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本海默和斯尼德是對還是錯？假如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後來發展氫彈的緊急計劃，答案本來在40年代就該確切地知道了，但戰爭和氫彈確實來了，像黑洞那樣不切實際的神秘研究停止了，物理學家的全部精力都轉到了武器的設計。
到50年代後期，緊張的武器奮戰才輕鬆了一些，星體坍縮又回到物理學家的意識中來。這個時候，懷疑者們向奧本海默一斯尼德預言發動了第一次嚴厲的攻擊。首先高舉懷疑大旗的是惠勒，但他沒舉多久；從一開始信仰者們的領袖就是惠勒的蘇聯對手，澤爾多維奇。
惠勒和澤爾多維奇的性格是在近20年的核武器計劃的熔爐中形成的，那是40年代和50年代的20年，是黑洞研究凍結的20年。他們從核武器研究中走出來，帶來了分析黑洞的重要工具：強有力的計算技術，對物理學定律的深刻理解，以及相互協作的研究作風，他們將以這種作風不斷激發年輕的同事。他們也帶來了沉重的包袱——與幾個主要同行的一系列複雜的人際關係：惠勒與奧本海默，澤爾多維奇與朗道和薩哈洛夫（Andrei Dmitrievich Sakharov）。
惠勒1933年剛研究生畢業，就獲得了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國家研究委員會（NRC）的博士後獎學金。他要選擇到哪兒去、跟誰做博士後研究。他本可以像那時大多數NRC的理論物理學博士後一樣去伯克利跟奧本海默，但他選擇了紐約大學和佈雷特（Gregory Breit）。惠勒說，「他們[奧本海默和佈雷特]在個性上完全不同，奧本海默看事情黑白分明，絕對果斷；而佈雷特的工作總帶著灰濛濛的色彩。我追求的東西需要長久的思考，所以我選擇了佈雷特。」10
1933年，惠勒從紐約大學去哥本哈根追隨玻爾，然後到北加利福尼亞大學做副教授，接著又來到新澤西的普林斯頓大學。1939年，當加利福尼亞的奧本海默和他的學生正在探索中子星和黑洞時，惠勒和玻爾正在普林斯頓（玻爾來訪）發展核裂變的理論：11像鈾那樣的重原子核在受到中子轟擊時會分裂成較小的碎片（卡片6.1）。那時，裂變剛被德國的哈恩（Otto Hahn）和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意外發現，而它的意義卻是不祥的：通過裂變的一連串反應，可以造出威力空前的武器。但玻爾和惠勒並沒考慮什麼鏈式反應或武器，他們只想知道，裂變是怎麼產生的？背後的機制是什麼？物理學定律如何產生這個機制？
卡片6.1 聚變、裂變和鏈式反應
很輕的原子核聚變而形成中問大小的核，放出巨大能量。卡片5.322的一個簡單例子是1個，氚核（「重氫」，含一個質子和一個中子）和1個普通氫核（單個質子）形成1個氦-3核（兩個質子和一個中子）的聚變：
這種聚變反應維持者太陽的熱量，也是氫彈（在四五十年代，人們稱它「超彈」）的能源。
很重的原子核裂變（分裂）而形成兩個中間大小的核，放出巨大能量——遠遠超過化學反應的能量（因為決定核的核力遠比決定化學反應原子的電磁力強大），但又遠遠小於輕核聚變的能量。有幾種很重的核會自然裂變，而不需要任何外來幫助。本章更感興趣的裂變是，中子轟擊像鈾-235（有235個質子和中子的鈾核）那樣的重核，將它一分為二：
有兩個特殊的重核，鈾-235和鈽-239，它們的裂變不僅產生兩個中間大小的核，還產生一群中子（如上面圖中畫的）。這些中子可能引起鏈式反應：假如鈾-235和鈽-239聚集在一個很小的包裹裡，那麼從一次裂變中放出的中子會撞擊其他鈾或鈽的核，誘發它們裂變，生成更多的中子，而這些中子又誘發更多的裂變，如此下去。這種鏈式反應如果不受限制，將產生巨大的爆炸（原子彈爆炸），如果限制在反應堆裡，那將是高效的電能。
