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已久，至晚在商代前期，在工藝品中就得到明確的反映，銅漆玉石都作為主要裝飾圖案而產生存在。《漢書·西域傳》是後來事物。《爾雅》一書中曾有記載，晉代郭璞注稱即獅子。事實上作為外國貢物來到中國，必有一定對象，才會有所得。東周晚期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無一定最高王權作為入貢對象，獅子傳說或進入中國西部，實物不大可能遠來。
老虎稱百獸之尊，獅子也稱百獸之尊，都勇猛矯健，瞻視不凡。但老虎是本國土產，西南、東北各省區山地都可發現，以東北產軀體特別龐大，知名世界。獅子卻是外來物，在海外出現的地區，也只限於非洲及中西亞若干接近沙漠荒遠地方。古代當作文化交流的珍禽奇獸之一來到中國，可能早於戰國，但文獻上比較落實具體，大致還是在西漢。
《後漢書·順帝紀》稱：
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或應作「犎」）。
註：《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
注中所形容的獅子形色特徵，是和真正的獅子相差不遠的。但注實出後人之手。至於由漢代人說來，西漢時能見到獅子真形的人，大致還並不多。由於武帝以來，海外文化交流，世界上各地出產的珍禽奇獸如犀牛、鴕鳥、獅子等等，即或已當成入貢禮品，送到長安、洛陽，大致還只是豢養在政府宮廷園囿離宮別館中，供封建統治者個人開心，及其親近家屬從臣欣賞，不僅大多數人民無從得見，即身在長安、洛陽供職的一般官吏，或許也難於見到。因此在西漢以來，即普遍流行的狩獵紋工藝圖案，無論銅、陶、漆、玉、絲或金銀加工，產於本國的熊、虎、鹿、豹、貘、兔、羚羊、野豬、孔雀、鴻雁，及傳說中的龍、鳳等等形象，無不可以發現，而且都無不做得極其生動活潑，形象逼真。內中卻未發現獅子紋。墓葬石刻平面浮雕或線刻上反映屬於《王會圖》或《瑞應圖》《博物誌》中奇異動植物，也沒有獅子在內。惟大型立體石刻在墓葬闕門間，卻出現了成雙的獅子，或名異實同的「天祿辟邪」。時間多在東漢中晚期，和史志記載獅子入貢有一定聯繫。至於反映到小件雕玉的大小璧、盾形佩、筒子式的酒卮，和玉具劍上的裝飾，珌、璏、珥，無不可以發現用高浮雕或圓透雕的子母辟邪，時間較早則可到西漢，來源也可以說是沿襲春秋戰國以來的奇禽怪獸，和獅子的關係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但是到漢代，彼此便已經混淆，隨同歷史發展，更難於區別顯明瞭。
東漢大型石刻獅子形象，如何由宮廷珍物轉而為普及到中等官僚墓葬前陪襯物，發展情形不得而知。當時付雕並留下當地刻工價值的，為山東嘉祥武氏祠石刻，中有獅子一對，值錢四萬，石工張勝記載。四萬錢在當時值黃金二兩，並可買上中彩錦二匹，普通絹帛約五十匹，價值不能不說已經相當高！又南陽宗資墓，成都高頤闕，也均各有獅子一對。四川石獅形象，已近似現存分佈於南京市郊外南朝齊梁時蕭氏諸墓前辟邪形象，前脅間各附以助其雄猛由雲氣紋變成象徵飛翔的小小雙翼。因此談藝術史的，對於它們的產生，有兩種不同的推測：
一、聯繫這個石獸造型，和脅間兩個翅膀而言，認為來源似和史傳中的貢獅子少直接關係，實出於中亞巴比倫藝術有翼猛獸飛廉的間接影響。
二、另外一點推測，即四川東漢末既有這種石獅子出現，江南至遲在三國東吳孫權時也會產生，當時即不用於孫策、孫權墓前，也會用於當時南方特別迷信的蔣子文的蔣侯廟、伍子胥等先賢祠堂前，也會和東晉諸皇陵相關。決不至於到百多年後的蕭梁政權時代才忽然出現。
