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玻璃或玻璃生產，最早出現的年代，目下我們還缺少完全正確具體的知識。但知道從周代以來，在詩文傳志中，就經常用到如下一些名詞：「璆琳」「球琳」「璿珠」「珂珬」「火齊」「琉璃」「琅玕」「明月珠」和晉六朝記載中的「玻璃」「瑟瑟」，後人註解雖然多認為是不同種類的玉石，如聯繫近十年古代墓葬中出土的豐富實物分析，這些東西事實上大部分是和人造珠玉發生關係的。這種單色或復色、透明或半透明的早期人造珠玉，後來通稱為「料器」。古代多混合珠玉雜寶石作婦女頸部或頭上貴重裝飾品，有時還和其他細金工鑲嵌綜合使用。如同戰國時的雲乳紋璧，漢代玉具劍上的浮雕子母辟邪、璏和珥、雲乳紋鐔首等。也有仿玉作殮身含口用白琉璃作成蟬形的。漢代且更進一步比較大量燒成大小一般藍、綠諸色珠子，用作帳子類邊沿瓔珞裝飾。武帝的甲乙帳，部分或即由這種人造珠玉作成。到唐代才大量普遍應用到泥塑佛菩薩身體上，以及多數人民日用首飾上，和部分日用品方面。至於名稱依舊沒有嚴格區分。大致珠子或器物類半透明的，通稱「琉璃」，透明的才叫「玻璃」。事實上還常常是用同類材料做成的。又宋代以後，還有「藥玉」「罐子玉」或「硝子」「料器」等名稱，也同指各色仿玉玻璃而言。外來物，僅大食貢物即有「玻璃器」「玻璃瓶」「玻璃甕」「碧——白琉璃酒器」等名目。而彩釉陶磚瓦，這時也已經正式叫作琉璃磚瓦。《營造法式》一書中，且有專章記載它的燒造配料種種方法。
在中國西部掘的四千年前到六千年間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中，已發現過各種琢磨光滑的小粒鑽孔玉石，常混合花紋細緻的穿孔蚌貝，白色的獸牙，編成組列作頸串裝飾物。在中國河南發掘的約三千二百年前青銅器時代墓葬中，除發現大量精美無匹的青銅器和雕琢細緻的玉器，鑲嵌松綠石和玉蚌的青銅斧、鉞、戈、矛、兵器，同時並發現許多釉澤明瑩的硬質陶器。到西周，敷蝦青釉的硬質陶，南北均有發現。這時期由於冶金技術的進展，已能有計劃地提煉青銅、黃金和鉛，並學會用松綠石鑲嵌，用硃砂做彩繪。由於裝飾品應用的要求，對玉石的愛好，和矽化物燒造技術的正確掌握，從技術發展來看，這時期中國工人就有可能燒造近於玻璃的珠子。至晚到約二千八九百年前的西周中期，有可能在婦女頸串裝飾品中發現這種人造雜色玉石。惟西周重農耕，尚儉樸，這種生產品不切於實用，因而在農奴制社會中要求不廣，生產品即使有也不會多。到兩千四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之際，由於鐵的發現和鐵工具的廣泛使用，生產有了多方面的進步，物質文化各部門也隨同發展。襄邑出多色彩錦，齊魯出薄質羅紈，綺縞細繡紋已全國著名。銀的提煉成功和鎏金、鎏銀技術的掌握，使得細金工鑲嵌和雕玉藝術都達到了高度水平。金銀彩繪漆器的大量應用，更豐富了這一歷史階段工藝的特色。在這時期的墓葬中，才發現各種品質純潔、花紋精美的珠子式和管狀式單色和彩色玻璃生產。重要出土地計有西安、洛陽、輝縣、壽縣、長沙等處。就目前知識說來，內容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類：
一、單色的：計有豆綠、明藍、乳白、水青各式。
二、復色的：計有藍白、綠白、綠黃、黑白兩色併合及多色併合各式，近於取法纏絲瑪瑙和犀毗漆而作。特別重要的是一種在綠、藍、白本色球體上另加其他復色花紋鑲嵌各式。這一品種中又可分平嵌和凸起不同的技術處理。
三、棕色陶制球上加塗彩釉，再繪粉藍、銀白淺彩的。這一類也有許多種不同式樣。