玻爾和惠勒獲得了顯著的成功。他們發現了物理學定律如何產生裂變，他們預言了哪些核在持續的鏈式反應中最為有效，鈾-235（後來成為毀滅廣島的那顆原子彈的燃料）和鈽-239（這類核在自然界裡並不存在，但美國物理學家很快會知道如何在核反應堆中產生，後來它點燃了毀滅長崎的那顆原子彈）。然而，玻爾和惠勒在1939年並沒想原子彈，他們只想去理解。
玻爾和惠勒解釋核裂變的文章，與奧本海默和斯尼德描述恆星坍縮的文章，發表在同一期《物理學評論》上，11發表日期是1939年9月1日，這一天，希特勒的軍隊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1914年，澤爾多維奇出生在明斯克的一個猶太家庭，那年下半年，全家遷到聖彼德堡（20年代改稱列寧格勒，90年代又恢復舊名）。澤爾多維奇15歲讀完中學，後來沒進大學，而是到列寧格勒的物理技術研究所的實驗室當助手。他在那兒自學了很多物理和化學，也做了許多動人的研究，結果，沒有受過任何正規大學訓練的他在1934年獲得了博士學位，那年他20歲。
1939年，當惠勒和玻爾正在探索核裂變理論時，澤爾多維奇和他的一個親密朋友哈里頓（Yuli Borisovich Khariton）正在研究核裂變產生的鏈式反應的理論。激發他們研究的是法國物理學家佩蘭（Francis Perrin）的一個有趣（但是錯誤）的設想：火山噴發的動力可能來自天然的地下核爆炸，那是原子核裂變鏈式反應的結果。不過，沒人（包括佩蘭）知道這種鏈式反應的細節。澤爾多維奇和哈里頓——已經走進世界最優秀的化學爆炸專家的行列——向著這個問題衝鋒了。幾個月裡，他們（同時西方也有人）證明了這類爆炸不可能自然發生，因為自然出現的鈾大多是鈾-238，而沒有足夠的鈾-235。不過，他們下結論說，如果人工分離出鈾-235，將它們聚集起來，那就可以製造鏈式反應爆炸。（美國人馬上就會開始這種分離，為他們的「廣島原子彈」製造燃料。）罩著核研究的秘密帷幕還沒有降下，澤爾多維奇和哈里頓將他們的計算發表在最有名的蘇聯物理學刊物《實驗與理論物理學雜誌》上，讓全世界都來看。12
在6年的戰爭中，參戰國的物理學家們發明了聲納、掃雷器、火箭、雷達以及最要命的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莫斯，奧本海默領導「曼哈頓計劃」，設計和製造美國的原子彈；在華盛頓漢佛，惠勒作為首席科學家，設計和建造世界上第一個生產規模的原子核反應堆，為「長崎原子彈」製造燃料。13
廣島和長崎在原子彈中毀滅，幾十萬人在原子彈下喪生，令奧本海默很痛苦：「如果原子彈一定要添加進戰爭國家的軍火庫或者準備戰爭的國家的軍火庫，那麼人類總會有詛咒洛斯阿莫斯和廣島的一天。」14「粗俗也罷，幽默也罷，誇張也罷，總之從某種意義說，物理學家已經認識到犯罪了；而這是他們不能失去的良知。」15
惠勒卻另有一樣悔恨：「回頭來看[1939年我與玻爾關於裂變理論的研究]，我感到很難過。我首先是以物理學家的眼光來看核裂變的[那只不過是為了好奇，想知道裂變是怎麼回事]，其次才以一個公民的眼光來看它[為了我的國家的國防]，怎麼會是這樣呢？為什麼我沒想到自己首先是一個公民，其次才是物理學家呢？簡單看看記錄就知道，約2 000萬到2 500萬人在二戰中死亡，而大多數是在後幾年死的。戰爭每縮短一個月，就可能拯救50萬到100萬的生命，我的哥哥喬也可能會活下來，他是1944年10月在意大利的戰鬥中死去的。假如[第一次在戰爭中使用原子彈]那轉折的一天不是1945年8月6日，而是1943年8月6日，該會有多大的不同啊！」16
在蘇聯，物理學家在1941年6月德國來進攻時放棄了所有的核研究，因為對國防來說別的物理學領域能更快產生結果。德軍壓進，包圍列寧格勒時，澤爾多維奇和朋友哈里頓撤退到卡贊，在那兒熱烈地研究常規炸彈的理論，以提高它們的威力。後來，他們在1943年被召到了莫斯科。他們聽說，美國和德國正加緊製造原子彈，這是很明顯的。他們將加入庫爾恰托夫（Igor V.Kurchatov）領導的一個傑出小組，發展蘇聯的原子彈。