若孤立看來，前者似乎說的還有點道理，若聯繫材料比較分析，卻不一定是事實。因為西漢以來，凡受《史記·封禪書》等記載、神仙方士傳說影響下產生的造型藝術，為了能符合「白日飛昇」流行傳說，不問是主題角色的東王公、西王母，還是王子喬、安期生，以及其他附屬於海上三山上的珍禽奇獸，無一不是浮在雲氣上行動，於背後或於兩脅旁生著一行或一對小小翅膀，表示具有這樣飛騰的能力。四神瓦當中青龍白虎，雖大不過五六寸，也各具有同樣翅膀。不過反映到較小面積雕刻繪畫上，雲氣翅膀做得比較簡單草率，不能比用於大型立體石刻上那麼完整具體而已。所以與其說它的來源，系出於巴比倫同類性質藝術的影響，還不如說是受秦漢以來神仙方士傳說影響。其次一件事，則有可能東吳孫墓即已有石辟邪出現。東晉渡江，經濟財力十分枯窘，節葬說又正流行，未見繼續。到南朝蕭梁統治江南時，有數十年生聚，封建貴族統治者為誇大個人財力和事功，才依據舊物，大有興作，彼此倣傚。所以這些石辟邪雖產生於社會藝術風氣萎靡的南朝，事實上這種辟邪藝術風格，還具有典型漢代天祿辟邪雄駿奔放的原因。
至於附於禮器上的玉璧，佩飾上的盾形玉珮，飲食器中的玉卮、玉碗，和玉具劍上的鏢首、珥、璏等裝飾或柄足子母辟邪，同樣經常也在脅腿間附以雲氣翅翼裝飾，唐、宋以後卻發展成為「如意靈芝」或一般卷草，一直使用於玉、石、牙、角、金、銅、竹、木等雕刻上，和部分絲綢彩繪圖案上，到清代猶繼續有不斷發展，成為中國民族圖案應用最廣泛普遍熟習的形象。但是後來人卻已少有明白它的來源和獅子本來密切關係了。
獅子來到中國，若照史志記載既在漢代，到的地方必然是長安或洛陽，陝洛一帶總應當也還留下一些比較近真的圖形，比外州郡一般辟邪更像真正的獅子。這種合理的假設，近年已有些實物出土加以證實。例如陝西博物館保存的一件大型石獅，和陳列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一個獅子，都可以作為例證。這兩個石刻體格結構都和真正獅子極其相近，而脅間小小翅膀，就顯得只是一種行動迅速奔走如飛的象徵。這種表現方法，事實上在春秋戰國以來青銅器的鑄造和彩繪漆工藝裝飾圖案中，即已經習慣運用，並非起於漢代。
獅子本身既然是從海外來的，同時必然還有進貢的異國人民，漢代石刻雖有根據《王會圖》《職貢圖》或《山海經》而作的圖像，似多以意為之，有圖案效果而少考古價值。例如武氏祠石刻作「穿胸國人著漢式衣冠而用二人扛貫其胸而行」可知。這類石刻中是未見有獅子和貢獅人形象的。沂南漢墓石刻有作胡人奇形怪狀，押著奇禽異獸作行進的，卻又近於漢代所謂犁靬幻人舉行的百戲，是用人裝扮弄假獅子和九苞鳳凰的。因此漢代貢獅子的外國人應當是種什麼樣子，不得而知。從近年新出土文物試作些探索，重要的新材料，是江浙地區出土一個晉代燒造的越州青瓷水注（或鏡台、燭台座子），作一胡人戴長筒闊邊帽子，騎於一個蹲伏獅子背上。這個藝術品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曾彩印於故宮藏瓷圖錄中，事實上若聯繫前後材料分析，似應當叫作「醉拂菻弄獅子」，這個主題畫且和西漢文人東方朔，及晉代名臣庾亮及當時著名的「文康舞」均有聯繫。反映於此後工藝各部門，前後約千八百年時間。唐代宮廷中大朝會應用的「五方獅子舞」，白居易新樂府中的《西涼伎》，宋、明以來的弄獅子，無不從之而來。即僅以「醉拂菻弄獅子」直接表現於藝術品而言，也不下百十種不同式，反映於民間藝術各部門。後來稱弄獅子的為「獅子郎」，似乎即還留下一點痕跡。但從歷來以文人畫、宮廷藝術為傳統的藝術史看來，卻極少有對於這個古代文化交流影響於廣大人民極其普遍的問題有所敘述的。
