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博物館在午門樓上有個新的全國出土文物展覽，三千七百件文物中有許多種臉盆和鏡子。把它們的時代、式樣，和出土地區都弄清楚後，我們也可以得到許多知識。如聯繫它們應用時的社會背景和發展關係，這些日用東西，也可為我們解決一些過去沒有明白的歷史問題，並啟發我們，中國古文化史或美術史的研究，有一條新路待人去走，就是把地下實物和歷史文獻結合，用發展和聯繫看問題的方法。若善於運用，會有些新的收穫可以得到的。
我們不是常說起過，人類愛美心是隨同社會生產發展而逐漸提高的，至晚在彩陶出現的時期，我們老祖先既然能夠做得出那麼好看的有花紋陶器，又會用各種玉石、獸牙、蝦貝裝飾頭部和手臂，石頭生產工具也除實用外要求精美和完整，對於他自己的身體和臉上，總不會讓它骯髒不堪。但是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除相互照顧，可能就是從水中照著影子來解決。沒有陶器時在池水邊照，有了陶器就用盆子照。這種推測如還有些可信，彩陶中缽子式器物，或許就是古人作盥洗用的東西，本有名字我們已不知道。到後來隨著社會發展，到了青銅器時代，洗臉和照臉分成兩種器物，用銅作的來代替了。中國人最初使用鏡子，到目下為止，我們還缺少正確知識。雖俗說「軒轅造鏡」，軒轅的時代科學家一時還難於肯定。過世不久的專家梁思永先生，在二十多年前發掘安陽殷商墓葬和文化遺址時，據說從青銅遺物中，已發現過鏡子。這就是說，中國人能掌握青銅合金作種種工藝品時，一部分人生活用具中，也起始有了鏡子。算時間，至少是三千二百年前的事情！可惜沒有詳細正式報告，思永先生已成古人了。
從古代文獻敘述中可以知道，有史以後，古人照臉整容，的確是用一個敞口盆子，裝滿清水來解決的。這種銅器叫做「盤」或「鑒」，盤用於盥洗，鑒當作鏡子使用。古器物照例刻有銘文，盤銘最古的，無過於傳說成湯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九個字。其次是武王盤銘「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十個字。鑒銘最古的傳說是周武王鑒「瞻爾前，顧爾後」六個字。都是語言警辟，可惜無實物作證。從文字措詞比較，我們說這種盤子可能古到商周，銘文卻是晚周或漢代讀書人作的。最著名的重要實物無過周代的「虢季子白盤」和「散氏盤」，商周遺物中，雖常有虺龍紋和魚鳥獸紋青銅盤出土，多和食器發生聯繫，可不大像宜於貯水化妝。這次西北區郟縣出土一個東周龍紋盤，和華北區唐山出土一個燕國獸紋盤，就和食器同在一處。這類銅盤也有可能在祀事中或吃喝前後用來洗洗手，或諸侯會盟時貯血水和酒漿，參加者必染指盟誓。但和個人化妝關係究竟不多。鑒的器形從彩陶時代就已確定，商代瓦器中常有發現。這次鄭州出土瓦器群，就有幾件標準式樣。是底微圓，肚微大，縮肩而敞口，和春秋戰國以後的鑒很相近。但是這東西當時的用途，我們卻取個保留態度。因為看樣子，用於飲食比用於盥洗機會還多些。
成定型的青銅鑒，多在春秋戰國之際才出現。目下國內最重要的實物，有如下幾件：
一是現存上海博物院山西渾源出土的二大鑒，鑒口邊沿鑄有幾支小虎攀援窺伺，雕刻得十分生動神氣。
另一件是河南汲縣出土的水陸交戰人物圖鑒，重要處是它的圖案設計，豐富了我們對於戰國時人生活方面許多知識，剔空部分當時可能還填有金銀彩繪。
第三件是科學院新近在河南輝縣發掘出土那一件，上面有精細刻鏤花紋，包括兩層樓房的建築，和頭戴鶡尾冠人物燕享奏樂射箭生活，鳥樹狗馬雜物形象，並且很像用熟銅捶薄方法作成的。