這些色彩華美鮮明的工藝品，有圓球形或多面球形，又有管子式和棗核式，圓球形直徑大過五公分的，多屬第三類彩釉陶球，上面常用粉彩作成種種斜方格子花紋圖案，本質實不屬於玻璃。一般成品多在直徑二三公分左右。其中，第二類加工極複雜，品質也特別精美，常和金銀細工結合，於金銀錯酒器或其他器物上，如青銅鏡子，做主要部分鑲嵌使用。或和雕玉共同鑲嵌於金銀帶鉤上，或單獨鑲嵌於鎏金帶鉤上。也有用在參帶式漆器鎏金銅足上的。但以和金玉結合作綜合處理的金村式大罍和鏡子，藝術成就特別高。從比較材料研究，它在當時生產量還不怎麼多。另有一種模仿「羊脂玉」做成的璧璜，和當時流行的珍貴青銅玉具劍的劍柄及漆鞘中部的裝飾品，時代可能還要晚一些；早可到戰國，晚則到西漢前期。品質特別精美純粹，則應數在河南和長沙古墓出土的藍料喇叭花式管狀裝飾品。過去以為這是鼻塞或耳璫，現已證明還是串珠的一部分。時間多屬西漢。又長沙曾出土一純藍玻璃矛頭，還是戰國矛頭式樣。廣東漢墓又發現兩個藍料碗和整份成串純淨藍色珠子，其中還有些黃金質鏤空小球。
年來這部門知識日益豐富，二千年前漢人墓葬遺物中玻璃裝飾品的出土範圍越加普遍。除中原各地，即西南的成都、南方的廣州、東南的浙江以及中國東北和西北邊遠的內蒙古、新疆、甘肅各個地區，都有品質大同小異的實物出土。小如米粒的料珠，也以這個階段中墳墓中出土的比較多。惟第二類復色的彩料珠，這時期已很少見。至於彩釉陶球則更少。原來這時節中國釉陶用器已全國使用，如陝、洛、河北、山東之翠綠釉，廣東、湖南之青黃釉，長江中部各地之蝦背青釉，以及長江下游江浙之早期縹青釉都達到成熟時期。並且有了復色彩釉陶，如陝西鬥雞台出黃釉上加綠彩。出土料珠一般常是綠藍水青單色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應數長沙和洛陽出土，長度約三公分小喇叭式的藍色料器和一九五四年在廣州出土的大串藍料珠子。
湖南出土的品質透明純淨玻璃矛頭和廣東出土的二玻璃碗，格外重要。因為可證明這時期工人已能突破過去限制，在料珠以外能燒成較大件兵器和飲食器。
由於海外文化交流的發展，漢代或更早一些時期，西北陸路已經常有大量中國生產的蠶絲和精美錦繡，外輸羅馬、波斯和中近東其他文明古國，並吸收外來物質文化和生產技術。這種玻璃生產品，除中國自造外，技術進展自然也有可能是由於外來文化交流的結果。並且還有可能一部分成品是從南海方面其他文明古國直接運來的。因《漢書·地理志》載黃支調斯諸國事時，就提起過武帝時曾使人「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又《西域傳》也有罽賓國出「璧琉璃」語，《魏略》則稱「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但從出土器物形式，如作雲乳紋的璧，白料蟬、浮雕子母辟邪的劍飾、戰國式的矛頭等看來，可以說這部分實物，是只有在國內才能生產的。晉南北朝以來翻譯印度佛經，更歡喜用「琉璃」「玻璃」等字句。因此，過去中國歷史學者受「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影響，多以為中國琉璃和陶器上釉的技術，都是外來物，而且時間還晚到漢魏時代。近年來新的殷周有釉陶器的發現，和晚周及漢代大量精美玻璃實物的出土，和數以萬計墓葬材料的陸續出土，已證明舊說見解實不正確。
