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許應該慶幸，在當今的時代，戰爭和暴力，作為人與人之間一種最野蠻的對話方式，在文明世界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憎惡和唾棄。即便是那些將訴諸武力視為在解決國際爭端中不得已而偶爾為之的一種必要手段的政治家，也都傾向於認為這是一種令人遺憾的手段。然而毋庸諱言，如果將人類文明史比作一幅漫長畫卷的話，那麼，隨著這幅畫卷的徐徐展開，撲面而來的，必是漫地的戰火硝煙，震天的廝殺吶喊，金戈鐵馬，鼙鼓銅琶，千載之下，猶隱約可聞。可以說，戰爭與整個人類歷史是相伴而生的。不可否認，戰爭在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破壞和劫難的同時，也是不同民族間促進文化交流、實現民族融合的一種重要對話手段，儘管其本意也許並不在此。因此，軍事史能夠成為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西方史學的開山之作、希羅多德的《歷史》，就是一部「希臘—波斯戰爭史」，這就更不用說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了。
愛德華·克裡西的這本書，已經成了西方軍事史學的經典。此書初版於1851年，出版後深受讀者歡迎，成為維多利亞時代最暢銷的著作之一，據說，當時只有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斯邁爾斯的勵志經典《自助》與之差堪比肩。有人統計，自1851～1894年，43年間此書一共再版了38次，其受歡迎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作者在本書中首次提出的「決定性戰役」（Decisive Battle）的概念，後來變得非常流行，並引起許多歷史學家的效仿。粗略統計一下，這些書包括：美國歷史學家克拉倫斯·沃頓（Clarence Wharton）1930年出版的《第十六場決定性戰役》，他把德州獨立戰爭的最後決戰補充進了克裡西的清單中；1954～1956年，英國歷史學家J.F.C.富勒（J.F.C.Fuller）出版了他的軍事史巨著、三卷本的《西方世界的決定性戰役及其對歷史的影響》，補充了1920年的華沙戰役；1964年，美國歷史學家約瑟夫·B.米切爾（JosephB. Mitchell）以克裡西的著作為基礎進行了增補，出版了《世界的二十場決定性戰役》，補充了維克斯堡戰役（1863）、薩多瓦戰役（1866）、第一次馬恩河戰役（1914）、中途島戰役（1942）和斯大林格勒戰役（1942～1943）；1976年，諾貝爾·弗蘭克蘭（NobleFrankland）和克裡斯多佛·道林（Christopher Dowling）出版了《二十世紀的決定性戰役》。一部著作在後世引起了這麼多的「效顰」或「續貂」之作，在出版史上大約也是不多見的吧，從中，或許能看出克裡西這本書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克裡西在選擇這15場戰役時，既不是根據雙方投入的兵力規模，也沒有依據傷亡人數的多寡，而是選擇那些在他看來對此後的歷史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戰役。換句話說，如果這場戰役獲勝的是另一方的話，此後的歷史圖景將大為不同。然而，歷史從來都拒絕假設，正如歷史哲學家克羅齊所說的：「歷史中沒有『假設』的容身之地，為了將它排除在外，我們必須確認並不斷重申歷史的必然性。」因此，後世史家也有不少人對克裡西的觀點提出質疑：克裡西將人類歷史的進程繫於某場「決定性戰役」的勝負成敗，是否失之片面？人類歷史是一個漫長的演化過程，決定其進程的，是更深層次的制度和文化力量，而不是那些可能影響某場戰役勝負的、變化無常的因素（諸如將領的才能、軍隊的紀律，以及士兵的勇氣之類）。比如，影響深遠的法國年鑒學派就認為：歷史中真正的決定性因素，是一些長期而深層的客觀現象：地理氣候、經濟制度、社會結構和人口構成，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觀念、意識形態和風俗習慣，所有這些因素都遠不是個人能力所能控制的。在布羅代爾看來，即使是諸如軍事衝突這樣的戲劇性事件，其對於長期的結果，也影響甚微。不過，要討論這樣的理論問題，恐怕就不是我這樣的門外漢所可置喙的了。
除此之外，克裡西筆下的「決定性戰役」大多是以歐洲為中心的，一系列的事件，基本上都與決定歐洲（尤其是英國）的政治疆界有關，唯一遠離歐洲邊境的戰役，發生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說到底也還是與歐洲（英國）有關。在今天看來，這種狂妄自大的歐洲中心主義無疑是不合時宜的，也是一種「政治不正確」。不過，後世讀史者，對於歷史，自然應該有寅恪先生所說的「同情之瞭解」；而對於歷史學家，又何嘗不該如此呢？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如日中天，有幸躬逢其盛的人，胸中的萬丈豪情，難免要滋生出驕矜之氣，這是那個時代的通病，大約也是人情所不免吧。
書中的註釋，除標明「原注」者外，其餘均為譯者所加，不當甚或錯謬之處，想必難免，還望讀者諸君不吝教正。
秦傳安
北京花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