第四件是大型彩繪陶鑒，也在輝縣出土，花紋壯麗而謹嚴，可作戰國彩繪陶的代表。
另外還有一件傳說輝縣出土彩繪漆大鑒，原物已經殘毀，不過從殘餘部分花紋，還可以看出它壯麗而秀美的構圖，和同時代金銀錯圖案極相近。
其中除渾源大鑒還像一個澡盆，輝縣漆鑒本來可能貯滿清水時便於照臉，其餘幾件東西，居多還像酒食器。古代如果真的用鑒作化妝用具，求它切於實用，這種鑒可能是「漆」作的，講究的就用錯金銀作邊緣附件。證據是出土物中發現過許多這種錯金銀或青銅刻花圈形附件，小型的已知道是貯鏡櫛的奩具，口徑大到一尺二寸以上的，至今還不能明白用途。照例說它是裝東西的「容器」，是並不具體的。一切日用器物，決不會憑空產生的，和前後必有聯繫。它雖上無所承，而下卻有所啟。
西漢初叔孫通著《漢禮器制度》稱：
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
洛陽金村曾出土過戰國小型桃式銀洗。漢代瓢式銀匜已有發現，純金洗卻未出過土。如照《貢禹奏議》所說，則銀和金也可作金銀鑲邊的漆器解。極明顯，到了漢代，士大夫通用鑒式另有發展，而且專用作盥洗工具了，通名就叫做「洗」，別名叫做「朱提堂狼洗」。西南朱提郡是主要生產地，格式也有了統一化趨勢，花紋不是一雙鯉魚或一隻大角羊，就是朱鷺和鹿豕，並加上「大富貴樂有魚」「長樂未央」等等吉利文字，是用陽紋鑄到洗中心的。另有一種小型洗，多用細線陰刻滿花雲中鴻雁、麋鹿、熊羆或龍鳳作主題，繞以活潑而流動的連續雲氣，用鎏金法作成的。顯然是照叔孫通所說，漢代王侯貴族才能使用。在漢代工藝品中，這是一種新型的生產。還有一種中型缺邊碗式洗，銅、陶、漆都發現過，多和貯羹湯、醴酒的羽觴一道擱在平案上。晉代青釉陶瓷的生產，既代替了青銅的地位，洗即發展成兩個式樣：大小折中於中型鎏金洗和平底碗之間，在邊沿或留下一圈網紋裝飾和幾個小小獸面，或只有兩道弦紋，中心留下兩隻平列小魚浮雕，反映到南方縹青瓷生產的，隨後就有印花越州窯、龍泉窯的中型洗。至於宋代鈞、官、汝、哥南北諸名瓷，卻多把一切裝飾去掉不用。北方定窯則在雙魚外又加有種種寫生花鳥裝飾。這種洗，如依然有實用意義，大致只宜洗筆不再洗手了。還有一種容量和「朱提堂狼洗」相差不多，稍微改淺了一些，邊沿攤平，一切裝飾不用，只在邊沿和中心部分作幾道水紋，晉六朝以來，南北兩大系的青瓷都用到，發展下來就成了後世的「臉盆」。例如這次華東區揚州農場出土的一個，就屬於縹青瓷系；中南區廣東出土的一個，就屬於北方青瓷系。宋、明以來標準式樣，是故宮宋定式墨繪臉盆，是這次陳列的宋趙大翁墓壁畫化裝時用的臉盆，和在首都七個明代妃子墓中發現的那個黃金臉盆，和另一個比較小一些的嵌銀龍鳳花紋臉盆。這種式樣一直使用下來，在不同地區，用不同材料，和種種繁簡不同花紋裝飾，直延續到明、清二代，有景德鎮青花臉盆，有彭城窯面盆，有宜興掛釉加彩臉盆，有廣式、蘇式白銅臉盆，隨後才有「景泰藍」和「銅胎畫琺琅」的臉盆出現。現代搪瓷盆就由之衍進而來。
至於鏡子呢，古人本來也叫作「鑒」。因名稱意義容易混淆，現在有些人就把同一器物，戰國時的叫「鑒」，漢代的叫「鏡子」。這種區別並不妥當。因為戰國時人文章中已常提起鏡子。把戰國的鏡子叫作「鑒」，是根據敘述周代工官分職的專書《考工記》而來。書中在金工部門說，「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譯成現代語言，就是「作鏡鑒的合金成分，是銅錫各半」。但照註解「鑒燧」指「陽燧」，是古人在日光下取火用的。此外還有「陰燧」，可對月取水。
衛宏《漢官舊儀並補遺》也說過：
皇帝八月酎……用鑒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