《畫史》稱梁元帝蕭繹，曾繪有《職貢圖》，本於周代《王會圖》傳說而續作，敘齊梁時西域諸國來朝時種種。實物既不存，內容也難於詳悉。近人論述傳世唐閻立本繪《職貢圖》時，便以為從畫旁附錄文字記載分析，或即根據當時蕭繹所繪《職貢圖》而成。這個假定實不能成立。因為判斷一個畫的時代，最可靠的無過於圖畫本身。判斷一幅人物畫的產生相對時代，比較可靠的又必然是從起居服用各方面來探討問題。若從這個圖卷中人物衣服冠巾看來，則無疑只是宋或以後人依據唐人畫跡和出土陶俑附會而成，托名唐初閻立本或立德。不僅和蕭繹無關，且和閻氏兄弟也無關。敦煌石窟有不少唐貞觀時壁畫，行香人中還留下有不少中原和西北諸族人民形象，衣著多畫得十分具體，雖有些奇怪，總依舊近於寫實。閻立本兄弟的《職貢圖》中人物，應當和敦煌壁畫反映極其相近。且大有可能，這些圖畫中一部分，本來即系取自《職貢圖》。而傳世《職貢圖》中西北諸族人民巾裹，卻近似宋、金時不明當時情形的人附會而成。立本兄弟父親閻毗，是隋代有名藝術家，並且參與隋代輿服的制定。立本兄弟也稱博識多聞，並參與唐初輿服的制定，哪裡會如此胡亂使用冠巾？所以說這個《職貢圖》既不可能和梁元帝有什麼關係，也不會出於唐初名畫家閻氏兄弟之手。
晉代以來，雖即有「醉拂菻弄獅子」，使獅子的原本神性失去作用，而賦以民間百戲雜技娛樂開心的意義。但過不多久，到宗教迷信濃厚的南北朝，卻又和其他固有傳說並富於神靈象徵的「龍」，和國產的固有的猛獸「虎」，一同成為佛力馴服的對象。經過鬥爭，終成為佛前的俘獲物。先是在稍前一時，魏晉之際南方做青銅「天王日月」鏡子上，即常有分段有翅神像中，夾以若干獅虎不分的怪獸頭顱出現，是否和佛經中的降魔經變有一定聯繫，有待進一步探討。「降龍伏虎」由於較後成為十八羅漢主題之一，為世人所熟習，但北朝以來緊密和佛分不開的還是獅子。在北齊造像佛菩薩兩旁，經常均可以發現一對獅子。有的位置又是在蓮座前邊，共同捧著一個博山香爐，成為後來「獅子滾球」的最早姿勢。獅子滾球直接的影響，大致還是唐代小獅子狗同滾唐代圓形香爐（也叫香球）而起！說詳後述。在一定時期內，宗教宣教是要借重獅子來誇大佛法威力而增加世人敬信的。或借助於獅子雄猛達到「護法」目的，或作為佛說近於「獅子吼」警醒愚蒙的象徵。總之，應用上的心理意識是錯綜的，而求達到宣傳目的卻是單一的，利用獅子對於人的威脅為佛降伏而反映於藝術中。《西遊記》上說的孫猴子始終跳不出如來佛手掌，也是一種巧妙的宣傳。
到唐代，佛旁獅子已由護法天王金剛代替，獅子為宗教服務卻以另外一個姿態而出現。佛旁文殊、普賢三尊形象完成後，文殊、普賢必騎青獅、白象（由於獅子王經故事的原因），獅子於是換了一種式樣和地位，反映於以後宗教藝術中約一千三百年。獅子失去固有的雄猛、敏銳、果敢、決斷種種形象和精神上特徵，形象逐漸和叭兒狗合流，用醉拂菻弄假獅子作為範本，成為一個逗人開心的共同體，也是這個時期！為求達到所謂「妙相莊嚴」，事實上卻自然和實物越來越遠了。
但在其他附屬應用工藝裝飾圖案中，唐代卻大量應用真正獅子和部分想像中的獅子，作為反映到工藝圖案各部門，取得藝術上空前廣泛效果。由宮廷應用貴金屬器物到民間兒童玩具，都可以發現獅子的雄健活潑形象。
前者例如近年出土的直徑過一尺的大型鎏金盤子，用獅子作為主題浮雕，當時顯明是成於宮廷作坊金工之手，而為封建主帝王特有的。後者屬於唐代燒造成流行天下的邢州白瓷。內丘白瓷既流行全國，這種玩具也必然是一般人熟悉的。
北宋徐兢作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提到高麗青瓷獅子，得知瓷製獅子還影響到高麗藝術。
四川織錦工人，則用彩織創造了以獅子舞圖案為主題的獅子錦，用獅子舞作主題，串枝花纏繞於其間，奏樂人縮得極小，圍繞四旁，獅形大將二尺。連綴成三五丈大面積錦帳，懸掛於殿堂深院中，藝術效果顯明是十分強烈的。這片錦緞是大約在肅宗時流傳於日本，現在還保存得上好的。
