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母造出了你；
也許是不經意之間，
但他們的確這樣做了。
他們把自己的缺陷傳給了你，
還專門為你額外加入了一些。
——菲利普·拉金《這就是詩》
當奧勞達赫·伊奎艾諾11歲的時候，他生活在18世紀的村莊裡。早晨，大人們都下地勞作了，孩子們就聚在一個村民的家裡玩，其中一個孩子爬上附近的樹上放哨，注意陌生人。伊奎艾諾寫道：有一天，他和姐姐獨自在家，沒人放哨。突然，有兩男一女翻過牆頭，跳進院子。這兩個孩子還沒來得及喊叫，就被堵上了嘴，從牆上挾到了外面。
劫匪走到了一個有同夥等候的地方，沿途伊奎艾諾看到遠處有人，他就大聲呼喊救命，但是又被劫匪塞住了嘴，裝進了麻袋。那天他和姐姐緊緊抱著過了一夜，可是天一亮，姐姐就被帶走了，再也沒有回來。伊奎艾諾後來寫道：「危難中姐姐給我的一點點安慰也一塊兒被帶走了，為她的命運擔憂更加重了我的痛苦，我真是擔心極了，不知姐姐要遭受多少苦難，這擔心超過了我對自己的擔心。」關於他姐姐，他寫道：「雖然你早早地就被人從我身邊強行帶走，但你的樣子永遠刻在我的心裡，無論再過多少年，無論我命運如何，誰也不能把你從我心裡抹去。」
那時候，類似伊奎艾諾的遭遇相當普遍，這比流放囚犯更可怕。流放囚犯的制度的確毀掉了很多家庭和群體，給人造成了深深的苦難，從17世紀初到19世紀末，估計有225萬囚犯被流放，儘管有很多囚犯活了下來，而且混得相當不錯，但是很多人的命運卻極其悲慘，那些囚犯被迫服苦役。但在同一時期，世界上還有一個更為殘酷的、延續時間更長的災難存在著，那就是「奴隸制度」。
奴隸貿易在非洲存在了好幾百年，事實上有四個不同的奴隸貿易市場。早在9世紀，奴隸貿易就橫跨撒哈拉：遭受綁架後被販賣到北非的奴隸貿易，紅海和印度洋地區的奴隸貿易，販賣到中東、印度和印度洋島嶼種植園裡的奴隸貿易，從大西洋地區販往美洲的奴隸貿易。在很多非洲國家，起碼有20代人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裡：自己的配偶、孩子或朋友突然失蹤，而且毫無蹤跡可尋。很多非洲人認為自己的親人被綁走，並運到海外被人吃掉了。
在有奴隸買賣的社會裡生活，生命毫無保障。在那漫長的歲月裡，被人綁架的危險隨時會出現。在18世紀的非洲，像奧勞達赫·伊奎艾諾居住的這樣的村子裡，有些村民下地幹活時，就把孩子鎖在圍欄裡，有人甚至拿著武器進行保衛。
然而，危險並不總是來自外面。如果兩個村子或族群相互實施暴力，發生械鬥，有時候整個村子會被騎馬的人包圍並燒燬。那些逃過一劫的人則會被綁走。同一個群落的人也會發生內訌。很多農民急於自衛，情急之下會綁架別村村民，把他們賣給奴隸販子，用得來的錢購買防身的刀槍。有時整個群落都分崩離析，首領也變成了奴隸販子，把自己的人當作供品上供，有時一年就進貢幾百人。還有些地區，對犯了罪的人實施的懲罰就是賣給奴隸販子。有時候，為了給奴隸販子提供奴隸，他們給一些無辜的人定罪，硬說其犯了通姦罪或巫術罪，然後把人賣給奴隸販子。卡桑戈部落的酋長設立了一個名為「紅水神判」的審判儀式，他們強迫被指控犯了罪的人喝一種放了毒藥的紅色液體，喝了紅水又吐出來的人被判有罪，然後賣為奴隸；如果喝了藥水沒吐出來，當即死亡了，他們的家人就被賣為奴隸。
還有比這更恐怖的，有些村民發現自己不是被近鄰欺騙出賣的，而是被自己的家人給出賣的，目的竟是為了還賬。19世紀的德國傳教士，西格斯蒙德·凱勒詢問了140多個曾經是奴隸的人，想瞭解他們是如何被賣為奴隸的，幾乎20%的人說是家人或朋友把他們出賣的。有一位曾經在20世紀90年代和多哥格布賴族的人接觸過的人類學家說，這些人對那個時代有著「異常清晰的記憶」，而且說起這事來語氣很平靜，毫無悲憤之意。當地的格布賴人還給他指了指出賣自己親戚的人曾經住過的房子，而且還記得他們當中許多人的名字。出賣親戚的人通常是男人，按照傳統，男人對於他們姐妹的孩子擁有所有權。即便是現在，格布賴族裡當舅舅的人還經常對外甥開玩笑說要把他們賣給奴隸販子。