三國時高堂隆卻以為：
陽燧取火於日，陰燧取水於月。
崔豹《古今注》並說明取火的方法：
照物則影見，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火出。
說法雖不相同，可見這種古代聚光取火鏡子，起源必定相當早，到漢代封建帝王還當成一種敬神儀式使用。我國古代科學發明極多，對於世界文化有極大貢獻。早過萬年前的石器時代，既然就會鑽木取火，進入青銅時代，又會用「陽燧」取火，應當是可信的。不過在考古材料中，我們今天還不曾發現過青銅作的「陽燧」，發現的多是照臉用的各種鏡子。鑄鏡成分各時代也不相同，早期鏡子大約百分比是銅佔七五錫鉛佔二五。鏡子鑄成必加工磨光，西漢淮南王劉安著的《淮南子》，就敘述過古人磨鏡方法，是把「玄錫」敷到鏡面上，再用細白毛織物摩擦拂拭，才能使用。「玄錫」就是水銀。磨鏡子古代早有專工，《海內士品》一書中，記述漢末名士徐孺子，想去送他老師江夏黃公的喪葬時，沒有路費，就帶了一副磨鏡子的傢伙，沿路幫人磨鏡餬口，終於完成願心。「青銅時代」雖到戰國就已結束，青銅鏡子的工藝，卻一直沿襲下來，一百餘年前，才由新起的玻璃鏡子代替。《紅樓夢》小說寫劉姥姥進大觀園，吃醉了酒，胡糊塗塗撞進寶玉房中時，先走到一個「西洋穿衣鏡」前面，看見自己的影子，笑瞇瞇的，還以為是「親家」。這是許多人都熟悉的故事。其實當時的城裡人，也居多還使用銅鏡。
過去一般讀書人，認為鏡子從秦代起始，是受小說《西京雜記》的影響。
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裡通明。
人來照之則倒見，以手捫心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
舊社會老百姓上衙門打官司時，照例必用手拊心，高喊一聲：「請求青天大老爺秦鏡高懸！」典故就出在這個小說裡。意思是把那位縣官當成「秦鏡」，明察是非。鏡子照見五臟，不會真有其事。但是戰國已有方鏡，這次長沙楚墓就有一面出土。大過五尺的方鏡，漢代卻當真有過。晉初著名文人陸機，給他的弟弟陸雲書信中，就提起過「見鏡子方五尺三寸，寬三尺，照人能現全影」。《西京雜記》多故神其說地方，不盡可信。陸機所見古代實物，是相當可靠的。也有洗澡用的大型銅澡盤，能容五石水，見曹操《上雜物疏》。郭緣生《述征記》還說，這個澡盤在長安逍遙宮門裡，面徑丈二。可知是秦漢宮廷舊物。
從出土實物和文獻結合看來，鏡子大致和盥洗的「鑒」同時，約在春秋戰國之際才比較普遍應用。戰國時著名思想家莊周和韓非，文章中都引用過鏡子作比喻，可見是當時人已經熟悉的東西。最著名的，是《戰國策》上說到的鄒忌照鏡子故事。故事說，城北徐公有美名。鄒忌打扮得整整齊齊去見齊王以前，問他的妻、妾和朋友，比城北徐公如何？三人都阿諛鄒忌，說比城北徐公美。但是鄒忌自己照照鏡子看，卻實在不如。不免嗒然喪氣。因此去見齊王，陳說阿諛極誤事。阿諛有種種不同原因，例如「愛」和「怕」和「有所請求」，都能夠產生。官越大，阿諛的人越多，越容易蒙蔽真理，越加要警惕。齊王採納了他的意見，改變作風，廣開言路，因此稱霸諸侯。故事雖流傳極久，一般人對於鏡子的認識，還是除「秦鏡高懸」，另外還知道「破鏡重圓」。這兩個名詞，一個表示明察秋毫，一個表示愛情復好。至於故事的詳細內容、本源，即或是「讀書人」，照例也不大明白了。
鏡子在實用意義外附上神話，和漢代方士巫術信仰關係密切。後來有兩個原因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
一個是七世紀隋唐之際，王度作的《古鏡記》，把幾面鏡子的發現和失去，說得神乎其神。