唐代陶瓷工人新發明的三彩陶，用來做馬和駱駝，世界早已知名，也有做立塑獅子，藝術上得到極高成就的。
又日本法隆寺還藏有一片天王狩獅子錦，作二騎士相對立，回身引弓射獅子，獅子舉身猛撲騎士。照畫面說，它或出於波斯式樣。但《南史》已稱有獵獅子錦，而這片錦紋正中作唐初習見菩提樹式，團窠旁附連珠，也和其他幾種近年西北出土唐錦相同。極可能實出於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提起的唐初在四川做行台總管兼管督造的竇師綸出樣，成都織錦工人做成的。這些錦樣當時叫「陵陽公樣」，稱為章彩奇麗，流行百年不廢。晚唐大歷時詔令中禁織的獅子、麒麟、天馬、辟邪諸錦，必然就包括有這類圖案的彩錦在內。
此外石碑邊沿裝飾圖案中，正流行鳥獸穿花圖案，有採用十二辰圖樣的，有一般性鳥獸穿花的，有太子玩蓮的，也有作奔獅和文殊騎獅子的。拂菻騎獅子奏樂的，雖屬附屬裝飾，同樣做得十分生動活潑，壯麗華美。
漢六朝以來，獅子主要應用，即在陵墓前面用大型石刻作成儀衛一部分，產生堂皇莊嚴效果。唐代為了達到這個政治目的，也還繼續採用，在順陵、乾陵前，都還有這種成對大石獅，做得極其威嚴莊重。這個制度且貫串了整個封建社會中。
獅子由寫實轉為象徵，失去本來雄猛不可羈勒，轉而為馴服坐騎，近似和叭兒狗的混合體，除了宗教畫的影響，而宗教畫的形成，大致又來源於民間習慣影響。正如同獅子舞錦緞雖出於唐代宮廷大樂舞的「五方獅子舞」，這個大型舞蹈，照史志記載，是專為帝王而設的，詩人王維天寶時做「協律郎」，即因作黃獅子舞而得罪，幾乎死去。（分析原因，可能是於天寶十三載安史之亂，安祿山入長安時，陷身於敵偽，曾被迫為安祿山安排過這個大樂舞，否則不會有機會私自作黃獅子舞的。）但它的起源，卻明顯和晉代以來的「醉拂菻弄獅子」分不開。更和北朝《洛陽伽藍記》所述當時宗教迷信利用五色獅子進行宣傳有一定聯繫。所以到唐代不僅成宮廷大節會樂舞之一，同時還流行於一般社會，近似外國馬戲性質，成為軍營中和人民群眾的季節性娛樂。詩人元稹、白居易均有《西涼伎》描寫形容。
元稹《西涼伎》描寫涼州軍營歌舞有：
……前頭百戲競撩亂，丸劍跳躑霜雪浮。獅子搖光毛彩豎，胡騰醉舞筋骨柔。……
白居易《西涼伎》，並註明是「刺封疆之臣也」而作。重要的是對於這種假獅子形象的敘述形容：
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帖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應似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
李白《上雲樂》歌詞，且提到：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戌削風骨。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岳臨上唇。不睹詭譎貌，豈知造化神。
大道是文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
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五色師子，九苞鳳凰……
詩中不僅有胡人進仙倡五色獅子、九苞鳳凰等後漢人辭賦中敘述引申，還涉及和「醉拂菻」同時流行於晉南北朝，著名的大臣庾亮有關的舞蹈「文康舞」。末尾還牽涉到東方朔窺窗偷桃故事連在一起，這麼說來不免言之話長，非本文所能盡。當俟另寫專文討論。但是可以知道，不僅真獅子來自海外，舞假獅子也來自海外。更重要即照白居易形容，唐代舞假獅子的形象，已不像真，卻接近唐代壁畫中文殊菩薩身下那個坐騎。