兩年後，美國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爆炸時，庫爾恰托夫的小組徹底從理論上認識了生產鈽-239的核反應堆，設計了幾種可能的原子彈——哈里頓和澤爾多維奇成了這個計劃的理論領導。
斯大林知道美國原子彈爆炸後非常生氣，大罵庫爾恰托夫，恨他的蘇聯小組進展太慢。庫爾恰托夫為他的小組辯解說，在戰爭蹂躪下，憑有限的資源，他的小組的進展已經夠快了。斯大林憤怒地告訴他，如果小孩兒不哭，媽媽怎麼知道他想要什麼？！你需要什麼就說，可以答應一切要求！然後，他又要求實施一個行動不受限制的原子彈緊急計劃，由那位可怕的秘密警察領導人別裡亞（Lavrenty Pavlovich Beria）全權負責。
很難想像別裡亞費了多大的力氣。斯大林監獄裡的幾百萬人被迫應徵，這些「澤克」們（在口頭上人們這樣稱呼）1建立了鈾礦、鈾提煉廠、核反應堆、理論物理研究中心、武器試驗中心和為這些機構提供自給服務的小城市。它們散佈在全國各地，迷霧重重，為的是不讓美國的曼哈頓計劃知道。澤爾多維奇和哈里頓被調往其中的一處，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它的位置，儘管西方國家在50年代末就幾乎確定了，但蘇聯到90年代才向國人公開。2他們去的地方簡稱是Obyeht（「基地」），哈里頓是負責人，而澤爾多維奇負責下面一個關鍵的原子彈設計小組。在別裡亞領導下，庫爾恰托夫建立了幾個物理學家小組，同時而完全獨立地探討原子彈計劃的各個方面；儘管煩瑣複雜，但能保證安全。基地的小組向其他小組提出設計問題，其中一個小組的領導者是莫斯科物理問題研究所的朗道。
當研究隊伍滾滾向前時，蘇聯間諜通過福奇斯（Klaus Fuchs，參加美國原子彈計劃的英國物理學家）獲得了美國鈽彈的設計，它與澤爾多維奇和他的同事們提出的設計有些不同。這樣，庫爾恰托夫、哈里頓和夥伴們就面臨著艱難的抉擇：他們承受著沉重的壓力，斯大林和別裡亞在等著結果；他們害怕原子彈試驗失敗的後果，在那個年代，失敗就意味著殺頭。他們知道美國的設計在廣島和長崎成功了，而他們有的鈽只夠一顆原子彈。如何抉擇是顯然的，也是痛苦的：他們將自己的設計放到一邊，3將他們的緊急計劃照著美國的設計進行修改。17
4年過去了，經過無數緊張的奮鬥，不知有多少秘密，說不清死了多少被勞役的犯人，在捨裡亞賓斯克附近的核反應堆產生了多少廢物——10年後那兒發生爆炸，污染了幾百平方英里的土地18——緊急計劃在1949年8月29日終於到頭了。第一顆蘇聯原子彈在亞洲的謝米帕拉京斯克附近爆炸了，蘇軍最高司令和政府官員現場觀看了試驗。
1949年9月3日，一架美國WB-29氣象探測飛機在從日本飛往阿拉斯加的航線上，發現了蘇聯核裂變試驗的產物，數據被送給包括奧本海默在內的一個專家委員會評估，毫無疑問地證實了蘇聯試驗了一顆原子彈！
這給美國帶來了恐慌（如後方的原子彈隱蔽所，學校孩子們的原子彈演習，麥卡錫在政府、軍隊、媒體和大學中清理共產黨間諜和他們的同黨的政治迫害），在物理學家和政治家之間爆發了巨大的爭論。在美國原子彈設計中最具創造力的物理學家特勒（Edward Teller）倡導盡快設計和建造「超彈」（或「氫彈」）——一種以氫核聚變形成氦為基礎的武器。如果造出氫彈來，那將是很可怕的。似乎沒有辦法限制它的威力。誰想過比廣島原子彈威力大十倍、百倍、千倍甚至百萬倍的炸彈嗎？如果氫彈成功了，它的威力要多大有多大。