另一個是從晉六朝以來，婦女就有佩鏡子風氣，唐代女子出嫁更必需佩鏡子。
到十九世紀，玻璃鏡子普遍使用後，銅鏡成了古董，照習慣，婦女出閣還當成辟邪器掛在胸前。把鏡子年代混淆，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宋代《宣和博古圖》和清代《西清古鑒》，都把唐代的海獸葡萄鏡，當成漢代作品。這事至今還有讀書人相信。
近幾十年研究鏡子的人，從實物出土的地方注意，才修正了過去錯誤，充實了許多新知識。首先是淮河流域壽州一帶發現了許多古鏡，花紋風格都極特別，過去陝西、河南不多見，因此叫它作「淮式鏡」。至於產生的時代，還是沿襲舊稱，認為秦代製作。其實壽州原屬楚國，如果是「秦鏡」，應當在咸陽、長安一帶大量出土才合理！直到近年長沙楚墓出土這種鏡子又多又精美，才明白它的更正確的名稱，應當叫作「楚式鏡」，是戰國時楚國有代表性的一種精美高級工藝品。鏡子的大量生產，或普遍作墓中殉葬物，也是楚國得風氣之先，而後影響各地，漢代以後才遍及全國。我們這麼說，是因為秦、趙、燕、齊諸國墓葬中，也發現過鏡子，但數量卻極少。如不是不會用鏡子，只有一種解釋說得通，就是殉葬制度中不用鏡子。但是到漢代，墳墓中用鏡子殉葬，卻已成普通習慣了。
戰國鏡子和別的銅器一樣，花紋圖案地方色彩十分鮮明。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大類：例如午門樓上展出新出土的一面漆地堆花蟠虯方鏡，上海博物館展出的一面「虎紋鏡」，和流出國外的「四靈鷲方鏡」「圓透雕蟠虺方鏡」和同一紋樣圓鏡，其他圖錄中所見龍紋和蟠虺紋鏡。除第二種具渾源銅器風格，後幾種都和新鄭器及一般戰國時中原銅器花紋相通。這一類鏡子，藝術作風雖不相同，制度卻大致相同。胎質都比較厚實，平邊，花紋渾樸而雄健，可代表北方系作風。至於出土地不明確那面「金銀錯騎士刺虎鏡」，和相傳洛陽金村出土一面「玉背鏡」，和壽州、長沙出土的大量龍紋鏡、山字鏡、獸紋鏡，制度就另是一種。胎質都極薄，邊緣上卷，設計圖案多活潑而秀美，不拘常格。特別是長沙出土的各式鏡子，更可代表南方系藝術作風，具有顯明的地方特徵。花紋處理多沿襲商周青銅器而加以發展，分做兩層，有精細而多變化的地紋，在地紋上再加淺平浮雕，浮雕又還可分「平刻」「線描」和有陰陽面的「剔花」。在種種不同風格變化中，充分反映出設計上的自由、活潑、精緻和完整。特別重要還是它的統一完整性。又因磨治加工過程格外認真不苟且，方達到了青銅工藝的最高成就。可說是青銅器末期，結合了最高冶金技術和最精雕刻設計藝術的集中表現。它的複雜多樣的花紋，上承商周，下啟秦漢，還綜合戰國紋飾特長，反映於各種圓式圖案中，為後來研究古代花紋圖案發展史的人，給予了極大便利。
例如「連續矩文」，是商代銅器和白陶器中重要紋飾中一種花紋，本來出於一般竹蒲編織物，反映到銅、陶紋飾中，和古代高級紡織物關係就格外密切。到戰國末期，除部分銅鼎花紋還保持這種舊格式，一般車軸頭上的圖案花紋還使用到它，其他器物上已不常見。但是這種矩紋卻繼續用種種新鮮活潑風格，特別是結合精細地紋作成的方勝格子式變化，反映於長沙古鏡裝飾圖案中，不僅豐富了中國圓式圖案的種類，特別重要還是對於中國古代的黼繡紋，也間接提供了許多重要參考資料。古代談刺繡，常引用《尚書》「山龍華蟲，藻火粉米」等敘述。既少實物可見，歷來解釋總不透徹。漢代以後儒生製作多附會，越來越和歷史本來面目不合。從別的器物花紋聯繫，雖有金銀錯器、漆器、彩繪陶器可以比較，卻並不引起學人認真注意。近三十年燕下都新出土的各種大型磚瓦花紋，和輝縣出土的漆棺花紋，因為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諾音烏拉古墳一片絲織物花紋相似，特別是燕下都的磚瓦花紋，和金文中「黼」字極相近，才起始啟示我們「兩弓相背」的黼繡一種新印象。