大約有3000多萬人被從家裡帶走，絕大多數人再也沒有回來。僅在大西洋奴隸貿易中，從1700年到1850年間，就有1000萬人被賣到海外為奴。那時候，有一個海員在日記裡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來描述被賣奴隸極度痛苦的慘狀：「當船開始起航時，船上整夜都在一片混亂之中。我從來沒聽見過那樣的慟哭哀號，就像瘋人院裡可憐病人的嚎叫。男人們搖晃鐐銬的聲音震耳欲聾。」
在這1000萬奴隸中，到達大洋彼岸的只有880萬，很多人都命喪途中。
如今，非洲大陸飽受經濟落後之苦，這些問題大多與奴隸貿易密不可分，同時也與1885年到1960年殖民時期遺留的問題有關。雖然歷史學家運用了該時期翔實的史料，對於奴隸制度和殖民制度造成的長期破壞給予了令人信服的論證，但直到現在，沒有人曾嘗試對那個時期造成的破壞進行量化。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內森·納恩，在讀研究生時對現代非洲的各國經濟進行比較，他發現，如今最貧困的國家多是以前在奴隸買賣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國家。
非洲的奴隸買賣已經結束了一個多世紀，這種制度對於非洲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有著什麼影響呢？納恩發現這段歷史的遺跡不但在物質生活和公共機構中流傳了下來，而且對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有影響。
內森·納恩出生在加拿大一座農場的小木屋裡，這個農場遠離人煙，只能乘飛機或雪地摩托才能到達。他還記得自己很小的時候，有一天，玩具卡車掉進了緣木地板的縫隙裡，拿不出來了，這讓他非常沮喪。納恩的父親是美國蒙大拿州人，母親是韓國人。他父親來到加拿大，是為了培育一種母牛和犛牛雜交的新品種，這種牛能夠耐得住零下40攝氏度的嚴寒。早些年間，他在韓國首爾認識了納恩的母親。經過幾年的鴻雁傳書，她飛到了加拿大西海岸與他完婚。從一個東亞悶熱潮濕有700萬人口的城市，來到只有10個人的加拿大苔原農場，這樣的舉動非同尋常。在納恩小的時候，母親常給他講由此帶來的文化衝突的故事。有一次，他們坐著馬拉的雪橇穿越冰凍的湖面。突然，湖面裂了，幾匹馬一同掉進冰窟窿，小納恩的父親不得不破冰救馬，隨後砍來干樹枝，在湖岸上生起火來，馬才不至於被凍僵。
在新英格蘭寒冷的一個冬日，我在納恩的哈佛大學的辦公室外面見到了他。他長著一張孩子似的臉，帶著一種漫不經心的神態，很難讓人與他的工作和名聲聯繫起來。多年來，他一直在檔案堆裡搜尋收集十萬多奴隸的檔案記錄，在經濟學領域，他有著開拓人的稱號。我們坐定以後，就談起了文化之間的系統差異、歷史的作用，以及為什麼在奴隸買賣中流失人口多的國家如今是最貧窮的國家等問題。
為了找到奴隸貿易與現代經濟之間的聯繫，納恩在思考當今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否同奴隸貿易之前就存在的地域不平衡相關聯？是否越窮困的國家奴隸貿易越多？然而，納恩的研究結果與此正相反：在奴隸貿易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地區恰恰是非洲經濟最發達、機構組織最完善的國家，這些國家都有中央政府、國家貨幣和完整的貿易網絡。恰恰是那些在奴隸貿易時期最不發達、遭受暴力和戰爭之苦最深的國家，能驅趕奴隸販子，免遭奴隸貿易長期的影響。
當代的貧困現象同歷史上奴隸制度之間的關係，能用殖民主義帶來的後果或者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來解釋嗎？納恩發現這些因素看似有影響，但是影響都不大。起作用的卻是奴隸制度，而且作用很大。
