焦慮症、抑鬱症、週期性頭痛、頭暈、噁心、嘔吐和歇斯底里的哭泣，這些病症都符合早年喪母造成的分離焦慮。證明達爾文心理創傷的另一個證據是，他成年後給一位剛剛喪妻的表兄寫過一封很古怪的信，信上說：「在我一生裡還沒有失去過這樣的近親，」——他顯然是在壓制對母親過世的記憶，「我很難想像你內心的悲哀。」達爾文孫女的回憶也證明了他的心理創傷，她記得，有一次玩拼字遊戲，有人將M加在OTHER的前面，達爾文滿臉困惑。他盯著拼字板看了好久，然後告訴大家，沒有這樣一個詞。在場的人無不大吃一驚。[10]
維多利亞時代對肉慾的極端厭惡，一直延續到查爾斯的長女亨麗埃塔（Henrietta）身上。人們叫她「埃蒂」（Etty）。她負責編輯父親的著作，用藍色的蠟筆劃掉她認為有傷風化的段落。比如，查爾斯在傳記中談到那位思想自由的祖父伊拉斯謨斯，埃蒂刪掉了提及伊拉斯謨斯「對女人們如火的情愛」的部分。她還從《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和達爾文自傳中刪掉了「冒犯性」的文字。
埃蒂要踩扁一切性感事物還不只局限於文字。她對雷氏鬼筆菇（Phallus ravenelii）不依不饒，必欲除之而後安。直到今天，達爾文故居周圍的樹林裡，仍然生長著這種菌類。顯然，鬼筆菇外型像極了人類的陰莖，讓她坐立不安。若干年後，埃蒂的侄女（查爾斯的孫女）回憶說，「埃蒂姑姑……帶上籃子，尖頭木杖，狩獵斗篷和手套」，衝進樹林，尋找雷氏鬼筆。晚上，埃蒂姑姑「為了保護女僕的純潔，閉緊起居室的門，將這些蘑菇扔進壁爐的烈火中」。[11]
他會佔有你，當他的激情過去，新鮮感消失，你只是一件比他的狗更好一點，比他的馬更親密一點的東西。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爵士
不要誤會我們。達爾文知識豐富，人類思想家的聖殿裡當然有他的一席之地。如果你是攻擊達爾文的鬥士，希望得到增援，我們不是你求助的對象。查爾斯·達爾文是一位天才、一位紳士，我們對他懷有無限的敬意。但在男性天才身上經常發生的情況是，說到女性，他們基本上摸不到頭緒。
在人類的性行為問題上，達爾文除了揣測，鮮有貢獻。他自己的性體驗似乎只限於他過於正派的妻子艾瑪·韋奇伍德（Emma Wedgewood），她是他的表姐，也是姻親。在他乘小獵犬號進行環球航海時，年輕的博物學家看起來從沒像那個時代的其他海員那樣上岸尋歡作樂。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在他的暢銷小說《泰皮》（Typee）和《烏穆》（Omoo）中提到達爾文離群獨處，專注於採集資料的工作，也可以說他完全沒有嘗過南太平洋的樂子，而在幾十年前，這些樂子甚至激起了戰艦邦蒂號（The Bounty）的船員嘩變。
達爾文在還沒有任何具體對象的時候，就認真考慮了自己的婚姻，他的盤算完全是抽像的。在關於結婚還是不結婚這個問題上，他用筆記本分別列出支持和反對的理由。在支持結婚的一邊，他列下了：「孩子（如果幸運的話），分享共同愛好的長久伴侶（和晚年的朋友），一個去愛和一同嬉戲的對象——無論如何比狗好吧……女性的閒聊……但是會消耗大量的時間。」
在同一張紙上的另一欄裡，達爾文列了一串他的顧慮：「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的自由，極其有限的社會選擇……不要被迫拜訪親戚和注意各種瑣碎細節……變得肥胖和懶散……焦慮和責任……也許我的太太不喜歡倫敦，那麼，懲罰是放逐和退化成懶洋洋的、一事無成的傻瓜。」[12]
雖然後來證明達爾文是一位非常溫情的丈夫和父親，但他寫下的婚姻優缺點表明，他很認真考慮過選一條狗來伴他生活，而非選擇婚姻。
史前的摩登原始人