惠勒支持特勒。他相信為對抗蘇聯的威脅，「超彈」的緊急計劃是基本的。奧本海默和他的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一般咨詢委員會表示反對。他們指出，人們相信的「超彈」是否能建造成功，還並不是很清楚。退一步講，即使成功了，那些威力比普通原子彈大得多的超彈也可能會太重，不能用飛機或火箭來發射。另外，還有道德上的問題。奧本海默和他的委員會說，「我們相信，這個建議[緊急計劃]必然會帶來的對人類的極大危險完全超過了可能由它帶來的軍事上的優勢，這也是我們反對它的原因。我們要讓大家都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一種超級武器，與原子彈屬於完全不同的範疇。要發展這種超彈，就得容忍用一顆炸彈去毀滅一大片；使用這種武器，意味著決心去屠殺大量的國民。至於幾個可能規模的超彈的爆炸會產生多大的全球性的輻射影響，我們感到更可怕了。假如超彈成功了，它的破壞力是沒有極限的；因此，超彈可能成為種族滅絕的凶器。」19
在特勒和惠勒看來，這些理由是毫無意義的。他們相信，俄國人肯定會向氫彈推進的，如果美國落後了，自由世界就將陷入巨大的危險。
特勒和惠勒的觀點佔了上風。1950年3月10日，杜魯門總統下令實施超彈緊急計劃。
現在看來，美國1949年的超彈計劃似乎真像奧本海默的委員會猜測的那樣，是一個失敗的策略。不過，它不是一定會失敗，而當時對它也沒有更好的認識，所以大家都還在努力探索，到1951年3月，特勒和烏拉姆（Stanislaw Ulam）發明了一種全新設計，看來大有希望。
特勒和烏拉姆發現的只是一種設計思想。正如貝特（Hans Bethe）所說，「特勒的想法，十個有九個是沒用的。他需要判斷力更強的人，即使天賦差些，來幫他選擇第十個思想，那常常是天才的靈感。」20為了檢驗這個思想是天才的靈感還是騙人的廢物，需要將它落實到具體周詳的原子彈設計中去，然後用最大的計算機來執行那些複雜的計算，看設計是否可行；如果計算成功，那麼接下來就是製造和試驗真正的原子彈了。
1952年，普林斯頓大學惠勒氫彈設計小組部分成員。左起，前排：Margaret Fellows,Margaret Murray,Dorothea Ruffel,Audrey Ojala,Christene Shack,Roberta Casey。第二排：Walter Aron,William Clendenin,Solomon Bochner,John Toll，惠勒，Kenneth Ford。第三、四排：David Layzer,Lawrence Wilets,David Carter,Edward Frieman,Jay Berger,John McIntosh,Ralph Pennington，不詳，Robert Goerss。
[Howard Schrader攝；Lawrence Wilets和惠勒提供。]
為計算設立了兩個小組：一個在洛斯阿莫斯，另一個在普林斯頓大學。惠勒負責普林斯頓那組。惠勒的小組夜以繼日幾個月，在特勒-烏拉姆思想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原子彈設計方案，並用計算機檢驗了它是否可行。惠勒後來回憶，「我們做了大量的計算，用了紐約、費城和華盛頓的計算機設備——實際上，全美國大部分的計算機都用上了。為了弄清問題，維勒茨（Larry Wilets）、托爾（John Toll）、福德（Ken Ford）、亨尼耶（Louis Henyey）、豪斯曼（Carl Hausman）、奧利維爾（Dickl'Olivier）等人每天6個小時三班倒。」21
計算清楚說明，特勒-烏拉姆思想大概是可行的。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奧本海默是那兒的院長）召開了一個會，向奧本海默的一般咨詢委員會和它的上級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報告這個思想。特勒先作介紹，然後，惠勒講述了他的小組的具體設計和得到的爆炸結果。惠勒後來回憶說，「在我開始講話時，福德從外面趕到窗口，將窗戶抬起，遞進一大卷圖。我將圖展開，掛在牆上，它說明了[我們所計算的]熱核燃燒的過程……委員會沒有別的選擇，只得承認這些事情還是有意義的……我們的計算也讓奧比改變了對這個計劃的看法。」22
