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倫理能不能管科學」的思考之一
蘇聯物理學家薩哈羅夫（A．D．Sakharov），被稱為蘇聯的「氫彈之父」，他後來成為蘇聯最有影響、最大牌的持不同政見者之一。1975年他獲諾貝爾和平獎，但蘇聯當局不准他前往奧斯陸領獎。他一度過著類似軟禁的生活，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他才回到莫斯科，1989年12月逝世。在西方世界，薩哈羅夫最受人關注的不是他在蘇聯核武器研究中的貢獻，而是他的政治態度。1975年諾貝爾委員會評價薩哈羅夫是「人類的良心」；而美國總統布什在薩哈羅夫誕辰80週年紀念會上稱讚他「不論在俄國還是整個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與和平的人們希望與精神的燈塔」。
這就是薩哈羅夫在西方公眾中普遍留下的形象。
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原先也是認同薩哈羅夫上述形象的。1975年薩哈羅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波普爾也曾對他推崇備至，1981年時波普爾還說薩哈羅夫是「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偉大的英雄」。但是後來他對薩哈羅夫的評價卻有了極大改變，他甚至認為薩哈羅夫「這個人早期是一個戰犯」。
導致波普爾對薩哈羅夫的評價急轉直下的，是薩哈羅夫在回憶錄中「展現了罕見的勇氣」所披露的一些往事，其中令波普爾印象最深刻的是下面這個故事：
薩哈羅夫40歲那年，他想出了一個所謂的「魚雷計劃」，關於這個計劃他在回憶錄中也有詳細描述，省略了那些技術細節之後，簡單來說是這樣：
我在想，可不可能發展一種巨大的魚雷？這種魚雷可以從潛水艇上發射，……對準幾百里外的敵方港口……只要它們能抵達目的地，相當於10億噸的炸藥就會在水底和空中同時引爆，造成敵方的重大傷亡。
這就是後來帶有核彈頭的潛射導彈。當時這個想法讓薩哈羅夫十分興奮，就興沖沖跑去找有關的海軍將領商討「可行性」了，結果卻令他頗為意外：
在魚雷計劃初期階段，我去跟海軍少將福明（Fomin）研究計劃的可行性。他被這種大規模的屠殺計劃嚇了一跳，甚至有些反感。他說，如果真的開戰，他們海軍官兵只習慣跟敵方的武裝部隊戰鬥。我覺得丟臉得要命，從此不再跟旁人討論這個計劃。
福明對薩哈羅夫的答覆是很值得仔細玩味的——「海軍官兵只習慣跟敵方的武裝部隊戰鬥」，這是一個矜持的、同時又對薩哈羅夫懷著深刻鄙視的回答。薩哈羅夫的計劃意在對敵方港口城市進行毀滅性的突然襲擊，這當然意味著對非武裝居民的大規模屠殺，而這一點是作為職業軍人的福明海軍少將所不「習慣」的。
從表面上來看，這個故事展現了蘇聯海軍少將福明的軍人道德操守。
然而，按照我們以前所習慣的某種觀念體系，在上面的故事中，角色「按理」似乎應該顛倒過來才對——海軍少將福明作為職業軍人，「鷹犬之才，爪牙可寄」，他應該對大規模殺傷武器及其投放技術更感興趣；而薩哈羅夫作為一個科學家，一個後來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應該更關心人類的和平幸福，拒絕研發大規模殺傷武器及其投放技術才對。然而事實卻是相反，而且這事實是薩哈羅夫自己陳述的！
波普爾對這個故事是這樣解讀的：他說薩哈羅夫「絕不是積極侵略者手中的消極工具」，恰恰相反，當時正好40歲的薩哈羅夫「對於剷除資本主義的信念深信不疑」，所以他積極主動地為這個目標出謀劃策貢獻心力。在薩哈羅夫的回憶錄中記載得很清楚，他的「魚雷計劃」並沒有任何人叫他設計，完全是他自動自發、「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波普爾就是在這一點上無法原諒薩哈羅夫。
雖然薩哈羅夫在自己的書中，為自己當年的行為辯護時，有這樣一個說法：「我只是個工人」——干技術活兒的，政治家要我殺人，我只好去幫他殺。但波普爾指出：「所有的德國戰犯都是這麼為自己辯解的」。波普爾因此將40歲時的薩哈羅夫視為戰犯。他還想出一個比喻說：「如果一個40歲的人殺了人，幾年以後，他說，抱歉，真希望當初沒有殺人，他就不是殺人犯了嗎？」波普爾強調薩哈羅夫那年40歲這一點，則是因為他認為薩哈羅夫此時已經是一個成年人，完全具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義務和能力了。
不過，在上面的故事中我注意到一個細節：薩哈羅夫在聽了福明海軍少將的回答後，他「覺得丟臉得要命」。這個「丟臉得要命」的感覺，是僅僅因為自己的計劃沒有受到重視而產生的不快呢，還是可以理解為薩哈羅夫此時尚存的「一念之仁」呢？福明海軍少將的回答，是不是在那一刻喚醒了薩哈羅夫內心深處的某種良知呢？
波普爾的上述觀點，是在他晚年（1991年）接受採訪時所言，而當時的採訪者對古巴導彈危機等政治問題更感興趣，所以波普爾也沒有機會在這個問題上作更多的討論。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上述故事出發作進一步的思考。
這裡可以區分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科學家在為本國研發大規模殺人武器時，如何從道德上判斷他們的善和惡？如果波普爾認為薩哈羅夫在上述故事中的行為是惡，是不可原諒的犯罪行為，那麼在美國的「曼哈頓計劃」中，科學家為美國研發原子彈，是不是惡，是不是罪行呢？
在這個問題上，首先「大規模殺人武器」是一個界限。比如，德國的科學家為納粹德國研發更先進的步槍，或許可以被視為一般性的職業行為而受到寬恕（這時就可以適用薩哈羅夫「我只是個工人」的辯解）；但他們為希特勒研發原子彈，就難以逃避「始作俑者」的譴責。當然，這仍然只是一個模糊的界限，但至少在兩端是有明確不同的。
而美國的「曼哈頓計劃」之所以被視為正義，是因為我們在納粹德國和美、英所代表的「自由世界」之間，認定了前者為惡，後者為善。也就是說，惡人率先研發大規模殺人武器之後，善的一方被迫跟進，就不是惡。同理，當中國研發自己的「兩彈一星」時，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我們當然認為威脅中國的美國是惡，而自己的祖國是善，所以中國研發自己的「兩彈一星」也是正義的。
波普爾對薩哈羅夫的指責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在上述故事中，薩哈羅夫和海軍少將福明，他們兩人中誰是惡，誰是善呢？根據我們對上一問題的討論，顯然薩哈羅夫是惡，而海軍少將福明是善。原因是，薩哈羅夫提出「魚雷計劃」時，雖然美、蘇處在冷戰中，但他的祖國畢竟是在和平狀態，無論如何比二戰後期的納粹德國更安全，而且他的上級也沒有命令他研發新的核彈投放技術。在這樣的情況下，薩哈羅夫主動想出惡招以求殺人更快，這讓我立刻想到中國科學院路甬祥院長近年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的，「要用倫理道德規範和引導科學」。顯然，福明海軍少將心中比薩哈羅夫更具倫理道德的規範。