當納恩還在讀研究生時，就讀過奧勞達赫·伊奎艾諾的遭遇和西格斯蒙德·凱勒對奴隸制的記述，並對有那麼多被朋友和家人出賣為奴的親身經歷的報告深感驚愕。大約有20%的奴隸被關係很近的人出賣。納恩想知道這種背叛有什麼樣的長期影響。有一天，他認識了一個詢問同一個問題但目的不同的人。這個人叫倫納德·萬奇肯，是在納恩作有關奴隸數據的演講後認識的。萬奇肯是在貝寧長大的，而貝寧是遭受奴隸買賣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納恩關於奴隸買賣是如何影響現代國家經濟的觀點與萬奇肯的看法不謀而合，萬奇肯認為「信任」觀念是問題的關鍵。
萬奇肯對於「信任」這個問題已經思考了很長時間。當學生時，他熱誠、聰慧，尤其在數學方面很有天賦。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上大學時，他越來越深地捲入了政治激進主義。他組織抗議示威活動，散發傳單，批判貝寧的殘暴政府。後來，他的一些朋友被捕了，他不得不四處躲藏。五年來，萬奇肯每兩天就得換一個住處，有時候他必須睡在山洞裡或叢林中。後來他被捕了，受到拷打。監獄警衛強迫他連續站立三天三夜，接著就是一連數小時的拷打。萬奇肯在監獄裡受了一年半的折磨後，終於逃了出來。他先逃到尼日利亞，然後跑到了加拿大。
儘管在貝寧的「小皇宮」（眾所周知的情報總部的名稱）裡遭受磨難，但是萬奇肯跟我說，貝寧最醜惡的方面還不是公開的腐敗現象，而是親朋好友之間的不信任。在貝寧，相互懷疑無處不在：在經濟活動中，在政治活動中，甚至在家庭生活裡，人們互相猜忌。當他還在上學時，人們就沒來由地互相攻擊，朋友間互相指責為巫師，就是在諺語中也有互不信任的體現，譬如「你能躲過敵人，但你躲不過鄰居和家人。你要提防身邊的人」。流行歌詞中也有類似的話：「這傢伙是笑面虎，看著善良，但會吃人。」有些歌詞表明同母兄弟可以信任，異母兄弟、表親和其他親戚不能信任。他這一輩子，總是聽他母親警告他說當心他的叔祖母阿維蒂諾，唯恐她會傷害萬奇肯，可母親表面上卻十分關照這位叔祖母。萬奇肯在母親去世後，過著逃亡生活時，曾跑到這個叔祖母家門口敲門，那時候，叔祖母已經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她還是掙扎著起來和他打招呼，她只想說點善良的話：「當我去了天國時，我要對你母親講，請她別擔心，告訴她你一切安好。」
小孩子之間的對話裡面也明顯能反映出人們之間的不信任。據萬奇肯回憶，兩個九歲或十歲的孩子互相提醒提防某人，他們會說「他可能賣了你」，或者「他會讓你消失」。在離開貝寧之前，萬奇肯從來都沒有想到過「賣了你」除了字面含義，還有什麼別的意思。這肯定是奴隸貿易時期遺留下來的概念。
加拿大給予了萬奇肯難民身份，時隔不久，他取得了大學本科學位，然後繼續深造，又拿了經濟學博士學位。後來，他受聘擔任了紐約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後又到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他和納恩相識以後，就開始一起合作了。
他們憑直覺認為，從「信任」這個概念入手，能找到奴隸制度可能依然影響著現代經濟體的方式，但他們的目的是尋找證據。當然了，信任對於任何經濟體都是至關重要的，社會要想發展貿易，就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信任，這是最起碼的條件。如果人們相互不信任，他們就不願意做任何生意了，小到簡單的物品交換，大到複雜的簽約生意。然而，在經濟學領域裡，以前還沒有人試圖調查歷史、信任和經濟的關係。總而言之，信任是一個文化因素，而「文化」又是一個模糊的、不明確的概念。納恩和萬奇肯盡可能給出一個簡單的定義：文化是人們作決定時所採取的、以自己的實際經驗為基礎的最基本的標準。人們總是問自己：「我到底信不信任這個人？」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在做出決斷時有不同的標準。