奧本海默也講過他自己的感受：「我們在1949年的計劃[那個『失敗的策略』]是一個被扭曲了的東西，你可以有充分理由認為它不會有多大技術意義，於是還可能認為，即使有了它，也並不需要。1952年的計劃[以特勒-烏拉姆思想為基礎的新設計]在技術上是很吸引人的，沒有什麼可以爭論的。問題只是軍事的、政治的和人道的，那就是一旦你有了超彈，你要怎麼做？」23他沒有再表示對有關倫理學問題的憂慮，同委員會其他成員和特勒、惠勒以及超彈的擁護者們走到了一起；製造和試驗超彈的計劃在加速向前，像惠勒小組和洛斯阿莫斯小組同時進行的計算所預料的那樣，進展很順利。
惠勒小組複雜的設計計算最後寫成秘密的《馬特哈恩計劃，B部，報告31》或PMB-31。惠勒說，「我聽說，至少在10年裡，PMB-31是熱核裝置[氫彈]設計的聖經。」24
1949～1950年，當奧本海默、特勒等人在美國的恐慌中爭論是否該緊急發展超彈時，蘇聯已經在施行他們自己的超彈計劃了。
1948年春，蘇聯第一顆原子彈試驗15個月前，25澤爾多維奇和他的小組在「基地」完成了類似於美國「失敗策略」的關於超彈設計的計算。41948年6月，在蘇聯最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的塔姆（Igor Tamm）領導下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二個超彈小組。26成員有金茲堡（Vitaly Lazarevich Ginzburg，在第8、10章我們會聽到他更多的事情）、薩哈洛夫（70年代他將成為一個異議人士，到80和90年代，他又將成為蘇聯的英雄和聖人）、別連斯基（Semyon Belenky）和羅瑪諾夫（Yuri Romanov）。塔姆小組的任務是審查和優化澤爾多維奇小組的設計計算。
他們對這個任務的態度，還是別連斯基說得乾脆：「我們的工作就是為澤爾多維奇舔屁股。」28澤爾多維奇的個性很矛盾，在學術上堅強有力，對別人要求苛刻，而政治上膽小懦弱，在蘇聯物理學家中不大討人喜歡，但他的確是很卓越的。朗道領導著下面的一個輔助設計小組，偶爾會接到澤爾多維奇的命令，要他就原子彈的設計分析這分析那。有時，他會在背後說他是「母狗，澤爾多維奇」。29不過，澤爾多維奇倒是很尊重朗道，認為他是判決物理學思想的偉大法官，是他最偉大的老師——雖然他從來沒有正式聽過朗道的一堂課。
塔姆小組的薩哈洛夫和金茲堡只用幾個月就得到一個遠比澤爾多維奇和美國人正在探尋的「失敗的策略」好的超彈設計方案。薩哈洛夫提出造一個重裂變層（鈾）和輕聚變層相間的千層餅式的超彈，金茲堡提出輕聚變燃料用氘化鋰（LiD）。30在超彈強烈爆炸中，LiD的鋰核將裂變成氘核，氚核將與氘核一起聚合成氦核，釋放出巨大能量。重元素鈾會阻止能量過快釋放，幫助壓縮聚合燃料，向燃料加入裂變能量，通過這些過程，它會增加爆炸的威力。當薩哈洛夫報告這些思想時，澤爾多維奇一下子就看到了希望。薩哈洛夫的千層餅和金茲堡的LiD很快就成為蘇聯超彈計劃的焦點。
為將超彈計劃更快向前推進，薩哈洛夫、塔姆、別連斯基和羅瑪諾夫奉命從莫斯科遷往基地，但金茲堡沒去，原因是很清楚的：3年前他與伊凡諾夫娜（Nina Ivanovna）結婚，她是一個活潑而有才華的女人，40年代初被人誣陷謀害斯大林而進了監獄。有人告她和她的夥伴密謀從她家的窗戶向下面經過阿爾巴特街的斯大林開槍。正當三人法官小組判決時，有人指出她家的窗戶根本看不到阿爾巴特街。於是，她享受了難得的恩賜，命保住了，只被判坐牢，然後被流放，沒有死。夫人的坐牢流放大概足以玷污金茲堡的名譽，這位超彈的LiD燃料的發明者只好被基地拒之門外。他高興了，比起超彈設計，他更喜歡基礎的物理學研究；而科學世界也得到了他的回報：在澤爾多維奇、薩哈洛夫和惠勒集中精力研究超彈時，金茲堡揭開了宇宙線如何在銀河系中傳播的秘密，又同朗道一起用量子力學定律解釋了超導性的起源。