現在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說，中國工人製造玻璃的技術，由顆粒裝飾品發展而成小件雕刻品，至晚在二千二百年前的戰國末期已經完成。再進一步發展成日用飲食器物，二千年前的西漢也已經成功。戰國古墓中，已發現有玉色琉璃璧和玉具劍柄，以及劍鞘上特有的玻璃裝飾物品。漢代墓中並有了死者口中含著的白琉璃蟬，廣東漢墓並且已經發現琉璃碗。魏晉時人作的《西京雜記》《漢武故事》《飛燕外傳》和《三國誌·胡綜別傳》，如記載還有一部分可靠性，則早到西漢，晚到三國時期，還使用過大片板狀琉璃作成的屏風。雖然這時期小屏風做蔽燈用的還不過二尺見方（見《列女仁智圖》），用於個人獨坐的，也不過現在的三尺大小（見彩筐塚所得彩漆筐上繪孝子傳故事）。然而還是可以說明板玻璃已能有計劃燒出。換言之，即中國板玻璃的應用，時間有可能也早過二千年前。三國以後詩人著作中，已經常提起琉璃器物，如著名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就說及琉璃榻，傅鹹文中曾歌詠琉璃酒卮，其他還有琉璃枕、琉璃硯匣、筆、床各物。又著名筆記小說《世說新語》，內容多是輯錄魏晉人雜傳記而成，其中記「滿奮畏風，在晉帝坐，北窗作琉璃扉，實密似疏，奮有寒色」。又記王濟事，稱濟為人豪侈，飲饌多貯琉璃碗器中。石崇、王愷斗富為人所共知，如為三尺高珊瑚和數十重錦步障，其實也談起琉璃碗事。可知西晉以來已經有相當多的產量。惟記載未說明出處，是來自南海或得自西域，抑或即本國工人燒造，未可得知。
西晉末年，因西北羌胡諸遊牧氏族侵入中國漢族文化中心的長安、洛陽，戰事並繼續發展，中國國土因此暫時以長江為界，分裂成兩個部分，即歷史中的南北朝時期。在長江以北，遊牧民族軍事統治者長時期的劇烈鬥爭，使重要的生產文化成就，多遭受嚴重破壞。琉璃製造技術，也因此失傳。直到北魏跖跋氏統一北方後，才又恢復生產，《北史》稱：
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指洛陽），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采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澈。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由此可知，彩色琉璃的燒造技術在北方確曾一度失傳。到此又能大量燒造平板器物，直接使用到可容百人行動的大建築物中。這類活動建築物雖然已無遺跡可尋，但在同時期墓葬中，卻有重要實物發現。建國後，河北景縣封姓五座古墓掘中，除得到大量具有時代特徵的青釉陶瓷外，還得到兩個玻璃碗，一個藍色，一個淺綠色，現陳列於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這種碗當時似為服長生藥所用，晉代人有稱它做「雲母碗」的。
這時期南中國生產已有進一步發展，綠釉瓷的燒造也達到了完全成熟期。薄質絲綢和新興造紙，更開始著聞全國。文獻記載中雖敘述過用琉璃做種種器物（如庾翼在廣州贈人白，似即白色料器），由於製作技術究竟比較複雜，並且燒造技術僅掌握在少數工人手裡，成品雖美觀，還是遠不如當時在江浙能大量生產的縹青色釉薄質瓷器切合實用。又因政治上經過劇烈變化，正和其他文化成就一樣，玻璃無法進一步發展，關於實物品質形式的知識我們也知道不多。惟這個時期正是中國佛教迷信極盛時期，統治者企圖借宗教來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識，大修廟宇，照史書記載，北朝統治者曾派白整督工七十萬人修造洛陽伊闕佛寺。南朝的首都金陵相傳也有五百座大廟，北朝的廟宇則有一千三百多個。此外還有雲岡、敦煌、麥積山、天龍山、洛陽、青州、鞏縣（今鞏義市）等石窟建築群。這時期的佛像以土木雕塑而成，而且都經常使用各色珠玉寶石、琉璃作瓔珞裝飾物。試從現存洞窟壁畫雕塑裝飾，如敦煌壁畫近於斗帳的華蓋、藻井部分邊沿的流蘇來看，還可想像得出當時彩琉璃珠的基本式樣及其應用情形。隋代政府收藏的書畫卷軸，照史志記載，也有用各色琉璃作軸頭的。隋仁壽時李靜訓墓中幾件水綠色玻璃器，是目前為止出土文物中最能說明當時生產水平的幾件實物。《隋遺錄》是記載中提及的宮中明月珠，有可能即為如宋人筆記小說所說的一種白色新型大琉璃燈。所不同處，只是隋代還當成宮中奇寶，宋代則已為商店中招徠主顧之物。《隋書·何稠傳》稱，曾發明綠瓷，歷來學者多據這點文獻材料，說綠瓷成於何稠。如以近年出土文物判斷，則綠釉瓷北方早可到東漢永元，惟白瓷倒只在隋代初次出現，透明綠琉璃也在這一歷史階段達成熟期。