納恩的研究發現，一百年前在奴隸買賣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現在最窮的國家，基於這個觀念，納恩和萬奇肯檢查了「非洲晴雨表」，即衡量公眾對非洲日常生活各個方面所持態度的民意檢測標準。檢測項目有非洲的民主、就業和公民的未來等問題。這項工程涵蓋了非洲17個國家，很像蓋洛普民意測驗。研究人員發現，一般來講，關係越近，得到的信任也就越深，人們給予朋友的信任多於政府官員，這是普遍規律。這個規律也適用於奴隸貿易問題，一百年前捲入奴隸貿易越深的群體也是現在信任理念越缺乏的群體。在現代非洲人中，那些自己的前輩曾在奴隸貿易中遭受創傷較重的人，比那些前輩受創傷相對較輕的人，缺乏信任觀念，他們不但不相信地方政府和同民族的人，也不相信親戚和鄰居。
是奴隸貿易引發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嗎？這種不信任文化一直傳承至今，對原地區的居民依舊有影響嗎？有很多跡象表明，二者之間或許真有必然聯繫。通常來說，如果親眼看見了無辜的人突然被人抱走，或者被當作奴隸賣掉的情景，你從此就不會再相信別人了。不輕信別人可能會使人活得好一些，起碼自己不會被人當奴隸賣掉。大人們在教育孩子的時候，也都會教他們要小心謹慎。奴隸貿易與對人失去信任這兩者之間的聯繫還可以從另一個側面來解釋：奴隸貿易不但使人不再信任別人，也使人失去了別人的信任。或許人們不相信像貝寧這樣的國家的人，是因為他們不值得信任。在這樣的國家裡，首領對自己人下手，家人出賣自家人。這種「背叛」文化與「不信任」文化是否是一同遺傳下來的？答案是「是」，但不完全是。納恩的分析揭示出：當年受奴隸貿易災害最深的地區的民族群體和地方政府如今也最不受人信任。有前輩曾在奴隸買賣中淪為奴隸的人更有可能不認可當地的議會議員，說他們腐敗，說他們不聽選民的意見。納恩解釋說，這很可能是對這些地區議會的準確評價。然而，即便是不考慮對方值不值得信任，受奴隸貿易災害最深的國家都有大量的不信任的現象存在。
當納恩和萬奇肯發表了他們的研究結果以後，萬奇肯在一個貝寧的電視節目中談論了這個問題，並引起了很大反響，有很多人給他寫信，好像每個人對此都有看法要發表。有一個老朋友為了讓萬奇肯聽到他們全家人對這個話題的激烈爭論，用免提打電話給他，整個國家好像掀起了一股信任話題的討論熱。人人都承認有一個深深的不信任的陰影滲透在他們的生活裡，而且人人都認為這種相互懷疑的態度對誰都沒有好處，人們應該更為相互信任才是。
然而，在他的研究發表了多年並在他移居美國之後，萬奇肯給他住在貝寧的姐姐打電話，告訴她有一個老朋友要來看他，他姐姐警告他說：「你可得格外當心，提防這個人！」萬奇肯當時就想：「我認識這傢伙已經40年了！他要想害我早就害了，還用等40年嗎？」在貝寧，有關信任的話題一直是公眾談論的永恆主題。萬奇肯已經著手在貝寧創建一所大學，他說：「我對非洲，尤其是對貝寧的最大貢獻就是通過開設高水平的經濟學研究生課程，來培養下一代領導人和學術界人士。九月份我們就開始了這項工程，現在一切準備就緒。」
有人斷言，不信任和對歷史緘默的習俗會延續一個多世紀，但納恩和萬奇肯對此感到費解。一般來講，我們不認為人的觀念或心態會持續這麼長時間，難道人的觀念和情感有可能繼續遺傳下去嗎？
1348年，在日內瓦湖的一座城堡裡，一個叫阿基米特的猶太人在「很多值得信賴的人」面前受刑。最後他堅持不住了，承認是他在當地的井裡下毒，引起了黑死病。在上一年，這場瘟疫通過絲綢之路席捲到了歐洲，在一個又一個的村莊裡，人們一起床就發現自己發燒了，手腳的指甲變黑，淋巴結很奇怪地腫了起來，然後爆裂流血。還有些人體內出血，尿血，咳血，最後在極度痛苦中死去。