1949年，當蘇聯原子彈計劃結束時，斯大林命令動員全國一切力量立即投人超彈計劃。從囚犯到理論研究人員、工廠、試驗場以及有關設計和建造各方面的物理學家小組都要集中起來，在氫彈上與美國鬥爭。而美國人對此卻一無所知，他們還在爭吵是否需要趕緊發展超彈。不過，美國技術領先，起步也快。
1952年11月1日，美國爆炸了一個代號麥克（Mike）的氫彈型的裝置。麥克是為了檢驗1951年的特勒-烏拉姆發明而設計的，基礎是惠勒和洛斯阿莫斯兩個小組同時進行的設計計算。它以液氘為主要燃料。為了液化氘並注入爆炸區，需要工廠那麼大的設備，所以這不是那種可以用任何飛機或火箭發射的炸彈。不管怎樣，它還是完全摧毀了西太平洋埃尼威托克島的埃盧格蘭礁嶼，威力比在廣島令100 000人喪生的那顆原子彈大800倍。31
1953年3月5日，莫斯科廣播電台在哀樂聲中宣佈約瑟夫·斯大林逝世。美國人高興了，蘇聯一片傷悲。薩哈洛夫給妻子兌拉娃寫信說，「偉人的死給我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我正在想他這個人。」32
1953年8月12日，在捨米帕拉京斯克，蘇聯爆炸了他們的第一顆氫彈，美國人稱它為「喬-4」（Joe-4），是照薩哈洛夫的千層餅設計的，聚變燃料用金茲堡的LiD，體積很小，可以用飛機投放。不過，喬-4的燃料不能用特勒-烏拉姆方法點燃，結果它的威力就遠比美國的麥克小：它「只有」廣島原子彈的30倍，而麥克是800倍。
實際上，用美國超彈設計者的話說，喬-4根本不是氫彈，而是加強的原子彈，也就是說，在原子彈中加入了一些聚變燃料，從而增大了威力。這種加強的原子彈早就在美國的軍火庫裡了；美國人不承認它們是氫彈，因為千層餅的設計方法不能點燃任意量的聚合燃料。舉例說，憑這種設計沒辦法造出比廣島原子彈強幾千倍的「世界末日武器」。
但30顆廣島原子彈也是不能輕視的，何況它還可以用飛機投放。不過，喬-4實際上只是令人敬畏的武器，而惠勒和其他美國人卻長長舒了口氣，幸好自己有真正的氫彈，蘇聯新領導人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不能用它來威脅美國了。
1954年3月1日，美國爆炸了第一顆LiD燃料的可投放氫彈，代號為布拉沃（Bravo），同麥克一樣，它的基礎是惠勒和洛斯阿莫斯小組的設計計算，也用特勒-烏拉姆的發明。爆炸能量是廣島原子彈的1 300倍。
1954年3月，薩哈洛夫和澤爾多維奇（獨立於美國）聯合發現了特勒-烏拉姆思想。33幾個月內，蘇聯的力量都集中來實現一顆真正的超彈，破壞力要多大有多大。他們只用了18個月就完成了設計和建造，1955年11月23日，它突然爆炸了，能量是「廣島」的300倍。
正如奧本海默的一般咨詢委員會在反對超彈緊急計劃時所猜測的那樣，這些大能量的超彈——以及後來蘇聯為了恐嚇肯尼迪而爆炸的5000個廣島原子彈威力的龐然大物——並沒引起美國和蘇聯軍隊的多大興趣。現在俄國和美國軍火庫裡有的只是約30個廣島的原子彈，沒有幾千倍的。儘管它們是真正的氫彈，卻並不比大原子彈更有威力。軍隊不需要也不想要「世界末日」的東西。這種東西惟一的作用在於給敵人以心理上的威懾——在有像斯大林那樣的領導者的世界裡，這種威懾作用還是很重要的。