又胡人弄獅子反映到唐代藝術品中，也有種種不同發展。有做成墨崑崙的，在綢緞中還比較近真，即波斯胡應有形象。在西北新發現瓷器中還不例外。在敦煌壁畫中卻開始做成「墨崑崙」模樣，黑而矮小，即唐人小說中的「崑崙奴」「黑波斯」，一般以為是真的黑非洲人，有搞語言學的專家卻認為指的是過去新幾內亞，現在馬來西亞島的本土少數民族，唐代或屬錫蘭，所以稱獅子國，並以善於馴服獅子著稱。又有作其他高鼻胡人形象的，例如敦煌畫，石刻邊沿，和近年西安新發現，現陳列於北京歷史博物館一小石刻，即各不相同。至於宋初畫家作的線畫木刻文殊騎獅子像，前邊馴獅人，卻又還是高鼻尖錐帽西域胡人，形象且和南朝磚刻上所見到的唯一傳世文康舞胡人形象相近。也可知文殊坐騎獅子就是從拂菻弄的假獅子而來。因此不論是文殊坐騎前，或舞獅子形象，必有一（或二）獅子郎，事實上即「拂菻」簡稱，也即「墨崑崙」別稱。
唐代金屬工藝中的尖端，是揚州金工於八月五日或五月五日鑄造的各種鏡子。鏡子上用對獸作主題的，計有對羊、對鹿、對犀及對獅子。這種近於特種生產工藝品，重複相同的出土因之較少。至於另外一種後人名為「海馬」「海獸」「狻猊」「辟邪」鏡子的，多奔馳於滿地葡萄間，或間穿插孔雀、鸞鳳等珍禽，蜂、蝶等蟲蛾類，則佔有唐鏡大部分。清代官修的《西清古鑒》中鏡鑒，因本於史稱張騫由西域帶回葡萄事，誤把這類鏡子一例稱作漢鏡，致近人寫美術史猶有沿襲錯誤，以為系漢代藝術，不知實唐代產品的。
宋代由於生產發展，都市生活也有了進一步發展，一面是拂菻弄獅子在建築彩繪部門，有個一定位置，另一面玩真假獅子也更廣泛成為瓦捨百戲和民間娛樂之一部門，因此在藝術上反映這個題材，也更加廣泛，而且各具不同風格。但共同特徵，即拂菻狗的形象已佔重要位置，特別是南方獅子的造型，居多從叭兒狗啟示，做得十分可笑，獅子應有的雄猛無比的形象已被完全歪曲，成一個逗人憐愛的形象。在舞獅子的圖像中，那個獅子郎在官書上或樂舞記載上，雖還說額上系紅抹額，如《營造法式》一書彩繪部門所反映種種，在《嬰戲圖》一類南宋畫跡中，就成為兒郎子們的少年郎了，從此以後近十個世紀，舞獅子的都化妝成白面郎，再也不會如波斯形象。
一、遼代契丹建築工人在慶州建造的白塔腰部主要浮雕裝飾，即有作「醉拂菻弄獅子」形象，由於充滿地方風格，日本學人卻誤以為系「高麗人牽狗」，一再著錄種種圖譜中，如孤立看來，即易附會為某某人牽狗。如聯繫分析，就可知錯誤得十分可笑！除了「醉拂菻弄獅子」，哪容許這種和宗教迷信不相干的事件成為寶塔上主題裝飾浮雕？
二、北宋初高□□作的線畫板刻，也作有文殊騎獅子，旁有戴尖錐渾脫帽拂菻和一天女在旁。高□□是著名畫家，無遺墨傳世，由此板刻不僅得知藝術風格實出於吳道生，而且由此得知，這個「醉拂菻」形象，基本上還和近年鄧縣出土南朝墓磚上唯一傳世的文康舞高鼻尖帽胡人相同。可證明李白《上雲樂》中敘述兩者相互關係。
三、宋、元流行小手鏡，鏡紋裝飾圖案，也有用「醉拂菻弄獅子」作為題材的。製作雖草率，而形象卻和前者相近。
四、南宋蘇漢臣繪《嬰戲圖》……
事實上這個主題畫當時還應用到冠服制度中，例如《宋史·輿服志》「腰帶制度」花紋二十多種，內中有「獅蠻」一種，就指的是拂菻弄獅子。是在帶的排方上用「識文隱起」淺浮雕做成的。照規矩為□品官身上物。有殘餘帶飾可證。宋政府每年有送臣僚襖子錦計七等，其中「翠毛獅子」一種，當時實物雖已不得而知，但從明代現存幾種獅子錦看來，是多少還保留一點唐代寫生神情的。
專述北宋社會生活的《東京夢華錄》，敘述南宋社會生活的《夢粱錄》，都提起瓦捨百戲的馬戲棚子名獅象棚，觀者常及數千人，像或用真物表演，至於獅子，可能也和唐代一樣是用人扮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