這場瘟疫傳播得又快又廣，整家整家的人，整村整村的人被傳染，據說歐洲就有5000萬人因災死亡（占歐洲總人口的60%），世界範圍內有7500萬人喪生。當時誰也不知道這場可怕的疾病是什麼，又來自何方。有人認為這一定是上帝的懲罰，有人說是星球運動的結果，還有人說這是人類自己製造的疾病。很多人將其歸罪於當時歐洲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猶太人，有的歸罪於殘疾人，還有些個別情況竟然歸罪於貴族階層。人們主要認為瘟疫是由猶太人引起的。阿基米特受刑之後，令人髮指的對猶太人進行的有組織的迫害與屠殺（針對某一族群的狂暴的騷亂行為）席捲整個歐洲，時間長達十餘年之久。
當時有個地區，就是今天的德國，有320個城鎮有猶太人居住區，其中的232個城鎮對猶太人實行了迫害與屠殺，他們破壞猶太人的房屋，對人實施酷刑，驅逐屠殺猶太居民。在很多地區，整個社區被解散，逃亡的猶太人遭到農村暴民的圍攻，只有79個城鎮還能保持平靜。儘管如此，基督教徒中仍然有保護猶太人的人，克萊門特教皇四世就宣佈井裡投毒事件是「不可信的」，醫務人員也說井裡投毒的傳聞不符合事實，但是理性在恐慌面前沒有力量。當瘟疫吞噬了瑞士的巴塞爾州時，死於瘟疫傳染的基督教徒比猶太人多。1349年1月9日，大約有六百名猶太人被趕進萊茵河的一個島上，在一幢特製的木製建築中被活活燒死。
三年以後，瘟疫的高峰過去了，但是由此產生的恐慌和仇恨仍在繼續。後來，經濟學家尼科·沃伊特蘭德和漢斯-約阿希姆·沃斯有關觀念傳承的研究，是該領域最為傑出的成果之一，他們發現仇恨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間持續，竟長達六百年之久。
沃伊特蘭德和沃斯對比研究了同一個城鎮的猶太人在黑死病之後和20世紀20年代所處的境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反猶太人主義在德國形成高潮，很多德國人把戰爭歸罪於猶太人，因此，村民們再次掀起迫害並屠殺本村猶太人的高潮。這兩位研究人員確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施行最殘酷的反猶運動，與在黑死病時期的迫害屠殺明顯地成正比。在20世紀20年代發生的20次對猶太人的屠殺中，有19次發生在14世紀時曾迫害過猶太群體的城鎮裡。假如你是一個生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猶太人，居住在14世紀沒有發生大屠殺的城鎮裡，那麼你被同一城鎮裡的居民打殺的概率是1.1%；假如你是住在發生過那場大屠殺的城鎮裡的猶太人，那麼你遭到打殺的概率就要升至8.2%了。
沃伊特蘭德和沃斯對於亞琛市和維爾茨堡市進行了對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兩個城市的規模相差無幾。從1100年起維爾茨堡市就有猶太人居住了，而亞琛從1242年起才有。在黑死病爆發前後，亞琛市沒有發現反猶暴力事件的記錄。與此相反，維爾茨堡的居民圍攻了猶太人居住區，並打死了800人。沃伊特蘭德和沃斯注意到中世紀時，在維爾茨堡的公證員寫給主教的信中就有反猶情緒，他寫道：「猶太人就應該被火焰吞噬。」大約過了600多年，儘管兩座城市的猶太教堂都曾遭到過破壞，但是只有維爾茨堡進行過反猶大屠殺。
沃伊特蘭德和沃斯不僅僅調查了20世紀20年代在德國直接迫害猶太人的活動，他們還從其他方面追尋反猶運動。其中一個方法是檢測1928年納粹黨實行的民意調查，那時候納粹還沒有得到公眾的擁護。沃伊特蘭德和沃斯寫道：「在有火燒猶太人歷史的地區，納粹黨得到的選票是沒有這種歷史地區的1.5倍。」
在寫給最具納粹種族主義色彩的報紙《進攻者報》（Der Sturmer）的編輯的信中，也能看出與遙遠的歷史之間的聯繫。兩位研究人員確定了寫信人的住址，並且發現了這些地方與施行反猶暴力活動的城鎮有著很強的聯繫。在20世紀20年代住在維爾茨堡的居民給該報編輯寫的反猶信件是別的城鎮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