1953年7月21日，斯特勞斯（LeWiS Strauss）成為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他當委員時曾在超彈緊急計劃問題上與奧本海默激烈爭論過。他當權的頭一件事就是將普林斯頓的奧本海默辦公室的所有秘密材料拿走。斯特勞斯和華盛頓的許多人都很懷疑奧本海默的忠誠。一個忠於美國的人怎麼可能像他那樣在惠勒小組證明特勒-烏拉姆思想前反對超彈計劃呢？原子能國會聯合委員會的首席律師波爾登（William Borden）在超彈爭論期間給胡佛（J.Edgar Hover）寫信說，「此信的目的在於表達我個人深思熟慮的意見。通過對所有秘密證據的多年研究，J·羅伯特·奧本海默很有可能是蘇聯的代理人。」奧本海默的忠誠審查被取消了，1954年4、5月，在美國第一次投放氫彈試驗期間，原子能委員會舉行聽證會，決記奧本海默是否真的危及同家安全。
聽證會期間，惠勒正在華盛頓忙別的事情，沒有捲進來。然而，他的親密夥伴特勒在去作證的前一天晚上來到他所在賓館的房間，在地板上走來走去，彷徨了幾個小時。假如特勒說他想說的話，會極大傷害奧本海默；但他能不那麼說嗎？惠勒沒什麼疑慮，在他看來，特勒很正直，一定會說實話。
惠勒是對的。第二天，特勒說的話大概只有惠勒能理解：「在很多時候，我看到奧本海默博上做的事情……我非常難以理解。在許多觀點上，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而他的行為對我來說太複雜了，簡直令我疑惑。在這一點上，我感覺應該考慮目前最重要的國家利益，這一點我認識更多，也相信更多……我相信——當然，這只是信仰問題，沒有什麼專業問題和背景——奧本海默博士，憑他的性格，是不會故意也不會願意做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的。所以，如果你們的問題說的是一種傾向的話，我可以說，我找不到什麼理由說他不忠；如果問題是要憑他在1945年以來的行為來作出明智的判決，那麼我可以說最好也不要肯定他的忠誠。」34
幾乎所有來作證的物理學家都無疑是支持奧本海默的——特勒的證詞令他們驚呆了。儘管如此，儘管沒有可靠的證據說明奧本海默是「蘇聯的代理人」，時代的潮流還是佔了上風；奧本海默被宣佈危害國家安全，是對國家不忠的人，沒有資格參與秘密事務。
在多數美國物理學家看來，奧本海默是時代的犧牲品，而特勒是小人。特勒在他的餘生將被物理學界唾棄。但在惠勒看來，特勒才是犧牲者，他相信，特勒「憑勇氣表達了他忠實的判斷，他把國家利益放在物理學家的團結之上。」35惠勒認為，他的證詞「值得考慮」而不該被排斥。35年後，薩哈洛夫也同意這一點。536
[1] zek，蘇聯監獄稱犯人的黑話，是zaklyuchennyi監獄的簡稱。——譯者
[2] 在捨裡亞賓斯克和烏拉爾山之間的阿茲馬斯城附近。
[3] 在美國設計基礎上的原子彈試驗成功以後，蘇聯人又回到自己的設計，在它基礎上建造了原子彈，1951年試驗成功。
[4] 薩哈洛夫猜測，這個設計可能直接受通過間諜活動（也許通過間諜福奇斯）從美國得到的情報的激發。而澤爾多維奇則斷言，不論福奇斯還是別的間諜，都沒有提供過他的設計小組所不知道的任何有價值的情報；蘇聯超彈間諜活動的最大作用在於讓蘇聯政治當局相信他們的物理學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27
[5] 在這一點上，我決不贊同惠勒（儘管他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和老師）和薩哈洛夫。關於特勒-奧本海默的矛盾和美國是否該造原子彈的爭論，我推薦大家去看Bethe（1982）和York（1976）的思想性和知識性都很強的著作。關於薩哈洛夫的觀點，可以看他1990年的東西；貝特（1990）對他有過批評。奧本海默聽證會的實況，可以看美國原子能委員會（USAEC）1954年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