「根據時下男人的社會習慣做判斷，」不是理解史前人類的可靠手法（必須承認，達爾文對此沒有說太多東西）。在今天的生活細節中為遠古世界尋找線索，其敘事總是一套自我證明的神話，而不會是科學。
「神話」這個字眼在現代人眼裡是低級廉價的東西，通常用來指瞎話或謊言。但這裡的用法忽視了「神話」最深層的功能，即，它將似乎不連貫的事件變成故事，將相距遙遠的星星連成有形有狀的星座，不僅讓我們產生想像，而且讓我們感覺真實。戴維·范恩斯坦（David Feinstein）和斯坦利·克裡博內爾（Stanley Krippner）兩位心理學家解釋說：「神話如一台織機，我們在上面用每天的體驗做原料，編織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但是將兩萬，甚至三萬多年前的祖先的日常生活編成神話，這項編織工作相當棘手。太多時候，我們總是在無意間將我們自己的體驗編進史前的織物。我們將這種把當代文化傾向投射到遠古歷史的活動稱為「原始人摩登化。」[13]
正如電影《摩登原始人》說的是「現代石器時代家庭」，當代科學對史前人類生活的猜測經常被似乎正確的假設所扭曲。而這些假設可以讓我們遠離真相。
摩登原始人有兩位父母：一個是並不牢靠的史料，另一個是期待解釋、合理化和讚美自己的生活和所處時代的心理需要。就我們的目的而言，摩登原始人至少有三位大知識分子的祖父：霍布斯、盧梭和馬爾薩斯。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一位哆哆嗦嗦的戰爭難民，孤獨地滯留在巴黎。他凝望史前史的迷霧，開始揣測那時人類的悲慘生活，「孤獨，貧困，骯髒，殘忍和短命」。他想像的史前狀態和他所處的17世紀歐洲出奇地相似，當然，令人欣慰的是，在各個方面都要更糟糕一些。受不同心理動機的驅動，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環顧歐洲社會，到處是苦難和齷齪，他認為他看見的是人性的腐敗。旅行者講述的美洲野蠻人，給了他不少綺思遐想。而到了幾十年後出生的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那裡，知識的鐘擺從盧梭擺回到霍布斯。他堅稱，他證明了貧困的根源，而絕對的貧困就是人類的永恆狀態。他說，哺乳動物繁衍的數學必然導致赤貧。只要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每一代人都翻一番（2，4，8，16，32，如此等等），而農民只能以算數級數擴大耕地面積和增加食物供給（1，2，3，4，等等），就永遠不會有足夠的食物填飽所有人的肚子。所以，馬爾薩斯的結論是，貧困像風雨一樣不可避免。不是任何人的錯。是自然使然。有錢有權的人很願意接受這個結論，可以理解，他們迫切地想為自己的好運氣和窮人的苦難找到這樣的解釋。
達爾文的靈感來自兩個可怕的托馬斯和一個友善的弗雷德：他們分別是霍布斯，馬爾薩斯和摩登原始人。霍布斯和馬爾薩斯對史前時代的人性和人類生活細節的著意描畫，其中很多錯到不能再錯，這些大錯特錯的描述給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提供了知識準備。很不幸，他們那些徹頭徹尾的摩登原始人假設，先是一滴不漏地融入達爾文的思想，然後一直持續到今天。
嚴肅科學用冷靜的口吻掩蓋了流行史前史的神話性。這個神話基本上對瞭解歷史毫無助益，缺乏準確性，僅僅是為了自我標榜。
我們寫作本書的宏圖大願是想在神話的星座中辨識某些星星。我們相信，一般人所接受的有關人類性習性起源和本質的神話，不僅在事實上漏洞百出，而且極具破壞性，在人何以為人的問題上長期製造錯覺。這一錯誤的敘事歪曲了我們對自己能力和欲求的認識。最後，它宣揚的是一套虛偽的、對任何人都不合適的衣服，而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接受它，不論合身與否，都要披上它。