但由於長沙上千面鏡子的發現，完全近於「納繡」「鎖絲」的精細鏡子地紋，和由龍鳳綜合發展而成的種種雲藻主紋，更不啻為我們豐富了古代刺繡花紋以千百種具體式樣。這些鏡紋極顯明和古代絲綢刺繡花紋關係是分不開的。並且從內容上還可以看出，有些本來就是從其他絲繡裝飾轉用而成。例如，一種用四分法處理的四葉放射式裝飾，有些花朵和流蘇墜飾，是受鏡面限制，才折疊起來處理的。如果用於古代傘蓋帳頂時，就會展開回復本來的流蘇珠絡形式。還有菱形圖案的種種變化，孤立來看總難說明它的起源。如聯繫其他漆器、錯金器比較，就可以明白原來和古代絲織物的花紋都基本相通（楚墓出土實物已為我們完全證明）。這些花紋還共同影響到漢代工藝各部門。諾音烏拉漢墓出土的一件大繡花毯子，邊沿的紡織物圖案，就和這次陳列的那面朱繪鏡子菱形花紋完全相同。另外一片殘餘刺繡上幾個牽馬胡人披的繡衫上方勝格子紋，又和這次長沙出土一個戰國時鏤刻填彩青銅奩上的花紋相合。其他一些雲紋繡，更是一般金銀錯圖案。還有一種鏡子，在對稱連續方格菱紋中，嵌上花朵裝飾，地紋格外精美的，也有可能在當時就已織成花錦，或用納繡法釘上金珠花朵，反映到服飾上。西域發現的漢錦，唐代敦煌發現的方勝錦，顯然就由之發展而出。洛陽出土大空心磚上的方勝花紋，沂南漢墓頂上藻井平棋格子花紋，也是由它發展的。至於羽狀地紋上的連續長尾獸紋，寫實形象生動而活潑，又達到圖案上的圜轉自然效果，構圖設計，也啟發了漢代漆盤中的基本熊紋佈置方法……總之，楚式鏡紋的豐富變化，實在是充分吸收融化商周優秀傳統並加以發展的結果，和同時期工藝各部門的裝飾圖案，又發生密切聯繫，至於影響到漢代以後的裝飾圖案，更是多方面的。這是美術史或工藝史的研究工作者，都值得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情。離開了這些實際比較材料，僅從文字出發，以書注書，有些問題是永遠無從得到正確解答的。
近人常說漢代文學藝術，受楚文化影響極深。文學方面十分顯著，因為西漢人的辭賦，多直接從楚辭發展而出。至於藝術方面，大家認識就不免模模糊糊。去年楚文物展覽，和這次出土文物展覽，從幾面鏡子花紋聯繫比較中，我們卻得到了許多具體知識！漢代銅器在加工技術上，主要特徵是由模印鑄造改進而為手工線刻，花紋也因此由對稱式雲龍鳥獸和幾何紋圖案，發展變化為自由、現實、寫生，不守一定成規的表現。陰刻花紋雖起源極早，商代以來，雕玉、雕骨早已使用，但直接影響到漢代工藝的，也只有從楚文物中的漆器、木刻和青銅鏡子等技法處理上，見出它的本來面目和發展趨勢。
楚國統治者在諸侯間嘗自稱「荊蠻」，近於自謙封地內並無文化可言。當時所說，大致指的只是封建制度中的旂章車輅，儀制排場，在會盟時不如齊、晉諸侯的講究。至於物質文化，實在並不落後於人。特別是善於融合傳統，有色彩，有個性，充滿創造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工藝美術，春秋戰國以來，楚國工人所達到的高度藝術水平，和中原諸國比較，是有過之無不及的。楚國愛國詩人屈原文學上的成就，和楚國萬千勞動人民工藝上的成就，共同反映出楚文化的特徵，是既富於色彩，又長於把奔放和精細感情巧妙結合起來，加以完整的表現。這雖然同時也是戰國文學藝術的一般長處，是戰國時期美學思想在文學藝術上的具體反映。但是從楚文化中，甚至於從一面小小青銅鏡子中，我們卻更容易看出鮮明的時代精神和民族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