唐代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琉璃製作也有了新的發展。廟宇殿堂雕塑裝飾更擴大了彩色琉璃的需要，根據《唐會要》和《唐六典》記載，除由政府專設「冶局」主持全國廟宇裝飾佛像的琉璃生產外，日用器物中琉璃的使用，也日益增多。唐詩人如李白等，每用豪邁愉快感情歌頌現實生活時，提及西涼葡萄酒必兼及夜光杯或琉璃鐘，此外琉璃窗、琉璃扉也常出現於詩文中。惟多近於從《藝文類聚》中掇拾《西京雜記》等文作辭章形容，不是事實。因直到晚唐蘇鶚《杜陽雜編》記元載家紅琉璃盤，還認為是重要實物，可知珠璣易燒，大件瓶、盤還不多見。
又《唐六典》卷四說：
平民嫁女頭上金銀釵許用琉璃塗飾。
《唐六典》完成於天寶時代，可知當時一般小件琉璃應用的普遍程度。不過作器物的特種彩色琉璃，依舊似乎不怎麼多。直到宋代，真臘貯猛火油和其他外來薔薇露，還特別記載是用玻璃瓶貯藏，記大食傳入中國貢品時，也曾提及許多種玻璃器。可知中國工人還不熟悉掌握這種燒造技術。這問題如孤立地從技術發展上來認識，是不易理解的，甚至於因此會使人對於戰國、漢代以來琉璃生產的成就產生懷疑。但是如聯繫其他部門生產情形看，就可知道這種情況倒十分自然的事。唐代瓷器的燒造，品質已十分精美。河北邢州的白質瓷器和江南越州的綠釉瓷器生產品，不僅具全國性，並且有大量成品向海外各國輸出。又中國絲綢錦緞，原來就有一個更久遠的優秀傳統。發展到唐代，薄質紗羅由漢代的方孔紗到唐代的輕容、鮫綃，更有高度的進步。生產的發展和社會多數應用的要求有密切關係，玻璃和陶器比較，技術處理遠比陶器困難，應用價值卻又不如陶器高，這是當時透明琉璃不容易向應用器物發展的原因。玻璃和薄質紗羅、和紡織物比較，也是如此。薄紗中「輕容」，詩文中形容或稱「霧縠」，顯示質地細薄，已非一般人工可比。由於這類輕紗薄絹的生產，既結實又細緻，甚至於影響到中國造紙工業的進展。例如五代以來雖有澄心堂紙的生產，在繪畫應用上，卻始終不能全代替細絹的地位。一般做燈籠，糊窗隔子，用紗羅早成社會習慣，而且在使用時具有種種便利條件，價值更遠比玻璃低賤，這是使平板玻璃在唐代不容易得到發展的又一原因。因此直到晚唐《鄴侯家乘》稱代宗時嶺南進九寸琉璃盤，又權臣元載家有徑尺紅琉璃盤，都認為是難得寶物。唐代重燈節，每到正月元宵，全國舉行燈節。當時政府所在地的長安燈節，更是輝煌壯觀。據《朝野僉載》敘述，睿宗和武則天時，燈有高及十丈延續百丈的。這種成組列的燈綵，個體多作圓形或多面球形的骨架，用薄紗糊就，畫上種種花紋，燈旁四角還點綴種種彩色流蘇珠翠。琉璃的使用，是作為燈旁裝飾，燈的主要部分還是用紗。借此可知某一部門的生產，常常和其他部門生產相互制約，有些還出於經濟原因。唐代鏡子工藝可說是青銅工藝的尾聲，然而也是壓軸戲，許多作品真可說近於神工鬼斧，達到金屬工藝浮雕技術最高水平。並且已經大量使用金銀薄片鑲嵌在鏡子背面，製作了許多華麗秀美的高級藝術品外，還曾用彩色琉璃鑲到鏡子背上，得到非凡成功。可是卻沒有工人會想到把這種琉璃磨光，設法塗上磨鏡藥，即可創造出玻璃鏡子。這種玻璃鏡子直到一千年後才能產生出來，結束了青銅鏡子延長約二千三百年的歷史使命。仔細分析，還是受條件制約限制，即當時鑄鏡工藝優秀傳統，已成習慣，而且十分經濟，才不會考慮到還有其他更便宜的材料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