和所有的神話一樣，這個神話也是要確立我們是誰、我們是什麼，以及我們對彼此的期待和要求。多少個世紀以來，宗教權威散佈了一套經典敘事，警告信眾提防毒蛇、欺騙成性的女人、受禁止的知識和永生的痛苦。但在今天的世俗社會，這套敘事打著硬科學的旗號招搖過市。
事例不勝枚舉。在備受矚目的學術刊物《科學》（Science）上，人類學家歐文·拉韋喬伊（Owen Lovejoy）表示說：「核心家庭和人類的性行為的最初起源可能遠遠早於（180萬年以前的）更新世（the Pleistocene）。」[14]知名人類學家海倫·費捨（Helen Fisher）表示同意，她寫道：「一夫一妻制自然嗎？」她給了一個字的回答：「是。」然後她繼續說：「在人類當中……一夫一妻制是慣例。」[15]
史前人類史的許多不同要素似乎嚴絲合縫地排列在人類性演化歷史的標準敘事中。但是請記住，印第安人似乎回答了科爾特斯的問題，儘管他說的是「尤卡坦」；對教宗烏爾班三世來說，他的問題的答案根本是無可爭議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地球是太陽系的獨一無二的中心。人們將關注點放在對偶結合（pair-bonding）具有的營養收益上，動物學家和科普作家馬特·利德萊（Matt Ridley）展示了這一組合的迷惑性：「大容量的大腦需要肉食……（和）食物分享讓肉食成為可能（因為分享讓男人避免了捕獵失敗的風險）……分享食物需要大容量的大腦（沒有精密計算的記憶，吃白食的傢伙就會輕而易舉地欺騙你）。」說到這裡，一切還說得過去。但利德萊開始引進性因素：「男女分工推動了一夫一妻制（對偶結合成為經濟單元）；一夫一妻制導致傾向幼態持續的性選擇（在擇偶時強調年輕）。」這是一曲華爾茲，在旋轉中從一個假設滑向另一個假設，一圈又一圈地進入「合情合理的螺旋，證明了我們是如何成為今天的樣子」。[16]
稍微留心一下，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要素是怎樣等待下一個要素，所有要素構成一幅明確的星座，解釋了人類性習性演化的進程。
這幅標準星座內包括那些相距遙遠的星星：
● 史前的男人如何開始定向向某個女子和她的孩子「投資」；
● 男性的性嫉妒和雙重標準關係到男女兩性性自主的對立；
● 女性排卵期的隱性特點是被人不斷提及的「事實」；
● 人類女性莫名奇妙地引人注目的乳房；
● 女人一向喜歡欺騙和背叛，許多國家都有這樣的說法，藍調經典也做如是說；
● 當然，男人總是渴望用他的兩條腿擠壓些什麼——同樣是音樂作品的豐富素材。
這些就是我們要奮起反抗的東西。這首歌有力、凝練，越唱越有自信，不分晝夜在電台上反覆播送……但是，它是錯的，寶貝，錯得不能再錯了。標準敘事不過是給亞當和夏娃的故事提供科學證明。事實上在很多方面，它就是用科學的字眼複述了《創世紀》中人類墮落產生原罪的經過——加上性欺騙、禁止的知識和負罪。它給維多利亞時代的偏見貼上科學的商標，裝成無花果的樹葉，遮蓋住人類的性真相。但事實和神話相反——科學有自己的手段，它會從無花果樹葉的後面向外窺探。
查爾斯·達爾文提出了兩種演化發生的基本機制。第一個，也是最為人熟悉的是「自然選擇」。經濟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後來將此機制概括為「適者生存」，但大部分生物學家仍更傾向於使用「自然選擇」。重要的是要明白演化不是一種改善的過程。自然選擇僅僅是說，物種因應永遠在變化的環境而發生改變。假定演化是一個人類或社會變得越來越好的過程，是新達爾文主義者所犯的各種錯誤之一。[17]而演化絕非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